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我国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达1.5亿（论文文献综述）
罗慧[1]（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祝洪章[2]（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认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谢先雄[4]（2021）在《农户参与农地休耕的效应研究 ——以西北生态严重退化休耕试点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周作昂[5]（2020）在《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文中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和政策实践,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抓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将精准扶贫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促进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并基于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和劳动力市场、反贫困理论,充分利用统计调查数据资料,从宏观和微观多个层面开展四川省区域性实证研究,探讨如何通过精准扶贫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难题,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研究聚焦精准扶贫促进劳动力就业的主题,按照问题的提出——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影响机理——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思路进行。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反贫困、劳动力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支撑,构建本文的理论基础框架。然后,结合我国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全国、县域、村级和农户四个层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以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为三个维度,全面分析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的经济学影响和实践效应。再后,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农业普查、贫困调查、乡村振兴监测等微观数据和统计资料,开展精准扶贫对就业影响的区域性实证研究,深入分析和评估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影响逻辑和实施效果。最后,围绕精准扶贫促进就业提出解决我国贫困人口就业难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全文包括九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创新点和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既系统梳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又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和创新研究,旨在为贫困、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研究范式,同时为各级党委政府建立城乡扶贫促进稳定就业的长效机制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一是全面梳理马克思、缪尔达尔、纳尔逊、阿马蒂亚·森等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准确把握精准扶贫实践研究的研究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为分类对症施策、提升可行发展能力提供理论支撑;二是重点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就业歧视、理性选择等关于劳动就业的理论,为研究我国精准扶贫实践下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提供分析思路;三是强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的关系,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构建脱贫致富长效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章:我国农村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我国农村贫困和就业现状及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发展演进,重点分析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与就业状况,从时间、空间、结构上对农村贫困和就业进行比较分析,为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影响效应及区域性实证研究打好基础。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深度贫困问题还比较严峻,农村贫困人口还有一半以上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收入明显提升,但占比仅为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七成。我国农村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但农村劳动力规模特别是农民工总量仍然较大,就地就近就业和省内就业人数增加、占比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九成集中在二、三产业。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成效显现,西部地区是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重点地区;精准扶贫推动农村居民就近就地择业成为新的选择,对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第四章: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该部分主要从宏观视角和全国层面探讨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和实践效应。扶贫对就业的影响路径,沿着“贫困人口出现——贫困原因分析——实施扶贫开发——重点发展扶贫产业和转移就业——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稳定脱贫防止返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展开。扶贫是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难题的重要方式,就业促进是反映精准扶贫成效的战略举措,精准扶贫通过就业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可行能力;通过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规模;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城乡结构,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通过增加就业收入、提升就业福利、增强工作稳定性、创造发展机会,提升劳动力就业质量。研究发现,精准扶贫通过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系列举措,全国上千万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和稳定脱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就业结构逐步优化;精准扶贫对就业质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对贫困群众的就业增收、福利水平提升、工作持续稳定、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五章:四川省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政策实践。在全国精准扶贫对就业影响机理和效应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四川省作为区域实证研究的案例,对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进行总结梳理,重点分析四川省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政策实践对贫困人口就业促进的成效,为后文的微观实证分析打好基础。研究发现,四川省的精准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比较完整,推出一系列产业和转移就业政策组合拳,累计通过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和转移就业带动300多万人实现脱贫增收,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00多万。四川省坚持以产业扶贫引领脱贫攻坚,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特色扶贫产业,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重视农产品品牌打造,增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支撑保障;通过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支持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强化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实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等具体举措,就业扶贫成效显着。