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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年[1]（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赵丽萍[2]（2017）在《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其地域化特征明显。本文以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该时期山右诗歌的样貌、特征及其出现的诗人及其创作做出较为深入详审的辨析,以期探讨该时期山右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和诗人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和贡献,从而发现地域和时代文化和诗歌创作之间的有效关联。经由元明两代,文学的重心已经完成了又一次由北向南的转移,但并没有掩没山右诗歌的光芒,山右诗歌尽管不如江南诗歌、山左诗歌繁盛,但山右诗人得江山之助,风骨铮铮,弃华崇实,秉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客观上形成了并州、上党、河东、雁北四大诗歌创作中心,形成了四个各具特色又相互渗透,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以山右地域特点为向心力的创作格局,形成了遗民诗人与新朝诗人、布衣诗人与官吏诗人并存,雄豪与清雅、奇崛与自然共存的创作局面,成为清代地域诗歌中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文共分为绪论、主体、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介绍该选题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其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览,在整理分析清嘉庆刻本《国朝山右诗存》（顺康部分）的基础上,结合现存诗人别集,全面还原分析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面貌。第一章从山右诗歌创作实际出发,认为山右诗坛形成了四个风格各异的创作中心,即河东、并州、上党、雁北创作中心,分析了各中心诗人的分布情况,并收集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人别集存目以及馆藏情况。认为在四个诗歌区域中,并州、上党受时代文化影响更为突出,河东、雁北受地域传统文化影响更大。第二章是对山右诗人身份的分析,认为山右诗人主体构成丰富复杂,有政坛显要、遗民野逸、也有硕学鸿儒,从馆阁到民间、从学界到诗坛、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山右诗人的身影,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涌现了许多着名的廉吏能臣。在不同身份的诗人身上,体现了崇实重节、安贫乐道以及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儒者情怀。第三章分析了山右诗歌的题材特征,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中的题材大多延续传统题材,如对现实的关怀、对山水的感悟、与亲友的赠答等,山右题材沿袭传统,但在主旨指向上体现了个性特征,山右诗歌多注重情感的表达,多展现内心的图景,少有对现实的客观摹写,表现了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诗篇中弥漫着隐逸和感伤的情绪。第四章是对山右诗歌特征的分析。认为从整体面貌上讲,山右诗人以追求风格上的清刚壮健、语言上的简质朴直者居多,但从个体诗人的角度考察,各种风格趋向又不一而足,从时代特征角度分析,定鼎之际的诗歌多生新辣硬,隐晦幽微,定鼎之后,新朝诗人成长,他们的诗歌则多雅正平和;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终身生活于山右的诗人诗歌多得江山之助,以清刚壮健者居多,流寓江南的诗人则多受南方明秀山水的滋养与南方士人的影响,多清丽婉约;诗人的个性特征则更多地影响了乡野村趣与凄冷孤幽特色的形成。第五章从山右地域文化和明清时代文化的角度分析山右诗歌在诗人身份、题材、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来的特征。认为山右历史的多元化形成了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的区域性明显的特征,山右民风的悭吝与山右名宦辈出有着密切的关联,山右自然环境滋养了山右诗人的审美意识。下编为个案研究,分别论证“并州遗民诗人”、“上党官吏诗人”、“河东隐逸诗人”、“雁北军事诗人”的诗歌创作特色和成就,文章认为,顺治及康熙前期诗人活动集中于并州文化区,以遗民活动为主,康熙中后期,山右诗坛由并州文化区向上党文化区和河东文化区转移,该区域出现了在诗史上可圈可点的着名诗人。第一章以傅山和戴廷栻为代表,结合清顺康时期并州文化特色,探讨遗民诗歌的特征。人们常以异端称傅山,文章认为,甲申之变,傅山的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即由异端自居到儒家的凸显。傅山提出了追求自然的诗学主张,其诗歌也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本章分析了傅山诗歌风格中奇崛、晦涩与自然的统一。第二章是对上党官吏诗人的探讨,在详细体察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对陈廷敬的“台阁体诗”及其以“和声以鸣盛”来概括陈廷敬诗歌的观点进行辨析,认为这一认识是不恰当的,难以概括陈廷敬诗歌创作的全貌与深度。除了陈廷敬之外,该章还分析了吴碘、张泰交、毕振姬的诗歌创作,虽然他们同是官吏诗人,但各有特色。第三章是对雁北文化区诗人诗歌的分析,以冯氏父子为研究对象,认为冯氏父子雄壮苍凉的诗歌风格与雁北文化区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冯如京和冯云骧诗歌在雄壮风格下的差异则是受时代文化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官吏魏象枢的诗歌创作,认为魏象枢的部分诗歌带有苍凉悲壮的雁北特征,但从总体面貌上讲则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第四章是对河东诗人吴雯的分析,吴雯是王士禛的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河东深厚的隐逸传统,以布衣诗人而终,本章辨证了吴雯不遇的原因,分析了吴雯与其老师王士祺倡导的“神韵说”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地分析了吴雯诗歌的创作特色。最后分析了山右诗歌中的地域因素的呈现方式,认为诗歌中对于家乡山水的认同和归宿感是山右诗歌地域特色形成的心理基础,地域民俗生活的展现和方言俗语入诗是最直观的呈现方式。
霍贺[3]（2014）在《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胡秋原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和极具研究价值的人物。他少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观的影响,奠定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底色。进而钟情于五四后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革命学说,视其为救国救民之道,并一度投身于革命风潮之中。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由理念的痴迷,又让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陷入迷惘与困顿。为此,作为文化人的他,从文艺和史学理论方面的路径入手,对自己思想上的迷惘作一厘清。他首先参与“文艺自由论辩”,成为“人道主义文艺观”的主要提倡者;继而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组织开展了在民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抗战爆发后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从比较中西文化的视角探索抗战建国之道,提出了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因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抱有深刻的疑虑和不信任,1949年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此后多年致力于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但仍不忘情政治,并以其特有的家国情怀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不懈的思索,也是台湾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大陆改革开放后,他也是最早来大陆探访的文化名人之一。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胡秋原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理应据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尽管他在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也有一定影响,但却是个不得志的“失败者”。他毕生对“超越之路”理想的求索,希望调和两个极端、谋求“中间道路”的愿景,一直处在不断碰壁之中。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胡秋原的命运和遭遇,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个时代很多像他那样抱此理想的一代知识人命运的写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像胡秋原这样立场暖昧不明的“中间人士”,一个政治上的失意人和失败者,以往学界关注和研究都相当薄弱,对他们历史所起的作用和价值也缺少公正客观的评说,笔者主要为弥补此缺陷而作。对胡秋原及其思想的研究既是本文的重点,也是考察的基本视角。本文对胡秋原思想的研究,以系统梳理其思想形成和发展演进的脉络为基线展开,重点考察他从“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展现其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他的历史哲学或探索中国出路的哲学视角:大体以1932年出版的《唯物史观艺术论》、1935年自立思想后撰写的《历史哲学概论》、1953年完成的《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为标志;经历了“先超越期”、“超越前期”、“超越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和“理论历史学和超越前进论”三种观念形态,其思想演进轨迹由折衷调和,逐渐转向“自立体系”。在“先超越期”,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胡秋原,崇尚自由民主,不满现状,与当时大多数具有挽救民族危亡情怀的热血青年一样,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充满憧憬,被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进而投身革命运动的洪流,以期实现救国理想。然而,大革命的种种挫折,让胡秋原对其一度追随的“主义”产生怀疑,他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并不冲突,试图对当时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潮——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折衷调和,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结合,以求重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他以“自由人”相标榜,指出“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引发了“文艺自由论辩”。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他企图修正唯物史观,提出了从秦至清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的观点。在“超越前期”,胡秋原的研究兴趣由文艺史转向社会史。