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杨丹[1]（2021）在《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然山水园是中华民族风景园林的代表,尤以文人山水园为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然山水园滋养于“天人合一”思想,与山水文化相融共生,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随着社会背景、使用需求、技术水平、审美情趣等发展而变化。传承中国特色的自然山水园具有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目前与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多从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出发,对其特征进行描述与概括。本文从中国自然山水园动态发展的历程出发,归纳其演变的特点,并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探索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内涵与传创方法,丰富中国园林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理论内容,坚守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园林建设之道。本文阐述了传承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原因和动机,并基于对现有资料的梳理与总结,明确了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定义,探讨了其形成的渊源、脉络与演进特征,归纳出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价值、传承内核、传承原则与传承路径等四方面内涵,并提出了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的“四价值”、“五内核”、“六原则”、“五路径”与“三步法”。中国自然山水园具有社会、文化、生态、美学四个方面的传承价值;包括复合多元的功能定位、师法自然的山水间架、巧妙有机的要素因借、诗情画意的意境营建和美好人居的生态理念等五部分核心内容;并要遵循整体性、地域性、生态性、适用性、协调性、经济性六大传承原则;应通过从地域文脉的传续、功能空间的发展、形式符号的表现、技术手段的运用和材料建构的更新等五条路径实现传承目标。最后,笔者结合子三园设计实践,探讨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相地明旨——立意构园——理微察毫”的创作三步法。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天人合一”是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宗旨,是其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中国自然山水园是具有多维度的传承综合体,其传承内涵具有多重性和复合性。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和创新无法割裂,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用整体的、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
付鹏[2]（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认为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暴占杰[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李治兵[4]（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宋菲[5]（2020）在《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文中提出裁判说理也即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其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理由,增强裁判行为的公正度和透明度,促进审判权的规范行使,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现实司法中,裁判说理是一种动态过程,核心在于如何有效构建裁判理由,内容是阐释法律规范、基本原则、道德习惯、政治政策、指导案例等如何现实运用于司法裁判,遵从何种标准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裁判说理是针对特定主体的说服过程,主要涉及“谁在说”“向谁说”以及“怎么说”三个方面,并以“可接受性”作为说理的最终目标。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以法律商谈和法律论证（论辩）作为理论工具,具体包括说理理念、说理形式和主要内容三点。在理念方面,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遵从“规范性”和“有效性”双重指引,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效果;在形式方面,无论是针对多数类案的“一般化”说理,还是针对具体案件的“个性化”说理,只要符合基本格式规范要求,就能达到可接受性目标;在内容方面,可接受性说理既针对“事理”和“法理”,也针对“情理”和“文理”,覆盖整个裁判文书。