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生产方式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上）

一、论信息化生产方式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发展(上)（论文文献综述）

周紫艳^[1]（2021）在《技术融入教育历程、机制及其哲学意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寓旨人必须依靠技术才能适应环境和后天生存,技术是人身体和大脑的分泌物,是构造人与世界的中间环节。技术建构了教育世界以及教育要素,教育技术与教育者具有相互规定性。教育技术是教育世界的存在者,既要“向前寻视”追问教育技术何所用,也要“向后寻视”追问教育技术何所是,即从经历“上手状态”转向追问生成过程。以身体器官为依附的身体技术展现了人身体和大脑信息,由此“原促创”了教育世界。语言文字符号外化和承载着人的信息,促使正式教育诞生。器具技术相对长久地保存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人类信息,为积累教育内容提供可能。造纸印刷术不仅让教育信息更加规范而且批量复制,催生了以学校为标志的正式教育机构。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教育实施组织形式、教育内容呈现方式以及教育评价模式,尤其是人工智能将至已至,“人机共生”的教育大片即将精彩上演。技术融入教育世界生成教育技术属于技术跨领域迁移,经历教育与技术的互相选择、孕育生成及应用推广过程,教育技术成为教育世界的“站出”者。教育在技术环境中孕育而生,技术规约了教育目标、丰富了教育形式和内容。技术通过“放大-简化”以及具身关系改变教育者经验教育世界的方式,通过器具范式、焦点实践等改变教育世界的存在方式。教育技术在建构教育世界过程中完善自身建构,逐渐成为自行规定的存在者,“意向性”地影响和改变着教育世界,以“后种系生成”特有方式积累本性。教育技术在大量注入信息过程中,逐渐微型化甚至透明化,实体逐步简化、结构更加复杂、功能更加齐全、力量更为强大,并具有学习、适应以及自我修复能力,构建了内部强大的进化生态圈,从而具有生物乃至生命特征,加快了自主进化步伐。教育世界要不失时机地引进、原创新技术,促使教育技术在人性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构建更加生态、人性、系统的教育技术体系,迎接“人机共生”的教育新世界。

王新建^[2]（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侯宪利^[3]（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指出“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祁文博^[4]（2020）在《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文明的发展常常会带来经济财富增加、人生存境遇的改善、社会的持续进步。但现代人环顾四周,在感受到现代化带来身心喜悦的同时,却不断受到各种风险的威胁。城市作为现代性文明最突出的展现,本应是人类自由发展的“诗意栖居”,但却不断遭遇城市风险的威胁。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人类应该选择何种方式去规避客观存在的城市风险?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研究聚焦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尝试通过复合且独特的视角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何为复杂现代性理论?复杂现代性理论与城市风险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城市风险呈现样态的生成之因是什么?怎样构建城市风险治理的展开路径?围绕这几个核心叩问,本研究通过建构“复杂现代性-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框架,综合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哲学思辨法展开研究,并结合当前风险治理实践,深度把握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问题。绪论部分就本文的选题价值、研究现状、研究问题以及方法与框架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综述。第一章是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检视,主要基于复杂现代性分析范式与城市风险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城市风险是复杂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复杂现代性在认知向度、制度架构、风险规避层面为认识、治理城市风险提供新的视角,二者互相建构。第二章是城市风险的呈现样态,城市生态失衡带来人的生存之困、城市权利失衡带来人的发展之困、城市意义迷失带来人的存在之困。第三章是现代城市风险的成因,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城市风险生成的客观原因,资本逻辑在城市空间的强势运行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人本价值背离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社会系统转型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所带来的政府、媒体、公众、抽象体系等次级系统的不合理运行。第四章是城市风险治理维度,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与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风险治理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城市伦理规约、滋养、涵育城市制度,而完善合理的城市制度能够支撑、保障城市权利的实现,三者之间是相互统一的,为构建复合型城市风险治理体系提供伦理指向、行动方向与价值指引。第五章是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深度植入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以及城市权利之中,推进城市风险治理思想现代化;在治理结构上,从科技伦理转型、资本逻辑规塑与社会系统逻辑规约三个方面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结构现代化;城市风险治理最终应实现共同体治理,通过不断减少空间区隔与结构固化、调整运行规则、实现文明自觉,在多重向度上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最后是研究结论,即在中国复杂现代性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逻辑,在利用与规塑资本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引领中国城市文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为世界城市发展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此外,针对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作者将在分析框架、实践案例与主题内容三个方面予以完善,以期对城市风险治理研究完成更为深度的挖掘。

