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黑龙江满族学院成立20周年

一、祝贺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论文文献综述）

闫智开^[1]（2021）在《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领域占据主要位置,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真实性、典型性逼真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实践生活与现实景观,由此产生诸多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风貌的艺术作品。而在20世纪中国画史中,现实主义无疑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它一方面要求将受传统文人画影响下的注重自我、远离现实的情感表现,转换为一种关注现实生活、面对大众的入世心态;另一方面,即在绘画语言的表现上,由关注“神”和“韵”的意象造型理念逐渐融合了西方的写实手法,借此发展、提高了中国画表现现实、塑造型体的能力。王盛烈作为当代着名现实主义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家,他从多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并推动新时期现实主义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与发展,并以实际行动引领、壮大了建国以来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关东画派,改变了东北地域性画派在美术史上的新格局。王盛烈运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创作出众多来源于生活,高度真实的典型形象,在现实主义中国画人物画创作实践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论文以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尤其针对其中国画人物画艺术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相关作品进行客观分析、研究,结合其创作时期所身处的社会背景、地域环境、个人经历等,形成对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解,并通过研究,阐述现实主义在当今艺术语境中的新意义。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作为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对象、研究意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从客观历史轨迹出发,即王盛烈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结合其主观动因,考察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生平史实。第三部分为第二章和第三章,围绕其现实主义中国画人物画作品展开研究,以其代表作《八女投江》为研究切入点,全面梳理、归纳其现实主义中国画人物画创作的题材类型,阐述其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因,进而深入到对其现实主义中国画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第四部分为第四章,廓清王盛烈各个时期所参与的美术实践活动,探析他作为美术教育家和美术活动家对现实主义中国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影响。第五部分为第五章,结合以上四部分的分析研究,对王盛烈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创作形成客观、系统的认知,阐释其艺术主张并从中获得有益于发展当今现实主义中国画的启示,明确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对当今的美术创作仍具有切实的借鉴意义。

宋铁勇^[2]（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指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王海霞^[3]（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张凌霄^[4]（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提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孙作东^[5]（2018）在《东北满族民歌音乐形态与演唱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东北地区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满族民歌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和深入的田野调查,结合已有的相关音乐文献资料,对满族民歌进行音乐形态分析和演唱研究。进而,对当代满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进行理论思考并提出应对之策。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东北满族民歌的演进历程。满族民歌的产生、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以及当代遗存与满族的历史发展、宗教信仰、民俗、语言等密切相关。清代是我国民歌发展的重要时期,不论在数量、质量以及题材等方面都远超前代。在清代民歌获得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满族民歌也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然而,也正是在清代,满语濒临消亡,满族民歌也呈现出与满族人口数量不相称的发展态势。第二章呈现东北满族民歌的田野调查成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民歌在当代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首要的是要对满族民歌的生存现状有一个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详细记录了田野调查的过程,采访地域遍布东北地区,采访对象不仅有民歌传承人,还包括相关的文化工作者、音乐教师的调查采访。不同区域、不同对象的采访,为考察东北满族民歌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第三章深入剖析东北满族民歌的音乐形态。本章重点探讨满族民歌的题材和音乐形态。萨满神歌深刻影响了满族民歌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本章还着力考察了萨满神歌的“音乐特征”和“文学特色”。通过分析和研究,满族民歌具有主题的广泛性,体裁的多样化,调式的丰富性,旋律的优美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满族民歌具有独特的价值。第四章分析东北满族民歌的演唱。本章考察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不同方式下、各种展演场景中的满族民歌演唱。为深刻理解满族民歌的传统风格、发展特点和衍变趋势,本章还对比分析了满语民歌和鄂温克民歌的音乐形态,从两个同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族群的具体音乐作品的样式、结构和逻辑来开展研究,进而找到满族与鄂温克民歌在音乐形态方面的异同和文化渊源。东北满族民歌的演唱展现了满族文化古老、通俗、兼容、独创的深邃内涵。第五章针对东北满族民歌的现代传承问题提出理论思考和具体策略。满族民歌的传承方式主要有民间化的自然传承、展演中的传承和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满族民歌的现代传承面临着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生态变化、商业化展演中的文化重构以及文化趋同化等挑战。对满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既要有理论上的进一步创新和指导,也要在实践中切实把传承人权益的维护、保护机制的完善、“非遗”保护意识的建构落到实处。

