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大选前奏号角吹响(论文文献综述)
刘原媛[1](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陈祥[2](2019)在《越南战争后期美国撤离越南决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越南战争后期,约翰逊总统主导的“战争升级”政策在越南战场上的成效日渐疲软,咆哮的“滚雷”并未击垮北越抗击美国的决心。春季攻势的发动不仅击垮了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而且让美国意识到无法取得越战最终的胜利。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约翰逊总统的对越政策逐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战争升级”转向“战争降级”,拉开了美国撤离越南战场的序幕。及至尼克松政府时期,尼克松总统打着“结束越战”的口号,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采取“双轨”手段,将美国撤离越南战场的政策进一步明朗。一方面通过“越南化”政策武装南越,让“越南人打越南人”,从而让美国得以从越南战场抽身;另一方面又采用和平手段,与北越展开公开和秘密的谈判,在谈判桌上为美国“越南化”政策争取时间,让美国实现“体面地”撤离越南这一目标。经过双方在战场上和谈判桌前的较量,美越双方最终达成和平协定,在越南战场的美国作战人员陆续撤离。然而,没有美国军队保护下的南越政府无法抵挡来自北越的统一攻势,随着西贡最后一架美军直升机的起飞,美国最终完成了从越南战场撤离的任务。美国从越南的撤离促使越南最终归于统一,结束了数十年的分裂状态。整个美国撤离越南战场的历史也充满了艰难与曲折,从约翰逊转向撤离越南战场的政策开始,到福特宣布从越南完全撤离为止,美国在撤离越南战场的决策过程始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有内部因素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哪些因素促使美国对越决策发生变化,决定美国对越决策转变的最终因素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束永睿[3](2018)在《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1964-)》文中认为美国公民教育中心是美国公民教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自成立以来,围绕“致力于在美国培养开放、负责任的公民,提高公民对美国民主原则的认同,并积极参与民主实践”(1)这一使命,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实施和研发了一系列重要活动、重点项目和关键产品,为美国政府提供公民教育政策咨询,引导美国社会舆论,设置了一系列公民教育政策议程,提出并力促多项有关公民教育法案获美国议会通过。美国公民教育中心于1987年开发并启动的“我们人民:公民和宪法”项目持续实施了30年,影响了美国2800多万中小学生和7万5千多名教育者。(2)90年代受联邦教育部门委托编制的《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得到美国49个州的响应(3),成为美国公民教育评估框架的重要参照标准。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该机构还研发了多种类型的公民教育课程、教材和读物,有近2700万中小学学生通过该中心开发的课程学习美国民主基本原则。(4)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该中心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大力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先后同全世界80多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影响了全球约40万名教师和近1200万名学生。(5)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在美国乃至国际公民教育领域均具有重要影响,其发展历史涵盖了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关键教育变革。研究该中心的发展历史,能有效拓展我们对美国公民教育发展历史的认识,深化我们对美国现代公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能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启发,为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和国际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研究以重大历史性事件作为历史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将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划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1)成立的前奏(1964-1981)。这是中心从高校学术团体向加州有名的社会机构转型的历史。这一时期,美国公民教育的重点是增强公民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社会责任感。中心设计并实施“自由社会中之法律”等项目,研发《冲突、政治和自由》等课程,影响力从加州极个别地方逐步扩展至整个加州。(2)成立初期(1981-1994)。这是中心从加州走向全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参与型公民和开展宪政主义教育是美国公民教育的主题。中心开发并实施了“公民与宪法”等重大项目,研发《公民与宪法》等覆盖美国中小学各年级的公民教育课程,影响力从加州扩展到全美国,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公民教育智库。(3)快速发展时期(1994-)。这是中心在曲折中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编制公民教育国家标准、培养积极参与的公民是美国公民教育的主题。中心相继编写《公民教育框架》和《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为美国公民教育领域提供了高质量的全国性课程标准;在经历“9·11”事件、次贷危机等重大事件后,中心研发《“9·11”与宪法》课程,并联合公民教育倡导联盟影响国家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其国家智库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开始了早期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90年代中期全面开启国际化发展战略,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公民教育项目,研发《民主教育国际框架》,在全球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理清历史脉络—辨析响应策略—研判功能作用—分析批判借鉴”的研究思路,综合采用历史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文本分析和智库研究法五种方法,紧扣“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这一核心问题,研究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转型的历史线索、响应策略、内在动因、教育实践活动特征、智库功能和影响力传播策略。本研究发现:(1)对美国公民教育的时代主题在思想和策略层面做出持续的响应,并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是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转型发展的决定因素。(2)中心的活动开展和项目实施具有“政治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特点。(3)中心在实现“设置并引导公民教育政策议程、有效提供公民教育产品、推动美国公民教育向世界拓展”三大功能中,展示出国家智库的重要影响力。(4)打造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为核心的立体化传播体系,是中心影响力传播的重要策略。本研究基于我国国情及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得出如下启示:(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国别与比较研究。(2)高度关注美国公民教育智库的意识形态渗透。(3)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建设。(4)提升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影响力传播策略。
卜新章[4](2017)在《《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画报》创刊于1950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新闻的刊物,创刊以来发行面广量大,至今从未间断。本文以《人民画报》创刊以来的涉农报道为研究对象,以画报中的农民幸福为主题,对画报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涉农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分析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叙事与表意,以及画报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探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内容、话语立场、话语倾向,从而发现画报在涉农报道叙事表意中承担的角色,发现农民幸福的话语建构中潜藏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逻辑。过渡时期(1949-1956),《人民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肯定,并对农民的幸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渲染,丰收景象、农民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农民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时对农民幸福的内容和归因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强调农民幸福的获得是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生产建设中的困难,才能获得丰收、获得幸福,从而引导农民对共产党、组织集体、互助合作的认同,并推演出互助合作的集体归宿就是农民的幸福。探索时期(1957-1976),农民的幸福尽管在内容上延续了前一时期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然而在集体归宿方面的幸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越来越趋向于对物质幸福内容的替代,幸福的内容还越来越超越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成为战天斗地、建设贡献的精神超越,成为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愿望,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归宿的自豪,成为文化革命斗争中的狂热激情,从而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附庸,以致农民幸福的内容被异化,幸福的概念被偷换。