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素质培养势在必行——来自1999年高校招生和推荐学生综合能力测试题

一、综合素质的培养势在必行——从1999年高校招收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题谈起（论文文献综述）

何智红^[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自主权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文中提出

周菁菁^[2]（2020）在《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人才培养是个人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复兴的核心与关键;不同教育阶段的协同与贯通,是人才连续性培养的基本保障,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意义更为重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不同衔接政策的颁布,我国已建立以高等教育统一入学考试为中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考试中心”式衔接无法建构高中与大学协同贯通的教育衔接体系,易引起其体系中人才培养适配性、多样性、连贯性的不足。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需要政策的指导,然而,政府至今仍未出台独立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文本。不仅如此,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人才培养标准的改革运动;2015年,我国“双一流”改革的开展,同样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人才培养标准的革新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需要更高品质的高等教育人才来源。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中的人才培养,即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来源。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历来重视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自明治维新起,日本政府通过颁布不同的衔接政策探索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2016年,日本政府颁布《“高大接续”体系改革的最终报告》,是其教育界近年来展开的最新的、规模最大的教育改革,开启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成为“全面整体”式衔接的新篇章。本研究以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为背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访谈调查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明确界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和阐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梳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实状况、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最后在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展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发展走向。本研究有利于从比较研究的视角为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提供理论逻辑,从而促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独立文本的出台和协同贯通教育衔接体系的建立,具体而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理论探讨是本研究的基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即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需要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本研究在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后,确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分析标准的框架与内容,确立其构成要素与具体指标,最终建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是本研究的前提。只有明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了解其现状何以形成。本研究以日本历史上所颁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重要的政策为分界点,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划分为萌芽、发展、成型与改革四个时期,系统梳理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政策文本,提炼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主要特点,探寻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演进逻辑。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状分析是本研究的重点。只有深刻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才能理解其政府如何进行“高大接续”改革。本研究在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事实分析标准,从政策环境、政策内容与政策过程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现状分析,明确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事实层面的优势与不足。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探索是本研究的升华。价值来自于事实,也隐藏于事实。只有弄清事实,才能分析价值;只有分析价值,才能理解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背后真正的逻辑。本研究在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分析标准,从人才适配性培养、人才多样性培养、人才连贯性培养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价值分析,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中日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比较借鉴是本研究的落脚点。通过中日两个的比较研究,才能认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否以及哪一部分适合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本研究在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反思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借鉴日本在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先行经验,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提出合理性的建议,明确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未来走向。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政策分析的视角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研究,从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历史演进、现状反思、价值探究、比较借鉴等内容进行刨析,并形成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实质上反映的是“如何建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其本质为人才培养政策。每当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其政府感觉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出现问题之时,便会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日本而言,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从“粗放直通”式衔接走向“全面整体”式衔接的发展趋势。

蒋将^[3]（2018）在《从统一性公平到差异性公平 ——我国高考政策改革趋势》文中指出高考政策是政府、高等学校和社会相关组织等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权威分配与调节所规定的行为标准。它的制定既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又关系到个人的未来。而高考公平是我国高考政策制定的一个关键原则,它既是评判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和维度,又是影响到社会公平的关键。自1977年以来,我国已经恢复高考四十年了,高考政策应时而动,改革路程曲折,但在多方面已逐步改革完善,基于公平的角度,高考政策改革又是一个怎样的改革趋势,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当前对我国高考的研究很多,也有探讨我国高考政策改革趋势和高考公平的,但以公平视角对我国高考政策改革趋势的研究并不多。本论文基于公平的角度探讨我国高考政策改革的趋势,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纵向的对我国高考政策改革的历史演进发展进行梳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横向的对每一阶段政策内容和反映的公平性特点进行分析总结,从而客观的探寻我国高考政策改革公平性的演变趋势,本文分为高考政策改革统一性公平阶段（1978—1985年）,高考政策改革区域差异性公平阶段（1986—1998年）,高考政策改革多元化差异性公平阶段（1999—2013年）,高考政策改革个人差异性公平阶段（2014—至今）,然后,对我国高考政策改革的公平性历史趋势进行总结,并结合到我国当前时代背景和教育发展现状,对我国当前高考政策改革提出相关的建议。

