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西部地区学习考察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孟志宏[1](2021)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现状剖析》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研修活动借助思政课骨干教师培训、哲社骨干教师培训、学术会议和教师暑期社会实践考察依次展开,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不适应教师学习需求、研修力度偏弱研修效果缺乏可量化的考评体系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制度落实、力度强化、研修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强建设。
韦嘉玲[2](2021)在《基于实践力评价体系的高中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体系深受应试教育影响,“唯分数论”深入人心。教师为缩短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普遍采用填鸭式教学进行授课,以提高学生卷面成绩。纸质测试已成为检测学生学习水平的标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发现学生解题能力和动手能力相差悬殊,学生创新能力普遍不足。为此我国开展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的是在21世纪构建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深化课程改革,我国提出“核心素养体系”的概念,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也将核心素养作为重要的育人目标。《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综合思维、区域认知、人地协调观和地理实践力四大地理核心素养。地理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地理实践力素养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在地理实践力已有研究成果中,地理实践力的培养仍占据主要地位,但地理实践力评价的研究较少。研究地理实践力评价需在地理实践活动中进行,完善和优化实践活动方案是研究的关键点,本文重在通过筛选可靠性强的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表,设计活动方案,研究地理实践力评价,从而为地理实践活动教学提供参考。从国内外“地理实践活动评价”和“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相关文献入手,对地理实践力、地理实践力评价和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进行相关概念界定。在对“从做中学”理论、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和加涅信息加工学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解读新课标和高中地理新教材(人教版),试图解决地理实践活动方案与实际课堂教学密切结合问题、理论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问题。寻求可靠性强的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表,将量表编制成问卷,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问卷,利用SPSS17.0计算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显示问卷信度达0.946,效度为0.941,量表指标具有参考性。本文采用对活动展开实地观察的方式,发现原实践活动方案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改进,设计新地理实践活动方案,完善评价机制。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原地理实践活动存在不足。不足之处有教学育人功能不显着,活动目的过于简单,未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评价方式单一且不够科学。第二,针对原地理实践活动的不足,对其进行改进,设计新地理实践活动。研究中设计了三个地理实践活动:(1)野外考察类——以“银子岩喀斯特地貌考察”为例;(2)社会调查类——以“广西大圩古镇特色景观的调查与保护”为例;(3)科学实验类——以“观察不同土壤质地差异”为例。首先,在设计每一个地理实践活动方案前都深入解读新课标和高中地理(人教版)新教材,选取教材中的活动进行改进,严格遵循新课标和教学目标,使活动内容设计更加贴切高中课堂教学。其次,为评价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安排学生自行设计“调查校园树木与环境的关系”地理实践活动,并对设计要求进行描述。再者,针对每个地理实践活动,设计相应、具体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方案。研究中设计了教师实地考察、学生递交考察报告、学生参与分享交流会三种方式,评价方式多元化,评价结果更全面。在评价方案上,以量表内容为基准,共设计四个评价方案,即:(1)“银子岩喀斯特地貌考察”活动评价方案;(2)“广西大圩古镇特色景观的调查与保护”活动评价方案;(3)“观察不同土壤质地差异”实验评价方案;(4)自行设计“调查校园树木与环境的关系”活动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内容详细,可操作性强,评价主体有学生本人、组内成员和带队老师,评价结果较客观全面。第三,针对地理实践活动方案提出具体实施建议,以彰显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发挥地理实践活动的教学功能,强化落实过程,优化地理实践活动教学效果。
张叶[3](2021)在《基于乡土资源的自然地理野外考察实践活动研究 ——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苏静[4](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刘贵玺[5](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张晓明[6](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指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王小红[7](2021)在《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文中研究表明陇山左右,即大六盘山南段的陇山东部和西部地区,亦即金代京兆府路、鄜延路、庆原路、凤翔路、临洮路辖境。在陇山左右已知的11口金代大钟内,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6口,就其铭文记载的女真人做一分析,进而证明女真人在陇山左右活动的历史事实。陕西省岐山县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所列人物众多,跨越历史漫长。虽然岐山完颜氏四世祖完颜也先帖木儿、五世祖完颜福得等人在洮岷地区的活动见诸岷县地方志乘,但是多数完颜氏族人依然以赐姓王氏行世而不署原姓完颜,因此其女真遗民的真实身份亦不易被察觉。岐山完颜氏的活动集中于洮岷地区,又不局限于洮岷地区,甘肃平凉、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同样也有。岐山完颜氏与汉、吐蕃、蒙古、女真、契丹等多个民族建立了婚姻关系。宗族关系方面,虽然陕西岐山、甘肃泾川的女真遗民皆姓完颜,但是岐山完颜氏绪出女真术虎部落,泾川完颜氏绪出女真完颜部落,二者族源相同,祖源不同。甘肃省榆中县女真遗民汉氏祖先原活动于燕山以北地区,金元之际进入中原地区,明代洪武初年改姓汉氏,并于弘治末年迁居榆中。因为明代初年禁止胡化的文化政策,使用文化符号意义分外明显的女真复姓“蒲察”的榆中蒲察氏族人于是以“蒲”为姓。
