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醒面对数字鸿沟（论文文献综述）
李亚琪[1]（2021）在《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资本样态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从传统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过渡,在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创造新的生产资料与生产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更为抽象化的数字拜物教。在社会生活遽变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的具体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全新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是我们当前阶段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数字拜物教为核心论题,旨在通过对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深层内涵及内在机制的批判性考察,破解数字拜物教现实存在的秘密,从而推动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的深度研究。数字拜物教本身并未脱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与逻辑,它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在对资本样态的历史裂变与数字资本时代生产方式的最新变化分析基础上,文章重点阐述了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内涵。数字拜物教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表现为人们对数据、数据商品、数字资本的崇拜,同时还表现为社会整体对数字技术尤其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当代智能数字技术的膜拜,我们可以把这种崇拜或膜拜称为“数字崇拜”。数字崇拜对主体价值意识的渗透和浸润,又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把数字拜物教意识再生产出来,进而,数字拜物教意识在深层次上融入到人们的生命结构中,并对其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施加隐秘影响,使之成为认同和接受数字资本主义颠倒社会秩序的物化存在,数字拜物教的社会现实由此强化,这正是数字拜物教意识发挥社会效力的体现。数字资本主义为数字拜物教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的展开同时又为数字资本逻辑统治的强化营造了有利环境。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操控商品符号的数字媒介传播与文化工业景观,诱导大众沉浸在数字化幻象之中,致使数字拜物教意识或者说观念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并且接受的意识形式。在此基础上,数字拜物教机制又进一步为数字—生命政治与数字平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性根据。在这里,数字拜物教已经由一种虚假意识幻象转化为社会现实存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能够稳固运行的条件与基础。正是在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多层面的作用下,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主体以及我们所处的全球化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才真正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与塑造,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治也因此得到巩固和强化。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颠倒假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破解数字拜物教秘密的根本途径。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拜物教彼此支撑相互补充,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关系形式内在需要并不断要求数字资本逻辑在拜物教机制展开的基础上,生产出适合且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秩序的劳动主体。所以对数字拜物教的批判,就需要将其放置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展开探究,即揭示出拜物教形成的社会历史前提及其遮蔽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本质。为此,本文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论基础,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出发,具体揭露了“劳动的自由自主”、“合理的分配关系”、“流通生产价值”、“消费需要的满足”等资本主义的颠倒假象背后,被数字拜物教遮蔽的“无酬数字劳动剥削逻辑的延伸”、“不平等的分配关系”、“流通时间是价值实现的障碍”、“拜物需要替换真实需要”的社会现实,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形成数字拜物教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前提批判。消解数字拜物教,实现人类解放并不是内涵于哲学理论中的抽象论断,而是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实建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文中指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揭示,是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前提。数字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在自我增殖的过程中遭遇到限制,从而走向自我否定,数字拜物教消解的现实根据就在于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同资本逻辑自我否定与扬弃资本文明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客观趋势相呼应的是,原来物化的人将在生存实践活动中转变为社会性的人,并承担起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重任,从而推动全新社会关系形式的历史生成。归根结底,消解数字拜物教,一方面需要从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洞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及其必然灭亡的演化趋势;另一方面还需要以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取代物化的片面存在,激发人的社会性生产与生活的共同感,最后统一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扬弃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之后,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实现与社会整体充分发展的历史形态,它所要确立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阶段,不仅数字拜物教被消解,任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抽象统治将得到全面祛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压迫、矛盾关系都将被彻底超越,普遍性意义的人类解放将会成为现实。
尚明瑞[2]（202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才竞争中,谁赢得了青年,就赢得了未来和希望。如何在西方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逐渐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助现代集成创新的思想、理论、方法,从历史足迹中探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逻辑可能,从时代境遇中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现实之需,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框架体系,按照“施教”与“受教”并存的逻辑理路,从七个方面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路径与保障措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可能性、具象性和目标性提供了理论支撑;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马可·伊恩斯蒂的集成创新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蓄思想以及教育学中的整体性教育理论等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集成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日渐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元素,为今后的进一步集成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诸如,基础理论支撑度不强、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共识度不高、内容的“碎片化”、方法的协同性差等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内在动力。