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表彰续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的决定（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陈斯亮[2]（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孙克诚[3]（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徐长生[4]（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提出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王超[5]（2019）在《杜甫遗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经历坎坷,既见证了有唐一代最为繁盛的开元、天宝时代,又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既是唐王朝兴衰史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内心喜怒哀乐的寄托。杜甫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受到后人的推崇,其艰难的人生际遇也常引起后世文人的痛惜、感怀,杜甫也因此受到了后人广泛的祭祀与纪念。时至今日,在杜甫一生所经之处以及卒葬、籍贯之地,仍然存在着很多与杜甫相关的祠、墓、故居、亭台等遗迹,并有众多历代相关文献附着于其上。本论文就以这些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十余处杜甫遗迹的创建源流、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前八章以杜甫生前所经之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考辨、研究了杜甫曾到过或后人认为杜甫曾到过的长安、鄠县、鄜州、延州、秦州、成州、栗亭、成都八地杜甫遗迹的产生、沿革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祭祀形象。九至十二章考辨、研究了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杜甫墓葬遗迹。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四处墓葬均有破绽,因此本文并不将各地杜甫墓葬的真伪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而是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着重关注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杜甫墓的产生时间、历史依据、相互间的争讼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地域文化因素,从中提炼出这些杜甫墓葬遗迹表达出的对杜甫的崇祀和对杜甫精神、文化的弘扬。本论文主体的十二章内容各有创新。第一、五、六、七章分别研究西安、秦州、成州、栗亭四处故居、祠堂遗迹。不仅详细考辨了这四地遗迹的产生和沿革问题,更依据相关碑记、题诗、方志等文献展现了这些遗迹创建及历代重修中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变化过程。这是此前杜甫接受研究没有关注的新问题,对丰富杜甫接受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章研究的是鄠县渼陂空翠堂。空翠堂最初是宋人在渼陂见到的一处残破亭台,由北宋张汲重修并以杜诗命名。明末局势动荡之际,本地官员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重修空翠堂,既蕴含了国运艰难之下缅怀杜甫的感情,又有军事堡垒的功能。直至清代,空翠堂才最终成为祭祀杜甫的祠堂。空翠堂的沿革史在杜甫遗迹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三章以杜甫鄜州羌村故居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宋代以来杜甫寓居鄜州羌村的三种说法,分析了两处故居的文献线索,证实宋明两代主流观点中并非有两个羌村,而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述,由此得出杜甫寓居鄜州时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此结论纠正了自清代以来,一大部分学者为调和两处羌村的矛盾,认为杜甫在鄜州寓居过两个羌村的错误认识。第四章以延安杜公祠为研究中心,以明清时期杜甫避乱延州传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延安杜甫遗迹从无到有的历程,以及延安杜公祠从清代到现代历次重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界一致认定安史之乱中杜甫未曾到达延州,因此延安杜公祠就有了如同耒阳杜甫墓一样的现象级研究意义。第八章以最负盛名的杜甫遗迹——成都草堂为研究对象。由于成都草堂历代修建文献众多、学术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考证草堂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前人疏忽的历史细节问题详加考证,纠正了前人对明万历年间草堂重修人何宇度籍贯及官职的错误认识,探究了清人杜玉林官职升迁与屡次重修草堂的内在动因。此外,本章着重将地方官员的官职身份与重修草堂事迹相互关联,探讨地方官员在重修草堂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第九章与第十章围绕偃师和巩县两地对杜甫墓的真伪之争展开,笔者在充分考证文献,证明两地墓葬皆有破绽的前提下,跳出了真伪之辨,将重点着眼于两地杜甫遗迹的产生过程以及争讼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心态问题。两章分别对偃师和巩县杜甫墓的文献依据进行了细致考辨,着重阐释了偃师重现杜甫墓及巩县积极营造杜甫故里的行为过程,分析两地争讼中的“出招”和“对策”,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态和崇祀杜甫的真挚情怀。第十一章介绍了唐宋时期两种杜甫身死耒阳传说的史源及流传,考证了从五代至近现代耒阳杜甫祠墓的兴衰。