朱雨馨[8](2021)在《“文化空间”视域下的昆都仑召壁画艺术探究》文中提出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家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民族间又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对话、相互交融,形成了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所以,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化的特征,这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基础。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作为支撑,并且同文化一样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藏传佛教艺术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随着佛教文化进入到内蒙古地区并形成了它特有的风格面貌。本文主要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在实地测量、图像采集、图像辨识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归纳及综合分析等方法开展研究,目标是基于“文化空间”这一理论视角,着重探索昆都仑召壁画艺术独特的文化内涵。昆都仑召的壁画艺术是在传统藏式艺术题材与样式的基础上,将蒙、汉等民族的审美与艺术风格自然融入,在其形态设置及艺术表现上形成了面貌特征鲜明的空间叙事特征。昆都仑召虽然与美岱召和五当召同为内蒙古包头地区的格鲁派寺院,并且三座召庙同样在大殿内绘制了“佛行传”的故事内容,但是由于它们的创建年代、寺庙性质以及内容呈现等方面均客观存在差异,因而三者之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空间”形态。尤其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昆都仑召壁画,其铺陈展开的空间架构和叙事方式,尤使得自身艺术魅力彰显出特殊的文化内涵。昆都仑召壁画艺术展现的是基于蒙、藏、汉等多元文化融合关系形成的人文脉络,并以此衍生出地域化特征的文化面貌。它所建构的特殊的“文化空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体现,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而具体的呈现。
樊静[9](202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演进》文中指出贫困问题是阻碍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问题,是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劳苦大众紧密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带领人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贫困斗争,并取得了革命式反贫困的胜利。鉴古知今,我们要总结历史的成功经验,反思不足之处,有利于我们充分利用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应对现实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马克思论证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正当性,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无产阶级贫困的两个本质表现。列宁立足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提出坚持党领导反贫困,并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顺时而生,开展了一系列反贫困实践。1921-1927年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反贫困萌芽,建立工农联盟是这一时期反贫困的关键步骤,让农民群众与共产党紧密团结,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贫困。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对反贫困进行初探,废除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政治上保障农民革命权。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反贫困进一步推进,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调整土地政策,将没收封建地主土地政策改为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调节抗日各阶级内部关系,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对反贫困进行完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农业集体化道路初见雏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贫困对当今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发挥农民群众的反贫困中坚作用,沿着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正确道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决胜乡村振兴新篇章。