郑宇^[6]（2017）在《近代东北森林资源产业化研究（1878-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早在远古时代,东北地区已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人类出现以后,其生产、生活活动多与森林相关,但森林开发的范围、频度,以及木材的商品化程度均很有限,开发的重点是林副产品,而非作为主产的木材。在清代封禁政策下,森林利用受到限制,林木得以充分繁育。1878年,森林封禁政策被打破,民间私砍盗伐合法化,森林开发迈出关键一步。甲午战后,受到西方林业知识和实业思想的熏陶,朝野有识之士吁请政府制定政策、统一筹划,加大森林开发力度。受其鼓动,清政府设置吉林全省林业总局等管理机关,对民间森林采伐活动予以指导。民国以后,中央政府参考西方林政管理制度,颁布《森林法》《修正东三省国有林发放规则》等法律章程,相继成立林务局、森林局、东三省国有森林整理委员会等专门管理机构,近代意义上的林业管理体系初具雏形;地方政府也制定林业计划,颁布相关法规,设立兼管机关,响应中央林业开发号召。这一时期,林业机构通过规范国有林发放程序,一度扭转了清末森林发放的无序状态,同时注意取缔私伐国有林,维护承领人利益;防范垦殖、匪患、火灾,维持林场采伐秩序;兴办林业学校,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加强林区管理、保护工作,还适时改进税制、添设新税,木业税费成为政府大宗收入。其缺陷在于,森林发放权限不一,以致“重复包套”频频发生,林场纠葛绵延不绝;各机关一味求利,忽视本职工作,管理疏漏百出;征税种类繁杂、税率偏高,林商叫苦不迭,林业发展受到阻碍。与此同时,日、俄两国也没有放松对东北林权的掠夺,自19世纪后半叶起即着手勘探东北森林,其中日人踏查范围最广、次数最多、历时最长,结果也最为详尽、可靠,代表当时东北森林调查的最高水平,抢得了开发的先机,进而不断蚕食东北林权。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吉林木植合同》《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等不平等条约,获得中东铁路沿线一带森林的采伐、经营特权;日本先以《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为依据,成立名为中日“合办”、实为日方独揽的鸭绿江采木公司,随后四处开办类似“合办”公司,兼并俄人在铁路沿线的部分林场。在中外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东北形成一根以伐木业为龙头的,覆盖木材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产业链条。木材采伐是以发放的林场为基础的,采伐地域主要分布于鸭绿江右岸,中东铁路、吉敦铁路沿线等地。林业资本家进驻林场后,驱使多个伐木团体为其服务,各团体在把头的带领下,选择适当时节集体入山,团体成员各司其职、相互协作,优先选择交通便利之处,共同完成大规模采伐任务。与传统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森林利用的重点是木材,采伐活动具有规模化、高度商品化的特征。木材的运输、销售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除传统的林道、滑路运输以外,森林轨道和铁路干线的建成,使得陆路运输更为快捷、高效,更适应长距离的转运工作;东北河流大多适宜木材管流、筏流的进行,鸭绿江一带放篺方法经过改良后,水运能力大有长进。交通运输体系的变革,也带动了销售市场的近代转变,木材市场不再局限于沿江傍海的若干市镇,而是遍及整个东北,市场发育愈发成熟,功能区分趋于细化,木材销量也显着增多。部分木材没有直接销售,而是经深加工制成火柴、纸张、锯木材等产品。得益于伐木业的兴盛,木材加工业原料充足,总体发展较快,其中火柴业发展最为成熟,同业组织也较发达。一些厂商斥资购入机械设备,引进先进加工工艺,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优化了产品性能,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当然,采用传统生产方法的手工作坊仍大量存在。在这个产业体系中,广大中国木把处于最底层,他们历尽艰难、备尝辛苦,用自己的汗水甚至生命铺平了森林产业化之路;日、俄林业资本家们倚仗雄厚资本和侵略特权,享受运价降低、税收减免等优惠条件,是整个产业链的支配者。为了扩大侵略利益,他们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进行掠夺式、偏向性砍伐,致使森林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一系列环境问题接踵而至。为阻止环境继续恶化,历届政府较为注重植树造林,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颁布造林法规、命令、计划;修建苗圃、农林试验场;专设植树节日,动员民众栽植;发起造林宣传,普及造林知识等,这些努力虽然取得一些成绩,却难以弥补大规模采伐造成的损失,长远地看,森林产业链的生态可持续性十分堪忧。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对于森林产业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未能确保产业运转的有序、稳定。产业化的真正主导者是外国资本势力,他们一味扩大开发、毫无保护意识;近代东北森林产业飞速发展的“可喜”景象背后,是产业殖民化、掠夺扩大化这一既残酷又可悲的事实。

