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西汉民本思想与集权思想初论

一、秦与西汉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思想刍议（论文文献综述）

赵逵夫^[1]（2021）在《尉缭与《尉缭子》新考》文中研究表明关于今本《尉缭子》一书的真伪、形成情况及作者生活年代、具体身份等,历来多有争议。自银雀山出土了《尉缭子》残简,"伪书说"遂寝,然而不少问题学界仍有分歧。尉缭本战国末年魏人,其先为顿国贵族,为顿氏,名顿缭。因晚年至秦任国尉,后人称之尉缭。书中关于政治、军事的大部分篇章成于魏安厘王之时。安厘王末年信陵君合五国以伐秦时缭得到重用。信陵君与安厘王先后死,他看到魏国局势已无法挽回,闻吕不韦被免相,遂至秦,任国尉。对于今本《尉缭子》中各篇的写成时间与背景,可以从四个阶段进行分析。

闫文娟^[2]（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刘冈^[3]（2020）在《论张居正考成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文中研究表明对官员或公职人员的监察制度历来都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近年来对国家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政治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责,这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制度改革和进步,必将对此后的法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国家监察制度体系还不完善,需要通过制度完善与实践深入推进这项改革,从而使监察制度取得更大成效。在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和完善中,既要借鉴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也要研究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在历史上,明代中期张居正提出的考成法思想以及制度实践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典型代表,其成败得失对当前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朝局动荡,民不聊生。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张居正能够突破重重阻力,提出考成法,通过“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有效措施,对明代官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成果显着,不仅对明代严肃官员考核、强化官员监督、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明代中期经济,民生、政治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居正的考成法思想以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儒家的仁政思想为其思想渊源,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其“岁有稽,月有考”的监察方式,“簿册管理法”和“立限考成,以事责人”的监察措施,对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明代中兴,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考成法思想和制度实践对当前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优化监察网络、完善监察体系、加强监察奖惩等都有重要启示。然而,张居正考成法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治思想因素,法律制度和规则难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和权威中的不确定因素极大消解了考成法的效力。而且,考成法制度深处于封建制度体系中,由于其无法对全部制度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影响着考成法理想目标的实现。这也就决定了考成法思想及其制度难免人亡政息的命运。因此,在法治中国背景下推进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应当吸取封建时代人治社会中制度改革的教训,将法治作为改革的基础和目标,对国家监察制度进行系统的改革,并且更加注重法律和规则的权威性。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目标并取得真正的成效。

史婷^[4]（2020）在《南宋中兴期试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影响深远,始于隋,经过唐代的继承和发展,到宋代已经成熟,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才选拔方式,并延续千年。其中,有宋一代,科举取士作为统治者高度集权和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意义深远,特别是仁宗朝科举改革提出重策论、轻诗赋,至神宗时期确定以策论为上,这种务实的考试文体正式进入科举舞台。试策是一朝社会情态的缩影,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诉求,更突出了文人士大夫的政治才能和时代责任感,具有政治、文学、史学多重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截取南宋王朝“中兴”时期这一时段的试策进行研究,通过对南宋中兴期试策文本的具体分析,结合时代背景,研究这一时期试策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明晰试策这一文体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并对其中的殿试策文进行主要研究,分析御试策的写作内容、模式和讽谏传统,明确其意义。最后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南宋文人士子策文中反映的精神面貌,梳理其思想体系。绪论部分首先对本文截取的时间段南宋“中兴期”进行辨析和定位,其次明确南宋中兴期试策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再次探讨南宋中兴期试策的研究意义与目的。对宋代试策的研究学界已有成果,但缺乏具体的研究,且对文本的摄入量是不足的,多集中在史学界,对试策文学价值认识有待进一步发掘。最后论述本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第一章首先对试策这一科举文体进行溯源,明确其产生、发展、定型的脉络,以及在科举中地位的变化,了解南宋试策的渊源。对试策产生的渊源,主要围绕其进步性来写,即从贵族世袭制、两汉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进士取士,唐诗赋取士,宋仁宗时范仲淹重策论而轻诗赋,神宗是试策成为定制,元明清袭之来梳理,其次分析试策的作用与意义。第二章对中兴期试策按内容进行分类研究。按照命题及答题形式的不同,以实策、拟策两类切入,剥离出御试策作为单独的一节。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对试策进行具体分析,明晰试策中反映的南宋中兴期的社会面貌,同时了解文人士大夫高超的文学素养和艺术手法及其社会责任感。第三章研究南宋中兴期试策的特点。这一时期试策的特点呈现出一般性与特殊性,即御试策与普通试策在写作过程中呈现出的同与异。感情充沛,为情造文;理顺辞畅,逻辑突出;针对性强,时事性明显。兼具时事性与导向性;程式化与功利性,即劝上与颂圣的统一;实用性与文学性,凸显了高超的艺术技巧。第四章以南宋“第一状元”王十朋为例,分析其策问所反映的思想特点,深入研究其大一统和爱民惠民的思想体系。文章结语部分通过总结全文,分析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与缺点,明确今后继续研究的着力点与视角。