改革开放时期(1977-1999),画报的涉农报道见证了共产党工作中心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见证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见证了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在生产生活中的逐步发挥,基本还原了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而建构了这一时期农民幸福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报道中体现出农民幸福的个人立场、媒介立场、官方立场,宣传农民富裕幸福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富裕幸福的方法途径,对农民追求物质富裕幸福进行了肯定和鼓动。新世纪以来(2000-2016),画报的涉农报道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进行过多的炫耀,也没有太多的农民富裕幸福的叙事,而对“三农”发展过程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呈现。同时,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的话语较为集中,城乡关系、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成为新世纪画报涉农报道的主旋律。在这些涉农报道中,展开了城乡发展和农民幸福的追问,交织着农民增收的方法、途径和追求,进行着农民幸福与不幸的综合叙事,演绎了农民幸福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幸福的进一步追求,并通过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阐释了国家存在和领导的意义。将《人民画报》60多年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纳入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发展轨迹中,从话语转变的角度对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照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幸福的叙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转向,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对话语建构起决定作用。过渡时期和探索时期,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话语铺天盖地,农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幸福、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幸福得到了全面铺陈,同时更倾向于精神的和集体的幸福,并呈现为一边倒的农民非常幸福的倾向,没有任何农民不幸或问题的负面报道。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幸福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画报建构的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农民主体性地位之间的关系和重点呈现出独具时代的特征,在幸福话语建构的媒介立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报道话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一脉相承,但在进行农民幸福的话语呈现时,出现了很多农民不幸的批评话语,呈现出农民幸福与不幸均衡报道的话语转向。在这些转向的背后,体现出党报媒介话语的霸权和意志,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控制和转变,呈现出《人民画报》作为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操控逻辑。也能发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画报》已然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在需要解决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李朝辉[5](2015)在《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边疆是国家基于客观条件而主观构建的产物,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在前主权时代,边疆指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及至主权时代,边疆则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而到全球化时代,边疆则不仅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还包含超越主权管辖范围的超主权性边疆,如利益边疆、信息边疆。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及实践的整体性概念,主要包括边疆观念、边疆理论、边疆现实、边疆治理、边疆战略等要素。边疆架构形成以后,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及人类活动的范围而发生变化,并影响国家发展。而国家发展反过来又构成边疆架构调整与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推动边疆架构的调整,由此,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在一国历史中互动开来,相互影响,构成一幅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历史长卷。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的互动贯穿了其整个历史进程,具有“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特点。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北美13个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打响。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建立起来。美国自建立起就具备世界眼光,并确立了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原则。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发展问题,美国也不例外。解决当时面临的内部矛盾及危机,谋求经济发展及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的需要,共同推动着美国的陆地边疆拓展及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当特纳的“边疆假说”形成时,美国的陆地边疆架构也构建成功,并对美国的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倍扩大了美国的规模,促进了美国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助北方取得内战的胜利,美国迅速发展为北美陆权强国。陆地边疆架构构建中美国最大的污点就是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此外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吹响了美国构建海洋边疆架构的号角。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是基于美国所取得的国家发展成就之上,经历了内战的美国实现了统一,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这些都为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地缘基础。不仅如此,美国谋求进一步的国家发展的需要,构成了海洋边疆架构构建的强劲动力。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原材料问题迫切需要美国开拓海外殖民地,构建海洋边疆架构。在“新天定命运说”及马汉的“海权论”影响下,美国积极增强海上力量,发动美西战争,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开拓了海洋边疆,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夏威夷、巴拿马运河、海地、多米尼加等纳入美国的边疆架构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不断发展,美国以各种方式获取海军基地,积极开展海军扩建,增强了美国的海权力量。美国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扩大了美国的疆域规模,优化了美国的疆域结构;陆、海一体的疆域结构有利于美国保障其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推动美国的国家转型,使美国从北美陆地强国转型为海陆复合型强国;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从海权大国发展为海权强国,进而成为海权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仅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强国,还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经济强国,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也荣登全世界第一。全面而超强的国家实力使得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这种前所未有且傲视群雄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立体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人才技术基础。而美国已不满足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称霸全球是其进一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冷战中战胜苏联。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的诉求构成了立体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在杜黑的“制空权论”以及米切尔的“空权”思想影响下,美国大力发展其空军来管控空中边疆,并开始建设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战略空军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提高空军的国防预算。而高边疆的构建经历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里根政府时期,终于构建成功,使得美国的立体化边疆架构成功构建起来。美国立体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的疆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助推美国赢得美苏争霸,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及科技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终于登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其军事实力、科技实力都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和苏联争霸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造成了压力,但美国经济实力还是居全球首位。