梁宏中^[5]（2018）在《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需要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也即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程度,突破个体性的限制和束缚,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经济危机的治理方式根据治理效果不同,可划分为根本性治理和周期性治理两类。前者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的新社会经济制度,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对产权社会化的要求。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局部提高产权社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解决经运行层面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暂时解决经济危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化产权形式,能弥补私人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产生的各种弊端,因而成为经济危机治理的有效工具。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国有企业作为政策调控工具;二是作为所有制基础,通过生产资料全面国有化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两者的实质都是不同程度地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性、协调性。作为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能有效降低周期性危机治理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其也存在一些低效性问题,需要选择合适的使用时机、领域、方式、时限,提升作用效果。作为新社会所有制基础的国有企业,旨在构建系统性制度安排彻底消除经济危机。苏联“国家大工厂”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代表性现实探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既作为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基础,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发挥经济危机治理作用。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危机治理的绩效,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下,从长期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能彻底消除,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与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所以经济危机依然存在。当然从短期来看,信息化发展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强化经济调控,局部暂时缓和这种矛盾。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全面国有化构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消除经济危机的主客观条件仍未成熟;但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国有企业将能更好发挥其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治理的政策工具功能。

窦畅宇^[6]（2017）在《信息伦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拓展》文中指出互联网和计算机、智能手机等当代信息技术的诞生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个体生活方式与整个社会都因此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改变。“信息”改变了历史,重塑了社会,引导着文明形态的更新,信息时代人类的行为方式和伦理价值观也必然发生变化,因此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信息社会的新特征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信息伦理”是伦理学中新的研究方向。信息伦理界定信息活动或行为中的善恶、正义等元伦理问题并为其提供辩护,调整信息时代人与人的信息关系,是以虚拟人际关系为中心的信息社会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总和,也是适应技术发展的信息道德意识。借助于信息伦理的内容与方法,并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实践,本文关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信息时代的新拓展,并从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加以详细展开,即良序社会建设的应有伦理原则与优良个人品德建设的应有伦理原则。这对于从理论上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实践中引导人的日常道德生活,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都有重要的意义。信息伦理的兴起基于伦理活动的场域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转换、伦理主体存在状态从线下世界到赛博空间的转换,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从现实关联到网络互联的转换三种变化,而随着理论的发展,信息伦理的研究由技术伦理形态扩展为社会伦理形态,其研究内容的可以归纳为相互区别且紧密关联的二重结构:以信息交往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秩序,与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个人品德。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历史现实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两个维度:良序社会建设与个人品德建设入手,本文对其包含的最重要伦理原则一一加以考察,从社会伦理秩序角度包括集体主义伦理原则、公正伦理原则和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从个人品德角度包括:诚信伦理原则、尊重伦理原则和责任伦理原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现实世界的道德准则,它与信息伦理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在思维方法上存在一致性,并能够互相印证其价值与科学性,因此可以说二者具有关联性,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存在信息时代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拓展和丰富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一种囊括更多内容的系统学说:从作为社会秩序的伦理原则层面:第一,信息共存的原则维系信息共同体的稳定,是信息时代的新集体主义。第二,信息公正原则提出了信息时代的公平正义新要求。第三,信息自由是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高伦理目标,是实现人的自我意志,实现真正自由解放的条件。此外,本文关注信息时代的个人品德建设:第一,信息诚信的提出充实了新的交往原则,也是对信息时代个体德性的首要要求。第二,为解决信息时代对知识产权的无视、对信息隐私权的轻视以及对“异己”状态的抵触问题,信息尊重原则提供了道德标准。第三,信息时代“信息人”的使命是基于社会角色履行信息伦理责任。文章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既从纵向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现在与信息时代的发展,又横向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面对的我国信息化进程中的现实伦理问题,以求在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并获得矫治社会信息问题的对策与方法,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当代人信息实践的统一。