从说理可接受性的衡量标准来看,因主客体不同,我们可从裁判理由本身和裁判文书受众两个方面进行构建。前者表现在,裁判说理必须是一个好的论证（论辩）的过程。受前提是否可接受、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前提与结论的相关性等因素影响,它应满足“论证不违反逻辑要求”“结论要回溯到法律规范”“事实叙述清晰并言之有据”等具体要求;后者表现在,裁判说理还必须是一个理性对话过程,要充分考虑作为特殊听众的法律职业者,和作为普通听众的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不同心理认同和价值判断,借助法律商谈和心理学判断实现信服而不是威服或压服。基于该具体内容和衡量标准,符合可接受性要求的裁判说理主要包括以下三条实现路径:第一,制度方面要构建完善的说理体制机制,为可接受说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技术方面要厘清裁判文书撰写格式和要求,为可接受性说理提供内在形式要求;第三,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裁判理由的论证标准,为可接受性说理提供方法论保障。如上具体内容、衡量标准和基本思路从应然界定了“何谓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这是文章的理论部分。现实裁判中,可接受性说理只是一种理论愿景,可接受性不足反而是司法的常态。因此,如何有效把握这些问题并针对原因进行分析,则成为了提升裁判释法说理水平的重要方面。该章节以“说理”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全文搜索并随即抽取600个将原审案件“说理问题”作为上诉或申诉意见的典型案例作为案例样本池。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将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表现概括为:第一,不说理或概括式说理;第二,说理空洞化或程式化;第三,即兴说理或任意说理;第四,判非所请或论证不清。结合当下已有的法官专业素质、法官经验阅历、司法体制、司法环境、说理评价与激励机制以及法官枉法裁判等原因分析,以是否具有直接影响性和可操作性为删选标准,我们可将这些原因归为:重结果轻说理的司法理念,司法保障制度和技术规范不健全,以及忽视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说理标准三类。这也是文章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并试图解决的内容。实现可接受性说理要有健全的外部保障机制。裁判文书说理尽管是一种法官个人行为,但是该说理活动必须在特定司法语境中才能发挥更大优势。结合当下司法实践,助推裁判说理的外部保障机制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第一,案件分流机制实现针对性说理;第二,裁判公开机制倒逼规范说理;第三,评价激励机制促进主动说理。繁简分流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每一类案件确定不同的分流标准。明确疑难、复杂案件,诉讼各方争议较大的案件,社会关注度较高,影响较大的案件等需要重点说理的案件类型;裁判公开可以通过“倒逼”机制促使裁判者将自己的“成果”予以展现,使得裁判文书符合特定格式和论证要求。而且面对司法质疑,该公开机制亦可保护法官敢于说理;评价激励机制可以针对事实与证据、法律适用和解释确立恰当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各级法院也在探索将优秀裁判文书评选作为一项常规性重要工作并计入法院审判工作考核的指标体系,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可接受性说理还必须要满足内在的说理技术规范,主要是指裁判文书说理的格式和语言要求。结合裁判文书特点,该技术规范主要表现在裁判文书的格式体例、说理语言和文书样式三方面。在格式要求方面,不同类型裁判文书的说理要求、说理标准及说理重点各有不同,我们必须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方面意见”来构建裁判说理的基本框架,进以证据审查说理、事实认定说理、法律适用说理、自由裁判说理作为主要说理层面:在语言要求方面,必须要以听众需求为导向,裁判用语要准确规范而不应模糊抽象,裁判表述风格要沉稳平实而不哗众取宠,裁判表达要逻辑清晰而不笼统含混;在文书形式创新方面,为增强说理效果,法官可在一般的描述性裁判文书格式基础上,尝试进行要点引导式说理和表格式说理等技术创新。除了外在机制保障和内在技术规范外,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有效运用法律方法,主要包括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三种。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说理的首要方法。其作用是明确法律中不确定性概念的真实含义;法律论证是裁判说理的核心方法。裁判说理的实质就是法律论证过程,该方法以可接受性为论证标准,通过逻辑分析进路、论题学进路和商谈程序进路实现裁判过程可接受性;法律修辞方法能增强可接受性说理效果,主要功能就在于构建说理的语境并明确说理效果。具体到说理活动中,这些方法主要运用于如何基于可接受的衡量标准构建裁判理由,以及阐明构建中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比如,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说理关键在于阐释“依照原则确立规则”的过程;运用道德情理说理时重点在于实现裁判的价值指引,在合理把握情理说理偏差基础上明确具体的说理标准;运用社会习惯进行说理首先要进行习惯识别,说清习惯作为裁判理由所应具有的规范要件,接着要阐明“事实性”习惯向“规范性”习惯的转化;运用典型案例或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说理重心在于以案释法,阐释指导案例的论证推理过程,侧重论述“区分同案”和“形成同判”的具体说理要求。