独霸全球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科技基础。而此时美国的国家发展的目标是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变单极时刻为单极时代,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诉求构成了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美国超主权化边疆包括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利益边疆构建的逻辑起点是如何有效地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在此基础上,构建认知层面的利益边疆,即认定利益边疆的范围,再制定相应的战略,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实施,从而构建起现实层面的利益边疆,以实现美国的存在于全球范围的国家利益。就利益边疆的构建及其发展而言,经历了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各个时期,对利益边疆的构建都将全球分成三大块:欧亚大陆、美洲、非洲。由于三人的执政理念及所面临的内外情势不同,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界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存在显着的区别。总而言之,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有成功之处,亦有失败的地方。信息边疆的构建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和企业精英合力完成。政治精英立法、出台政策、组建机构,技术精英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定技术标准,企业精英则将信息边疆及行业标准推向全球,并从中获取巨额的财富。美国超主权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疆域的规模和结构,使得美国疆域软硬结合;影响了美国经济实力,克林顿政府对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的构建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小布什政府对利益边疆的构建则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将美国的经济拖入衰退境地;影响了美国的科技实力,信息边疆的构建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加强,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削弱。综上所述,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紧密,环环相扣,形成了“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模式。虽然存在二者的消极互动,但积极互动占主导。它推动了美国边疆架构和美国的国家发展,使美国从当初英国的殖民地一跃变成了当今世界全球霸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必须要重视边疆,重视前瞻性地调整边疆架构,以发挥其对国家发展的助推作用。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中国必须构建并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并将其与传统边疆有机结合起来。
贺良林[6](2014)在《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宗法”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君主专制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专制性、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主要特质。这种特质的政治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变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步增强。尤其是封建皇权建立后,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性更为明显。而在专制皇权统治下,任何有可能破坏建设社会秩序稳定、酿成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祸源都要想方设法的清除,特别是朋党。所以,自古以来,“君子不党”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进入近代社会后,虽有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冲击,但是专制型政治文化的深广影响力依然显着。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显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在外敌武力入侵和内部被压迫者揭竿而起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某种程度的裂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在慢慢解构,反抗外国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众自由便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这一时期,虽然清政府力禁朋党,但“政党”这一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伴随“西学东渐”之气渐进中国人的视野,政党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艰难生长,至民国肇建方有政党政治局面显现,政党才在中国立足并视为政治场中的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无疑是对悠悠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再次激荡。但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新生儿,“新”必然与“旧”相并存,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方生、专制未死。因此,当人们在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热心谈论政党并希望通过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封建专制卷土重来,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短暂实验。总体来说,整个中国近代社会(1840—1949),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专制型向民主型的过渡时期,更准确地说是转换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导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是封建主义专制型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变迁的总趋势是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都不是单一的专制型或民主型,这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活跃的政党,其性质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为不同政治文化的代表。中国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专制与民主混合于一身的政治文化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等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代表;而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民主党派,追求资本主义民主、实现民主政治,是其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性质,导致了政治与政党合作的不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与中国其他政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国共两党合作,以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为目标。第二次是国民党与中国几乎所有政党的合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两次合作都是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但都因合作建立时的目标基本实现而告结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及纷杂的政党斗争中,既因“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一党领导的性质,又因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多党合作的性质。
王艳春[7](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研究》文中提出从世界范围看,能否成功抵御执政风险已经成为执政党实施执政策略、坚定执政理念、达成执政目标、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环节。现在,各国执政党都面临抵御执政风险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大党更是不能例外。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抵御执政风险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执政风险都有可能使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之不易,是革命先辈在28年的浴血奋战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不能成功抵御执政风险、丧失执政地位既会辜负革命先辈的殷殷希望,也是对革命先辈的不敬。另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近百年的沧海桑田变幻中的历史抉择。如果中国共产党因不能成功抵御执政风险而丧失执政地位就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违背。此外,抵御执政风险是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只有成功抵御执政风险,巩固执政地位,才能为改革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保证既定大政方针的顺利实现,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复兴梦。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抵御执政风险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借鉴,还可以准确把握现阶段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找准抵御执政风险的着力点,保证党的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的顺利的实施。