1934—1937年间,通过对欧美和苏俄的四年考察,他认为无论是西方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还是苏俄的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是中国立国的前途。基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并自立文化史观,以构建其历史哲学。他从文化层面探索新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痛感百年来的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在立国问题上的各执一端,提出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旧文明的复活”,也不是“全盘西化或苏维埃的文明”,而是“由中国创造,为中国进步,表现中国特点的现代文明”。中国应当建立的是独立自由、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宪政国家。抗战胜利后,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堕入现实主义的倾向,胡秋原认为急需一种精神革命加以纠正,这也促使他在思想上再次转向。在综合前两期思想的基础上,他对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进行修正,构建“超越后期”的历史哲学,他称之为“普遍的历史哲学或理论历史学”。至此,胡秋原的思想基本成熟和定型。此后他又将该理论应用于考察中外历史,分析历史因革损益和兴衰成败,探求国家与社会出路,进而得出所谓文化上的“超越前进论”,即中国需要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进,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归宿。胡秋原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但他立足民族文化,会通中西,发扬自尊精神,探索建设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则是后人应当重视的。
王宝明[4]（2014）在《乾嘉时期朝鲜文人使华汉诗本事系年》文中认为中朝关保,源速流畏。明清雨代,中国与朝鲜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下保持着传统的友好交往。朝鲜王朝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定期派遣使臣出使清王朝,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燕行缘》文献。《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及随从出使中国时的记载,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沿途风光、建筑、风俗、故实等等,其中数以千计的汉诗尤为引人注目。在乾嘉畴期,着名诗人有蔡济恭、洪大容、柳得恭等人。本输文全面系统整理清代乾嘉时期朝鲜使华汉诗文献,以诗歌刽作及其本事繁年的方式,祥尽再现当时中朝诗歌交流的一个侧面,为中朝诗歌交流史乃至中国文化傅播史提供翔实的基磋文本。具体方法是以乾嘉时期《燕行录》中的日记和诗歌等原始文献为主,把相关的日记和诗歌（古诗、四言、楚辞体、五绝、五律、七绝、七律）造行匹配,聊蘩诗歌本事及其创作文化背景,考证诗歌的创作日期,“以诗繋日,以日繁月,以月繁年,以年繋代”,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本输文亦使用《朝鲜王朝实录》、《清寅录》、《清代诗文汇编》等造行补充,为《燕行缘》汉诗提供佐证。为保证文献的准确性,本论文使用繁体字。本输文分为四部分：绪论；第一章（十五箭）；第二章（十箭）；余输。主体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是乾隆时期。时间由乾隆元年（1736）至六十年（1795）,主要介绍二十二撞诗文匹配的作品,包括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燕槎录》;赵显命《燕行日记》、《燕行缘》；尹汲《燕行日记》；洪大容《湛轩燕记》；严璹《燕行录》；李岬《燕行记事》；李德懋《入燕记》；蔡济恭《含忍录》；李田秀《入溶记》；沈录洙《燕行日乘》；俞彦镐《燕行录》；赵瑍《燕行日录》；徐浩修《熟河纪游》；柳得恭《后霎缘》；白景炫《燕行录》；金箕性《燕行日记》；金正中《燕行录》；李在学《燕行日记》、《癸丑燕行诗》；洪羲俊《甲寅燕行诗》。第二章是嘉度时期。时间由嘉度元年（1796）至二十五年（1820）。这期间的重要作品有十二种,包括徐有闻《戊午燕缘》；金勉柱《赠季君》；李基宪《燕行日记》、《燕行讨轴》；李晚秀《輶车集》；洪爽周《渊泉赴燕诗》；李海应《蓟山纪程》；元在明《芝汀燕记》；李敬卨《燕行录》；李鼎受《游燕录》；崔斗燥《乘槎录》；成佑曾《茗山燕诗录》。本论文有两个附录一是乾嘉时期朝鲜使臣使华一览表,二是乾嘉畴期《燕行录》总目。本输文的主要创新点有四。第一,它是学术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全面的乾嘉时期朝鲜文人使华汉诗编年着作。第二,探取“以日繋月,以月繋年,以年繁代”的方式撰写,有条不紊,庆真威密的把日记与诗歌造行匹配,在域外汉诗研究中阴创了一种新形式。第三,通过大量朝鲜使华汉诗的创作本事及其文化背景的翔实记录,可以用“他者”的眼光,既反观了中国文化,并可以引起古代文化傅播研究的更深刻的阴注和思索。第四,本论文所据底本多为手抄本,其中有大量草害字体,权难辨识,目前中外学者很少从事此类工作。笔者一一识别录入,是封东亚写本汉籍整理的新贡献。不足之处在于,最初撰写的论文规模鹿大,包含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个时期,笔者已经完成初稿雨百万字。但由于学位论文规模所限,所以只截取乾嘉雨代。毕业后我舍继续整理道光至光绪的繁年,使清朝中后期朝鲜文人使华诗歌繋年成为完璧。
张玥[5]（2013）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超然”,是指知识分子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非功利化的心态潜心于研究本身从而从事学术的创造与创新；“介入”,是指当社会需要时,知识分子必须关注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社会立场出发,主动介入社会。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管理者的核心,在大学的学术属性与行政权力之间如何抉择,在大学成为“象牙塔”还是“社会服务站”之间如何平衡。这是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问题起点。本文旨在以掌舵人角色作为研究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的着眼点,以掌握到的史料和文献等资料为基础,以历史研究作为研究开展的主要研究方法,以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以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与大学的生存、发展与提升为研究展开的基本维度进行分析。组织生命理论中关于组织特征的分类是：组织创建阶段,组织发展阶段,组织成熟阶段。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之一,也具备这样的组织发展特征。这在文中具体表述为：“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首先,绪论部分对研究的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等做了具体说明。第一章作为研究的开端,对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大学校长做了仔细梳理和介绍；并在结合中外理论和校长们、研究者们的着述基础上,提出了“掌舵人”概念,将之作为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角色。第二章以“战时需做平时看”作为研究主题,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和宗旨,以及具有战时特色的大学内迁,从而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国立大学生存的基本要义。第三章以“炸弹下长大”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发展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如何秉持通才教育与学生自治、如何坚守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从而实现了战时大学的发展和壮大,这就构成了战时校长掌舵大学发展的主要内容。第四章是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研究主题,从文化角度探究这些校长在大学提升层面的作为,以大学文化和精神作为大学内在提升的关键,以校训以及教风学风的建设作为精神文化的外在表达,从而构成大学走向成熟阶段的内在力量。最后,在前之研究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掌舵人的理念与治校进行总结与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得益于战时国立大学校长群体的智慧谋略、胸怀担当与个人魅力,从而使国立大学在内迁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保证了“战时需做平时看”的大学发展基调,立志于培养“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并实现了“炸弹下的长大”,从而终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大学发展之根本要义。在此基础上,总结国立大学校长治校方略与当代启示：即在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们领先于时代,超越于现实,通过“领导”大学、秉持学术、管理民主、文化建构,进一步引领了社会文化发展。研究还对大学校长的素质与遴选、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大学的外部发展环境进行了具有比较意义的借鉴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今的大学管理与发展提供改革的思路,值得今日为之观照。
李增元[6]（2013）在《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文中提出自由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不过,个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的绝对自由。各种社会制度创造着人类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同时,它也可能成为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自由人为基础的“自由联合体”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自由、融合为基础的人类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基础构成部分,广大农民的自由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广大农民的不自由性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它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诸多方面。就当前来看,社会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常态。不过,农民外在的自由流动难掩内在的不自由,流动中的各种公民权利及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生存发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开放、流动难以掩盖城乡分割、乡村社会封闭、排外的事实。建基于农村社区之上的诸多社会制度既是民众行为的社会规范,同时也往往成为约束个体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致使社会分割、社会融合难以实现。广大农民离土难以真正离乡,城乡居民有流动自由发展不足,有流入难融入,这一矛盾在转变社会中更为突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解放农民,扩展农民自由发展权利,破除社会分割、封闭与排外的弊端,创造有机融合、和谐发展的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命题,也是农民面临的历史性新命运。