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读者·作者（论文文献综述）
高鹏程[1]（2021）在《《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正式发表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期间的两次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工作有了根本遵循,至今仍是国家意识形态、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但是,标准、原则的推行与秩序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巨量工作的支撑,对外需要开展文艺斗争,对内需要进行思想整风,194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便是参与其中的重要环节和力量。囿于办刊时间短、创刊地点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存世量低、以及被《讲话》光芒遮蔽等原因,以往历史叙事和文学研究并没有给予《丛刊》足够的重视,至少尚未对《丛刊》与《讲话》的复杂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发现问题,力图立足史料,努力回归文学史现场,阐明问题。研究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的关联。本章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结合1948年的政治、文化语境,梳理《丛刊》创刊背景,为其定位和定性,进而明晰其与《讲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建立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丛刊》是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左翼文艺界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目的在于阐释和宣传《讲话》精神,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构建《讲话》所描绘的新的文学秩序。第二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置于四十年代文学格局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重点分析《丛刊》为了清除《讲话》的传播障碍,对国统区文艺开展批判与清算,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尤其是对后者的批判,考察被批判对象面对批判的态度和思想转变,总结批判与清算的成效。第三章将《大众文艺丛刊》纳入左翼文学发展的历史框架内,着眼于左翼文艺界内部对《讲话》精神理解的分歧和开展的以《讲话》为基准的深刻检讨与反省,重点关注研究分歧的解决。关键在于理解《讲话》内容实质,根据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统一战线”表述,考察左翼文艺界内部的批评。第四章论述《大众文艺丛刊》对《讲话》精神的阐述与实践。归纳分析《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的文艺建设:其一,抓住细节的变动,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型,树立《讲话》的权威和作家进步转型典范;其二,强调文艺大众化建设,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运动,宣传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总结延安文学的经验与不足;其三,刊载介绍解放区文艺作品,践行《讲话》精神,倡导《讲话》提出的文艺创作导向。第五章《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本章在文本层面确定《丛刊》的独特价值,从纵向历史与横向地理两个方面分析《丛刊》在“转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丛刊》的文本价值体现在刊载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孕育形成的批评模式之中,尽管批评模式值得反思,但切实极大促进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接受,也深刻影响了国统区文艺创作。在促成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过程中,《丛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丛刊》是新中国文艺意识形态和方针政策的一次超前试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一体化运动的预演。《丛刊》与《讲话》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指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和新的文学秩序的建立。前者是对后者宣传实践的产物,后者对前者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即《丛刊》为传播、宣传、践行《讲话》精神,实现《讲话》文艺思想而创刊,围绕《讲话》精神开展文艺批判与相关文艺建设活动,为现代文学的转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巨大努力,此乃《丛刊》之真正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段晋霞[2]（2021）在《费什曼《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三章第1节）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报告所译内容为现代俄罗斯作家奥尔加·拉扎列夫娜·费什曼的历史类学术着作《13至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神话与现实》中的第三章第一节,主要讲述法国启蒙家眼中的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不断寻求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此文本的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让读者了解该时期中法两国的历史,从全新的视角看待该时期中法两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本报告旨在将理论知识付诸于翻译实践中,总结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人名、书名、史实等方面的难题及其解决方法,为类似文本的翻译提供一定启发。