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期间中国民航成绩显着（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永娜[2]（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杨学平[3]（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刘笑[4]（2018）在《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减排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民航业飞速发展,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已连续数年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航空大国。中国民航业的高速发展在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气候问题。如何在总量大、增速快的形势下实现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是我国民航部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面临的现实性问题。本文以“分解”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变动驱动因素的有效识别和定量测算,为政府和民航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而实现民航部门的节能减排目标提供理论支撑。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分析了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及其与行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中国民航部门1996-2015年间的CO2排放量,并探讨了碳排放的特征与趋势。进一步地,为了探究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民航部门运输周转量与碳排放量进行脱钩分析,并识别影响脱钩的主要驱动因素。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我国民航运输业的CO2排放强度逐年下降,但是整个民航运输业的CO2排放总量却在不断增加,中国民航运输业将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与运输周转量之间以扩张负脱钩现象为主,脱钩状态有出现反复的可能性;能源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主导了民航部门碳排放脱钩的趋势,是推动民航部门脱钩发展的关键因素。（2）提出了规模报酬可变的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模型,研究了影响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拓展了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模型,并突出规模效率对碳排放影响的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选择2007-2013年间中国民航部门12家具有代表性的航空公司作为样本,用拓展后的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运输周转量提高是拉动民航部门CO2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大多数航空公司来说都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贡献者;潜在能源强度变化在降低大多数航空公司的CO2排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尤其是对提高公私合营航空公司碳排放绩效方面的表现最好;规模效率变化确实对航空公司的CO2排放产生了显着影响,其累积效应对于遏制CO2排放作用明显。（3）构建了碳排放绩效评价指数,动态监测了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绩效。在考虑环境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更加适用于民航部门的全局Malmquist碳排放绩效指数（GMCPI）。基于此,本文对2007-2013年间12家中国航空公司的民航碳排放绩效进行了动态测度,并提出引入拔靴方法对所得到的结果进行统计推断,解决了GMCPI指数缺乏统计属性的问题。进一步地,本研究对GMCPI进行分解分析,讨论了不同类型航空公司间碳排放绩效的差异性和收敛性。最后,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确定了影响民航CO2排放绩效的重要外部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样本航空公司的累计GMCPI在研究期间内提高了11.92%,这一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不同类型航空公司的碳排放绩效存在明显差异性,且具有收敛的趋势,碳排放绩效较低的航空公司存在“追赶效应”;灰色关联分析表明,与民航部门碳排放绩效表现相关度由高到低的影响因素分别为航线分布,燃料消耗率,飞机利用率和起降次数。（4）构造了中国民航部门碳减排模型,探讨了中国民航部门节能减排的路径。根据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绩效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中国民航部门碳减排模型,分解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为运输周转量、运输强度、能源强度以及排放系数正好也契合了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减排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定量测算了四个影响因素对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的具体贡献量,接着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情景设计,从静态和动态预两个方面预测了中国民航部门未来的碳排放情形。聚焦于中国民航部门,本文在定量分析四个影响因素对民航部门节能减排贡献程度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对应于中国民航部门未来可能的主要减排路径,并探讨了这些路径可能面临的障碍和实现的减排前景。
吴丛[5]（2014）在《中美两国民航安全发展及其规律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航运输业蓬勃发展,民航安全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民航大国”的称号中国实至名归。美国是世界上民航安全管理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已建成比较完备的民航安全管理体系。系统、科学地分析比较中美两国民航安全的发展规律及其特征,借鉴美国在庞大航空运输量下持续保持良好安全水平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持续改进我国的民航安全,加快向民航强国转变的步伐。本研究从民航安全监管部门发展过程、组织机构和安全管理机制等方面对中美两国的民航安全监管进行比较研究。然后选取中美两国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严重）及以上级别百万小时事故率”、“亿客公里死亡人数”来分别代表两国的民航安全水平,将这两类事故统计指标在1983年-2010年期间的统计数值分别在时域和频域中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民航起始安全水平低于美国民航,两国的民航安全水平都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中国民航的安全水平提升的幅度更大,提升的速度更快,并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已经超越美国,但是稳定程度不如美国;最后,通过时间序列的谱分析方法验证了1983年-2010年期间中美两国的民航安全确实都存在周期波动规律,并发现中美两国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严重）及以上级别百万小时事故率”波动主周期分别为3.375年和2.250年,中美两国民航运输飞行“亿客公里死亡人数”波动主周期同为2.250年,并且美国民航安全水平波动规律性比中国民航更一致。
孙江,王利军,李军波[6]（2012）在《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第一编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显现其文明程度。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积淀了中华民族博大而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的动物保护思想让我国早在黄帝时期就已有了明确的保护野生动物和森林资源的思想,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古代动物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开始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而奋斗,我国的法制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60余年的不懈努力,已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
韩颖[7]（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秦玄[8]（2010）在《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研究 ——基于规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角度的探析》文中指出我国民航运输业诞生于北洋政府时期。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业发展举步维艰。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我国民航运输业大发展的历史契机。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民航运输业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宏观经济体制转轨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我国民航运输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飞跃发展,我国民航运输业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以运输总量等指标衡量,产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我国民航运输业已发展成为规模较大、基本成熟、生命力旺盛、前景广阔、高新技术密集、极具现代气质的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民航运输业也进行了多轮渐进式的体制改革。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适时适当的产业体制改革,有力保障和促进了我国民航运输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民航运输业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的垄断行业,其产业体制改革备受学术界关注。我国民航运输业由于历史的原因,垄断色彩显得更加浓厚,也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垄断行业体制改革中重点关注的几个代表性产业部门之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正不断向纵深推进。我国民航运输业在前期产业体制改革和产业大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仍面临进一步深入的改革攻坚。