本文以温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对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社会融合诸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本文研究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的一个引子。本文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建国以来温州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基层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都直接地影响着农民的自由,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正是一个广大农民为争取自由发展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民扩展生存与发展权利与自由空间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城乡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流动,经济政治体制开始变迁,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层面的自主发展权利及发展空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农民独立意识的增长。在现代化发展中,农民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蜕变,逐步走向新的社会发展大舞台。然而,僵化的经济社会制度却内嵌于日渐转变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构造出了外在流动、开放背景下的内在封闭社会,广大农民无法从封闭性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无法自由自主发展,乡村外部人员也无法自由进入与融入,整个社会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与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时期温州所实施的“三分三改”与“社区重建”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以“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股改”、“地改”、“户改”为主要内容的“三分三改”破除了传统社区的封闭、排外及束缚性,破除了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促进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并保障了流动中的各项权利、权益,为外来人员的自由进入与融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城乡社会从分割走向融合,改革实践是农民自由解放的新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温州市进行了农村社区重建,通过社区空间重组、组织体系重建、治理机构再造、治理机制改革,构造“城乡一体型”新社区,推动城乡基层社会对接,努力将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建设成具备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功能、社区社会自我治理功能,能够为居住在社区内的不同性质居民提供平等服务、保障不同性质居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公民待遇、社区成员权利,为社区居民提供情感归属及精神认同,具有开放性、容纳性的新型基层社会单元。基于上述考察分析,本文继而对建国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进行了总结性分析,对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发展中,温州农村新社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定量、定性考察,并对温州社会转型发展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了判断分析。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而流动中的农民自由及生存发展权利与权益才是农民流动背后的实质与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建基于温州样本的实证研究,对转变社会中农民流动背景下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这一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文首先指出了“自由与融合”是社会流动、开放背景中农民的历史性新命题,并对国内外历史进程中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探讨国内外农民自由的构成内容,及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基础上,本文对所研究的核心内容,何为农民自由、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提炼；自由的个体何去何从、融合性社会及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自由、人性、社会制度等抽象问题进行了余论探讨。基于温州样本的微观考察,及社会发展的宏观性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民自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层次与差异性。个体是历史的、实践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及阶段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广大农民呈现出不同的自由状况,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第二,人性解放与发展是农民自由及个体自由的根本内涵。个体自由,外在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个体维持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需求,这些仅仅是个体自由的外化,人性解放与发展才是人类自由的根本内涵所在。第三,社会制度是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现实中,存在于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及外化的社会关系,都受到嵌入到该经济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一旦制度规约偏离促进人性自由方向发展,它对人的束缚性就潜在地体现了出来。第四,在解构中构建开放性、容纳性新制度是保障当前农民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破除强制嵌入到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封闭、排外社会制度,打破经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束缚性,建构新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各类要素自由流通、个体自由自主流动的新型融合性城乡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个体权利权益平等,是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五,“自由”的个体内嵌于一个群体性、融合性社会。个体自由的实现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体存在的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社会,只有群体性社会实现了自由与融合发展,个体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发展。第六,开放制度体系是实现社区及社会有机融合的重要基础。不同层次融洽和谐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由社区制度、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及人类社会制度等诸多制度构成的开放、容纳性的制度体系,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个体社会认同与归属,促进融合性社会的形成与人的自由发展。自由全面发展与人性绽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体现,不过,实践中的个体自由发展与融合性社会的形成,都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赵九洲[7]（2012）在《古代华北燃料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华北地区的地貌大致可分为山地、平原与沼泽湿地三个部分，地貌的差异决定了植被分布的差异，进而导致了燃料利用形式的差异。独特气候状况使得华北民众的燃料消耗量极为巨大，而近世气候的变化使得燃料需求进一步增大。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燃料蕴藏量较大，反者反是。城市中燃料蕴藏量较少，而燃料需求却极大；乡村中的情况与城市相反。这样的差异对经济、社会与生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古以迄明清，华北地区人口起伏波动极大，但总体的趋势是不断增多，至明清时期出现了严重的人口问题。与人口发展脉络相一致，华北区域内人们的燃料消耗量也在不断增大。于是，燃料的供应日趋紧张，至唐宋而出现了燃料危机，至明清时期越发严重。政府的燃料消耗量极为巨大，宫廷的饮食起居、祭祀礼仪中的举行、官员的薪俸发放以及军队的生活作战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燃料。为了确保燃料供应，政府设置了专门的职官与机构，此外明代还设置了宦官组织惜薪司掌管内廷燃料采供。在明代，政府还设置易州山厂来直接进行燃料的生产与转运，山厂的兴起与衰落则与燃料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在燃料危机深重的情形下，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确保燃料供应。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燃料，随着燃料匮乏局面的形成，华北地区民众民众生活日趋困苦化。围绕燃料，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有关的民间纠纷与刑事案件层出不穷。为了应对燃料危机，人们不断改造炊具、炉灶并调整饮食习惯，也极力改造取暖器具并改变取暖方式，极力提高燃料利用效率，以求开源节流，使生活用燃料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中古及其以前，华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颇为发达，而步入近世却呈现萧条景象，丝织业、陶瓷业、冶铁业、制盐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这一变局的出现与燃料危机的出现与加深密不可分，燃料供应紧张的情势下，若干高能耗手工业生产规模自然会受到挤压。近世冶铁业、制盐业等仍能有一定的发展，凭依的则是煤的使用及生产技术的革新。近世的燃料危机对华北地区的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过度的樵采，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作物秸秆大量用作燃料，又对役畜饲养造成了巨大冲击，饲养规模不断缩减，役畜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动。燃料危机还影响了作物结构和土壤肥力，高杆作物比重逐渐提高，而土壤肥力则呈下降趋势。华北地区用煤历史悠久，自宋代开始大规模应用，至明清而用量更为巨大。