本论文在研究中注重综合运用各学科相关理论,如社会风险、企业风险、风险管理等,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文献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等方法进行资料搜集和撰写。本文主要包括导论和四章正文等部分,主要内容具体如下:导论部分先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指出无论是世界范围内抵御执政风险的实践经验还是学术理论研究的发展都需要对抵御执政风险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接着,强调了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之后,从文献资料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介绍了关于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的研究现状。最后,指出了本论文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对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强调执政风险的普遍存在性,界定了执政风险的基本内涵、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指出抵御执政风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共识,并阐述了抵御执政风险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首先,从国际、国内、党内三个层面指出执政风险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任何国家、政党都不能独善其身。其次,从阐释风险概念入手,深入阐述了执政风险的基本内涵,具体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执政风险类型。第三,借鉴企业风险研究相关知识,进一步分析执政风险的演化过程、形成机制以及分析执政风险的形成规律。第四,重点强调抵御执政风险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十分关注此问题。最后,概括指出抵御执政风险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主要对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问题进行历史考察,以便掌握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历史脉络。以不同时期的领导集体对抵御执政风险的认识程度作为标准,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萌芽与生成时期,是邓小平对抵御执政风险的初步探索,此时期形成了对执政风险的初步认识;二是,继承与发展时期,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基础上对抵御执政风险进行的新探索,此时期是从根源上认识执政风险;三是,推进与深化时期,是胡锦涛在改革开放新阶段对执政风险的认识,此时期党中央对执政风险进行了全面性总结。针对这三个时期,论文分别阐述了当时抵御执政风险的时代背景及采取的应对策略。第三章在第二章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按照党内建设、国内事业发展、国际事务处理三个方面进行详细总结。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关键在于搞好党内建设,分别从领导干部队伍、党内民主、密切联系群众三个小方面总结基本经验。其次,从国内社会主义事业角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社会发展中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最后,从国际事务角度指出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主张、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履行大国责任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抵御执政风险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将视线由历史回归到当下,根据现阶段的基本情况,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应对之策。首先,根据相关资料的数据统计结果指出党内面临的执政风险挑战是腐败变质、脱离群众、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其次,结合国内社会发展的实际总结出国内面临的执政风险挑战为忽视社会公平、生态环境恶化、诚信缺失和忽视网络安全的风险。第三,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的情况,分析了中国来自国际社会的风险挑战主要包括世界政治格局调整的风险、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风险和海洋岛屿争端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最后,针对上述出现的执政风险挑战,从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顺利进行的角度出发,为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提出了基本对策。
李琼[8](2011)在《美国宗教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宗教教育的历史悠久,它是一种影响非常广泛的教育形式,在一些国家,宗教教育占据着教育的首要位置。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宗教教育渐渐的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如今大多数西方主要国家遵循的都是政教分离政策,并以此为原则和依据来处理公共教育事务。美国也早就制定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其解决宗教和学校尤其是公共学校关系的主要法理基础。然而自从21世纪以来,宗教与教育的关系非但没有分开,反而成为了争论最激励的问题,宗教与世俗化教育的关系欲说还休,剪不断理还乱。宗教教育作为一种最强大的教育形式影响着美国的公共教育界、政治界、经济界等,它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对我国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美国宗教教育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归纳、文献调查、分析比较等研究方法,坚持客观事实,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结合,对美国宗教教育的缘起、社会背景、理论依据以及教育的视域、原则、途径等进行学术考察及研究,结合美国的独特基督教文化来进行具体分析、深入的探讨,剖析其社会作用与局限性,同时也作了某些启示分析。美国宗教教育,与其特定的殖民主义文化有关,它的形成与殖民地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它沿袭了英国的宗教教育的方式,却又与其有所区别。它与美国历史、政治、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息息相关。故首先从历史着手,考察了美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宗教教育的发展变化。目前美国学术界对宗教缘起的划分比较一致的方法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因此研究美国宗教教育应该先从美国宗教的起源进行研究,进而考察了远古时期、美国殖民地时期,建国时期,建国后时期以及飞速发展时期和现代化时期等不同时期的宗教教育的情况。美国宗教教育,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与特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文章先从经济背景出发考察,得出由于殖民地的劳动力缺乏、利益的趋使等经济因素造成了大批宗教移民的涌入;同时由于政治迫害以及实现理想抱负而来到北美殖民地上实现其宗教理想的;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背景下,信教移民来到新大陆追求着"山巅之城"的理性之光,进行着宗教文化的探索。其次,考察了宗教教育的理论基础。宗教教育当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在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对宗教教育的批判,分析了其存在的意义。同时,除了哲学依据之外,宗教教育有其自身的神学依据,它主要是围绕基督教教义的基本概念展开的,叙述了包括"上帝"、"启示"、"创世"、"人的存在"、"原罪"、"拯救"、"上帝之国"和"末日审判"等概念。在现实社会中,宗教教育存在是有其心理学依据的。由于人们在情感上对解释和适应神秘与灾难性的东西的需要以及自身的罪恶感的冲击,宗教教育是具有一定存在价值的,进而揭示了宗教其实是人们意志、情感、潜意识的机能的需要。美国宗教教育可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来考察,宏观视域的宗教教育主要阐述的是美国国家、政府对宗教教育的态度以及制定的措施;而中观视域的宗教教育主要考察的是各级学校或者教会开展的宗教教育或者活动,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微观视域内的宗教教育把研究的视角对准了家庭以及个人的领域。而不管哪个层面的宗教教育,其内容都分为通识教育、情感教育、实践教育与规范教育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宗教教育的全部内容。美国宗教教育主要遵循生活教育、道德渗透教育、宗教经典着作为本以及重视早期宗教教育四个原则来进行的;而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教会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与军队教育等途径来实行其教育目的的。为了给人的存在本身和各种活动提供一种意义支持,人类总在寻找着一种终极的"神圣的"价值体系,它可以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各种行为都拥有意义,使人避免陷入意义虚无、无目的的生活当中。这就是宗教的价值。首先考察了价值与价值体系的概念以及内容,理清了宗教教育的价值定位。然后论述了美国国内宗教价值的困境,正是其国内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道德状况滑坡,故宗教教育又重提到一定日程上来。有学者提出要利用故事教育法、榜样法、宗教道德认识讨论的教育方法以及一些新兴的方法来重建宗教教育的价值体系。宗教教育作为美国历史悠久的一项教育,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宗教教育中所蕴含的"潜在的精神力量"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重视。美国的宗教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力量,对于美国的教育体制以及伦理道德的教育有着深远意义。因此,也对我们有着"他山之石"的参考和启示意义。美国宗教教育在净化心灵、劝善惩恶、凝聚人心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对美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世界观的唯心主义、人生观的宿命论以及价值观教育的消极倾向等局限性,这些无疑是我们正确把握宗教教育的内在规定的基础和前提。在对这些进行了深入细致分析及合理认识之后,我们认为,美国宗教教育在具体操作方式和实践途径方面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有着某些微观的启示作用。