如同芯片集成一样,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多构成要素实现优化组合集成创新需要一个集成母版。“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背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脚踏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面向教育发展的美好未来,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集成创新最理想的集成载体。在此基础上,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过程和受教过程的逻辑进路,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框架体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全部要素,是集成创新的内容,涵盖了目标体系的集成创新、任务体系的集成创新、学科体系的集成创新、课程体系的集成创新、教学体系的集成创新、教学评价体系的集成创新等。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如何实现,就是要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的大思政、建立马克思主义大学科、依托现代信息化大数据、构建全国性思想政治教育大平台、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大环境、培育反映铸魂育人规律的大成果、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大目标。同时,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还需要有良好的保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强领导,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在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中的关键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的动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水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尝试性地把物理学科的“集成”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概念做出理论界定,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的专业学术范畴,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空间,对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意义。
饶权,克里斯汀·麦肯齐,杰拉德·莱特纳,陈超,吴建中,于良芝,阿曼达·里德,金·汤普森,肖珑,金武刚,吴丹,刘静[3]（2021）在《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数字包容：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新使命》文中研究表明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图联与一些国际组织共同发起"图书馆致力数字包容"的共同承诺和"行动呼吁",国内外图书馆界领导及知名专家学者就"图书馆与数字包容"进行了讨论。饶权指出,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数字鸿沟问题日益突显。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的工作思路,以期引领带动各级公共图书馆全面实现智慧转型,在促进数字包容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克里斯汀·麦肯齐阐述了国际图联在支持联合国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目标第16条:"构建和平与包容的社会,使人人享有公正,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和能力,强调政府和图书馆必须成为数字包容的积极推动者";杰拉德·莱特纳指出,促进数字包容的任何努力都需要考虑三个方面——互联、内容和能力。缺乏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完全实现数字包容。图书馆作为社区中心的公共空间、内容的储存空间和门户,以及经验丰富的信息素养教育者,在更广泛的政府战略中都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陈超指出,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早就告诉我们,公共图书馆肩负着促进人类社会包容性发展的义不容辞的使命。为此公共图书馆必须承担起"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包容"的社会责任,让每一个人有机会上网、为每一个人赋能、让每一个人能平等获取信息知识;吴建中认为,我国图书馆界应积极配合国际图联的呼吁与倡议,并发出我国图书馆界强有力的声音。第一,大力宣传我国在保障公民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权益方面的政策及举措。第二,积极推广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第三,继续提升媒介和信息素养服务的质量;于良芝从个人信息世界的概念出发思考数字鸿沟现象及图书馆的作用,揭示了数字鸿沟的复杂性及社会包容与数字包容的互为条件性,认为这为公共图书馆参与数字包容建设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肖珑表示,支持国际图联（IFLA）关于数字包容声明的提出,中国高校图书馆应清醒地认识到信息贫富分化问题的存在,并努力缩小地区差距,保护不同群体利益,促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阿曼达·里德与金·汤普森认为,当危机、变革和挑战来临之际,也是我们努力前行之时,并以一所美国图书馆为例,显示了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面前,公共图书馆如何满足当地居民需要,支持社区朝着更加数字包容的社会可持续地发展;金武刚认为,图书馆应当加强科普功能,开发新媒体产品,融入公共传播平台,帮助社会民众辨别网络信息真伪,查询获取正确信息,解决数字包容深层次问题;吴丹与刘静基于技术环境变化的背景,以人与技术的交互为焦点,从"技术→人"与"人→技术"两条路径对数字包容内涵进行扩展并提出了图情领域工作的发展策略。
王喜媛[4]（2020）在《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一次依人类智慧和文明的进步而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人的存在方式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现实”就是人与人类的当下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本质在当下的显现。从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视角来看,我们当下的存在——“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步入了在信息化革命的条件下,由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融合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智能化时代。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智慧社会”,是以信息社会为基础对信息社会的继承与发展。“智慧社会”给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带来很多质的变化。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引发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将推进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同时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促使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即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体体现为人们认知方式、思想观念、价值选择、决策方式、执行路径和方法等治理要素都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和转型。