秦安^[7]（2017）在《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教育救国的呼声,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厦,清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兴办新式教育的运动,由此中国教育步入近代化轨道。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全面地了解这场兴学运动,本文从区域史的视角来探讨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的教学变革在本地区所引发的震荡与冲突。在积极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和广泛搜集论文资料、报刊资料、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1905--1931年黑龙江地区的教学变革进行系统阐述与分析。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目的意义、方法和内容。本研究属于区域史研究,以往的区域史研究更重视经济发达地区和政治中心,忽视了对边疆地区研究,对近代黑龙江地区教育教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近代中国教育图景。第二章介绍了近代黑龙江社会发展状况。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发生巨大变化。在政治领域,由军府制到行省制使得黑龙江行政设置与内地一致,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人民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启动了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在经济领域,农业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东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工业发展,大城市的出现带动商业繁荣。在教育领域,官学衰落、私学渐兴、科举日隆,孕育着一场教育大变革。第三章介绍清末民初黑龙江学校沿革。对清末民初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实业（职业）学校、专门学校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详细说明,大致勾画当时黑龙江教育的轮廓。第四章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课程变革具体内容。对培养目标、科目设置、教科书、教学方法、教学评价进行详细阐述与细致分析。第五章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主体变革。随着新教育的兴起,黑龙江地区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本章对其基本情况、其中代表人物和群体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第六章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管理变革。教学管理主要分三个方面:学生管理、教师管理、学校管理。学生管理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教师管理逐渐科学化、专业化。学校管理逐渐国有化。最后一部分从总体上对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改革予以审视。教学变革与社会背景和区域文化密切相关。教学变革基础在于学校的演变,教学变革具有整体性,是教学要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教学变革需要辅助性支持,教学管理的革新首当其冲。总之,1905—1931年在黑龙江地区掀起的兴学运动是一场并不彻底的教育变革运动。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时期黑龙江地区的教育水平仍落后其他地区。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新式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大批社会需要的新式人才,推动了黑龙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戴克良^[8]（2013）在《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满族及其先世，不仅建立过政权，而且在文化上也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其中一个显着的成就是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族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延用了300多年；明末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依照蒙古字母创制“老满文”，皇太极时又由达海改进为“新满文”。满文在清代延用了近300年。女真语文和满语文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极具比较研究的价值。本文系统地对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整体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满语言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历史学、文献学、历史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主要围绕满语文的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清代的“国语”政策及满语文的兴衰历程；清代满文文献的分类及价值；满语文对满族及东北其他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影响几个主要问题展开，力争在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绪论部分回顾了关于满语文研究的学术史与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作了界定。第一章探讨满族先民的语言文字，重点是靺鞨和女真。以渤海族没有创制本民族文字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来分析民族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文化自觉的关系，还论述了女真文的优缺点及其推广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女真语对汉语的影响，并从“汉字文化圈”的角度审视女真文化的历史变迁及比较。此外还论述了明代女真人逐渐使用蒙古文字，开始由“汉字文化圈”渐趋“蒙古化”，满文的创制就是“蒙古化”的结果。第二章探讨清代满语文的兴衰历程。重点是满语与女真语的关系，从满文的创制与改制所反映的满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清代“国语”政策及其历史演变，满语文的衰落状况及原因，以及从满汉语言文化的接触和融合分析中国古代文化融合的阶段特征及原因。清代，随着满汉民族的接触与融合，满语与蒙语的关系逐渐疏远，而与汉语的关系日益密切，最终在文字的发展道路走出了“汉化（金）——蒙古化（元明）——再汉化（清）”的历史轨迹。第三章对清代的各种满文文献进行评述。重点是满文文献主要分类方法的评述，满文档案文献及其史学价值，满文翻译文献及其所体现的满汉文化关系，从翻译《大藏经》看清代的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满文辞书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等问题。从清代满文辞书的体例演变历程既可以看出辞书编纂手段的进步，亦可以看出清代满汉两种文字彼此消长的关系。“清文鉴”系列对满文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三体”到“四体”、再到“五体”，体现了清代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是清前期（满文产生到乾隆末年）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第四章探讨满语文的历史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和主体部分。主要分析满语文对满族文化、东北区域文化、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还集中探讨了满语文与锡伯语文的关系以及锡伯族语文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重点解决满语文所反映的清代满族的国家意识和文化认同，东北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满语对北京“官话”的历史影响，清代外国学者研究满语文的状况、特点以及“满学”的相关问题。