煤的开采与使用对政治与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煤炭在近世社会演变进程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植被的压力，役畜饲养也得以维持，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反思当代的利用模式，展望未来人类前景，化石能源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张淑娟[8]（2010）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民族理论的基础是由民族主义对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过程的阐述奠定的。本文以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对民族主义的逻辑展开过程的叙述呈现了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将民族现象与民族过程的解释和阐发奠定在中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基础之上。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按照主权国家增生和扩展的逻辑实现民族独立,构建民族国家。而这两点正是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民族主义原则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源头,也因为其特殊的关怀成为民族理论的核心。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族理论始终以民族主义诉求为基本线索。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相适应,民族主义的目标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民族独立,一是民族建设,二者相辅相成。民族独立是民族建设的前提条件,民族建设是民族独立的必然结果。论文第一章论证了民族主义对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基础性作用,第二章“民族自强和振兴的理论”与第三章“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基本策略”说明了民族自立、自强是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必要步骤;第四章“关于民族形成理论及‘中华民族’内涵的确立”以及第五章“民族国家构建的思路”中主要阐述了民族建设问题,其中第四章是理论建构,而在制度安排上的主张和政治实践则由第五章具体展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表明中国既摆脱了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一族一国”的束缚,也克服了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族类”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同时,也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雷鸣[9]（2009）在《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叙写中心的当代生态小说,蔚然成观的现实背景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的真正内在根源是现代性的文化危机,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risk profile）。”从这个角度看,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现代性”,那响应于严重生态危机的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在揭示生态危机的现状,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必然蕴涵着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通过对当代生态小说的研究,可以发现:当代生态小说通过严峻的生态危机现状的揭示,生态危机发生根源的探察,呈露出了一个不可移易的事实——生态危机的发生,往往与对世界的“祛魅”、人的主体性、工业化和科技等现代性的几个维度密切勾连。与之相应,生态小说的作家们当然地亦对这些引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性维度表现出反思与超越的态度。同时,当代生态小说作为一种审美表意实践活动,呈现出与社会现代性的一种向背的张力状态。基于此,本论文把当代生态小说定位于一种现代性反思话语,把它们置于对现代性质疑与反思的视阈之中,进行全面剖析与深入考察。而以往由于理论的成见,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多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挖掘文学中生态思想的内蕴,限制了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认识。而把当代生态小说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揭示出生态小说的现代性症候,不但能提升对生态小说这一小说样态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能助益于我们深刻彻悟生态危机发生的内在深层社会机制和文化肌理,从而充分体认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提示和警醒我们在中国现代性设计中需要审慎对待的方面。导论部分主要剖析生态危机发生的现代性根源,指出生态文学的出现与繁兴的最重要的现实原因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对生态小说的内涵予以厘定。本文认为,生态小说侧重于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来揭示人类所面临自然生态危机及其背后蕴涵的深层的人类文化危机,同时以生态系统整体为价值基础,对自然、人的整个生命系统中进行道德关怀和审美观照,吁求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相互融洽和谐,从而达到自由与美的诗意栖居的小说。真正意义的生态文学诞生有特定的现代性发展背景,有些小说即使有生态学思想的涵容,也并非真正意义的生态小说,故中国真正意义的生态小说,是出现在新时期以后,即是在我国现代性追求的最为活跃高涨期,并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情境下出现的。所谓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就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生态小说。以此为衡器,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成长概貌呈现为阶段性特征:1980年代中后期的孕育萌芽期、1990年代的迅速发展期、从新世纪至今的集约井喷期。其中尤以西部作家的作品为多,这背后沉潜着文学生产场域所支配的问题结构。第一章着重分析当代生态小说通过叙写自然世界的神性,追求自然的返魅,构成了对现代性的“世界的祛魅”的一种反拨。在现代性的“祛魅”世界里,自然摆脱了神性的笼罩,彻底成为一个可以由科学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不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感觉的存在。正是在“祛魅”的理性精神烛照下,自然内在的神秘性和魔力遭到放逐,人们由此也失落了对大自然的谦逊与敬畏的情怀,有的只是统治、征服、占有的欲望。论文认为,当代生态小说正是基于现代性对“世界的祛魅”的破坏后果的思考,渴望重拾自然世界的神性,着力于自然的返魅,以表达自然万物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从而激发对自然的敬畏。具体而言,第一,还原自然的自在原始性,赋予自然一种主体性言说。自然已不再被用来标识事件场景和烘托人物心境,或者成为移情、隐喻和象征的主要载体;而是以无比瑰奇的自在原始样貌,氤氲着浓烈的神秘,慑服人的心灵。第二,冲决以人为价值尺度的评判标准,颠覆性地改写重塑着各类动物形象,赋予它们以灵异的色彩,它们一样有自己情感,一样有自已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第三,讲述大量远古的与自然相关的神话故事,神话中包孕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观念被重新演绎,神话中的一些观念与禁忌被合理化和神圣化,以此唤起人们遵守历史习俗,感受自然的神秘,尊重与敬畏自然。第四,对传统宗教文化热情关注和着力表现,侧重于开掘内蕴于中国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以及道教、佛教中的共同内容或主题显示——自然信仰和自然崇拜,吁求培育自然返魅的精神氛围。本文主要从以上四个方面探察了当代生态小说对自然“返魅”的书写,认为这恰与现代性的“祛魅”构成一种悖反,突显了当代生态小说的反思现代性的立场。第二章探讨当代生态小说在揭示生态危机的现状与深层原因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现代性的“主体性”质询拷问的姿态。本文认为,当代生态小说的许多文本呈示了生态危机加剧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现代性的“主体性”膨胀所致,对“主体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与批判。第一,欲望主体的幽暗。作为标示人的主体性确立的重要维度的“欲望”,成为了引发生态危机的核心因素之一。生态小说表现了在人性深处里的无边欲望之壑与生态危机发生的直接关系,批判了人作为欲望主体,戕害自然、破坏生态的黑暗一面。第二,理性主体的虚妄。人类正是凭依着理性的力量,促动人类自以为是成为世界的“唯一主体”地宰制一切,破坏、掠夺着自然。在当代生态小说中,我们则看到作家抑或直接通过理性无从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的原生态叙述,抑或塑造许多先知先觉的具有预测能力的神秘人物形象,从而全面而深刻戳露出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虚妄性,表达对理性万能的神话的怀疑,这种怀疑必然显示着对主体性的一种拷问姿态。第三,科层主体的残缺。供职于现代科层体制中的人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无可置疑地会被这种现代性科层机制所框范,生态小说表现了现代科层制中的服从上级、追求绩效等与生态危机发生的密切关联,透露出现代科层体制的残缺与局限。第四,主体间性的至美。与主体性不同的是,“主体间性”则是不再把自然看作客体,而是当作互为平等交往的主体,生态小说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为基准,努力形塑与颂赞具有“主体间性”思想的人物。第三章主要阐释当代生态小说毕现了工业化与科技发展所裹挟而来的负质效应。工业化与科技的飞速进步,构成了现代性的主导性成果。但现代工业文明与现代高科技,在发展进步的炫目光芒下,许多令人担忧的阴影已触目惊心地浮现,现代性的进步神话,是一场文明的苦旅。由于盲目工业化及无条件地尊崇科技,所伴生的自然环境的恶化、传统诗意的破碎、城乡对立中的农民生存贫困、未来忧患等令人胆颤心惊的现代化恶果,已经大爆炸似地次第呈现,袒示出一幕幕忧伤的图景。论文认为,当代生态小说通过展示工业化对自然的戕害、重新审视城乡不平等关系、书写历史“存在之链”的断裂以及人类未来隐忧的“恶托邦”等四个方面,全面检视了工业文明与科技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陷阱”。这也正是当代生态小说的一种现代性的症候反应,彰显了其对现代性予以反思与批判的态度。第四章参照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生态小说寻求人类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生态乌托邦”进行分析。论文认为,当代生态小说基于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害的纠正,同时对中国现代性不可逆转与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的明确认识,致力于营构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理想生存境界。这种理想生存境界瞩目于摆脱现代性困境,但不弃绝现代理想,呈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图景;人与人去功利化、原子化的亲洽关系;自我忠实于内心生活,漠视世俗功名与物质享乐;文化的多元共融共生等特质。