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英广告翻译的措词标准（论文文献综述）
贾文博[1]（2021）在《俞敏洪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交传实践报告》文中提出本篇模拟实践报告选择的语料是俞敏洪在上海交通大学做的题为“在失败和探索中成长”的演讲,笔者对该语料进行了汉英交替传译模拟实践。笔者在整理完录音后发现了很多问题,涉及到比喻修辞、重复指称、填充词和句子缺乏逻辑关系等译语产出问题,同时,译者也针对这些问题总结出相对应的交传策略,比如:解释性翻译、替换、删减、句子重组并显化逻辑关系等方法。通过整理录音和自我评估后,笔者认为,译前充分的准备工作和恰当的交传策略会非常有效地提升口译质量,并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教育类演讲的交传实践不仅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有指导性意义,而且还能帮助笔者积累经验并提升口译技能。
邱大平[2]（2019）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国家形象是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加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是对外传播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因此,基于国家形象视阈研究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正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对于中国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施了文化“走出去”战略,外宣工作不断加强,外宣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国家形象也日益提升。然而,由于中国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比较薄弱,国家形象一直处于“他塑”的不利状态,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局面一时还难以得到根本的转变,加之西方频频利用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对我国进行大肆的“妖魔化”报道,其涉华报道中对我国的歪曲报道、对我国大政方针的误读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存有较多的误解和偏见,从而影响了国外公众对中国形象的全面了解。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自塑”国家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其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立体地认识中国。目前,我国对外话语在国际受众中的可接受性不强,主要表现为话语表达方式不地道,传播效果不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要实现中国形象的有效传播,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便显得尤为重要。外宣翻译是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在加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政治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的关键要素。在所有材料的外宣翻译中,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对外展示中国形象过程中的影响最为直接。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提高我国对外话语的国际接受程度和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增强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效果是关键。翻译策略的定位决定着翻译方法的选择,进而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和接受状况。所用翻译策略不同,翻译质量与国家形象对外宣传效果也可能完全不同。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究竟是应该以目的语为依归还是应该“以我为主”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为此,本研究从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及常见问题和外宣翻译特点入手,基于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央关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精神,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两种策略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的“二元统一”策略,即在语言形式层面遵循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在政治话语内容、尤其是文化与政治内容的翻译上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继而提出了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翻译实践的理据、方法;接着,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英译实例进行分析和实证,认为使用这种二元统一的翻译策略有助于使译文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其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对话的作用,并从中总结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过程中如何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起来的模式。本论文由以下六大部分构成:引言本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结构等重要问题。第一章: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本章首先对与外宣翻译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厘定,然后通过大量的翻译实例阐述了外宣翻译的特征,指出外宣翻译是融准确性与灵活性、政治敏感性、受众关照性以及民族特色性为一体的一种翻译行为,由此认为外宣翻译既要照顾国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使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通顺地表达,又要坚持一定的政治与文化立场,忠实反映原文的内容,这是本文在后面章节所提出的外宣翻译策略的一个基础。此外,本章还对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进行了初步探讨,依次讨论了中国政治话语的界定、概述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分析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常见问题,最后,本章对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发现该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极少,且研究中存在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概念混淆、翻译策略使用的具体条件不明确等问题。第二章:国家形象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国家形象视阈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章使用了大量的文字对国家形象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本章首先对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进行了概述和厘定,明确了国家形象的内涵、特点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然后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对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与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现状,接着进一步论述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切入本文的主题做铺垫。