第六-八章:四川省精准扶贫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这三个部分在前面宏观和区域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四川省农业普查、人口普查、乡村振兴监测、88个贫困县县域数据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发挥数据资源优势,从县域、村级和农户三个层面,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工具变量模型,开展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和转移就业扶贫对四川省贫困地区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区域性实证研究,探索精准扶贫特别是就业扶贫推动就业质量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结果表明:精准扶贫对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具有显着影响;在农业经营主体吸纳就业方面,规模较大的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在促进贫困就业和贫困村退出方面的影响不明显,反而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显着提高了该村退出贫困的概率,农民专业合作社对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的影响都较为显着。本文提出针对不同的生产经营主体,制定差异化的就业扶贫政策,主要向类似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这样能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主体倾斜,对贫困劳动力重点开展农业相关的培训,适当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第九章:结论、建议与展望。该部分是对全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总结和提炼,依据精准扶贫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总结研究结论,探讨对策建议,提出本文未尽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和视角创新。精准扶贫和就业促进都是我国重要的民生工程,本文将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结合起来分析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和作用机制,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三个维度着手,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影响路径和实践效应,为贫困、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研究范式,在主题选择和研究视角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二是研究资料分析创新。本文对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有关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涉及,有关数据资料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体现。通过详细梳理各类扶贫政策,充分利用各类调查统计数据,既对全国和区域层面的宏观数据进行描述,又从县域、村级、农户等中观和微观视角开展实证分析,特别是充分使用了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乡村振兴监测、贫困调查等丰富的微观调查数据资料,对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影响逻辑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验证。因此,在研究资料整理和使用方面来说,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三是研究结论应用创新。不同于单独的措施建议,本文基于扶贫与就业协同推动的基本思路,融合扶贫脱贫、就业促进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坚持“三个围绕”即围绕精准推进扶贫,围绕就业稳定脱贫,围绕发展长效脱贫。认为既要从全国和宏观层面出台普适性的政策措施,又要分区分类分级出台针对性的促进就业措施;既要重视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又要适时扩大范围,实现城乡扶贫统筹推进;提出就业扶贫政策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能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主体倾斜的对策建议。从研究结果的应用角度来看,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因资料不足和研究水平限制,对扶贫与就业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分析还不透,对就业质量的实证分析还不深,对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还不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
杨克文[6]（2019）在《教育的就业效应与健康效应研究 ——来自务工农民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表明三农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关系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李克强总理在发布的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为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政府希望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提高农民收入,从而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顺利转移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成功实施的关键。然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近些年务工农民的增长数量和速度均不断下降。根据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型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本文认为造成农村劳动力吸纳不足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为了实现城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务工农民进城设置了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进入阻碍。第二,务工农民总体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技能缺乏,这导致务工农民处于低收入、无保护的弱势地位,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以及就业竞争和替代能力不强。第三,自身健康水平的影响。自身健康在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务工农民“候鸟式”的流动,在超时劳动的作用下,致使他们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对他们再次流动产生不利影响。第四,父母健康的影响。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逐步加深。人进入老年期后,健康折旧加快,不仅日常行动能力下降,而且也容易心理健康恶化,导致对他人的照护需求增加。由于长期依靠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的快速经济增长,在我国人口结构逐渐老龄化和生育率低位徘徊导致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的背景下,日益难以为继。因此,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此背景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顺利转移并能够安居乐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强。文化程度越高,克服户籍制度等迁移障碍的能力越强,迁移成本也就越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更容易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不仅如此,根据健康需求理论,个体教育有利于改善自身及他人健康,而且预算约束放松和健康生产效率改善在教育改善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渠道作用。在众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中,教育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改善其他负面因素的关键变量。鉴于此,本文将从教育的角度考察其对务工农民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教育是否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克服迁移障碍并改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其次,教育是否影响务工农民及其父母健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增加农村教育投资不仅能直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还能通过改善自身及父母健康,间接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使用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探讨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及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性和受教育程度的内生性,我们对其进行了赫克曼两步法和工具变量处理。