这种理想生存境界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关系共同体、与自然呈现为主体间性、多元共生等主张完全贴切一致,体现了当代生态小说超越现代性的一种后现代性姿态。第五章从审美层面对当代生态小说的缺憾进行探析,进而讨论了生态小说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本文认为,一方面,当代生态小说执着于真实而导致了想象的偏枯。由于拘囿于生态事件再现的真实感,文本尽管不乏生活的实感,却因为作者未能发挥各自“灵感”去对真实事件进行更大程度的提炼、加工和改造,更没有将富有个性化的艺术想象最大限度地融入生态叙述中,作品由此失去了深远的艺术韵味和魅力。另一方面,由于共同的“生态焦虑”母题的制约,大部分生态小说存在着形象塑造趋同与普泛的悲剧程式之弊。文本塑造的形象,缺乏多色泽和立体感、无法呈示充满异质感的、令人惊奇的、超验感的审美景观。同时,生态小说清一色的呼天抢地的悲哭,虽然以裸露直接的沉痛式追问来表达小说的生态主题,力图追寻悲剧给人以震惊体验的审美效应,但是悲剧的哲学意蕴升华还显得的功力不足,悲情之外触摸不到深层的生态哲理幽思。第三,生态小说以其不回避的勇气揭示了可怕生态危机的现实问题,但也正是受问题意识的制导,它们基本停留在生态问题暴露批判的表象层,停留在危机的展示上,超越的部分薄弱,对因生态危机可能透视出来的丰盈的现实启示缺乏探掘,于是作家的笔下不时透着问题焦虑与局促,缺乏雍容的气象,文化意蕴难免显得稀薄。第四,生态小说为有效地传播生态理念,而耽嗜一种宣传视阈规约下的写作。由于对传统的正邪“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承袭与明白无误、一望了然的训导语言编码,引致了文学所必备的诗性失落与意蕴的偏狭。总之,生态小说毕竟是文学而不是生态学,它们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改变目前生态话语的表述方式,让生态理念的创作意图进行审美中介转换,建构意蕴丰盈的价值系统,这是生态小说最大限度地凸现自我的功能价值与提高艺术品格的最佳途程。结语对于当代生态小说的现代性反思所表现出来的偏至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虽然当代生态小说对现代性种种负质效应的洞见和言说,是准确而及时的,有着相当大的平衡意义与警示意义,能够对现代性的“破坏性”创伤无节制地扩张,提供必要的制约和良性的张力,但现代性在中国当代的命运不是一味批判与拒斥便可以了结。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不同发展模态并存于中国的现实限度下,无论现代性在当下展示出自身的何种局限性、风险、消极后果,现代性只能依旧是中国当代主体和当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生态小说在生态危机的寻根过程中而展开的现代性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轻忽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语境,似乎不加辨析地在横向移植西方后现代的生态文明话语,对现代性的批判走入了情绪化、简单化的误区,对现代性有妖魔化指认之嫌。未来的生态小说应该在神性与理性、自然伦理与人文精神、后现代的超越与中国现实根基几个方面的关系中,持一种更为独特视角与审慎立场,以寻求最佳的平衡点。
詹玲[10]（2006）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产物，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立论依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九章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介绍了本论文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概述了农民工的基本内涵、历史追溯以及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本章主要有三点：一是论述了本文所使用的农民工概念，并分析比较了与农民工相关的几个概念，以进一步深化对农民工概念的理解；二是论述了农民流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指出“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农民工史就承载了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三是分析了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同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章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一是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着重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及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等方面进行论述；二是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流出地、不同文化程度等方面对农民工的流动原因进行微观比较。 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论述了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及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农民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第四章从农民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以及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两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农民工问题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分析了“没有体制的体制”是产生这些不和谐因素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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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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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 |
| 第一章 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创作概貌 |
| 第一节 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的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的结集 |
| 第二章 时代和历史影响下的山右诗人 |
| 第一节 身份特征的转变 |
| 第二节 人格精神的呈现 |
| 第三章 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内容特征 |
| 第一节 题材类型 |
| 第二节 创作主旨 |
| 第四章 清顺康山右诗歌审美特征 |
| 第一节 奇崛瘦硬向平和雅正的诗风转化 |
| 第二节 清刚壮健与清丽婉约的地域区分 |
| 第三节 乡野村趣与凄冷孤幽的个性呈现 |
| 第五章 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的文化解读 |
| 第一节 三晋文化浸润下的士人精神和诗歌审美 |
| 第二节 清初的文化转变与山右诗歌创作流变 |
| 下编 |
| 第一章 并州诗人 |
| 第一节 清顺康时期并州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散淡纵横、奇崛苍老:傅山其人其诗 |
| 第三节 亦儒亦侠、有冰雪味:戴廷栻其人其诗 |
| 第二章 上党诗人 |
| 第一节 上党历史文化特征与清初诗坛面貌 |
| 第二节 敦厚老成、意旨深邃:陈廷敬其人其诗 |
| 第三节 宽厚清廉、雅正平和:吴碘与张泰交其人其诗 |
| 第四节 自守寒素、奇古纵横:毕振姬其人其诗 |
| 第三章 雁北诗人 |
| 第一节 雁北历史文化特征 |
| 第二节 苍凉雄壮、各有千秋:冯如京和冯云骧其人其诗 |
| 第三节 忠孝天彝、有台阁气:魏象枢其人其诗 |
| 第四章 河东隐逸诗人 |
| 第一节 河东历史文化特征 |
| 第二节 率性自适、峭拔明秀:吴雯其人其诗 |
| 结语 |
| 附录 |
| 顺康时期山右诗人活动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书期间科研情况 |
（3）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一、大陆地区 |
| 二、港台地区 |
| 第三节 当前的不足与本文的创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年时代的问学与求索 |
| 第一节 少年志向 |
| 一、家世与家学 |
| 二、明道救世 |
| 三、科学报国 |
| 第二节 追溯与调适:青年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
| 一、初识马克思主义 |
| 二、普列汉诺夫的信徒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和阐述 |
| 一、“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背景 |
| 二、“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自由人”的文艺思想 |
| 第一节 “人性论”与“阶级论”之间:胡秋原与“普罗文学运动” |
| 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艺自由论辩”的背景 |
| 二、“文艺自由论”的先声:“革命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的诉求 |
| 第二节 错位的文学对抗:“自由人”与“文艺自由论辩” |
| 一、艺术正确与历史困境:“自由人”的文艺观 |
| 二、话语夹缝中的思与辩:“自由人”与“左联”的“战争与和平” |
| 小结 |
| 第三章 超越左右的尝试及其理论探讨——以“读书杂志派”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读书杂志》的创办、宗旨与社会影响 |
| 一、《读书杂志》的筹办和发行 |
| 二、“读书杂志派”及其思想倾向分析 |
| 三、道不同不相为谋——“读书杂志派”与“左联”的分歧 |
| 第二节 超越左右的理论探讨——“读书杂志派”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
|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 |
| 二、“读书杂志派”的社会史观 |
| 第三节 书生问政——“读书杂志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
| 一、“读书杂志派”与“闽变” |
| 二、和而不同——“读书杂志派”与“第三党”在“闽变”中的思想分歧 |
| 三、对中国出路的初步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比较中西文化——自创“文化史观” |
| 第一节 比较中西文化思考中国出路 |
| 一、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辨析西方文化的价值 |
| 二、对苏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
| 三、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思考 |
| 第二节 对“新自由主义”的诠释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一、为何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 |
| 二、“文化史观”的构建 |
| 第三节 践行书生问政 |
| 一、全民抗日的主张 |
| 二、抗战建国的诉求 |
| 小结 |
| 第五章 “超越前进论”——思想的归宿 |
| 第一节 观望与选择 |
| 一、武汉观望与离开大陆的心态 |
| 二、婉拒中共邀请北上的原因 |
| 三、栖身香港对中国前途的再思考 |
|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的再诠释 |
| 一、思想核心:理论历史学 |
| 二、思想归宿:超越前进论 |
| 小结 |