本章的研究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历代重修文献,发掘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第二,则是观照了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杜甫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契合,这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以平江杜甫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杜甫旅殡岳阳说的演变及平江杜甫墓的依据和由来等问题。展现了平江杜甫墓从无到有,并最终与耒阳杜甫墓并举的过程。与第九、十两章相似,笔者认为,在杜甫未卒于耒阳以及平江杜甫墓出现极为晚近的前提下,讨论两地墓葬真伪问题并无创新价值。因此,本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探究平江当地学者、官员考证杜甫墓、确认杜甫墓、“创造”杜甫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考辨分析,指出平江杜甫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当地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体现在家乡之爱.和尊杜之诚上。总之,本文是对杜甫遗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并具有创新点的论文。通过对各处具体遗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归纳了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总结了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展现了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发掘了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希望对杜甫遗迹研究及杜甫接受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钱成[6]（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任淑莉[7]（2019）在《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元方志处于方志发展的成熟和完备阶段,其中浙江地区方志存量大、质量佳,保存了不少语言、历史、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珍贵材料。目前学界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研究尚不系统,也不够深入。散佚的宋元方志辑佚成果需做较为完备而全面的补辑,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活化石”,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又是非常值得整理的语言文字学文献,至今没有人做过整理和考证。论文基于文献学角度,对我国宋、元两代编纂成书的浙江地方志文献（包括18部现存方志（残志）及161部亡佚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界定了研究范围,阐述了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并对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根据历代目录,参考相关方志研究成果,考订取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存佚总目》;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的分布特点;对宋元浙江方志名称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宋元浙江方志整体特点。第三部分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在历代史志目录、补史目录、官书目录、私家目录中的分布情况,系统梳理现存主要目录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着录信息,整理《宋元浙江方志目录着录表》;结合宋元以来各类地理志、史注、类书、文集笔记等,对历代目录着录宋元浙江方志存在的方志误录、作者名号、卷帙及同书异名现象进行了考证。第四部分遍检宋元以来各类文献,综合各家所辑,在刘纬毅辑本75种方志基础上,补辑宋元方志46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辑佚稿》;对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存在的方志误录,佚文误辑、多辑、漏辑等进行了辩证;对补辑佚文中文献记载互异、内容史实有疑的条目进行了考证。第五部分从时代、体类、地域三个方面,对两宋及元代浙江方志编纂总体情况进行了概述;梳理了浙江方志的作者背景,考察了作者籍贯、时任官职、修志职务等,制成《宋元浙江方志作者一览表》;结合编纂方式、编纂目的、编纂条件及出版经费来源,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编纂特点进行了整体研究;从体裁、篇目结构与文字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对宋元浙江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考察;以宋元“四明六志”为例,探讨了续修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第六部分是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专题。论文以现存18部宋元浙江方志与所辑1543条佚文为文本范围,对宋元浙江方志中334个方言词进行了辑录、考释;结合古今书证,考察方言词的历史源流嬗变,追溯较早源头、文献用例、通行地域等。
