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程文[1]（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朱衡[2]（2019）在《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文中研究表明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影响,这场由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并渗透到其他行业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集团陷入绝境,濒临破产,对金融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追求传统商业模式的保险公司由于负债水平不同,而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较低,通常被认为比银行具有更低的系统风险水平。然而,当代的保险领域不能仅仅以传统的商业模式来描述,它还拥有大型、复杂的保险集团或以保险为基础的企业集团,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这些保险集团和联合企业可能包括非传统的、非保险的业务模式,特别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人寿保险产品和不同类型的金融担保产品,提高了保险集团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敞口,致使它们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此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保险业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如何评估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议题被提上征程,学界和业界纷纷跻身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从监管趋势来说,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的三驾马车之一,行业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内外掀起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的热潮。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4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B）,主要负责认定是否存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国际相关权威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肯定了保险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明确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地位。国内方面,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建设工作,2016年4月中国保监会召开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制度建设启动会,明确要在国内构建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监管制度;8月,保监会发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12月,颁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第二轮征求意见稿）》;2018《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要求日益凸显,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视。从保险经营来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以及密切的金融资本市场联系都对未来保险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保险业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境内外投资标准进一步放宽,投资范围包括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保险业务进一步渗透到金融领域。纵以历史的角度看,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被严格区分,一旦发生危机也不会对其他机构造成影响。但近年来,这种金融机构间的壁垒正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紧密的业务联系以及相互关联。虽说目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源于银行业,但随着银保互联性增强,溢出效应将蔓延至保险危机。正如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见,保险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冲击,不得不质疑保险业是否会反过来影响金融危机,成为危机发生的主导因素。纵观全局,在与金融资本市场密切关联的大环境下,跟进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保险大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确保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不发生,前提是要结合具体国情,将涉及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做到位。厘清“保险业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如何科学有效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和传染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共九章,具体结构设计如下:第一章:整理国内外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现状,总结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争议、成因、传染机制、评估、监管方面的最新研究前沿与成果,总体上掌握国内外关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状况,分析现阶段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意义,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目标。第二章:首先定义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特征区分了保险业系统风险的主导因素和贡献因素,并融合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特征与中国具体情况初步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潜在隐患;结合国际监管最新前沿动态以及推演定义了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从起因、传染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对三者比较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三者间的关联与区别。第三章:通过历史透视实践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以历史上金融危机对国际、国内的保险业的影响为核心,探究保险业在这场危机中所面临的冲击;与此同时,总结历史上的重大保险危机,找出导致此类破产的影响机制,归纳危机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危机的结构性变化,厘清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从保险脆弱性这个维度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理论推演。第四章: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来源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一方面通过保险业务本质厘清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保险不良资产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这个维度也将增加保险体系的脆弱性。外生环境冲击则从保险危机这个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的深思,探究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危机的关系,论证外生环境冲击导致的保险业危机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第五章:首先,以中国的金融环境为对象,重点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银保关联传染渠道。从理论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构建银保关联的直接与间接渠道;从实证测算了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关联性,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厘清保险业与银行业关联的内外作用机制,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其次,重点分析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再保险关联渠道。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总结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统计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评估我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金融市场以及保险证券、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以及金融恐慌导致的非接触性传染渠道。第六章:本章研究集中在通过度量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敞口与贡献,识别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保险公司,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从系统性风险敞口与贡献度衡量中国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实现了多角度评估,增强了评估结果的客观可信度。另一方面,通过面板模型实证识别影响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次要因素,并结合BP神经网络模拟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第七章:探究了现有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实践。首先阐述了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接着围绕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实例,结合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挑战,评估各国的改革方案,在总结主要国家应对金融改革挑战经验的基础上,区分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模式,并以此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经验。在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总结基础上,总结国际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并就保险业监管框架的主要机构G20、FSB、IMF和IAIS做简明阐述。