郑程月^[4]（2018）在《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 ——以高考、中考为例》文中提出高考、中考直接关系着我国新时代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影响着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1977年以高考恢复为发端带动了中考和整个考试招生政策的复苏,整个教育领域焕发了崭新气象。可以说,1977年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恢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教育领域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这是我国考试招生政策发展的法律保障。考试招生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而高考与中考是我国现今最主要的两大升学考试,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考试招生。第一,高考与中考是我国人才选拔与培养的主要方式,是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主渠道,同时还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二,高考与中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往往都是统筹进行的,中考改革必须配合并适应高考的改革。另一方面,两者都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这一根本目标。简言之,高考与中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整个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因此,本研究以高考与中考政策恢复40年来的历史演进为研究内容与逻辑脉络,通过历史研究视角对其演进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窥探我国考试招生政策4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本研究立足历史回溯、政策内容分析与现实关照的三重维度,通过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完整地审视40年来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发展演进。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演进主线—政策改革主旨、内容特征聚焦—影响因素与价值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审思—展望与建议”的分析思路与阐述方式,首先通过对高考、中考现实状况的关注,以及对既有相关文献的梳理述评,发现有价值、可挖掘的研究视域,明确本研究开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然后对我国考试招生政策进行历史溯源,扩大必要的历史视野,为深入研究夯实历史积淀,随后密切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在历史的回溯中对高考与中考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通过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体制等方面的细致剖析,归纳出高考、中考政策的演进主线与内容特征,再然后分析阐述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价值取向变迁,进而总结40年来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并进行政策演进发展的趋向审思,最后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贡献进行总结,并进行新时代的政策展望和提出改革建议。本研究得出以下重要认识: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是考试招生政策改革的根本坚守;政策改革既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要关注人的特殊化、个性化发展,既要突出普适性又要秉持选拔性原则;考试招生模式由统一走向多样化是政策创新的必然选择;考试招生政策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是发展的必然。40年来高考与中考政策的演进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高考、中考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同时高考、中考政策改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历史需要还原,并且通过回顾历史,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对40年来我国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历程的梳理描绘,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下我国高考与中考的改革完善与深度创新。针对当前高考与中考政策改革所面临的形势,可采取的适切性举措建议包括:推动国家考试法的出台,深化考试招生法治化建设;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招考分离与特殊人才选拔;推进异地考试招生政策完善,补齐教育短板;全面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政策体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多措并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适才选择”,立足人才结构的调整,健全招考机制;凝聚改革共识,综合施策,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构建科学评价标准,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进行考试招生政策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

吴晨^[5]（2018）在《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研究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为研究对象,遵循宏观阐述与微观剖析、理论分析与实践例证、历史考察与现实状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即从宏观上和理论上分析了27所985高校研究生免试入学制度的选拔目标、发展脉络、运营机制,并以一所985高校的26个学院为案例对推免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文本分析;并对当前575名在读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习投入与产出、创新素质与能力展开问卷调查,对16名推免生就推免流程、选拔标准、读研动机、未来计划等信息进行访谈,从微观上和实践上解析了目前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的特征。以创新人才培养的视角,分析当前推免制度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提出建议,促进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首先,通过分析创新人才的素质构成,建立创新人才素质的理论模型。其次,通过历史考察与国际比较,分析我国推免制度的形成背景、实施目的、发展历程。再次,通过现实探讨与实证分析,探讨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的选拔标准、流程途径、实施成效、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结论与改革建议。本论文的主要结论是:1.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是我国研究生入学的重要方式;2.制定科学合理的选拔标准是推免制度改革的关键;3.专业成绩优秀且综合能力较佳的学生在推免生选拔中更易脱颖而出;4.推免生较统考生相比,创新能力优势不明显;比如,在学习主动性方面,推免生不如统考生表现得好,统考生比推免生的科研兴趣更加浓厚。而在创新能力与素质的其它方面两种类型的学生的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表现。此外,本论文认为推免制度应该坚持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并为之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选拔标准,具体建议是: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学术成果;也注重对学生科研兴趣、知识结构与方法、认知能力、研究能力、专业表达能力科研管理与合作能力等创新素质与能力的考察。本研究不足的是,没有提出一套更加科学有效的选拔标准体系。