在此时,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此外,由于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工作,我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一直极为关注,这是我选择这个题目进行研究的主要个人原因。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对中国民航运输业的产业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的关联关系进行研究,探讨其客观规律,结合深入分析我国民航运输业产业发展现状,提出当前及下一阶段产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方向,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建议。我国民航运输业作为传统的垄断行业,政府对产业的规制是产业体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的研究中,选取了政府规制改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文中充分运用规制经济学的原理,深入研究政府规制改革政策与绩效间的关联关系,得出了在我国民航运输业中政府规制改革与产业发展关联性的客观规律,并借鉴美国、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对我国民航运输业有价值的规制改革建议。为寻求我国民航运输业当前深化改革的正确推进方向,本文在对产业规制改革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了产业中的制度问题。文中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将制度作为影响产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在这种视角下,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就反映了其制度的变迁进程,而当前制约产业发展的若干现实瓶颈问题则归结为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通过从制度层面对产业体制改革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制度与产业发展绩效的关联关系。而制度的建设优化与具体的产业体制改革措施也存在紧密的关联。通过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整体制度的优化作为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性目标,并按照这一总体目标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改革措施。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简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及研究范畴,并介绍了文章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以及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此外,本章还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初步认识了民航运输业并简析了产业特征等基本问题。第二章是文献综述,简要介绍了前人在本研究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关于民航运输业的规制及规制改革理论,二是国内学者关于我国民航业体制改革的若干研究成果。国外民航运输业规制及改革理论主要有规制理论、放松规制理论、再规制理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这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实践相一致的。美国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经历了一个从严格规制到放松规制到再规制的实践进程,而每一实践阶段都有相应的学术理论成果支撑。国内学者关于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较为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研究,主要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研究；二是较为微观层面的产业组织研究,如对市场结构、产业组织行为等的研究。第三章是美国和日本的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借鉴。美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其民航运输业十分发达和先进。而且美国的地理环境和民航运输业市场规模与中国极为相似,因此本章首选了美国民航运输业作为重点的借鉴样本。日本是我国的近邻,社会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其民航运输业的规制改革经验也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民航运输业的规制改革研究,我们得出了若干宝贵的经验,但国情的不同也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其改革模式,只能作为有益的借鉴。第四章是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研究。本章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民航运输业的发展和改革历程,并对每一轮改革的政策和绩效进行了详细分析。我国民航运输业建国以来经历了四轮体制改革,产业的发展可以相应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从宏观的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对民航总局的分权,使民航运输业从中央高度集中管理中解放出来；第二个层次是民航总局作为产业的行政管理和监管机构,逐步放松规制的规制改革进程。本章研究了我国民航运输业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与产业体制改革的紧密联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不足,为当前及下一阶段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深化改革奠定了经验基础。第五章是对我国民航运输业现状的深入分析。在充分肯定我国民航运输业产业发展和改革的巨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我国民航运输业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通过对产业现状的分析,笔者归纳出了若干制约产业发展的现实瓶颈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寄望于在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中妥善解决。而这些瓶颈问题根本上源于我国民航运输业中的制度性缺陷。本章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中的代表性现实瓶颈问题的归纳和深入分析,为下文深入研究产业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从制度层面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体制进行深入研究。本章深入分析了当前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提出了从制度建设角度构思的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建议。笔者认为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应该以整体制度优化作为总体目标和推进的方向。产业政策改革等局部改进必须立足于整体制度建设的高度均衡推进,而制度优化的总体目标又必须落实到若干局部改革来具体实现。此外,就下一阶段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中的具体改革政策,本章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本章中还强调了规制和规制创新在当前及下一阶段产业体制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若干建议措施。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是较为全面和深刻的归纳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当前存在的若干现实问题。本文中归纳的问题在认识的深刻度和结合现实的紧密度上较前人研究有所突破,特别是对准入规制的两难选择、价格规制与无序竞争、社会福利损失间关系等几点论述具有一定的新颖性。第二是通过对产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作追本朔源的研究,提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中的若干制度性缺陷。在前人的研究中,较多的将产业发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于制度性的缺陷,但缺乏对制度性缺陷的具体归纳和描述。本文尝试归纳提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中在产权制度、代理制度、人事制度、产业主体机会束设置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并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和深入分析,初步明确了产业发展中现实问题与制度性缺陷的对应关联关系。第三是基于对产业内制度性缺陷的认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我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的针对性建议措施。其中关于重视制定规制的规则设计和建立完善改革保障机制的论述更具新意。第四是提出了规制改革和规制创新的若干建议。其中关于区分产业环节、针对性规制的重难点分析及对社会性规制的辩证认识等论述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数据的运用较少,数理模型的分析研究不足,较多偏重于理论分析。这是我国民航运输业公开数据少,行业资料采集困难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相信随着我在民航系统工作时间的增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系统内部资料,可以对我国民航运输业作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此外,由于本人学术水平和实践经验所限,文中在涉及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部分,可能存在把握不够全面,认识不够深刻之处。最后,对我国民航运输业制度性缺陷的归纳和描述是笔者的创新尝试,可能存在把握不尽准确之处。我国民航运输业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垄断环境中,对外公开的资料数据很少。本文使用的资料和数据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基本来自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内部资料汇编、《从统计看民航》、中国民航资源网等业内资源。