结果显示教育不仅能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迁移,而且显着改善了务工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并且这种改善是通过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同样使用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社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方法识别教育对务工农民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对务工农民健康具有显着的正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年龄异质性。预算约束放松和效率提升在教育影响务工农民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渠道作用。使用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方法识别务工农民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务工农民教育对父母健康具有显着的正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父母教育、性别和年龄及子女性别和居住安排等方面的异质性。预算约束放松和效率提升在务工农民教育影响父母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渠道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建议:第一,完善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随着农村教育发展,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升,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改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目前,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未来这一战略还需要继续实施,使农村和城镇保持同步发展,并缩小城乡差异,有利于最终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之间的差异。第二,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而且应该改革原来的财政拨款模式,按照对教育服务结果进行考核的方式,根据教育质量进行财政拨款,实现财政拨款与教育质量挂钩的绩效管理新模式。第三,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做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向务工农民公平开放,降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成本。一方面,建立和优化我国的城市层级体系。另一方面,继续实施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并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最后,不同城市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合理制定落户标准,吸引合适的人口流入。第四,制定公平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并严格执行,保障最低工资法和劳动法得到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打击拖欠工资现象。最后,消除就业歧视,消除人为歧视。第五,增加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一方面,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的宣传和普及能够降低居民患病的可能性,减少医疗服务需求,进而减少接触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有利于断绝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增加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可以在居民患病的情况下,懂得如何识别医疗服务的供给质量,进而减少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第六,完善医疗保险的异地就医制度。异地就医制度尚未在全国全面推行,未来需要重点加强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和医药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争取早日打通与就医相关的信息节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以上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迁移,降低用工成本,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结构调整争取时间,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车四方[7]（2019）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不再是唯一衡量贫困的标准,贫困更多的表现为人们的“可行能力”被剥夺,这些可能能力包括教育获得、疾病救助、饥饿消除以及其它社会权利的获取。由此可见,贫困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现象。换句话说,从多维度衡量贫困更能把握和描述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是贫困发生的“主战场”,虽然截止2017年末农村绝对收入贫困发生率降为3.1%,但是农户家庭面临着贫困程度更深、减贫难度更大以及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更加凸显等新特征。于是,本文基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开展研究。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国家层面,消除贫困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我国农村是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形成的“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在市场机制不足的农村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部分研究仅将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农户收入、健康等单维度的重要变量,并未重视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社会资本为切入视角,着重解决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逻辑研究思路,基于中国农村的贫困实际,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缓解农户多维贫困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精准测度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的基础上,着重构建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综合运用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法、Probit法、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最后基于稳健的研究结论提出精准测度和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借鉴并拓展了多维贫困理论,构建了中国情景下的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法选取指标权重,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及演变情况。（1）构建包含收入、教育、健康、金融等维度的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相较已有研究,本文主要增加了金融指标,该指标体系更能体现当前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情况。（2）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法选取各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总误差法建立了评判不同方法选取指标权重的优劣标准。人工神经网络法改善了等权重法不能区分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的缺陷,也更能体现指标之间的随机性、离散性和非线性性等特点。同时,为了说明人工神经网络法的优势,本文采用加总误差法建立评判等权重法、变异系数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法选取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优劣评判标准。测度结果显示:相较于等权重法和变异系数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更能精确测度多维贫困。（3）为了解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和致贫主素,借鉴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运用CFPS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及其演变规律。