指出在翻译此类文本时,前期工作、制定个人翻译原则、将翻译理论及技巧熟练运用于实践的重要性。译者首先要熟悉文本及作者,其次要对该专业方向的内容有整体的把握,然后将自己的翻译原则贯穿于翻译过程。本文以原文本的译文为基础,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借助目的论从多角度选取典型案例,引用诸多相关着作的内容作为论据对文本翻译的方法进行分析总结。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书名号的翻译、文化差异词的翻译、汉学家名字的翻译及句子的翻译。其中句子的翻译主要从调序、拆分与合并、增译、减译、转换这六种技巧来阐释,同时对增加的译者注进行了研究。翻译过程译者严格要求自己,始终秉持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勤于查证对比分析的原则,二是充分考虑读者阅读感受的原则。为此译者在必要时添加了译者注,并倾注大量时间总结了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及书名,创建了两份附录。第一份附录中笔者按国籍将人名分类,包括人名的中文翻译、生卒年等。第二份附录列出了书名的原文、译文及作者。两份附录的创建旨在方便读者对应查找,也希望有一定可借鉴性。
李小刚[3]（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刘琳[4]（2020）在《《妇女旬刊》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关注和探讨》文中提出《妇女旬刊》是沐五四新文化运动光辉而诞生的一批女性刊物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它由名为“中华妇女学社”的民间妇女团体于1920年创办于杭州,前后共发行了二十载春秋。发行期间,它一直以妇女、家庭、儿童三个方面的相关事务为刊物要旨,并对妇女运动有关问题的讨论尤为着重。而其创刊前后的中国妇女运动,发展情势已与先时大不相同:不仅参与群体得到壮大、涉及层面得以入深,也获得了舆论阵地和国民政府的推动助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鲜活生机。本文选取了《妇女旬刊》发行前期,即1920—1936年共十七年间所刊布的言论类文章作为基础史料,考察了刊物编者及作者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进程的关注和探讨。总体而言,旬刊能紧随妇运潮流,着力增强广大妇女的主体意识,引导她们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鼓励她们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处理当中;并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四个方面,对其时的两性平等呼声作了尽可能全面而精细的解读,力求对解放大计有所补益。此外,《妇女旬刊》诸文中蕴含的合理内核,时至今日仍具有不容小觑的积极意义。同时,合理审视文章流露出的观念上的局限,既能使我们对旬刊的历史价值有更为全面的认知和更为科学的把握,也能令当下妇女事业的发展有史为鉴,免去重蹈覆辙之忧。
邓杨瑾[5]（2020）在《十九大以来《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消除贫困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主阵地之一,担负着宣传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任,刊发了大量有关于精准扶贫的报道。十九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对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任务,也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扶贫工作为扶贫报道提供实践来源的同时,精准扶贫报道也配合扶贫工作的开展,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进程。精准扶贫报道有提供信息,观测扶贫动态;解释扶贫政策,联系协调群众;推动政策落地,监督扶贫问题;持续报道议题,树立扶贫意识的功能,为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十九大以来的《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以稳定增长的报道数量、覆盖广泛的版面配合消息、通讯等新闻体裁,形成了常态化的精准扶贫报道;以贴近扶贫理念的报道主题、契合扶贫方针的地区选择以及多元化的新闻报道来源,共同构建了其精准扶贫报道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总体呈现。在具体的报道内容中,则以微观细致的报道内容、重点突出的报道角度以及多样丰富的报道形式,全面展示了精准扶贫工作下的贫困地区新貌,展现了贫困群众及扶贫干部团结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丰富了精准扶贫的内涵。《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能够很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增强对精准扶贫议题的舆论引导,但是在报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对少数偏远深度贫困地区的关注,成就型报道偏多,缺少问题导向以及新媒体报道不够成熟等。《人民日报》在掌握自身平台优势的同时,必须要扩宽自身的报道广度与深度,完善融合新闻生产机制,推动报网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以此保障精准扶贫报道的长效性发展,并为其他主流党报的精准扶贫报道提供借鉴,共同构建更加全面、立体以及生动的精准扶贫报道格局。
