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西水利行政人事制度改革初探

一、汾西水利管理局人事制度改革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孙家丰^[1]（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提出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武端利^[2]（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冯志峰^[3]（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胡中升^[4]（2014）在《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文中提出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而言,治水活动十分重要。而作为中国重要水道的黄河,则夙以难治闻名于世,治黄遂成为中国历代治水的重要任务。近代以来,西方水利科技的传入,为黄河治理带来新的契机,使治黄思想、方略与手段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扮演了主要角色,其作为与作用值得检讨。鉴于黄河灾害频发,为有效开展治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了黄委会,结束了清末以来黄河下游河防的分省治理体制。随着时局的发展及治黄任务的改变,黄委会大致经历了“初创”与“扩张与调整”两个阶段。作为一个近代水利机构,黄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的特点较为明显,委员会下依次设处、科等层级,各级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而委员会决策制和委员长执行制的相互结合,则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又能杜决而不行之弊,有利于工作绩效提升。委员长在黄委会中据有重要地位,不论是对该会的日常管理,还是对治黄事业的发展规划,都有重要权责。历任委员长均为治黄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黄委会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为该会的日常运行与业务开展提供了条件。黄委会在权限、人事与财务方面均受中央节制,又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其委员构成及会址确定都曾受到地方的影响,双方的行政博弈迹象明显。黄委会与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简称黄灾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亦有密切联系。虽然黄灾会曾与黄委会发生工作冲突,但“华北水利”及“导淮”两委员会则与黄委会合作顺利,成效显着。黄委会不再仅凭经验治黄,而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不再局限于整治黄河下游,而是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坚持上中下游并重、干支流兼顾的方针。该会不仅在黄河堵口、修防等治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而且不断探索黄河治本之策,诸如建立测量队、水文站、水位站,开展河道地形及水文测量,开展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拟订各种专门及综合治本计划。该会还促成在德国举行治导黄河试验,并在中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期多管齐下,实现黄河的长治久安。在治理河患的同时,黄委会还致力于开发黄河水利事业。该会不仅关注与支持黄河下游的虹吸放淤工程,而且积极发展西北灌溉事业。为适应抗战及开发西北的需要,黄委会对黄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进行测勘,并对局部河道实施重点整治,以改善其通航条件。该会还勘查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并拟订了一些发展黄河水利的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却为此后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黄委会对黄河标本兼治的各项探索,开辟了近代治黄的新趋向,将中国治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委会虽然不同于普通衙署,但毕竟也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性机构之一,后者的相关决策与政令无疑都会影响黄委会的工作。经费不足制约着治黄事业的开展,政府不当人事任免也给黄委会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抗战时期,黄委会被纳入战时体制,成为配合政府对敌斗争的工具;战后,在花园口堵口活动中,黄委会成为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工程博弈的主要角色之一。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式微及终结,黄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很快结束。