赵宇敏[9](2011)在《从文化的影响看中美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文化为切入口研究中美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不同,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既有宏观层面的体系文化,也有微观层面的个体文化。从文化的内容看,既有体现习俗、偏好、传统等社会内容的文化,也有反映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政治内容的文化。无论体系文化,还是个体文化,无论文化的社会内容,还是政治内容,都对中美产生影响,并通过两个国家不同的世界观、自我观、他者观反映出来。中美个体文化有差异,清晰度、包容度、务实度不同,导致中美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在中美政治、经济、安全政策上。通过分析文化对国家行为体产生影响的路径可以发现,文化通过建构国家利益来实现影响。在建构过程中,中美个体文化虽有差异,但也有相似点,务实主义倾向就是其一。这一相似点在建构利益过程中,能让中美利益发生重叠。这为中美合作打下基础。中美个体文化有相似点,并且通过互动建构共同利益,推动两个国家开展合作。合作的成果继而影响体系文化,反过来作用于个体。如果互动是良性的,这种进程将是正循环进程,推动文化建构更多共同利益,为合作提供更稳定势头。在案例上,本文选择了中美两军关系、亚太互动、海上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其中,两军关系、亚太互动更多体现务实主义的文化相似点对建构共同利益的作用。海上安全问题则反映中美个体文化在特定领域的巨大差异导致互动困难,继而影响体系文化。气候变化问题更多表现对中美个体文化良好互动的期待,因为目前这个领域开始显现中美互动推动体系文化向积极方向发展的迹象。论文的结论是:中美个体文化差异虽大,但可以通过相似点建构共同利益,推动合作,并催生对双方有利的体系文化。
刘力锐[10](2011)在《基于网络政治动员态势的政府回应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抗争政治是指诉求者和他们的诉求对象之间偶发的、公共性、集体性、抗争性的互动;而政府作为诉求的对象、诉求提出者以及第三方的角色至关重要地卷入这些互动之中。网络政治动员在当前中国的抗争政治中显示出了巨大力量,引发了多重的政治效应,因而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以西方尚在形成中的抗争政治理论为基础,沿着“动员——行动者——抗争轨迹”的分析框架,探讨了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互动并提出了应对策略。简言之,网络政治动员就是基于互联网的政治动员。它是传统政治动员的在线映射物、超越传统政治动员的新事物、抑或是二者的混合物。网络政治动员是凝聚集体力量的利器,撬动抗争政治行为的杠杆,它是网络抗争事件最核心的过程。网络政治动员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们成为当前中国抗争政治中的最突出的景观。在传统政治差序格局中居于不同位置的政治行动者是网络政治动员中的潜在行动者。但是,网络政治动员行动者的增长与中国网民规模的扩张是不成正比例的。事实上,网络政治动员是由那些具有政治兴趣和网络技能的网络使用者发起、参与的。少数积极分子的大努力带动了大多数人的小努力,这是网络政治动员杠杆隐喻的实质所在。灵活的非政府行动动员和习惯依赖于传统优势资源的政府行动者之间呈现着一种非对称的态势。网络政治动员是一个连续的虚拟与现实的转化和互动过程,虚实转化是网络政治动员的核心机制。在虚实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动员空间、动员主客体存在形式、动员信息与政治力量的三层相互渗透的转化。动员主体的牵引力、网民诉求的自驱力、网络信息的催化力、网络环境的支撑力相互作用推动了网络政治动员虚实转化的持续进行,并使得网络政治动员朝着多元化、融合性、不确定性、跨国化的趋势发展。网络政治动员既是非政府抗争者的意志的表达,又是抗争者的力量的获得。网络政治具有政治双刃剑效益,它既能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发展,又可能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因而网络政治动员具有“应该被回应”和“可以被回应”的政治价值。当前中国政府对网络抗争动员基本上形成无回应、被动回应和主动回应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被动回应居于主导地位。回应背后是政府和抗争者的政治博弈。政府回应的模式、特征及转化是政府意志、政府力量、抗争者意志、抗争者力量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回应的现实形态,我们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集目标定位、约束条件、问诊系统、支撑体系、回应路径、操作措施等诸多要素政府回应机制。我们认为网络政治动员的政府回应应确立维护社会秩序、推动制度发展、促进公平正义的纵深目标体系;严格遵循公共利益、政府职能、依法行政、公众期望等多重约束;设计一个以事实为依据、即时性问诊式的网络政治动员判定体系;坚持法治、技术、道德、政治多路径并进;从理念、制度、动力和内容等方面夯实政府回应的支撑面。通过对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我们期望实现适应网络社会发展的政府回应常态化,进而孕育并促进互联网支持下的合作民主发展道路。这是一种谋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平衡、真诚协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模式,值得尝试。
二、美国大选前奏号角吹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大选前奏号角吹响(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缘起(1945-1949)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德国问题” |
第二节 美国决定分裂德国 |
第三节 德国的分裂 |
小结 |
第二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演进(1950-1988) |
第一节 东西对峙:美德默契与分裂固化 |
第二节 美苏缓和:美德矛盾与统一新思路 |
第三节 德国崛起:新时期的美德关系与统一问题 |
小结 |
第三章 欧洲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 |
第一节 欧洲变局与美国政策调整 |
第二节 “十点纲领”提出前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 |
第三节 “十点纲领”提出后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护持政策” |
小结 |
第四章 美国推动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
第一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推动政策” |
第二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配合政策” |
第三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政策的演变和实质 |
小结 |
第五章 美国政策效果评估: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 |
第一节 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的影响 |
第二节 德国统一对冷战后北约发展的影响 |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美关系的影响 |
小结 |
结论 |
一、美国政策综述 |
二、美国作用概述 |
三、德国问题的解决和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件 |
(2)越南战争后期美国撤离越南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的问题 |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三、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述评 |
(一) 美国对越南决策的研究 |
(二) 具体涉及美国撤离越南战场的研究 |
四、研究的创新及难点 |
第一章 约翰逊政府后期的越南战场形势 |
第一节 越战泥淖与打破僵局的春季攻势 |
一、美国陷入越战泥淖与面临的僵局 |
二、春季攻势——北越打破僵局的尝试 |
三、溪山战役——美国退却的开始 |
第二节 渺茫的获胜希望与对越决策的转变 |
一、春季攻势后美国面临的困境 |
二、停止轰炸——对越政策的显着转变 |
第二章 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与其“越南化”决策 |
第一节 尼克松主义与“越南化”决策的“明朗化” |
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
二、“越南化”决策的“明朗化” |
第二节 以战促和的战争政策与出兵柬埔寨 |
一、尼克松的疯子理论与出兵柬埔寨 |
二、兰山719与“越南化”遭受质疑 |
三、北越的应对措施与复活节攻势 |
第三章 美国寻求“体面撤离”与巴黎谈判 |
第一节 尼克松战争政策下的美越和谈 |
一、约翰逊政府后期酝酿和谈 |
二、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越秘密谈判 |
第二节 谈判进程的加速与最终协议的达成 |
一、基辛格与美、中、苏三角外交 |
二、南越的阻挠与美国重修协议 |
三、最终协议的达成 |
第四章 南越陷落美国完全撤离越南 |
第一节 巴黎协定签署后的越南战场形势 |
一、北越统一的决心与岌岌可危的南越 |
二、“水门事件”与“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破产 |
第二节 内战的爆发与美国的完全撤离 |
一、福特挽救南越与北越发动统一攻势 |
二、岘港陷落与非作战人员的撤离 |
三、常风行动——美国对越南干预的终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1964-)(论文提纲范文)
作者简介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现状与综述 |
1.2.1 美国公民教育机构研究 |
1.2.2 美国公民教育理论研究 |
1.2.3 美国公民教育课程研究 |
1.2.4 美国公民教育发展史研究 |
1.2.5 研究不足与发展趋势 |
1.3 研究意义与目标 |
1.3.1 研究意义 |
1.3.2 研究目标 |
1.4 研究方案与创新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的理论依据与方法借鉴 |
2.1 基本概念 |
2.1.1 公民 |
2.1.2 公民教育 |
2.1.3 美国公民教育 |
2.2 理论基础 |
2.2.1 唯物史观发展的、辩证的观点 |
2.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
2.2.3 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 |
2.3 理论与方法借鉴 |
2.3.1 公民身份理论 |
2.3.2 智库理论 |
2.3.3 批评性话语分析 |
2.4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的阶段划分 |
第三章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成立的前奏(1964-1981) |
3.1 公民教育委员会的成立 |
3.1.1 成立背景 |
3.1.2 委员会主要工作 |
3.1.3 初期项目 |
3.2 加州律师协会的支持 |
3.2.1 法制教育的发展 |
3.2.2 加盟加州律师协会 |
3.2.3 实施首个州项目 |
3.3 成为“全美公民教育项目实施联盟”成员 |
