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原始森林考察与考察纪实

一、滇南原始森林考察探险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徐婷婷^[1]（2021）在《民国时期涉滇游记着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何欢^[2]（2020）在《《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文中提出徐霞客（1587—1641）用尽毕生精力考察祖国山川,足迹遍及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行程远达十万余里,并留下皇皇六十余万字的日记体名着——《徐霞客游记》。学界对其人其游记研究成果颇丰,并形成“徐学”体系。该书中,徐霞客征引了众多地理类文献。稍显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着重的是对徐霞客行踪游记的考察以及地理科考贡献的关注,对《徐霞客游记》征引书籍的文献学价值的分析研究不够深入。故本文对《徐霞客游记》中征引的地理文献一一进行考疏,从文献学的角度深化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本文在绪论里指出,徐霞客出游时所带书籍主要为地方志及有关地方记载的文献。第一章梳理了《徐霞客游记》全书引用文献的范围,将引文内容尽数析出,厘清征引文献范围,获得47种着录文献,共计征引203次。参考传统目录学四分法和着述主体的分类原则,将征引文献分为地理类文献和非地理类文献,其中地理类文献25种,征引180次;非地理类文献22种,征引23次。我们发现《徐霞客游记》征引文献众多,且以征引地理类文献为主。经史子集各部类虽有涉及,但零散不成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本列于经部的《尚书·禹贡》,因具有地理专着的性质,笔者特将其归为地理类文献进行研究。《徐霞客游记》征引的地理类文献具体可以分成三类,分别是记载全国范围的总志、记录地方历史地理的地方志以及地理专着专论。总志有《大明一统志》《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地方志有《西事珥》《广西府志》《百粤风土记》《腾越州志》《大理府志》《南程续记》《寻甸府志》《桂胜·桂故》《晋宁州志》《名胜志》《云南志》《都匀府志》《衡州统志》《零陵郡志》《腾永图说》《梧州府志》《新宁州记》《姚关图说》《永昌府志》《鸡山志》等书,地理专着专论有《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书。第二章考述《徐霞客游记》各地理类文献的征引内容。本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题解各书作者、目录、成书过程、版本流传等内容。除此之外,将地理类文献的引文逐条排列,并与征引原文进行对校辨析,或考证征引文献的流传存佚,或评论徐霞客征引文献的得失,或分析先贤前辈对徐霞客引用文献的评价。在考述引文的过程中,可以得知《徐霞客游记》使用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征引方式。由于徐霞客出行在外,吃住条件简陋,无法携带大量书籍,因此主要以间接引用为主。《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涉及内容繁多,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公署、土产、关梁、寺观、祠庙、古迹、人物等。不但有自然地理现象,如地貌、水文、植物、气候、土壤及矿产等,还有各地社会概况、民族民俗、风土人情等人文地理现象,是晚明社会历史真实的缩影。第三章对《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的多种功用做了总结分析。其中最基本的功用就是以志导游,明晓地事。徐霞客在游览名山和西南遐征的过程中,将实地勘探与阅读地理图志互相印证,进行深度地理考察。在充分利用已有地理文献的基础上,徐霞客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对地理书籍中的错讹之处毫不留情地进行纠正。通过实地勘探,徐霞客提出了金沙江才是长江主源的正确论断,证实了《禹贡》“岷江导河”的错误记载。除此之外,徐霞客也辨析了不少地方志中错误的地名记载,将《大明一统志》《百粤风土记》《西事珥》等志书中一些错讹之处进行了订正。更令人敬佩的是,徐霞客还提出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创修了《鸡山志》,为后世鸡山志的编修树立了榜样。最后一章,探究《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丰富的文化意义。《徐霞客游记》为日记体游记,在行旅日记和小字夹注中,徐霞客征引了 200多条地理文献,既增添了科学性,又促使《徐霞客游记》从纯粹的文学游记向丰富的地理野外考察报告转变,完成了对游记体裁的创新,是明代游记类型发展繁荣、类型丰富的印证。征引众多地理文献,扩充和丰富了《徐霞客游记》的内容。其对史籍、地志的纠错,也为明代地理文献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是徐霞客超然自由的个人性情与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的彰显。在梳理徐霞客旅行时所接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构起徐霞客的阅读世界,探究徐霞客的文献视野,丰富和延伸“徐学”的研究内容及体系内涵。