最后结合最新监管趋势,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第八章: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接着,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站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视角下实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划,在金融监管框架内进行合作和有效协调的前提下,提出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再者,更为具体地结合美国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SRR）,提出搭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最后,通过制度安排提出了未来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建议。第九章: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已有研究表明,现有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及监管的研究零零散散,缺乏针对性分析,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首次系统性的研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评估与监管,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以下创新:（1）创新了银保传染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内容:理论上,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与影响机制,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识别银保关联的内生机制,构建银保关联的内生影响机制指标体系。实证上,首先以中国的具体金融环境为背景,区分“保险主导型”关联和“银行主导型”关联,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其次,首次从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两个维度研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关联性,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模型衡量银保的整体关联性,Copula模型从动态非线性的角度衡量极端风险条件下银保的尾部关联性;再次,在关联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深度,一方面利用Spearman相关性识别了影响银保关联内生机制中的显着因素,一方面从影响银保关联的外生机制入手,分析不同金融环境（金融事件冲击）下银保之间的关联度,厘清我国特定金融环境对银保关联的作用机制,测算不同金融事件冲击对银保关联度的影响;最后,利用（35）Co Va R模型分年度、分金融事件冲击具体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2）创新了再保险传染机制研究视角:一方面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从风险转移的视角以及保险网络视角分析再保险风险传染过程,从再保险与保险的关联性总结了产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提出国际最新前沿“影子保险”,目前国内关于“影子保险”的研究基本属于真空地带,本文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接着从影子保险面临再保险违约风险、赎回风险、母公司相关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互联性风险展开论述,提出“影子保险”作为再保险的一部分,存在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3）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与评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已有研究尚未从存在性与根源视角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首先,本文以历史的保险危机实践厘清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结合理论推导了保险业的脆弱性,综合实践和理论推演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其次,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结合保险业务本质与保险不良资产论证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并利用外生保险危机进一步推进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中国的具体金融保险环境为基础,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证思路,从上市保险公司和非上市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施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识别、评估。（4）探索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思路:本文率先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监管体系应如何构建?每个司法管辖区必须考虑如何在管理机构之间划分责任,是否需要将监管责任合并?如何确保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宏观上提出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监管的“共赢”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微观上提出了中国保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以及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对完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冯维胜[3]（2018）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研究 ——以承接方的选择评估为例》文中指出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产生,促使世界范围性的行政改革进入高潮。各国以“大社会、小政府”为改革方向,纷纷开展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的的各项创新举措。其中的核心就是政府购买服务,即政府通过寻求与社会和市场的合作,发挥社会组织的亲民优势和市场组织的效率优势。政府购买是在经历了市场失灵的政府供给模式、政府失灵的社会供给模式以及多元合作供给模式的历史选择。供给模式的转变说明:面对多样性、差异性和易变性的公共需求,需要具有灵活的供给方式,而政府购买服务就是实现这种供给方式的有效途径。在政府职能转变内力、购买优势外力、社会推进力以及政策支持力的合力作用下,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也得到了大力推广。但由于针对政府购买评估理论的缺乏和实践的滞后,购买效果未能得到有效界定,影响了购买活动的广泛和深入开展。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主要由政府部门组织,政府集“购买者”、“监督者”和“评估者”等角色于一身,所以评估的公信力饱受质疑。评估已成为购买服务的薄弱环节,深陷“体制内评估缺乏公信力、体制外评估缺乏独立性、评估对象存在片面性、评估内容缺乏全面性、评估过程缺乏完整性”的困境。同时,还存在评估内容不全面、评估环节不健全、评估方式不丰富等问题。上述问题集中体现在:评估主体以政府为主、评估对象以承接者为主、评估方式以内部为主、评估指标以结果为主等方面。问题的成因可归结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购买评估制度不健全、评估理论和实践不成熟以及评估信息不对称等。结合发达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估经验,以上问题可以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加速评估体制和机制建设等途径解决。其中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以第三方为主的评估制度。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提出基于特定的环境,既有政府职能转变的理念推动,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还有借鉴国际经验的成分。本文通过SWOT—PEST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以及平衡机制和稳定机制的分析,指出第三方评估作为必须而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在购买体育服务中应得到推广运用,不仅能够解决“自我评价”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亦有利于推动体育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公共体育服务走向成熟的标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确立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理念之后,本研究从评估机构的组选、评估机制的运行保障、评估过程的监督完善三个方面,构建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体系。确立了第三方评估机制,就需要为其树立目标,即完成评估框架的构建。政府购买属于广义的行政行为,归属于政府绩效评估的范畴,后者大致可分为普适性的整体绩效评估、具体行业的组织绩效评估和专项绩效评估三种类型。根据上述论断,把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界定为专项绩效评估。在对美国、英国等具有代表性国家的购买服务专项评估框架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购买体育服务评估框架进行分类:一是根据评估范围确定的评估框架,包括宏观层面的综合评估,微观层面的项目评估,以及根据政府层级、行政区划、行业类别等进行的评估。二是根据购买流程确定的评估框架,通过对各个环节的评估,提高每个环节的绩效,从而提升整体绩效。三是根据利益主体确定的评估框架,包括购买者的购买绩效、承接者的生产绩效、接受者的满意度,以及对其他参与主体的评估。四是以系统论确定的整体评估框架,即对购买的全部流程进行系统化的检查。最后,提出涵盖购买主体、流程和范围,且具有政府购买特点的“三位一体”评估框架,并分别分析购买者、承接者、接受者和购买内容的评估要点。以“三位一体”中的承接者为研究对象,分别围绕选择承接组织作为评估对象的原因、意义,承接组织的定位及其演变,承接组织评估模型建立的理论依据,指标体系设计和实践检视等方面进行论述。遵循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原则,确定承接组织的选择评估的支撑理论,即以社会组织评估理论、厂商组织评估理论、供应链中的供应商选择理论、麦肯锡能力评估理论以及项目管理理论等为理论根基,这些理论成果是“AGMS”模型构建和指标体系设计的重要学理支撑。以前述理论为基础,结合静态的“金字塔原理”、“动态能力理论”、“能力生态理论”和摩尔的“战略三角”模型,依据“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综合考虑候选供应商承接公共体育服务所需具备的关键要素,根据政治——合法性、治理——规范性、管理——有效性和能力——胜任性,将承接组织的遴选划分为准入资格、组织治理、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四个维度,也就是承接组织遴选的“AGMS”评估模型。这四个方面具有层级递升的关系:准入资格着眼于组织的合法性审查,起到准入门槛的作用;组织治理用于衡量竞标组织的内部治理状况、组织运行情况及其规范程度;管理水平以组织的治理架构为基础,反映组织的运行情况,核心在于考察管理的有效性;服务能力是承接组织供给服务的最终保障,该维度将发挥择优选拔的作用。以该模型为基础,开展具体的指标研制工作:一是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借助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行业层面的规章制度,提炼承接组织的资质条件;二是基于地方实践的分析,提出承接组织选拔的现实参照;三是基于文献成果的分析,提取承接组织评估的具体指标。承接组织的选择是带有价值判断的筛选和管理活动,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坚持依法设定、客观中立、突出重点、过程与结果并重等原则。公共体育服务承接者的选择评估指标体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建立:第一步,通过相关领域的文献学习、政策文本分析、专家头脑风暴、实践经验总结相结合,初步确立指标。其次,通过两轮德尔菲法,进行指标的增减和修改,确立学理指标。第一轮筛除隶属度小于0.3,且重要性均值低于3的指标,第二轮筛除变异系数大于0.25的指标,并确定指标的重要性。最后,开展指标验证工作,把本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招标文件中的指标体系进行比对分析,为构建合理的承接方选择评估指标体系提供实践经验方面的支撑,并对指标体系设计的创新和局限进行总结。