3.3.1 背景 |
3.3.2 财政压力下“中心”的对策 |
3.3.3 加入全美项目实施联盟 |
第四章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成立初期(1981-1994) |
4.1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正式成立 |
4.1.1 成立背景 |
4.1.2 开始独立运营 |
4.2 “我们人民:公民与宪法”项目 |
4.2.1 项目启动背景 |
4.2.2 美国政府对项目的资助 |
4.2.3 “公民与宪法”项目分析 |
4.3 《公民与宪法》课程的设计 |
4.3.1 课堂教学 |
4.3.2 应用实践 |
第五章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快速发展时期(1994-) |
5.1 编制《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 |
5.1.1 背景 |
5.1.2 编制《公民教育框架》 |
5.1.3 《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文本分析 |
5.2 “中心”发展的转折 |
5.2.1 背景 |
5.2.2 “代议制民主:人民之声”项目 |
5.2.3 全国公民教育大会 |
5.3 在困境中发展 |
5.3.1 对“中心”质疑的声音 |
5.3.2 “中心”的重大财政危机 |
5.3.3 应对之策 |
第六章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国际影响 |
6.1 “中心”早期国际活动及其影响 |
6.1.1 美国国际教育的萌芽 |
6.1.2 美国公民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回落 |
6.2 全面向世界拓展 |
6.2.1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
6.2.2 国际公民教育项目 |
6.2.3 编制《民主教育国际框架》 |
6.3 《民主教育国际框架》分析 |
6.3.1 目标 |
6.3.2 主要内容 |
6.3.3 框架特点 |
第七章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的评价与启示 |
7.1 评价 |
7.1.1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转型发展的内部动力 |
7.1.2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 |
7.1.3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国家智库功能 |
7.1.4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影响力传播策略 |
7.2 启示 |
7.2.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国别与比较研究 |
7.2.2 高度关注美国公民教育智库的意识形态渗透 |
7.2.3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建设 |
7.2.4 提升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智库影响力传播策略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第三节 关键概念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画报摄影图像的意义与叙事 |
第一节 摄影图像的符号意义 |
第二节 《人民画报》涉农封面摄影图像解读 |
第三节 《人民画报》涉农报道的图像叙事 |
第三章 农民幸福“神话”的共识制造(1950-1956) |
第一节 农民日常生活的幸福“神话” |
第二节 集体幻想中农民幸福的“神话”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中幸福的“农民阶级” |
第四节 参政地位中隐匿的农民幸福 |
第五节 制造共识——农民幸福“神话”的建构目的 |
第四章 农民幸福的内容扭曲与话语异化(1957-1976) |
第一节 生产跃进“神话”中农民幸福的浮夸 |
第二节 人民公社中农民幸福的意识形态绑架 |
第三节 文化革命“霸权”中农民幸福的政治异化 |
第四节 政治话语汇流中农民幸福的主体异化 |
第五章 农民幸福价值标准的本体归位(1977-1999) |
第一节 谨慎改革过程中迟到的农民幸福话语 |
第二节 农民利益诉求中经济建设话语的汇流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转变下幸福价值标准的回归 |
第四节 政治话语范式转换中农民主体的自由解放 |
第六章 农民幸福的本质追问与终极追求(2000-2016) |
第一节 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议程”与“框架” |
第二节 “问题”议程中农民幸福本质的话语追问 |
第三节 “增收”议程中农民幸福的经济本质 |
第四节 “新农村”议题中内涵扩张的幸福本质 |
第五节 “城市化”议题中农民幸福本质的终极追求 |
第七章 农民幸福话语的政治经济逻辑 |
第一节 农民幸福“神话”背后的政治合法性确认 |
第二节 农民幸福话语的意识形态操控 |
第三节 农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经济发展逻辑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关于边疆架构和国家发展的研究 |
(二) 关于美国边疆研究 |
三、研究内容、思路及框架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框架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法 |
(二) 历史分析法 |
(三) 精英分析法 |
(四) 利益分析法 |
(五) 层次分析法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 |
(一) 研究重点及难点 |
(二) 研究创新 |
六、研究条件与可能存在的问题 |
(一) 研究的有利条件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第一章 国家发展与边疆架构互动的逻辑 |
第一节 边疆架构的含义 |
一、边疆的含义 |
二、边疆架构及其基本要素 |
第二节 国家发展的含义 |
一、“国家发展”概念 |
二、相似概念的辨别 |
第三节 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存在逻辑互动关系 |
一、国家发展的需要促使边疆架构的初步构建 |
二、边疆架构影响国家发展 |
三、国家发展的状况促成边疆架构的调整 |
第四节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进程 |
一、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 |
二、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不同历史阶段 |
第二章 陆地边疆架构推动美国成为北美陆权强国(1776-1898) |
第一节 美国的建立 |
一、美国建立的标志 |
二、美国建立的动因 |
三、美国的四大要素 |
四、美国的三重属性 |
五、世界眼光和孤立主义 |
第二节 国家发展的需要催生美国陆地边疆架构 |
一、美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促成其边疆拓展 |
二、美国陆地边疆架构的历史形成 |
第三节 陆地边疆架构对美国国家发展的影响 |
一、积极的作用 |
二、带来的问题 |
第三章 海洋边疆架构催生世界海权霸主(1898-1945) |
第一节 海洋边疆架构形成前的国家发展 |
一、实现了国家统一 |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
三、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 |
第二节 国家发展催生海洋边疆架构 |
一、国家发展是海洋边疆架构形成的基础和动力 |
二、海洋边疆架构的历史建构 |
三、美国海洋边疆架构的发展 |
第三节 海洋边疆架构促进国家发展 |
一、优化美国的疆域结构 |
二、保障美国的国土安全 |
三、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 |
四、推动美国的国家转型 |
五、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 |
第四章 立体化边疆架构助推美国称霸全球(1945-1991) |
第一节 美国立体化边疆架构构建前的国家发展 |
一、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强国 |
二、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经济强国 |
三、军事实力荣登全世界第一 |
四、科技实力迅猛发展 |
第二节 美国国家发展催生立体化边疆架构 |
一、国家发展是美国边疆架构立体化的基础和动力 |
二、美国边疆架构立体化构建 |
第三节 美国立体化的边疆架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一、影响美国的疆域 |
二、为美国提供立体化的安全保障 |
三、有助于美国赢得美苏争霸 |
四、促进美国的经济及科技的发展 |
第五章 超主权性边疆架构支撑美国单极时代(1991至今) |
第一节 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构建前的国家发展 |
一、发挥全球作用的军事实力 |
二、居世界首位的经济实力 |
三、居世界第一的科技实力 |
第二节 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的形成 |
一、国家发展是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构建的基础和动力 |
二、利益边疆的构建 |
三、信息边疆的构建及治理 |
第三节 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一、对美国疆域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
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三、对美国科技的影响 |
四、对美国军事实力的影响 |
五、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影响 |
第六章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回顾与启示 |
第一节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进程 |
第二节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学术回顾 |
(一) 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
(二)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功能及其价值研究 |
(三) 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方法 |
(四) 执政党研究 |
(五) 参政党研究 |
(六) 历史人物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 |
二、本选题相关研究现状 |
三、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政治文化的涵义 |
(二) 政治文化对政党制度的作用 |
(三)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意义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党禁” |
第一节 朋党与党争 |
一、“党”的语义变迁 |
二、朋党的产生 |
三、中国历代党争之实 |
第二节 朋党与党争的政治文化分析 |
一、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下的朋党与党争 |
第三节 传统中国的“党禁” |
一、先秦诸子的党论与党禁 |
二、秦朝以降的党论与党禁 |
第二章 晚清时期政治文化变迁与中国政党的产生 |
第一节 晚清传统社会结构裂变中的政治文化变迁 |
