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下)(论文文献综述)
申慢慢[1](2021)在《陶寺墓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大型考古报告的出版,为本文的分析提供详尽基础资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陶寺墓地的年代分期、空间结构、墓葬等级分化、随葬品及丧葬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运用墓葬值分析、基尼系数分析、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学方法,结合情境分析总结探讨了陶寺墓地的墓葬特点与发展演变,并进一步探析陶寺时期的社会结构情况以及社会结构问题。在龙山时代社会分化、财富资源集中、跨区域互动扩大以及气候灾变的背景下,公元4千年左右三代王朝的前夜,晋南地区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森严、讲究礼仪的社会,当时基本的社会组织当是氏族或宗族社会,在血缘的氏族或宗族制度下,家族的发展依然依赖集体,直到晚期才逐渐增强其独立性。从早中期大墓墓葬葬制及随葬品等特征可以看出,陶寺墓地普遍将“祀”与“戎”的政治和丧葬观念贯彻到丧葬仪式中,构建了以饮食器具等来突出“饮食”葬仪和以玉石钺等来突出军事权力的葬仪核心。根据陶寺墓地墓葬的开口层位与打破关系、典型陶器形制及其组合研究等,可以将墓葬分为三期六段,其中早、晚期墓葬陶器器形和组合均差别较大,早期晚段与中期、晚期陶器相似性较高。整个墓地规模宏大,布局规整,逐渐建立不同墓区。早期一段随葬陶器的墓葬偏向Ⅱ、Ⅲ区东南,早期二段墓葬则位于Ⅱ、Ⅲ区东南角。到了早期三段的时候,社会权力愈加集中,高等级墓葬位置开始逐渐向西北墓区转移。早期的普通墓葬则以长排的形式遍及整个Ⅱ、Ⅲ区。整个中晚期阶段墓地形成过程应相当漫长,小城墓地中期大墓及附近中晚期的中小型墓集中在墓地西南部,此时贵族成员及族众进一步分离而形成了单独墓区。运用墓葬值分析、基尼系数分析以及相关性分析等统计学方法总结了陶寺墓地墓葬的特点与发展演变。通过对墓葬内的各类随葬品、丧葬习俗、墓葬规模等赋值统计,最终得到每个墓葬的墓葬值。依据墓葬值等标准将整个墓地分为五个等级。借鉴经济学中的“基尼系数”,以墓葬值为数据,可以评估陶寺墓地反映的社会财富分化水平。墓葬值方面计算出的陶寺墓地极高的基尼系数显示出陶寺自早期以来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分化和社会组织程度以及鲜明等级制度的社会集团,即使晚期发生社会动荡,但整个社会长期以来仍显示出社会财富分化极为明显,贫富不均十分严重,社会等级身份差别极大等特征。随葬品的因子分析探索陶寺社会不同人群的身份标识及其发生的变化和原因。可以发现陶寺早期到中期的社会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随着社会阶层划分的增强,反映身份标识的符号也更加明晰。随葬品与墓葬的情境分析则显示出早期墓葬整体空间规划中饮食器具的重要性和仪式器具(一般有朱绘或彩绘),并强调猪下颌骨象征含义的特点,墓葬器物一定有固定的摆放方式,体现当时的社会丧葬观念。晚期墓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有关葬俗或社会共识性的习惯或制度也在变化,随葬品不再突出饮食器,并不再强调礼仪用品的象征性。此外通过人口与性别研究,在陶寺墓地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中年人口较多,男性的财富地位整体高于女性。
袁飞勇[2](2020)在《煤山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煤山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对煤山文化的内涵界定、分期、年代、区域类型划分、文化渊源、发展过程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文化去向、与夏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绪论、第一至七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主要对煤山文化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和研究任务。第一章界定清楚了煤山文化的内涵。通过与王湾三期遗存的比较,赞同王湾三期文化与煤山文化的分别命名,并指出煤山文化还应包括以禹会村、王油坊、南荡、杨庄二期、乱石滩、西花园、肖家屋脊、石板巷子等为代表的遗存。第二章按汝颍河流域、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鄂北、江汉平原、鄂西宜都、豫东皖中北、江淮东部等八个地理单元,分别对各区域的煤山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研究。第三章对煤山文化各区域分期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整合,将煤山文化总共分为从早到晚的五期,其中第一、二期为早期阶段,第三、四期为中期阶段,第五期为晚期阶段。然后全面考察了煤山文化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煤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1900年之间,其中早期约在公元前2500~2300年,中期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1900年。最后总结了煤山文化不同阶段分布范围的演变与区域类型的划分。第四章首先探讨了煤山文化形成之前中原地区仰韶晚期最晚阶段至龙山早期文化格局的变迁,指出过去常被认为已晚至龙山早期的王湾二期四段、里沟二期、滩小关四期、西山七组、大河村五期、谷水河三期、台王一期等遗存,因普遍仍含有彩陶,实则仍早于龙山早期且属于秦王寨文化。至龙山早期时,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西进高潮的推动下,汝颍地区新形成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秦王寨文化传统为之终结。在此基础上,本章继而讨论了煤山文化早期两个地方类型郝家台类型和禹会村类型在形成过程中分别对龙山早期时大汶口文化前后屯类型与尉迟寺类型晚期遗存文化因素的继承,以及对同时期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吸收。第五章详细讨论了煤山文化在早、中、晚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与其周边地区各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互动关系。首先在早期阶段,煤山文化推动了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并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较大影响。其次在中期阶段,煤山文化因东扩和南下,占据了江淮东部地区和汝颍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自身分布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并形成诸多新地域类型,由此煤山文化与相邻周边地区产生了新的文化互动关系与文化格局。