魏丽^[7]（2016）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文化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民族之魂,关乎民族的兴衰存废。研究文化,实际上是在研究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研究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主要价值。每一种社会都有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缓慢过程,逐渐形成“积淀”和“底蕴”。文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进行调整、更新和重塑,使一个民族的文化永葆与时俱进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在积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转型期间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道德和信仰危机、新旧文化机制、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矛盾。从国际角度看,东西文化的矛盾,宗教和种族冲突,民族分裂和战争等因素影响着新疆文化的发展走向。如何用现代文化引领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在发展与稳定中进一步发掘、展现新疆文化的特有魅力和吸引力,从而进一步丰富新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更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都是新时期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为指导,运用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理论等,结合民族发展理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实证调查法、比较法等,分别从理论和现实以及现代化趋势的层面分析了新疆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性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为新疆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为新疆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新疆文化现代转型具有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必然选择。第一、二章描述文化现代转型的内涵、特性及发展规律,梳理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第三章结合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核心区战略地位、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沿阵地、中国能源的储备基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等重要地位,分析目前新疆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不适应因素及主要障碍性因素,考察了新疆文化现代转型面临着民族文化生存环境的冲击、境内外“三股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以及新疆文化的价值冲突等一系列挑战,文化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第四、五章进一步分析新疆当前所处的新丝路战略、对口支援等发展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着地理环境,民族心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文化、社会公共事务发展不均衡等转型中主要障碍性因素。第六章提出新疆文化转型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文化转型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目标。第七章是本文的重点及核心所在。当前新疆面临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随之迎来了新的考验,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精神文化需求对政府文化治理渐呈倒逼趋势。基于此,在此章节中,提出通过在新疆培育法治文化环境,以法治文化、文化宣传、旅游文化为抓手,在新疆的城市、乡村中通过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克服传统观念的束缚,探究将社会主义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同时,提出将现代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作为新疆在新的机遇期中发展的精神引领,推动新疆文化在与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城市交往交融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正面引领功能,宣传、树立新疆的形象,推进中国、新疆文化的创新发展。通过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新疆城市文化治理现代化,建构全方位的新疆现代文化转型路径,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徐凤莉^[8]（2015）在《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变迁与培育》文中指出追求幸福是人类最高目的和本质体现。实现民生幸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在社会发展变迁中探讨幸福观的内容、特点,解决影响人民幸福感的诸多因素,摸索幸福观发展的必然规律,培育具有时代特点的幸福观是重大课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召唤,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人民幸福观正经历从一元到多元、从整体到个体、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变,体现出中国传统幸福观、西方幸福观、现有幸福观的交融与碰撞,彰显落后的幸福观与合理幸福观新老交替、颠覆与生成的特点。这是幸福观念对社会存在剧烈变动的必然回应,是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转变,是我国经济体制诸方面改革与经济全球化等内外多方面矛盾交错的结果。从一方面看,幸福观的变迁呈现的是上升前进的运动状态,体现对社会发展积极肯定的认同,将进一步通过与社会存在的双向互动促进社会的正向变迁。另一方面看,这种转变又交织着人们的焦躁、不安、痛苦与无助。一些人的幸福感不升反降,因富致懒、未富先懒、好逸恶劳……劳动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消解。这是从以道德为福、以政治认同为中心向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中,幸福观念交融冲突的必然。传统幸福观仍然有其巨大影响力,崇尚整体、修身养性、知足常乐等特质仍有生命力；西方幸福观又以其互补优势与中国传统幸福观交相辉映,展现尊重个体欲望、外求于物的特质。在传统幸福观不可能立即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幸福观亦不能快速生成之际,传统幸福观、外来幸福观与现有幸福观必然要实现整合,经历破旧立新的煎熬过程。没有“立”,人们仍会沉浸在物质财富欲望中不可自拔,忽略幸福本真途径,无法体会劳动才是解决幸福困境的源头和真正答案；只有“立”,才能打破幸福观的乱象,把握幸福的根本途径,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完全占有,描绘“幸福城市”、“幸福中国”的蓝图。劳动幸福观应该是主导幸福观,它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刻表达,其培育必然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导,从现实的人出发,以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为内容、以劳动为根本途径、以人民具体的社会关系为前提,把实现人民主体的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因此应该立足于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的实际,依靠劳动者个体、政府、社会三条路径的合力作用来建构劳动幸福观。具体来说：劳动者主体是创造幸福的载体,要能够认知幸福、感受幸福,提高幸福能力,为此需要提升劳动者个体认知能力、提高健康素质和道德素质,提升经济、政治和文化能力；公正公平的劳动条件需要政府努力建构,为此需要提升生产力水平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基本物质需要,缩小劳动者的贫富差距,以提高人民相对收入水平；深化教育目的认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倡理性消费,提高消费中的尊严感。最后全社会应该营造劳动光荣的良好氛围,使尊重劳动、劳动体面、劳动创造幸福观念蔚然成风。