第二,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并通过数理模型演绎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效应。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收入、教育获取、健康改善以及金融服务等直接作用于农户多维贫困,且社会资本通过非农就业、信贷约束和社会保险等间接作用于农户多维贫困。此外,通过数理模型演绎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作用机理。第三,总体上,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呈逐年减弱的趋势,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呈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收入、教育、金融等因素是导致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且不同区域致贫主因存在显着差异。（1）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从2010年到2014年呈减弱趋势。（2）无论是多维贫困广度,还是多维贫困深度和强度,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始终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相对严重。（3）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程度呈下降直至为零,而且东部地区贫困水平下降速率显着快于中西部地区。表明农户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东部地区农户贫困维度数普遍小于中西部地区。（4）基于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收入因素、金融因素和教育因素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大。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这表明金融服务能力低下已经成为我国东部农户家庭发展的最大障碍;中西部地区仍为收入因素影响最大,且金融因素也逐渐成为其发展的瓶颈。第四,社会资本能显着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但是,社会资本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之间不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还具有显着的门槛效应。同时,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助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缓解。实证研究发现:（1）社会资本能显着降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具体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越丰富,越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2）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3）当人力资本、人均收入、金融服务和社会资本存量跨过一定的“门槛”值后,社会资本才能显着的改善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此外,当人均收入和社会资本存量跨过门槛值后,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即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状况。第五,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成立,且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变量。通过建立社会资本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成立,且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变量,但是,其影响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的中介效应占比不同。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表现为:（1）拓展了农户多维贫困指标评价体系;引入人工神经网络法测算指标权重,提高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数体系。正如Sen（1999）指出,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更是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据此,本文认为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是指其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标准、金融服务等方面处于不足或被剥夺的状态。特别地,本文将将金融指标纳入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拓展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将该指标纳入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既是对中国农村的国情考量,也体现了多维贫困的本质和内涵。同时,鉴于等权重法不能区分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本文采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其好处体现在:克服了主观人为因素的干扰,能较准确的测算出维度的动态变化情况,也能较为科学的刻画变量之间的离散性、随机性以及复杂的非线性性等复杂关系,进而获得更加合理的指标权重。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了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广度水平,而本文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的多为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状况。（2）丰富了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影响贫困的因素众多且复杂,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后的第三大资本,其对贫困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社会资本对收入贫困的理论和实证探讨,然而贫困不仅仅是收入贫困。鉴于此,本文聚焦于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研究,从理论上构建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从实证上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直接减贫效应和门槛效应。（3）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传导路径,并检验了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本文还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传导机理,然后运用中介效应法实证检验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变量,并测度出了中介变量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占比,为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的路径选择。
谭昶[8]（2019）在《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Wu and Tan,2019）。随着全球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全球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30%上升到2016年的54.3%（Word Bank,2017）。中国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7年的58.52%,达到了全球平均城镇化水平。城镇化被认为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于减少农村贫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hahbaz等,2010;Cuong,2012;Luc等,2013;彭代彦等,2017）。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出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4年我国政府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制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城镇化也并非是一剂万能良方。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一系列问题凸显,例如生态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贫困是永远不可回避的话题（吴海涛,2016）。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同时,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汪三贵,曾小溪,2018）。