最后在晚期阶段,因汝颍地区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已转变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由此,黄河流域此阶段相邻周边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长江流域诸遗存与煤山文化的关系则大体维持了上一阶段的基本格局。第六章对煤山文化中晚期阶段各不同地域类型的流向分别进行了考察。一是只延续至中期的汝颍地区煤山类型,其中位于嵩山东麓的部分,在煤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冲击下率先转变为二里头文化新砦类型,并北向和南向移动,推动了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花地嘴类型和汝颍绝大部分地区二里头文化蒲城店类型的形成,即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三个类型的全面形成。二是延续至晚期的其他七个类型。其中豫东皖中北的王油坊类型和江淮东部的南荡类型均被岳石文化所取代,而汝颍地区以南至长江中游沿岸的五个类型,与目前这些地区发现的年代皆早不过二里头二期晚段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之间尚存在缺环,并且它们的主要文化因素也均未见之于后者中,故而它们的去向仍需存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第七章结合学界关于夏王朝年代、文献所载夏王朝早期活动地望的研究,对有关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学、年代学的对应关系做了相应探讨,并以此推断煤山文化煤山类型与夏的关系以及其他类型的主要人群构成。结语部分则对论文的几点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将来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何驽[3](2020)在《制度文明: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文中认为一、引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晋南的陶寺文化,在距今4300年~4000年前,进入了邦国,成为中国文明核心在中原形成的起点。苏秉琦先生最早关注陶寺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着眼于考古学文化因素与面貌的南北碰撞与融合,迸发出多元一体的文明火花,成为当时文化共识的"中国"(1)。1989年,高炜先生发表了《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比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地位与作用,他当时在认为陶寺类型文化(当时称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夏文化的前提下,
唐由海[4](2020)在《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营城思想的韧性活力、独特审美和哲学底色,丰富了世界城市发展历史。先秦时期的城市选址,充溢着活跃思潮和丰富实践,是中国营城传统的开启之处,但现有城市选址研究成果集中在主要王朝时期,先秦时期研究鲜有成果报道且不成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的研究,从史学角度还原先秦城市选址营建历史,从文化和技术角度挖掘先秦城市选址的基础性价值、源头价值和多元化价值,以弥补对先秦营城传统的理解不足及其价值对“华夏化”贡献的认识不足,并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早期先民智慧。本文采用阶段式论述结合案例城市分析,梳理了自龙山时代到东周结束约2000余年时间内先秦华夏文明主要地域的城市选址起源、分布、流变、融合的动态历程,以综合性研究为主,并选取作为城市选址重要支撑的技术体系和哲学思想进行专项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先秦华夏城市选址发展历程经历“多源”发育期、“多源”到“一体”期、“一体”到“多元”期三个阶段;提出选址技术体系在先秦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并由“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六方面技术构成,具有“实用理性”特点;发现城市选址受先秦哲学思想影响,并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山水有情的审美观和有为无为的人地观三方面,呈现出“儒道互补”特征,“儒”“道”共同构成了进与退,巧与拙,收与放的矛盾体,形成了华夏选址传统开放、多元、深沉的思想主干和基本线索。
张汝丽[5](2020)在《新石器晚期至西周墓葬出土玉质仪仗器研究》文中认为玉质仪仗器是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中玉质兵器的模仿物,它们虽有锋刃,但没有使用痕迹,不作实用,代表了墓主人的身份与地位,象征了墓主人拥有的军权及王权。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墓葬中,都常常有玉质仪仗器的出现。墓主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墓内出土的玉质仪仗器就越多。因此,对玉质仪仗器的出土概况、使用功能、组合演变等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往学术界对此类器物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研究,但大多局限于某一种器物或者某一特定时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因此,本文在全面梳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玉质仪仗器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能够弄清楚玉质仪仗器的出土概况、类型分析、使用功能及组合演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对本文中所涉及到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玉质仪仗器的标准进行界定;其次对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进行详细梳理,指出目前玉质仪仗器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详细梳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墓葬中出土玉质仪仗器的相关考古发现,并对其进行分型分式与分期研究。第三部分主要对玉质仪仗器的使用功能进行了研究,首先对出土玉质仪仗器物的墓葬规模进行研究,得出玉质仪仗器主要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大、中型墓葬当中,墓主或是首领及“王”一级的人物,或是拥有军权的显赫贵族;其次对玉质仪仗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进行研究,得出玉质仪仗器被有意贴身放置在墓主身上、身体周围,或在棺内与其他铜质兵器放置在一起,与陶器、铜器等生活用器区分放置,这说明玉质仪仗器应是墓主贴身使用器物。