最后提出了“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概念: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不仅要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注重中国特色的阐释,也要使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同时指出在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时要注意把握正确的“度”,达到二元有机统一。第三章: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理据及相关性分析本章讨论了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实现问题,分析了在语言层面、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应分别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和“以我为准”的策略的理据,并结合国家形象视阈分析了翻译过程中侧重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与实现译文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相关性,论述了侧重使用“以我为准”的策略与反映译文的文化元素与政治立场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指出将两种翻译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可以兼顾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外宣目的和国外读者的接受度,是符合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工作要求的,认为这是促进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日趋完善、更好地向外传播中国形象的需要。第四章: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本章首先对该书内容及其国际影响作了简单的介绍,接着分析了外宣翻译文本与国家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并从书中摘取了大量典型的译例进行分析和阐述,实证了该书是如何将两种策略统一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实践,使译文既体现出充分的准确性、地道性与可接受性,又忠实反映原文的政治与文化内容和领导人的话语特色,从而对外传播了积极的国家形象。第五章:余论本章简要回顾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同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进而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思索和展望。本文在论证过程中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统计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的研究方法,结合使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注重观点阐述与译例分析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力图较全面、客观地研究我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问题。论文从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塑造与传播积极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战略高度研究了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中二元翻译策略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减少和避免各类翻译问题,提高对外话语的质量和接受度,也有助于准确而客观地对外宣传中国形象,形成对外话语的中国特色,服务于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构建,超越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单纯的语码转换,涉及到了权力话语、文化传播等更为宽阔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赵祥云[3]（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指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梁丽红[4]（2015）在《跨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广告语互译》文中研究说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广告和广告翻译越来越重要。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其表达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每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特有的社会意识、思维定势和认知理解系统,形成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本文从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哲学观念这三个方面对比了中美广告语言的异同,从跨文化视角探讨中美广告语的互译,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旨在给英语广告翻译者一个借鉴,以期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原意,提高广告翻译质量。
白力[5]（2015）在《交际翻译视角下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近些年,各式各样的国际活动相继在中国召开,来华参加活动的国外友人也与日俱增。在此情况下,公示语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双语公示语出现在各个领域,为国外友人更好的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因此,汉英公示语的翻译也逐渐引起人们注意。英国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理论。前者以作者为中心,强调准确地再现原文,适用于表达型文本；后者则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对读者产生相应的效果,适用于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这一理论对于公示语翻译具有一定的启示。笔者阐述我国公示语翻译现状,公示语汉英翻译的背景和意义；概述公示语文体特点和分类。在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笔者从文化和语言角度总结出汉英公示语应遵循的标准和翻译策略。本论文使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举例说明,笔者将翻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探寻公示语更好的汉英翻译。