栗宝卿[9]（2010）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文中指出能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传统化石类能源的资源稀缺性以及其消耗带来环保和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显现,历史上的四次能源危机和传统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危害给人类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并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注的战略重点,发展可再生、清洁的替代能源成为全球的迫切要求。以风电、太阳能、小水电、生物质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环保、可持续循环利用的优势,随着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高,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其价格逐步降低,部分可再生能源已初步具有商业价值,具备战略性替代能源的属性。与此同时,由于可再生能源的高技术属性,发展可再生能源已不止是解除全球常规能源逐步枯竭和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带来的一系列约束,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带动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革命的动力,甚至把它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我国化石类能源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过多地依赖以煤为主的化石类资源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和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带来巨大的压力,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还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依赖化石类能源满足未来经济发展能源需求,无论从资源禀赋和环保以及国际气候变化规则角度看都是不允许的。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较好,根据目前的测算看,总蕴藏量达50亿千瓦以上,如果得到充分的利用,可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现实的必然选择,对促进我国低碳可持续发展、消除资源约束、保障能源安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承担全球气候变化责任,树立国际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能源利用历史的角度看,能源替代是个漫长的过程,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次世界性的能源系统替换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需要人类做出巨大努力,可再生能源目前虽然已初步具备替代的属性,但其作为完全替代性能源的发展过程仍将是漫长的,需要财税政策长期地支持,对此我国要有充分的准备。促进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的实施,首先要遵从可再生能源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可再生能源技术原理、运行方式和特性具体分析看,可再生能源具有的高技术、外部性、产业化、资金密集型和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六个主要特性。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可划分为研发、示范、产业化发展、商业化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瓶颈和所需政策都有所不同。从产业发展的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研发、资本、政策是其主要动力因素,在四个因素中,市场和研发又是最重要的因素,政策和资本均围绕市场和研发两个要素展开。我国在制定和实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过程中,要结合上述规律和技术及市场现状,首先要清晰目前和未来重点发展什么?什么时候发展?怎样实现高效发展等问题。从矫正可再生能源外部性、市场失灵角度看,结合可再生能源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国家财政、税收职能。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国家主导,财税支持是促进其产业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借鉴世界典型发达国家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国在制定相关促进政策时,需要强调国家的主引导作用,避免单纯强调技术因素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区别发展阶段一律施以激励政策等问题。同时要注重发展目标的清晰性、层次性,对资源禀赋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详加识别、重视项目运营,保持政策的公开透明、具体化和稳定性,财税政策支持要有足够性以及注意协调相关利益方的平衡等要素。把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建立在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基础上,通过建立国家统一的管理机构,清晰财税政策的目标,把财税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确保政策的执行效率。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保持资源禀赋与种类发展、资本和技术、速度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产业上下游、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七个方面的总体协调。根据可再生能源整体发展过程划分为技术研发、项目示范、产业化发展以及商业化四个阶段的规律,财税政策实施必须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且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种类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财政政策注重于前三个阶段,税收政策侧重于后两个阶段,总体过程看,财税激励政策趋于由强转弱。从我国资源禀赋和目前的可再生能源各种类技术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看,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排序是积极发展小水电和风电,稳妥发展太阳能和生物质、地热能,谨慎发展海洋能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明智选择。分析当前我国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经济性和和政策现状表明,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取得巨大成绩,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几乎所有可再生能源种类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主要体现为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立法缓慢,操作性不强,资源调查、评估以及项目规划不够完善,资源环境效益缺失,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政策目标不明确,缺乏定期的评估、修正、调整机制,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效率低等突出问题。根据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和不同种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阶段,对我国实施的作为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未来总量收支状况进行的预测结果显示,按照我国发展需求目标,可再生能源基金不足以弥补未来的项目补贴需求,由于当前火力发电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尽快疏导电价矛盾已成为我国当务之急,否则,将影响到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一个占据电力市场较大部分的火力发电巨额亏损,而可再生能源一枝独秀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由于当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化石类能源以及更加环保的成本外部性并没有显性化,根据当前技术条件和国际市场相关交易情况,对资源与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行量化测算结果显示,在完全成本的口径下,目前可再生能源并不比传统能源价格更高,且未来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进一步增强,可再生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的扩大,其产品价格将更具有竞争性。此外可再生能源本身具有的因地制宜开发的特点,我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财税政策目前还有缺失,符合可再生能源自身特性（分布式能源）出发的市场政策亟待建立；面向公众团体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引导政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目前的政策现状,我国财税政策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主要包括财税支持的信息依据要充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上下游以及横向要统筹；财税政策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财政税收政策要综合引导,各有侧重以及保持政策具体公开而透明、建立定期评估机制等原则。在财政支持具体政策方面,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清晰财政支持目标效果,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本负担兼顾东西部差距,借鉴《京都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施行差别化的负担机制；优化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发挥政府采购作用等。在税收政策方面,需要尽快清晰和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适用税法、清晰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激励细则。关于资源税和碳税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资源和环境以及经济技术现状,应该采取小步走的渐进式方案,总体看“征比不征好、早征比晚征好”此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除财政税收激励政策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重大问题和矛盾需要尽快解决,比如：强化可再生能源资源调查和评估,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建立国家级的统一协调管理机构；传统电力企业与电网企业的生存状况和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不容忽视,协调好相关利益是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积极疏导当前电价矛盾和以电价机制引导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重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作用等等方面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总之,本文大量的实证材料,从人类能源利用历史、资源环境出发,分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源、环境、气候变化三大外界因素的影响和能源转换难度,论证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和紧迫性。从可再生能源技术、经济性分析出发,论证了可再生能源固有的客观规律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进行了全面、整体的分析。通过考察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实际以及可再生能源规划,考察可再生能源发展环境和突出矛盾,试图跳出单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本身,从更宽广的视野分析我国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提炼出内外部影响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分析出的问题和矛盾出发,结合未来发展的规模、未来的成本走势及补贴政策等进行预测和分析,从财税支持的渠道和方式以及相关利益方的补偿等方面进行综合归纳,提出详细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指导原则和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寄希望于对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鉴于可再生能源种类较多,难以——详细论证,本文侧重于占可再生能源较大比例的电力部分进行了论述。
