国际水稻遗传育种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一、水稻遗传育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毛金晓^[1]（2020）在《政治与学术：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0-1966）》文中提出学术常与政治相关联,其发展还受到学者、社会的影响。在中国生物科学界中,米丘林学说进入中国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案例。米丘林学说进入中国后,因其苏联背景、唯物主义、实用色彩等特质而受到解放区农林干部推崇,与民国时进入中国的孟德尔学说展开竞逐,最终在政治权力介入下米丘林学说取得生物学界的“正统”地位,进入发展鼎盛阶段,此后在政治变化、学人坚守、国际形势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米丘林学说逐渐式微。本文通过考察1940年至1966年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而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在学术与政治的张力中做出的不同抉择以及知识人对学术的坚守。米丘林学说由苏联传入中国,最初受众不多且发展缓慢,后因实用色彩浓厚,在解放区农林干部的宣传中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米丘林学说更因与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理论相契合而迅速发展,各高校积极开展米丘林学说的学习运动。在乐天宇的领导下,北京农业大学成为学习米丘林学说的先锋,率先发起对孟德尔学说的冲击。坚守学术立场、支持孟德尔学说的李景均无奈之下出走香港,随着李景均事件的发酵,政治权力介入,在对乐天宇的个人作风的批判中,中共中央确立米丘林学说为生物学的正确发展方向,奠定米丘林学在中国遗传学界“一家独霸”的地位,进入发展鼎盛时期。面对米丘林学说的“政治正确”,生物学者在学术与政治间各有抉择。部分学者如余先觉、谈家桢、高沛之等对学术立场或明或暗的坚守和对国际生物学界最新进展的学习,米丘林学说在各大学中并未真正实现“独霸”。在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中,米丘林学说的不合理性、伪科学性逐渐显露,而后在国际生物科学发展及国内政策的影响下,米丘林学说逐渐式微。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权力的纠偏下,中国遗传学界在学术争鸣中对米丘林学说进行批评,米丘林学说地位发生变化。但在反右运动中米丘林学说又有所回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米丘林学说并未因其苏联背景而在中国遗传学界消失,反而在学者的学术坚守中“为我所用”,与孟德尔学说并存,共同促进中国遗传学界的发展,与同时期内苏联科学界米丘林学说再次“一家独霸”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变化,与政治变化、学人抉择密切相关。政治介入学术的尺度、学者在政治与学术张力间的抉择、真正的“知识人”对学术立场的坚守,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刻影响着学术的命运。

邓丽群^[2]（2019）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中国近代作物学发展中的作用》文中研究表明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的产生,它引领着中国近代作物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领导下,开展作物学研究,征集优良作物品种,进行作物品种分类,改进栽培耕作方法,选育稻麦棉等良种。它汇聚、培养优秀人才,聘任外国着名专家,是作物学发展的人才基地;积极推广良种和作物栽培技术,开展国内外作物学交流,创办刊物,出版论着。它的创建,提高了作物生产水平,对中国近代作物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作物学的发展。