陈卉[6]（2014）在《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对蒯因提出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进行了理论梳理，并将这一语言哲学论题与英汉/汉英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种以翻译意义为依据的，既具有客观性，又能容纳不确定性的新的翻译观念。首先通过文献归纳与概念分析，对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进行了批判性审查。持行为主义意义观的蒯因设想了一个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在这个思想实验中，观察句是基础，刺激－反应是判断的标准。他通过分析发现：以同一个语言事实为观察基础的几个翻译手册之间可能会互不相容，因为彻底翻译思想实验的三个步骤——兔子跑过时语言学家对语词的猜测、土人同意或不同意、语义上升后的分析假设——全部隐藏着意义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第三步分析假设阶段，并由此得出翻译不确定性的结论。这一论题对以意义事实为基础的传统翻译观提出了挑战。在对这一论题的进一步阐释过程中，蒯因体现了自己的整体论观念、实用主义思想及新经验主义立场。论文进一步分析了蒯因提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三点理由：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以及本体论的相对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类似于一种弱意义上的翻译不确定性，它预设的是语词的物化，即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真的特性。这种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表现在语言学习的四个阶段、指称本身的异常多变性（模糊性、歧义性及不透明性），以及语言的特异性三个方面。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类似于一种较强意义上的翻译不确定性，它预设的主题是其由感觉证据赋予的经验内容，是指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超越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而本体论的相对性是指相对于特定的背景知识，相对于分析假设和相对于对存在量词的不同理解方式。但是，按照蒯因行为主义的意义观，几个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个是正确的，而没有正确的翻译意味着没有意义的存在，由此导致了意义怀疑论，翻译的可能性也受到挑战。因此，蒯因的理论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于是，我们引入戴维森的真值条件意义论，并通过彻底诠释、诠释不确定性及三角测量模式来阐述从诠释到翻译的可能性。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进而探讨了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与翻译理论及实践的关系。首先，对所谓不可译性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尝试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然后，通过对翻译不确定与可译性及不可译性之间关系的讨论，再次论证翻译的可能性。接着，论文例举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几个方面的差异与不匹配，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法。基于翻译是可能的，但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本文对Dorit Bar-On提出的翻译意义概念进行了修正、改善，将它视为介于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一套特征。这些特征是通过概念整合而形成的，具有语境依赖性、时间性、协商性、生成性及动态平衡性。翻译意义被引入翻译评价体系，作为判断翻译好坏的标准。最后，本文结合翻译不确定性论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法，对英汉互译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做了批判性的考察，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见解。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同一源文本的不同翻译版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主张以保存翻译意义的多少作为评价标准来区分好坏与优劣。也就是说，翻译意义保留得越多，翻译就越好，反之则越差。翻译意义对翻译文本的评价指标分为准确、最佳、相当、更好四个基本类型。此外，本文还将翻译意义作为协调一种既能容纳不确定性，又具有基于文本类别不同的客观性的新的翻译观念的手段，并以语境原则及翻译意义作为协调信达雅的分析框架，重构了一组可用于评价英汉互译对错与优劣的合理性标准。
李雅波[7]（2014）在《文化交往视角下中文商业广告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人类交往的历史长河，中西文化交往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进程，中西方的交往与沟通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同文化间的商务交往与沟通也日益频繁而密切，跨文化交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亨廷顿（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非常直接地指明了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最大的威胁。然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直以来都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冲突与对话构成了跨文化交往研究的两个维度，与其说是二元对立，还不如说是相互转化中的不断演进和发展。国际间经济贸易的交流融合和人际之间的相互往来必然带来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维特根斯坦认为现实的、实在的经验世界是人的认知共同性的依据，语言用法上的一致决定人们的一致（凃记亮，2003:144）。人们尽管使用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但是由于多样的生活形式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人们总会通过主体间平等的语言翻译来沟通和交流思想，最终能够在交往中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创造了一个广泛交流和优化配置的平台，把人类带入了物质丰富、商品琳琅满目的商业信息化时代。商业广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球流通商品的广告对文化的传播作用也日益凸显，美国知名广告人迪诺·贝蒂·范德努特对广告的文化功能概括为：我们应当承认广告确实影响了世界的文化,因为广告工作是当代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李志刚，2004：57）。中国学者孔慧怡对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的理解是：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孔惠怡，1999：总序）。因为语言是人类文明传播的主要手段和媒介，吸收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知识就会涉及到其他文化的语言，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长久以来都是学习外来知识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出，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和完善都离不开翻译活动，凭借翻译，人类的精神得以沟通，文化得以交流，社会得以发展。因此，商业广告翻译必须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量体裁衣，才可以使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给公司、企业带来利润，增添人类生活的新意和情趣，丰富社会生活的内容。所以说商业广告翻译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它在不同文化间宣传和推销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也传播、影响甚至创新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第一章《绪论》是本文的基础篇。这一章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理论基础，力图解释哲学与文化、语言与文化、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文化交往的关系。本文从文化交往哲学的视角，研究中文广告英译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比较分析了中外相关的研究文献，从而论证了本文写作的重要性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文化交往视角下对商业广告翻译的理解》以及第三章《顺应文化交往的商业广告译者主体性发挥》是本文的核心篇。第二章主要阐释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文化交往的理解、文化交往对商业广告翻译的影响和要求、商业广告翻译的属性及翻译难点。