巴战龙[10]（2008）在《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 ——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文中认为本研究是一项以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为主要理论范式,采用文化唯物主义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田野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民族志研究,主要考察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在现代性历程中地方知识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的生成和演变,并对之进行描述和解释。本研究是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作者综合性地使用了自1996年以来在家乡——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区）所做的历次短时田野研究,2004年和2007年两次较长时段（共有5个多月）田野研究所获的资料。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中,明花社区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描述了1907～2007年间,这个乡村社区的多面向的系统变迁:从族群文化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尧乎尔（裕固族）为绝对主体的单一族群文化社区转变为一个以尧乎尔为主体的、有汉、藏、土、蒙古、哈萨克等组成的多元族群文化社区;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尧乎尔语（西部裕固语）和藏文为主,以汉语方言和汉文为辅的社区转变为一个以汉语方言和汉文为主,以尧乎尔语为辅的社区;从婚姻与继嗣制度的角度而言,从一个双系并行（明媒正娶婚行父系继嗣制度,帐房戴头婚行母系继嗣制度）的社区转变为行一夫一妻制和父系继嗣制度的社区;从生计方式的角度看,从一个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以手工编织和驼队运输为辅的社区转变为一个以农业为主,以牧业为辅的、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社区;从社会组织的形态而言,从一个传统部落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乡村社会;从政治制度和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从帝制王朝的部落联盟制下头目世袭制为主,户族精英为辅的习俗—权威型控制方式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以党政科层制的资源—利益型控制方式;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从一个格鲁派藏传佛教和萨满教并存,祖先崇拜之风甚烈的社区转变为寺庙衰落、信仰淡化、惟祖先崇拜仍广为流行的社区;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地方知识教育为主的社区转变为一个以官方知识教育为主的社区,现代学校教育取代了传统寺庙教育成为社区的主要教育组织形式,学校取代寺庙成为“知识—文化”传播的中心,在青少年儿童的文化成长过程中,家庭教养扮演的中心角色,至少在乡民的观念上被学校教育替代。本研究描述和解释了乡村社区中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之关系的生成与变化,实质上仍然是探讨教育人类学的经典命题——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在较为扎实的民族志描述的基础上,作者对在乡村教育研究界就社区与学校的关系的两种基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进路进行了反思,指出这两种乡村教育研究的观点和进路,实际上,是对学校教育之于乡村发展的“利”与“弊”的不同偏重和强调,只揭示了“有限的真理”。就田野点明花社区的实际而言,1939年现代学校教育的兴办是社区教育转型的分水岭:之前的整个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文化濡化再生产社区合格成员,以便维持社区文化系统的正常运转;但之后兴起的学校教育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代理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在变迁的社会中,负起把年轻一代从“传统”中解脱出来,作出向“现代”的转变的历史使命。从教育目的的角度而言,旧式的传统教育培养的成员是为小部落社区所用,而新式的现代教育培养的成员是为大国家社会所用。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在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一开始,现代的学校教育在帮助尧乎尔族群适应社会变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教育,以文化同化和社会整合为主要功能的学校教育的弊端开始显露,由于它总体上是主流社会文化的代表,对族群的传统文化的持续排斥成为导致族群语言使用人口锐减、传统知识衰亡的重要成因。新时期（1978年）以来,随着族群意识的勃兴和族群文化保护和复兴需求的高涨（实际上,随着族群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文化断裂和社会失序现象开始出现,尧乎尔人的族群认同感陷入越来越深的焦虑之中）,学校系统作为国家机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社区尧乎尔人将族群文化,特别是本族语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强烈要求未能及时作出回应,导致尧乎尔民众对学校教育价值的评价走低,又由于学校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举措无多,效益不彰,导致社区与学校的关系趋向紧张。面向明花社区的未来发展,作者建议:建构学校—社区支持性社会关系迫在眉睫且势在必行,为此,首要且必须的是,学校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对地方知识的肯定态度,承认地方知识对乡民人生和社区发展的重要价值;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中,文化自觉是社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区发展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型”向“乡民自主型”过渡。本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校与社区关系问题研究提供本土经验,并以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推进中国裕固族研究,接续和发扬中国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学术传统。
二、“九五”期间中国民航成绩显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九五”期间中国民航成绩显着（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四、结构设计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原则 |
| (二) 具体技术方法 |
| 六、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化之源”: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动因 |
| (一) 对“民族文化”自治思想泛滥的直接回击 |
| (二) “联邦制”还是“集中制”争论的持续升温 |
| (三) 民族平等理想的矢志追求 |
| (四) 地方自治理论的深入思考 |
| (五) 民族自决权理论发展的纵深推进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十月革命”之前:“单一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十月革命”之后:“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基本特征 |
| (一) 批判性和革命性 |
| (二) 开放性和发展性 |
| (三) 时代性和具体性 |
| (四) 阶级性和人民性 |
| 第二章 “化之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历史契机 |
| 一、国家和民族层面: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与救亡图存的特殊处境 |
| (一) 长期统一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
| (二) 命运共同体接连遭受危机 |
| 二、国际层面: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 |
| (一)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流的深刻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民族化”信号的强力释放 |
| 三、中共层面:民族问题理论的逐步涉猎与民族工作实践的有序推进 |
| (一) 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初步认识 |
| (二) 民族工作实践探索的不断拓展 |
| 第三章 “化之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 |
| 一、1921-1949:从“蹒跚学步”的“应然”到“独立前行”的“必然” |
| (一) 1921-1931年的酝酿萌芽期 |
| (二) 1931-1937年的起步尝试期 |
| (三) 1937-1946年的加速探索期 |
| (四) 1946-1949年的初步形成期 |
| 二、1949-1978:从“全新起航”的“阶进”到“挫折发展”的“缓进” |
| (一) 1949-1956年的全面奋进期 |
| (二) 1957-1966年的曲折发展期 |
| (三) 1966-1978年的挫折发展期 |
| 三、1978年以来:从“步入正轨”的“求实”到“平稳迈进”的“务实” |
| (一) 1978-1982年的回归初心期 |
| (二) 1982年至今的丰富发展期 |
| 第四章 “化之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多维成果 |
| 一、理论成果 |
| (一) 创立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
