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以工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文科学报的办刊之路（论文文献综述）
孙永泰[1]（2021）在《“破五唯”语境下高校社科学报的困与思——以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为例》文中指出紧跟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潮流,按照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的自身实际情况因时而动,弥补其"先天不足"不断发挥"综合性优势",提升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的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力,探索出符合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自身特点的改革创新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认为,摒弃旧思想,不断改革和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摸索出一条依托高校优势学科的"教授办刊"之路,是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应把握正确的出版政治引导,走以综合为指导的"融合发展"之路;坚持办刊宗旨、彰显刊物"特色栏目",践行"名篇+名栏+名刊"的逻辑路径;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突出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办刊方向;扬长避短发挥政治引导力、文化辐射力,实现办刊主体中"主编、审稿专家、编辑、作者"角色的多元互动、整合等方面入手。从而建设一流的队伍,提供一流的服务,吸引一流的稿件,打造一流的期刊。
刘微[2]（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杨凯良[3]（2020）在《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新旧文明交替、时局动荡混乱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从何而来?本文结合运用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对作用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清末民初的时代环境及教育近代化的开展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场景。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的西风东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催化剂。儒家文化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萌生的原生思想背景。所处具体地域文化场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性情和学术偏好,也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铺设了个人思维层面的基底。教育文化场景中:虽然民国着名大学校长国内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共性,然而留德和留美学人群的不同教育文化场景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大学校长所获取或感知的或显或隐的西方大学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思想为他们回国后主持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思想的来源基础。社会任职场景中:编译馆或杂志社任职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炼化厂;在政府任职时期积累的人脉为他们日后执掌大学、保证大学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方便;任职大学是最为关键的职业经历,可以加深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感知和体认,为他们提出颇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依据。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烘托下,高等教育思想呈现出衍生从属性、中西杂交性、理想性和前瞻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场景的转换对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认识和发展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的冲突与磨合,偶有可能发生政域场和学域场之间高等教育沟通思维的调适。对学术场景的聚焦研究发现:杜威一脉学术师承秉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然而其中国弟子在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与杜威相比发生了异变;北大同人的学术网络聚合性强,交互性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同质性和细微分化。对大学实践场景考察发现:大学校长的人事变迁不一定会导致一所大学理念的断裂,职业场景变换却可能使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发生微调或转变。对大学办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理念相关核心文本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思想内核的多元调和性与对立共生性。由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的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联结性和交叉性这几种特性,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截取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片段或者场景进行“神话”预制式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适切,亦可能遮蔽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基于场景视角,论文总结了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特点,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了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并尝试性提出了场景建设的路向。