一、鸦片战争后的传统社会结构裂变 |
二、社会裂变中的政治文化变迁趋向 |
第二节 “师夷制夷”中的西方议会制度最初介绍 |
一、师夷制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的开端 |
二、“师夷制夷”中的西方议会制度最初介绍 |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中的政党观念更新 |
一、洋务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
二、洋务运动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入变迁 |
三、洋务运功中政党观念的更新 |
第四节 维新运动中的政党观念输入与传播 |
一、维新运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启蒙 |
二、维新运动中的学会组建 |
三、维新运动中西方政党观念的传播 |
第五节 清末新政与中国政党产生 |
一、清末新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转型 |
二、以三种政治势力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角逐 |
三、清末新政与中国政党的成立 |
四、晚清专制皇权的终结 |
第三章 政治文化演进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实践 |
第一节 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演进 |
一、民主共和观念进一步张扬 |
二、政党政治理念持续加强 |
第二节 民国初年政党问题的论争 |
一、政党的基本内涵 |
二、政党政治及其运作 |
第三节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局面的出现 |
一、民国初创时期(1911年10月—1912年4月) |
二、国会选举时期(1912年5月—1913年4月) |
三、正式国会时期(1913年4月—1914年1月) |
第四节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短暂实践 |
一、民国初创时期的政党斗争 |
二、“国会选举”阶段的政党政治实践 |
三、政党政治的失败 |
第五节 民初政党政治实践失败的政治文化分析 |
一、缺乏实行政党政治的文化土壤 |
二、缺乏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思想 |
三、缺乏广泛政治参与意识 |
四、政党政治理念的不成熟 |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深广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第一节 封建专制文化的逆动与民主派的反击 |
一、清室复辟思想 |
二、北洋复古逆流 |
三、袁世凯复辟帝制 |
四、民主派的反击 |
第二节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的深广发展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简述 |
二、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深刻发展 |
三、基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广泛发展 |
第三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一、五四精英的政党思想转变 |
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与活动 |
三、中国共产党诞生 |
第五章 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产生 |
第一节 各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与共存 |
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封建政治文化延存 |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初步兴起 |
三、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发展 |
第二节 合作型政治文化的确立与断裂 |
一、合作型政治文化形成的背景 |
二、合作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
三、合作型政治文化的确立 |
四、合作型政治文化的断裂 |
第三节 三种政治文化的并存 |
一、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政治文化 |
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 |
三、中间势力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 |
第四节 三种政治文化的博弈与政党制度取向 |
一、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的博弈 |
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终结 |
三、中间势力的发展与主张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三、 研究现状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及不足 |
第一章 执政风险是中国共产党无法回避的问题 |
第一节 执政风险普遍存在 |
一、 从世界范围看,所有执政党都面临执政风险问题 |
二、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风险问题日渐凸显 |
三、 从党内来看,执政风险不断显现 |
第二节 执政风险的内涵及特点 |
一、 风险概念阐释 |
二、 执政风险基本内涵探析 |
三、 执政风险的基本类型 |
四、 执政风险的基本特点 |
第三节 执政风险的演化过程及形成机制 |
一、 执政风险的演化过程 |
二、 执政风险的形成机制 |
三、 执政风险形成的规律分析 |
第四节 抵御执政风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共识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指导 |
二、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实践总结 |
三、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具体表现 |
第五节 抵御执政风险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意义 |
一、 抵御执政风险有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 |
二、 抵御执政风险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三、 抵御执政风险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萌芽与生成,邓小平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探索(1978-1989) |
一、 邓小平执政风险思想产生的背景 |
二、 对执政风险的基本认识 |
三、 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对策 |
第二节 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新探索(1989-2002) |
一、 江泽民执政风险思想形成的执政环境 |
二、 对执政风险的根源性认识 |
三、 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对策 |
第三节 推进与深化,胡锦涛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新认识(2002-2012) |
一、 对执政风险的全面性总结 |
二、 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对策 |
三、 成功抵御几类重大执政风险事件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强身固本,不断推进党建新的伟大工程 |
一、 培养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重视组织建设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活力 |
三、 密切联系群众,夯实执政基础 |
第二节 深化认识,不遗余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
一、 开辟、发展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二、 开创、丰富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三、 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第三节 放眼全球,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旗帜处理国际事务 |
一、 以和平与发展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主张 |
二、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三、 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 |
第四章 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中面临的风险挑战 |
一、 为政不廉、腐败变质的风险挑战 |
二、 脱离群众、“四风”盛行的风险挑战 |
三、 目光短浅、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挑战 |
第二节 国内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风险挑战 |
一、 片面发展、忽视社会公平的风险挑战 |
二、 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风险挑战 |
三、 信用下降、诚信缺失的风险挑战 |
四、 监管不力、忽视网络安全的风险挑战 |
第三节 应对国际事务面临的风险挑战 |
一、 国际格局调整带来的风险挑战 |
二、 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带来的风险挑战 |
三、 东海和南海问题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挑战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对策 |
一、 强化执政风险意识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内在要求 |
二、 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根本途径 |
三、 以常态化、长效化促成良好党风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必由之路 |
四、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关键所在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美国宗教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相关研究现状 |
(三) 宗教教育概念的梳理 |
(四) 研究意义与研究思路 |
一、美国宗教教育的缘起与发展 |
(一) 远古时期:17世纪以前 |
1. 原始宗教教育的雏形 |
2. 前殖民地时期 |
(二) 殖民地时期:1600年——1779年 |
1. 美洲的移民浪潮与殖民地学校的建立 |
2. 启蒙运动与第一次大觉醒 |
3. 美国独立革命 |
(三) 建国前后:1780年——1865年 |
1.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