朱亦灵[8]（2019）在《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文中提出明清之际江南的抗清运动与参与抵抗的士大夫群体历来备受瞩目,但在民族主义思维的影响下,以“忠臣”为代表的明季士大夫群体在当前研究中仍普遍被严重地样板化、模式化,随之丧失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影响我们对明清易代史的深入理解。本文有鉴于此,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念,以嘉定名绅侯岐曾的日记为基本资料,尽量全方位地展现他在明清鼎革之初的生活,包括生活感知、消闲活动、疾病医疗、社会交往与政治活动等内容,从而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因素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并从生活的角度揭示他在顺治四年以藏匿名士陈子龙的形式卷入复明运动的原因。嘉定侯氏因参与顺治二年的嘉定抗清运动而遭受破家之祸,导致侯岐曾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创伤意识与危机心态成为生活感知的主要内容。在这一心态的影响下,侯岐曾着力维护自己作为“儒者”与“遗民”的自我认同,从而致力于诗词之道,并认为自己罹患疟疾也主要源于外部压力。侯岐曾在入清以后虽保持对明王朝的忠诚,但以“奉母保孤”为生活目标,不愿参与复明运动,对亲友从事也持保留态度。但清朝官府有心通过籍没、取租二事惩治侯家,使侯岐曾的复仇心理、创伤意识、危机心态不断强化,身体状况亦每况愈下,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应是他在情急之下决定藏匿陈子龙的主要原因。这个抉择表面上源于政治态度,其实与本人生存状态与生活脉络的关联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表明,明清易代史研究若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深入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关注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易代这一历史进程的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段复杂历史的深入理解。其次,在晚明士绅研究中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理念,有助于整合政治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现有成果,较完整地还原晚明士绅的生命图像。最后,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大胆跨越“日常”与“非日常”的界限,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转化为人的生活内容,再将自身理念运用于理解这些“非日常”的人类活动中,促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交汇,加强历史学科内部的统合。
史煜[9]（2019）在《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鸦片战争遭遇西方武力冲击,中国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延续千年的传统建筑体系从沿海至内陆城市渐次发生近现代化演变。西安作为中国内陆传统城市典型代表与华夏文化生发繁荣之地,经历了20世纪来持续变革求新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取得城市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因明城区大片历史街区建筑消失与城市记忆难以承续的现状。在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从经济指标“量”的扩张转向历史文化与环境生态“质”的彰显之际,学界对西安都城时代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城市近现代发展变迁的研究。鉴于建筑是城市最基本的物质组成,本文选择以20世纪来西安明城区不同时段所生发新建筑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具体产物,以西安从传统向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利用影像文本“客观纪实性”功能再现建筑形态特征,呈现与解析明城区建筑演进历程,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再塑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探索实践提供借鉴。首先,立足影像与建筑文化研究方向,将建筑影像与历史文本相结合作为还原城市记忆的基本载体,在以人为主体、建筑为客体所形成的城市记忆框架中,以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历史为线索,搜集整合20世纪来（1900-2010）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建筑影像文本,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分期、分类及演变研究。其次,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在西安城市建筑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将清末（1900-1911）、民国（1912-1949）与共和国（1949-2010）三个典型时期建筑影像文本进行分类对比,以“图文”互证方式还原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演变历程,借助图像学与现象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解读,揭示演变特征、规律及综合动因。再次,利用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缘、区域、节点、地标）作为体验与认知城市的一种方法,对应分析20世纪不同时段西安城市代表性建筑,尝试还原与建构近现代西安城市记忆。近现代西安传统建筑是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现实需求,从“模仿搬用”到“选择吸收”西方先进建筑形式与技术的演进历程,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主体审美与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传统建筑体系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做出权衡与选择的实践过程。