黄润青[6]（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梁维[7]（2020）在《辽代春捺钵研究》文中提出有辽一代,契丹皇一年四季都在进行传统的四时捺钵。每年一、二、三月份,辽帝都要率领群臣,在水草丰美之地进行传统的钩鱼、捕鹅及射猎活动,同时还要处理大量政治事务。太平二年（1022）后,随着皇帝捺钵地的东移,辽帝开始在春捺钵地处理辽朝东部乃至全国的军政事务,使春捺钵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本文利用《辽史》《金史》及宋人笔记,结合出土的石刻与考古材料,对有辽一代春捺钵的地点、路线、区域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产生变化的影响因素。同时,综合考证春捺钵的运营机制与传统活动内容,分析其中的变化过程。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最后分类探讨春捺钵政治活动的内容,并归纳政治职能的特点与变化。全文共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主要叙述全文的写作缘起、学术及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涉及的相关概念及研究方法等。在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辽代春捺钵地点的选择”。本章对文献记载的辽代春捺钵的地点做全面梳理,以太平二年（1022）为分界点,考证前后两个时期的春捺钵地点共129个。在对地点的位置进行辨析的同时,对前人未考证的和考证不足的地点给出新的阐释,并对“春水”在地理层面的概念做出了解读。春捺钵的路线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之前呈现出由北向西、转而向南,之后则转向东北方向,并固定在长春州区域的变化过程。总体来看,春捺钵的地点与路线主要分布在潢河及土河、南京、西京和长春州四个主要区域。同时,辽帝春捺钵地点的择选主要受自然和政治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二章“辽代春捺钵的运营机制”。本章主要根据《辽史》、宋人笔记并结合石刻材料,讨论了春捺钵时随行人员的构成、营盘结构和物资供给三方面的内容。依据史料的记载,考证出春捺钵时的随行人员主要有王公贵戚、南北臣僚和扈从部队三个部分。利用石刻资料与前人研究成果,考订出春捺钵的各类随驾官员三十余位。关于春捺钵的营盘,主要对营盘中皇帝斡鲁朵、王公大臣的营帐及运营毡车等设施的大小、布局及形制进行考察,并对随行人员的驻扎方式做了考证,总体上体现出以皇帝斡鲁朵为中心,王公、百官及扈从部队在其外围,呈环状包围式分布。他们共同护卫皇帝进行春捺钵,移动时也保持着距离,营盘呈现星散式分布的特征。本章还对春捺钵在不同区域的驻扎方式进行了分析,在平原和山地,春捺钵营帐是驻扎在相对平坦之处,而在长春州附近水网密布之地,则驻扎在高大的土包台上,同时春捺钵的住所呈现逐渐固定的趋势。春捺钵的物资供给主要分为外来物资供给和当地物资供给两部分,并由专门的官员及行宫斡鲁朵户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运输。第三章“辽代春捺钵的传统活动”。本章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学成果入手,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对捕鹅、捕鱼、射猎及祭祀活动的对象、工具、过程、环境等内容进行考察,并对捕鹅、捕鱼和山地射猎的活动予以列表,从中可以看出春捺钵的传统活动在太平二年（1022）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所捕之鹅从前期的多种禽类动物到后期只捕天鹅一种,后期所捕之鱼也是体型巨大的鳇鱼,这都体现出春捺钵活动内容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环境的改变及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渔猎活动之后,契丹皇帝要率领群臣举行“头鹅宴”“头鱼宴”。春捺钵初期的祭祀活动主要有祭天、祭祖等契丹民族的传统活动,至辽中后期增加了佛教祭祀的内容,这表明春捺钵的活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第四章“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及职能演变”。本章将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分为处理国内政务和解决边疆问题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主要对国内政务中的军国大政、制定经济政策、任命和赏罚官员、处理司法,处理部族事务、赈济灾民及对解决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南部和东部边疆等诸多问题进行分类梳理考证,予以列表并分析其原因。最后对春捺钵政治职能的演变从重视当地事务、治理域内民族、处理对外关系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并归纳其特点。本章主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春捺钵时的政治活动予以分类,探讨其政治职能的特点和变化,并得出春捺钵在辽朝中后期政治地位上升的结论。