并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得出玉质仪仗器是军事统率权的重要象征,是征伐用的重要权杖,自新石器末期开始逐渐也成为了王权的象征。第四部分主要对玉质仪仗器的组合形式进行研究,通过玉质仪仗器的起源、发展、顶峰、衰落四个阶段进行研究得出,北阴阳营文化墓地出土的石钺、石刀应是玉质仪仗器的起源;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是玉质仪仗器的发展时期,不仅出土玉钺、玉刀的数量增多,而且也有了新的组合形式;夏、商时期是玉质仪仗器发展的顶峰,除单戈、单戚、单钺外,出现了10种组合形式,尤其是晚商时期妇好墓出土的39件玉戈、9件玉戚、2件玉钺、1件玉大刀、3件玉矛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出土的类别最多,组合最完整的墓葬。到了西周时期随着青铜兵器的出现,玉质仪仗器逐渐衰落,组合形式减少,玉戈的尺寸也渐趋缩小,有的逐渐成了配饰。第五部分为结语。主要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韩建业[6](2020)在《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文中研究表明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分别可以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相对应。以此为基点,发现龙山时代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和其他部族人物也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如有虞氏舜与造律台文化、最早的先商契和雪山二期文化等。据此就有可能切实建立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走出夏代之前古史探索的关键一步,还可以为夏文化的上限提供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高江涛[7](2017)在《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文中指出陶寺遗址自1978年发掘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尤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与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中心性城邑给予了重点的聚落布局考察,确定了中期大城址、宫殿区及宫城、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区内的观象台基址,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使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其中,陶寺文化早、中期墓地的发现十分重要,引人关注。墓地中有一种"毁
李昶[8](2016)在《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所说的中原是以嵩山地区为中心,范围涉及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关中地区以东、河北南部等区域,重点空间范围限定在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区域。该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腹心地带,地形多样,资源丰富,气候适宜,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系列城市,为我们深入研究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运用地层学、类型学、聚落考古学、社会学等方法,并结合文献学相关资料,对中原早期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历程、城市社会的复杂化、城市性质及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对文中出现的存在争议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回顾并梳理了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并介绍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探讨。综合考察中原地区城市的聚落形态、数量、规模、建造技术等方面,认为早期城市经历了裴李岗文化时期和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孕育、仰韶文化晚期的起源、龙山文化时期的推广、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初步发展等四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章为中原早期城市社会复杂化历程研究。通过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房屋建筑、墓葬、祭祀遗存、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晚期两座城址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但二者表现的并不一致。龙山时期不同文化城址内遗存反映的阶层分化情况也不一致,其中陶寺文化城址内社会阶层分化情况最为显着,阶层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与陶寺城址相比较,王湾三期、后冈二期、王油坊类遗存城址所反映的阶层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但也在不同方面表现出当时城内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同一文化城址之间的复杂化情况也不一致,如王湾三期文化的城址之间,王城岗与古城寨城内的社会较为复杂,郝家台与蒲城店城内的社会则相对简单。新砦期两座城址,其中一座城址的材料尚未公布,仅从新砦城址内遗存分析,其城内社会阶层分化较为简单。二里头文化城址内的社会人员可以划分多个阶层,其中二里头遗址内各层级社会人员均有,而其他城址内生活的人员既没有最高层,也没有最底层。第四章是中原早期城市的性质研究。综合分析仰韶至二里头时期各个城址的规模、位置、城内布局、文化内涵等情况,认为仰韶时期的两座城址均属于区域性政治中心。龙山时期诸城址的性质,有些属于所在文化区域的政治中心,如陶寺和平粮台。多数属于所在文化一定范围内的政治中心,如王城岗、古城寨、新砦、徐堡、西金城、孟庄等城址。一部分应该是所属文化区域内防御、扩张的军事据点或重镇,如蒲城店和郝家台等城址。个别如后冈城址属于后冈二期文化分布范围内小的中心聚落。新砦和东赵小城两座新砦期城址,前者属于新砦期文化的政治中心,应是都邑;后者应属于防御性质的城市,但也不排除其作为一方政治中心的可能。二里头时期的城址,既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军事方国性质的大师姑和望京楼等城址,也有为大师姑和望京楼城市提供物质资源的储备中心东赵中城,亦有二里头文化向南方扩张之时建立的军事重镇蒲城店城址。而辉县孟庄城址则很可能属于先商文化的军事方国。第五章探讨中原早期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综合分析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初步形成,至新砦期和二里头时期最终形成。通过对文明要素情况的梳理,可知除了城市的起源、推广与发展的过程与文明起源、形成的时间一致,其他文明要素要么在文明起源之前已经出现,要么在文明形成之后才最终形成。城市出现与发展本身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集中反映,城市社会的复杂化也是整个社会复杂化的缩影,城市性质的确定是社会性质确定的重要证据,城市群布局也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见证。而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阶层分化以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对社会进入阶级状态以后的概括和总结。因此,中原早期城市是该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物质体现。第六章为结语,总结了本文研究取得的重要收获与成果。