第三章主要阐释和分析了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各种因素以及文化交往视角下商业广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笔者力图在本部分从理论层面厘清文化交往与商业广告翻译的关系，尝试从发现规律的角度深化和完善广告翻译研究，并赋予这一问题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第四章《符合文化交往要求的商业广告翻译原则》与第五章《以文化外宣为目标的商业广告英译语言策略》是本文的应用篇。第四章主要在分析比较了中英文广告文化特征和语言特征后，总结出了中文商业广告对外翻译原则。第五章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商业广告翻译的反思和审视，在错误译例分析的基础之上，找到了文化交往视角下的中文商业广告翻译的具体方法。本部分是本文立论的落脚点，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商业广告翻译作为应用性文本研究，是实实在在需要社会生活的检验，从而获得丰富和发展。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篇。主要是总结了本课题研究成果及进一步研究方向。由于笔者个人能力之限，在理论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案例分析等方面，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所以，只希望本研究会可以激起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之波的层层涟漪，为中文商业广告英译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一种参考。
袁琳[8]（2013）在《合同类文本汉英翻译的特点、原则及策略 ——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股权购买协议》的翻译报告》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外经贸往来日益频仍，与此同时，中英文合同起草与翻译的需求也大幅增加，这为从事中英双语翻译的译员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但同时也对译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合同类文本属于法律英语范畴，是专业性较强的一个门类，倘若仅仅运用翻译普通英语的经验方法去进行合同翻译，势必会出现不规范甚至是错误的情况。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专门从事合同类文本翻译的译员并不多，合同类文本的翻译质量也参差不齐，这与一些译员不懂得如何运用合同类文本的翻译原则及策略不无关系，因此笔者选取了合同类文本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该报告以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股权购买协议》的翻译为例，着重探讨合同类文本汉英翻译的特点、翻译原则以及翻译策略。该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合同类文本的语言特点；在第二部分，笔者结合具体实例阐述了中文合同英译时应当遵循的翻译原则；在第三部分，笔者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介绍了几种较为实用的合同英译的翻译策略及方法；在第四部分，笔者简要总结了进行合同类文本汉译英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采用了实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所总结出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及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可操作性较强，希望对从事合同汉译英的译者有所启发与帮助。
孙广平[9]（2013）在《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文中研究说明目前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兴起了一股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热潮。在这些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清末民初教科书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研究,很少有针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研究,并且,由于晚清教科书文本的难以收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初时期。本文作者从英美、日本、港台,以及国内各大知名图书馆多方收集到晚清时期所出版的七十余本原版英语教科书,以真实文本为基础,力图对晚清时期的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按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论文划分为三个阶段共六章。第一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萌芽期（1807—-1840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英语教科书的编写还处于无意识阶段。由中国人编写的供英语学习的材料,基于上都是洋泾浜英语文本。与此同时,以马礼逊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入学习英语编写了专门的教科书,标志着中国人接受正规英语语言教育的开始。英华书院在英语教学中所使用的教科书,无疑是中国人学习正规英语的最早文本,在中国英语教科书编写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由于英语教科书的使用范围所限,这些最早期的英语教科书对中国的传统教育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第二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时期（18401895）,本阶段分两章来阐述。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为前段时期。值此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首次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英语在中国的渐进传播。清政府首次真正认识到英语学习对提高国家实力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晚清英语教科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由中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最初主要将英语视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后来,随着晚清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外语学习风潮的不断兴起,中国人开始将英语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学习,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门类也渐渐增多,出现了英语语法、英语口语和英语翻译教科书。中国人开始参与到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这表现了中国人对英语语言、对西方文化从鄙夷到渐趋接受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通过引入原版欧美英语教科书、编写适合中国人使用的英语教科书等各种手段,丰富了晚清中国人的英语学习资源,也间接地提高了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的质量。第三阶段为晚清英语教科书的成熟时期（1895—1911）。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唤醒了民众救亡图存的使命感。