特别是自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也是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期间,平均每年脱贫人口数达到1370万,减贫事业取得的新突破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城镇化具有很强的跨区域关联性,一个地区的城镇化不仅会作用于本地区贫困缓解,也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贫困状况产生跨地区影响,即产生空间溢出效应（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而且现有文献在研究城镇化与贫困关系问题时大都只考虑了收入维度的贫困,而忽略了教育和医疗等维度的贫困。基于此,本文从多维贫困的视角出发,在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效应。这为深刻认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农村贫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推进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镇化以及农村贫困减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我国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机理分析;第二,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及综合水平测度;第三,基于宏观和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第四,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村减贫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共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然后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并说明了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数据来源和总体框架;最后提出了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新型城镇化、农村收入贫困、农村教育贫困和农村医疗贫困等核心概念做出界定;然后详细论述了本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从二元结构理论、集聚与扩散理论、增长极理论、产业结构理论、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五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研究。本章首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将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其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演变趋势。然后,从人口、土地、经济、生态、生活和城乡一体化六个维度共20个指标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熵值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为第三章,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机理。本章主要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三个方面来论述城镇化对农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机理,并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相关研究假说。首先,从户籍转换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效应等三个方面论述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机理;然后,从增长极效应和土地价格效应两个方面探讨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影响机理;最后,从涓滴效应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论述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机理。第五部分为第四章,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本章从农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的视角出发,在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时间序列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对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效应。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人口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视角,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并设定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在探索性空间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人口城镇化对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效应,并对影响效应进行深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七部分为第六章,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土地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本章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视角,利用我国2007-2016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在探索性空间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土地城镇化对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效应。第八部分为第七章,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经济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本章从经济城镇化的发展视角,利用我国2007-2016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城镇化对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效应。第九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在总结全文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布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农村贫困减缓。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研究目标展开研究,可能的创新点有:第一,研究内容上的创新。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前期研究都是重点关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近年来,有少量研究探讨城镇化与农村贫困的关系,但都只是采用单一的人口城镇化指标,忽略了新型城镇化是涉及人口、土地、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系统。基于此,本文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角度,从人口、土地、经济等六个维度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然后从多个维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并且厘清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创新性。第二,研究视角上的创新。虽然我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应该受到更多关注,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现有文献在研究城镇化与贫困关系问题时大都只考虑了收入维度的贫困,而忽略了教育和医疗等维度的贫困。基于此,本文从多维贫困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对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在研究视角上具有创新性。第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实证研究新型城镇化各项指数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从宏观层面来看,现有文献对城镇化与农村贫困的研究大都是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忽略了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并设定了邻接权重、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三种空间关联模式,在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的影响效应。从微观层面来看,现有研究还鲜有从农村家庭层面来分析城镇化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本文利用CFPS数据库统计的农村家庭数据,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从微观的视角来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第四,研究观点上的创新。本文实证研究得出的部分观点具有一定新意,（1）从时间序列模型来看,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减缓作用具有滞后效应。（2）从空间面板模型来看,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均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不仅能显着减缓本地区的农村贫困,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助力于其他地区的农村减贫。