桑海[4]（2020）在《从网刊到新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及其升级转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网刊"）上线出版已历十载,但迄今未见对这一期刊史现象的系统梳理,有必要对其理论脉络和实践进程作阶段性的回顾与反思。2011年春,为探索高校学报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转型的新路,部分高校学术期刊联合发起"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若干学科的专业网刊和跨学科的专题期刊,以开放获取方式在中国知网上线出版,因其模式创新以及对加盟刊传播的切实提升,引起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和赞誉。随着期刊生存环境的变化,网刊发展进入瓶颈期,为探索新的出路,网刊发起者在2015年初提出"域出版"理念,自2018年起又与中国知网共同推动网刊升级转型。网刊升级转型为新平台,是网刊和"域出版"理念的延续,符合学术出版与传播的发展大势,值得期刊界和学界期待。
贾韬[5]（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马少珍[6]（2019）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17年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高校社科学报是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到重要作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农业研究和三农议题是农业高校学报关注的焦点。作为农业大学学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从学校办学实际出发,紧跟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热点问题和社会现实议题,灵活设置栏目,注重专题策划与高水平机构合作,提高文章质量和期刊影响力,走上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结合内容分析法和访谈法,以高校学报改革为背景,对《学报》2008-2017年的发展进行了分析。首先,对《学报》十年间的栏目设置进行了详细分析,体现出栏目建设的历时性变化及演变特征;其次,对载文及引文数据进行分析,利用科学评价指标综合考察《学报》发展状况;第三,利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V对《学报》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解析《学报》载文特征;第四,立足于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情境,展现《学报》数字化建设成果;最后,根据《学报》十年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特点,并提出几点建议。研究发现:（一）《学报》栏目建设已具有稳定格局,形成了以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土地问题、经济与管理成为常设栏目,不定期开始专题栏目,根据需求增设特约专稿的栏目设置方式;（二）《学报》坚持开放办刊理念,加强了对文章质量的把关,走精品发展路线,实现了从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的转变。载文量呈下降趋势,但基金论文比、下载量、被引量、影响因子等均呈现上升趋势。（三）在知识图谱分析中,《学报》高频作者以校内作者为主,作者合作网络密度低;来源机构以校内学院或研究团队为主,机构合作密度低;关键词可视化分析显示,《学报》能根据学校优势、中央一号文件及社会热点议题进行选题策划,紧跟三农发展趋势,但关键词总体聚类效果及研究传承效果不佳。（四）《学报》微信公众号建立时间短、特色不突出;微博尚未开通,高校学报社科类微博建设整体状况堪忧。
吴婷[7]（2019）在《“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实施,对我国一流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亦对建设一流文科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因此,本论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SWOT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学界对一流理工科大学和文科的界定,对我国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历史回顾、诉求和现状、问题与原因以及环境分析（即分析其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并利用SWOT矩阵进行剖析）。同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流理工科高校文科发展路径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归纳出“小而精、交叉型”模式、“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灵活式、精品化”模式、“大而全、突重点”模式等文科建设路径,立足于“双一流”建设背景,提出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优化路径为“小而精、交叉型”模式和“依托式、应用型”模式,并对两种模式进行全面分析,以期能总结出能为其他院校文科发展提供借鉴的模式。最后,根据“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建设路径,结合SWOT分析方法,提出了实施SO、ST、WO、WT四大策略。SO策略即利用“品牌效应”和“后发优势”,建设“精、准、特色”型文科;依托理工学科优势,发展运用型文科;利用多学科交叉平台,有机融合文、理、工融合。ST策略即加强跨学科合作,实行学科帮扶;利用后发优势,扶优扶强;发挥“品牌效应”,加强就业创业指导。WO策略即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学科增长点;引育并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建立完善机制,实现文、理、工协调发展。WT策略即优化顶层设计,精准定位文科;建立优势特色,改变“木桶结构”;突出多学科交叉平台优势,拓展文、理、工交叉领域。
马晨莲[8]（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余柏青[9]（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指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张家豪[10]（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二、探索以工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文科学报的办刊之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以工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文科学报的办刊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1）“破五唯”语境下高校社科学报的困与思——以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新时代应有所作为，发挥综合优势 |