| (二)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
| 二、制度成果 |
| (一)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 |
| (二)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代表的制度性法规 |
| 三、道路成果 |
| (一)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主要特征 |
| (三)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时代意义 |
| 第五章 “化之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经验启示与未来走向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立足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是基本前提 |
| (二) 保障国家团结统一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价值追求 |
| (三) 助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是重要动力 |
| (四) 紧扣民族工作时代主题是内在要求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
| (一) 推动统一与自治的顶层设计 |
| (二) 推进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
| (三) 加大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力度 |
| (四)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
| (五) 处理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
| (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 |
| (二) 不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新 |
| (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四) 着力增进民族区域自治文化认同 |
| 结语: 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减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效率与生产率理论及研究进展 |
| 2.2.1 生产技术和距离函数 |
| 2.2.2 效率的测度 |
| 2.2.3 生产率的测度 |
| 2.3 碳排放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
| 2.3.1 碳排放的核算方法 |
| 2.3.2 碳排放的测度指标 |
| 2.3.3 碳排放变动分解方法 |
| 2.4 民航部门碳排放相关研究进展 |
| 2.4.1 民航部门碳排放核算 |
| 2.4.2 民航部门碳排放绩效评价 |
| 2.4.3 民航部门碳排放减排路径 |
| 2.5 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核算及其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
| 3.1 引言 |
| 3.2 中国民航部门的行业发展现状 |
| 3.3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现状 |
| 3.3.1 核算方法的选择 |
| 3.3.2 民航部门碳排放特征与趋势 |
| 3.4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与行业发展的脱钩关系 |
| 3.4.1 模型选取 |
| 3.4.2 民航部门碳排放与运输周转量脱钩检验 |
| 3.4.3 民航部门碳排放与运输周转量脱钩关系的分解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总量变动的驱动因素 |
| 4.1 引言 |
| 4.2 影响民航部门碳排放的特殊因素 |
| 4.2.1 无效用油时间 |
| 4.2.2 单位时间油耗 |
| 4.3 民航部门碳排放总量变动驱动因素模型 |
| 4.3.1 传统PDA模型 |
| 4.3.2 考虑规模报酬可变的PDA模型构建 |
| 4.4 变量与样本选择 |
| 4.4.1 投入与产出变量选择 |
| 4.4.2 样本选择 |
| 4.5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总量变动驱动因素的实证结果 |
| 4.5.1 驱动因素结果概览 |
| 4.5.2 能源强度效应的影响 |
| 4.5.3 生产水平的影响 |
| 4.5.4 运输周转量的影响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绩效变动的驱动因素 |
| 5.1 引言 |
| 5.2 民航部门碳排放绩效评价指数 |
| 5.2.1 全局环境DEA技术 |
| 5.2.2 全局Malmquist碳排放绩效指数的构建 |
| 5.2.3 全局Malmquist碳排放绩效指数的分解 |
| 5.2.4 全局Malmquist碳排放绩效指数的修正 |
| 5.3 数据说明与样本选择 |
| 5.4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绩效变动特征与驱动因素的实证结果 |
| 5.4.1 碳排放绩效的动态演变 |
| 5.4.2 碳排放绩效的差异性 |
| 5.4.3 碳排放绩效变动的驱动因素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的减排路径 |
| 6.1 引言 |
| 6.2 民航部门减排路径模型 |
| 6.2.1 ICAO减排框架 |
| 6.2.2 减排模型的构建 |
| 6.3 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趋势预测 |
| 6.3.1 驱动因素对减排的影响 |
| 6.3.2 情景设计 |
| 6.3.3 情景分析 |
| 6.3.4 动态模拟 |
| 6.4 中国民航部门减排路径的可能选择 |
| 6.4.1 基于制定市场措施的减排 |
| 6.4.2 基于提高运营能力的减排 |
| 6.4.3 基于推进技术进步的减排 |
| 6.4.4 基于应用替代能源的减排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7.1.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2 政策启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1:中国民航部门相关统计数据 |
| 附录2:GMCPI指数进行Bootstrap修正的maltlab程序 |
| 附录3:蒙特卡洛模拟2050 年碳排放的maltlab程序 |
（5）中美两国民航安全发展及其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美民航安全监管比较 |
| 2.1 中国民航安全监管 |
| 2.1.1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过程 |
| 2.1.2 中国民用航空局组织机构 |
| 2.1.3 中国民用航空局安全管理机制 |
| 2.2 美国民航安全监管 |
| 2.2.1 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展过程 |
| 2.2.2 美国联邦航空局组织机构 |
| 2.2.3 美国联邦航空局安全管理机制 |
| 2.3 中美民航安全监管比较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民航安全数据比较分析 |
| 3.1 中美民航安全水平的度量 |
| 3.2 中美民航飞行事故定义比较 |
| 3.2.1 中国民航飞行事故定义 |
| 3.2.2 美国民航飞行事故定义 |
| 3.2.3 中美民航飞行事故定义比较 |
| 3.3 中美民航飞行事故等级分类标准比较 |
| 3.3.1 中国民航飞行事故等级 |
| 3.3.2 美国民航飞行事故等级 |
| 3.3.3 中美民航飞行事故等级标准比较 |
| 3.4 中美民航安全水平比较指标的选取 |
| 3.5 中美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严重）及以上百万小时事故率比较 |
| 3.5.1 中国民航运输飞行重大及以上百万小时事故率 |
| 3.5.2 美国民航运输飞行严重及以上百万小时事故率 |
| 3.5.3 中美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严重）及以上百万小时事故率比较 |
| 3.5.4 小结 |
| 3.6 中美民航运输飞行亿客公里死亡人数比较 |
| 3.6.1 中国民航运输飞行亿客公里死亡人数 |
| 3.6.2 美国民航运输飞行亿客公里死亡人数 |
| 3.6.3 中美民航运输飞行亿客公里死亡人数比较 |
| 3.6.4 小结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谱分析的中美民航安全波动周期比较 |
| 4.1 本章研究对象、方法及意义 |
| 4.2 时间序列的谱分析法 |
| 4.2.1 时间序列 |
| 4.2.2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
| 4.2.3 谱分析方法应用简述 |
| 4.2.4 谱分析方法基本原理 |
| 4.2.5 谱分析方法使用条件 |
| 4.2.6 谱分析方法理论模型 |
| 4.3 中美民航安全波动周期的谱分析 |
| 4.3.1 数据选取 |
| 4.3.2 数据预处理 |
| 4.3.3 谱分析 |
| 4.3.4 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第一编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部分中国大陆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 |
| 第一章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 第一节起步发展期（1949～1977) |
| 第二节全面建设期（1978～1999) |
| 一、有关非法狩猎、走私的规定 |
| 二、《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条例中的规定 |
| 三、有关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规定 |
| 第三节繁荣创新期（2000～至今） |
| 一、打击非法捕猎、走私野生动物力度增加 |
| 二、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繁荣发展 |
| 三、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全面建设 |
| （一）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的重要通知 |
| （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
| （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有关规定 |
| 四、其他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 |
| （一）关于肇事野生动物补偿工作 |
| （二）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及网络救助 |
| （三）关于自然灾害中的野生动物保护 |
| （四）关于禁食野生动物的规定 |
| 第二章农场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 第一节起步恢复期（1949～1965) |
| 一、农场动物保育的有关规定 |
| 二、发展农场动物养殖的有关规定 |
| 三、农场动物屠宰、防疫的有关规定 |
| 四、关于农场动物的其他规定 |
| 第二节曲折停滞期（1966～1976) |
| 第三节全面建设期（1978～1989) |
| 一、农场动物养殖发展的有关规定 |
| 二、农场动物生存发展基本问题的有关规定 |
| 三、农场动物防疫的有关规定 |
| 四、农场动物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 |
| 第四节迅猛发展期（1990～1999) |
| 一、农场动物种畜禽管理的有关规定 |
| 二、农场动物防疫检疫的有关规定 |
| 三、农场动物屠宰管理的有关规定 |
| 第五节繁荣创新期（2000～至今） |
| 一、农场动物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的有关规定 |