随着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以及《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在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教育者都把英语学习作为一门必修的主课,英语教科书也在当时强大的社会需求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阶段的英语教科书之发展,呈现了与以往时期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一是中国英语教科书的来源更加多元化：既有从西方直接引入的原版教科书,又有受到日本明治改革的影响而大量引入的日本英语教科书；还有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专为中国人学习英语所使用的教科书；其二是英语教科书的门类细化：既有以往学习英语所特别重视的语法类教科书、商务英语类学习读本,也有英语口语类教科书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由中国人编写的专为适合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中小学分年级英语教学而使用的系列课本,这在此前的英语教科书编写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三是英语教科书的编写有意识地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理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受日本教育理论的影响非常深远。通过分析此阶段的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所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以及代表先进教育法的古安系列教学法,并可以使我们了解教育改革与英语教科书的发展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所出现的英语教科书进行文本收集、整理、分析,结合历史学、英语语言教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对晚清英语教科书做深入的、跨学科的分析与研究,力求表现中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在语言接触层面中所表现出的碰撞与交融,从而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晚清英语教科书,作为当时民众接受西方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以及文化交流的领域。透过研究晚清英语教科书中关于中西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为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情形提供了真实的参照。
黄曼[10]（2013）在《构式视角下的汉英习语变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语是民族语言的精华,也是客观外界和民族文化的概念化表现,其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沉淀。各民族中都有大量的习语存在。它们形式多样、结构凝练、数目众多、表达力丰富,非其它语言表达式可替代。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已将研究目光投向习语这种特殊的意义组合体,并在多种方向取得了显着的成果,比如从修辞学、文体学、语义学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价值。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概念、新事物以及新的社会现象等都在不断地涌现和更替,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出现的新的语言表达。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以及网络文化的流行,更促使着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正在并且还将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传播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习语作为语言表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人们赋予了许多新的用法,形成了诸多的变体。这些习语的变体如同习语本身一般形态多样,且意义丰富,具有研究价值。时至今日,已有很多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这种新奇独特的非常规语言使用,比如从语言学、认知、文学、修辞学以及社会学等视角对其进行考察等等。然而总的来说,对于汉英习语变异的研究还有许多发展和进步的空间。我们认为目前习语变异研究中发展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习语变异的研究中,对现象描写多阐释少；2)术语混淆不统一；3)共时研究占主导,历时研究明显不足,静态事实描写多于动态演变描述；4)对比研究明显不够,尤其是在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汉英或英汉习语变异对比研究。本研究中,我们认为汉英习语变异新创意义的产出和理解并非某种单一认知机制可以解释,而是需要多种认知方式的协调与整合运作。我们以认知语言学的前沿理论—构式语法理论为指导,以新兴语言使用环境中汉英习语变异的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探讨这一新的语言事实背后的普遍认知运作机制和过程,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作出较为全面的描写以及较为合理的解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中的相关术语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和统一,并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类、描写和归纳,并对其语言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对比阐释。第二、汉英习语变异现象反映了社会的演变以及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相对灵活性。该现象中汉英语言的相似特点反映了两种语言中发展的相似趋同性,不同特点则反映了两种语言演变过程中的相对特殊性,同时还反映了两个民族中人们认知特点、认知方式的独特性。汉英习语变异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对两种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对汉英习语变异表达背后的生成机制和识解机制进行了探讨。本研究中首次提出汉英语习语变异现象皆是复杂的语言表达的事实。该事实需要结合多种认知机制的整合运作进行合理解释。我们在理论上的主要发现有：1)习语变异现象是人们在对习语原型构式进行去习语化和去范畴化认知操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再范畴化和再次语义整合的多次认知过程。在这一认知过程中,汉英习语变异现象存在显着的共性。习语变体构式的意义理解形成了一种认知的连续统。这一连续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边界模糊的。汉英习语变异新创意义的产出和理解是语言事实背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各种认知能力多次复合加工与整合运作的结果。2)汉英习语变异现象中原型构式与变体构式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压制模式。构式的压制构成习语变异的生成机制之一。我们扩大了构式语法理论中压制的定义范围,并对构式压制词汇的原则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词汇压制、语音压制、时体压制以及多重压制等,并且通过分析具体汉语语料验证了这几种压制在汉英习语变异过程中的运作及其解释力。3)汉英习语变异的第二个生成机制是构式的识解。我们结合具体语料对五种维度的识解方式在该现象中的运作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说明,并且指出,每一个习语变体中的变异成分都对应着具体的语境和语用信息,因此习语变异现象是一种语境依赖性和语用性都较强的语言事实。4)习语变异的第三个生成机制是构式的整合。我们在Fauconnier等学者提出的四空间概念整合模型图基础之上,增加了认知主体所采用的识解方式,提出了新的习语构式变异的压制识解整合立体模型图。新立体模型图的优点主要有两点,其一在于能够较清晰地体现构式整合过程的动态性特征,其二在于能够清楚地表现这一过程中不同认知加工方式的运作,从而能够更清楚地体现不同习语变异类型或不同语言习语变异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5)汉英习语变异中变体构式的五种理据,即隐喻、转喻、象似性、范畴化以及类比,构成了习语变异的识解机制。该识解机制为我们解释了习语变异现象中变体缘何而来的问题,并且为如何理解变体新意义提供了认知阐释。第四、通过对习语变异现象的探讨和研究,我们可对语言发展与变异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时刻都在发生。随着科技与网络更快更新地发展以及新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不断涌现,习语变异现象也会随之发展和继续,其不规范的程度或许会更甚于现在。本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1)首次对汉英习语变异这一语言现象进行较全面的、系统的整理、归纳和分析,并建立了汉英习语变体封闭语料库；2)首次在构式语法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英习语变异现象进行对比研究；3)首次建立针对汉英习语变异过程的多维度动态认知整合运作网络模型,并在其中创造性地增加了生成机制和识解机制的框架表征,既能表现变异过程中构式整合的动态性以及认知复杂性等特点,又能体现不同习语变异类型以及不同语言之间习语变异的共性和个性；4)首次提出汉英习语变异现象并非单一方式或机制的认知过程,而是需要借助认知主体所具有的多种认知能力复合加工运作的复杂认知过程。