丁新[9](2015)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的终极命题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最初动力。文明的主体是民族,而民族的形成的标志是超越血缘认同,产生文化认同和治理认同。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不仅要对考古学发掘成果做文化表层特征上的概括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上升到由共同文化特征反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社会思想,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层面。这正是本文选题和研究所尝试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明起源于东西二元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初次在晋南豫西一带即中原地区形成于统一的文化中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东方文化系统再次复兴,使商取代了夏,而周人再次回到中原则又取代了商文化。中国文明大体上是东西二源文化碰撞的结果,有着较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夏商周及周边所谓“戎狄蛮夷”的交替是不同族群在三代历史演变过程中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到中心交替反复的过程。公元前4000年左右,因为地形和洪水的隔绝造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彼此相对独立发展,进而形成了仰韶与大汶口这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传统。这点从仰韶文化基本不出三足器可以看出。同时,绿松石、花边罐、箍状附加堆纹、玉器等文化特征也可以作为仰韶、大汶口之后继续追踪两大文化传统发展线索的重要指标。仰韶文化中期以后,东方大汶口文化因素因为黄河下游遭遇洪水袭击,而不断向西迁徙,他们穿越太行山南下进入晋南豫北一带,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并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穿越太行山以后经由陶寺向南发展,在陶寺地区留下了早于黄河南岸的陶寺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形态。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重新回到了陶寺,形成了陶寺文化早期,并以陶寺为中心,产生了一个能够平衡太行山东西两侧两大文化大系的古国联盟,这就是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和遗存所包涵的文化因素几乎涵盖了整个黄河流域文化类型的原因。陶寺文化早期带有的龙山文化邦国林立的情况,加剧了洪水对城邑的影响。夯土筑城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洪水袭击,这就是传说中鲧治水失败。而西方携带着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夏人受邀东进黄河中游、下游展开治水工作,并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中原统治的主导权,继承了尧舜统治权力。其携带来了马家窑文化因素使陶寺文化和中原河南龙山文化混入了部分遗留的仰韶文化因素,并且因为夏建立了集权统治而使得陶寺文化由多元混杂向一元化发展,这就是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中期无论从大型城址、宫殿的规模来看,还是从陪葬品的风格来看,都具有专制和集权性特征。很可能是初级的国家形态,与历史记载中的夏代从绝对纪年和历史地理学上均有较大的吻合。夏代的统治在立国以后很快遭遇了太康失国,陶寺文化中期截止,而夏文化集体南迁,辗转进入二里头地区。二里头文化进入第二期以后,原址上的河南龙山文化被迫北上,从三里桥进入陶寺地区,从此,河南龙山文化终止而陶寺文化晚期开始。仲康中兴以后,夏文化的同盟原山东龙山文化族群携带着夏文化元素进入了海岱地区,开启了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形成东西制衡北方河北龙山文化的同盟关系。这种三角制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先商文化不断与岳石文化相互影响,最终岳石文化被融入先商文化,汤在从河北龙山文化区域进入先王居住的商丘,进而南下,联合皋陶氏后裔,颖水、汝水流域的英、六等国对夏文化形成的包围之势,并最终取代了夏文化。商代夏之后,夏的遗民部分西逃,试图回到夏文化的起源地,这就是商代的羌人,而臣服于商人的夏遗民被派往北部和西部,形成了武装游牧部落,这就是戍的产生。本文着重从魏营子文化来谈戎的产生。商文化的主脉来源于东方的龙山文化,商取代夏可以看作是龙山文化取代西方仰韶文化传统的一次伟大的复兴。商的国名来自于地理位置,商洛即上洛,意指洛水上游,而后在帝尧之时被迁往太行山东麓,商的名号一直背负随行,商文化兴起发展于河北龙山区域。契因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商,封国以其名号,位置大概就在今天商丘。商代夏以后,在继承夏九州统治格局基础上,建立了方国结构,形成了方国居外,天邑居中的治理模式。周的先人在失官以后,被迫北迁,先在夏人驱赶下北渡黄河进入晋南,后又迫于商人的压力从晋中进入陕北、内蒙河套地区,即所谓自窜戎狄之间。周人从晋南经晋中、陕北、河套辗转进入甘肃庆阳一带在豳地落脚,进而迫于戎狄威胁而迁入岐山。周人的这一迁徙过程已经为从三里桥类型到陶寺文化晚期、晋中白燕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陕西碾子坡文化和岐山先周文化在考古学上的联系所证明。周以西北小邦征服了天邑商以后,周的社会主题转变为如何构建周天下的治理体系,而构建周的治理体系的核心又是如何接纳商的政治、文化体系、如何解决商的遗民,从而实现整个华夏地区文明主体认同从商向周的转变。周人通过营建洛邑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封建体系;通过各种诰命向天下宣誓周的主权,阐述周的天命,文化上既向殷人学习,又注重保持周人文化人格的独立性和自豪感,制度上承夏制,袭殷制,问政箕子,自成《周礼》。为了实现政治承袭商命的合法性、文化上整合商周并保持独立性,周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调夏商周三代的继承关系,尤其强调周人作为夏的后人的地位。总的来说,周人以“夏”变“(殷)遗”为周,而没有遵从的那部分人则继续以“夷”的名义称呼之。这是夷的真正的本质含义。