伍鹏飞^[5]（2019）在《曹操诗文用典研究》文中认为曹操是三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文学方面有很深造诣,凭着自己的相王之尊,身体力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呈现了与先秦百家争鸣并峙的中国文学的高峰。从古至今,人们对曹操这位优秀的作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对其作品也给予了充分的研究,这主要集中在对曹操的生平、思想、人格和诗歌、散文以及综合性评价等几方面的研究。尽管也有对曹操作品中用典的研究,但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本文以曹操诗文中所用典故为对象作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对曹操诗文用典进行论述:绪论主要对有关曹操诗文及用典的研究概况分别进行阐述,曹操诗文用典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散见于一些期刊。此外,笔者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为了便于分析,首先通过曹操在政坛上的作用,把诗文分为三个时期;其次对用典和典故的概念进行界定;最后简述用典与诗文语言,意境等的关系。第二部分为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探讨曹操作品典故的来源及其原因,按照经、史、子、集四分法,通过表格的形式,对曹操诗、文用典进行统计,其中引用经类典故约126个,史类典故约107个,引用子类典故约42个,引用集类典故约1 9个,另有2条谚语,说明曹操还善于向民间学习。其次通过剖析社会,家庭及个人等因素来探讨曹操大量用典的原因。在对曹操作品的语典和事典进行分类中,通过文本分析,结合历史背景,以探曹操使用语典和事典的特征。第二章是曹操作品用典的特征。分别从取语、取义和文学三个方面研究曹操作品中用典的特征。取语特征对引典所涉及到词语,篇目和句子来探析。曹操对典故的取义分别由正用、反用和活用进行分析。第三章是从用典看曹操的人格和思想倾向。第一节从曹操作品对经、史、子、集典故的引用情况来探讨,曹操的人格是真正将原始儒学“诗言志”理想落实到创作之中。第二节从用典的角度探讨曹操的思想倾向,曹操作品中用典极为广泛,通过数据分析和统计得知,原始儒学是他的治国理想,兼及道、法、兵多家融合。第三部分为结语。总结了曹操诗文以经部取向为主的原因,是揉杂儒、道、法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尤其与《孟子》关于理想王国的描绘一脉相承。