为此,本文选择“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作为研究主题,力图通过研究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可能面临的问题、挑战和解决问题找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规律,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是:梳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新一代通信网络信息技术等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发展,预测智慧社会的发展远景,针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向智慧社会转型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分析当前社会的鲜明特征,基于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的全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探究我国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的影响和关系,阐述由社会形态变革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和转型的必然性,对智慧社会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容和实例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以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论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论文的基本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渗透日益显着,众多新技术融合突破,在解决当前人类发展遇到的困境的同时,正在带来人类社会运行智慧化、生产关系虚拟化的深刻变革。本部分主要通过深入分析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出现及其演进过程,提出伴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智慧社会治理变革的内驱力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面临的新问题和各种矛盾的加剧而快速变化,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变革,构建灵活、高效、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智慧社会需要创新治理手段。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我国社会风险的出现使得社会转型加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流动性增加,并提高了社会控制难度。本部分主要阐述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论证触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和理念变革已经具备,阐明我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发展变革历程。最后,随着智慧时代的到来,通过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客观情况和现实困境的系统分析,提出必须通过“智慧化”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研究思路。本部分主要讨论如何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中挖掘潜在的价值,使社会治理和谐地融入智慧化的新时代,稳步迈进智慧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探讨我国的社会治理智慧化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第二,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文化的转型;第三,分析智慧治理模式转型的实例,对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人的价值进行反思;第四,从管理哲学视角探究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论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观念变革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对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目的、方式、原则、发展趋势等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有价值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贡献以及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等方面,阐述走向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及其相应理念的变革。在深入分析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深度融合、技术全面升级换代、经济社会跨越式演进等基础上,通过对智慧社会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综合因素分析,对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趋势进行创新研究。从智慧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和矛盾出发,探讨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关系调整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从管理哲学视角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治理模式研究。论文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需要进一步丰富,同时从管理哲学视域的深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王喆[5]（2020）在《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新媒体是网络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迅速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极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推动了世界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日常学习、工作、娱乐、购物及出行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工具和媒介,而世界领域的意识形态博弈正借助网络新媒体而衍生出新的变体。部分西方国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借用网络新媒体向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试图弱化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当前,我国已经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网络强国,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对建设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为关键。在新媒体方兴未艾的环境下,研究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界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在新媒体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深化思想安全理论研究,拓展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领域,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调查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理论和逻辑相统一法、系统科学研究法,对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研究,论文的框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概述。其一,分析新媒体基本概念,分析和归纳新媒体的内涵及发展历程,总结新媒体的特点,对新媒体的类型进行划分,并从新媒体发展的主要规律和社会影响的角度,分析新媒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异同。其二,着重阐述意识形态的概念、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并分析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和功能。其三,重点分析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新媒体领域是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新载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建立新媒体秩序的应有之义。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关系。其四,分析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趋势,包括思想抗衡的信息化、思想话语的碎片化、思想渗透的隐蔽化。第三部分,分析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理论资源。研究新媒体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安全理论、西方媒体信息传播理论为核心的相关理论,为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支撑。