马潇然[9]（2018）在《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保证足够的粮食供给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农民的收入逐渐呈现非农化趋势,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虽然农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村劳动力外移严重,农民种粮意愿降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生产势必受到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保证粮食足够供给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粮食需求大国,虽然近十几年来粮食产量増势良好,但未来缓慢增长的人口势必对粮食供给有更大的需求。我国粮食产量从2004年开始保持了12连增之后,在2016年出现了下降趋势,而农民非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在2005年超过农民农业收入占比,并一直保持增长。在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的态势下,如何保证我国粮食产量的足够供给值得关注。因此,本文在分析了农民非农收入现状及我国粮食产量走势的基础上,通过科布-道格拉斯改进模型分析了农民收入非农化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民非农收入与粮食产量呈现显着的负向相关关系,即我国农民平均每人非农收入增加1%,我国的粮食产量就减少0.072%。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非农收入势必继续增长,在这样的前提下,本文通过计算预测出2017-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可能会受非农收入不断增加的影响出现下降趋势,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接着进一步阐述了农民收入非农化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的新趋势及其积极和消极意义,梳理了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背景下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提出确保城镇化和工业化有序推进的前提下,促进劳动力在工、农业部门之间合理流动;提高农民农业收入,确保足够的粮食产量;发展现代化农业等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吴越菲[10]（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二、2000年我国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达1.5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我国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达1.5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2.1.2 关于劳动力就业的研究 |
| 2.1.3 关于扶贫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
| 2.1.4 关于扶贫、就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 2.2.2 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我国农村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3.1 我国农村贫困现状 |
| 3.1.1 全国农村贫困基本特征 |
| 3.1.2 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状况 |
| 3.2 我国农村就业现状 |
| 3.2.1 农村就业总体特征 |
| 3.2.2 贫困地区农村就业状况 |
| 3.3 农村贫困与就业的时空比较分析 |
| 3.3.1 时间序列比较 |
| 3.3.2 区域比较 |
| 3.3.3 结构比较 |
| 3.4 反贫困实践:精准扶贫的实施 |
| 3.4.1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与主要内容 |
| 3.4.2 产业扶贫与转移就业扶贫实践 |
| 3.5 本章小结 |
| 4.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 |
| 4.1 扶贫与就业的理论与实践关系 |
| 4.1.1 扶贫是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难题的重要方式 |
| 4.1.2 就业促进是反映精准扶贫成效的战略举措 |
| 4.1.3 精准扶贫通过就业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 4.2 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 |
| 4.2.1 主要分析维度 |
| 4.2.2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逻辑 |
| 4.2.3 对就业结构的影响逻辑 |
| 4.2.4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逻辑 |
| 4.3 精准扶贫影响就业的实践效应 |
| 4.3.1 就业规模维度 |
| 4.3.2 就业结构维度 |
| 4.3.3 就业质量维度 |
| 4.4 本章小结 |
| 5.四川省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政策实践 |
| 5.1 四川省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5.1.1 主要政策梳理 |
| 5.1.2 实践成效 |
| 5.1.3 主要难点 |
| 5.2 四川省产业扶贫政策实践 |
| 5.2.1 政策梳理 |
| 5.2.2 实践成效 |
| 5.3 四川省就业扶贫政策实践 |
| 5.3.1 政策梳理 |
| 5.3.2 实践成效 |
| 5.4 本章小结 |
| 6.四川省精准扶贫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88 个贫困县的证据 |
| 6.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按照年份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1.3 按照贫困程度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1.4 按照贫困县退出时间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描述统计 |
| 6.2.2 精准扶贫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分析 |
| 6.2.3 精准扶贫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
| 6.2.4 精准扶贫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就业扶贫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来自四川省村级数据的证据 |
| 7.1 政策依据与主要载体 |
| 7.1.1 政策依据 |
| 7.1.2 重要载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7.2 数据来源、关键变量和模型设定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关键变量 |
| 7.2.3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就业扶贫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来自四川省农业普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
| 8.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统计 |
| 8.1.1 数据来源 |
| 8.1.2 样本描述统计 |
| 8.2 关键变量和模型设定 |
| 8.2.1 关键变量 |
| 8.2.2 模型设定 |
| 8.3 实证结果 |
| 8.4 本章小结 |
| 9.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精准扶贫是解决就业难题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
| 9.1.2 精准扶贫对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
| 9.1.3 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围绕精准推进扶贫 |
| 9.2.2 围绕就业稳定脱贫 |
| 9.2.3 围绕发展长效脱贫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教育的就业效应与健康效应研究 ——来自务工农民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1.3.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2.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务工农民概念界定 |
| 2.2 人口流动理论 |
| 2.2.1 刘易斯模型 |
| 2.2.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
| 2.2.3 乔根森模型 |
| 2.2.4 托达罗模型 |
| 2.3 健康需求理论 |
| 2.3.1 个人健康需求理论 |
| 2.3.2 家庭健康需求理论 |
| 2.4 教育投资理论 |
| 2.4.1 义务教育投资理论 |