| （一）《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
| （二）《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 二、农场动物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 |
| 三、农场动物防疫免疫管理的有关规定 |
| 四、《畜牧法》的有关规定 |
| （一）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有关规定 |
| （二）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的有关规定 |
| （三）畜禽养殖的有关规定 |
| （四）畜禽运输的有关规定 |
| （五）质量安全保障的有关规定 |
| 五、其他涉及农场动物福利的有关规定 |
| 第三章实验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 第一节起步发展期（1979～1982) |
| 第二节全面建设期（1983～2005) |
| 一、实验动物立法体系全面建设 |
| （一）专门规范实验动物管理的立法出台 |
| （二）实验动物管理地方立法全面建设 |
| （五）其他立法中的对于实验动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
| 二、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制度的建立 |
| （一）七部委共同制定的部门规章——《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出台 |
| （二）地方性立法中关于实验动物许可证的有关规定 |
| （三）其他地方性立法中的实验动物相关规定 |
| 四、《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GB 14925-2001）》的发布 |
| 第四节繁荣创新期（2006～至今） |
| 一、有关实验动物福利立法的提出 |
| 二、实验动物的地方性立法繁荣发展 |
| 第四章伴侣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 第一节快速发展期（1980～1999) |
| 一、伴侣动物传染病防治的有关规定 |
| 二、伴侣动物的出入境检疫的有关规定 |
| 三、伴侣动物的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 |
| 四、伴侣动物限制管理的有关规定 |
| 第二节全面繁荣期（2000～至今） |
| 一、伴侣动物的饲料管理的有关规定 |
| （一）国务院各部委相关公告中的有关规定 |
| （二）对伴侣动物饲料质量安全情况进行监管和通报 |
| 二、伴侣动物的诊疗、用药管理的相关规定 |
| （一）《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 （二）地方性立法中动物诊疗的有关规定 |
| （三）伴侣动物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 |
| 三、伴侣动物防疫检疫的有关规定 |
| （一）狂犬病防治的有关规定 |
| （二）伴侣动物进出口检疫的有关规定 |
| 四、地方立法中关于伴侣动物管理的有关规定 |
| 第五章工作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 第一节起步发展期（1949～1977) |
| 第二节全面建设期（1978～1999) |
| 一、工作动物的饲料方面 |
| 二、工作动物防疫、检疫的相关规定 |
| 三、工作动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
| 四、工作动物运输的相关规定 |
| 第三节繁荣创新期（2000～至今） |
| 一、导盲犬的相关规定 |
| 二、检疫犬的相关规定 |
| 三、搜救犬的相关规定 |
| 第六章娱乐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 第一节观赏动物保护的立法简述 |
| 第二节演艺动物保护的立法进程 |
| 第二部分中国港澳台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20 |
| 第一章中国香港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 |
| 第一节中国香港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进程概述 |
| 一、香港动物保护法制建设进程概述 |
| 二、动物保护立法中最核心的一部法律——《防止残忍对待动物条例》的相关规定 |
| （一）防止残忍对待动物的一般性规定 |
| （二）残忍对待动物的法律责任 |
| 第二节中国香港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建设进程 |
| 一、《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
| 二、《动植物（濒危物种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
| 三、《渔业保护条例》的主要内容 |
| 四、《捕鲸业（规管）条例》的相关规定 |
| 五、其他法律中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 |
| 第三节中国香港地区驯养动物的法制建设进程 |
| 一、香港地区农场动物福利的法律规定 |
| 二、香港动物运输保护的法律规定 |
| 三、香港动物屠宰保护的法律规定 |
| 四、香港实验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
| 第二章中国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 |
| 第一节中国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进程概述 |
| 第二节中国台湾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建设进程 |
| 第三节中国台湾地区驯养动物保护的法制建设进程 |
| 一、中国台湾地区动物福利保护法制概述 |
| 二、中国台湾地区农场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
| 三、中国台湾地区实验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
| 四、中国台湾地区动物运输保护的法律规定 |
| 五、中国台湾地区动物屠宰的法律规定 |
（7）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一、表彰奖励 |
| 二、税收激励 |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 小结 |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研究 ——基于规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角度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1.1 宏观经济社会背景 |
| 1.1.2 产业发展现实背景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2.1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2.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内容结构和创新 |
| 1.5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对民航运输业的初步认识及本文研究范畴 |
| 1.5.1 民航运输业的界定 |
| 1.5.2 民航业的界定 |
| 1.5.3 本文的研究范畴 |
| 1.5.4 民航运输业与交通运输业关系分析 |
| 1.5.5 民航运输业特征简析 |
| 1.6 本章小结 |
| 2. 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理论综述 |
| 2.1 西方民航运输业规制理论 |
| 2.1.1 公共利益理论 |
| 2.1.2 自然垄断理论 |
| 2.1.3 对民航运输业自然垄断性的判定 |
| 2.1.4 民航运输业的政府规制内容 |
| 2.2 西方民航运输业放松规制理论 |
| 2.2.1 自然垄断理论的演化 |
| 2.2.2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2.3 利益集团理论与俘获理论 |
| 2.3 西方民航运输业再规制与规制创新理论 |
| 2.3.1 对民航运输业自然垄断性的再认识 |
| 2.3.2 市场垄断的反思 |
| 2.3.3 关于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反思 |
| 2.3.4 公共性 |
| 2.3.5 其他因素 |
| 2.4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研究的成果 |
| 2.4.1 中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理论 |
| 2.4.2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的内生理论 |
| 2.4.3 中国民航运输业规制研究 |
| 2.4.4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研究的其他成果 |
| 2.5 本章小结 |
| 3. 美国及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借鉴 |
| 3.1 美国民航运输业的规制改革 |
| 3.1.1 从规制到放松规制的改革历程 |
| 3.1.2 美国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绩效 |
| 3.1.3 规制放松的负面影响 |
| 3.2 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 |
| 3.2.1 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概述 |
| 3.2.2 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内容简析 |
| 3.2.3 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成果 |
| 3.3 美国和日本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
| 3.3.1 明晰产权，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
| 3.3.2 加强法治，依法改革 |
| 3.3.3 政府机构改革，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组织基础 |
| 3.3.4 区别对待产业环节，选择恰当规制改革模式 |
| 4.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与改革历程研究 |
| 4.1 中国民航运输业改革历程 |
| 4.1.1 计划经济时代的军事化管理 |
| 4.1.2 民航运输业的企业化改革初期阶段 |
| 4.1.3 企业化改革的深入和放开竞争 |
| 4.1.4 1997年—200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 |
| 4.1.5 2002年的重大改革 |
| 4.2 中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绩效概述 |
| 4.2.1 中国民航运输业的基础状况 |
| 4.2.2 计划经济军事管制阶段的产业发展成果 |
| 4.2.3 1977年至1987年的初步企业化改革的成果 |
| 4.2.4 1987年—2002年的企业化改革的成果 |
| 4.2.5 2002年以后高速发展的显着成果 |
| 4.3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历史经验分析 |
| 4.3.1 中国民航运输业的产业体制改革受国民经济宏观体制改革的外生推动决定 |
| 4.3.2 中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是产业发展的内生要求 |
| 5. 中国民航运输业现状分析 |
| 5.1 中国民航运输业现状概述 |
| 5.1.1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成果巨大 |
| 5.1.2 中国民航运输业产业基本特征 |
| 5.1.3 中国民航运输业产业组织分析 |
| 5.2 中国民航运输业存在问题分析 |
| 5.2.1 进入规制上的两难选择 |
| 5.2.2 市场结构的缺陷 |
| 5.2.3 制度缺陷造成产权所有者的缺位和越位 |
| 5.2.4 价格规制政策的两难选择 |