刘铮[10](2014)在《早期夏文化探索》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早期夏文化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厘清夏部族的起源和迁徙过程,复原早期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具体步骤是:首先对早期夏文化的既往研究进行回顾,明确研究现状,指出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继而对文献所载的夏代积年进行分析,推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夏代始年和始王;进而对二里头文化的相关内容进行剖析,并以此为基点,在晋南、豫西地区的诸龙山文化中探索早期夏文化;然后详细梳理相关文献,对夏部族的起源进行新的探索。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对夏代始年和始王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夏代始于公元前1963年,大禹为首代夏王。第二章主要对二里头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二里头遗址一期早段为启时的中心聚落,此后一直到四期之末是夏代的都城——斟鄩,始于太康终于夏桀;同时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年代为公元前1950年。第三章主要讨论了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认为前者只是在物质文化方面(主要是陶器)对后者产生了影响;但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后者的精神文化因素根本不见于前者,因而前者应与夏部族无关,故其不可能是早期的夏文化,更不是所谓的“先夏文化”。第四章主要讨论了“新砦期”问题,认为“新砦期”属于二里头文化,在年代上大致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当或稍晚,因而不能视其为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期”。第五章主要讨论了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来源于陶寺文化,尤其是夏部族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朱砂葬、龙图腾、礼乐器等精神文化因素只能追溯到陶寺文化,因而推断陶寺文化应是夏部族的摇篮。第六章主要对“崇山”和“阳城”地望以及“唐伐西夏”事件进行了考察,认为“崇山”应是山西的塔尔山,“阳城”实是陶寺古城,“唐伐西夏”则是夏部族迁往豫西的直接原因。总之,夏部族最初是陶寺文化诸部族的一员,后来由于部族间内讧,被迫迁至豫西,中断了当地王湾三期文化的发展,但吸收了王湾三期文化的部分物质因素,并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因此,若从禹篡舜位算起,早期夏文化应包括陶寺文化晚期较早的一段时间和二里头文化一期,大致包括禹、启和太康三位夏王时期。
二、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下)(论文提纲范文)
(1)陶寺墓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第二节 考古工作和研究概述 |
一、陶寺遗址及墓地考古工作概况 |
二、研究历史及现状 |
三、理论方法与研究思路 |
四、存在问题 |
第二章 墓地的分期和年代 |
第一节 地层学与类型学依据 |
一、墓葬的开口层位和打破、叠压关系统计 |
二、典型器物类型学分析 |
第二节 墓葬分期和年代 |
一、陶器墓分期和年代 |
二、填土出土陶片墓葬的分期和年代 |
三、年代与分期推定 |
第三章 墓地的空间结构 |
第一节 空间布局与结构 |
一、Ⅰ区 |
二、Ⅱ、Ⅲ区 |
第二节 墓地形成过程 |
第四章 社会相关问题分析 |
第一节 等级分化与社会分层 |
一、等级和社会分化的定量分析 |
二、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分析 |
第二节 随葬品与埋葬制度分析 |
一、随葬品与墓主身份、等级的量化分析 |
二、埋葬制度分析 |
第三节 墓地人口与性别 |
一、墓地人口规模复原 |
二、性别、身份及社会 |
三、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附录 |
附表一 陶寺居住址出土陶器各期陶器器形特征表 |
附表二 陶寺墓地可分类墓葬(770座)仪式价值中壁龛内和填土内器物类型值 |
附表三 陶寺墓地可分类墓葬(770座)墓葬值及等级表 |
附表四 陶寺墓地可分类墓葬(770座)随葬品值及各项指标总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煤山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简史 |
三、本文研究任务 |
第一章 文化界定 |
第一节 煤山文化命名的合理性 |
第二节 煤山文化范畴的再界定 |
一、中原地区新砦二期阶段的遗存及其性质 |
二、汝颍地区以外可归入煤山文化的遗存 |
三、小结 |
第二章 遗存分析 |
第一节 汝颍地区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三、小结 |
第二节 豫东南地区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三、小结 |
第三节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三、小结 |
第四节 鄂北地区 |
一、遗存分析 |
二、小结 |
第五节 鄂西宜都地区 |
一、遗存分析 |
二、小结 |
第六节 江汉平原区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三、小结 |
第七节 豫东皖中北地区 |
一、典型遗存分析 |
二、其他遗存分析 |
三、小结 |
第八节 江淮东部地区 |
一、遗存分析 |
二、小结 |
第三章 煤山文化的时空结构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的分期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年代 |
一、相对年代 |
二、绝代年代 |
三、小结 |
第三节 煤山文化的地域类型 |
一、早期阶段 |
二、中期阶段 |
三、晚期阶段 |
四、小结 |
第四章 煤山文化的形成 |
第一节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文化变迁 |
一、仰韶晚期 |
二、龙山早期 |
三、小结 |
第二节 煤山文化的形成 |
一、禹会村类型的形成 |
二、郝家台类型的形成 |
三、小结 |
第五章 煤山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第一节 煤山文化早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一、与郑洛地区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三、与关中地区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五、与海岱地区 |