第四部分,阐述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意蕴。在新媒体时代中,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其一是维护国家安全追寻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价值。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筑牢根基,并在世界视野下增强“四个自信”的新媒体话语权,营造安全环境,进一步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时代回归。其二是应对复杂社会思潮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价值。从社会价值角度而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可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媒体中的传播与践行,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同时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凝聚中国精神力量的必然选择。其三是提升公民媒介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公民价值。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能够有效提升公民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危机的意识,提高公民对新媒体复杂信息的识别、判断及选择能力,并增加主流舆论力量,引导公民追求个人与集体价值的统一。第五部分,分析新媒体不断发展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机遇、挑战及挑战的成因。一方面,新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机遇,新型生活方式营造活力开放的社会氛围,有效地提升了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力,同时新媒体技术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从挑战角度来看,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体现为新媒体时代大众思想引导难度加大,政府部门无法较好的把控信息传播发展方向,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运行模式面临转型之困,新媒体复杂舆论场分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此外,从挑战的成因来看,在新媒体时代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埋下潜在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媒介的不断融合,使新媒体自身正在遭遇复杂价值的冲击,意识形态安全的固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信息碎片增大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认同的困难性。第六部分,提出维护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与对策。在新媒体时代中,应从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重点突出国家层面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强大力量,从社会层面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网络、文化环境,从个人层面突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这一侧重点,使公民素养教育、不同职业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及家庭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得到有机统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将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建设网络强国的背景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研究的时代性和时效性,并提出了运用新媒体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实践的主要方法,对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界定。
姚科敏[6]（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蒋孝明[7]（2019）在《网络人的哲学研究》文中指出网络人是生活在网络媒介环境之中的,主动使用网络并与网络产生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塑造关系的,依托网络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来实现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在网络态度、网络心理、网络行为、网络价值等等上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社会群体。网络人兼具“现实的”和“虚拟的”双重身份,并且能够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来回地穿梭,不停地转换。网络人的产生与当今人类媒介变革有着莫大的关联。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空前地提升了人类传播的能力,丰富和完善了人类传播的体系,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时至今日,互联网作为一种最新型的媒介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它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结构之内,深度地融合在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开启了属于互联网时代的人类信息文明的历史新纪元。互联网不仅使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人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连人的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特征等等也都随之发生改变。毋庸置疑,互联网对人的生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正以一种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全面地改变着人、塑造着人。由此,便催生出了网络人这种新兴的社会群体。当前,互联网正以日新月异地方式飞速向前发展,人与网络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构建也还在不断地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网络人概念并运用哲学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网络人的相关问题,就是希望通过阐明网络人生成的原因、考察网络人生存的状态、探索网络人发展的动力、揭示网络人发展的规律、反思网络人的异化、提出培育网络人的对策;从而让当今的网络人自己认清自己的生存境遇,自己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本文正文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第一章,媒介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人对网络媒介的依赖是网络人生成的必要条件。通过梳理人类媒介形态的历史变迁,揭示每种媒介形态对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通过考察媒介依赖的理论溯源,指出当前人们的媒介依赖已经全面向网络依赖转向;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原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来论证网络依赖促使网络人的生成。对网络人概念下定义,并归纳网络人的身份特征和行为特点。第二章,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依托于现代高新网络信息技术,网络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在网络化生存下,网络人收获了源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另类的生存体验。通过界定网络化生存的性质,明确指出网络化生存具有二重性。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网络化生存下主体与客体的状况、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变化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并对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做出三个阶段上的形态划分。第三章,网络人的网络化发展。