全国学会优秀改革案例汇编课题组[4]（2018）在《全国学会改革与发展系列报告（一）——学会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以新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科技创新作为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把社会组织改革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中,突出强调要充分发挥好社会
朱子静[5]（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曾荣[6]（2017）在《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文中提出1933年1月在南京创刊发行的《地政月刊》是民国时期第一个较全面地讨论地政问题的学术刊物。它附属于中国地政学会,是民国地政人士“研究的园地及实际运动报告的喉舌”。它通过关注和研究欧、美、日、苏俄等国家地政问题以获取西方先进理念经验,并结合我国以往土地治理情况以及当时基本国情,探究解决当时我国地政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地政月刊》的内容涵盖了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经济理论等方面,涉及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土地与人口问题、三农问题等话题。本文从《地政月刊》所涉内容及其自身发展等情况入手,运用历史事实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政月刊》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以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地政研究情况及地政思想的发展历程,发掘探究《地政月刊》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第一章首先对本研究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在完成相关文献综述后,笔者认为《地政月刊》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地政情况的重要参考材料,但目前仍无研究对其进行专门的梳理发掘。对《地政月刊》进行梳理可以较为全面和清晰地展现民国时期土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因此本研究就显得极具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介绍了《地政月刊》总体概况。《地政月刊》自1933年1月发行第一期起,至1937年5月发行最后一期止,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每月编印一期,期间未有任何间断,据统计共发行五卷五十四期。《地政月刊》以“穷欲藉以聚集一切有关系之文献,虽不能兼容并蓄,巨细菲遗,亦将集中文稿,沟通消息,兼为研究该问题之向导,应达促进土地改革之目的”为其宗旨,即希望通过《地政月刊》的创办与发行,集中专家学者的研究与讨论,从而推动民国时期地政事业发展。《地政月刊》的编作者阵容十分强大,基本涵盖了当时地政方面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这使得它能形成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诸如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对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对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等。这些成果无疑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时重要的材料来源,是我们在进行相关问题探究的重要参考借鉴。而后,本文三至七章又对《地政月刊》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包括对国外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和我国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以期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地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发展脉络和应用情况。笔者以为,就其历史贡献来看,《地政月刊》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篇,不能完全反映民国时期土地经济思想脉络,但它们却是我们现在研究土地经济理论的重要史料补充。第四章以《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涉及日本、欧美以及苏俄等的国家和地区。笔者从土地制度、土地政策、土地改革等角度入手,对这些区域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总结出这些区域或国家的先进的地政思想。通过这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土地制度、合理的土地政策以及积极的土地改革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我国土地改革事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土地改革的经验。第五章以《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等方面入手分析。在这部分研究中,笔者以为完备的土地制度体系是我国破解土地难题的关键所在,《地政月刊》实现“平均地权”的思路是正确的,不过由于时局和政治立场的原因使得它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迟迟难以推动土地改革,没有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至少它的思想是正确的,日后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推行土地改革的前后对比,进一步说明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土地制度的关键性。第六章以《地政月刊》涉及我国土地管理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利用管理、土地政策、土地法规等方面入手分析,以期全面客观地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土地管理情况。笔者以为,民国政府绕过了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研究土地管理体系不失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路,但应该明白土地所有制问题是最基础的,不解决大量农民少地无地的情况而谈土地利用是不切实际的。但《地政月刊》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整理、土地税赋、土地法等问题的研究倒是非常有见地,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其他的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与金融问题、土地与地方经济、土地与人口问题、土地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等方面入手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其一,《地政月刊》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二,《地政月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其中有许多做法值得当今借鉴和学习。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体考察,在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考察了《地政月刊》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希望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思考来客观地评价《地政月刊》。
兰海军[7]（2016）在《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旅游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改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既是旅游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的必然要求,更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深入研究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有助于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理论成熟成型,丰富公共服务管理学科体系;有助于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稳定供给并持续改进,夯实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基础。本文选择厦门为例,源于其系全国最重要旅游城市之一,解剖既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典型示范意义。本文以游客满意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服务质量理论为内核,综合运用文献、比较、案例、访谈、问卷、统计等方法,研究如何通过确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目标、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机制、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持续改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实践层面梳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进展。分别考察境内外典型旅游城市实践,梳理出境内旅游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并观察厦门市实践。第二,从理论层面建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框架。厘清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等核心概念,梳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及责任主体;借鉴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实践,结合旅游公共服务具体环境,建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理论框架。第三,从操作层面阐述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首先是确立质量目标。在现有软硬件基础上,采用ISA法调查游客真实感知,测量期望与感知差距,全面摸清旅游服务质量“短板”。通过I-S等级计算,找出优先改进项、次优改进项,确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阶段性目标。其次是监测质量运行。通过改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宣传贯彻,统一内部思想、营造社会氛围。借助“信息化监测、联动化治理、标准化确认、奖惩化控制”机制,全面监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再次是评价服务质量。