二、汉英广告翻译的措词标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英广告翻译的措词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1）俞敏洪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交传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口译任务概述 |
| 第一节 任务背景 |
| 第二节 任务内容 |
| 第三节 任务意义 |
| 第二章 口译过程 |
| 第一节 译前准备阶段 |
| 一、演讲者相关背景查阅 |
| 二、演讲者相关演讲稿查阅与主题词准备 |
| 第二节 翻译进行阶段 |
| 第三章 口译实践中的问题 |
| 第一节 词汇英译问题 |
| 一、比喻修辞的误译 |
| 二、重复指称翻译冗余 |
| 三、填充词翻译冗余 |
| 第二节 句子英译问题 |
| 一、缺乏逻辑关系 |
| 二、译语冗余 |
| 第四章 交传实践问题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解释性翻译 |
| 第二节 替换 |
| 第三节 删减 |
| 第四节 重组句式、显化逻辑关系 |
| 第五节 提炼核心信息 |
| 第五章 总结 |
| 第一节 译后评估 |
| 第二节 本次口译实践的不足与收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演讲稿原文 |
| 演讲稿译文 |
（2）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问题 |
| 0.3 研究意义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之处 |
| 0.6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现状综述 |
| 1.1 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定与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
| 1.1.1 宣传与外宣 |
| 1.1.2 外宣翻译 |
| 1.2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 |
| 1.2.1 政治话语的界定及其研究现状概述 |
| 1.2.2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研究现状概述 |
| 1.2.3 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常见问题 |
| 1.3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国家形象与政治话语外宣翻译 |
| 2.1 国家形象:内涵及其他 |
| 2.1.1 国家形象的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特点 |
| 2.1.3 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 |
| 2.2 中国国家形象与对外传播 |
| 2.2.1 对外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性 |
| 2.2.2 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现状分析 |
| 2.3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
| 2.3.1 政治话语外宣翻译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
| 2.3.2 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选择 |
| 第三章 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理据及相关性分析 |
| 3.1 语言层面的翻译,侧重目的语取向,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 |
| 3.1.1 策略使用的理据 |
| 3.1.2 译文的准确性与国家形象 |
| 3.1.3 译文的可接受性与国家形象 |
| 3.2 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翻译,侧重源语取向,采用“以我为准”的策略 |
| 3.2.1 采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的理据 |
| 3.2.2 文化元素与国家形象 |
| 3.2.3 政治立场与国家形象 |
| 3.3 两种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 |
| 第四章 外宣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为例 |
| 4.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简介 |
| 4.2 外宣翻译文本与国家形象的构建 |
| 4.3 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实例与分析 |
| 4.3.1 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保证译文语言质量 |
| 4.3.2 使用“以我为准”的翻译策略,突出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 |
| 4.3.3 翻译策略的二元统一体现 |
| 第五章 余论 |
| 5.1 内容总结 |
|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专着等科研成果 |
| 在校期间主持或参加的重要课题 |
| 致谢 |
（3）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跨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广告语互译（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中美广告语的特点 |
| 1.1 道德观念方面 |
| 1.2 价值观念方面 |
| 1.3 哲学观念方面 |
| 2 文化的共性与差异 |
| 2.1 文化的共性 |
| 2.2 文化的相异性 |
| 3 从跨文化视角看广告翻译 |
| 1) 文化差异影响广告的真实性。 |
| 2) 文化差异影响广告的直观性。 |
| 3) 文化差异影响广告的艺术性。 |
| 4 结语 |
（5）交际翻译视角下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现状 |
| 2.2 公示语翻译的未来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翻译理论概述 |
| 3.1 纽马克谈翻译 |
| 3.2 语言功能和纽马克文本类型理论 |
| 3.3 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 |
| 3.3.1 定义 |
| 3.3.2 比较和分析 |
| 第四章 公示语简述 |
| 4.1 定义 |
| 4.2 分类 |
| 4.2.1 指示性公示语 |
| 4.2.2 提示性公示语 |
| 4.2.3 限制性公示语 |
| 4.2.4 强制性公示语 |
| 4.3 特征 |
| 4.3.1 词汇特征 |
| 4.3.2 句法特征 |
| 4.3.3 时态特征 |
| 第五章 交际翻译理论在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应用 |
| 5.1 公示语文本类型分析 |
| 5.2 翻译标准 |
| 5.2.1 文化切合,原汁原味 |
| 5.2.2 语言地道,循规蹈矩 |
| 5.3 翻译策略 |
| 5.3.1 拼音翻译法 |
| 5.3.2 遵循国际标准,避免中式英语 |
| 5.3.3 增译 |
| 5.3.4 去字梏 |
| 5.3.5 求准确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概括全文主要内容和总结 |
| 6.2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根据 |
| 1.2 研究任务 |
| 1.3 本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翻译不确定性在语言哲学领域的研究 |
| 2.2 翻译不确定性相关的拓展性研究 |
| 2.2.1 语言诠释与交流研究 |
| 2.2.2 语言学习与翻译研究 |
| 第三章 从彻底翻译到翻译不确定性 |
| 3.1 思想实验：彻底翻译 |