以城市记忆的“整体性、时代性、延续性与建构性”为原则,对20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建筑状况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1）“体用”原则上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延续性在西安城市近现代化转型历程中,城市发展渐从传统社会的闭守走向近现代的开放,在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体”对西方建筑形式、材料、结构等因素“用”的基础上,传统建筑主体地位逐步被削弱而日趋式微。是在政治与军事因素主导下,从清末“洋风”模仿建筑到民国以不同程度的中西“折衷”特征为主、兼有少量几何形式特征工业化建筑,经历共和国初期“苏化”因素影响,又从单一国家性建筑逐步走向现代化探索与多元化发展历程,建筑是“自上而下”非自然发展路径,以“局部-整体-简化-创新”不同程度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渐变为其发展规律。（2）传统建筑文化承续及创新的矛盾性与表面性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西北区域重镇与传统内陆城市,近代“洋风”模仿、中西“折衷”建筑到建国10周年经典的“传统”复兴建筑,在改革开放后1990-201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以房地产商业开发与以旧城拆迁改造为手段的城市化建设,带来明城区商业化、功能化的大尺度的现代建筑在明城墙内外无序耸立,因其与西安历史文化缺乏关联而影响古城整体建筑风貌。近年来,西安明城区依旧以在建筑上附加传统元素与佩戴仿古头饰屋顶作为体现古都风貌的手法,令人深感传统建筑传承与创新层面缺乏文化关联呈现出的矛盾心态与形式的表面性。（3）城市建筑演变缺乏历史文化承续性与整体观伴随20世纪以来西安城市建筑特征近现代化演变历程,西安明城区多数历史街区风貌逐步被科技文明所打造的功能化、商业化与符号化的新建筑所替代与消解,建筑景观的汰换更新导致历史特色被抹除失去城市记忆载体,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在加速城市记忆的缺失,不利于获得古城西安作为精神家园应有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基于城市记忆与建筑影像的互动同构关系再现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历程,省察急躁功利的赶超式与风貌式城市建设行为,汲取东西方城市近现代化发展正反经验,以期在健全城市建设评估与民众参与的监督管控机制,重拾城市文化自信、再塑城市历史风貌,将西安建成生态宜居的家园,肩负起“国家文化形象”的城市职能与使命。
梁丽莎[10]（2019）在《剑阁城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剑阁县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地处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结合部,历史悠久,形成了独特的关隘文化、蜀道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有“川北金三角”、“蜀道明珠”之美誉。剑门天险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剑阁城在此背景下兴起。本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梳理剑阁城变迁的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为剑阁城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始在今剑阁县境内设置当德县（治所在汉阳镇,故城名黄芦城）,隶属于梓潼郡。三国时期,因倚大小剑山之势,蜀汉于此置阁尉,设戍守,成为军事要隘。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东晋永和三年（347）,于晋寿县境新置剑阁县（治所在下寺镇大仓坝,即小剑故城）,剑阁之名始见于此。此后几经兴废。2003年9月,剑阁城由普安镇迁往下寺镇。剑阁城曾为州、郡、府、县治所,有1700多年历史。剑阁城是剑阁县的政治中心,交通便利,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但是,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对地方风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剑阁城城墙为明成化十年（1474）剑州知州孟璋修筑,此前防御主要依靠天然屏障。剑阁县地处群山环绕之下,进出剑阁需从两山夹缝通过。依托城市地形,东南部发展较好,西北部稍差。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内建筑种类和数量也逐渐增加。清代剑阁城形成了以县署为中心,民居、学宫、书院、寺观、店铺等为补充的城市平面格局。剑阁城的户口数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所起伏,但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剑阁县的农业历来是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经济作物种植为辅,但是,由于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剑阁县的粮食生产并不理想,而蔬菜、瓜果、药材等经济作物在满足自给的同时,有一定程度的对外输出,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剑阁城的商业发展无以为继,市场曾经关闭。清朝统一全国后,四川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剑阁城商业再度活跃,但总体水平较低。此外,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剑阁县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宋元明清时期,剑阁学校教育属于庙学制阶段,书院、私塾等学校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剑阁鹤鸣山作为五斗米道的肇始地,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道教流传较早,影响较大。