结论部分对全文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通过满语文反映出语言与文字、满语文与满族文化认同、满语文与清代文化、满语文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这几个理论问题。最后总结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即语言的兴衰历程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民族的社会环境变迁密切相关，反过来语言又对民族、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春梅^[9]（2012）在《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每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创造、发展和逐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和独特的魅力的本民族文化,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精神纽带,也是这个民族得以世代生存、发展的根本。但人类社会进入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那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面对各种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强势文化的先进性特点,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诸多的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尤其是对较少人口的少数民族来说面临的困难更为突出。达斡尔族是北方的较少人口的少数民族之一,达斡尔族因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在本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只靠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这种方式加速了达斡尔族文化的失传、消失和断裂,无论是语言、宗教、艺术、体育、服饰还是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传统文化,都已经逐渐淡出达斡尔族人的生活,甚至于有的已经完全消失,出现了根的断裂。而民族学校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但由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没有足够重视民族学校的这一功能的发挥,使得民族学校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弱化,通过对一所民族学校的达斡尔族的五位教师和两位学生的达斡尔族文化的体认研究,了解在民族学校的达斡尔族人面对本民族文化的断裂与传承的现状的内心感受、态度、情感、认识的主观体验。运用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和解释人类学的“深描”方法,理解、解释和描述达斡尔族文化对达斡尔族人的生命成长的影响过程。本论文以研究者的工作单位,黑龙江省Q市（化名）卜奎民族中学（化名）的五位达斡尔族教师和两位达斡尔族学生的作为个案,运用访谈、参与观察、田野观察、日记分析等研究方法,以访谈原汁原味的细节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态度和认识,因为我们知道观念和情感的形成不是平生生成的,而在个体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描述达斡尔族教师和达斡尔族学生的文化体认主要是以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的行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在对五位达斡尔族教师和两位达斡尔族学生的主体认知、民族情感体验及民族文化传承的分析基础上,对他们的民族认同,民族身份认知和对本民族语言、宗教、艺术、体育等文化方面的态度进行人类学解释。洞察达斡尔族教师和达斡尔族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自觉发展状态的困境,了解达斡尔族教师在民族学校的教育教学中民族文化传承意识的趋向,寻求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策略与路径。在研究访谈的基础上,引用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教育视角,以民族学校传承场域的实践操作为研究基础,为民族学校传承达斡尔族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认识和新思路。从达斡尔族主体文化认识的特点分析达斡尔族文化传承之根本是本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即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关键是达斡尔族本族内传承为重点,并要得到国家意志来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政策支持。对其达斡尔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做以真实的记录,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过程的图景记实,以期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现象的启示。

赵志强^[10]（2011）在《前言》文中研究指明《满学论丛》第一辑终于付梓了!《满学论丛》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主办的满学研究学术丛刊。其宗旨是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促进满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满学是研究满洲民族的科学。满洲民族,历史悠久。稽其先世,实为肃

二、祝贺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祝贺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1）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3）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5）东北满族民歌音乐形态与演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东北森林资源产业化研究（1878-1931）（论文提纲范文）

（7）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祝贺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论文参考文献）

• [1]王盛烈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研究[D]. 闫智开.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3]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4]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5]东北满族民歌音乐形态与演唱研究[D]. 孙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8)
• [6]近代东北森林资源产业化研究（1878-1931）[D]. 郑宇. 吉林大学, 2017(09)
• [7]清末民初黑龙江教学变革研究[D]. 秦安.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5)
• [8]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D]. 戴克良.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9]达斡尔族文化体认与传承 ——基于一所民族中学的质的研究[D]. 高春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4)
• [10]前言[A]. 赵志强. 满学论丛（第一辑）,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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