慕亚芹^[3]（2017）在《朱兆良与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研究》文中提出肥料被称为“粮食”的“粮食”,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施肥是增加农作物单产的重要措施。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肥料使用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由习惯经验施肥转变为科学施肥,由只施氮肥转变为平衡施肥。这些转变是众多科研工作者几十年工作的结果,是植物营养学发展的见证,更是中国肥料政策转变的佐证。朱兆良,1932年8月21日生于山东青岛。1949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农艺系,1950年转入化学系,1953年毕业,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至今。1993年获得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术委员。朱兆良在植物营养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多项研究成果或者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或者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朱兆良为线索对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发展史进行研究,可以很好地认识植物营养学发展历史轨迹,这对于了解和掌握我国土壤化学肥料的科研、施肥技术推广发展过程与成就,了解我国肥料政策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朱兆良中小学接受的都是先进西式教育。1949年,他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四年大学生活让他养成了理性思考问题的习惯。1953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工作到今天。期间,他经历专业与职业的磨合期,服从安排到古巴援建一年,还在泗阳做了几年农民。从1974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土壤氮素,他用20多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土壤氮素研究领域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花甲之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踏出别样的浪花。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院士,离不开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名师的指导,领导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更离不开朱兆良本人所拥有的独特内在气质。朱兆良对土壤氮素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提高化学氮肥利用率,减少其损失”。他以“任务带学科”的研究模式和同事主要围绕着作物高产及环境友好的总要求,研究土壤氮素转化与迁移,着力于作物（以水稻为主）高产中氮肥合理施用的理论和技术的探索。提出并论证了以“区域平均适宜施氮量作为宏观控制的基础,结合田块具体情况进行微调”的推荐作物适宜施氮量的建议;为追求氮素的农学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他在太湖地区和黄淮海平原等地区系统研究农田作物系统化学氮肥的去向;他根据田间观测和文献数据总结得出:中国农田中氮肥的当季作物表观利用率较低、损失率较高,降低氮肥施入农田后的损失率是提高其当季作物表观利用率的潜力之所在,也是减轻面源污染的着力点和关键。朱兆良积极推动植物营养学发展。组织编写《中国土壤氮素》、《中国农业持续发展中的肥料问题》等专着。他借鉴国内外已有的肥料长期定位试验的设计经验并结合国情,于1986年与钦绳武同志合作,在河南封丘试验站建立独具特色的肥料长期定位试验。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他两次组织土壤氮素研究领域全国会议,朱兆良不仅自己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还推荐学生和同事参加中外合作项目,为他们提供学习和发展的平台。朱兆良和国内外同行利用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2003年启动“农业面源污染项目”的机会,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经过调查,加之多年科研工作中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深刻认识,他指出,造成中国地表水氮、磷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集约化养殖场畜禽排泄物,其次才是农田中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作为一名植物营养专家,朱兆良深知肥料对提高我国粮食产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是伴随着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同时,化肥施用量在逐年增加,氮肥的当季利用率只有约35%。为缓解中国粮食安全压力,也为节约农业经营成本和保护环境,他从不同的层次、不同视角思考如何保障中国粮食数量充足、品质优良、结构合理,以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朱兆良在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取得卓越的成绩与他在研究工作过程中注意形成自成一体的学术风格分不开。对研究对象的热爱和坚持、本人的个性特征和植物营养学研究范式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朱兆良学术风格。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深入理论、简化技术,敢于挑战、创新,对象专一,广泛涉猎是朱兆良学术风格的主要内容。

陈启文^[4]（2017）在《袁隆平的世界》文中提出第一章人就像一粒种子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

杨炳忻^[5]（2015）在《香山科学会议第517、S23、518—521次学术讨论会简述》文中提出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1月29日,香山科学会议陆续召开了主题为:"页岩气开发中的工程科学问题""紧凑型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及其应用""宇宙线起源的天文和物理交叉研究前沿""稀土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稀土磁性材料和物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和"中医健康工程发展的瓶颈与对策"的第517、S23、518—521次学术讨论会。

陈加晋^[6]（2015）在《刘大钧与小麦育种科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刘大钧是我国着名的小麦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南京农业大学校长、细胞遗传研究所所长。他学习、工作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最为频繁巨大的年代,自小家境优越,但求学经历坎坷,曾先后辗转于多所学校,最后终在金陵大学成才。刘大钧于194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到退休,他见证了南京农业大学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尤其在1983-1991年担任学校校长期间,他为南农大全面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大钧一生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在很多细分领域都颇有建树,较为突出的是小麦辐射育种、小麦抗白粉病、小麦外源种质、我国特有小麦种质这四个方面。60年代初开始,他带领团队逐步攻克小麦辐射育种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成功选育出高产优质小麦"宁麦3号",为长江中下游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70年代中期开始,他带领团队开创国内簇毛麦研究先河,于国际上首次鉴定出其高抗白粉病,运用染色体工程先后培育多个抗白粉病优质材料,尤其是普通小麦—簇毛麦易位系,对提高小麦品种对白粉病的抗性以及改善其他农艺性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经济意义;后利用细胞遗传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合将新抗白粉病基因Pm21定位于簇毛麦染色体6V短臂,并成功将其转入小麦。为解决我国小麦赤霉病难题,他带领团队从80年代初开始,对小麦亲缘植物大赖草、鹅观草和纤毛鹅观草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攻克多种新技术并创制出了一批有研究意义和应用前景的基础材料,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带领团队抓住机遇和挑战,专攻我国特有种质西藏小麦、新疆小麦和云南小麦,对其起源、进化方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弄清世界小麦起源中心的东界和中国小麦进化起源的方式和途径有着重要意义。科技思想史是连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桥梁。刘大钧的贡献其实已经超出了小麦育种学的范围,在其一生的小麦育种科研活动中,蕴藏有丰富的育种思想。他坚持依生产急需定育种目标、坚持以技术创新为育种核心,坚持立足实践的育种策略、坚守始终如一的育种原则。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还具有特定的历史渊源,它的形成和发展是跟时代的造就、启蒙教育的奠基、名师的耳濡目染以及刘大钓个人的积累等因素分不开的。