| 5.2.5 产业监管的独立性问题 |
| 5.3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制度建设角度对中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的探析 |
| 6.1 中国民航运输业存在问题的制度根源探析 |
| 6.1.1 产权边界问题 |
| 6.1.2 多重代理问题 |
| 6.1.3 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 |
| 6.1.4 产业相关主体的权力配置问题 |
| 6.1.5 人事制度的制约 |
| 6.2 中国民航运输业深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及措施 |
| 6.2.1 中国民航运输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和思路 |
| 6.2.2 深化中国民航运输业体制改革的措施建议 |
| 6.3 中国民航运输业规制改革与规制创新 |
| 6.3.1 区分产业环节，针对性规制 |
| 6.3.2 加强反垄断规制 |
| 6.3.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6.3.4 加强社会性规制 |
| 6.3.5 规制创新 |
| 6.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9）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范围界定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状况 |
| 四、全文的逻辑体系和结构安排 |
| 五、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意义 |
| 第一节 世界和我国能源现状 |
| 一、能源利用历史概述 |
| 二、世界能源储量及消费总体状况 |
| 三、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消费状况 |
| 四、历史上的能源危机 |
| 第二节 我国化石类能源利用对环境影响 |
| 一、化石类能源利用主要污染物危害 |
| 二、我国化石类能源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
| 第三节 传统能源利用与全球气候变化 |
| 一、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 |
| 二、电力产业对温室气体的影响 |
| 三、气候变化的危害 |
| 四、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 |
| 第四节 可再生能源成为未来能源利用的方向 |
| 第五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资源情况 |
| 一、水能 |
| 二、风能 |
| 三、太阳能 |
| 四、生物质能 |
| 五、地热能及海洋能 |
| 第六节 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战略意义 |
| 一、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 二、消除资源约束、保证能源供应、调整能源结构的需要 |
| 三、建设新农村及缩小城乡、东西部差距的需要 |
| 四、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
| 五、承担全球气候变化责任,维护国际形象的需要 |
| 第二章 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客观规律 |
| 第一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运行方式 |
| 一、风力发电 |
| 二、太阳能发电 |
| 三、小水电 |
| 四、生物质发电 |
| 五、地热发电 |
| 六、海洋能发电 |
| 第二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力产业 |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在电力产业中的地位 |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力市场 |
| 三、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网运行方式 |
| 四、智能电网、储能技术与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 |
| 第三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特性分析 |
| 一、高技术性 |
| 二、资金密集型 |
| 三、外部效应 |
| 四、产业化特征 |
| 五、分布式与集中式共存的特点 |
| 六、间歇性、随机性特点 |
| 第四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发展过程的规律分析 |
| 一、基于产业发展理论的动力因素分析 |
| 二、资本有机构成对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启示 |
| 三、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发展阶段分析 |
| 第五节 国家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发展理论分析 |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商品属性 |
| 三、国家支持的政策机理和依据 |
| 四、国家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财税政策具体分析 |
| 第三章 国内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政策 |
| 第一节 国内外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状况 |
| 一、全球可再生电力能源总体情况 |
| 二、主要国家的总体发展现状和目标 |
| 三、国内外可再生电力能源分类发展情况 |
| 四、消除电网约束,大力建设智能电网 |
| 第二节 国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具体政策 |
| 一、技术研发支持 |
| 二、投资和生产鼓励 |
| 三、培育市场政策 |
| 四、鼓励消费政策 |
| 第三节 制订政策容易忽视的要素 |
| 一、目标的清晰性 |
| 二、目标的层次性和计划科学性 |
| 三、资源和技术的充分识别 |
| 四、重视项目运营 |
| 五、激励政策的透明、公开性 |
| 六、政策和市场的稳定性 |
| 七、财政政策力度的足够性 |
| 八、政策实质内容的具体化 |
| 九、能源市场的改革和准入 |
| 十、相关方利益平衡 |
| 第四节 制订政策需要消除的误区 |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价格降低取决于技术突破 |
| 二、不厘清发展阶段、制定一刀切政策 |
| 三、可再生电力能源比传统能源价格高,会阻碍经济发展 |
| 四、单纯强调政府直接投入 |
| 第五节 国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主要经验 |
| 一、国家重视、政府主导 |
| 二、国家级的可再生电力能源统一管理机构 |
| 三、契合资源国情的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规划 |
| 四、国家政策支持是必行之路 |
| 五、发展初期政策支持成为主动力 |
| 六、完善、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 |
| 七、保持政策的公开透明、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
| 八、重视金融市场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激励 |
| 第四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现状 |
| 一、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现状 |
| 二、我国参与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企业情况 |
| 三、资本市场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支持 |
| 第二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政策演变总体脉络 |
| 第三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战略及预测目标 |
| 一、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战略及预测目标 |
| 二、我国预测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对比 |
| 第四节 我国当前可再生电力能源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五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具体政策及经济性分析 |
| 第一节 风力发电 |
| 一、我国风电的政策演变 |
| 二、陆地风电的经济性情况 |
| 三、海上风电的经济性情况 |
| 四、风电相关政策实施情况 |
| 五、风电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六、风力发电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 第二节 小水电 |
| 一、政策变迁 |
| 二、项目经济性 |
| 三、其他政策实施情况 |
| 四、小水电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五、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 第三节 生物质能 |
| 一、项目经济性状况 |
| 二、生物质发电主要政策情况 |
| 三、生物质发电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四、生物质发电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 第四节 太阳能光伏发电 |
| 一、项目经济性情况 |
| 二、光伏发电主要政策 |
| 三、光伏发电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 |
| 四、光伏发电未来的价格走势 |
| 第五节 地热能及海洋能发电 |
| 一、海洋能利用的主要情况 |
| 二、地热能主要情况 |
| 三、当前地热及海洋能利用存在问题 |
| 第六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未来发展趋势 |
| 一、发展中的可再生能电力能源技术 |
| 二、未来可再生能电力能源发展的重点排序 |
| 第六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发展主要经验和突出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实践经验 |
| 一、国家重视,目标引导起到积极作用 |
| 二、依托重大工程开展科技创新,装备自主化成绩显着 |
| 三、财税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
| 四、市场及价格政策积极引导了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协调发展的几个方面 |
| 一、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的协调 |
| 二、速度与质量的协调 |
| 三、速度与效益的协调 |
| 四、可再生电力能源与常规能源的协调 |
| 五、产业发展阶段衔接的协调 |
| 六、产业上下游的协调 |
| 七、与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相协调 |
| 第三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一、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
| 二、立法缓慢,配套措施不完善 |
| 三、资源调查、评估以及项目规划有待完善 |
| 四、资源、环境效益政策缺失 |
| 五、价格体制有待理顺 |
| 六、财政研发投入不足、政府组织不力 |
| 七、财政支持体系不完整、效率有待提高 |
| 八、政策不及时、政策模糊不清晰 |
| 九、政策的评估、修正、调整机制缺失 |
| 十、缺乏相关利益方协调机制 |