| 结论: 独立人格与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再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乾嘉时期朝鲜文人使华汉诗本事系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原因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亮点及不足之处 |
| 五、繋年编例 |
| 第一章 乾隆时期(乾隆元年—乾隆六十年) |
| 第一节 乾隆二年/朝鲜英祖十三年 |
| 第二节 乾隆八年/朝鲜英祖十九年 |
| 第三节 乾隆十一年/朝鲜英祖二十二年 |
| 乾隆十二年/朝鲜英祖二十三年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年/朝鲜英祖四十一年 |
| 乾隆三十一年/朝鲜英祖四十二年 |
| 第五节 乾隆三十八年/朝鲜英祖四十九年 |
| 乾隆三十九年/朝鲜英祖五十年 |
| 第六节 乾隆四十二年/朝鲜正祖元年 |
| 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正祖二年 |
| 第七节 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正祖二年 |
| 第八节 乾隆四十八年/朝鲜正祖七年 |
| 第九节 乾隆五十一年/朝鲜正祖十年 |
| 乾隆五十二年/朝鲜正祖十一年 |
| 第十节 乾隆五十二年/朝鲜正祖十一年 |
| 乾隆五十三年/朝鲜正祖十二年 |
| 第十一节 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祖十四年 |
| 第十二节 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祖十四年 |
| 乾隆五十六年/朝鲜正祖十五年 |
| 第十三节 乾隆五十六年/朝鲜正祖十五年 |
| 乾隆五十七年/朝鲜正祖十六年 |
| 第十四节 乾隆五十八年/朝鲜正祖十七年 |
| 乾隆五十九年/朝鲜正祖十八年 |
| 第十五节 乾隆五十九年/朝鲜正祖十八年 |
| 乾隆六十年/朝鲜正祖十九年 |
| 第二章 嘉庆时期(嘉庆元年—嘉庆二十五年) |
| 第一节 嘉庆三年/朝鲜正祖二十二年 |
| 嘉庆四年/朝鲜正祖二十三年 |
| 第二节 嘉庆六年/朝鲜纯祖元年 |
| 嘉庆七年/朝鲜纯祖二年 |
| 第三节 嘉庆八年/朝鲜纯祖三年 |
| 第四节 嘉庆八年/朝鲜纯祖三年 |
| 嘉庆九年/朝鲜纯祖四年 |
| 第五节 嘉庆九年/朝鲜纯祖四年 |
| 嘉庆十年/朝鲜纯祖五年 |
| 第六节 嘉庆十三年/朝鲜纯祖八年 |
| 第七节 嘉庆十四年/朝鲜纯祖九年 |
| 嘉庆十五年/朝鲜纯祖十年 |
| 第八节 嘉庆十六年/朝鲜纯祖十一年 |
| 嘉庆十七年/朝鲜纯祖十二年 |
| 第九节 嘉庆二十二年/朝鲜纯祖十七年 |
| 第十节 嘉庆二十三年/朝鲜纯祖十八年 |
| 嘉庆二十四年/朝鲜纯祖十九年 |
| 余论 |
| 一、朝贡制度中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
| 二、诗坛的实学派及委巷诗人 |
| 三、中朝文化交流的不对称性 |
| 四、朝鲜使华汉诗的感情与格律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按笔划) |
| 二、专着 |
| 三、期刊 |
| 四、学位论文 |
| 附录一：乾嘉时期朝鲜使臣使华一览表 |
| 附录二：乾嘉时期《燕行录》总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大学校长”的已有研究 |
| (二) 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治校”的已有研究 |
| (三) 关于“抗战时期大学校长治校”的已有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选题的研究思路 |
| (二) 选题的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研究贡献 |
| (一)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二) 研究的贡献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与大学掌舵人 |
| 一、抗战前后的国立大学 |
| (一) 抗战前建立的国立大学 |
| (二) 抗战后建立的国立大学 |
| (三) 关于“民国五大学” |
| 二、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校长 |
|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任职的概况 |
| (二) “大学的危难”与“校长的挑战” |
| 三、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角色：掌舵人 |
| (一) 大学校长角色论 |
| (二)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掌舵人”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生存：“战时需做平时看” |
| 一、国立大学发展的基本问题 |
| (一) 抗战前国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
| (二) 抗战初期关于高等教育方针的争论过程 |
| (三) 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与大学办学经费 |
| 二、国立大学内迁的共同选择 |
|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内迁总况 |
| (二) 内迁中校长们的“各展其能” |
| (三) 大学内迁选择的双重意义 |
| 三、国立大学办学宗旨的确立 |
| (一) “国家文化之中心”与大学“教化”功能 |
| (二) 教育救国观 |
| (三) “全面抗战论”与“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
| (四) “学术救国”之责任 |
| (五) 大学“国立化”与“现代化” |
| (六) 患难中的大学认同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发展：“炸弹下长大” |
| 一、校长与国立大学教师的发展 |
| (一) 大学教师的聘用 |
| (二) 大学教师的待遇和激励 |
| (三) 大学教师的发展 |
| (四)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教授治校” |
| 二、校长与国立大学学生的发展 |
| (一) 严格选拔和考试 |
| (二) 通才教育 |
| (三) 办学条件与学术风气建设 |
| (四) 以生为本与学生自治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提升：“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
| 一、国立大学校长文化观的养成 |
| (一) 中西两种文化的融会贯通 |
| (二) 抗战时期特殊背景的催化 |
| 二、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文化 |
| (一) 科学民主的文化 |
| (二) 爱国进步的文化 |
| (三) 团结乐观的文化 |
| 三、校长与国立大学的精神和校训 |
| (一)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精神 |
| (二) 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的校训 |
| 四、校长与国立大学的教风学风 |
| 五、小结 |
| 结论 |
| 一、关于大学校长的索质与遴选 |
| 二、关于大学的文化与大学的使命 |
| 三、关于大学的发展与外部关系 |
| 四、关于“大学校长领导力”的诠释 |
| 五、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 |
| 二、专着 |
| 三、学术论文 |
| 四、报刊杂志和网络资料 |
| 五、英文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
| 致谢 |
（6）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农民流动中的内在束缚：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 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主要分析框架及分析视角 |
| (三） 主要分析方法及分析单位 |
| (四） 简短的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 理论研究方法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自由及农民自由 |
| (二） 社区及社会融合 |
| (三） 农村社区及社区治理 |
| 六、论文研究中几对关系的交代与说明 |
| (一） 社会转型与转变社会 |
| (二） 农民流动与农民自由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与社会融合 |
| 七、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 |
| 一、1950-1957：土改、合作化与包产到户 |
| (一） 土改 |
| (二） 合作化 |
| (三） 包产到户 |
| 二、1958-1978：人民公社化 |
| (一） 走集体 |
| (二） 大跃进 |
| (三） 再包产到户 |
| (四） 社队经济及发展副业 |
| 小结 生存伦理及制度收放中的农民现实自由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及现实困境 |
| 一、1978-1984：人民公社后期 |
|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二） 进城与造城 |
| 二、1985-2006：乡政村治时期 |
| (一） 村民自治 |
| (二） 经济社会转型与分化 |
| 三、2006年以来：现实矛盾与困境 |
| (一） 基层治理体系滞后 |
| (二） 农民公共服务供需不平衡 |
| (三） “村社一体”、“政经不分” |
| (四） 分化、流动中的封闭、分割与排外 |
| 小结 农民自由的扩展及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束缚 |
| 第四章 三分三改 |
| 一、政经分开 |
| (一） 政经不分的历史 |
| (二） 村委会和经济组织的分离 |
| (三） “身份分离”促进的农民自由 |
| 二、资地分开 |
| (一） 集体资产的捆绑性束缚 |
| (二） 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的分离经营 |
| (三） 资产重组的农民自主及自由 |
| 三、户产分开 |
| (一） “户产一体”背景下的社区封闭与排外 |
| (二） 户口与产权组织关系的分离改革 |
| (三） “产权明晰”推动的自由流动与利益维护 |
| 四、股改 |
| (一） “人人有份、人人无份”的集体资产 |
| (二） 经营性资产的量化入股 |
| (三） “资产量化”的个体财产与经济自由支配权 |
| 五、地改 |
| (一） 集体产权下的土地要素流动困境 |
| (二） 农用地、宅基地、建设用地改革 |
| (三） “地权变革”盘活的土地财产及农民“离土离乡” |
| 六、户改 |
| (一） 城乡二元户籍及利益捆绑 |
| (二） 剥离附属功能、恢复社会管理功能的户籍改革 |
| (三） “户改”启动的迁徙自由及流动中的公民权利 |
| 小结 “三分三改”突破的封闭经济社会结构及促进的农民自由 |
| 第五章 社区重建 |
| 一、农村社区重建的背景及现实基础 |
| (一） 社区重建的历史背景 |
| (二） 社区重建的基础与目标 |
| 二、社区地域空间的重组 |
| (一） 跨越村界的联合大社区 |
| (二） 突破封闭边界的自由与认同 |
| 三、社区组织体系重构 |
| (一） 开放性组织体系 |
| (二） 全覆盖管理、服务中的平等、认同及归属 |
| 四、社区治理机构再造 |
| (一） 合作性治理机构 |
| (二） 开放治理中的自我公共空间 |
| 五、社区治理机制变革 |
| (一） 协商式治理机制 |
| (二） 多元参与中的自由与认同 |
| 小结 流动背景下社会重建中的个体化、认同与归属 |
| 第六章 转变社会中的温州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 |
| (一） 建国初期：制度建构中的“自由”及“不自由” |
| (二） 集体化时期：封闭社会结构中的农民自由及其抗争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释放的自由及其限度 |
| (四） 新时期：“三分三改”释放的新自由 |
|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当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现状 |