| 二 面临的四点问题 |
| 1.办刊思路僵化，学术影响力降低。 |
| 2.同质化问题凸显，优秀稿件不断流失。 |
| 3.内容繁杂难分，缺乏专业特色。 |
| 4.办刊资金匮乏，编辑队伍不稳定。 |
| 三 改革走向：从破“五唯”到走“四路” |
| (一)明确一个专业：走专业化之路 |
| (二)设立一个栏目：走特色化之路 |
| (三)建设一个系统：走专家化之路 |
| (四)搭建一个平台：走数字化之路 |
| 四 “破五唯”下创新发展的五点思考 |
（2）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西方大学理念相关研究 |
| 1.2.2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个体高等教育思想相关研究 |
| 1.2.3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思想研究 |
| 1.2.4 大学校长个性特质、能力及社会角色相关研究 |
| 1.2.5 知识社会学相关理论及应用研究 |
| 1.2.6 已有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着名大学校长 |
| 1.3.2 高等教育思想 |
| 1.4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1.4.1 场景:本义及多元衍生义 |
| 1.4.2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基础场景 |
| 2.1 时代背景:清末民初国际国内政治社会演变 |
| 2.1.1 洋务运动与器物之变 |
| 2.1.2 变法运动与制度之替 |
| 2.1.3 革命运动和思想之立 |
| 2.2 因应时局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展开 |
| 2.2.1 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教育近代化 |
| 2.2.2 民国成立以来的教育近代化 |
| 2.2.3 近代教育及高等教育制度变革对现代大学的呼唤 |
| 2.3 思想文化的鏖战: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取舍 |
| 2.3.1 中国儒家文化的式微和演变 |
| 2.3.2 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涌入 |
| 2.3.2.1 “进步”与“竞争”的人生趋向 |
| 2.3.2.2 “自由”与“民主”的价值理念 |
| 2.3.2.3 “科学”与“实用”的内容导向 |
| 2.3.2.4 “社会改良”与“社会改造”的政治诉求 |
| 2.3.3 思想文化环境:“无序的多元” |
| 2.4 时代和思潮影响下高等教育理想的型塑 |
| 2.4.1 树立教育/科学救国的信仰 |
| 2.4.2 树立创办现代一流大学的理念 |
| 2.5 高等教育思想孕育的基础场景分析 |
| 2.5.1 共时性:所处基础场景的特征 |
| 2.5.2 教育/学术救国:所处基础场景的主题和灵魂 |
| 3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分析 |
| 3.1 地域文化场景及其影响:以吴越文化为例 |
| 3.2 教育文化场景及其影响 |
| 3.2.1 教育文化场景所形成知识结构的共性 |
| 3.2.2 留学文化场景不同导致知识结构的差异 |
| 3.2.2.1 留德学人群:庞杂且多元的知识结构 |
| 3.2.2.2 留美学人群:术业有专攻的知识结构 |
| 3.2.3 不同留学文化场景下思维模式的差异 |
| 3.2.3.1 留德学人:思辨理性哲学传统的精神取向 |
| 3.2.3.2 留美学人:经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科学取向 |
| 3.2.4 教育文化场景的衍生:古希腊哲学思想及西方大学理念的灌溉 |
| 3.2.4.1 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涉猎 |
| 3.2.4.2 对于西方大学理念直接或间接的感知 |
| 3.3 社会组织任职场景分析 |
| 3.3.1 编译馆/杂志社历练:教育思想交流的炼化厂 |
| 3.3.2 政府部门任职: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
| 3.3.3 大学任职:一旦投入便报以赤诚 |
| 3.4 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作用下的高等教育思想特性 |
| 3.4.1 “硕学鸿儒”的学术特质与高等教育思想的衍生从属性 |
| 3.4.2 “学贯中西”的学术路径与高等教育思想的中西杂交性 |
| 3.4.3 “大学校长”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理想性和前瞻性 |
| 3.4.4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高等教育思想的公共性和批判性 |
| 3.5 场景变换对高等教育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
| 3.5.1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之冲突与磨合 |
| 3.5.2 借力政域场以成就学域场:高等教育管理思维的调适 |
| 3.6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的子场景关系分析 |
| 3.6.1 子场景之间的联结性 |
| 3.6.2 子场景之间的交叉性 |
| 4 学术场景的聚焦:学术师承和学术网络维度 |
| 4.1 学术谱系两维度解析 |
| 4.1.1 师承关系维度 |
| 4.1.2 学术网络维度 |
| 4.2 学术师承:以杜威一脉为例 |
| 4.2.1 治学方式:实验主义的方法 |
| 4.2.2 治学理念: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 |
| 4.2.3 杜威一脉师承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承继性和变异性 |
| 4.3 学术网络:以北大相关的大学校长为例 |
| 4.3.1 聚合性强的学术网络:师生之间的职业传承和学术交流 |
| 4.3.2 交互性佳的学术网络:大学校长平辈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
| 4.3.3 北大同人教育理念上的同质性和细微分化 |
| 4.4 学术谱系观照下高等教育思想的引入和植根 |
| 5 大学实践场景的轮换:北大校长和科学社成员的高等教育思想流变分析 |
| 5.1 大学校长更迭与高等教育思想的承继和发展——以北大为例 |
| 5.1.1 蔡元培初掌北京大学时期: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实践 |
| 5.1.2 蔡退蒋进: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渐融合 |
| 5.1.3 蒋辞胡继:从关注单一大学发展到聚焦国家高等教育全局 |
| 5.2 大学校长的社团交往、职业流动与高等教育理念的维系与转向 |
| 5.2.1 缘起中国科学社:留美学生的科学教育梦想 |
| 5.2.2 初露峥嵘:科学教育思想的早期萌芽 |
| 5.2.3 职业沉浮间:科学教育观的维系或转向 |
| 5.2.3.1 任鸿隽:一以贯之的科学教育提倡者 |
| 5.2.3.2 竺可桢:从看重科学教育到科学人文教育并重 |
| 5.2.3.3 胡先骕:教育观的天平从科学向人文偏移 |
| 5.3 大学实践场景下高等教育思想的流变和延续 |
| 6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内核及特点 |