| 十一、特性出发的市场建立不全面 |
| 十二、强制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配额机制尚未建立 |
| 第七章 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财税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能源外溢成本缺失的影响 |
| 一、资源税缺失的影响 |
| 二、环境税缺失的影响 |
| 第二节 分布式可再生电力能源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未来可再生能源基金收支情况分析 |
| 一、未来可再生能源基金总收入测算 |
| 二、风力发电所需补贴额 |
| 三、太阳能发电所需补贴额 |
| 四、生物质能所需补贴额 |
| 五、未来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基金总量收支平衡情况 |
| 第四节 价格与财税政策 |
| 一、价格与财税政策的关系 |
| 二、电价与社会承受能力 |
| 第五节 与发展各阶段相适应的财税政策分析 |
| 一、财税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侧重点分析 |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各发展阶段政策选择 |
| 第八章 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财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财税支持政策的优化原则 |
| 一、财税支持的信息依据要充分 |
| 二、上下游及横向综合统筹 |
| 三、财税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
| 四、综合引导、各有侧重 |
| 五、政策要保持公开透明、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
| 六、国家主导与全民负担相结合 |
| 七、定期政策评估机制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的具体建议 |
| 一、根据战略目标确定财政支持范围和渠道 |
| 二、加大财政直接支持力度 |
| 三、清晰财政支持的目标效果 |
| 四、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东西部区别负担的机制 |
| 五、优化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 |
| 六、发挥政府采购作用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的具体建议 |
| 一、细化可再生电力能源适用税法 |
| 二、清晰各项税收激励政策 |
| 三、资源税、碳税应该列入议事日程 |
| 第四节 其他建议 |
| 一、强化资源调查和评估,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
| 二、建立国家级的可再生能源统一管理机构 |
| 三、重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激励 |
| 四、协调处理好横向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关系 |
| 五、注重产业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
| 六、积极疏导电价矛盾 |
| 七、发挥价格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的引导作用 |
| 八、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 ——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由来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问题由来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 关注中国西北乡村社区的现代性历程 |
| (二) 关注知识社会的到来与乡村社区及其教育的发展 |
| (三) 直面重大时代命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
| (四) 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校与社区关系问题研究提供本土经验 |
| (五) 以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推进中国裕固族研究 |
| 三、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范式——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从马凌诺斯基到费孝通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核心概念及其运用 |
| (一) 社区(community)与乡村社区(rural community) |
| (二) 教育(education)与学校教育(schooling) |
| (三) 知识(knowledge)与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 |
| (四) 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e) |
| 五、叙述结构与研究步骤 |
| (一) 叙述结构 |
| (二) 研究进度 |
| 六、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进程的回顾与评论 |
| (二) "明花研究":一个乡村社区的学术史回頋与评论 第一章 明花的地理定位与文化图景 |
| 第一节 明花的地理定位 |
| 一、河西走廊:族群与文化的走廊 |
| 二、明花:意义之网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明花的文化图景 |
| 一、明花的文化图景 |
| 二、口头传统中的"人文世界" 第二章 "东方学家"的遗产与尧乎尔人的地方知识教育 |
| 第一节 "东方学家"的遗产 |
| 一、波塔宁:撒里尧乎尔人的部落和村庄的简单记述 |
| 二、马达汉:撒里尧乎尔访问记 |
| 三、马洛夫:世界知名的"撒里尧乎尔语"田野研究 |
| 第二节 尧乎尔人的地方知识教育及其他 |
| 一、藏传佛教寺庙教育 |
| 二、萨满教教育 |
| 三、部落、户族与家庭的传统教育 |
| 四、走出家乡:驼队运输、朝圣与借读 第三章 "救亡时期"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 |
| 第一节 边疆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和抗日战争的爆发 |
| 二、边疆教育及其研究的兴起 |
| 三、边民反抗后的"自觉" |
| 第二节 学校的建立与现代性的嵌入 |
| 一、明花现代初等学校教育的兴办历程 |
| 二、现代性的嵌入及其后果 |
| 第三节 "东海子事件"与边疆政治—军事教育 |
| 一、"东海子事件"的背景 |
| 二、"东海子事件"的过程 |
| 三、"东海子事件"的社会反应 |
| 四、"藏民"的自觉与边疆政治—军事教育 第四章 "激进时期"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 |
| 第一节 乡村改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
| 一、民主建政、民族区域自治与社会主义改造 |
| 二、教育的较快发展 |
| 第二节 "反封建斗争":地方知识的断裂与重构 |
| 一、"反封建斗争":地方知识的断裂 |
| 二、教育大跃进:地方知识的重构 |
| 第三节 饥荒之后:初等教育的民办化和学校教育的泛政治化 |
| 一、"60年":关于饥馑的记忆 |
| 二、学校教育的稳步发展:"大跃进"之后的调整与巩固 |
| 三、"队里有了学校":初等教育的民办化 |
| 四、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与学校教育的泛政治化 第五章 "建设时期"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 |
| 第一节 最初的繁荣:"传统"的激活与学校教育的发展 |
| 一、族群文化的"典范化" |
| 二、"传统"的激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 三、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曲折中发展:"奔小康"与提前"普九" |
| 一、"奔小康":世纪末的艰辛努力 |
| 二、外出谋生与移民开发:生计方式的拓展 |
| 三、学校教育的曲折发展 |
| 第三节 重振的希望:"新农村建设"与教育发展 |
| 一、"官""民"之间的信任流失:小社区里的大问题 |
| 二、"项目建设":发展观念的转变 |
| 三、新社会条件下的教育发展 第六章 "我们的现代性":另一种图景 |
| 第一节 地方知识与学校教育及其关系的"新知" |
| 一、地方知识的本质与构造 |
| 二、学校教育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的关系 |
| 第二节 "我们的现代性":实践的困境与想象的力量 |
| 一、对现代性的理解 |
| 二、"我们的现代性":以"文化自觉"为前提 |
| 三、社区发展模式的转型:从"政府主导"到"乡民自主" 结语 |
| 一、初步的结论 |
| (一) 研究的基本内容 |
| (二) 研究的初步结论 |
| 二、研究的反思 |
| (一) 人类学家乡研究的缘起与一般性论述 |
| (二) 本项研究的主要局限 |
| (三) 对民族志研究中"价值无涉取向"的讨论 参考文献 附录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开放式学生问卷 |
| 附录三 明花乡前滩片裕固族口头传统作品选辑 |
| 附录四 关于开展民族语言第二课堂活动的通知 |
| 附录五 关于请求中央民族大学在九八年维哈柯系预科班招生时给我县裕固族考生分配名额的报告 |
| 附录六 明花区农牧民扫盲教育工作规划 |
| 附录七 明花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
| 附录八 两份群众上访信 |
| 附录九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图(田野地点:明花) 后记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文章 |
四、“九五”期间中国民航成绩显着（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3]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中国民航部门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减排路径研究[D]. 刘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5]中美两国民航安全发展及其规律研究[D]. 吴丛. 中国民航大学, 2014(03)
- [6]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第一编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A]. 孙江,王利军,李军波.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2012
- [7]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8]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改革研究 ——基于规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角度的探析[D]. 秦玄.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8)
- [9]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D]. 栗宝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01)
- [10]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 ——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D]. 巴战龙. 中央民族大学, 2008(08)
标签：中国民航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可再生能源论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