唐安齐[10](2021)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文中指出自然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空间与资源,同时自身也具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为地球生态安全、生物资源及人类生存环境提供巨大价值,在实现自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是目前生态环境研究的热点、难点之一。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云南高原特有优势植被类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为代表的原始森林及多样珍稀濒危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核算其物质量、货币量及能值量服务价值可为摸清该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情况提供依据,为周边区域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及对比生态修复成效提供参照,为云南省相同类型的其他自然保护区开展该项研究提供参考。运用国家林业局发布实施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 1721-2008)及H.T.Odum能值分析理论中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评估计算公式与相关参数,以样地调研、文献查阅及室内实验为依据,构建针对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指标体系,分别从不同植被类型及不同优势树种服务功能价值、市场价值及能值价值三方面对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坐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评估。结果表明:(1)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中,枯落物生产、森林持水、林木营养积累、固碳释氧、净化空气、保育土壤功能价值总量为76351165.34t/a,活立木资源及森林调节水量、净化水质为1180003910.49m3/a,不同植被类型中,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34908741.53t/a、711812812.52m3/a)、阔叶灌丛(24512602.78t/a、197153467.04m3/a)、灌草丛(5858556.85t/a、104171854.59m3/a)功能价值总量位居前列,不同优势树种中石栎属、栲属等(35927838.76t/a、737325805.05m3/a)与云南铁杉(2000140.25t/a、20524459.46m3/a)、蒙自桤木(809963.84t/a、6558317.74m3/a)功能价值总量较大,保护区2020年总体休闲游憩功能价值为54.97万人,生物多样性功能价值达2286种。(2)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价值总量为1073570.57万元/a,大致相当于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市场价值量的十九分之一,保护区所涉及五县一市2020年生产总值的九分之一。单位面积市场价值量达20.04万元/hm2/a,显着高于中国(0.96万元/hm2)和全球平均水平(0.45万元/hm2),其中涵养水源(532371.09万元,11.78万元/hm2/a)、有机物生产(149586.33万元,2.79万元/hm2/a)及保育土壤(132823.40万元,2.54万元/hm2/a)的总市场价值量和单位面积市场价值量均显着高于其他指标;不同植被类型中,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市场价值量为686605.70万元/a,占比高达67.94%,其次是阔叶灌丛(136079.17万元/a,13.47%)与灌草丛(68131.78万元/a,6.74%);由石栎属、栲属等优势树种构成的阔叶林(709031.32万元)与云南铁杉林(16051.55万元)的市场价值量占比高达98.40%,单位面积市场价值量中思茅松林(31.06万元/hm2/a)、云南铁杉针阔混交林(22.07万元/hm2/a)及云南松林(21.87万元/hm2/a)贡献较大,云南铁杉林(22.14万元/hm2/a)、云南松林(21.87万元/hm2/a)与华山松林(20.9万元/hm2/a)等针叶林的单位面积市场价值量位居前列。(3)保护区每年提供服务价值相当于2.96E+22sej太阳能值,输入太阳能值远小于输出太阳能值,森林生态系统拥有较高生产能力,可将外部流入的低质能量转化为高质能量输出到周边地区。输出能流中,有机物生产、原材料供给及休闲游憩三项有形输出太阳能值为5.77E+20sej,占比1.97%,固碳释氧、营养物质积累、净化空气、保育土壤、涵养水源、生物栖息地及科研服务七项无形输出太阳能值为2.87E+22sej,占比98.03%。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年总流动能量价值为19384656.85万元,单位面积达385.2269万元/hm2/a,其中输入能量价值总计235117.42万元,占总能量价值的1.39%,输出能量价值总计19114573.43万元,占总能值流量的98.61%。十项能值指标中,三项有形输出能量价值为377183.25万元,占比1.94%,七项无形输出能量价值为18737390.18万元,占比96.36%,比值高达49.68倍,除存量指标生物栖息地能值(18142552.83万元,93.59%)在保护区内提供的价值最高外,净化空气(254259.41万元,26.16%)、原材料供给(192671.98万元,19.82%)及涵养水源(160571.13万元,16.52%)功能均具有较高太阳能值价值。不同植被类型输出服务功能指标年总流动能量价值为19114573.43万元,单位面积能值价值量约为19.55万元/hm2/a,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640927.07万元,74.28%)、阔叶灌丛(83591.3万元,69.69%)、灌草丛(44601.59万元,5.17%)等高海拔原始植被的能值价值总量位居前列,而思茅松林(39.60万元/hm2/a)、华山松林(31.28万元/hm2/a)、云南松林(27.09万元/hm2/a)及云南铁杉针阔混交林(23.42万元/hm2/a)等针叶林植被单位面积能值价值量较高,石栎属、栲属(664124.14万元,19.22万元/hm2/a,95.52%)、云南铁杉林(16977.32万元,23.42万元/hm2/a,2.44%)与华山松林(5535.93万元,31.28万元/hm2/a,0.80%)均拥有较高能值价值和单位面积能值价值量,表明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以无形服务价值为主,人类在利用开发自然保护区过程中必须重视其中巨大的无形价值。(4)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能值密度(EPA)约为5.93E+13sej/m2/a,在同类型自然保护区中森林服务功能使用效率较高;可更新资源投入率(RIR)为0.74且环境负载率(ELR)为0.15,能值自给率(ESR)为0.85而能值投资率(EIR)为0.15,能值产出率(EYR)达4.14,表明区内森林资源处于开发强度和运行压力较低的中等水平发展状态,在获得一定的经济能值投入的基础上产出能值较高,但高能值人类商品劳务投入数量过少,未来可以合理加大经济反馈能值的投入以获得更高能值产出;能值可持续指标(ESI)达27.28,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保护良好但经济状态欠发展。