张彦龙^[6]（2018）在《论《文子》对儒道思想的修正》文中提出文子通过对儒道的修正建构了自己的思想。文子将老子“超越”的“道”下降而为具体的“物”,又将“道”当做实现“功名利禄”的“工具”和“手段”,这既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又偏离了老子主张的人向“本真”的“根”处回归。文子突出强调“理”和“时”,“理”是事物的规律,“规律”不能脱离“物”,这等于将“万物”与“道”的联系割断了,认识万物不再从“超越”的“道”处看,因而作为“道”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的“自然”、“无为”、“自为”就一概隐没不见。看不到高处的“道”,就只好依归“君”,自然就走上支持君主集权之路。文子的“理”又偏指“物”的质性和功能,这就着眼于“物”之“用”了,但在“物”之“用”——“物”的“工具价值”层面“人”与“物”根本无法彻底区别开来。文子的“时”与儒道的“常道”相对待,“时”与“现实”紧密相关,而“常”与“理想”密切关联,强调“时”就甩开了儒家带有“理想”性质的“仁义”,也背离了道家“人人自为”的“理想”,却向与时代主流密切相关的“富国强兵”迈进了。三皇五帝承载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儒家的价值符号,但文子将三皇五帝具体化为历史人物,从而与道义原则撇清了关系。文子将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具体化为“气化宇宙论”,将老子强调的“平等”和“自主”引向了“规律”和“法则”,将“天道”具体化为阴阳四时刚柔,从而引出治国之道,这就将老子的“道”变成了“术”。老子的“道”由“精神”的感悟而获得,文子的“道”则由“气”的修养而实现,并使“心”成为致“气”的工具。文子从“精气为人”的观念出发,以“气”的多少论“人”与“物”的区别,这与孟子从“仁义”论“人”与“物”的区别根本不同。文子主张“性静”,这与孟子的“性善”不同,动静着眼于“物”的自然运动,而善恶则是价值判断,性静论反智、反积累财富,意图使人“均弱”、“均贫”,“性静”的本质是“性恶”。文子突出强调了“一”,将老子“道生万物”思想所蕴含的平等和自主观念转变成了君主之“一”掌控众庶之“多”的君主集权思想。“执一”又指君主掌握绝对化的权力,在掌握绝对化权力的基础上,文子提出君无为臣有为的“君臣异道”思想,这在本质上使君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不受任何限制,使整个官僚体系都成为君王的工具。“无为”的本质是以“法”治国,“法”是君王治理天下的“工具”,绝对化的君权保证“法”的实施,反过来“法”又强化君权。“法”发挥着“齐同”百姓的作用,在暴力胁迫与利益引诱的双重作用下,人性中“好利恶害”的一面就会发生作用,百姓自然会将自己的意志“上同”于君主意志,所以黄老将“法治”称作“自然之治”。文子主张重民,但重民的本质是利用民,使民成为君王“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总之,儒道超越于现实功利之上,其思想有理想和超越的一面,而黄老则一切从现实功利出发,主张法治,支持君主集权。

何婉祯^[7]（2018）在《贾谊治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贾谊思想体系颇为繁杂,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综合并借鉴了黄老道家、法家的精华部分用以弥补儒家治道思想的不足,为汉庭思想整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形成了“新儒学”思想。贾谊虽然年少,但是很有才干,他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汉庭的国家治理之上。他向汉文帝上书主张以无为、怀柔的方法,巧妙的运用“术”“势”,解决藩国与匈奴的问题。贾谊主张礼法合治,通过“定经制”划定等级制度,减少“豪民”“商人”的社会消耗,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贾谊的治道思想在当时虽未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对整个汉庭的国家治理是十分有帮助的。文章主要以我国最古老的治道思想为切入点剖析贾谊的治国理念,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内容为本文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概念的说明,即贾谊思想的提出和治道思想的概念说明;文章的研究现状、思路与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里的主要内容是治道思想的定义,为后面文章的写作做出铺垫,便于理解。第二章为贾谊生平及学术渊源的介绍。贾谊一生的经历,包括贾谊为官、被贬、再次被启用三个阶段的从政历程,并从中分析贾谊的心理变化和思想方面的变化。其次从贾谊的学术渊源,探讨贾谊思想的来源和特点,便于研究和理解贾谊的治道思想内容。第三章为论述贾谊治道思想的形成。论述贾谊治道思想的形成背景、贾谊治道思想的理论来源。然后重点介绍贾谊治道思想的内容从儒、道、法三家分析,论述贾谊“无为”治道思想和君臣观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在贾谊的思想中虽杂糅了各家思想,主要吸收了儒家的“仁、德、礼”、道家的“道、天道、因循、法”、法家的“法、术、势”并自成一体建立起一套新的治道思想体系。第四章为贾谊治道思想,包括贾谊无为治道思想和有为治道思想两大方面。其中包含了两种治道思想的形成背景、内容等。第五章为贾谊治道思想的具体举措,其中包含了无为治道思想的具体举措和有为治道思想的具体举措等,包括:“定地制、以民为本、清静无为、战之以德、体貌大臣、定经制”等。