2. 美国建国初期 |
3. 美国内战时期 |
(四) 美国飞速发展时期:1866年——1961年 |
1. 美国的成长初期 |
2. 美国的成长中期 |
(五) 美国现代化时期:1962年——至今 |
1. 美国的现代化时期 |
2. 美国的信息化时期 |
二、美国宗教教育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基础 |
(一) 社会背景 |
1. 经济背景 |
2. 政治背景 |
3. 文化背景 |
(二) 理论基础 |
1. 哲学基础 |
2. 神学基础 |
3. 心理学基础 |
三、美国宗教教育的视域与内容 |
(一) 宗教教育的视域 |
1. 宏观视域 |
2. 中观视域 |
3. 微观视域 |
(二) 宗教教育的内容 |
1. 宗教通识教育 |
2. 宗教情感教育 |
3. 宗教实践教育 |
4. 宗教规范教育 |
四、美国宗教教育的原则与途径 |
(一) 宗教教育的原则 |
1. 生活教育原则 |
2. 道德渗透原则 |
3. 经典着作为本原则 |
4. 早期教育原则 |
(二) 宗教教育的途径 |
1. 学校 |
2. 教会 |
3. 家庭 |
4. 社区 |
5. 军队 |
五、美国宗教教育的价值困境与重建 |
(一) 宗教教育与价值 |
1. 价值与教育价值 |
2. 宗教教育价值 |
(二) 宗教教育价值的困境 |
1. 教育的世俗化 |
2. 社会道德危机的出现 |
3. 道德共识的困境 |
(三) 宗教教育价值的重建方法 |
1. 传统方法 |
2. 现代方法 |
六、美国宗教教育的评价与启示 |
(一) 社会作用 |
1. 净化心灵 |
2. 劝善惩恶 |
3. 凝聚人心 |
4. 精神慰藉 |
(二) 局限性 |
1. 世界观的唯心主义 |
2. 人生观的宿命论 |
3. 价值观的消极倾向 |
(三) 启示 |
1. 把握整体性原则,创设多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
2. 把握协调性原则,应用相互补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
3. 把握针对性原则,形成易于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9)从文化的影响看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概念定义和研究设计 |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文化 |
第一节 文化的广义和狭义 |
第二节 体系文化和个体文化 |
第三节 个体文化的几个向度 |
结论 |
第二章 中美个体文化差异及具体表现 |
第一节 中国个体文化特点 |
第二节 美国个体文化特点 |
第三节 个体文化在中美世界观上的表现 |
第四节 个体文化在中美自我观上的表现 |
第五节 个体文化在中美他者观上的表现 |
结论 |
第三章 中美个体文化造成中美结构性矛盾 |
第一节 中美个体文化造成中美政治制度结构性矛盾 |
第二节 中美个体文化造成中美经济政策性结构矛盾 |
第三节 中美个体文化造成安全政策结构性矛盾 |
结论 |
第四章 个体文化互动催生新体系文化 |
第一节 利益的界定 |
第二节 个体文化对个体利益认知的影响 |
第三节 体系文化对个体利益认知的影响 |
第四节 个体文化互动催生新体系文化 |
结论 |
第五章 中美个体文化差异对两国军事关系的影响----案例一 |
第一节 中美结构性矛盾对两军关系的影响 |
第二节 中美结构性矛盾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
结论 |
第六章 中美个体文化互动催生亚太文化----案例二 |
第一节 美国进入亚太给亚太文化带来的影响 |
第二节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亚太互动 |
第三节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中美亚太互动 |
结论 |
第七章 中美个体文化互动催生海上安全文化----案例三 |
第一节 海上安全问题的现存体系文化 |
第二节 中美早期互动—美舰机侦察问题 |
第三节 中美互动新焦点—海上航行自由问题 |
结论 |
第八章 中美个体文化互动催生气候变化文化----案例四 |
第一节 气候变化领域的现存体体系文化 |
第二节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文化变迁 |
第三节 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文化变迁 |
第四节 中美气候变化个体文化的相互影响 |
结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件 |
(10)基于网络政治动员态势的政府回应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 |
1.1.1 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日益自由切换 |
1.1.2 网络政治动员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推手 |
1.1.3 敌对势力的网络政治动员日益猖獗 |
1.1.4 政府成为了公民抗争的主要诉求对象 |
1.1.5 政府回应网路政治动员的能力亟待提高 |
1.2 文献综述 |
1.2.1 网络政治动员的相关研究 |
1.2.2 政府回应的相关研究 |
1.2.3 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回应相结合的研究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案例分析法 |
1.3.3 跨学科研究方法 |
1.3.4 虚实分析法 |
1.4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1.4.1 本研究的设想、取舍及意义 |
1.4.2 本研究的理论工具:抗争政治理论 |
1.4.3 本文的分析框架:走向动态的动员模式 |
1.5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1.5.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2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抗争政治中的网络政治动员 |
2.1 重新审视政治动员 |
2.1.1 动员:一种话语修辞的演进 |
2.1.2 政治动员:三种视界的阐释 |
2.1.3 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动员 |
2.2 网络政治动员的内涵 |
2.2.1 网络政治动员的性质判定:替代物、新事物、混合物 |
2.2.2 网络政治动员的概念 |
2.2.3 网络政治动员的特征 |
2.3 当代中国抗争政治中的网络政治动员 |
2.3.1 从争议政治到抗争政治 |
2.3.2 当前中国的抗争政治:网络群体性事件 |
2.3.3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网络政治动员:一体两面 |
第3章 网络政治动员的行动者 |
3.1 权力差序格局中的政治行动者 |
3.1.1 权力的差序格局 |
3.1.2 政治行动者的媒体传播策略 |
3.2 网民距离政治行动者还很远 |
3.2.1 不断缩小的数字鸿沟:中国网民的快速增长 |
3.2.2 网络政治动员行动者的特征 |
3.2.3 影响行动者卷入网络政治动员的因素 |
3.3 网络政治动员的杠杆隐喻 |
3.3.1 网络动员的杠杆作用 |
3.3.2 少数人的大努力 |
3.3.3 多数人的小努力 |
3.4 政府网络政治动员的非对称发展 |
3.4.1 政府行动者存在路径依赖 |
3.4.2 政府行动者遭受诸多限制 |
3.4.3 政府行动者操作策略欠佳 |
第4章 网络政治动员的虚实转化轨迹 |
4.1 网络政治动员的虚实转化过程 |
4.1.1 网络政治动员的启动阶段:实虚转化 |
4.1.2 网络政治动员的核心阶段:虚虚互动 |
4.1.3 网络政治动员的完成阶段:虚实转化 |
4.2 网络政治动员虚实转化的机制 |
4.2.1 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相互转化 |
4.2.2 公民和网民的相互转化 |
4.2.3 政治信息向政治力量的转化 |
4.3 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蓬勃发展的动力 |
4.3.1 政治动员主体的牵引力 |
4.3.2 网民政治需求的自驱力 |
4.3.3 网络信息的催化力 |
4.3.4 网络环境的支持力 |
4.4 网络政治动员的趋势 |
4.4.1 网络政治动员的多元化 |
4.4.2 网络政治动员的融合化 |
4.4.3 网络政治动员的不确定性 |
4.4.4 网络政治动员的国际化 |
第5章 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回应的互动 |
5.1 我国网络政治动员的快速成长 |
5.1.1 网络政治动员的萌芽 |
5.1.2 网络政治动员的雏形化 |
5.1.3 网络政治动员的飞跃期 |
5.1.4 网络政治动员在面临拐点考验 |
5.2 网络政治动员政府回应的应然逻辑 |
5.2.2 网络政治动员的政治效应:应回应性价值 |
5.2.3 网络政治动员的政治效应:可回应性价值 |
5.3 网络政治动员政府回应的实然逻辑 |
5.3.1 政府对网络民意无回应 |
5.3.2 网络民意压力迫使政府被动回应 |
5.3.3 政府主动征询或回应网络民意 |
5.3.4 政府回应的困境 |
5.4 网络政治动员政府回应的博弈 |
5.4.1 政府与网民的博弈:四要素模型 |
5.4.2 政府回应存在的典型问题:基于若干案例的考察 |
第6章 构建政府回应网络政治动员的机制 |
6.1 政府回应的目标排序 |
6.1.1 维护社会秩序 |
6.1.2 推动制度发展 |
6.1.3 促进公平正义 |
6.2 政府回应的约束条件 |
6.2.1 公共利益对政府回应方向的约束 |
6.2.2 政府职能对政府回应边界的约束 |
6.2.3 依法行政对政府回应规范的约束 |
6.2.4 公众期望对政府回应实质的约束 |
6.3 政府回应的诊断体系设计 |
6.3.1 当前网络政治动员类型化诊断的进展及缺陷 |
6.3.2 对西方在线集体行动动员类型化的改造 |
6.3.3 即时性诊断式的三级分类模式设想 |
6.4 政府回应的路径选择 |
6.4.1 法治路径 |
6.4.2 技术路径 |
6.4.3 道德路径 |
6.4.4 政治路径 |
6.5 政府回应的支撑体系构筑 |
6.5.1 理念支撑:政府应树立融合回应的理念 |
6.5.2 制度支撑:提高政府接纳网络民意的制度化水平 |
6.5.3 动力支撑:推动网络公民社会的理性成长 |
6.5.4 内容支撑:厘清网络政治动员背后的真实诉求 |
6.6 政府回应的具体方法 |
6.6.1 网络政治动员的预警指标与流程 |
6.6.2 网络抗争者参与的合作民主设计 |
6.6.3 政府反动员的常用框架组合 |
6.6.4 政府网下规制的基本策略 |
第7章 结论 |
7.1 自下而上的网络政治动员 |
7.2 自上而下的政府回应 |
7.3 走向合作民主:双十字路口的试错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四、美国大选前奏号角吹响(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2]越南战争后期美国撤离越南决策研究[D]. 陈祥.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3]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1964-)[D]. 束永睿. 中国地质大学, 2018(07)
- [4]《人民画报》涉农报道中农民幸福的媒介话语建构研究[D]. 卜新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5]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D]. 李朝辉. 云南大学, 2015(04)
- [6]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D]. 贺良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研究[D]. 王艳春.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8]美国宗教教育研究[D]. 李琼. 武汉大学, 2011(06)
- [9]从文化的影响看中美关系[D]. 赵宇敏. 外交学院, 2011(05)
- [10]基于网络政治动员态势的政府回应机制研究[D]. 刘力锐. 东北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