杨绍军^[3]（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提出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董晓霞^[4]（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提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李明奎^[5]（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提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左文君^[6]（2017）在《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边境县域旅游产品提升研究 ——以勐腊县为例》文中认为旅游资源整合是旅游产品提升的基础和关键。旅游产品提升是旅游目的地发展到一定时期必不可少的环节。旅游资源整合到旅游产品提升是一个有序的系统过程和动态的循环过程,且二者相互促进。因此,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旅游产品提升意义重大。随着旅游业态的不断创新和旅游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发展,旅游资源范畴和内涵不断扩大,需要寻求更多的旅游资源整合模式,并将旅游资源转化成旅游产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本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47）支持下,基于旅游资源整合视角对边境县域旅游产品提升进行研究。以边境县域—勐腊县为研究地域,旨在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边境区位和旅游资源优势,通过全域旅游资源整合,提升其旅游产品。首先从国内外对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产品提升和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综合分析出发,然后对旅游资源整合与旅游产品提升的相关基础进行分析,再对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产品提升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对勐腊县的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产品提升进行研究。其中,探究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产品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边境县域旅游产品提升的价值和意义和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产品体系构建、旅游线路创新、旅游产品提升路径是研究的重点和核心。论文结构如下:第一章,阐述选题背景与意义,对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产品提升、边境县域旅游等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说明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二章,对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旅游产品提升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包括共生理论、全域旅游发展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融合理论等;对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整合、边境旅游、旅游产品、县域旅游等核心概念作出界定;对县域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产品提升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然后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旅游资源整合对旅游产品提升的重要价值和旅游产品提升对旅游资源整合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旅游资源整合是旅游产品提升的前提和关键,旅游资源整合到旅游产品提升是一个有序的系统过程和动态的循环过程,并且旅游资源整合与旅游产品提升相互促进。第三章,对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产品提升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分析边境县域旅游的特点和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边境县域旅游产品提升的价值和意义,然后提出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整合的思路和旅游产品提升的思路及方法,最后提出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边境县域旅游产品提升的对策和措施。第四章,对勐腊县旅游资源整合进行研究分析:首先对旅游资源开发现状进行分析,找出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勐腊县旅游资源整合的基础条件,提出旅游资源整合的原则;主要对县域内部旅游资源、内部与周边地区旅游资源、传统与非传统旅游资源以及旅游形象四个方面进行整合研究,最后提出勐腊县旅游资源整合模式。第五章,主要对勐腊县旅游产品提升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勐腊县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旅游产品提升的原则、战略;主要对勐腊县旅游产品提升内容进行研究,包括提升旅游产品层次、基于产业融合视角构建泛旅游产品体系、创新旅游线路、塑造旅游品牌和提升旅游服务及设施,全方位地对旅游产品进行提升;最后提出勐腊县旅游产品提升路径。第六章,介绍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创新之处及研究展望。

陈栋^[7]（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指出“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杨春^[8]（2016）在《全域旅游视角下云南元阳哈尼梯田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统筹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美化环境、脱贫致富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作为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的元阳县,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产品开发丰度不足、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矛盾凸显、旅游接待水平低、旅游环境容量有限等问题。在当前全域旅游大背景下,如何探究全域旅游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旅游业发展所特有的带动效应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解决旅游发展与元阳县的脱贫问题成为元阳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命题。本研究通过借鉴丽江发展全域旅游模式经验,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利用SWOT分析法对元阳哈尼梯田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旅游基础设施状况、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加以梳理和剖析,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未来元阳哈尼梯田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定位和策略。

石俊杰^[9]（2010）在《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研究（1889-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选择云南红河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区域经济地理的方法,研究这一区域的近代以来出现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结论是这一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产生了个开蒙经济区。本文认为,随着个旧锡业的发展,蒙自设立海关,利用红河水道出口大锡。形成了个蒙经济区实现了个旧生产大锡,蒙自销售的地域分工。随着锡业进入世界市场,红河水道因为季节性矛盾等缺点,不能满足个旧大锡的运输需要。法国修筑了滇越铁路,促进了锡业发展。个旧锡业带动了红河区域发展。因为滇越铁路改线,开远进入到个蒙经济区之中,最终发展为个开蒙经济区。滇越铁路使外贸中心转移到昆明,造成了蒙自的衰落。但是滇越铁路在侵略云南的同时也引进了现代化事物,在经济区的发展中,蒙自城市衰落,开远和个旧城市兴起,在个旧锡业的带动下,个开蒙地区成为云南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了运输个旧锡业物资,红河区域兴修了个碧石铁路,形成了区域交通网络,促进了个开蒙经济区的联系与融合。开远向个旧提供了煤矿和农业基础,蒙自是个旧锡业生产物资的转运地,随着个旧锡业的发展,形成了以个旧为主体的区域市场,个开蒙地区也不断融合在一起。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梳理了红河区域围绕个旧锡业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这一区域中市场结构的演变和城市的发展,在理论和史料上取得了一些突破