李君亮^[9]（2015）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技术支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和谐”是人类自古以来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与向往,中外皆有诸多思想家提出过关于社会和谐的种种思想理论。但是,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都不可能实现和谐相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使人类社会实现和谐第一次奠基在了现实的基础之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改变对于世界的传统观点和看法,树立起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将人与自然看作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剧烈冲突。只有树立起生态价值观,将人与自然看作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生命存在,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共存共融的休戚相关关系,努力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生态技术的关键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我们展开积极的行动去实践,并且通过科学实践一定可以实现。但是人类社会理想大厦不能建立在流沙之上,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现实的技术支撑,生态技术可以成为构建这样一座宏伟大厦的现实技术支撑。一方面,生态技术是技术自身辩证发展的产物,是当今技术发展的最高形态;另一方面,生态技术具有自身内在的生态本性,从而使生态技术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技术支撑。具体说来,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各章节的内容:第一章绪论,首先扼要阐明了论文选题的缘由,其次概述了国内外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再次介绍了论文研究的一般方法及思路,最后简要阐述了本论文努力做到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和谐社会概述。首先介绍了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既论述了中国自古以来有关和谐的思想,也论述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有关和谐的理论,同时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次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构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过程;再次论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初步阐述了和谐社会与生态技术的内在本质联系。第三章生态技术的涵义。首先论述了生态技术的基本内涵,对技术、生态技术、技术的生态化、生态化的技术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厘定与澄清;其次分析了生态技术与和谐社会内在本质的一致性;再次论述了核心技术与生态技术的联系和区别;最后阐发了生态技术观及其与生态技术的关系,阐明了生态技术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生态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分析。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作用;其次,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再次,撷要介绍了其他西方学者的生态思想观点及其启示。第五章生态技术对构建和谐社会支撑的本质分析,从四个层次论述了生态技术的内在本性。首先,从技术自身来看,生态技术是技术物结构-功能关系协调和逻辑自洽的技术;其次,从人与技术的关系看,生态技术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使人对于技术的主体地位得以呈现,使人的本质得以实现;再次,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生态技术是技术社会澄明的技术;最后,从人、技术、社会、自然这一整体关系来看,生态技术是天地人的和谐聚集和涌现。第六章中国生态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对策,首先概述分析了当代中国生态技术的发展现状,其次在分析中国生态技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缕析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挖掘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发展我国生态技术对构建和谐社会支撑的对策与建议。最后是结论,对论文研究内容做了总结,综合论述了生态技术与和谐社会的本质联系,形成了生态技术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技术支撑的基本结论。

张坤晶^[10]（2014）在《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 ——兼论“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文中认为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研究信息革命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会带来的新特征，找出当前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和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寻找和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凸显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比信息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并进一步对“信息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讨，研究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走向进一步探索，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进一步探讨。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研究思路展开：首先，对本研究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总的追溯和梳理；从社会形态理论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不断发展，再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原因分析，再到技术原因，再到信息革命及其带来的信息化，再到信息化的社会主义。其次，从技术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和文化形态四个视角，分别展开对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研究；在技术形态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新特征。论述信息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根据信息生产力的特征分析它与社会主义信息化之间的关系，分析论证信息生产力将助推信息化的社会主义产生。重点研究在社会主义“内部”，信息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新特征，对比它和非信息生产力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层面的区别，以及信息化社会主义的技术新特征和生态新特征。在经济形态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特征；从生产关系视域研究信息化社会主义的新特征分别是什么，再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信息化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进一步论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信息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并分析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克服“信息悖论”问题的优越性所在。重点研究在社会主义“外部”，信息化的社会主义区别于非社会主义的信息社会形态在哪里。在上层建筑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新特征。分别对政治与文化新特征进行分析研究，重点研究它们与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区别点和原因。再次，从当前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层面来总的研究中国在技术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和文化形态所呈现出的发展现状与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重点研究中国在四种形态中与信息化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差距在哪，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对信息革命给社会主义所带来这些新特征，是否可以汇集形成“信息社会主义”的概念，等与之相关的社会形态若干未尽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尝试性地对此概念可能引发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来论证“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通过对比研究，分析出了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中与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凸显了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比信息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另一方面，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信息化建设探索与实践的现状和本研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差距具体地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对未来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建议。

二、论信息化生产方式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发展(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信息化生产方式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发展(上)（论文提纲范文）

（1）技术融入教育历程、机制及其哲学意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4）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信息伦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7）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文化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变迁与培育（论文提纲范文）

（9）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技术支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 ——兼论“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信息化生产方式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发展(上)（论文参考文献）

• [1]技术融入教育历程、机制及其哲学意涵研究[D]. 周紫艳.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3]“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4]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D]. 祁文博. 苏州大学, 2020(06)
• [5]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D]. 梁宏中. 暨南大学, 2018(03)
• [6]信息伦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新拓展[D]. 窦畅宇.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7]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文化转型研究[D]. 魏丽. 新疆大学, 2016(12)
• [8]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变迁与培育[D]. 徐凤莉. 辽宁大学, 2015(01)
• [9]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技术支撑研究[D]. 李君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15(12)
• [10]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 ——兼论“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D]. 张坤晶.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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