章亚骏^[6]（2017）在《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评价模式改革研究》文中指出由于高校招生长期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使得高考和招生评价经常混为一谈。随着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必须明确高考只是高校招生评价的要素之一,高考招生也只是高校招生的模式之一。高校招生评价上连高等教育、下引基础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具有核心枢纽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它关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起点;另一方面,又对基础教育有着强大的引导效力。因此,是教育学研究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本研究以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评价模式为研究对象。首先,按照高考、保送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四类招生模式为四条线索,回顾了 1977年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评价的改革历程,为定位当前改革方向寻求较有深度的历史参照。其次,通过介绍美、英、俄、日、韩、澳六国的高校招生评价模式,分析得出各国模式的共性与差异,为破解我国日渐凸显的招生评价难题,获取可资借鉴的域外经验。进而在功能辨析与功效比较的基础上,思索高考、综合评价两大招生模式的协调策略。最后基于对高考改革中问题和误区的反思,探究进一步改良高考招生模式的方法与对策。研究发现,我国的高校招生评价肩负着育人功能、选拔功能和社会功能,高考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在各项功效上互有优劣。为了衔接好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间的选拔与育人,兼顾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间的效率与公平。需要在坚持高考招生模式为主的前提下,稳步推广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就高考招生模式而言,以"两依据、一参考"为导向的新一轮改革有其理想的出发点,但也面临招生录取、高中教学、学生成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完善高考方案,可以尝试"合并高考学考,实行九科统考";"分数多重表征,成绩按需取用";"各科权重不一,分值因人而异"等改革新思路。

黄真金^[7]（2017）在《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语文高考是我国高考中重要的科目,语文教育是基础教育中关键的学科。长时期以来,我国的中学语文教育,深受语文高考的束缚和牵制。为了把握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在纵向上梳理了近百年不同历史时期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把握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寻找规律。横向上把二者的关系放到动态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同时关注外在客观条件对二者互动的影响。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述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综述文献,界定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相关概念,厘定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分析语文高考与影响语文高考的外部环境因素一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回顾民国时期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历程,分析二者互动的情况及对当下的启示。第四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之前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起步发展的情况,把握二者互动的特点,寻找与当下问题有关的根源。第五章研究高考恢复以来至语文新课程改革之前,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情况,探讨二者间的关系、成因及其对当下的启示。第六章梳理“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历程,通过调研,结合现象,分析结果,得出这一时期语文高考依旧过度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第七章剖析实施“新课改”以来,语文高考仍旧过度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问题根源,结合当下国家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宏观政策指导和行动,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语文高考,提出完善语文高考改革制度、促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良性互动的构想与建议。本文获得的结论,主要有:第一,语文高考“指挥”中学语文教育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根源是:“文革”结束初期,国家急需人才,语文高考肩负着“为国选材”的大任,地位突出。经历“文革”重创,中学语文教育元气大伤,由于学科建构还很不成熟,只能顺应语文高考的需求发展。高考“指挥棒”对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牵制作用,逐渐形成。第二,语文高考本应是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一环,但是,当语文高考的结果对个人,学校利益所产生的的利害关系过大时,高考就远远超越了教育中的“一环”的定位。外在客观条件,促使语文高考逐渐变化为能够干预、牵制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矛盾的一方”,甚至被当作中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已经发展得极不正常。以满足高考需要为目的的“应试”中学语文教育,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妨碍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也给师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第三,本世纪兴起的中学语文新课程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这种畸形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十余年间,我们抓住矛盾的一方面——中学语文进行课程改革,对促成矛盾的外在环境,改革的力度显然不够。而在这组矛盾中,最主要的一方应该是语文高考,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完善语文高考改革制度、促进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良性互动。藉由相关结论,本文提出缓解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矛盾的构想与建议。就改革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互动的外部条件而言:政府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健全用人机制;缩小行业差距,加快民主进程。教育管理部门要提高管理水平,减少功利评价;深化高考改革,提升高校办学质量。学校要坚守教育立场,坚定育人目标;转变评价观念,改革评价制度。社会和家庭要理性看待高考,淡化功利色彩。在中学语文教育方面:中学语文教育要坚守育人目标;坚定学科基础;坚持课程改革方向;坚决落实“课改”内容。在语文高考改革的层面:改革考试方式的建议包括:增添对汉语“口语表达与交流”素养的考查;尝试“开卷+闭卷”结合考试;改革考试题型。完善考试内容改革的建议包括:“语文知识”考查要更贴近时代及学生的生活需求;“现代文阅读”内容要更加自由多样;要提高“写作能力考查”命题质量。改进语文高考考试评价的建议包括:提高考试评价水平和质量;组建专业试卷评阅队伍;恰当运用语文高考成绩。