剑阁县历史上涌现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为剑阁县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剑阁县解放后,剑阁城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面临百废待兴的考验。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剑阁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城市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是,由于剑阁城建城之初城区面积较小,城市整体规划时间较晚,历史文化遗迹遭到严重破坏。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对剑阁城的发展极为不利。县城全面搬迁以后,旧城址破坏严重。因此,只有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协调好剑阁城的发展与保护,科学地开发县境内的旅游资源,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关于表彰续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的决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表彰续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3）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 一、经学贡献 |
| 二、理学贡献 |
| 三、史学贡献 |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 一、书法贡献 |
| 二、音乐贡献 |
| 三、集藏贡献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 一、传记文 |
| 二、序跋文 |
| 三、碑志文 |
| 四、书启文 |
| 五、哀祭文 |
| 六、论说文 |
| 七、杂记文 |
| 八、赞铭箴赋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 一、诗歌结社 |
| 二、诗论建树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杜甫遗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杜甫遗迹的内涵与外延 |
| 三、杜甫遗迹相关传世文献概述 |
| 四、杜甫遗迹研究相关成果综述 |
| 五、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西安杜公祠研究 |
| 第一节 西安杜公祠与杜甫的祭祀形象 |
| 一、明代杜公祠的创建与乡贤杜甫 |
| 二、清初重修杜公祠与诗圣杜甫 |
| 三、清中期重修杜公祠与乡贤杜甫的回归 |
| 四、清末社会动荡与国士杜甫 |
| 第二节 西安杜公祠的历代营建与改建 |
| 第二章 鄠县渼陂空翠堂考 |
| 第一节 杜甫与渼陂 |
| 第二节 空翠堂的历代兴建 |
| 一、宋代空翠堂的兴建 |
| 二、明代重建空翠堂 |
| 三、清代杜公祠的兴建 |
| 第三章 鄜州羌村遗迹考 |
| 第一节 鄜州羌村地点有两说 |
| 一、宋人洛交羌村说 |
| 二、明人三川羌村说 |
| 第二节 三川杜甫草堂与题刻 |
| 第三节 洛交羌村说的渐占上风 |
| 第四节 三川仍为真羌村 |
| 第四章 延安杜甫崇祀考 |
| 第一节 牡丹川与牡丹山:杜甫遗迹传说 |
| 一、杜甫避乱延州说的演变过程 |
| 二、清人对杜甫川的质疑 |
| 第二节 清代杜公祠的创建 |
| 一、清道光创立杜公祠 |
| 二、清同治移建杜公祠 |
| 第三节 杜甫川杜公祠的复建 |
| 第五章 秦州杜甫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秦州东柯谷杜甫故居与祠堂 |
| 一、杜甫东柯谷故居考 |
| 二、东柯谷杜公祠的兴废 |
| 第二节 天靖山李杜祠的创建 |
| 一、李杜祠创建文献辨析 |
| 二、清人对李杜并祀的推测 |
| 第三节 清代天靖山李杜祠兴废考 |
| 一、顺治十三年宋琬重建 |
| 二、清康熙六十一年卢询重修 |
| 三、乾隆年间重修史实考辨 |
| 四、同治光绪时期的李杜祠 |
| 第四节 清末南郭寺杜公祠的出现 |
| 第五节 宋琬与杜甫祠祀 |
| 一、明清易代之际的深切感怀 |
| 二、职责之内的奉祀活动 |
| 三、寄寓自己的人生感怀 |
| 第六节 清末南郭寺碑记中的杜甫形象 |
| 一、“忠君爱国之忱郁结于胸” |
| 二、“胸中蕴蓄施之于民物制度” |
| 第六章 成州杜甫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成州杜甫故居考论 |
| 一、唐人赵鸿所指杜甫茅茨 |
| 二、宋人晁说之因宅兴祠 |
| 三、杜甫旧居异议考辨 |
| 第二节 儒家道统观照下的杜甫形象 |
| 一、晁说之杜甫祭祀缘由申说 |
| 二、儒家道统下的李杜之争 |
| 三、杜甫“一发忠义之诚” |
| 第三节 明清成县杜公祠诗歌价值考论 |
| 一、介绍明清杜公祠的重修情况 |
| 二、描摹杜公祠的风物景观 |
| 三、展现多元化的杜甫形象 |
| 第七章 栗亭杜公祠研究 |
| 第一节 栗亭地望考 |
| 第二节 徽州栗亭杜公祠创修考 |
| 一、明正德十五年潘仿创建 |
| 二、明万历年间左之贞重修 |
| 三、清康熙五十八年童华祖重建 |
| 四、清乾隆六年牛运震重修 |
| 五、清嘉庆十四年张伯魁重修 |
| 六、光绪二十六年王倜重修 |
| 第三节 栗亭杜公祠碑记中的杜甫形象 |
| 一、作为忠君爱国之楷模的杜甫 |
| 二、作为运命多舛文士代表的杜甫 |
| 三、作为本土神灵的杜甫 |
| 第八章 成都杜甫草堂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杜甫草堂得名由来 |
| 一、历史上以“草堂”为名的建筑 |
| 二、杜诗以“草堂”称居所 |
| 第二节 唐代五代草堂的历史变迁 |
| 一、唐代成都草堂文献概述 |
| 二、崔宁妾任氏居草堂考辨 |
| 第三节 两宋时期成都草堂的营建 |
| 一、元丰年间吕大防重建草堂 |
| 二、元佑五年胡宗愈刊立诗碑 |
| 三、绍兴十年张焘重建草堂 |
| 第四节 “文贞”谥号与元代草堂学宫 |
| 第五节 明代成都草堂的再造与扩建 |
| 一、洪武二十六年蜀王重建 |
| 二、正统年间重建 |
| 三、弘治十五年改建扩修 |
| 四、嘉靖新建存梅亭与草堂别馆 |
| 五、嘉靖二十五年重修草堂 |
| 六、万历初年新建茅亭 |