曾玉珊^[7]（2012）在《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冯泽芳（1899—1959）是我国着名的棉花科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在棉花科学研究、棉种繁殖推广和培育植棉人才等方面作出了辉煌业绩。将现代棉业改进事业的开拓者及见证人之一的冯泽芳的学习、研究及实践经历与我国现代棉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了解和掌握关于棉花改良的科研、推广和教育的发展过程与成就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冯泽芳一生中有20多年从事农业教育,即使离开教育岗位也兼任一定的教学工作。冯泽芳深知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大学农学院毕业生“要利用个人的思想及知识解决农业的问题,贡献给国家民族,以至于全人类”。在办学中冯泽芳坚持教学、研究与推广相结合,广纳人才,组建一流的教师队伍,结合中国实际编写教材,实施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他创办了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所棉花专业的高等学府——河南安阳棉花学院。冯泽芳辛勤耕耘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的学生不负厚望,在发展我国棉作科学和生产事业中起到了开创、推动和骨干作用。真正意义上的棉花科学研究自民国建元开始。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从事植棉科学研究,其研究成果的取得实属来之不易。冯泽芳是中国棉业界为数不多的着文众多的学者,为中国棉业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科技知识财富。他首次列出完整的中棉分类系统表,奠定了中国亚洲棉分类的基础。冯泽芳是我国用孟德尔定律对亚洲棉性状进行遗传研究的先导,较早从事棉花种间杂交及后代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研究结论处于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冯泽芳对木棉进行科学鉴定,肯定其经济价值并大力推广。冯泽芳主持的棉花区试在主要农作物的区域试验中首开先河,为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推广斯字棉与德字棉提供了科学依据。冯泽芳关于棉区划分及棉纺工业布局的科学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商品棉基地,重新进行棉纺业布局调整的重要根据。从1937年起,冯泽芳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棉花良种和植棉技术的推广上。他奔波在陇海路西段两侧的广大棉区,倡导严格的棉种管理区制度,1940年在陕西推广斯字棉达85万余亩。在云南克服种种困难,大力宣传开发木棉。经过努力,四年后木棉种植达到7万亩。从推广面积、经济效益看,斯字棉最广最大；从棉花改良角度,木棉贡献独特,因为木棉从发现、鉴定、育种、推广,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尤其正值抗战原棉匮乏时期,木棉的推广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20世纪,我国先后成立了三个国家级的棉花研究与推广的专门性机构,冯泽芳因此三次执掌全国棉业改进事业。尤其1934年4月------1937年12月,1947年2月------1949年3月,两次受命于全国棉业最危难之际,肩负着复兴中华棉产的历史使命。在其任内,冯泽芳和同仁相互配合,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棉产改进组织机构,完善棉产改进工作的运行机制,以推广维护研究,以研究充实推广,集政治、科学、经济三种力量,使我国棉花产量与质量在这三个时期都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中国经验农业科学逐步向实验农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急需领军人物的推动作用。冯泽芳顺应时代需求,以坚韧的毅力,开拓创新、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棉作科学研究、棉作推广、棉作专门人才培育领域开展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现代棉作科学的基础,从而也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棉业改进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冯泽芳的成才与成功绝非偶然,其中有良好的人才孵化的外部环境,有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更有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契合。他以服务为目的的学农为人的精神,为学农者的楷模。他高尚的科学道德,颂扬了科技工作者的可贵品质,令世人敬仰。他所践行的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模式对我国目前及今后解决农业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冯泽芳的“大农业论”提出,发展农业必须尽力推动与农业相关的经济、社会、教育、法律、交通、政治等建设。