吴冬霞[8]（2020）在《浙西建德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研究（1700-1978）》文中研究指明土地利用及覆被变化（LUCC）是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发展的不均衡性,全球土地利用方式不断转换,并引起土地覆被在不同时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山区作为全球生态脆弱区,对人类活动的反应比其它地形区更强烈,山区环境变化推动了全球环境变化的速度,且增加其复杂性,而这将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近300年来,在人口、政策、技术等因素的作用下,浙西山区的土地利用及覆被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改变了浙西山区的环境,且以流域整体性来看这会对浙东以至长三角地区的环境与生产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为深入理清浙西山区环境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驱动力机制,本文综合利用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浙西的山地中小流域为研究范围,通过对流域和聚落两个尺度的自然和人文驱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分析,重建历史时期山地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历史进程。全文由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组成:第一章,重建了近300年来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与自然驱动力的关系。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口驱动力与历史时期流域土地开发的关系演变。第三章,主要探究对流域土地开发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驱动力因素。第四章,梳理了近300年来高垣溪流域的农田水利技术发展及其对土地开发的影响。
方芳[9]（2020）在《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文中认为在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中,旅游的本质被定义为“旅游体验”,旅游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然而对“旅游体验”的研究,是否有成功地为旅游确立本质,弥补了旅游的基础研究薄弱的缺陷?文章认为,从纯粹意识层面定义“旅游体验”以把握旅游本质的观点,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伴生性,即,“旅游体验”对“旅游实践”的依赖性,造成了旅游质性研究的缺陷。研究通过对旅游本质研究现状的批判性反思,运用现象学的原则和方法,扬弃了以“旅游体验”为旅游本质的相关观点,提出回到意指身体移动的“旅游实践”基点,整体地把握旅游现象,发展出一条“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质性研究路线。研究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围绕着“旅游的本质是旅游体验”的观点,对“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反思中寻找适用于旅游本质研究的现象学方法。包括了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绪论从汉语“旅游”一词的词义中,解析旅游实践和旅游体验的含义,指出旅游实践与旅游体验的关系;探讨为什么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指出了围绕着从纯粹意识体验角度定义的“旅游体验”所建构的旅游研究整体框架的不足。第一章论述了现当代旅游质性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论述旅游研究在几十年间的变化,确立了旅游意义世界的边界和旅游研究的视阈范围。第二章对“旅游体验”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将旅游体验描述为依赖于旅游实践发生和结束的“一段旋律”;链接了“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本质研究与现象学方法,就此进入相关问题的研究。下半部分,围绕着“从旅游实践出发”的基本思路,在现象学视野中构建“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的框架,包括第三章“论旅游实践的本质”,第四章“旅游目的地系统和符号”,和第五章“旅游世界的图景”。这一部分主要观点包括:旅游实践生成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符号构建旅游世界;消解了旅游研究传统意义上的、以“旅游景观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体验”,而将其变为“旅游目的地体验”;阐述了旅游目的地符号的意义,并对唤起同感意识的“旅游目的地体验”进行了具体描述;以“旅游目的地”替代“地点”,展示了旅游世界的图景;形成了以“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为指引的旅游质性研究路径和基本框架。