(5)与其他近似纬度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市场货币化对比,保护区市场总价值量位居前列且单位面积市场总价值量显着优于其他保护区,其中有机物生产、休闲游憩、积累营养物质、净化空气及保育土壤五项指标的服务价值均居第一,在间接利用价值中涵养水源、积累营养物质、固碳释氧、净化空气及总的单位面积价值量均高于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对比系统能值可持续发展可知,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能值密度均高于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系统内能值使用效率较髙但能值产出率、自给率、投资率及环境负载率相对较低,而可持续发展指标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保护区主要以具有较高生产力的成熟林进行能值供给,虽对输入能值的转换效率还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但森林生态系统总体稳定健康,在服务价值输出方面仍拥有良好生态效益,对改善周边区域环境、维护生态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保护区目前仍为原始水平的持续状态,环境压力较小但经济则相对落后,未来有必要通过国家公园的建设,增加一定的经济能值反馈,且需进一步完善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制度,増设保护区管理站及生态站,持续检测区内森林生态资源变化状态,加强对保护区的宣传工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二、赴西部地区学习考察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赴西部地区学习考察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实践力评价体系的高中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1.教育改革的需要 |
2.地理核心素养的提出 |
3.开展地理实践活动的必要性 |
(二)研究意义 |
1.完善地理实践活动评价研究 |
2.科学指导地理实践活动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外研究现状 |
2.国内研究现状 |
3.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3.技术路线 |
二、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一)理论基础 |
1.“从做中学”理论 |
2.“教学做合一”理论 |
3.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
4.加涅信息加工学习理论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1.地理实践力相关概念 |
2.地理实践活动相关概念 |
三、地理实践力评价 |
(一)评价方式概述 |
(二)定量分析 |
1.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表 |
2.地理实践力评价量表施测 |
3.调查结果分析 |
四、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 |
(一)原实践活动方案设计 |
1.社会实践活动带队工作方案 |
2.原实践活动方案设计优缺点分析 |
(二)新地理实践活动方案构建与评价原则 |
1.活动方案设计原则 |
2.活动方案构建内容 |
3.活动评价设计原则 |
(三)新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 |
1.野外考察类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 |
2.社会调查类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 |
3.科学实验类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 |
4.学生自行设计地理实践活动方案 |
5.新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优缺点分析 |
(四)新地理实践活动实施建议 |
1.彰显育人价值 |
2.发挥教学功能 |
3.强化落实过程 |
五、总结 |
(一)结论 |
1.原实践活动方案问题分析 |
2.新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 |
3.新地理实践活动方案实施建议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1.不足 |
2.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 “高中生地理实践力的评价”调查问卷 |
附录 Ⅱ 高中地理实践力水平的划分 |
附录 Ⅲ 原活动方案 |
附录 Ⅳ 活动时间安排表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致谢 |
(4)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1.5.5 研究框架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2.6 本章小结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4.4 本章小结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5.8 本章小结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6.8 本章小结 |
7 结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图录 |
表录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致谢 |
(5)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 章 绪论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1.1.1 课题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概况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1.5 解决的问题 |
1.6 研究方法 |
1.7 创新之处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2.1.1 探险萌芽 |
2.1.2 命运转折 |
2.1.3 踏上征途 |
2.1.4 崭露头角 |
2.1.5 中坚力量 |
2.1.6 蜚声世界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2.1.9 守卫保护区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2.1.11 晚年归隐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2.2.1 考古发掘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2.2.5 生态学考察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2.3.1 版本 |