易海艳^[8]（2017）在《《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研究》文中提出《春秋繁露》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所着的一部政治哲学性巨着,其研究视角逐年由政治哲学向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文学等领域扩展。《春秋繁露》的文学价值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研究者主要从文本作者和篇章考证、文本思想以及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多散见于文本一隅,零散分布,尚无专门的文本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在立足文本研读的基础上,从言说方式的角度对《春秋繁露》进行文本研究,具体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文本中解读《春秋》和建构理论的方式手法两个角度展开成文。在肃清文本言说方式缘起的基础上,对文本的解经言说、具体理论建构中的类比言说以及新儒学理论在言说理路上多元并包的三大言说方式结合文本进行具体分析,评析文本言说方式的优劣表征,简论文本言说方式对两汉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及其深远的文化意义。对《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疏通文本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有助于弥补目前学界有关《春秋繁露》文学性研究力度不足的短板,还可以对西汉儒学的理论特征有大致了解。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集中廓清目前学界有关《春秋繁露》文本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对言说方式进行概念界定,详细分析以言说方式为文本研究切入口的意义所在,并介绍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之溯源。本章首先简要梳理董仲舒《春秋繁露》文本诞生的社会文化大背景,挖掘其中影响文本言说方式形成的因子;其次详细分析董仲舒直系学派归属《公羊传》解读《春秋》的方法,以此管窥《公羊传》的解经方法对董仲舒《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形成产生的影响。第二章:《春秋》学文本之解经言说。本章首先选取《春秋繁露》对《公羊传》传文事例引用的两大主题,以表格形式呈现《春秋繁露》文本对《公羊传》传文的征引情况,为下文分析董仲舒《春秋》学文本的解经言说做铺垫;其次着重分析董仲舒《春秋》学的主要观点及其解读《春秋》经文的方法,主要包括引用《公羊传》传文事例进行意义生发和侧重解读经文的辞指关系两个方面,凸显出董仲舒在解经过程中对《公羊传》解经方法沿创皆具的特征。第三章:文本理论建构之类比言说。本章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建构政治哲学理论的方式方法。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侧重选取文本中的高频理论如“性三品”说、天人感应理论等进行详细分析,类比手法是董仲舒在文本中组建政治哲学理论时的常用手法。第四章:新儒学理论言说理路之多元并包。本章主要对董仲舒《春秋繁露》文本新儒学理论的建构方法进行探讨。《春秋繁露》文本新儒学理论在言说理路上体现出综合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多元并包特征,具体分为坚守儒学核心思想,选择性吸收道、墨、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第五章:《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之评析。以前四章为基础,本章首先对《春秋繁露》文本体现出来的言说方式进行优劣评价;其次围绕文本解经言说中体现出来的依经立义的言说方式和侧重构建天人关系的言说特征分别分析其对两汉政论文风格演变和两汉文学创作空间、文学抒情特征产生的影响;最后简要探讨《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深远的文化意义。文章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的写作思路进行梳理,对《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的具体体现、优劣表征、影响意义做了概括总结,突出本文研究的意义。