| 2.4.2 家庭教育投资理论 |
| 2.5 文献综述 |
| 2.5.1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及迁移之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
| 2.5.2 教育对务工农民健康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
| 2.5.3 务工农民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 |
| 3.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和务工农民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现状及分析 |
| 3.1.1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变革历史 |
| 3.1.2 义务教育投入现状分析 |
| 3.2 务工农民现状 |
| 3.2.1 务工农民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2.2 务工农民转移的原因及规模 |
| 3.2.3 务工农民教育变化 |
| 4.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及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模型与方法 |
| 4.1.2 数据与变量 |
| 4.1.3 样本基本信息 |
| 4.1.4 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及其迁移之后劳动力市场表现 |
| 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2.1 社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教育的影响 |
| 4.2.2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 |
| 4.2.3 样本选择偏差估计 |
| 4.2.4 教育对务工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5.教育对务工农民健康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模型与方法 |
| 5.1.2 数据与变量 |
| 5.1.3 样本基本信息 |
| 5.1.4 教育与务工农民健康 |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1 教育对务工农民健康的影响 |
| 5.2.2 教育影响务工农民健康的异质性分析 |
| 5.2.3 教育影响务工农民健康的可能机制 |
| 5.2.4 讨论 |
| 5.3 本章小结 |
| 6.务工农民教育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
| 6.1 理论假说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与方法 |
| 6.2.2 数据与变量 |
| 6.2.3 样本基本信息 |
| 6.2.4 务工农民教育与父母健康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工具变量法 |
| 6.4 进一步讨论 |
| 6.4.1 异质性分析 |
| 6.4.2 机制分析 |
| 6.4.3 非线性模型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总结及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社会资本理论 |
| 2.1.2 多维贫困理论 |
| 2.1.3 非农就业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多维贫困的发展与内涵演进 |
| 2.2.2 社会资本与多维贫困的研究 |
| 2.2.3 社会资本与非农就业的研究 |
| 2.2.4 非农就业与多维贫困的研究 |
| 2.2.5 文献简要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多维贫困 |
| 3.1.2 社会资本 |
| 3.1.3 非农就业 |
| 3.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2.1 社会资本与农户收入 |
| 3.2.2 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
| 3.2.3 社会资本与健康改善 |
| 3.2.4 社会资本与金融获取 |
| 3.3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作用机理 |
| 3.3.1 理论机理构建 |
| 3.3.2 数理模型构建 |
| 3.4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机理 |
| 3.4.1 社会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 |
| 3.4.2 社会资本、信贷约束与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 |
| 3.4.3 社会资本、社会保险与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贫困的历史演变与特征事实 |
| 4.1 农村贫困的特征事实分析 |
| 4.1.1 贫困人口规模 |
| 4.1.2 贫困人口分布 |
| 4.1.3 农村居民生活标准现状 |
| 4.1.4 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 |
| 4.2 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自然资本贫困 |
| 4.2.2 物质资本贫困 |
| 4.2.3 人力资本贫困 |
| 4.2.4 文化资本贫困 |
| 4.2.5 社会资本贫困 |
| 4.3 我国农村的扶贫政策回顾 |
| 4.3.1 农村贫困与反贫困政策梳理 |
| 4.3.2 农村反贫困方式的变迁过程 |
| 4.3.3 农村反贫困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户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析 |
| 5.1 农户多维贫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指标的选择与说明 |
| 5.2 农户多维贫困的识别与量化 |
| 5.2.1 农户多维贫困的静态识别与量化 |
| 5.2.2 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识别与量化 |
| 5.3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1 数据、指标与权重 |
| 5.3.2 多维贫困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3 稳健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直接作用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6.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与赋值 |
| 6.3 内生性处理与计量模型 |
| 6.3.1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2 实证模型的建立 |
| 6.3.3 模型的估计方法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4.2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7.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2.2 变量描述与赋值 |
| 7.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7.3.1 门槛模型 |
| 7.3.2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广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4.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深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4.3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强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4.4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
| 8.1 引言 |
| 8.2 实证研究设计 |
| 8.2.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与程序 |
| 8.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8.2.3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8.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3.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广度的中介效应估计 |
| 8.3.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深度的中介效应估计 |
| 8.3.3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强度的中介效应估计 |
| 8.3.4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加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水平智能监测 |
| 9.2.2 提高农村地区缓解多维贫困福利水平 |
| 9.2.3 培育社会资本参与治理农村多维贫困 |
| 9.2.4 优化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治理路径选择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 |
| 五、本文的组织结构 |
| 六、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新型城镇化 |
| 二、农村收入贫困 |
| 三、农村教育贫困 |
| 四、农村医疗贫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二元结构理论 |