采用SERVQUAL框架,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具体化,对应开发一套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厦门评价并计算出阶段性质量改进的工作重点。最后是持续改进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厦门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必须以游客满意为目标,基于旅游服务应用优化智慧厦门顶层设计,修筑质量改进“营养池”;丰富完善厦门质量奖体系,培壮质量改进“胡萝卜”;强化部门协同治理,锻造质量改进“大棒”,构建“三位一体、恩威并举”的服务质量改进运行框架。第四,从推广层面探索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一般性操作指南。将各环节研究成果和具体操作步骤与厦门经验相结合,抽象化为通用性的操作指南。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尝试构建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理论和运行框架;二是尝试开发了一套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量化了服务质量改进的阶段性目标;三是尝试梳理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一般化操作指南。受能力、精力等条件限制,最初调查问卷数据多来源于思明区,未来将进一步拓宽研究区域范围,尽量缩小实然与应然的差距。未来将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体系,跟进研究以厦门本岛为核心建构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面优化提升其适用性。
浙江省地质学会[8]（2016）在《浙江省地质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召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6月28日下午,浙江省地质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之江饭店隆重召开。这是全省地质工作者的一次盛会,也是浙江省地质学会组织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参加本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有浙江省地质学会各团体会员单位的领导以及全省地质科技界的会员代表250余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立新、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和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穆中杰[9]（2008）在《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 ——以1978年以后的发展为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有关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的研究,共分七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市法学会开始酝酿成立。经过积极努力和多方活动,上海市法学会于1956年12月3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起初,上海市法学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发展对外交流,对上海法学乃至全国法学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1957年6月之后,上海市法学会的正常发展不断受到严重干扰。1962年1月,上海市法学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1966年6月,“文革”爆发,上海市法学会停止了活动。第一章上海市法学会的活动恢复及其发展。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法制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1978年8月,停止活动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上海市法学会终于恢复活动,重新开始为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而不断努力。1979年5月,上海市法学会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并第二次变更会名。此后,上海市法学会又召开5次会员（代表）大会。尽管这5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但却有着共通之处:它们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它们都以践行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职责;它们都结合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改学会章程;它们都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健全了上海市法学会组织。1984年,上海市法学会第三次变更会名。第二章上海市法学会组织机理的历史变迁。上海市法学会自恢复活动以后,无论是会员的人数还是会员的结构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时期,上海市法学会章程关于会员入会条件与退会情形、会员权利与义务都有着不同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市法学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从会员大会发展为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式也在不断变迁。理事会的历史变迁主要表现为历届理事会的人数和结构的变化、理事会改选原则的变化、理事会任期和职责的变化、理事会会议召开方式的变化等方面。常务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也随之发生历史变迁。在恢复活动以后,上海市法学会专业研究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90年代以前的重建与新设、90年代的发展、新世纪的新设和重建热潮。上海市法学会在不同时期设立的专业研究组织,尽管有着不同的设立程序,但总体上来说,它们还是有着共同的规律。第三章上海市法学会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中国法学会成立以后,上海市法学会成为其团体会员,在业务上开始接受中国法学会的指导。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员会及市司法局的许多工作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到上海市法学会中去,上海市法学会享有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权力。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1983年以后,上海市法学会在行政隶属上归口于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市司法局代为管理。上海社联与上海市法学会的关系由行政上的隶属与被隶属关系、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演变为纯粹的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市调整了管理上海市法学会的领导体制,明确上海市法学会由上海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联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管理。这些单位对上海市法学会进行了不同的双重性定位。上海市法学会在其实践活动过程中,围绕人民团体、学术团体、教育团体的属性,不断调整和发挥其社会功能。第四章上海市法学会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上海市法学会主办或曾经主办的法学期刊共有四个,即《法学》、《民主与法制》、《上海法学研究》、《东方法学》。它们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学术活动是上海市法学会产生影响的最重要路径。自恢复活动后至1980年上半年,上海市法学会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和健全组织,初步开展学术活动。1980年下半年以后,它的学术活动进入了正常发展阶段。此外,上海市法学会在为法学研究提供服务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同时,还通过创办法律咨询公司、举办律师事务所等营利性活动,为上海市法学会拓宽了经费来源渠道,弥补活动经费上的不足,扩大了上海市法学会的社会影响。第五章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中的几个问题。上海市法学会之所以发生历史变迁,是因为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变迁动力。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上海市法学会表现出如下变迁规律:上海市法学会随着共和国法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上海市法学会的历史变迁不断体现共和国法学会组织政治统率法律的特色;专业研究组织随着共和国法学的发展而逐渐增多;上海市法学会的运作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但是上海市法学会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也出现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时代要求,上海市法学会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应注意坚持进行改革。结束语。通过考察上海市法学会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在沿着法学学术团体的方向发展和攀登。
孙大权[10]（2005）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二、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内容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范畴 |
| 0.3.4 研究框架 |
| 0.4 创新点与不足 |
| 0.4.1 创新点 |
| 0.4.2 不足点 |
| 1.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文献综述 |
| 1.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认识 |
| 1.1.1 保险业是系统性风险的受害者还是主导者 |
| 1.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争议 |
| 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成因 |
| 1.2.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导因素(primary indicators) |
| 1.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因素(contributing indicators) |
| 1.2.3 金融市场参与度 |
| 1.2.4 自然与人为灾难 |
| 1.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1.3.1 保险业与再保险的风险传染 |
| 1.3.2 保险业与银行业的风险传染 |
| 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1.4.1 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 |
| 1.4.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应用 |
| 1.5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1.5.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制度演变 |