张雷[6]（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杨安文[7]（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冯潇屹[8]（2019）在《“回溯”与客观性的构造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几何学的起源》是胡塞尔晚年的一篇手稿。虽然表面看来,它与胡塞尔第一部着作《算术哲学》中对算术起源的追溯是相似的工作,从而与《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的批评相矛盾。但事实上,“几何学的起源”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展开了批评,而且这一批评可以被视为在《逻辑研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之后,胡塞尔就这一问题所提供的最后方案。如何能在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是其关键所在。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背景:胡塞尔认为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在于自然的数学化,或者说几何学化。即由数学的理想对象所建构的世界,取代了我们生活于其中唯一的生活世界。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使科学丧失了明见性,从而必然丧失其客观性,最终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而近代科学的发端——伽利略物理学,正是奠基于几何学之上,所以这一危机的根源在几何学中已经埋下了隐患。但几何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相对主义的结局。几何学起源于一种原初的明见性,而且它必然具有被一再重新激活的可能,这也正是保证几何学的客观性的关键所在。这种明见性的最初获得,得自于“第一个几何学家”由前几何学的生活世界提供的材料而进行的原创造。但对生活世界的回溯并非意味着从科学的态度返回到前科学的自然态度,恰恰相反,正是在对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中已经潜藏着对原初明见性的遗忘了。因而,这种自然态度仍然需要超越论的还原,还原的剩余物就是超越论的主体性,只有在这里,生活世界才能被真正的奠基。在这条“伽利略物理学→几何学→生活世界→超越论主体性”的回溯链条中,对几何学向生活世界的追溯具有最为特殊的意义。因为欧洲科学在伽利略那里的危机实际上就是几何学中潜藏着的危机,伽利略只是让它现实化了。而从生活世界回溯到超越论的主体性,则只是态度的转换。事实上生活世界始终存在,被还原掉的只是自然态度,从而暴露出主体与世界间的本质联系。但几何学及奠基于其上的物理学却是建构了一个理想世界,用以取代唯一的生活世界。所以这条回溯链条其实可以简单地用理想世界→生活世界来概括,而这实际上就是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正是这种追溯使得几何学的客观性得以奠基。但必须明确,在胡塞尔思想中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客观性。第一种客观性是现象学分析所暴露出来的意识的本质结构所具有的客观性,如内时间意识、交互主体性等。这种客观性是超越论的客观性,它不是对具体的个人而言事实上的客观性,而是对任何可能的主体而言,所必然具有的那种客观性。几何学的客观性与此不同,它奠基于超越论的客观性之上。后者保证了几何学作为一个唯一的、统一的传统的可能,也保证了对其原初明见性重新激活的可能。但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使得这种重新激活的可能难以实现,几何学以及奠基于其上的近代科学的统一性在其发展中便难以维系,欧洲科学于是陷入了危机。包括德里达在内的批评者都未能清晰地区分胡塞尔的双重客观性,从而横生出很多不真实的争论。德里达所谓的“原初的污染”,非但不能构成对胡塞尔的批评,反而恰恰是胡塞尔已经指出的问题。更有甚者,这“原初的污染”正是使得交互主体性成为可能——从而也是使得几何学的客观性成为可能——的关键所在。
陈龙[9]（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提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常璇璇[10]（2019）在《《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1930年10月到1933年12月的《德华日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采用MAXQDA作为辅助分析软件,对998期报纸中的中国报道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报纸在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四个议题领域的中国形象,并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探究其形成原因。论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其中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梳理了研究现状,并论述了研究的资料范围、研究问题、论文结构和研究的创新点。第二章包括理论基础和分析设计两部分。理论基础部分首先阐述了国家形象的概念,接下来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论述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特征,然后介绍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和质性分析软件MAXQDA。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分析设计部分描述并解释了本文的研究过程和步骤。第三章介绍了《德华日报》的在华发展历程及其受众和发行范围、版面内容设置等方面的特点,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相关和必要的背景信息。第四章通过对所研究时间范围内报纸中涉华报道的定量内容分析,从报道数量、报道议题、通讯社消息和中国报刊摘译四个方面确定了中国报道的特点,为建构中国形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本文发现,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12月,报纸中的中国报道总量达到11873篇,其中1930年报纸对中国报道的频率最低,1931年达到最高,之后两年逐渐降低。在报道议题上,报纸全面报道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交通、地区、文化、教育、国民、法律等领域的动态,其中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构成了报纸的主要议题领域,相关报道占报道总量的九成以上。在刊登的通讯社消息中,超过一半的涉华报道来自中国的通讯社。此外,报纸从中国报刊中摘译的文章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国报道的这四方面特征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德国政府的外交及宣传政策、中德关系、德国报业传统和报馆经营状况等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第五章基于定性内容分析从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这四个主要议题方面建构报纸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表明,从创刊到1933年底,《德华日报》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包括内忧外患、无法统一的政治形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社会形象,衰退落后的经济形象和努力建设的交通形象。