| 二、集聚与扩散理论 |
| 三、增长极理论 |
| 四、产业结构理论 |
| 五、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 |
|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 |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构建的理论依据和原则 |
| 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的测算 |
| 一、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测算方法 |
| 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机理 |
| 一、劳动力转移效应 |
| 二、户籍转换效应 |
| 三、人口城镇化与农村贫困的U型曲线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机理 |
| 一、增长极效应 |
| 二、土地价格效应 |
| 第三节 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机理 |
| 一、涓滴效应 |
| 二、结构效应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收入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基于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 |
| 二、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检验 |
| 三、基于微观视角的检验 |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教育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二、实证检验 |
| 三、内生性处理 |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医疗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二、实证检验 |
| 三、内生性处理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人口城镇化对农村收入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人口城镇化对农村教育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人口城镇化对农村医疗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土地城镇化对农村收入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土地城镇化对农村教育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土地城镇化对农村医疗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经济城镇化对农村收入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经济城镇化对农村教育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经济城镇化对农村医疗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粮食安全 |
| 1.2.2 收入非农化 |
| 1.2.3 粮食生产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非农化定义、成因及发展趋势 |
| 2.1.2 非农化对农业投入的影响 |
| 2.1.3 非农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
| 2.1.4 非农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
| 2.1.5 非农化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
| 2.1.6 非农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
| 2.1.7 非农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2.1.8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生产利润最大化理论 |
| 2.2.2 劳动消费均衡理论 |
| 2.2.3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
| 2.2.4 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 |
| 第3章 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分析 |
| 3.1 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的表现 |
| 3.1.1 农民收入结构改变 |
| 3.1.2 非农收入占比上升 |
| 3.2 我国粮食生产概况分析 |
| 3.2.1 我国粮食产量总体分析 |
| 3.2.2 我国粮食生产结构分析 |
| 3.3 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 |
| 3.3.1 不同历史阶段农民非农收入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分析 |
| 3.3.2 收入非农化影响我国粮食生产 |
| 3.3.3 收入非农化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
| 第4章 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科布-道格拉斯改进模型构建及分析 |
| 4.1.1 模型指标选取与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4.1.3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
| 4.1.4 模型估计 |
| 4.1.5 结果解释 |
| 4.2 收入非农化背景下我国粮食产量预测 |
| 4.2.1 非农收入预期快速增长 |
| 4.2.2 粮食产量可能降低,存在粮食安全风险 |
| 第5章 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新趋势 |
| 5.1 收入非农化加剧“三农”问题 |
| 5.1.1 加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
| 5.1.2 加剧农村劳动力“弱质化” |
| 5.1.3 不利于种植结构多元化 |
| 5.2 收入非农化促进我国农业部门转型 |
| 5.2.1 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
| 5.2.2 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5.2.3 促进开发农业多功能 |
| 5.3 农民收入非农化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分析 |
| 5.3.1 近十年世界格局变化及全球粮食安全关系 |
| 5.3.2 我国粮食安全政策演变 |
| 5.3.3 收入非农化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 |
| 第6章 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背景下的粮食生产对策 |
| 6.1 处理好农民收入非农化过程中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
| 6.1.1 顺应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趋势,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
| 6.1.2 鼓励剩余劳动力外移,提升留守农民种粮意愿 |
| 6.2 提高农民农业收入,确保足够的粮食产量 |
| 6.2.1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 |
| 6.2.2 改变农民收入结构,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
| 6.2.3 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应用信息技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
| 6.3 发展现代化农业,关注国际局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
| 6.3.1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创新环境友好型技术,发展现代农业 |
| 6.3.2 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6.3.3 放眼全球,关注国际动态,及时调整粮食安全战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四、2000年我国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达1.5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农户参与农地休耕的效应研究 ——以西北生态严重退化休耕试点区为例[D]. 谢先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5]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D]. 周作昂.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教育的就业效应与健康效应研究 ——来自务工农民的经验证据[D]. 杨克文.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车四方. 西南大学, 2019(01)
- [8]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D]. 谭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D]. 马潇然.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标签：农民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