| 1.5.2 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颁布 |
| 1.5.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发展与争议 |
| 1.6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综述 |
| 1.7 文献总结及述评 |
| 2.研究术语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术语界定 |
| 2.1.1 系统性风险 |
| 2.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 |
| 2.1.3 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 |
| 2.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脆弱性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
| 2.2.5 金融监管理论 |
| 2.3 小结 |
| 3.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 |
| 3.1 实践中的存在性——历史的透视 |
| 3.1.1 国际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现 |
| 3.1.2 中国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征 |
| 3.1.3 保险公司破产危机典型案例 |
| 3.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深剖 |
| 3.2 理论上的存在性——脆弱性视角 |
| 3.2.1 信息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2 委托代理与保险脆弱性 |
| 3.2.3 税收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4 合约的不完全性与保险脆弱性 |
| 3.2.5 宏观金融冲击与保险脆弱性 |
| 3.3 小结 |
| 4.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 保险业内生的金融不稳定 |
| 4.1.1 保险业务本质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2 保险不良资产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2 保险危机的外生环境冲击 |
| 4.2.1 共谋与保险危机 |
| 4.2.2 利率与保险危机 |
| 4.2.3 侵权与保险危机 |
| 4.3 小结 |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5.1 银保关联传染渠道 |
| 5.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理论推演 |
| 5.1.2 银保关联性及影响机制——实证测算 |
| 5.1.3 银保溢出效应度量 |
| 5.2 再保险关联传染渠道 |
| 5.2.1 再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2.2 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测算 |
| 5.2.3 “影子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3 金融市场关联传染渠道 |
| 5.3.1 保险公司购买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3.2 保险公司出售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非接触传染渠道 |
| 5.4.1 保险证券传染 |
| 5.4.2 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传染 |
| 5.4.3 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传染 |
| 5.4.4 金融恐慌传染 |
| 5.5 小结 |
| 6.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6.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模型设定 |
| 6.1.1 MES模型 |
| 6.1.2 SRISK模型 |
| 6.1.3 GARCH-CoVa R模型 |
| 6.1.4 面板模型 |
| 6.1.5 BP神经网络 |
| 6.2 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2.1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敞口测算 |
| 6.2.2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测算 |
| 6.3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 |
| 6.4 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5 小结 |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与实践 |
| 7.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 |
| 7.1.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挑战 |
| 7.1.2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实例 |
| 7.1.3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评估 |
| 7.1.4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启示 |
| 7.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 |
| 7.2.1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 |
| 7.2.2 20 国集团(G20)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3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5 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IAIS)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 |
| 7.3.1 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7.3.2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区别 |
| 7.3.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选择 |
| 7.3.4 宏观审慎政策挑战 |
| 7.4 小结 |
| 8.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对策思路 |
| 8.1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 |
| 8.1.1 保险危机防范与控制的理论必要性 |
| 8.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实践必要性 |
| 8.2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 |
| 8.2.1 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 |
| 8.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 |
| 8.2.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 |
| 8.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制度安排 |
| 8.3.1 “双管齐下”的监管思路 |
| 8.3.2 筑牢银保混业监管“防火墙”体系 |
| 8.3.3 重视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评估 |
| 8.3.4 加强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 |
| 8.3.5 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
| 8.4 小结 |
| 9.结论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研究 ——以承接方的选择评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探索——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是世界性的永恒话题 |
| 1.1.2 实践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政府购买活动 |
| 1.1.3 政策要求——各类政策文件也力推政府购买及其评估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 |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6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2 不同视域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及其评估 |
| 2.1 不同国家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估 |
| 2.1.1 英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2 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3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4 德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1.5 加拿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 2.2 不同行业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估 |
| 2.2.1 政府购买教育公共服务 |
| 2.2.2 政府购买卫生公共服务 |
| 2.2.3 政府购买养老公共服务 |
| 2.2.4 政府购买就业公共服务 |
| 2.2.5 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 |
| 2.3 不同阶段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估 |
| 2.3.1 起步阶段:经济效益占据评估中心 |
| 2.3.2 成熟阶段:多种效益的兼顾和平衡 |
| 2.3.3 反思阶段:整体评估转向微观评估 |
| 3 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概况与审视 |
| 3.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开展情况 |
| 3.1.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制度建设 |
| 3.1.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实践操作 |
| 3.1.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理论研究 |
| 3.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要素分析 |
| 3.2.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主体 |
| 3.2.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对象 |
| 3.2.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内容 |
| 3.2.4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过程 |
| 3.2.5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应用 |
| 3.3 制约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因素探讨 |
| 3.3.1 政府职能的转变 |
| 3.3.2 评估制度的建设 |
| 3.3.3 评估理论的研究 |
| 3.4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落地的关键 |