| 3.1.1 彻底翻译思想实验的目的和基本概念 |
| 3.1.2 彻底翻译思想实验的过程假设 |
| 3.2 行为主义意义理论 |
| 3.2.1 行为主义意义理论的基础：观察句 |
| 3.2.2 翻译实验中的行为主义因素 |
| 3.3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 |
| 3.3.1 翻译不确定性的论题背景 |
| 3.3.2 翻译不确定性的立论根据 |
| 3.3.3 翻译不确定性的论证思路 |
| 3.4 传统翻译观面临的挑战 |
| 3.4.1 以意义事实为基础的传统翻译观 |
| 3.4.2 翻译不确定性对传统翻译观的挑战 |
| 第四章 蒯因论翻译不确定性 |
| 4.1 基于指称不可测知性的论证 |
| 4.1.1 语言学习四个阶段中的指称不可测知性 |
| 4.1.2 指称本身的异常多变与指称不可测知性 |
| 4.1.3 语言的特异性与指称不可测知性 |
| 4.2 基于证据对理论非充分决定性的论证 |
| 4.2.1 迪昂-蒯因论题 |
| 4.2.2 翻译理论及其检验 |
| 4.2.3 整体论与翻译不确定性 |
| 4.3 基于本体论相对性的论证 |
| 4.3.1 相对于背景知识 |
| 4.3.2 相对于分析假设 |
| 4.3.3 相对于对存在量词的不同理解方式 |
| 4.4 意义证实论与意义整体论 |
| 4.4.1 意义证实论的主要观点 |
| 4.4.2 意义整体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五章 翻译与诠释 |
| 5.1 真理与意义 |
| 5.1.1 蒯因的真理与意义观 |
| 5.1.2 戴维森的真理与意义观 |
| 5.2 从彻底翻译到彻底诠释 |
| 5.2.1 彻底翻译与彻底诠释的概念 |
| 5.2.2 翻译不确定性与诠释不确定性 |
| 5.3 诠释与翻译的可能性 |
| 5.3.1 三角测量模式的概念及推导过程 |
| 5.3.2 从诠释到翻译的可能 |
| 第六章 翻译不确定性与翻译理论及实践的相关性 |
| 6.1 翻译不确定性与翻译理论的关系 |
| 6.1.1 翻译不确定性与不可译性 |
| 6.1.2 翻译不确定性与可译性 |
| 6.1.3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
| 6.2 翻译不确定性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
| 6.2.1 语音语形不匹配 |
| 6.2.2 词汇意义歧义与不匹配 |
| 6.2.3 语言结构歧义与不匹配 |
| 6.2.4 语用不匹配 |
| 6.2.5 思维模式差异 |
| 6.2.6 文化差异 |
| 6.3 翻译评价的标准：翻译意义 |
| 6.3.1 翻译意义的概念 |
| 6.3.2 翻译意义作为评价翻译的标准 |
| 6.3.3 翻译不确定性与翻译意义 |
| 第七章 从翻译不确定性看英汉互译的理论与实践 |
| 7.1 英汉互译的案例分析 |
| 7.1.1 英汉翻译的案例分析 |
| 7.1.2 汉英翻译的案例分析 |
| 7.2 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 |
| 7.2.1 客观性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 |
| 7.2.2 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 |
| 7.2.3 翻译评价新视角 |
| 7.3 信达雅翻译标准新解 |
| 7.3.1 信的标准 |
| 7.3.2 信达雅之间的关系及平衡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研究的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8.3 研究的不足及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Summary |
（7）文化交往视角下中文商业广告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与理论基础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1.3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1.1.4 研究的基本理论 |
| 1.1.5 本研究的结构安排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文化交往研究评述 |
| 1.2.1.1 国外研究情况 |
| 1.2.1.2 国内研究情况 |
| 1.2.2 广告研究综述 |
| 1.2.2.1 国外广告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 |
| 1.2.2.2 国内广告翻译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 |
| 1.2.3 目前商业广告英译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化交往视角下对商业广告翻译的理解 |
| 2.1 文化交往对商业广告翻译的影响和要求 |
| 2.1.1 文化交往的历史演进 |
| 2.1.2 文化交往对商业广告翻译的影响 |
| 2.1.3 文化交往对商业广告翻译的要求 |
| 2.2 商业广告的属性及翻译难点 |
| 2.2.1 商业广告的特点、构成和分类 |
| 2.2.2 商业广告的功能 |
| 2.2.3 文化交往视角下商业广告翻译中的难点 |
| 第三章 顺应文化交往的广告译者主体性发挥 |
| 3.1 译者的主体性 |
| 3.2 影响商业广告译者主体性的因素 |
| 3.2.1 意识形态 |
| 3.2.2 文化系统 |
| 3.2.3 法律制度 |
| 3.2.4 原广告文本和设计人 |
| 3.2.5 目的语接受者 |
| 3.2.6 译者自身因素 |
| 3.3 译者主体性在商业广告翻译中的表现 |
| 3.3.1 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 |
| 3.3.2 主观性叛逆 |
| 3.3.3 客观性叛逆 |
| 3.4 中文商业广告英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
| 第四章 符合文化交往要求的商业广告翻译原则 |
| 4.1 中英文商业广告的特征 |
| 4.1.1 中英文广告的文化特征 |
| 4.1.2 中英文商业广告的语言特征 |
| 4.2 文化交往视角下中英文商业广告英译原则 |
| 4.2.1 文化适宜性原则 |
| 4.2.2 创造性原则 |
| 4.2.3 目的性原则 |
| 第五章 以文化外宣为目标的中文商业广告英译语言策略 |
| 5.1 中英文商业广告错误译例对比分析 |
| 5.1.1 中文商业广告错误译例分析 |
| 5.1.2 英文商业广告错误译例分析 |
| 5.2 中文商业广告英译错误成因分析 |
| 5.2.1 专业素质因素 |
| 5.2.2 非专业素质因素 |
| 5.3 以文化外宣为目标的中文商业广告英译技巧 |
| 5.3.1 直译 |
| 5.3.2 意译 |
| 5.3.3 增译 |
| 5.3.4 减译 |
| 5.3.5 仿译 |
| 5.3.6 创译 |
| 5.3.7 零译 |
| 第六章 结语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6.1 本课题研究过程回顾 |
| 6.2 本课题结论 |
| 6.3 提高中文商业广告英译水平的建议 |
| 6.3.1 译者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
| 6.3.2 译者要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 |
| 6.3.3 广告企业必须重视对外广告宣传对企业形象的影响 |
| 6.3.4 严把翻译公司资质和翻译资格认证关 |
| 6.3.5 出台有效的翻译行业法规和监督机制 |
| 6.4 研究问题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8）合同类文本汉英翻译的特点、原则及策略 ——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股权购买协议》的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合同类文本的语言特点 |
| 1.1 中文合同的语言特点 |
| 1.2 英文合同的语言特点 |
| 1.2.1 英文合同的词汇特征 |
| 1.2.2 英文合同的句法特征 |
| 1.3 中英文合同的异同点 |
| 第二章 中文合同英译应遵循的翻译原则 |
| 2.1 忠实性原则 |
| 2.2 准确性原则 |
| 2.3 遵循先例的原则 |
| 2.4 简洁性原则 |
| 2.5 一致性原则 |
| 2.5.1 用词的一致性 |
| 2.5.2 合同格式的一致性 |
| 2.6 正式性和规范性原则 |
| 2.7 发挥译员主观能动性的原则 |
| 第三章 中文合同英译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
| 3.1 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
| 3.1.1 直译 |
| 3.1.2 意译 |
| 3.2 建立术语表 |
| 3.2.1 术语表的作用 |
| 3.2.2 建立术语表的方法 |
| 3.3 使用电脑辅助翻译工具 |
| 3.3.1 利用因特网辅助翻译 |
| 3.3.1.1 利用因特网辅助翻译的优点 |
| 3.3.1.2 利用因特网辅助翻译的注意事项 |
| 3.3.2 运用电子词典 |
| 3.3.2.1 使用电子词典的优点 |