| (一） 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因素 |
| (二） 社区社会融合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三） 基于融合指标体系的温州新社区考察 |
| (四） 社区社会融合效度考察的基本结论 |
| 三、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 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二） 流动背景下现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
| 小结 曲折的个体化及艰难的再嵌入融合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基础 |
| 一、流动背景下的农民自由与融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历史新命运 |
| 二、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传统专制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二） 建国以来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状况 |
| (三） 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关联性 |
| 三、国外农村基层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基层社会制度变迁改变的“农民命运” |
| (二） 社会制度构建的“社会融合” |
| (三） 国外社会变革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价值 |
| 四、农民的自由及其实现 |
| (一） 农民自由 |
| (二） 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三） 农民自由的实现 |
| 五、自由中的社区社会融合 |
| (一） “自由”个体何去何从 |
| (二） 融合性社会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 |
| 六、社区社会融合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大融合 |
| 七、基本结论 |
| 余论 自由、人性与制度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部分访谈资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古代华北燃料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预期目标 |
|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难点与应注意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史料分析 |
| 第一章 华北地区的环境状况与燃料格局 |
| 第一节 燃料概述 |
| 一、 燃料的定义与分类 |
| 二、 与燃料有关之俗语、成语、诗词 |
| 三、 燃料与社会的演进 |
| 第二节 华北的地貌与植被特点 |
| 一、 地貌 |
| 二、 植被的空间分布类型与变化 |
| 三、 植被状况对燃料利用方式的影响 |
| 四、 是非功过——燃料利用对森林的影响 |
| 五、 变与不变——植被状况与燃料利用的准静态视角 |
| 第三节 华北的气候及其对燃料的影响 |
| 一、 气候概况 |
| 二、 气候与燃料问题的南北差异分析 |
| 三、 气候变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燃料资源的区域差异 |
| 一、 燃料蕴藏量与人口分布的倒置结构 |
| 二、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 |
| 第二章 华北地区燃料危机的出现与加深 |
| 第一节 华北地区人口的演进与燃料消耗状况 |
| 一、 战国以降华北人口的发展概况 |
| 二、 生活用薪柴量的变化及相关分析 |
| 第二节 明代以前华北的燃料状况 |
| 一、 宋以前逐步紧张的燃料资源状况 |
| 二、 宋元时期燃料危机的爆发及其原因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燃料危机 |
| 一、 明代燃料危机的深化 |
| 二、 清代的燃料状况 |
| 第三章 燃料与华北的政治 |
| 第一节 政府的燃料消耗分析 |
| 一、 宫廷的燃料消耗 |
| 二、 祭祀礼仪方面的燃料消耗 |
| 三、 燃料与官员的薪俸 |
| 四、 军队燃料供应 |
| 第二节 与燃料有关的职官设置 |
| 一、 普通职官 |
| 二、 宦官组织——惜薪司 |
| 三、 内廷女官 |
| 第三节 政府对柴炭产区的严格控制——易州山厂 |
| 一、 易州山厂设立的背景 |
| 二、 易州山厂的沿革与建置 |
| 三、 山厂的柴炭生产 |
| 四、 易州山厂的衰落 |
| 第四节 政府对燃料危机的其他应对措施 |
| 一、 与燃料有关的赋税与力役 |
| 二、 培育薪炭用树木的尝试 |
| 三、 燃料征取范围的扩大与节省 |
| 第四章 燃料与华北的民众生活 |
| 第一节 民众燃料消耗情况与燃料匮乏局面的形成 |
| 一、 家庭与个人的燃料利用情形 |
| 二、 燃料的日趋匮乏 |
| 三、 燃料匮乏与民众生活的困苦化 |
| 第二节 燃料危机与资源争夺 |
| 一、 拾薪 |
| 二、 与燃料有关的民间纠纷 |
| 三、 与燃料有关的刑罚与案件 |
| 第三节 烹饪与民生变化 |
| 一、 炊具及其演变 |
| 二、 炉灶及其演变 |
| 三、 燃料与饮食 |
| 第四节 取暖器具及其演变 |
| 一、 兼具烹饪功能的取暖用具 |
| 二、 专用的取暖用具 |
| 三、 关于火炕诸问题的探讨 |
| 第五章 燃料与华北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燃料与丝织业的发展 |
| 一、 上古至中古华北丝织业的发展状况 |
| 二、 蚕桑丝织业中的燃料消耗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蚕桑丝织业的没落 |
| 第二节 燃料与陶瓷砖瓦业的发展 |
| 一、 上古至中古华北地区的陶瓷砖瓦发展状况 |
| 二、 陶瓷与砖瓦烧造行业中的燃料消耗分析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华北陶瓷砖瓦的发展状况 |
| 第三节 燃料与冶铁业的发展 |
| 一、 上古至中古华北冶铁业发展状况 |
| 二、 冶铁业中的燃料消耗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冶铁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燃料与华北其他手工业的发展 |
| 一、 燃料与华北盐业的发展 |
| 二、 燃料与冶铜业的发展 |
| 三、 燃料与烧灰业的发展 |
| 四、 燃料问题与近世华北的经济状况 |
| 第六章 燃料与华北生态的演变 |
| 第一节 燃料与植被状况 |
| 一、 远古至明代华北地区植被的变化概况 |
| 二、 薪柴采集对植被的影响 |
| 三、 特定燃料的环境效应——以木炭为例 |
| 第二节 燃料与役畜饲养 |
| 一、 燃料与华北地区马的饲养 |
| 二、 燃料与华北地区牛的饲养 |
| 三、 燃料危机与近世华北役畜饲养状况的变化 |
| 第三节 燃料危机对作物结构与土壤肥力的影响 |
| 一、 燃料需求与高秆作物比重的提高 |
| 二、 燃料危机与土壤肥力的变化 |
| 第七章 燃料的更新换代 |
| 第一节 华北地区用煤历史 |
| 一、 早期用煤历史 |
| 二、 宋代华北地区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应用 |
| 三、 元代煤炭的开发利用 |
| 四、 明代煤炭的开发利用 |
| 五、 清前期煤炭的开发利用概况 |
| 第二节 煤炭的社会效应 |
| 一、 用煤与社会变迁 |
| 二、 煤炭与政治 |
| 三、 煤炭推广之阻力 |
| 第三节 煤炭的生态效应 |
| 一、 用煤与生态之改良 |
| 二、 煤与生态之恶化 |
| 第四节 化石能源忧思 |
| 一、 化石能源与薪柴燃烧效率之比较 |
| 二、 近现代化石能源利用模式之反思 |
| 三、 后化石能源时代的能源忧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个人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及其对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 |
| 一、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
| （一） “文明国家”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 |
| （二） 西方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中国及其传统民族观念的嬗变 |
| 二、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 |
| （一） 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 |
| （二） 传入的基本内容 |
| （三）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生成的基本过程 |
| 三、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 |
| （一） 民族主义理论是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源头 |
| （二） 民族主义理论是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核心 |
| 第二章 民族自强与振兴的理论 |
| 一、在个人与国家之间 |
| 二、维新派为“保国”对国人素质的强调 |
| （一） 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 |
| （二）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
| 三、革命派实现“振兴中华”的方法 |
| （一） 蔡锷的“军国民”思想 |
| （二） 孙中山“恢复民族地位”的思想 |
| 四、南京国民政府“民族复兴”的思想 |
| （一） 加强“三民主义”宣传 |
| （二） 新生活运动 |
| （三） 国民精神总动员 |
| 五、国家社会党“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张 |
| 六、战国策派“国命整合”的思路 |
| 七、优生学家“优生救国”的思想 |
| 八、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
| 小结 |
| 第三章 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基本策略 |
| 一、对他民族认知的演变 |
| （一） “他者”理论 |
| （二） 对他民族感知的演变 |
| （三） 对帝国主义及其本质的认识 |
| 二、革命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争取民族解放的方式 |
| （一） 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思路 |
| （二）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历程 |
| 三、学术界维护民族独立的独特方式 |
| （一） 史学界的民族形成观 |
| （二） 对边疆历史与边疆行政的研究 |
| 四、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基本策略 |
| （一） 中国共产党反帝策略的演变 |
| （二） 维护民族独立与争取民族解放策略：统一战线思想及应用 |
| 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民族形成理论及“中华民族”内涵的确立 |
| 一、“民族”形成理论的历史演变 |
| （一） 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的中国化 |
|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形成理论的中国化 |
| 二、“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与内涵的确立 |
| （一） “黄帝”的建构 |
| （二） “中华民族”的提出与内涵的确立 |
| （三）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符号的接纳 |
| 小结 |
| 第五章 关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 |
| 一、对民族国家形成时间及扩展过程的诸多观点 |
| 二、民族国家的整合作用 |
| 三、维新派民族国家构建的思路 |
| （一） 对少数（满族）民族的态度 |