黄金[10]（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二、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的必要性 |
| 1.1.2 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的必然性 |
| 1.1.3 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的可能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传统园林与自然山水园 |
| 2.1.2 现代与现代化 |
| 2.1.3 传承及其与创新、传统之间的关系 |
| 2.1.4 文化、地域文化、园林文化与文化基因 |
| 2.2 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山水城市理论 |
| 2.2.2 新地域文化理论 |
| 2.2.3 场所精神理论 |
| 2.2.4 本土设计理论 |
| 2.3 中国自然山水园研究进展 |
| 2.3.1 古代文献 |
| 2.3.2 近现代文献 |
| 2.4 本章小结 |
| 3 溯源:中国自然山水园要义 |
| 3.1 中国自然山水园之根源研究 |
| 3.1.1 自然条件 |
| 3.1.2 政治经济 |
| 3.1.3 哲学思想 |
| 3.1.4 文学艺术 |
| 3.2 中国自然山水园发展历程简述 |
| 3.2.1 远古至清初:从山水审美的起点到山水园林的大发展 |
| 3.2.2 清中叶至今:社会的剧变与山水文化的现代发展 |
| 3.2.3 小结 |
| 3.3 中国自然山水园发展与演变特征 |
| 3.3.1 滋养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山水观 |
| 3.3.2 繁茂因相融共生的山水文化 |
| 3.3.3 异变由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4 求索: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 |
| 4.1 影响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差异性的时代背景因素 |
| 4.1.1 社会背景的差异 |
| 4.1.2 技术水平的差异 |
| 4.1.3 使用需求的差异 |
| 4.1.4 审美情趣的差异 |
| 4.2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价值 |
| 4.2.1 社会价值 |
| 4.2.2 文化价值 |
| 4.2.3 生态价值 |
| 4.2.4 美学价值 |
| 4.3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内核 |
| 4.3.1 复合多元的功能定位 |
| 4.3.2 师法自然的山水间架 |
| 4.3.3 巧妙有机的要素因借 |
| 4.3.4 诗情画意的意境营建 |
| 4.3.5 美好人居的生态理念 |
| 4.4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原则 |
| 4.4.1 整体性原则 |
| 4.4.2 地域性原则 |
| 4.4.3 生态性原则 |
| 4.4.4 适用性原则 |
| 4.4.5 协调性原则 |
| 4.4.6 经济性原则 |
| 4.5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路径 |
| 4.5.1 “脉”——地域文脉的传续 |
| 4.5.2 “场”——功能空间的发展 |
| 4.5.3 “形”——形式符号的表现 |
| 4.5.4 “术”——技术手段的运用 |
| 4.5.5 “材”——材料建构的更新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践:中国自然山水园实践探索 |
| 5.1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创作过程 |
| 5.1.1 相地明旨 |
| 5.1.2 立意构园 |
| 5.1.3 理微察毫 |
| 5.2 项目设计实践 |
| 5.2.1 相地明旨 |
| 5.2.2 立意构园 |
| 5.2.3 理微察毫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5）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缘何研究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基本论述框架和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理论 |
| 第一节 裁判说理应以可接受性为目标 |
| 一、有关裁判说理目标的争议 |
| 二、“可接受性”的理论分析 |
| 三、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界定 |
| 第二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基本内涵 |