这样的中国形象兼具了正面和负面两种特性,其背后隐藏着报纸对中国既友好又敌视的矛盾情感。报纸对中国进行报道的同时也塑造了德国的自我形象,在政治报道中展现出德国作为中国的“友邦”和“命运共同体”的形象,在社会报道中突出在华德侨的“救助者”形象,在经济和交通报道中将德国塑造成中国的“援助者”和“合作者”。报纸展现的这些正面的德国形象无疑是德国在华宣传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一战中受损的国家形象。第六章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分析了《德华日报》中的中国形象成因。报纸基于德国本我视角,将中国纳入本我理解体系中,对中国进行了观察、描述和评价,塑造出一种主观中国形象,其中也包含着对德国本国的审视和思考,反映出德国在中国形象中的投射。在这种跨文化理解过程中,《德华日报》对中国的报道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观影响因素分为集体层面、媒体层面和个体层面:集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包括德国对华政策和国家利益、德国驻华外交机构的控制、德国经济利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新闻理念。媒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分别涉及报纸的商业利益和主编个人的态度及价值观。此外,由于《德华日报》在中国发行,它对中国的报道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新闻管制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诸多因素影响着《德华日报》视角下中国形象和德国形象的互动建构。第七章为结语,该部分对论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指出论文的局限性和后续研究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本文以《德华日报》为例对德国媒体中的近代中国形象进行了探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这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媒体塑造和呈现的近代中国形象不仅是西方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为解读德国当代媒体中的涉华报道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
二、致读者·作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致读者·作者（论文提纲范文）
（1）《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
| 第一章 《大众文艺丛刊》与《讲话》精神的关联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性质 |
| 第二章 批判与清理:清除《讲话》精神传播的障碍 |
| 第一节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 |
| 第二节 对“反动文艺”的全面清理 |
| 第三节 新形势下的“新文艺观” |
| 第三章 反省与统一:消除《讲话》精神传播的内部干扰 |
| 第一节 《讲话》精神的“正解” |
|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下的“协奏” |
| 第三节 “彻底检讨”与“深刻反省” |
| 第四章 对《讲话》精神的正面解读与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塑造思想改造进步的作家典范 |
| 第二节 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 |
| 第三节 创作实践——“实在的故事” |
| 第五章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学史意义与反思 |
| 第一节 《大众文艺丛刊》的文本价值 |
| 第二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 |
| 第三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当代文学”形态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费什曼《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三章第1节）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Abstract |
| ВВЕДЕНИЕ |
| ГЛАВА Ⅰ КРАТ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ТЕКСТЕ |
| 1.1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текста |
| 1.1.1 Описание об оригинальном тексте |
| 1.1.2 Описание об авторе |
| 1.1.3 Описан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а и трудностей перевода |
| 1.2 Значение выбора текста |
| 1.2.1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
| 1.2.2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
| ГЛАВА Ⅱ ОПИСАНИЕ ПРОЦЕССА ПЕРЕВОДА |
| 2.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переводу |
| 2.1.1 Предпереводная работа |
| 2.1.2 Выбор стратегии перевода |
| 2.1.3 Переводные правила переводчика |
| 2.2 Процесс перевода и коррекции |
| 2.2.1 Первый вариант и второй вариант |
| 2.2.2 Третий вариант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
| ГЛАВА Ⅲ АНАЛИЗ ПРИМЕРОВ ПЕРЕВОДА |