六、与江淮东部地区 |
七、与宁镇地区 |
八、与环太湖地区 |
九、与环巢湖地区 |
一〇、与皖西南地区 |
一一、与鄂东地区 |
一二、与豫东南、豫西南鄂西北及江汉平原地区 |
一三、小结 |
第二节 煤山文化中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一、与郑洛地区 |
二、与豫西晋南地区 |
三、与关中地区 |
四、与豫北冀南地区 |
五、与海岱地区 |
六、与宁镇地区 |
七、与环太湖地区 |
八、与环巢湖地区 |
九、与皖西南地区 |
一〇、与鄂东地区 |
一一、与澧阳平原 |
一二、与峡江地区 |
一三、与清江下游地区 |
一四、小结 |
第三节 煤山文化晚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
一、与郑洛、汝颍地区 |
二、与黄河流域诸地区 |
三、与冀中及京津唐地区 |
四、与长江流域诸地区 |
五、小结 |
第六章 煤山文化的流向 |
第一节 煤山文化煤山类型向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转变 |
一、新砦第二期的形成 |
二、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的全面形成 |
三、小结 |
第二节 煤山文化其他类型的流向 |
一、王油坊类型的流向 |
二、南荡类型的流向 |
三、乱石滩类型的流向 |
四、其他四个类型的流向 |
五、小结 |
第七章 煤山文化与夏的关系 |
第一节 关于夏王朝年代与早期地望的基本认识 |
第二节 关于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考古学、年代学解释 |
一、夏代早期重大史事与考古遗存的对应关系 |
二、夏代早期重大史事的年代学研究 |
三、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4)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1.1.1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理论空心化 |
1.1.2 中国历史城市的可资借鉴 |
1.1.3 华夏城市选址 |
1.1.4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概念界定 |
1.2.1 “华夏”——先秦时期总体时代特征 |
1.2.2 研究对象 |
1.2.3 时空跨度 |
1.3 相关研究情况 |
1.3.1 史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1.3.2 环境适应性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1.3.3 类型学视角的城市选址研究 |
1.3.4 研究综述 |
1.4 研究问题、方法与内容 |
1.4.1 研究核心问题 |
1.4.2 研究方法 |
1.4.3 主要内容 |
1.4.4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先夏的城邑选址 |
2.1 农业与前龙山时代的城邑 |
2.1.1 栽培农业的出现 |
2.1.2 农业经济形成与聚落城邑化 |
2.1.3 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 |
2.2 龙山时代长江流域城邑选址 |
2.2.1 长江上游地区 |
2.2.2 长江中游地区 |
2.2.3 长江下游地区 |
2.3 龙山时代河套地区城邑选址 |
2.3.1 岱海地区 |
2.3.2 大青山南麓 |
2.3.3 陕东地区 |
2.4 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城邑选址 |
2.4.1 中原地区 |
2.4.2 海岱地区 |
2.5 不同区域的选址特点 |
2.5.1 长江流域选址小结 |
2.5.2 河套地区城址小结 |
2.5.3 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址小结 |
2.6 华夏城邑选址传统初现 |
2.6.1 多元化特征 |
2.6.2 一体化趋势 |
2.6.3 礼制萌芽 |
2.6.4 防洪思想 |
第三章 夏、商的城市选址 |
3.1 夏的都邑选址 |
3.1.1 夏的社会文化 |
3.1.2 新砦城址 |
3.1.3 二里头城址 |
3.1.4 夏都邑选址特点 |
3.2 商的城市选址 |
3.2.1 商的政治经济 |
3.2.2 偃师商城 |
3.2.3 郑州商城 |
3.2.4 安阳殷墟 |
3.2.5 商都邑选址特点 |
3.2.6 地方城邑选址 |
第四章 西周的城市选址 |
4.1 西周的都邑政治制度 |
4.1.1 宗教思想 |
4.1.2 宗法制度 |
4.1.3 分封制度 |
4.1.4 都邑制度 |
4.2 早周都城选址 |
4.2.1 豳 |
4.2.2 周原 |
4.3 周都城选址 |
4.3.1 丰镐 |
4.3.2 洛邑成周 |
4.4 诸侯国城市选址 |
4.4.1 燕国都城琉璃河 |
4.4.2 齐国陈庄西周城址 |
第五章 东周的城市选址 |
5.1 东周的政治经济 |
5.1.1 生产技术 |
5.1.2 意识形态 |
5.1.3 政治形态 |
5.1.4 城邑建设 |
5.2 东周城址的违制 |
5.2.1 擅自建城 |
5.2.2 扩大规模 |
5.2.3 改变形态 |
5.3 诸侯国国都选址 |
5.3.1 楚都纪南 |
5.3.2 鲁都曲阜 |
5.3.3 齐都临淄 |
5.3.4 赵都邯郸 |
5.3.5 新郑郑韩故城 |
5.3.6 燕下都 |
5.3.7 灵岩古城 |
5.4 地方城市选址 |
5.4.1 晋国晋阳城 |
5.4.2 秦国成都城 |
5.5 秦咸阳选址 |
5.5.1 宏观与微观选址 |
5.5.2 基本格局 |
5.6 小结 |
5.6.1 从多源到一体 |
5.6.2 从一体到多元 |
第六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技术体系 |
6.1 先秦的科学技术 |
6.1.1 “数术” |
6.1.2 先秦的科学技术 |
6.2 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 |
6.3 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 |
6.3.1 相土九州 |
6.3.2 度地量民 |
6.4 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 |
6.4.1 “防水”与“得水” |
6.4.2 城址位置与形态 |
6.4.3 城墙修筑技术 |
6.5 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 |
6.5.1 水土保持 |
6.5.2 沟洫及水利建设 |
6.5.3 流域治理与城市兴起 |
6.5.4 典型的流域治理 |
6.6 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 |
6.6.1 天文观测 |
6.6.2 授时而为 |
6.6.3 应时建城 |
6.7 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 |
6.7.1 政治天文学 |
6.7.2 分野说 |
6.7.3 北极(帝星)与三垣 |
6.7.4 北斗崇拜 |
6.7.5 象天设邑 |
6.8 小结:实用理性的技术体系特征 |
第七章 先秦城市选址的哲学思想 |
7.1 华夏哲学思想的形成 |
7.1.1 思想与权力的分离 |
7.1.2 士与流派的形成 |