郑南^[10]（2010）在《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6世纪以来,约近30种可食性美洲植物品种相继传入我国,尤其是其中的玉米、甘薯、马铃薯、辣椒、烟草等品种的扩布,其影响更是重大深远。作者将这一历史阶段性现象称之为“美洲作物涌入中国”。本文从饮食史、中外食事交流史的视域展开,以对既往传入研究的得失检讨及关于美洲原产作物文献的勘识为基础,通过文献考订讨论了诸传入品种的异称名实、时间途径、传播分布。侧重讨论了美洲作物传入对中国社会饮食生活、食物结构、人口增长、生态环境、农业生产等相关方面的影响。同时辅以田野工作对作物传入的线路与分布实施深入的研究。文章认为：“民艰于食”是中国具有长久历史的基本国情。美洲作物涌入中国与人口增长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美洲作物的传种导致了人口增多、山地垦荒、生态环境破坏,这与当时的政体、国情紧密相关,百姓要存活,政府要稳定,于是都顾及眼前而忽略长远,没有人对社会做可持续性的长远考量。作为一桩持续性的历史事件,“美洲作物涌入中国”带给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可以高度简约为正负两个基本方面。积极意义是使中国人的食生产、食生活更趋丰富多彩,丰富了中国的食料作物品种,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食料生产结构,改善了人们的餐桌,同时也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滋润了中国人的心灵。其消极方面,并非是作物本身的过失,那是政体、国情和文化机制作用的结果,所谓“因人因地而异”。一方面,易长高产粮食作物带来了社会粮食总产提高的积极结果,但继之却是人口滋蔓繁殖——加重土地压力,深度开荒——生态破坏扩大,灾害频发——饥馑严重,中国人生存心态危机加深。粮食总产增加了,但是饥饿问题并没有解决,人口和土地矛盾更趋尖锐。美洲作物涌进中国造成了更多的中国饥民和更严重的生态破坏。这种情况在整个有清一代都非常严重。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灾荒、饥馑节律呈现时间缩短、程度加深、危害严重,从社会经济着眼,根本上就是人口与土地矛盾的日趋尖锐化所致。在日益加深的人口和土地矛盾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吃饭难题苦恼,长久、沉重、普遍的生存压力最终会严重伤害承受者的心理健康,会扭曲人们的心灵。世世代代忍受肚子的基本需求而痛苦的人们,是很容易萎靡萎缩、缺乏信心,也易于使人们丧失理想和幻想能力。中国传统本草学与农学对新物种关注的观念、视角有明显的不同,因而有宋应星对明末全国粮食作物结构评估的失衡。同时指出：中国人嗜辣的根本原因是庶民大众的膳食过于粗糙贫苦,单纯地归于地理环境与维系文化现象的诠释是有片面性的。辣椒的传入对中国人餐桌、口味和族群心理、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最具综合性的,与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淀粉质粮食作物的充饥活命作用不同,辣椒作为调味品不是生命的必须,却最终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在论及烟草的危害性时,文章还指出：中国人对烟草嗜好的迅速普及,不仅夺占了大量的良田肥壤,而且也是因循过渡到吸食鸦片的诱因,吸食黄烟与吸食大烟二者有行为习惯上的联通性。

二、滇南原始森林考察探险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滇南原始森林考察探险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2）《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边境县域旅游产品提升研究 ——以勐腊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域旅游视角下云南元阳哈尼梯田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研究（1889-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滇南原始森林考察探险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涉滇游记着作研究[D]. 徐婷婷. 云南民族大学, 2021
• [2]《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D]. 何欢.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5]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6]基于旅游资源整合的边境县域旅游产品提升研究 ——以勐腊县为例[D]. 左文君.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2)
• [7]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8]全域旅游视角下云南元阳哈尼梯田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 杨春. 云南师范大学, 2016(05)
• [9]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研究（1889-1949）[D]. 石俊杰. 云南大学, 2010(05)
• [10]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D]. 郑南. 浙江大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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