| 3.1 Перевод кавычки-ёлочек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
| 3.1.1 Кавычки |
| 3.1.2 Опущение |
| 3.2 Перевод слов с 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ннотацией |
| 3.2.1 Перевод названи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должности |
| 3.2.2 Перевод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ов |
| 3.3 Перевод имен китаеведов |
| 3.4 Перевода предложений |
| 3.4.1 Перестановка |
| 3.4.2 Членение и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 |
| 3.4.3 Добавление |
| 3.4.4 Опущение |
| 3.4.5 Замена |
| 3.5 Добавл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переводчика |
| ГЛАВА Ⅳ ПРОБЛЕМЫ И ОПЫТЫ |
| 4.1 Проблемы в переводе |
| 4.2 Полученные опыты |
| ЗАКЛЮЧЕНИЕ |
| ЛИТЕРАТУРА |
| ПРИЛОЖЕНИЕ Ⅰ ОРИГИНАЛ |
| ПРИЛОЖЕНИЕ Ⅱ ПЕРЕВОД |
| ПРИЛОЖЕНИЕ Ⅲ ГЛАВНЫЕ ИМЕНА |
| ПРИЛОЖЕНИЕ Ⅳ НАЗЫВНИЯ КНИГ |
| 致谢 |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 (二)梦幻性段落 |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多角色命运 |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妇女旬刊》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关注和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研究现状 |
| (二)中国近代女性刊物的研究现状 |
| (三)《妇女旬刊》的研究现状 |
| 三、史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史料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妇女旬刊》概况 |
| 一、几种同名刊物的说明 |
| 二、创刊时间与发行情况 |
| 三、办刊团体与编辑人员 |
| 四、刊物旨趣与内容分类 |
| 五、言论类文章作者群像 |
| 第二章 《妇女旬刊》创刊前后的中国妇女运动情势 |
| 一、参与群体的壮大 |
| 二、涉及层面的入深 |
| 三、舆论阵地的扩张 |
| 四、国民政府的助进 |
| 第三章 《妇女旬刊》对妇女主体意识的关注 |
| 一、生存状态的导引 |
| (一)追求形体健康 |
| (二)养成人格独立 |
| 二、社会责任的发现 |
| (一)关心国事大局 |
| (二)关怀特殊群体 |
| 第四章 《妇女旬刊》对两性平等呼声的解读 |
| 一、政治平等:参政权利 |
| 二、经济平等:财产取得 |
| 三、文化平等:教育普及 |
| 四、生活平等:婚姻家庭 |
| 第五章 历史省思 |
| 一、合理内核 |
| 二、既存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十九大以来《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1.1 研究缘起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文献综述 |
| 0.2.1 精准扶贫研究 |
| 0.2.2 精准扶贫报道研究 |
| 0.2.3 《人民日报》研究 |
| 0.3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之处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创新之处 |
| 第1章 精准扶贫报道的定义、意义及演进 |
| 1.1 精准扶贫与精准扶贫报道 |
| 1.1.1 精准扶贫的内涵及历史演进 |
| 1.1.2 精准扶贫报道的定义及演变 |
| 1.2 精准扶贫理论及精准扶贫报道的意义 |
| 1.2.1 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
| 1.2.2 精准扶贫报道的价值与意义 |
| 1.3 《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历史演进 |
| 1.3.1 曲折发展下的封闭式报道(1948-1977) |
| 1.3.2 改革开放下的整体式报道(1978-2000) |
| 1.3.3 整体部署下的深入式报道(2001-2012) |
| 1.3.4 精准施策下的重点式报道(2013-2017) |
| 第2章 十九大以来《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总体呈现 |
| 2.1 常态化的整体式报道 |
| 2.1.1 报道总量稳定增长 |
| 2.1.2 报道版面覆盖范围广 |
| 2.1.3 报道体裁以消息和通讯为主 |
| 2.2 契合政策的正面宣传报道 |
| 2.2.1 报道主题贴近精准扶贫方针 |
| 2.2.2 报道地域与扶贫标准相吻合 |
| 2.2.3 报道基调以正面为主 |
| 2.3 权威可信的新闻报道来源 |
| 2.3.1 稿件来源以记者为主,多方发表意见 |
| 2.3.2 消息来源以官方为主,各界积极参与 |
| 第3章 十九大以来《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具体表现 |
| 3.1 报道内容:微观细致核心凝练 |
| 3.1.1 标题多元且突出报道主旨 |
| 3.1.2 导语描述直击新闻核心 |
| 3.1.3 语言表达平实接地气 |
| 3.2 报道形式:多样丰富灵活表达 |
| 3.2.1 图文数据直观展现脱贫成效 |
| 3.2.2 注重评论透析扶贫工作 |
| 3.2.3 新媒体报道的积极尝试 |
| 3.3 报道角度:注重细节重点突出 |
| 3.3.1 以小切口报道大主题 |
| 3.3.2 以点带面塑造扶贫模范 |
| 3.3.3 立足一线挖掘扶贫细节 |
| 第4章 十九大以来《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不足与展望 |
| 4.1 《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不足之处 |
| 4.1.1 报道地域有偏重,缺少对少数偏远贫困地区关注 |
| 4.1.2 扶贫报道针对性不足,缺乏问题导向 |
| 4.1.3 新媒体报道形式单一,缺少报网互动 |