| 3.3.2.2 常用的电子词典 |
| 3.4 查阅平行文本 |
| 3.4.1 平行文本概述 |
| 3.4.2 查阅平行文本的作用 |
| 3.4.3 平行文本的使用方法 |
| 第四章 研究合同类文本汉英翻译的意义 |
| 4.1 使合同翻译更加规范化 |
| 4.2 帮助译员提高翻译效率 |
| 4.3 与计算机技术结合，提高计算机辅助汉英翻译的质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译文 |
| 附录 2 原文 |
| Acknowledgements |
| 致谢 |
（9）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萌芽篇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1840)前英语学习读物在中国的出现 |
| 第一节 早期《红毛番话》类英语读本 |
| 第二节 马礼逊与《英国文语凡例传》 |
| 发展篇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5)西人所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学 |
| 第二节 甲午战争前教会学校英语教科书 |
| 第三节 罗存德与《英话文法小引》 |
| 第四节 罗伯聃与《华英通用杂话》 |
| 第三章 甲午战争前(1840—1895)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建立 |
| 第二节 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概述 |
| 第三节 国人自编主要的英语词语类教科书分析 |
| 成熟篇 |
| 第四章 甲午战争后西方英语教科书在中国的流传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中国英语教科书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英美原版教科书的引入与编译 |
| 第五章 甲午战争后从日本引进的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发展之比较 |
| 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日本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语教科书引自日本 |
| 第六章 甲午战争后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 |
| 第一节 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发展 |
| 第二节 国人自编的主要英语语法教科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介 |
（10）构式视角下的汉英习语变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语料描述 |
| 1.3.4 分析方法 |
| 1.4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定义 |
| 2.2.1 习语 |
| 2.2.2 习语变异 |
| 2.3 汉英习语研究概述 |
| 2.3.1 国外学者习语研究 |
| 2.3.2 国内学者习语研究 |
| 2.4 汉英习语变异研究概述 |
| 2.4.1 国内外学者语言变异研究 |
| 2.4.2 国内外学者习语变异研究 |
| 2.5 构式语法研究概述 |
| 2.5.1 国外学者构式语法研究 |
| 2.5.2 国内学者构式语法研究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汉英习语变异研究理论框架 |
| 3.1 引言 |
| 3.2 构式语法定义 |
| 3.2.1 构式 |
| 3.2.2 构式语法 |
| 3.3 主要构式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3.3.1 构式的压制 |
| 3.3.2 构式的整合 |
| 3.3.3 构式的识解 |
| 3.3.4 构式的理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汉英习语变异语料的语言学特征 |
| 4.1 引言 |
| 4.2 汉英习语变异分类 |
| 4.2.1 汉语习语变异分类 |
| 4.2.2 汉语文学作品中习语变异使用频率的数据统计 |
| 4.2.3 英语习语变异分类 |
| 4.3 汉英习语变异的语言特征 |
| 4.3.1 汉英习语变异的语音特征及对比 |
| 4.3.2 汉英习语变异的语义特征及对比 |
| 4.3.3 汉英习语变异的语用特征及对比 |
| 4.3.4 汉英习语变异的句法特征及对比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汉英习语变异与构式的压制—变异生成机制之一 |
| 5.1 引言 |
| 5.2 汉英习语变异中的压制 |
| 5.2.1 构式压制 |
| 5.2.2 词汇压制 |
| 5.2.3 语音压制 |
| 5.2.4 时体压制 |
| 5.2.5 多重压制 |
| 5.3 对比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汉英习语变异与构式的识解—变异生成机制之二 |
| 6.1 引言 |
| 6.2 汉英习语变异中构式的识解方式 |
| 6.2.1 汉英习语变异与详略度 |
| 6.2.2 汉英习语变异与辖域 |
| 6.2.3 汉英习语变异与背景 |
| 6.2.4 汉英习语变异与视角 |
| 6.2.5 汉英习语变异与突显 |
| 6.3 对比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汉英习语变异与构式的整合—变异生成机制之三 |
| 7.1 引言 |
| 7.2 汉英习语变异中构式的概念空间 |
| 7.3 汉英习语变异中的构式整合 |
| 7.4 汉英习语变异整合运作模型图 |
| 7.5 对比分析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汉英习语变异与构式理据—习语变异的识解机制 |
| 8.1 引言 |
| 8.2 汉英习语变异与隐喻 |
| 8.2.1 语义隐喻 |
| 8.2.2 语音隐喻 |
| 8.3 汉英习语变异与转喻 |
| 8.4 汉英习语变异与象似性 |
| 8.4.1 语音象似 |
| 8.4.2 顺序象似 |
| 8.5 汉英习语变异与范畴化 |
| 8.6 汉英习语变异与类比 |
| 8.6.1 谐音类比 |
| 8.6.2 形式类比 |
| 8.6.3 语义类比 |
| 8.7 对比分析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引言 |
| 9.2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9.3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 |
| 9.4 本研究的理论启示及应用价值 |
| 9.4.1 对习语教学的启示 |
| 9.4.2 对词典编纂的启示 |
| 9.4.3 对语料库应用的启示 |
| 9.4.4 对习语及习语变体翻译的启示 |
| 9.5 本研究的局限及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汉英广告翻译的措词标准（论文参考文献）
- [1]俞敏洪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交传实践报告[D]. 贾文博.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国家形象视阈下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邱大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8)
- [3]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4]跨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广告语互译[J]. 梁丽红.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2015(12)
- [5]交际翻译视角下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研究[D]. 白力. 宁夏大学, 2015(01)
- [6]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D]. 陈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4)
- [7]文化交往视角下中文商业广告英译研究[D]. 李雅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4)
- [8]合同类文本汉英翻译的特点、原则及策略 ——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股权购买协议》的翻译报告[D]. 袁琳. 中国海洋大学, 2013(03)
- [9]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D]. 孙广平. 浙江大学, 2013(04)
- [10]构式视角下的汉英习语变异研究[D]. 黄曼.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