| 3.4.1 政府职能的充分转变是必要条件 |
| 3.4.2 评估理论和实践成熟是充分条件 |
| 3.4.3 评估相关的制度建设是具体保障 |
| 3.4.4 评估体系和流程健全是操作手段 |
| 4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构建 |
| 4.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提出 |
| 4.1.1 不同领域的第三方概念 |
| 4.1.2 评估及第三方评估理论 |
| 4.1.3 域内外第三方评估简介 |
| 4.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分析 |
| 4.2.1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购买的特性分析 |
| 4.2.2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SWOT-PEST分析 |
| 4.2.3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利益相关者分析 |
| 4.2.4 为何第三方评估之——平衡稳定机制分析 |
| 4.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建立 |
| 4.3.1 评估机构的组选机制 |
| 4.3.2 评估的运行保障机制 |
| 4.3.3 评估过程的监督机制 |
| 5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框架 |
| 5.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评估的特点 |
| 5.1.1 源于且不限于政府绩效评估 |
| 5.1.2 属于公共体育服务专项评估 |
| 5.2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框架 |
| 5.2.1 根据评估范围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2.2 根据购买流程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2.3 根据利益主体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2.4 根据整体原理确定的评估框架 |
| 5.3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三位一体”评估框架 |
| 5.3.1 “三位一体”评估框架的提出 |
| 5.3.2 “三位一体”评估框架的内容 |
| 5.3.3 “三位一体”评估框架的意义 |
| 6 第三方视角下的承接组织选择评估 |
| 6.1 评估对象的选取 |
| 6.1.1 选择承接组织的原因 |
| 6.1.2 承接组织评估的意义 |
| 6.1.3 承接组织的定位演变 |
| 6.2 承接组织评估的理论参考 |
| 6.2.1 社会组织研究中的评估理论 |
| 6.2.2 厂商理论中的企业绩效评估 |
| 6.2.3 供应链理论中的供应商评估 |
| 6.2.4 项目管理的能力理论 |
| 6.2.5 麦肯锡能力评估网格 |
| 6.3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评选的AGMS模型 |
| 6.3.1 承接组织的遴选标准 |
| 6.3.2 AGMS评估模型的构建 |
| 6.3.3 四个评估维度的关系 |
| 6.4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评选指标设计的依据 |
| 6.4.1 承接组织的资质要求——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
| 6.4.2 承接组织的筛选条件——基于地方实践的分析 |
| 6.4.3 承接组织的评选指标——基于文献成果的分析 |
| 6.5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选择评估的指标确定 |
| 6.5.1 指标体系设定的基本原则 |
| 6.5.2 指标体系选择的主要流程 |
| 6.5.3 指标体系确定的具体方法 |
| 6.6 公共体育服务承接组织评选指标的具体内容 |
| 6.6.1 准入资格板块 |
| 6.6.2 组织治理板块 |
| 6.6.3 管理水平板块 |
| 6.6.4 服务能力板块 |
| 6.7 承接组织评选的两阶段模型和分级评估制度 |
| 6.8 承接组织选择评估指标的案例检视与拓展 |
| 6.8.1 WX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案例 |
| 6.8.2 CZ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案例 |
| 6.8.3 TZ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案例 |
| 6.8.4 XX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招标文件分析 |
| 6.8.5 案例发现 |
| 6.8.6 案例引申 |
| 7 研究结论、说明和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相关说明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1 表录与图录 |
| 附2 专家访谈提纲及评议表 |
| 附3 个人基本情况 |
（4）全国学会改革与发展系列报告（一）——学会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会员 (代表) 大会 |
| 案例参考 (1) :中国计算机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二、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
| 案例参考 (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3)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4) :中国航空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5) :中国农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三、监事会建立与运行机制 |
| 案例参考 (6)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7)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8) :中国金属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9)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10)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四、议事规则与会议制度 |
| 案例参考 (11) :中国自动化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 案例参考 (12) :中华医学会 |
| (一) 改革背景 |
| (二) 改革措施 |
| (三) 案例小结 |
（5）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政月刊》总体概况 |
| 第一节 《地政月刊》创办始末 |
| 一、创办机构——中国地政学会 |
| 二、创办经过 |
| 第二节 《地政月刊》的地位及其基本情况统计 |
| 一、《地政月刊》在同类刊物中的地位 |
| 二、栏目设置 |
| 三、文献统计 |
| 第三节 《地政月刊》的编着情况 |
| 一、《地政月刊》编者团队 |
| 二、《地政月刊》作者群体 |
| 三、《地政月刊》重要论着 |
| 第三章 《地政月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外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关于西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第二节 我国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关于土地生产关系的分析 |
| 二、关于土地报酬的分析 |
| 第四章 《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国外土地制度的研究 |
| 一、日本土地制度研究 |
| 二、俄国土地制度研究 |
| 三、美国土地制度研究 |
| 四、欧洲土地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土地政策研究 |
| 二、欧洲各国土地政策研究 |
| 三、苏俄土地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关于国外土地改革的研究 |
| 一、日本土地改革分析 |
| 二、欧洲各国土地改革分析 |
| 三、苏俄土地改革分析 |
| 第五章 《地政月刊》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我国土地制度研究的概况 |
| 一、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 |
| 二、民国土地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二、我国都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分析 |
| 一、土地国有问题研究 |
| 二、平均地权问题研究 |
| 第六章 《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我国土地利用管理问题的研究 |
| 一、我国土地集约利用问题分析 |
| 二、我国土地整理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关于我国税赋政策的研究 |
| 一、我国田赋政策分析 |
| 二、土地税收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关于我国土地法问题的研究 |
| 一、关于土地法内容的介绍 |
| 二、关于国外土地法内容的介绍 |
| 三、关于土地法内容的评述 |
| 第七章 《地政月刊》对土地相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土地金融问题分析 |
| 一、农村金融调剂问题探讨 |
| 二、土地金融体系分析 |
| 第二节 土地与地方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
| 一、土地与地方财政问题分析 |
| 二、土地与国民经济建设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土地与人口问题研究 |
| 一、土地与人口分布问题研究 |
| 二、土地与人口增长问题研究 |
| 第四节 农民、农村、农业与土地问题研究 |
| 一、农民与土地问题 |
| 二、农村与土地问题 |
| 三、农业与土地问题 |
| 第八章 结束语 |
| 一、《地政月刊》的学术贡献 |
| 二、《地政月刊》的历史影响 |
| 三、《地政月刊》的局限性 |
| 四、《地政月刊》的现实启示 |
| 五、综评《地政月刊》 |
| 附录1: 《地政月刊》目录 |
| 附录2: 《地政月刊》作者群(部分)简况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后记 |
（7）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立题旨意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实践进展 |
| 第一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兴起的动因 |
| 一、注重质量是各国发展的普遍路径 |
| 二、驱动质量是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追求 |
| 三、提升质量是游客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期盼 |
| 第二节 境内外典型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实践 |
| 一、境外典型城市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二、境内典型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三、境内城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共性问题 |
| 第三节 厦门旅游服务业与公共服务质量现状 |
| 一、厦门旅游服务业发展概况 |
| 二、厦门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现状 |
| 第三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管理框架 |
| 第一节 旅游公共服务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公共服务 |
| 二、旅游公共服务 |