2.3.2 撰写特点 |
2.3.3 内容简介 |
2.4 小结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5.1.1 研究区域 |
5.1.2 研究民族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5.2.4 结论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5.3.4 结论 |
5.4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1 中文文献 |
2 外文文献 |
附录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7)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金石文物所见女真人在陇山左右之活动 |
第一节 金代女真人在陇山左右之活动 |
第二节 陇山左右之金代大钟及其铭文简况 |
第三节 陇山左右金代钟铭所见之女真人 |
第四节 屈家山蒙古纪事砖及其他金石文物所见之女真人 |
第二章 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考释 |
第一节 岐山完颜氏世系碑录文及镌立缘起 |
第二节 碑阳所载岐山完颜氏职衔统计 |
第三节 岐山完颜氏高祖完颜准 |
第四节 岐山完颜氏四世祖完颜也先帖木儿 |
第五节 岐山完颜氏五世祖完颜福得 |
第三章 陕西岐山女真遗民完颜氏世系碑相关问题 |
第一节 岐山完颜氏族人之“元帅”职权 |
第二节 岐山完颜氏与岷州虎氏之婚姻关系 |
第三节 岐山完颜氏与泾川完颜氏之宗族关系 |
第四章 甘肃榆中女真遗民调查研究 |
第一节 甘肃榆中女真遗民汉氏 |
第二节 甘肃榆中女真遗民蒲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文化空间”视域下的昆都仑召壁画艺术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1.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相关研究 |
2.昆都仑召壁画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的方法 |
(四)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界定 |
1.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
2.相关概念界定 |
(五)研究框架 |
一、昆都仑召的概况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1.地理位置 |
2.历史沿革 |
(二)建筑布局与结构功能 |
1.建筑整体布局 |
2.建筑功能区划 |
(三)造型艺术与壁画概况 |
1.寺庙造型艺术 |
2.壁画艺术概况 |
小结 |
二、昆都仑召壁画艺术调查 |
(一)昆都仑召壁画现状的整体考察 |
1.大雄宝殿 |
2.四大天王殿 |
3.度母殿 |
4.转经筒殿 |
5.小黄庙 |
(二)大雄宝殿壁画内容的重点识读 |
1.北壁内容识读 |
2.东壁内容识读 |
3.西壁内容识读 |
(三)大雄宝殿壁画来源的个案分析 |
1.关于粉本来源的探讨 |
2.关于风格样式的思考 |
小结 |
三、“文化空间”与昆都仑召壁画艺术 |
(一) “文化空间”的含义 |
(二) “文化空间”视域下的壁画艺术比较 |
1.昆都仑召大雄宝殿经堂壁画 |
2.五当召苏古沁殿经堂壁画 |
3.美岱召大雄宝殿佛殿壁画 |
(三)昆都仑召大殿壁画艺术独特的“文化空间” |
1.大雄宝殿壁画艺术构建的物质空间 |
2.大雄宝殿壁画艺术营造的心理空间 |
小结 |
四、昆都仑召壁画艺术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 |
(一)昆召壁画艺术体现的审美意蕴 |
1.装饰与造型中呈现的古典艺术 |
2.传统的感性习俗与理性认知的交互 |
(二)昆召壁画艺术反映的社会价值 |
1.人文与历史的空间文化价值 |
2.现世与休闲生活的空间文化价值 |
(三)昆召壁画艺术传承的民族精神 |
1.多民族艺术文化交流融合 |
2.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1:昆都仑召大雄宝殿西壁由南向北详细内容 |
附录 2:昆都仑召大雄宝殿西壁由北向南详细内容 |
附录 3:昆都仑召壁画尺寸一览表 |
附录 4:《白话如意藤》与《西藏纳塘版画遗珍》对照表 |
附录 5:昆都仑召乌云毕力格喇嘛访谈录 |
附录 6:昆都仑召胡永财喇嘛访谈录 |
附图 1:昆都仑召大雄宝殿经堂东、西壁壁画白描稿(自绘)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四 研究创新与难点 |
(一)研究创新点 |
(二)研究难点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条件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理论基础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经典论述 |
二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历史条件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贫困的政治条件 |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贫困的经济条件 |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贫困的文化条件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演进历程 |
第一节 1921至1927 年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反贫困的萌芽 |
一 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的贫困状态 |
二 建立工农联盟 |
三 工农联盟的反贫困成就 |
第二节 1927至1937 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贫困的初探 |
一 土地革命时期的贫困状态 |
二 经济上实行土地革命 |
三 政治上保障农民革命政权 |
第三节 1937至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反贫困的推进 |
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贫困状态 |
二 重视解放生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 |
三 减轻地主封建剥削,协调抗日各阶级内部关系 |
第四节 1945至1949 年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贫困的完善发展 |
一 解放战争时期的贫困状态 |
二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
三 农业集体化初见雏形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经验和启示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经验 |
一 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 |
二 独立自主是反贫困的精神动力 |