| 6.1 大学理念文本梳理 |
| 6.1.1 关于大学的使命、功能、职能的认知演进 |
| 6.1.2 关于大学理想和大学精神的认知推进 |
| 6.1.3 关于具体大学理念的论述列举 |
| 6.2 大学教育理念内核:科学与人文的拉锯与对峙 |
| 6.2.1 古代社会人文教育的辉煌 |
| 6.2.2 民国时期科学教育对于人文教育的冲击和压制 |
| 6.2.3 群策群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眼中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
| 6.3 基于文本分析的高等教育思想的多元共生性 |
| 6.3.1 大学理念:使命、理想和精神的多元调和 |
| 6.3.2 教育理念: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的对立共生 |
| 6.4 共价值性:高等教育思想的文化价值观场景特点 |
| 7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及研究的再反思 |
| 7.1 民国时期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社会时代影响和价值 |
| 7.1.1 对于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
| 7.1.2 破除政教合一、争取教育独立和教育改造社会的尝试 |
| 7.1.3 为现今的大学发展和大学校长掌校做参考 |
| 7.1.3.1 大学校训的理念传承 |
| 7.1.3.2 大学校长毕业演说词的寄托 |
| 7.1.3.3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挈领 |
| 7.2 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再反思 |
| 7.2.1 民国大学校长研究的“神话”预制 |
| 7.2.2 场景特质的呈现及“神话”的解构 |
| 7.2.2.1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 |
| 7.2.2.2 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场景具有错综复杂性 |
| 7.2.3 “神话”的内伤:高等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基于场景分析的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 |
| 8.1.1 形成过程 |
| 8.1.2 影响因素 |
| 8.1.3 形成特点 |
| 8.2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 |
| 8.2.1 基础场景健全平稳却无法形成核心凝聚力 |
| 8.2.2 教育文化场景宏大规整且“亚教育文化场景”开始出现 |
| 8.2.3 社会任职场景中高等教育思想的实践面临着主客观挑战 |
| 8.3 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场景建设的路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4）从网刊到新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及其升级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一、网刊：回顾与反思 |
| （一）网刊的创办及其理念 |
| （二）网刊初期的成员 |
| （三）与中国知网的合作 |
| （四）网刊初见成效 |
| （五）网刊扩容与进入瓶颈期 |
| 二、“域出版”：诞生与终结 |
| （一）何谓“域出版” |
| （二）域出版与超星 |
| 三、新平台：升级与转型 |
| （一）期刊环境的新变化 |
| （二）“双一流”机遇与“体制病” |
| （三）出版业数字化新趋势 |
| （四）网刊升级转型思路 |
| 1. 即时更新的专题出版，与学术共同体融合 |
| 2. 全流程服务，突出投审稿和评价两端 |
| 3. 开放期刊来源，以质量为门槛遴选学术精品 |
| 4. 以用户为中心，提供个性化服务 |
| 5. 打造移动端，实现多屏互动、多维传播 |
| 四、结语 |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6）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17年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高校学报的研究 |
| 1.2.2 关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计量法 |
| 1.3.2 内容分析法 |
| 1.3.3 访谈法 |
| 1.4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概况 |
| 2.1 发展历程 |
| 2.2 办刊宗旨 |
| 2.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色化建设背景 |
| 2.3.1 名刊工程与名栏工程建设的总体要求 |
| 2.3.2 农业大学学报的自身发展需要 |
| 3 栏目设置分析 |
| 3.1 栏目设置的基本情况 |
| 3.2 栏目总体概况 |
| 3.3 栏目类型分析 |
| 3.3.1 低频栏目分析 |
| 3.3.2 中高频栏目分析 |
| 3.4 栏目设置特点总结 |
| 3.4.1 转变发展思维,科学规划栏目建设 |
| 3.4.2 依托学校优势学科,保证栏目稳定发展 |
| 3.4.3 反映学术前沿问题,把握时代发展脉络 |
| 3.4.4 多种栏目形式结合,提升《学报》竞争力 |
| 4 载文分析 |
| 4.1 载文量 |
| 4.1.1 载文量分析 |
| 4.1.2 稿件来源 |
| 4.2 基金论文 |
| 4.3 学科分布 |
| 4.4 下载量 |
| 4.5 小结 |
| 4.5.1 载文量变化明显,篇幅不断增长 |
| 4.5.2 稿件来源稳定,基金论文增长明显 |
| 4.5.3 学科聚集效果显着,特色栏目见成效 |
| 4.5.4 下载量逐年提升,网络传播优势突出 |
| 5 引文分析 |
| 5.1 被引分析 |
| 5.2 影响因子分析 |
| 5.3 高频被引文献分析 |
| 5.4 小结 |
| 6 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
| 6.1 作者分析 |
| 6.2 机构分析 |
| 6.3 关键词分析 |
| 6.3.1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
| 6.3.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聚类分析 |
| 6.3.3 载文研究热点演变历程 |
| 6.4 小结 |
| 6.4.1 重视高频作者,培养作者团队 |
| 6.4.2 加强机构合作,促进研究纵深化发展 |
| 6.4.3 从学报特征出发,合理规划选稿 |
| 7 数字化转型下的发展实践分析 |
| 7.1 高校学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 7.1.1 高校学报面临的挑战 |
| 7.1.2 高校学报发展的新动力 |
| 7.2 数字化实践分析 |
| 7.2.1 微信公众号 |
| 7.2.2 微博 |
| 7.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人物访谈 |
| 附录B: 攻读硕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创新之处和可行性论证 |