| 三、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第二节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及主体认定 |
| 一、旅游公共服务的体系 |
| 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划分及责任认定 |
| 第三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框架 |
| 一、质量管理通用框架 |
| 二、公共服务质量管理一般框架 |
| 三、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管理框架 |
| 第四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目标的确立 |
| 第一节 总体服务质量目标设定 |
| 一、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二、调查对象特征 |
| 第二节 旅游服务质量的目标体系 |
| 一、总体目标 |
| 二、分项目标 |
| 三、旅游服务质量目标变迁 |
| 第三节 质量目标确立过程及顺序 |
| 一、质量确立目标过程 |
| 二、质量目标确立顺序 |
| 第五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监测 |
| 第一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前期准备 |
| 一、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宣传贯彻 |
| 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目标的任务分解 |
| 第二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全面运行 |
| 一、信息化推动旅游大数据监测 |
| 二、联动化夯实跨部门服务质量治理 |
| 三、标准化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稳定 |
| 四、奖惩并举控制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
| 第三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的后期控制 |
| 一、监测后期控制阶段的现状 |
| 二、监测后期保障中的问题 |
| 第六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 |
| 第一节 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概述 |
| 一、旅游服务质量评价方法与框架 |
| 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样本特征 |
| 第二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
| 一、总体旅游服务质量评价 |
| 二、具体旅游项目服务质量评价 |
| 第三节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检验及改进 |
| 一、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检验 |
| 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建议 |
| 第七章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
| 第一节 环境层面——优化智慧旅游平台 |
| 一、优化顶层设计 |
| 二、优化技术支撑 |
| 三、优化应用体系 |
| 四、提升全域智慧服务 |
| 第二节 激励层面——内化质量创新动力 |
| 一、强化质量导向 |
| 二、强化质量提升 |
| 三、强化质量奖励 |
| 第三节 机制层面—强化部门协同治理 |
| 一、构建“大旅游”协同发展机制 |
| 二、夯实“大数据”共享供给平台 |
| 三、构建“多部门”协同服务机制 |
| 四、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
| 结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存在不足 |
| 附录一 厦门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厦门市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 ——以1978年以后的发展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法学组的成立及活动 |
| （一）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法学组的成立 |
| （二） 法学组关于上海法学研究力量的调查 |
| （三） 法学组关于上海开展法学研究的意见 |
| 二、上海市法学会的筹备概况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的成立及意义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成立大会的举行 |
| （二） 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举行与研究计划的制定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成立的历史意义 |
| 四、上海市法学会早期学术活动概况 |
| 五、上海市法学会早期对外交流活动概况 |
| 六、上海市法学会的顿挫 |
| 第一章 上海市法学会的活动恢复及其发展 |
| 第一节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动因 |
| 一、经济发展的动因 |
| 二、政治发展的动因 |
| 三、思想解放的动因 |
| 四、文化发展的动因 |
| 五、法制发展的动因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过程 |
| 一、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准备工作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要求的正式提出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主要准备工作 |
| 二、上海市法学会理事扩大会议的召开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的召开 |
| （一） 第三次会员大会的召开经过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会名再次变更的原因 |
| 第三节 上海市法学会在1979 年以后的发展 |
| 一、上海市法学会在1979 年以后的发展概况 |
| 二、1979 年以后的历次会员（代表）大会共通之处 |
| （一） 它们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 它们都以践行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职责 |
| （三） 它们都结合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改章程 |
| （四） 它们都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健全了上海市法学会组织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第三次变更会名的原因 |
| （一） 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影响 |
| （二） 法学自身发展的影响 |
| （三） 中国法学会一届二次理事会会议的影响 |
| 第二章 上海市法学会组织机理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会员队伍的历史变迁 |
| 一、会员队伍的变化概况 |
| （一） 会员人数逐年递增的趋势及其原因 |
| （二） 会员结构的合理性趋势及其广泛化 |
| 二、会员条件的历史变迁 |
| （一） 会员入会条件的历史变迁 |
| （二） 会员退会情形的历史变迁 |
| 三、会员权利义务规定的历史变迁 |
| （一） 会员权利义务规定形式的历史变迁 |
| （二） 会员权利义务规定内容的历史变迁 |
| 第二节 领导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一、最高权力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一） 从会员大会到会员代表大会 |
| （二） 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方式的历史变迁 |
| （三） 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与职权的历史变迁 |
| 二、理事会的历史变迁 |
| （一） 理事会成立的历史概况 |
| （二） 理事会组成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三） 理事会改选原则的历史变迁 |
| （四） 理事会任期和职责的历史变迁 |
| （五） 理事会会议召开方式的历史变迁 |
| 三、常务理事会的历史变迁 |
| （一） 常务理事会成立的历史概况 |
| （二） 常务理事会组成人员的历史分析 |
| （三） 常务理事会任期和职责的历史变迁 |
| （四） 常务理事会会议召开方式的历史分类 |
| 四、学术委员会的历史变迁 |
| 第三节 专业研究组织的历史变迁 |
| 一、专业研究组织的设立及其变迁 |
| （一） 专业研究组织在90 年代以前的重建与新设 |
| （二） 专业研究组织在90 年代的成立概况 |
| （三） 专业研究组织在新世纪的设立热潮 |
| 二、专业研究组织设立规定的历史变迁及个案分析 |
| （一） 专业研究组织设立规定的历史变迁 |
| （二） 法医学研究会的设立及其职责 |
| （三）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的设立及其职责 |
| 三、专业研究组织的一般运作状况及个案分析 |
| （一） 专业研究组织的一般运作状况 |
| （二） 专业研究组织运作状况的个案剖析 |
| 第三章 上海市法学会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上海市法学会与有关单位的历史关系 |
| 一、上海市法学会与中国法学会的历史关系 |
| 二、上海市法学会与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及司法局的历史关系 |
| 三、上海市法学会与上海社联的历史关系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双重性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
| 一、上海社联关于上海市法学会功能的双重性定位 |
| 二、中央有关部门关于上海市法学会功能的双重性定位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的双重性在登记问题上的影响 |
| （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上海市法学会登记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及其所属专业研究组织均免予登记 |
| 第三节 上海市法学会在实践中对社会功能的调整 |
| 一、上海市法学会在法治实践中对人民团体属性的调整 |
| （一） 台湾地区对人民团体概念的理解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人民团体属性的历史分析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人民团体属性的内在要求 |
| 二、上海市法学会在法学实践中对学术团体属性的调整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与以学术为主业的社会团体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与繁荣法学研究的学术团体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与上海地区的法学学术团体 |
| 三、上海市法学会在法制宣传中对教育团体属性的调整 |
| （一） 法治精神与法学教育的中心任务 |
| （二） 法学会组织与法学教育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与上海法学教育战线 |
| 第四章 上海市法学会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主办的法学期刊比较研究 |
| 一、上海市法学会主办法学期刊的历史概况 |
| （一） 《法学》与《民主与法制》的历史渊源 |
| （二） 《上海法学研究》的历史概况 |
| （三） 《东方法学》在新世纪的创办 |
| 二、上海市法学会主办的法学期刊共同之处 |
| （一） 它们都体现了上海市法学会的工作目标 |
| （二） 它们都提倡理论联系实际 |
| （三） 它们都积极探寻法治 |
| 三、上海市法学会主办的法学期刊不同之处 |
| （一） 它们办刊的定位不同 |
| （二） 它们选材的内容差异比较大 |