王资峰^[5]（2010）在《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然而从现有文献看,既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很少有从理论上深入探究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的成果。结合行政学的研究成果,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应当从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即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职能部门间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些维度总体上反映着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需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发现问题。民国时期（1949年以前）的流域管理体制是我国现行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根据环境保护机构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展演变,建国后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变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49-1978）、转变阶段（1979-1994）、深化阶段（1995-2005）、强化阶段（2006-）。从演变历史看,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变迁的动力包括五个方面,即突发性流域水污染的影响、高层领导的重视与推动、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高。从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看,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的弊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层级节制权威弱化、地方政府以邻为壑、职能部门争功诿过、持续改进机制缺失。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成为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的主导因素。其实质是保障中央的流域水环境政策得到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理可以从分权制和集权制两个理论视角进行阐述。前者强调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的利益独立和行为自主性,后者强调中央政府对地方层级节制的权威性。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就是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保障中央权威的问题。就流域水环境管理而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代表流域局部和整体利益,亦即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这种利益冲突与我国流域水环境分级管理的体制相结合,形成政策执行阻滞机制,中央权威受到损害。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保障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提供了三类保障机制,即人事任免机制、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和业务监督机制。从实践情况看,这些机制都存在一定缺陷,不能在流域水环境管理过程中有效维护和实现中央权威。地方政府间关系改进有助于消除流域水环境管理“公地悲剧”。其核心在于通过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合作机制,实现流域水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可以从竞争与合作两个视角进行阐述。前者植根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利益或地方利益诉求,后者则植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外部效应。利益冲突导致地方政府间竞争,政府间竞争产生负外部性,社会交易成本增加。地方政府间合作能消除负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然而从理论上看,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比合作关系更牢固;从实践看,地方政府间竞争同样能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但需要恰当的制度设计。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利益的竞争与流域水环境产权公有制结合,造成流域水环境恶化的“公地悲剧”。地方政府间竞争目标受到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双重制约。如果能扭转地方政府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企业式”行为,就能有效遏制流域水环境“公地悲剧”。就流域水环境管理中的地方政府间合作而言,其组织形式包括“市场签约”、“组织签约”以及二者的混合型态。在流域水环境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间合作需要相应的推动机制,主要包括市场机制和科层机制。这些组织形式和推动机制在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地方合作过程中各有优劣,互为补充。职能部门间关系改进有助于实现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综合目标。其核心在于实现政府有关部门权力和责任的恰当配置。职能部门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可以从分工与协作两方面进行阐述。职能部门专业分工旨在提高效率。由于部门隔阂、特殊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旨在提高部门行政效率的分工却阻碍整体行政效率的提升。这就是专业分工悖论。部门协作是不同职能部门围绕管理目标开展的协作行动。职责边界妨碍公共管理活动共同目标的形成,部门特殊利益阻碍部门协作的进展,旨在提高整体管理绩效的部门协作非但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反而阻碍管理绩效改进。这就是结构-功能悖论。两种悖论表明,基于职责导向的部门分工与协作无法避免其固有困境。目标导向的分工协作原则能够为改进部门分工协作的效率提供新的契机。职能部门只有通过基于目标导向的组织变革,部门协作才能得到根本改进。就流域水环境管理而言,有关职能部门可分为统一监管、行业分类管理和综合调控管理等三类,彼此存在职责边界问题并形成双边垄断局面。部门特殊利益与双边垄断相结合,造成流域水环境管理分工异化,降低分工效率。职能部门的单一功能和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复合目标之间的冲突表明,目标导向应成为职能部门分工的基本原则。流域水环境管理整体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协作,利益冲突和技术性限制却导致部门协作陷入困境。流域水环境管理的部门协作动机来源包括部门利益、共同愿景和组织压力等方面。流域水环境管理的部门协作形式包括联合发文、联合执法检查等,部门协作的协调机制包括科层协调和制度协调。无论哪种协作形式或协调机制,都各有优势和不足。管理体制开放是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持续改进的关键所在。其核心在于妥善处理政府与社会在流域水环境管理中的关系。管理体制开放的基本原理主要从官僚制、系统论等理论视角进行阐述。官僚制为应对不确定性,主张行政组织封闭,从而引发组织回应性不足的弊端。系统管理的思想和政治系统论都把行政管理体系视为开放系统,力促管理体系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交换。本文认为管理体制改进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管理体系外部,只有实行体制开放才能为体制改进提供动力。行政管理体制开放伴随着潜在风险,这种潜在风险与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行政管理体制开放的风险消解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实行逐步开放,二是社会公众有序参与。就流域水环境管理而言,我国政府开放程度较低,降低了管理体制的回应性。在流域水环境管理过程中,制约政府开放程度的体制内部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关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权衡,二是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三是职能部门的组织惰性。推动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开放的内部力量有三类,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我国公众参与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程度也比较低,甚至造成政治参与的畸形发展,损害政府的合法性。从实践看,制约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开放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社会公众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水环境污染的不确定性。推动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开放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基于对以上四方面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应当在这四个方面分别做出相应的改进。第一,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改进需要提高权威链条强度,调整地方政府利益权衡格局,坚定中央政府环境保护决心。第二,就地方政府间关系而言,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改进需要调整中央政府的导向作用,鼓励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竞争目标施加积极影响,以立法等手段来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第三,就政府职能部门间关系而言,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改进需要合理界定职能部门权责,推进目标导向的组织结构重塑,改进职能部门协作机制。第四,就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改进需要推进流域水环境公共治理,实行政府信息公开,进行基于开放导向的功能结构重塑和行政流程再造;同时,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致力于增强公众参与意愿、提高公众参与能力。综上所述,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具有系统性、权变性和价值倾向性。我们可以结合实践和需要设计合适的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存在逻辑推理不够严谨、搜集资料不够全面等问题,仍需留待将来进一步完善。未来研究的努力将主要集中于建构理论框架和开展实证研究等方面。