7.1.3 反思、抽象和论证的出现 |
7.2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
7.2.1 辩证的阴阳论 |
7.2.2 唯物的气论 |
7.2.3 运动的五行说 |
7.3 山水有情的审美观 |
7.3.1 比德山水 |
7.3.2 天地大美 |
7.4 有为无为的人地观 |
7.4.1 儒家的君子有为 |
7.4.2 道家的圣人无为 |
7.4.3 墨家的兼爱节用 |
7.4.4 法家的人与天调 |
7.5 小结:儒道互补的选址思想特征 |
7.5.1 “美”“善”的互补 |
7.5.2 “主动”中的“被动” |
结语 |
1.研究贡献 |
1.1. 厘清了先秦城市选址的发展脉络 |
1.2. 提炼了先秦城市选址形成的“实用理性”技术体系 |
1.3. 提出先秦哲学思想在城市选址方面具有“儒道互补”特征 |
2.华夏城市选址研究对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借鉴意义 |
2.1 注重城市安全 |
2.2 遵循发展规律 |
2.3 合理城市定位 |
3.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3.1 研究不足 |
3.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新石器晚期至西周墓葬出土玉质仪仗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 本文涉及时空范围的界定 |
二 研究对象 |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一 研究历史 |
二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选题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 |
一 选题目的与意义 |
二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新石器晚期至西周玉质仪仗器出土概况及类型学分析 |
第一节 新石器晚期与末期玉质仪仗器出土概况 |
一 长江流域 |
二 黄河流域 |
三 小结 |
第二节 夏商西周玉质仪仗器出土概况 |
一 夏代 |
二 商代 |
三 西周 |
四 小结 |
第三节 新石器晚期至西周玉质仪仗器类型学研究 |
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类型学分析 |
二 夏商西周时期类型学分析 |
三 玉质仪仗器的分期与年代 |
四 小结 |
第二章 玉质仪仗器使用功能研究 |
第一节 出土玉质仪仗器墓葬规模研究 |
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 |
二 夏商西周时期 |
三 小结 |
第二节 玉质仪仗器出土位置研究 |
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 |
二 夏商西周时期 |
三 小结 |
第三章 玉质仪仗器的组合演变 |
第一节 玉质仪仗器的起源 |
第二节 玉质仪仗器的发展 |
第三节 玉质仪仗器发展的顶峰 |
第四节 玉质仪仗器的衰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墓葬中玉质仪仗器出土统计表 |
附表二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玉质仪仗器出土位置统计表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 言 |
二、王湾三期文化的南进与禹征三苗 |
(一)王湾三期文化的发展和分布范围的剧扩 |
(二)石家河文化的兴盛和覆灭 |
(三)禹征三苗与早期夏文化 |
三、老虎山文化的南进与稷放丹朱 |
(一)老虎山文化的发展与兴盛 |
(二)陶寺文化的兴盛和衰亡 |
(三)稷放丹朱与先周文化起源 |
四、龙山时代与尧舜禹时代 |
(一)造律台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晚期和有虞氏舜 |
(二)后岗二期文化、雪山二期文化和最早的先商文化 |
结 语 |
(8)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一、中原与早期 |
二、城市与城址 |
三、文明与文明起源 |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一、研究历史 |
二、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 |
二、聚落考古学 |
三、二重证据法 |
四、环境考古学 |
小结 |
第二章 中原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第一节 城市的孕育 |
一、环壕聚落的出现 |
二、城墙建造技术的出现 |
三、社会的发展 |
四、洪水的激发 |
第二节 城市的起源 |
一、文献记载中原城市的出现 |
二、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城市 |
第三节 城市的推广 |
一、中原龙山文化第二期城址 |
二、中原龙山文化第三期城址 |
三、中原龙山文化第四期城址 |
第四节 城市的初步发展 |
一、新砦期城址 |
二、二里头时期城址 |
小结 |
第三章 中原早期城市社会的复杂化历程 |
第一节 仰韶时期城市社会复杂化的遗迹记录 |
一、房屋建筑 |
二、墓葬 |
三、祭祀遗存 |
第二节 龙山时期城市社会复杂化的遗迹记录 |
一、房屋建筑 |
二、墓葬 |
三、祭祀遗存 |
第三节 新砦期城市社会复杂化的遗迹记录 |
一、房屋建筑 |
二、墓葬 |
三、祭祀遗存 |
第四节 二里头时期城市社会复杂化的遗迹记录 |
一、房屋建筑 |
二、墓葬 |
三、祭祀遗存 |
四、高级作坊区 |
小结 |
第四章 中原早期城市的性质 |
第一节 中原仰韶时期城市的性质 |
一、郑州西山城址的性质 |
二、龙山岗城址的性质 |
第二节 中原龙山时期城市的性质 |
一、陶寺文化城址的性质 |
二、王湾三期文化城址的性质 |
三、后冈二期文化城址的性质 |
四、王油坊类文化遗存城址的性质 |
第三节 中原新砦期城市的性质? |
一、新砦城址的性质 |
二、东赵小城的性质 |
第四节 中原二里头时期城市的性质 |
一、二里头遗址的性质 |
二、大师姑城址的性质 |
三、望京楼城址的性质 |
四、孟庄城址的性质 |
五、蒲城店城址的性质 |
六、东赵中城的性质 |
小结 |
第五章 中原早期城市在文明研究中的地位探讨 |
第一节 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间 |
一、文献记载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间 |
二、考古发现确认的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间 |
三、文明起源与形成时间辨析 |
第二节 中原地区文明要素的出现与发展 |
一、青铜器 |
二、文字 |
三、礼制建筑 |
第三节 各文明要素与文明的关系 |
一、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二、文字与文明的关系 |
三、礼制建筑与文明的关系 |
四、城市与文明的关系 |
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个人简历 |
致谢 |
(9)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s |
绪论:文明的起源与认同的产生 |
第一节、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概况 |
第二节、文明的概念 |
第三节、文明的内涵和动力 |