| 一、说理的“规范性”与“有效性” |
| 二、说理的“统一化”与“个性化” |
| 三、“事理”“法理”与“情理”“文理” |
| 第三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衡量标准 |
| 一、客观标准——基于论证规则构建裁判理由 |
| 二、主观标准——理性说服听众达成有效共识 |
| 第四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实现思路 |
| 一、依靠制度创新为说理提供外在保障机制 |
| 二、完善技术规范为说理提供内在形式要求 |
| 三、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裁判理由的论证标准 |
| 第二章 裁判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现状及原因 |
| 第一节 有关裁判说理问题的实证考察 |
| 一、当下实证研究综述 |
| 二、本文样本选择及分析 |
| 第二节 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具体表现 |
| 一、不说理或选择性说理 |
| 二、说理空洞化或程式化 |
| 三、即兴说理或任意说理 |
| 四、判非所请或论证不清 |
| 第三节 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一、重结果轻说理的司法理念 |
| 二、保障制度和技术规范不健全 |
| 三、忽视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说理标准 |
| 第三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制度机制 |
| 第一节 通过繁简分流制度实现针对性说理 |
| 一、案件繁简决定说理程度 |
| 二、繁简分流重点是明确分流标准 |
| 三、需要重点说理的具体案例类型 |
| 第二节 依靠裁判公开制度倒逼规范说理 |
| 一、裁判文书公开提升法官的说理要求 |
| 二、裁判文书公开保护法官敢于说理 |
| 三、通过反馈机制明确重点说理内容 |
| 第三节 诉诸评价激励机制促进主动说理 |
| 一、评价激励重在构建合理的评价标准 |
| 二、裁判说理中评价激励机制的作用方式 |
| 第四节 提升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其他机制 |
| 一、通过法官释明制度建构说理的理想语境 |
| 二、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增强理由的说服效果 |
| 第四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技术规范 |
| 第一节 裁判说理的文书格式要求 |
| 一、规范的文书格式有助提升说理效果 |
| 二、不同类型裁判文书的说理格式要求 |
| 三、裁判文书说理的通识性体例与结构 |
| 第二节 裁判说理的语言风格要求 |
| 一、裁判语言的“可接受性”特征 |
| 二、裁判文书用语要准确规范 |
| 三、裁判表述风格要沉稳平实 |
| 四、裁判内容表达要逻辑清晰 |
| 第三节 裁判文书体例及结构创新 |
| 一、裁判文书创新的实践意义 |
| 二、要点引导式说理型式 |
| 三、其他裁判文书说理新型式 |
| 第五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法律方法 |
| 第一节 主要运用的法律方法及其说理实效 |
| 一、法律解释:明确大前提的真实含义 |
| 二、法律论证:确立可接受的说理依据 |
| 三、法律修辞:说服听众强化说理效果 |
| 第二节 法律原则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法律原则进入裁判的说理要素 |
| 二、对“依照原则确立规则”过程的说理 |
| 三、运用法律原则裁判的具体说理要求 |
| 第三节 道德情理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道德情理说理重在进行价值指引 |
| 二、当下裁判中的道德情理说理偏差 |
| 三、道德情理说理规范化的基本要求 |
| 第四节 社会习惯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习惯作为裁判理由应具备的规范要件 |
| 二、“事实性”习惯向“规范性”习惯转化的阐明 |
| 三、习惯作为裁判理由的具体论证标准 |
| 第五节 指导案例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运用指导案例说理必须讲清“以案释法”过程 |
| 二、“区分同案”时的说理要求 |
| 三、“形成同判”时的说理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辽代春捺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重点与难点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辽代春捺钵地点的选择 |
| 第一节 捺钵体制溯源 |
| 第二节 辽太祖至圣宗太平二年的春捺钵地点 |
| 一、辽太祖、太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二、辽世宗至景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三、辽圣宗初至太平二年的春捺钵地点 |
| 第三节 辽圣宗太平二年至辽末的春捺钵地点 |
| 一、辽圣宗后期至兴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二、辽道宗至辽末的春捺钵地点 |