| 1.3.1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可行性论证 |
| 2 文献综述、概念诠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文献综述 |
| 2.1.2 文献评述 |
| 2.2 概念诠释 |
| 2.2.1 一流理工科大学 |
| 2.2.2 文科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自组织理论 |
| 2.3.2 自然淘汰理论 |
| 2.3.3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3 “双一流”背景下我国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综合分析 |
| 3.1 我国理工科大学文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 |
| 3.2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诉求 |
| 3.2.1 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 |
| 3.2.2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
| 3.2.3 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必然途径 |
| 3.2.4 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
| 3.3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现状 |
| 3.3.1 文科专业及学院设置情况 |
| 3.3.2 学生及师资情况 |
| 3.3.3 科学研究情况 |
| 3.4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4.1 文科的定位和功能认识不足 |
| 3.4.2 文科教师面临新的困境 |
| 3.4.3 文科发展机制不健全 |
| 3.4.4 文科生存危机加剧 |
| 4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环境分析 |
| 4.1 内部环境分析(SW) |
| 4.1.1 优势分析 |
| 4.1.2 劣势分析 |
| 4.2 外部环境分析(OT) |
| 4.2.1 机会分析 |
| 4.2.2 威胁分析 |
| 4.3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SWOT相关矩阵分析 |
| 4.3.1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SWOT分析 |
| 4.3.2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的IFE矩阵 |
| 4.3.3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的EFE矩阵 |
| 4.4 本章小结 |
| 5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路径分析 |
| 5.1 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的综合分析 |
| 5.2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 |
| 5.2.1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内涵 |
| 5.2.2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优势 |
| 5.2.3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案例分析 |
| 5.2.4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成效 |
| 5.3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 |
| 5.3.1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内涵 |
| 5.3.2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优势 |
| 5.3.3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案例分析 |
| 5.3.4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成效 |
| 5.4 结论 |
| 6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实施SO策略 |
| 6.1.1 利用“品牌效应”和“后发优势”,建设“精、准、特色”型文科 |
| 6.1.2 依托理工学科优势,发展运用型文科 |
| 6.1.3 利用多学科交叉平台,有机融合文、理、工 |
| 6.2 实施ST策略 |
| 6.2.1 加强跨学科合作,实行学科帮扶 |
| 6.2.2 利用后发优势,扶优扶强 |
| 6.2.3 发挥“品牌效应”,加强就业创业指导 |
| 6.3 实施WO策略 |
| 6.3.1 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学科增长点 |
| 6.3.2 引育并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
| 6.3.3 建立完善机制,实现文、理、工协调发展 |
| 6.4 实施WT策略 |
| 6.4.1 优化顶层设计,精准定位 |
| 6.4.2 建立优势特色,改变“木桶结构” |
| 6.4.3 利用多学科背景优势,拓展交叉学科,培植应用新文科 |
| 7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 1.1.1 西学释义 |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探索以工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文科学报的办刊之路（论文参考文献）
- [1]“破五唯”语境下高校社科学报的困与思——以综合性高校社科学报为例[J]. 孙永泰.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04)
- [2]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3]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D]. 杨凯良. 浙江大学, 2020(04)
- [4]从网刊到新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及其升级转型[J]. 桑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0(01)
- [5]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17年发展研究[D]. 马少珍.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3)
- [7]“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D]. 吴婷. 重庆大学, 2019(09)
- [8]《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9]《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