张文东^[8]（2016）在《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自1981年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的学位与研究教育更是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学科建设水平不高等问题。当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处于关键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福建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改革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从数量建设到质量建设的转型,是当前教育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时间为经,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为纬,主要运用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结合、制度与实态并重及比较、统计和定量分析、高校考察等方法,对三十余年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与演绎规律、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进行系统与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第一,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福建省学位教育经历恢复和起步（1981-1991年）、稳步发展（1992-2000年）、全面快速发展（2001-2011年）三个阶段;从培养单位和授权点看,福建省1981年开始就有培养单位和授权点,但发展较慢,三十年间仅有硕士培养单位13个,博士培养单位8个,且学科分布相对集中于某些培养单位。这反映了福建省研究生培养单位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专业型学位教育虽得到大力发展,但教育体系不够成熟,整体教育水平不高。（2）从培养规模和经费保障看,福建省研究生教育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经历了初创与发展兴起阶段（1981-1991年）、规模扩大和调整改革阶段（1992-2004年）、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1年）三个阶段;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也相应经历了由国家财政完全拨款到逐步呈现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承担或补偿研究生培养费用的格局。（3）从师资结构看,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但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生师比也在增大;研究生导师呈现高职称、年轻化,并且女性研究生导师比例在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二,通过对福建省13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实地考察发现:（1）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大,但与全国比仍然偏小;工科类学位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发展相对滞后,与福建的社会、经济发展多样化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研究生教育布局不断完善,但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推进,但培养质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主要存在着研究生教育的省级统筹和规划、学科建设水平与特色、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等诸多方面不够完善的问题。第三,在剖析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征、对培养高校做了实地考察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概况,提出了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的五个“转变”:即从规模扩张向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办学转变;从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从单一招考制度向招考制度多元化转变;从集中统一管理向依法自主办学转变。第四,PEST分析表明,当前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协同发展、国际化、质量保障的发展战略思考和建议。总之,本文以时间为主轴,以教育史为视角,基于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两个层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学位制度建立30年（1981-2011年）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演绎特征,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特点,剖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采用了 PEST分析法,分析了今后面临的发展环境,提出了战略前瞻和对策思考。

刘小华^[9]（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关乎国民素质的高下,决定国家各项事业的兴衰及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任何怀有希望的民族,都必须重视教育发展。作为教育顶级阶段的高等教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论文选取湖南省为个案研究对象,该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可视为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运用历史文献法、调查访谈法、图表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层次解读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为探析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作必要的铺垫；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社会流动的内在关联；将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行纵向比较；将湖南高等教育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凝炼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评析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总结其历史经验,展望其未来发展,以期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条件类似的其他省区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该部分重点在于介绍相关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客观评论。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首先,论文从历史根基、社会氛围、人才压力及政策保障等四个层面阐述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在此背景下,详细考察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遵循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论文将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分为拨乱反正（1978—1984）、探索改革（1985—1991）、深化改革（1992—1998）及“弯道超车”（1999至今）等四个历史阶段。第二章主要探讨湖南高校的办学定位问题。文章以办学定位为视角,论述了湖南大学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抽样选取湖南18所本科院校的发展规划文本,探析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在详细剖析存在问题的前提下,探寻湖南高校办学定位的路径选择。第三章探究了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与湖湘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得出：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长沙“堕落街”与“岳麓山大学科技园”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密切关联的典型案例；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之间交互耦合,共生共存。第四章主要探究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联。论文首先介绍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接着,论文从宏观角度研究,指出：在“精英”时代,高等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在“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功能大为减弱。最后,文章以湖南理工学院三个时期的毕业生就业为例,微观剖析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之关联。第五章探析了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文章介绍了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从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方面对湖南高等教育的不公进行现状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公平之路径。第六章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从教育属性、人才培养、战略地位、管理体制、发展模式及投资方式等方面纵向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而将其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以此为基础,凝练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第七章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问题。首先,论文从宏观层面解析了湖南高等教育所获得的辉煌业绩；接着,以吉首大学为例,从微观层面探析湖南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绩效；最后,对湖南高校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进行一番客观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不能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高校办学要科学定位；高等教育要稳步发展、“本土化”发展；并探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湖南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向。