| 第四节 春捺钵的区域、路线变化及影响因素 |
| 一、春捺钵的区域 |
| 二、春捺钵的路线变化 |
| 三、春捺钵路线变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辽代春捺钵的运营机制 |
| 第一节 春捺钵的随行人员 |
| 一、王公贵戚 |
| 二、南北臣僚(官员) |
| 三、诸行宫斡鲁朵(宫)户及扈从部队 |
| 第二节 春捺钵的营盘 |
| 一、皇帝的行宫与扈从官员的营帐 |
| 二、春捺钵的营盘结构 |
| 第三节 春捺钵的物资供给 |
| 一、外来的物资供给 |
| 二、当地的物资供给 |
| 三、物资管理 |
| 第三章 辽代春捺钵的传统活动 |
| 第一节 捕鹅放鹰 |
| 第二节 渔猎活动 |
| 一、河湖捕鱼 |
| 二、山地射猎 |
| 第三节 祭祀活动 |
| 第四章 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及职能演变 |
| 第一节 处理国内政务 |
| 一、商议军国事务 |
| 二、制定经济政策 |
| 三、任命及赏罚官员 |
| 四、处理司法问题 |
| 五、处理统治区内部族事务 |
| 六、赈济灾民及其他 |
| 第二节 解决边疆问题 |
| 一、解决西北、西南部边疆问题 |
| 二、解决南部边疆问题 |
| 三、解决东部边疆问题 |
| 第三节 春捺钵政治职能的特点与演变 |
| 一、春捺钵政治职能的特点 |
| 二、春捺钵政治职能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8）浙西建德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研究（1700-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区域 |
| 五、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自然环境:山地流域开发基础 |
| 第一节 土地开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的时空演变 |
| 第三节 流域土地开发过程中的自然驱动力 |
| 第四节 聚落土地开发与自然驱动力 |
| 小结 |
| 第二章 流域土地开发中的人口驱动力 |
| 第一节 流域人口迁移与土地开发 |
| 第二节 流域人口数量与土地开发 |
| 第三节 流域内各区域环境承载力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流域土地垦殖的政治驱动力 |
| 第一节 清代流域土地开发的政治驱动力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制度、政策与土地开发 |
| 第三节 新中国政策制度实施与土地开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技术与土地开发的关系 |
| 第一节 流域水利建设对山地开发的驱动 |
| 第二节 农业技术、单位面积产量与土地开发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垣村水利发展与耕地开垦的空间选择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浙江省建德市大洋镇高垣村考察报告 |
| 致谢 |
（9）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三个问题 |
| 一、“旅游体验”是如何变成旅游的本质的? |
| (一)“游”史 |
| (二)“旅”+“游” |
| (三)从“旅游实践”到“旅游体验” |
| 二、旅游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区分 |
| 三、旅游者去哪里了? |
| (一)主体之“死” |
| (二)旅游者之主权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旅游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困境 |
| 三、“面向实事本身”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框架 |
| 二、主要观点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从旅游研究到旅游世界 |
| 第一节 显现:从特殊到日常 |
| 一、第一阶段:经济现象 |
| 二、第二阶段:反日常现象 |
| (一)多种社会科学的介入:以人类学为例 |
| (二)旅游发生的背景:现代社会的“反常” |
| (三)旅游内在动机:逃离和对反向生活的好奇 |
| (四)旅游活动:人格的反常和活动的精神性 |
| (五)反日常旅游的定义 |
| 三、第三阶段:日常现象 |
| (一)“反日常”的例外 |
| (二)“日常”的源头:旅游发生学 |
| (三)“日常”理论之一: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
| (四)“日常”理论之二:生活美学时代中的旅游 |
| (五)“日常”理论之三:原真性+存在主义 |
| 第二节 矛盾:旅游世界与研究方法 |
| 一、社会学实践理论消解旅游实践 |
| 二、意识审美体验替代旅游体验 |
| 三、存在主义瓦解旅游的意义 |
| (一)不稳定的意义和混乱 |
| (二)滥用存在主义原真性 |
| (三)“本真”的幻想 |
| 第三节 突围:游戏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旅游体验”的反思与再认识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作为“本质”的旅游体验 |
| 一、争执:异地体验还是非惯常体验? |
| 二、异地空间体验 |
| (一)空间问题的特殊性 |