| （三） 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学术活动的历史变迁 |
| 一、1978～1984 年9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变迁 |
| （一） 1978～1984 年9 月学术活动的概况 |
| （二） 1978～1984 年9 月学术活动的突出之处 |
| （三） “刀把子”风波始末 |
| 二、1984 年10 月以后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一） 1984 年10 月～1987 年6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二） 1987 年7 月～1991 年8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三） 1991 年9 月～1996 年12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四） 1997 年1 月以后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三、1984 年以后学术活动的突出之处 |
| （一） 1984 年以后学术活动次数频繁、学术质量较高 |
| （二） 1984 年以后的学术活动体现了当代上海的城市精神 |
| （三） 1984 年以后学术活动体现了打造上海学术品牌意识 |
| 第三节 1978 年以后其他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 |
| 一、服务法学研究工作 |
| （一） 搭建科研工作的平台 |
| （二） 搭建成果转化的平台 |
| （三） 展示研究成果的窗口 |
| 二、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
| （一） 开展法制宣传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二） 陈丕显支持推广的《三桩讼事》 |
| （三） 彭真题写书名的《法律常识要览》 |
| （四） 为迎接行政诉讼法实施的《中国行政法词典》 |
| 三、上海市法学会其他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 |
| （一） 振兴经济法律咨询公司的历史变迁 |
| （二） 上海涉外经济法律咨询中心的历史变迁 |
| （三） 上海市第七律师事务所的历史变迁 |
| 第五章 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中的几个问题 |
| 第一节 上海市法学会的变迁动力 |
| 一、现代化建设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二、依法治国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三、改革开放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四、社会需求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的变迁规律 |
| 一、上海市法学会随着共和国法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
| 二、上海市法学会的历史变迁不断体现共和国法学会组织政治统率法律的特色 |
| 三、专业研究组织随着共和国法学的发展而逐渐增多 |
| 四、上海市法学会的运作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
| 第三节 上海市法学会的变迁趋势 |
| 一、上海市法学会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的功能定位问题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的管理体制问题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机关的管理问题 |
| 二、上海市法学会改革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
| （一） 改革是个过程 |
| （二） 改革必须协调 |
| （三） 改革必须方向正确 |
| （四） 改革必须务实 |
| （五） 改革必须讲究方法 |
| （六） 改革必须借助外力 |
| 三、上海市法学会改革应注意的具体问题 |
| （一）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有关精神 |
| （二） 加强理事会职业要求的建设 |
| （三） 开展法学会运作模式的研究 |
| 结束语 |
| 附录一：1957 年1 月—1966 年6 月的主要学术活动 |
| 附录二：1978 年以后的主要学术活动 |
| 附录三：上海市法学会历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习经济学与商科专业的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一、学习“法政”的留日学生群体 |
| 二、经济学留欧生群体 |
| 三、程度高的经济学留美生群体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
| 一、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经济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经济着作、期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各种经济学术社团的出现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一、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发展方针的制定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组织发展与基金筹募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演变 |
| 一、北京时期的组织演变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组织发展 |
| 三、重庆时期的组织演变 |
| 四、中国经济学社组织活动的结束 |
| 五、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 |
| 一、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和使用 |
| 三、中国经济学社基金的破产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与举办的学术事业 |
| 第一节 举行年会 |
| 一、北京时期的三次年会 |
| 二、1927年第四届上海年会 |
| 三、1928—1931年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年会 |
| 四、1932—1935年杭州、青岛、长沙、广州年会 |
| 五、1936年上海年会的举行与1937年福州年会的筹备 |
| 六、重庆时期的三次年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举办的学术事业 |
| 一、出版书籍 |
| 二、创办刊物 |
| 三、举办的其他学术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 |
| 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及维持 |
| 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工作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上):基本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 |
| 一、反对马克思主义 |
| 二、批判传统经济思想 |
| 三、辩护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 |
| 一、价值论 |
| 二、消费论 |
| 三、生产论 |
| 四、交易论 |
| 五、分配论 |
| 第三节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 |
| 二、注重经济实务研究 |
|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方法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下):应用理论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与自由放任论 |
| 一、中国经济学社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关于统制经济的主要思想 |
| 三、顾诩群、唐庆增的自由经济论 |
| 第二节 财政思想 |
| 一、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 |
| 二、卫挺生等人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论 |
| 三、姚庆三对凯恩斯财政学理论的传播 |
| 四、马寅初等人的战时财政论 |
| 第三节 货币金融思想 |
| 一、银价跌落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二、银价爆涨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三、抗战初期维持法币汇价的讨论 |
| 第四节 劳资协调论与人口控制论 |
| 一、劳资协调论 |
| 二、人口控制论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 一、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
| 二、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术着作界的主力军 |
| 三、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学社强烈的干政愿望 |
| 二、社员大量进入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机关担任要职 |
| 三、社员多次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
| 四、社员的经济政策建议被国民党政府采纳的实例 |
| 五、学社提倡的经济思想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间接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
| 一、工商界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者的重视 |
| 二、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支持 |
| 三、经济学者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
| 四、经济学者为工商界的发展出谋划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新中国人口思想的间接影响 |
| 附录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表 |
| 附录二、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四、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2]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D]. 朱衡.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3]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第三方评估研究 ——以承接方的选择评估为例[D]. 冯维胜. 上海体育学院, 2018(01)
- [4]全国学会改革与发展系列报告（一）——学会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J]. 全国学会优秀改革案例汇编课题组. 学会, 2018(09)
- [5]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D]. 曾荣. 武汉大学, 2017(06)
- [7]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D]. 兰海军. 厦门大学, 2016(01)
- [8]浙江省地质学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召开[J]. 浙江省地质学会. 浙江国土资源, 2016(07)
- [9]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 ——以1978年以后的发展为对象[D]. 穆中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08(04)
- [10]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