| 第六节 清代成都草堂的复建与改建 |
| 一、康熙十年复建杜公祠 |
| 二、康熙二十六年建堂保护杜甫画像碑 |
| 三、乾隆四十三年整修草堂 |
| 四、嘉庆十六年扩建工程 |
| 第九章 偃师杜甫墓及遗迹考 |
| 第一节 杜甫归葬偃师文献考辨 |
| 一、《墓志铭》记载归葬偃师 |
| 二、远祖杜预首葬首阳山麓 |
| 三、杜甫家族成员归葬偃师 |
| 第二节 明清文献所载偃师杜甫墓 |
| 一、明代志书中的偃师杜甫墓 |
| 二、明清《河南通志》引发的歧见 |
| 第三节 “正本清源”的努力——偃师杜甫墓的维护 |
| 一、查访与造茔 |
| 二、缅怀与争讼 |
| 第十章 巩县杜甫墓暨杜甫故里考 |
| 第一节 巩县杜甫祠墓文献考辨 |
| 一、杜甫归葬巩县说之出处 |
| 二、明清文献中的巩县杜甫墓——孝义保与康家店 |
| 三、杜甫改葬巩县说及“去偃师化” |
| 第二节 巩县杜甫故里说考辨 |
| 一、杜甫家族与巩县的关联 |
| 二、巩县杜甫故里说的流传 |
| 第三节 清代巩县杜甫祠的创建与维护 |
| 一、巩县杜甫祠的选址 |
| 二、杜氏家族与杜公祠 |
| 第十一章 耒阳杜甫墓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杜甫死因传说与耒阳杜甫墓溯源 |
| 一、唐代杜甫饱食而死说 |
| 二、唐诗对“身死耒阳说”及杜甫墓的体现 |
| 三、宋代杜甫醉酒溺亡说 |
| 第二节 杜甫身死耒阳传说辨误 |
| 一、臆解杜诗的演绎故事 |
| 二、韩愈《题子美坟》系伪作 |
| 三、耒阳北返仍有杜诗 |
| 第三节 耒阳杜甫祠墓的变迁历程 |
| 一、后晋黄廷翰建祠考 |
| 二、宋代杜甫祠墓的兴修 |
| 三、元明清杜甫祠墓的重修 |
| 第四节 地方文献中的杜甫墓及杜甫形象 |
| 一、历代祭祀的多元内涵 |
| 二、“以公自勉”:抗战时代的呼唤 |
| 第十二章 平江杜甫墓祠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杜甫旅殡平江说的演变历程 |
| 一、杜甫旅殡岳阳说 |
| 二、明人所见平江杜氏敕诰 |
| 三、杜宗武流寓平江说 |
| 四、杜甫墓的出现 |
| 第二节 平江对杜甫墓的考证 |
| 一、李元度《杜工部墓考》 |
| 二、张岳龄《杜工部墓辨》 |
| 第三节 平江杜甫墓祠的营建 |
| 一、重修杜甫墓与兴建杜公祠 |
| 二、杜公祠列入祀典的努力 |
| 结语 |
| 一、本文各部分基本结论 |
| 二、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 |
| 三、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 |
| 四、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 |
| 五、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意义 |
| (一)为宋元历史、自然、社会各方面研究提供方志文献依据 |
| (二)为宋元语言及方言研究提供新语料 |
| (三)为新方志的编纂和中国方志史的编写提供经验和资料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宋元浙江方志的整理 |
| (二)宋元浙江方志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考证法 |
| (二)统计分析法 |
| (三)比较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一)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系统文献学考察 |
| (二)对宋元浙江方志的全面补辑和佚文校勘 |
| (三)首次关注宋元方志中的方言材料,拓展学术视野 |
| (四)研究成果创新 |
| 第一章 宋元浙江方志概况 |
| 第一节 宋元浙江方志数量 |
| 第二节 宋元浙江方志名称 |
| 第三节 现存宋元浙江方志提要 |
| 第四节 宋元浙江方志特点 |
| 第二章 宋元浙江方志着录研究 |
| 第一节 宋元浙江方志在历代目录的分布 |
| 第二节 宋元浙江方志着录考 |
| 一、方志误录 |
| 二、作者名号 |
| 三、方志卷帙 |
| 四、同书异名 |
| 第三章 宋元浙江方志辑佚 |
| 第一节 辑佚原则与方法 |
| 一、辑佚原则 |
| 二、辑佚方法 |
| 第二节 《宋辽金元方志辑佚》辩证 |
| 第三节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辨误 |
| 第四节 宋元浙江方志补辑与考证 |
| 第四章 宋元浙江方志编纂研究 |
| 第一节 总体概况 |
| 一、两宋浙江方志编纂概况 |
| 二、元代浙江方志编纂概况 |
| 第二节 编纂群体研究 |
| 一、作者数量与修志模式 |
| 二、职务分工及特点 |
| 三、修志群体的身份构成 |
| 第三节 编纂特点与刊刻 |
| 一、资料收集与编纂方式 |
| 二、编纂目的 |
| 三、编纂条件 |
| 四、出版经费来源 |
| 第四节 编纂体例及特点 |
| 一、宋元浙江方志体例情况 |
| 二、宋元浙江方志体例特点 |
| 三、续修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五章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专题 |
| 第一节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的搜集与整理 |
| 一、方志直接注明引用文献方言材料 |
| 二、利用判定标记提取方志活方言 |
| 三、参照前代及同代文献勾稽方言词 |
| 第二节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的考释方法 |
| 第三节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考释 |
| 一、方志引文献方言词考释 |
| 二、方志引活方言词考释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宋元浙江方志辑佚稿》 |
| 凡例 |
| 方志目录 |
| (一)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
| (二)嘉兴府(今浙江嘉兴) |
| (三)安吉州(今浙江湖州) |
| (四)建德府(今浙江建德) |
| (五)婺州(今浙江金华) |
| (六)绍兴府(今浙江绍兴) |
| (七)庆元府(今浙江宁波) |
| (八)瑞安府(今浙江温州) |
| (九)台州(今浙江临海) |
| (十)衢州(今浙江衢州) |
| (十一)处州(今浙江丽水) |
| 附录二 《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词表(参照文献勾稽)》 |