张士进^[6]（2009）在《关于汾河灌区的改革探讨》文中指出针对汾河灌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从人事管理、水资源利用、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灌区的改革措施和方案进行了探讨。

李鹏^[7]（2007）在《引黄灌区可持续发展资金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搞好农业不仅关系到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中,引黄灌区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引黄灌区虽然对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水源不足、用水浪费、灌区管理体制不畅、资金投入不足、工程配套和维修不能及时完成以及效益衰退等,影响了灌区的正常运行,阻碍了灌区的可持续发展。本课题通过对我国灌溉农业现状和发展的调查与分析,得出我国灌区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调查我国引黄灌区的现状,分别分析黄河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和引黄灌区的概况。并以山东省簸箕李引黄灌区、小开河引黄灌区和韩墩引黄灌区为调研对象,采取了实地考察、查阅灌区原始资料和统计汇总的方法,对这些引黄灌区的工程建设情况、资金投入和产出情况与管理体制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总结了引黄灌区现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制约灌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为工程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发展资金因素和组织因素。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阐述了可持续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根据灌区的特点提出了灌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灌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持续性、工程的持续性、生态的持续性和社会的持续性;并提出灌区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灌区工程可持续性、灌区生态可持续性、灌区经济可持续性和灌区社会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着重分析了引黄灌区可持续发展资金和水价的组成,详细研究了现行的成本水价、两部制水价的组成和核算方法,以及可持续发展水价的内涵与核算方法,提出可持续发展水价由资源成本、工程成本、环境成本、利润和税收五部分组成,但是用于灌区可持续发展水价时,只有资源成本、工程成本和利润三部分组成。并从政策法规、征收方法等方面分析了灌区水费征收的体制。分析了引黄灌区可持续发展内部和外部资金来源渠道,并分别提出了引黄灌区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及外部资金保障措施,最后提出了灌区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管理机制的特点、内涵,作用等。其内涵包括建立灌区资金投入激励机制、多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深化水利改革等。其作用包括减少灌区可持续发展建设项目实施中的不确定性,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所需的稳定性、有利于灌区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提高灌区可持续发展资金投入的效益、创新机制与规范化管理结合,为实现监督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杨普义^[8]（2006）在《汾管局汾西分局改革实践与成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汾西分局是汾河灌区灌溉面积最大的灌区,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与市场经济的深入,现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加之近年来水源短缺、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分局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必须进行供水体制、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才能促进灌区可持续发展,开创灌区工作新局面。

迪德俊^[9]（2005）在《汾西灌区 “两改一提高”为灌区带来效益和活力》文中研究指明

迪德俊^[10]（2003）在《深化体制改革 加快工程改造 全面提高汾西灌区水利用效益》文中研究说明

二、汾西水利管理局人事制度改革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汾西水利管理局人事制度改革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关于汾河灌区的改革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7）引黄灌区可持续发展资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汾西灌区 “两改一提高”为灌区带来效益和活力（论文提纲范文）

四、汾西水利管理局人事制度改革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D]. 胡中升. 南京大学, 2014(05)
• [5]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研究[D]. 王资峰. 中国人民大学, 2010(11)
• [6]关于汾河灌区的改革探讨[J]. 张士进.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9(05)
• [7]引黄灌区可持续发展资金问题研究[D]. 李鹏. 山东农业大学, 2007(01)
• [8]汾管局汾西分局改革实践与成效[J]. 杨普义. 山西水利, 2006(03)
• [9]汾西灌区 “两改一提高”为灌区带来效益和活力[J]. 迪德俊. 中国水利, 2005(23)
• [10]深化体制改革 加快工程改造 全面提高汾西灌区水利用效益[J]. 迪德俊. 中国水利, 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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