王红艳^[10]（2013）在《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 ——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是中国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百年：1904年,晚清政府以日本实业教育制度为蓝本确立了实业教育制度,1913年的民国教育部沿袭了该制度；1922年“新学制”实行仿照美国的综合中学制度,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家一度梦想它能扩大职业教育的实施范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急剧的政治制度转变,引发职业教育制度走向苏联模式；“文革”十年,职业教育几乎被毁灭；20世纪八十年代,职业教育重新开始恢复,打开国门后的职业教育实践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技文明,他们又一次启动学习的历程,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育模式都被介绍引入。每一次国家制度变革,引发教育制度变化,职业教育制度也随之改变。职业教育制度的每一次转变都彻底否定过去,但新的制度却未能如愿以偿,职业教育的命运在兴起与停滞之间循环往复。笔者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制变革入手,以上海职业教育制度实施为主体,思考驱动职业教育制度数次重构的原因。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制度变革是一个努力探索职业教育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上海作为在中国近代迅速崛起的一个城市,其职业教育制度变迁基本遵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现了区域服从中央的精神。通过对不同阶段影响制度变革的原因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影响上海职业教育的主导因素是是外力作用,尤其是政府行为；而在职业教育内部缺乏足以影响制度变革的力量。职业教育的发展总限于规模的变化,而其质量的提高举步维艰。如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上海特点的职教制度体系,仍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专业设置是实施职业教育的起始环节,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实现培养目标和实施教学活动的基础工作。职业学校师资队伍是按照专业进行配备。如何设置专业是实施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自1843年上海被开放后,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和它的经济结构变迁有着重要关联。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存在着数次转向：20世纪上半叶,商业教育占主导；五六十年代,因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工科教育大发展；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走向改革开放,上海重新恢复多元化城市功能,第三产业的专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变迁、城市功能转型、择业观变化以及校长的影响力等因素的制约,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也在调整,但由于专业设置缺乏科学性,其总滞后于经济发展,始终在“追赶”经济的步伐,而缺乏一定的前瞻性。职业教育课程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主要载体,在学校教育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职业学校的类别很多,每类的具体分科更多。不同的类别与分科需要设定相应的课程,职业学校课程纷繁复杂在所难免。最初各校多根据自己需要,参考日本及欧美的成例,自行拟定。1934年,教育部开始规划各科课程标准。职业学校的课程从学校各自为政逐渐走向标准化、统一化。1953年,职业教育课程确立苏联的技术教育课程模式,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教育领域逐步重视课程理论。职业教育界也开始学习和模仿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学模式,又引发职业教育课程新变革。其在长期实践中纠结于针对性与普适性、升学目标与就业目标、理论内容与实践技能之间的矛盾。不管学制如何变迁,教学模式怎样转变,普通文化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技能课之间比例是课程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永恒的难题。教师是影响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逐渐壮大的发展过程。教师的来源渠道和培训形式问题一直是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两个基本问题。而师资培养制度的长期缺失,其运行机制远远滞后于职业教育发展,这是制约职业教育再发展的瓶颈。建立完善的职业师资养成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是变革与探索的百年,在移植西方先进职业教育经验的进程中,尽管遭遇到“水土不服”曾踯躅不前,但是有志于职业教育探索的先行者不断进行本土化实践。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又是构建与发展的百年,在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自身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尽管遇到挫折会重构体系,但每一次构建都推动职业教育向前发展。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既要遵循中央法律法规,又要立足工商业大都会的经济特点,寻求部章规定与地方需要之间的变通,在实际运行中逐步形成地方特色。上海职业教育界在数次学制变革的引领下努力进行本土化探索,试图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教育制度,但至今尚未形成一条具有中国元素、上海特色的独特路径。

二、综合素质的培养势在必行——从1999年高校招收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题谈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综合素质的培养势在必行——从1999年高校招收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题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2）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统一性公平到差异性公平 ——我国高考政策改革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 ——以高考、中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研究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评价模式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 ——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综合素质的培养势在必行——从1999年高校招收保送生综合能力测试题谈起（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自主权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D]. 何智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D]. 周菁菁.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从统一性公平到差异性公平 ——我国高考政策改革趋势[D]. 蒋将.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4]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 ——以高考、中考为例[D]. 郑程月. 天津师范大学, 2018(12)
• [5]我国研究生推荐免试入学制度研究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视角[D]. 吴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6]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评价模式改革研究[D]. 章亚骏.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7]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育之关系研究[D]. 黄真金. 厦门大学, 2017(05)
•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张文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9]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D]. 刘小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10]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 ——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研究[D]. 王红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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