第四节、文明起源问题的诸多探索路径 |
第五节、本文主要内容和章节构成 |
第一章 中国文明东西二元说新论 |
第一节、考古学视野下的东西二元对立:以三足器为例 |
第二节、绿松石、花边罐和其他一些标志性分野特征 |
第三节、东方文化的西进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产生 |
第四节、仰韶文化部分西迁与马家窑文化的产生 |
第五节、庙底沟二期文化族属的探寻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夏文化的起源:陶寺文化的性质与族属补证 |
第一节、陶寺遗址与夏文化起源的关系 |
第二节、陶寺“庙底沟二期文化层”性质判断 |
第三节、陶寺文化早期的都邑文化特征与尧舜时期联盟古国 |
第四节、陶寺文化中期的集权性文化特征与夏文化的产生 |
第五节、陶寺文化晚期龙山特征的回归与夏商周三代文化分野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商文化的起源与龙山文化的复兴 |
第一节、先商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渊源关系 |
第二节、商文化的地望 |
第三节、商代的都邑统治结构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戎的产生:以魏营子文化为例 |
第一节、魏营子文化的独特性 |
第二节、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年代上的衔接关系 |
第三节、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的考古学联系 |
第四节、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的历史文献联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周文化的起源:从三里桥到碾子坡 |
第一节、从三里桥到碾子坡:周人的起源与周夏关系 |
第二节、商周关系的历史地理考证与周人的流转的过程 |
第三节、稷的出身与文王受命的文本隐喻 |
第四节、周人克商的历史进程解读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夷的出现:周人克商之后的社会治理 |
第一节、周人克商之初的基本态势 |
第二节、缘起:武王之忧、周公之祝、嘉禾之命 |
第三节、治理:天室、天邑、成周 |
第四节、天命:大诰、召诰、多士 |
第五节、有礼:皇矣、酒诰、梓材 |
本章小结 |
结语:孔子的夷夏观与诸夏认同的起源 |
参考文献目录 |
后记 |
(10)早期夏文化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范围 |
一、研究对象 |
二、时空范围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一、研究历程 |
二、存在问题 |
第三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一、考古学 |
二、历史学 |
三、民族学 |
第一章 夏代始年与始王 |
第一节 夏代始年 |
第二节 夏代始王 |
第二章 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 |
第一节 二里头遗址性质 |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年代 |
一、相对年代 |
二、绝对年代 |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精神因素 |
一、龙文物 |
二、朱砂葬 |
三、礼乐器 |
第四节 东下冯类型 |
一、年代与分期 |
二、性质与归属 |
三、东下冯与二里头的早晚 |
第五节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 |
一、分布 |
二、文化特征 |
三、性质与归属 |
第三章 王湾三期文化与早期夏文化 |
第一节 分布和类型 |
一、分布 |
二、类型 |
第二节 年代与分期 |
一、年代 |
二、分期 |
第三节 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
一、物质文化因素 |
二、精神文化因素 |
三、性质与归属 |
第四章 “新砦期”与早期夏文化 |
第一节 研究回顾 |
一、发现 |
二、研究 |
第二节 特征和年代 |
一、文化特征 |
二、年代 |
第三节 性质与归属 |
一、来源相同 |
二、去向相同 |
三、陶器特征相似 |
四、年代大致相当 |
第四节 古城性质 |
第五章 陶寺文化与早期夏文化 |
第一节 年代和分期 |
一、分期 |
二、年代 |
第二节 精神文化因素 |
一、龙文物 |
二、朱砂葬 |
三、礼乐器 |
第三节 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
一、物质文化因素 |
二、精神文化因素 |
第四节 性质与族属 |
第六章 夏部族起源与早期夏文化 |
第一节 “嵩山”非“崇山”辩 |
一、嵩山从无“崇山”之称 |
二、“嵩”、“崇”二字并不通用 |
三、由“嵩山”到“崇山”的讹传 |
第二节 塔尔山即古崇山 |
一、骊兜与崇山 |
二、尧与崇山 |
三、崇山即塔尔山 |
第三节 阳城即平阳 |
一、“居”与“都” |
二、“避让”的实质 |
三、“禅让”与“篡夺” |
四、禹都平阳 |
第四节 “唐伐西夏”与夏部族南下 |
一、早期古城性质 |
二、中期古城性质 |
三、舜篡尧位 |
四、禹篡舜位 |
五、“唐伐西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一 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数据统计表(1965~1984年公布) |
附表二 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数据统计表(2000年公布) |
附表三 二里头文化朱砂葬墓统计表 |
附表四 东下冯遗址碳十四数据统计表 |
附表五 王湾三期文化碳十四数据统计表 |
附表六 陶寺文化碳十四数据统计表 |
附表七 新砦遗址各期段陶色、纹饰统计表(%) |
附表八 新砦遗址各期段主要器形统计表(%) |
后记 |
四、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下)(论文参考文献)
- [1]陶寺墓地研究[D]. 申慢慢. 山东大学, 2021
- [2]煤山文化研究[D]. 袁飞勇. 武汉大学, 2020(06)
- [3]制度文明: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J]. 何驽. 南方文物, 2020(03)
- [4]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D]. 唐由海. 西南交通大学, 2020
- [5]新石器晚期至西周墓葬出土玉质仪仗器研究[D]. 张汝丽. 郑州大学, 2020(03)
- [6]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J]. 韩建业. 社会科学, 2020(01)
- [7]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J]. 高江涛. 三代考古, 2017(00)
- [8]中原早期城市与文明研究[D]. 李昶. 郑州大学, 2016(08)
- [9]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D]. 丁新. 南京大学, 2015(08)
- [10]早期夏文化探索[D]. 刘铮.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