三 解决土地问题是反贫困的关键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启示 |
一 以人民为中心是反贫困的根本目的 |
二 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中坚力量 |
三 正确的扶贫方略是反贫困的根本路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研究进展 |
1.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研究进展 |
1.2.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研究进展 |
1.2.4 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4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1.4.1 数据来源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区概况 |
第2章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2.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市场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2.1.1 评估指标筛选原则 |
2.1.2 评估指标框架建构 |
2.1.3 功能价值与市场价值评估指标计算方法 |
2.1.3.1 直接利用价值 |
2.1.3.2 间接利用价值 |
2.2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2.2.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分析与步骤 |
2.2.2 能值转换率的筛选及能值货币比率的选用 |
2.2.3 森林生态系统能流模型构建 |
2.2.4 能值评估指标原始数据计算方法 |
2.2.4.1 可更新自然资源输入 |
2.2.4.2 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输入 |
2.2.4.3 经济社会资源输入 |
2.2.4.4 有形资源输出 |
2.2.4.5 无形资源输出 |
第3章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市场价值评估 |
3.1 森林有机物生产服务价值评估 |
3.1.1 有机物生产功能价值 |
3.1.2 有机物生产市场价值 |
3.2 森林休闲游憩服务价值评估 |
3.3 森林涵养水源服务价值评估 |
3.3.1 森林持水功能价值及市场价值 |
3.3.1.1 森林持水功能价值 |
3.3.1.2 森林持水市场价值 |
3.3.2 森林调节水量、净化水质功能价值及市场价值 |
3.3.2.1 森林调节水量、净化水质功能价值 |
3.3.2.2 森林调节水量、净化水质市场价值 |
3.4 森林营养物质积累服务价值评估 |
3.4.1 森林营养物质积累功能价值 |
3.4.2 森林营养物质积累市场价值 |
3.5 森林固碳释氧服务价值评估 |
3.5.1 森林固碳释氧功能价值 |
3.5.2 森林固碳释氧市场价值 |
3.6 森林净化空气服务价值评估 |
3.6.1 森林净化空气功能价值 |
3.6.2 森林净化空气市场价值 |
3.7 森林保育土壤服务价值评估 |
3.7.1 森林固持土壤、减少泥沙淤积功能价值及市场价值 |
3.7.1.1 森林固持土壤、减少泥沙淤积功能价值 |
3.7.1.2 森林固持土壤、减少泥沙淤积市场价值 |
3.7.2 森林保育土壤肥力功能价值及市场价值 |
3.7.2.1 森林保育土壤肥力功能价值 |
3.7.2.2 森林保育土壤肥力市场价值 |
3.8 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价值评估 |
3.9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市场价值评估结果 |
第4章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价值评估 |
4.1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输入资源能值价值评估 |
4.2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输出资源能值价值评估 |
4.2.1 森林有机物生产能值价值 |
4.2.2 森林原材料供给能值价值 |
4.2.3 森林休闲游憩能值价值 |
4.2.4 森林涵养水源能值价值 |
4.2.5 森林营养物质积累能值价值 |
4.2.6 森林固碳释氧能值价值 |
4.2.7 森林净化空气能值价值 |
4.2.8 森林保育土壤能值价值 |
4.2.9 森林生物栖息地能值价值 |
4.2.10 森林科研服务能值价值 |
4.3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价值评估结果 |
第5章 讨论与结论 |
5.1 讨论 |
5.1.1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
5.1.2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价值评估 |
5.1.2.1 评估结果及构成分析 |
5.1.2.2 评估结果比较分析 |
5.1.3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价值评估 |
5.1.3.1 评估结果及构成分析 |
5.1.3.2 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能值发展评估 |
5.1.3.3 评估结果比较分析 |
5.2 结论 |
5.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赴西部地区学习考察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研修现状剖析[J]. 孟志宏. 大学教育, 2021(12)
- [2]基于实践力评价体系的高中地理实践活动方案设计研究[D]. 韦嘉玲.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基于乡土资源的自然地理野外考察实践活动研究 ——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D]. 张叶.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4]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D]. 苏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5]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考古资料所见女真人及其遗民在陇山左右之活动[D]. 王小红.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8]“文化空间”视域下的昆都仑召壁画艺术探究[D]. 朱雨馨.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演进[D]. 樊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D]. 唐安齐.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