| (二)异-空间感知体验 |
| (三)“异-空间感知体验”在旅游研究中的独特性 |
| 三、非惯常环境中的主体间性 |
| (一)复数的人 |
| (二)他者与常人 |
| 四、“旅游体验”的双重特征 |
| 第三节 旅游体验的“结构” |
| 一、研究回顾 |
| 二、旅游想象、旅游体验、旅游回忆 |
| (一)旅游想象(I) |
| (二)旅游回忆(M) |
| (三)旅游体验 |
| (四)“想象-体验-回忆”与“期望-心理感知-评价” |
| 三、“旅游体验”再认识 |
| (一)作为一段“旋律”的旅游体验 |
| (二)旅游体验与旅游回忆 |
| (三)旅游体验与审美体验 |
| 第四节 旅游的本质与现象学方法 |
| 一、现象学方法与某种“体验”的本质 |
| 二、现象学方法与对活动经验的认识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论旅游实践的本质 |
| 第一节 从身体移动到旅游实践 |
| 一、背景:“Tourism”的起源 |
| 二、客观主义、心理主义中的移动性 |
| 三、作为一种源始的文化符号的身体移动 |
| 第二节 “旅游”作为移动性符号 |
| 一、“旅游”的“语言-言语”分析 |
| 二、“旅游”作为移动性的符号:语义辨析与悬置 |
| (一)权力关系背景:自由移动/流放 |
| (二)生存背景 |
| (三)目的性假设 |
| (四)源始样式:观光旅游 |
| 三、旅游实践的含义 |
| 第三节 观光旅游:“观”与“旅”的交织 |
| 一、何谓“观光旅游” |
| (一)旅游研究中的“观光旅游” |
| (二)旅游史中的“观光旅游”:最初的设定 |
| 二、观光旅游=“观”+“旅” |
| 三、观光的“看” |
| (一)空间构造的“看” |
| (二)实存论的“看” |
| (三)知觉的“看” |
| 四、观光旅游的特征:“观”与“旅”的交织 |
| (一)观光旅游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方式 |
| (二)观光旅游作为一种表达 |
| (三)观光旅游创造一种主观旅游空间 |
| 第四节 旅游实践的“作品”:旅游目的地 |
| 一、实践的表达与创作 |
| 二、作品:旅游目的地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旅游目的地系统与符号 |
| 第一节 旅游目的地的一般性定义 |
| 一、旅游目的地定义:集合式和整体式 |
| (一)集合式:想象与体验 |
| (二)整体式:形象与实践 |
| 二、旅游目的地系统 |
| 第二节 旅游目的地的符号化 |
| 一、旅游吸引物符号化与旅游目的地符号化 |
| 二、“舞台”,还是“作品”? |
| (一)作为“舞台”的旅游目的地 |
| (二)作为“作品”的旅游目的地 |
| 三、旅游目的地符号 |
| (一)旅游目的地感知和想象 |
| (二)旅游目的地欲望 |
| (三)旅游目的地-旅游实践-异乡世界 |
| 第三节 旅游目的地的现代性 |
| 一、条件背景:交通与信息 |
| (一)三个阶段 |
| (二)信息技术引起质变 |
| 二、旅游目的地想象 |
| (一)对“异乡世界”的想象 |
| (二)旅游想象与旅游实践 |
| (三)旅游想象与“家园意识” |
| 三、旅游目的地体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世界的图景 |
| 第一节 “休闲”的旅游世界 |
| 一、“我们”的暴力:同化与掠夺 |
| (一)贬低性的想象 |
| (二)贸易与战争:游牧者、航海者 |
| 二、“我们”与“他们”的休闲 |
| (一)旅游经济:休闲经济 |
| (二)旅游活动:新殖民? |
| (三)旅游活动:低俗? |
| (四)旅游者:“我们-他们”中的“我” |
| 三、“我们”中生成的“他们” |
| 第二节 “与异乡人共在”的旅游世界 |
| 一、旅游世界的内部结构:以遗产旅游为例 |
| 二、“原住民-旅游目的地-旅游者”结构 |
| (一)遗产旅游:供给还是需求? |
| (二)谁的家园?旅游者还是原住民? |
| 三、旅游世界的框架 |
| 第三节 “家园”的旅游世界 |
| 一、“家园感”的失落和重拾 |
| (一)何谓“家园感”:返乡之路 |
| (二)“家园感”的失落:回忆性与都市生活 |
| (三)“家园感”的重拾:空间想象 |
| 二、旅游回忆:“回忆”与“想象材料” |
| (一)回忆-旅游回忆 |
| (二)旅游实践-旅游回忆 |
| (三)旅游回忆中的“想象材料” |
| (四)返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四、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D]. 杨丹. 浙江大学, 2021(01)
-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4]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5]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D]. 宋菲.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7]辽代春捺钵研究[D]. 梁维. 吉林大学, 2020(08)
- [8]浙西建德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研究（1700-1978）[D]. 吴冬霞.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9]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D]. 方芳. 浙江大学, 2020(01)
- [10]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