黄稼辉^[9]（2016）在《贾谊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汉初之政治思想家,贾谊一直是研究汉代思想史中绕不过的一个存在。其政治思想对两汉四百年之长治久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贾谊具有以“天下”安危为课题的问题意识,因而其思想往往集中于政治设计之中,由此,理解、阐释贾谊之思想,必然回到其政治设计中来,这就需要我们看待、研究贾谊思想,必须宏观之远眺,而非微观之梳理。贾谊政治思想产生于秦末汉初,有其历史及学术背景。历史上,汉初政治“汉承秦制”,显示出汉廷治国之艰难,无智识设计政治蓝图,只能沿用前朝之治国模式；又因其经济凋敝,人心思定,故“无为而治”,以图休养生息。学术上,贾谊,生长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从小接受《诗》《书》六艺之教,同时因天下之中之地缘优势,而接受了儒家以外之道、法、墨、阴阳等诸家思想。贾谊思想的形成,除历史与学术原因外,还有其现实背景,即“诛吕安刘”、文帝登基、黄老之术继续对江湖与庙堂产生影响,但在黄老之术之“无为”中,有一股儒学之暗流涌动。贾谊在明以“过秦”,实则“戒汉”过程中,提出其政治设计之逻辑起点,即王道论。贾谊认为秦亡于“废王道”,而未如汉初思想家“过秦”之时,一味地谴责秦之“法治主义”。贾谊肯定了秦一统天下之历史作用,同时肯定了秦北击匈奴之功绩。贾谊之观点,为武帝与桑弘羊所接受。但这都是贾谊政治思想之表象,贾谊依然想上溯周文,构建王道盛世,故其在阐释“先王之道”时,依然以王道为视域,提出其别具一格之安边策,以招降匈奴。贾谊之“君道论”为其政治设计之重要环节,有两个内在特征,其一是“势”,是治国之依托,可避免社稷为墟。君王应当有分辨“势”是否转移之能力。其二是“明”,只有“明”才能辨其“势”,才能明了“天下大势”。“明”与“诚”二元一体。“势”与“明”是贾谊君道之内在特点。由此,贾谊提出“君道”何以可能的问题,即“立君之道”和“为君之道”。“立君之道”阐述立君之合理性,“为君之道”侧重于阐述君主行为之实然性。只有明白“立君之道”,才能理解“为君之道”,这是贾谊“君道论”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但贾谊文本呈现了这种内在的逻辑结构。有了指导思想“王道论”,有了实行“王道”的“君主论”,贾谊在其政治设计中主张“礼治论”,而非秦之“法治论”。贾谊主张礼乐为主,法治为辅,教化为主,刑罚为辅,以儒学为核心,推行“礼治”。贾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王道盛世。贾谊之“礼治”,源于汉初之两大乱象,其一是诸侯国之“僭越”；其二是民俗奢侈,无亲亲尊尊。贾谊指出,诸侯国“僭越”是因为无制可依,诸侯王又有“布衣昆弟”之心。因此贾谊提出温和的推恩众建之方案,以强干弱枝,分割诸侯。而民俗奢侈,无亲亲尊尊是因为汉初社会由秦末而来,六国纵横之士习气未消。于是汉廷通过皇帝下诏书之形式移风易俗,从而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民本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之最重要部分,主要强调以民众为治国安邦之学说。儒家以民为本,强调君民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强调“民”为“本”之重要性。贾谊之民本思想是古代最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它上承先秦民本思想之精华,下启汉以后两千年民本思潮,将尊君之目的指向“民”而不是“君”,为文帝之治国方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贾谊之民本思想,以儒家之仁政爱民为特点,提出“重民”、“安民”、“富民”、“民议”等核心观念,为儒学与皇权之融合奠定了基础。

张雨亭^[10]（2016）在《荀子君主集权思想探析》文中研究指明荀子君主集权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对各国兼并、天下一统局面即将出现的反映。荀子主张“明分”,在天人关系上,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突出强调人的作用,而对人的作用的过分强调则使得人缺少对天的敬畏,造成个人特别是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在社会等级方面,荀子主张“明分使群”,着重强调“君”对“民”的绝对统治,强化“民”对“君”单方面的绝对服从。荀子视“礼”为维护君主集权的工具,并“援法入礼”,成为中国古代“外儒内法”君主集权思想的始作俑者。

二、秦与西汉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思想刍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秦与西汉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思想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2）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论张居正考成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4）南宋中兴期试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曹操诗文用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文子》对儒道思想的修正（论文提纲范文）

（7）贾谊治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贾谊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荀子君主集权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秦与西汉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思想刍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尉缭与《尉缭子》新考[J]. 赵逵夫. 中原文化研究, 2021(02)
• [2]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3]论张居正考成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 刘冈.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4]南宋中兴期试策研究[D]. 史婷. 兰州大学, 2020(01)
• [5]曹操诗文用典研究[D]. 伍鹏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论《文子》对儒道思想的修正[D]. 张彦龙. 兰州大学, 2018(02)
• [7]贾谊治道思想研究[D]. 何婉祯. 重庆师范大学, 2018(12)
• [8]《春秋繁露》文本言说方式研究[D]. 易海艳. 西南大学, 2017(01)
• [9]贾谊政治思想研究[D]. 黄稼辉. 武汉大学, 2016(06)
• [10]荀子君主集权思想探析[D]. 张雨亭. 兰州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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