| 4.2 《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的优化建议 |
| 4.2.1 平衡报道地区,拓展报道广度 |
| 4.2.2 立足理性思考,精准深度报道 |
| 4.2.3 融合新闻生产,完善“中央厨房”运行机制 |
| 4.3 《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对我国主流党报的启示 |
| 4.3.1 组建精准扶贫报道团队,全面立体报道 |
| 4.3.2 扎根扶贫一线,讲好扶贫故事 |
| 4.3.3 立足区位优势,精准策划报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回溯”与客观性的构造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及问题的提出 |
| 第二章 回溯之链 |
| 第一节 欧洲科学危机 |
| 第二节 伽利略物理学与几何学 |
| 第三节 超越论转向与两个世界 |
| 小结 |
| 第三章 几何学“前史” |
| 第一节 两种客观性 |
| 第二节 理想化与观念化 |
| 第三节 原初意义与意义构成物 |
| 第四节 原初明见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几何学的客观性构造 |
| 第一节 原初意义构造 |
| 第二节 历史性先天 |
| 第三节 传统与回溯 |
| 第四节 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 |
| 代结语:对德里达的回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现状 |
| 1.2.1.1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1.2.1.2 德国的研究现状 |
| 1.2.2 《德华日报》的研究现状 |
| 1.3 资料范围与研究问题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设计 |
| 2.1 国家形象概念的解释及界定 |
| 2.1.1 形象 |
| 2.1.2 国家形象 |
| 2.2 跨文化认知与国家形象 |
| 2.3 内容分析方法 |
| 2.3.1 定义 |
| 2.3.2 目标 |
| 2.3.2.1 描述报道 |
| 2.3.2.2 推断社会现实 |
| 2.3.3 研究步骤 |
| 2.4 质性分析软件MAXQDA |
| 2.5 分析设计 |
| 第3章 《德华日报》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 3.1 《德华日报》的前身：《德文满洲日报》(1929.12-1930.8) |
| 3.1.1 艰难的创刊 |
| 3.1.2 办报宗旨 |
| 3.1.3 版面内容设置 |
| 3.1.4 停刊原因 |
| 3.2 《德华日报》(1930.10-1939.9) |
| 3.2.1 创办及发展 |
| 3.2.2 受众和发行范围 |
| 3.2.3 版面内容设置 |
| 3.2.4 洪涛生和《德华日报》 |
| 3.3 更名后的《德华日报》：《德文日报》(1939.10-1945.6) |
| 3.3.1 更名后的发展 |
| 3.3.2 受众和发行范围 |
| 3.3.3 版面内容设置 |
| 第4章 中国报道的定量分析 |
| 4.1 报道总量与频率 |
| 4.2 报道议题分布 |
| 4.3 通讯社消息 |
| 4.4 中国报刊摘译 |
| 第5章 中国形象建构 |
| 5.1 政治形象：内忧外患、无法统一 |
| 5.1.1 内战纷争 |
| 5.1.1.1 持续的军阀混战与地方叛乱 |
| 5.1.1.2 严重的派系斗争 |
| 5.1.1.3 “危险”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围剿” |
| 5.1.2 国际争端 |
| 5.1.2.1 废除治外法权的斗争 |
| 5.1.2.2 中日冲突 |
| 5.2 社会形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
| 5.2.1 自然灾害 |
| 5.2.2 鸦片问题 |
| 5.2.3 猖獗的匪患 |
| 5.2.4 苦难的民众 |
| 5.3 经济形象：衰退落后 |
| 5.3.1 受战乱破坏的产业 |
| 5.3.2 苛捐杂税 |
| 5.3.3 失业问题 |
| 5.3.4 受质疑的工业计划 |
| 5.3.5 中德贸易 |
| 5.4 交通形象：努力建设 |
| 5.4.1 公路 |
| 5.4.2 铁路 |
| 5.4.3 航空 |
| 第6章 中国形象成因探析 |
| 6.1 主观因素 |
| 6.1.1 德国对华政策和国家利益 |
| 6.1.2 德国驻华外交机构的控制 |
| 6.1.3 德国经济利益 |
| 6.1.4 欧洲中心主义 |
| 6.1.5 西方新闻理念 |
| 6.1.6 报纸的商业利益 |
| 6.1.7 个人因素 |
| 6.2 客观因素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引用的《德华日报》中国报道列表 |
| 附录二：引用的《德华日报》/《德文日报》其他文章列表 |
| 附录三：引用的《德文满洲日报》文章列表 |
| 附录四：引用的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名录 |
四、致读者·作者（论文参考文献）
- [1]《大众文艺丛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传播与实践研究[D]. 高鹏程. 吉林大学, 2021(02)
- [2]费什曼《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三章第1节）翻译实践报告[D]. 段晋霞.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妇女旬刊》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关注和探讨[D]. 刘琳.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十九大以来《人民日报》精准扶贫报道研究[D]. 邓杨瑾. 湘潭大学, 2020(02)
- [6]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7]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8]“回溯”与客观性的构造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研究[D]. 冯潇屹. 中山大学, 2019(04)
- [9]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10]《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D]. 常璇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标签：戏剧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德国生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