这些论点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朱世桂^[8]（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李小玉^[9]（2011）在《我国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传播研究》文中提出2011年9月，农业部验收组公布，袁隆平指导的超级杂交稻籼稻试验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创下纪录，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我国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从起步初期到获得一次次成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环境变革，饱含了无数科学家的血汗，他们为此奉献了青春，潜心研究，使得中国成为第一个突破杂交水稻育种技术难关的国家。这项技术的形成具有独创性和不可复制性，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大的贡献和意义。中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也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农业作为第一生产力，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产业。如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粮食生产和供求情况关系到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粮食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更是政治安全的命脉。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成功开创了水稻种植事业的新纪元，大大提高了粮食的出产量，能有效的缓解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世界上粮食不足的问题。在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中，以袁隆平为首的科研团队对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研究过程，在形成过程中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突破了育种和制种两大关键阻碍因素，实现了三次重大的飞跃和历史性的转折：一是不唯书、不唯上，打破“水稻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理论禁区，利用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知识，提出“三系法”技术路线率先在国内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二是发现水稻光、温敏雄性不育材料，首次尝试两系法，利用亚种间杂种优势发展新的技术；三是利用远缘杂种优势提出“一系法”技术路线，并提出“种三产四”战略目标，进一步孕育超级稻工程。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从科研成果到市场推广应用，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农业技术传播体系，达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首先，包含了袁隆平、陈洪新、杨武训等水稻专家的个体传播，他们积极争取各种资源，传递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水稻育种技术初期传播的坚实基础。其次，以各类论文成果和学术交流为主的文献传播引起了国内外水稻研究专家的重视。袁隆平先生撰写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等论文，受到中央领导、国家科委的重视，并成立专业的领导小组对杂交水稻进行推广。再次，统一协作的组织传播和科技管理机构使得技术成果层层推进，走下基层、走进田间、走向农户，利用市场转化运用到实际生产中，最大范围的保证了技术培训、技术示范、技术推广等一系列程序的实施。最后，媒介传播在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传播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各类新闻报道从人物通讯、数据链接、动态消息、历史细节描述、事实报道等多方面、多角度捕捉价值素材，特别是由中宣部组织的几次集中型报道，精心挖掘了袁隆平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杂交水稻研究的形成过程、推广效果。事实证明，袁隆平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杂交水稻科研团队已家喻户晓，育种技术的运用成果已初现规模。目前，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局势，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刻不容缓，强优势杂交水稻是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不能停滞，还需各级政府、科技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给予政策和财力支持。杂交水稻技术传播有待进一步普及化，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也应有进一步的创新，要广泛寻求科技创新的动力，注重科学思想所带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转化。可以预见，杂交水稻新品种的选育与示范推广将继续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来实施，其成功传播的经验也将推而广之，运用到农业技术和其他科研成果技术推广中，为我国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搭建新的应用平台。