| 附录三 《宋元浙江方志记音词表》 |
| 附录四 《宋元浙江方志俗语词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史料分类与用途说明 |
| 五、论文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诗礼簪缨繁盛时:晚明时期的嘉定侯氏 |
| 第一节 钟鸣鼎食之家:晚明时期嘉定侯氏的崛起 |
| 第二节 收之桑榆:侯岐曾的生平及其文选事业 |
| 第三节 重启人生:侯岐曾在鼎革之际的活动 |
| 第二章 覆巢遗卵思安枕:侯岐曾的生活世界 |
| 第一节 “都是愁亭恨水”:侯岐曾的生活感知 |
| 一、创伤意识 |
| 二、危机心态 |
| 第二节 诗心长葆:侯岐曾的消闲活动 |
| 一、诗词之道 |
| 二、书帙相关 |
| 三、其他消闲活动 |
| 第三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侯岐曾家庭的疾病与医疗 |
| 第一节 缠绵病榻:侯氏家庭成员的患病经历与医护活动 |
| 一、患病经历与影响 |
| 二、问疾与护理 |
| 第二节 驱除疟魔:侯岐曾对疟疾的疾痛叙事与治疗历程 |
| 一、疾痛叙事 |
| 二、治疗历程 |
| 第四章 蓟庭萧瑟故人稀:侯岐曾的社会交往 |
| 第一节 “吾友靡靡愈索”:侯岐曾社会网络的基本面貌 |
| 第二节 各显其能:侯岐曾社交对象的类型与功用 |
| 一、情感型 |
| 二、工具型 |
| 三、混合型 |
| 第五章 凤凰变回衔泥燕:侯氏家族与清朝官府 |
| 第一节 满目胡尘:侯岐曾眼中的新朝 |
| 第二节 “忠孝之罚”:侯家的追索危机与应对 |
| 一、追索危机的过程 |
| 二、侯岐曾对追索的应对方式 |
| 第六章 保孤难兮杀身易:侯岐曾与复明运动 |
| 第一节 岁寒知松柏:侯岐曾的忠节观念 |
| 一、明清之际的忠节观念 |
| 二、侯岐曾忠节观念的表现形式 |
| 三、侯岐曾的忠节观与自我认同 |
| 第二节 “大事当不远乎?”:江南地区的时事传闻与社会心态 |
| 一、侯岐曾对时事传闻的态度 |
| 二、侯岐曾确证传闻的途径 |
| 三、传闻背后的江南社会心态 |
| 第三节 狂澜犹可挽:侯家亲友参与复明运动的情况 |
| 一、侯岐曾眼中的复明运动 |
| 二、侯家亲友对复明运动的参与 |
| 三、“通海案”的暴露 |
| 第四节 “以季布为朱家”:侯岐曾与“松江之变” |
| 一、“松江之变”始末 |
| 二、侯岐曾的殉难 |
| 余论 |
| 一、天崩地坼,静水深流:明清易代的生活史解读 |
| 二、多变的舞者:生活史视野下的晚明士绅 |
| 三、追寻生活逻辑:试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径 |
| 附录 侯岐曾社交对象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演发 |
| 1.1.2 近代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 1.2 论文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现状 |
| 1.3.1 近现代西安城市建筑研究 |
| 1.3.2 近现代西安城市及建筑影像 |
| 1.3.3 城市记忆的研究与实践 |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 1.4.1 研究时间界定:1900-2010年 |
| 1.4.2 研究空间界定:以西安明城区为空间界限 |
| 1.4.3 研究对象界定:20 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所生发新建筑 |
| 1.5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框架 |
| 2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逻辑关联 |
| 2.1 建筑影像:城市记忆的载体 |
| 2.1.1 影像的内涵及其特征 |
| 2.1.2 影像文本的阐释 |
| 2.1.3 影像文本的选择 |
| 2.1.4 影像文本的价值 |
| 2.2 城市意象:显现的城市记忆 |
| 2.2.1 意象的概念及特征 |
| 2.2.2 城市意象要素的应用 |
| 2.2.3 城市意象理论的探索 |
| 2.2.4 城市意象理论的借鉴 |
| 2.3 城市记忆:内化的城市意象 |
| 2.3.1 记忆的概念及其特征 |
| 2.3.2 城市记忆三要素及其建构 |
| 2.3.3 城市记忆的所指及特征 |
| 2.3.4 城市记忆的保存与延续 |
| 2.4 “建筑影像-城市意象-城市记忆”的互动生成结构 |
| 2.5 小结 |
| 3 清末西安“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1900-1911) |
| 3.1 西北重镇的历史机遇 |
| 3.1.1 “两宫西狩”与清末新政发布之地 |
| 3.1.2 清末西安影像文本的生发 |
| 3.1.3 欧美及日本人眼中的西安 |
| 3.2 “洋风”模仿建筑的生发 |
| 3.2.1 教会建筑“洋风”的先导 |
| 3.2.2 洋务军事工业的创立 |
| 3.2.3 城墙城门建筑与行宫内的“洋风” |
| 3.3 内陆传统城市地域风貌 |
| 3.3.1 坚固的城防体系 |
| 3.3.2 严整的空间布局 |
| 3.3.3 延续的建筑风貌 |
| 3.4 公共建筑近代化萌芽 |
| 3.4.1 近代城市功能的增加 |
| 3.4.2 近代文教建筑的创设 |
| 3.4.3 近代寺观建筑的衰落 |
| 3.5 小结 |
| 4 民国西安“中西折衷”建筑的创发(1912-1949) |
| 4.1 国内外战争期间:短暂而有限的城市发展 |
| 4.1.1 持续的战火饥荒与“陪都”西京建设 |
| 4.1.2 城市生活与建筑影像的丰富 |
| 4.1.3 “洋风”模仿到“中西折衷”建筑 |
| 4.2 北洋政府时期:持续的灾乱致使城市发展滞缓(1912-1926) |
| 4.2.1 战争对城市的影响 |
| 4.2.2 公共建筑的初创 |
| 4.2.3 医疗建筑的建立 |
| 4.2.4 文教建筑的近代化发展 |
| 4.3 南京政府时期:“陪都”西京建设促进经济繁荣(1927-1945) |
| 4.3.1 开发西北与“西京”建设 |
| 4.3.2 市政交通建筑的发展 |
| 4.3.3 军工商业建筑的初创 |
| 4.3.4 文教建筑持续发展 |
| 4.4 国内外战争频发:动荡变局导致城市发展衰败(1945-1949) |
| 4.4.1 抗战时期城市遭受重创 |
| 4.4.2 战后城市发展快速萧条 |
| 4.4.3 建筑行业发展走向衰落 |
| 4.5 小结 |
| 5 共和国西安建筑现代化的探索实践(1949-2010) |
| 5.1 共和国时期的城市建设环境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风貌 |
| 5.1.2 城市建筑的阶段性发展 |