| （二） 维新派民族建国思想 |
| 四、革命派民族国家构建的思路 |
| （一） 对少数民族（满族）态度的演变 |
| （二） “五族共和”论 |
| （三） 民族同化论 |
| 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
| 六、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构建思路 |
| （一） 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利益观念的明晰 |
| （二） 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构建理论的确立过程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现代性·生态危机·生态小说 |
| 一、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根源与生态文学的产生 |
| 二、生态小说的概念厘定 |
| 三、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概貌 |
| 四、现代性症候的生态小说 |
| 第一章 祛魅与返魅：重拾自然世界的神性 |
| 第一节 还原自然的自在原始 |
| 第二节 灵异动物的本性重塑 |
| 第三节 远古神话的回响再现 |
| 第四节 宗教传统的激活复归 |
| 第二章 从凯旋到黄昏：拷问高蹈至尊的主体性 |
| 第一节 欲望主体的幽暗 |
| 第二节 理性主体的虚妄 |
| 第三节 科层主体的残缺 |
| 第四节 主体间性的至美 |
| 第三章 文明苦旅：检视工业化与科技的“进步陷阱” |
| 第一节 自然之殇的忧郁图景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的再审思 |
| 第三节 历史“存在之链”的碎裂 |
| 第四节 恶托邦的生态预警 |
| 第四章 家园之梦：寻绎后现代范式的生态乌托邦 |
| 第一节 有机：人与自然的和弦 |
| 第二节 关系共同体：人与人的去原子化 |
| 第三节 自然之子：自我的澄明之境 |
| 第四节 共生与对话：多元文化的汇聚之所 |
| 第五章 命定的尴尬：表意焦虑下的审美迷津 |
| 第一节 真实的执着与想象的偏枯 |
| 第二节 形象塑造的趋同与普泛的悲剧程式 |
| 第三节 问题意识的制导与文化意蕴的稀薄 |
| 第四节 宣传视阈的规约与训导语言的编码 |
| 结语 告别妖魔化指认：在现实限度中寻求平衡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章 农民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内涵 |
| 一、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
| 二、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农民流动的历史回顾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 |
| 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流动 |
| 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就业人口的流动 |
|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 |
| 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农民工问题的关系 |
|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 |
| 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
| 第二章 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 |
| 第一节 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
| 三、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 |
| 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农民工流动原因的徽观比较 |
| 一、不同性别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二、不同年龄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三、不同流出地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四、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差异 |
| 第三章 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 |
| 一、降低了工业化成本，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
| 二、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
| 三、促进了对外开放，为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持作用 |
| 第二节 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作用 |
| 一、农民工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进程 |
| 二、农民工促进了我国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
| 第三节 农民工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 |
| 一、农民工促进了农村落后文化的消除 |
| 二、农民工推动了城市先进文化的传播 |
| 三、农民工推进了先进农民工群体文化的培育 |
| 第四节 农民工对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作用 |
| 一、农民工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稳定 |
| 二、农民工促进了社会公正 |
| 第四章 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 |
| 第一节 农民工问题中的不和谐因素 |
| 一、农民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 |
| 二、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 |
| 第二节 没有体制的体制:不和谐因素产生的根源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基础 |
| 二、没有体制的体制 |
| 第五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身份界定和认同问题 |
| 第一节 身份界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
| 一、中国社会阶层及其身份界定问题 |
| 二、社会阶层和身份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身份界定和认同困难 |
| 一、我国农民身份的内涵和功能 |
| 二、农民工身份界定的困难 |
| 三、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危机 |
| 第三节 农民工总体上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 |
| 一、工人阶级的内涵变化 |
| 二、农民工总体上应属于工人阶级 |
| 三、农民工作为新式工人阶级的自身特点 |
| 第六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流动问题 |
| 第一节 社会流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
| 一、社会流动是现代化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和趋势 |
| 二、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
| 三、社会流动的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 |
| 一、农民工进城务工增加了垂直流动的机会 |
| 二、农民工社会流动的不合理性 |
| 第七章 农民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和管理问题 |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功能 |
| 一、社会组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健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党团组织 |
| 一、农民工党团组织建设取得的成效 |
| 二、农民工党团组织面临的新课题 |
| 第三节 农民工的其他社会组织 |
| 一、农民工的工会组织 |
| 二、农民工的妇联组织 |
| 三、农民工的非正规组织 |
| 四、不同程度存在的农民工非法组织 |
| 第四节 农民工的管理问题 |
| 一、农民工管理的现状分析 |
| 二、创新农民工管理体制的主要困境 |
| 第八章 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策和法律保障问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政策问题 |
| 一、党和国家有关农民工政策的演变 |
| 二、以往农民工政策的利弊得失 |
| 第二节 农民工的法律问题 |
| 一、农民工法律的现状 |
| 二、农民工法律的缺陷 |
| 第九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农民工的发展趋势和对策问题 |
| 第一节 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
| 一、农民工问题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问题 |
| 二、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中的有利条件 |
| 三、农民工发展的主要趋势 |
| 第二节 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方向 |
|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 二、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 |
| 三、完善农民工的政策体系 |
| 四、健全农民工的法律法规 |
| 五、培育农民工的社会组织 |
| 六、创新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体制 |
| 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新疆奥环畜牧实业有限公司——我们将以百倍的努力来同您合作,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2]清顺康时期山右诗歌研究[D]. 赵丽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3]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胡秋原思想研究[D]. 霍贺. 南京大学, 2014(05)
- [4]乾嘉时期朝鲜文人使华汉诗本事系年[D]. 王宝明. 南开大学, 2014(05)
- [5]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研究[D]. 张玥. 南京大学, 2013(08)
- [6]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D]. 李增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7]古代华北燃料问题研究[D]. 赵九洲. 南开大学, 2012(06)
- [8]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D]. 张淑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10)
- [9]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D]. 雷鸣. 山东师范大学, 2009(09)
-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D]. 詹玲.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