杨虎^[10]（2011）在《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玉米属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等沿安第斯山麓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始有关于玉米文字记载的历史。稍后玉米被引种到北欧诸国,并从那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以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玉米现已发展为粮食、经济、饲料、果蔬、能源等多元用途作物。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玉米种植面积位居第一位,产量处于第二位。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玉米是利用杂种优势时间最早、面积较大的作物。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是玉米种子商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玉米种子商品化主要标志是20世纪中期出现种、粮生产分工并确立。由此,玉米种子商品率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产业化。至20世纪末,杂交玉米覆盖率已逾90%,为所有农作物杂种利用最高。可以说正是在20世纪,玉米种业从无到有,从原始自留种发展到种业产业化,由迟滞封闭的传统孤立态走向蓬勃开放的现代产业化,亦代表着中国种业的发展方向。玉米种子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玉米种子产业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故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时间为序,以玉米种业发展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玉米种业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和发展特点,首次尝试结合运营管理体制与玉米种业的核心载体——玉米品种的演变,把中国玉米种业的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引入—1962）；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突破以往单纯按时间或政治体制划分的局限,从本质上揭示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本文首先以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玉米种业的延续与渐变过程（引入—1962）。在回顾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基础上,客观展现了传统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继承与创新,并总结了传统玉米种业渐变的科技特征。玉米约在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最早是经由西南陆路传入,大致是先边疆,后内地；先山区,后平原；先南方,后北方。玉米的传入和发展促使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玉米的种植、栽培和种子收集保存等各种技术的学习和总结,这就是传统玉米种业的相关技术积累工作,亦为玉米种业的继承与创新准备了前提。在中国玉米种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科技特征,即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随之,玉米栽培与科技关系亦日益密切。中国玉米种业经过农家种时期的长期发展与引进种改良,已取得一定成绩,1958年12月,农业部颁布《全国玉米杂交种繁殖推广工作试行方案》,统一规划全国的玉米育种、繁殖和推广工作。1963年玉米单交种新单1号的育成标志我国玉米育种从以选育双杂交种为主向以选育单杂交种为主利用杂交优势的新阶段。亦为中国玉米种业进入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阶段受政治等因素影响,玉米种业发展较为曲折缓慢,但仍取得一定成绩：一是玉米栽培技术的进步；二是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三是玉米种质创新技术与体制发展。在探索高产高效玉米杂交种的过程中,紧凑型株型育种成效显着。1976年烟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于伊育成的烟单14成为第一个在生产较大规模推广利用的玉米紧凑型品种,标志着中国玉米种业进入以紧凑型玉米为主导的时代。李登海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育了一系列紧凑型玉米品种,其中掖单2号与掖单13号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我国玉米主推品种,从而开拓了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崭新局面,亦为我国玉米种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为玉米种业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和现代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乃是紧凑型玉米育种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掖单13号等系列优良品种不断产生,并在实践中普及推广,取得增产实效；玉米紧凑型良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紧凑型玉米乃是密植型种,栽培管理上有其特殊要求,只有采取合适恰当的栽培与管理技术才能保证理想增效。各时期标志性玉米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利用促进了玉米种业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发展,玉米种业产业化亦逐渐被提上日程,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至1995年,国家实施了玉米种子工程项目,亦标志着我国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开端。在分析归纳了现代玉米种业的科技创新变革和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变革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了总体分析。最后以登海种业与德农种业为例对现代玉米种业公司进行了个案分析。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管到逐步走向市场调节公司化的过程。1987年,中国种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种业集团公司。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主要包括玉米品种研发体系、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和玉米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现代产业化玉米种业公司成长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状况。登海种业是最大的玉米种子现代企业、德农种业为新兴的玉米种子企业,皆具代表性,故而在对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总体分析之后,以他们为个案进行了例证分析。玉米种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首先是促进玉米产量提高和面积扩大。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面积、单产还是总产均有较大程度地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紧凑型玉米的持续培育并得以迅速大面积推广,体现了玉米品种发展对产量提高的贡献之巨。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最大产区,山东省是我国夏玉米最大产区。故本文以山东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对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吉林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发展对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作用。考察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三个因素影响最为突出：一是作为玉米种业自身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是内驱动力；二是作为国家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是指针,具导引作用；三是作为产业经济杠杆,市场需求乃是玉米种子产业的核心环节,具强大推动力。最后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纵观20世纪玉米种业的发展,它体现出自身运行的特点,有巨大成就,亦有问题与不足,无论得失成败,都对我们今天玉米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与借鉴。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强化种业科研,走创新之路；锐意体制改革,走产业集团化之路；加强种子品牌建设,走优质精品之路；严格市场监管,走依法治种之路；拓宽种子市场,走国际化之路。

二、水稻遗传育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水稻遗传育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政治与学术：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0-1966）（论文提纲范文）

（2）中央农业实验所在中国近代作物学发展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3）朱兆良与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刘大钧与小麦育种科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水稻遗传育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与学术：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0-1966）[D]. 毛金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中央农业实验所在中国近代作物学发展中的作用[J]. 邓丽群.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3]朱兆良与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研究[D]. 慕亚芹.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4]袁隆平的世界[J]. 陈启文. 芙蓉, 2017(02)
• [5]香山科学会议第517、S23、518—521次学术讨论会简述[J]. 杨炳忻. 中国基础科学, 2015(05)
• [6]刘大钧与小麦育种科学研究[D]. 陈加晋.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7]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D]. 曾玉珊.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8]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
• [9]我国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传播研究[D]. 李小玉. 湖南大学, 2011(03)
• [10]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D]. 杨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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