| 5.1.3 影像文本从政治化到多元 |
| 5.2 工业化建设时期:“生产型”城市建筑的发展(1949-1978) |
| 5.2.1 经济恢复期与“一五”期间的建筑成就(1949-1957) |
| 5.2.2 大调整时期城市建设萎缩(1958-1966) |
| 5.2.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城市建设停滞(1966-1978) |
| 5.3 市场经济转型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建筑增长(1978-1999) |
| 5.3.1 改革开放时期建筑渐趋起步(1978-1989) |
| 5.3.2 “旧城拆迁改造”时期建筑的突变(1990-1999) |
| 5.3.3 城市化加速时期明城区建筑的杂糅(2000-2010) |
| 5.4 小结 |
| 6 西安城市建筑近现代化演进分析(1900-2010) |
| 6.1 农业经济背景下建筑近代化的布局与特征 |
| 6.1.1 “洋风”模仿搬用时期的建筑(1900-1911) |
| 6.1.2 “传统”革新求变时期的建筑(1912-1931) |
| 6.1.3 “现代”初创繁荣时期的建筑(1932-1945) |
| 6.1.4 战争导致发展停滞时期的建筑(1945-1949) |
| 6.2 建筑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 6.2.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 6.2.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动因 |
| 6.3 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筑现代化的布局与特征(1949-1978) |
| 6.3.1 “苏化”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形式”的建筑(1949-1957) |
| 6.3.2 大调整时期“新的民族形式”的建筑(1958-1966) |
| 6.3.3 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的建筑(1966-1978) |
| 6.4 市场化与“旧城改造”背景下建筑的布局与特征(1978-2010) |
| 6.4.1 改革开放初期全面复苏的建筑(1978-1989) |
| 6.4.2 经济转型时期去旧布新的建筑(1990-1999) |
| 6.4.3 城建加速时期国际化多元化建筑(2000-2010) |
| 6.5 建筑现代化的演进规律与动因 |
| 6.5.1 新建筑布局与发展规律 |
| 6.5.2 新建筑演进的综合社会动因 |
| 6.5.3 新建筑演进的影响因素 |
| 6.6 小结 |
| 7 20 世纪西安城市建筑演进的文化反思 |
| 7.1 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探索历程 |
| 7.1.1 政治军事因素的主导 |
| 7.1.2 地域交通因素的制约 |
| 7.1.3 经济技术因素的影响 |
| 7.1.4 文化观念因素的转变 |
| 7.1.5 城市建设管控与监督机制的不力 |
| 7.2 近现代城市建筑文化的省视 |
| 7.2.1 城市规划建设与建筑景观的异化 |
| 7.2.2 国际化大都市与再塑国家文化形象 |
| 7.2.3 对21 世纪城市发展的展望 |
| 7.3 小结 |
| 8 结语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后续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剑阁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有关剑阁县的史料状况 |
| 1.2.2 有关剑阁县的研究现状 |
| 1.3 理论与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剑阁城的兴起 |
| 2.1 剑阁县建置沿革 |
| 2.2 剑阁城居民 |
| 2.2.1 历史概况 |
| 2.2.2 风俗习惯 |
| 2.3 剑阁城兴起的地理条件 |
| 2.3.1 自然地理条件 |
| 2.3.2 人文地理条件 |
| 2.4 剑阁城的建立 |
| 2.4.1 剑阁县的设置 |
| 2.4.2 剑阁城的建立及城址迁移始末 |
| 第3章 剑阁城的演变 |
| 3.1 剑阁城空间形态演变 |
| 3.1.1 剑阁城城墙的演变 |
| 3.1.2 剑阁城平面格局的演变 |
| 3.2 剑阁城人口变化 |
| 3.2.1 明代以前剑阁县人口 |
| 3.2.2 清代剑阁县人口 |
| 3.2.3 民国时期剑阁县人口 |
| 3.2.4 明、清、民国时期剑阁城的人口 |
| 3.3 剑阁城经济发展 |
| 3.3.1 农业 |
| 3.3.2 手工业 |
| 3.3.3 商业 |
| 3.4 剑阁城文化发展 |
| 3.4.1 文化教育 |
| 3.4.2 宗教信仰 |
| 3.4.3 历史文化名人 |
| 第4章 剑阁城的发展 |
| 4.1 新中国成立以后剑阁城的发展 |
| 4.1.1 剑阁县发展概况 |
| 4.1.2 剑阁城的发展概况 |
| 4.2 剑阁城保护和发展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目录 |
| 附录一 剑门蜀道示意图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关于表彰续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的决定（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杜甫遗迹研究[D]. 王超. 西北大学, 2019(04)
- [6]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7]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D]. 任淑莉.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8]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D]. 朱亦灵. 南开大学, 2019(03)
- [9]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D]. 史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10]剑阁城变迁研究[D]. 梁丽莎. 湘潭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