网络为网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推动现实网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场域和新的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框架,分析虚拟实践对网络人本质的发展;说明网络人在各发展维度上的深入;指出在有利的网络条件的推动下,网络人能够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更加迈进一步。第四章,网络人的异化及其反思。从实然状态来看,网络人的发展不是无代价的提升,而往往是伴随着高度异化的发展。通过概念辨析和现象描述来厘清异化、网络异化以及网络人异化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网络异化的实质是网络人的异化。归纳网络人异化的种种外在表现,进而指出网络人的发展还面临着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的困境,并对网络人的异化进行严肃而深刻地反思。第五章,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文明网络人的对策。网络虽然没有边疆地域之别和国界之分,但是网络人却是有国家、民族、地域等具体归属性特征的。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网络技术、教育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对网络人的培育必须要具有中国特色。从个体、群体、类三个层面,提出了强化网络人主体自觉自律、促进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自信自强、以人为本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对策。
董丽丽[8]（2019）在《“娱乐至死”的本土现实命题与警觉性启示》文中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而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被无限激化,现代人的生存压力只增不减,因而那些打着“娱乐、狂欢、消遣”等旗号变着花样交替出现的新媒介,成为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避世解压之良药。与此同时,为了迎合部分观众的喜好,获得点击率和关注度,许多媒介更是不惜让暴力、死亡、色情等元素占据大幅版面,许多本不该浸染娱乐的事情被娱乐。众多事实表明,当前在互联网主导下中国社会文化的泛娱乐化程度更甚波兹曼所极力抨击的美国电视时代。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娱乐至死”的批判一直热度不减,但波兹曼在批判电子媒介的发展给社会文化带来“娱乐至死”倾向的研究中都是以美国文化为样本,而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做过深度调查与分析。因地域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差异,美国出现“娱乐至死”倾向的现实语境与中国当前语境必然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这便要求研究者在“西学中用”时务必要重视语境问题。因此,从历史化、本土化、民族化的视角重新看待波兹曼所提出的“娱乐至死”命题,强调语境,并力图诠释中国“娱乐至死”的本土现实命题,便是本文的理论意义之所在。有别于以往研究直接将“娱乐至死”命题去语境化套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现状,本文是从“娱乐至死”现实命题出发去认知“娱乐至死”,然后再进行本土化适用分析。同时,站在信息全球化发展的视角,以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不平等和不对称性为视角,去探究中国当前出现“娱乐至死”的本质成因有哪些。笔者认为,中国出现的媒介的泛娱乐化发展只是问题的表象,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这便涉及到西方文化渗透的问题。而将“娱乐至死”命题拿出来重新辨析与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西方文化渗透的一种积极抵制,有利于警醒世人。此外,批判性思考“娱乐至死”的中国本土现实命题与警觉性启示,对引导学界和业界理性认知并正确看待大众媒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期望从文化安全稳定发展的角度给致力于推动中国泛娱乐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研究补充新的研究视角。而为了更加全面的讨论“娱乐至死”命题的适用语境并探讨符合中国特色语境的新的阐释命题,本文划分了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对“娱乐至死”命题的基本内涵进行重点讨论,探究波兹曼提出的“娱乐至死”究竟指的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从“娱乐至死”提出时的现实语境入手,分析其何时提出、为什么以及针对什么问题提出,进而引出对当时西方具体社会文化发展背景的分析,讨论“娱乐至死”命题在西方语境下的普遍适用性。而在明确了“娱乐至死”命题的适用语境之后,第三部分便进入到对中国本土语境中“娱乐至死”命题的阐释效力的分析。分别从其适应性和有限性两方面展开讨论。最后第四部分则是进行反思和总结,我们既需要清醒认知当前中国语境中“娱乐至死”的泛滥以及“至死娱乐”的大众文化倾向,更需要警觉性认知出现这种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国情背景的相对复杂性导致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娱乐至死”危机对文化的危害程度远甚波兹曼生活的美国电视时代,虽然表面看起来我国的“娱乐至死”消费始终不曾真正脱离政治权力的控制。
周恒[9]（2019）在《网络社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中共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时代命题,将法治社会建设吸纳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社会建设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层基础,它在构筑国家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培育和壮大社会力量、提升法治建设正当性与认同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法治社会建设理解为某一特定主体依照法律治理社会,而应当从价值、秩序、制度、观念四个维度来解读法治社会:其中价值之维意味着法治社会是以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价值理想为鹄的的社会,它承认并追求社会成员关于幸福生活的共同主张;秩序之维体现着法治社会的有序运行状态,它特别强调社会本身经由自治而实现的自我秩序化能力;制度之维反映着法治社会容纳了国家立法、善良风俗、社团章程、乡规民约等多元化的行为规范,这使国家法律体系获得了必要的、有效的制度补充;观念之维呈现着法治社会中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法治意识,丰厚的法治文化在社会行为与法律制度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场域。法治社会的四维面向,共同构成了法治社会范畴的规范属性和基本特征。对社会力量的关注决定了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无法脱离对社会的考察。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网络虚拟空间正在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发生场所。这一现实决定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生活必然受到法治社会建设的密切关注。在Web2.0时代,网络社群构成了网络社会的主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社会依赖性,构成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新条件。不能简单地套用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范畴指称、描述、分析网络社群,将网络社群界定为网络社会中的社会组织也存在着理论上的限度。网络社群本质上是由私人组成的群体,得益于社群内部便捷的沟通媒介,网络社群的成员能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并形成网络舆论,这同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领域概念颇为吻合。因此,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将网络社群理解为互联网时代的公共领域,也只有在公共领域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网络社群同法治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进而分析网络社群对法治社会建设的积极贡献与负面影响。对以公共参与作为核心要旨之一的法治社会建设而言,培育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是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因为公民能否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作为“公民”的社会角色,是否具备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积极意愿,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现代公民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侧面的结构,它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规则意识等多个方面。公民意识的形成固然离不开政府层面的引导与教育,但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对公民意识的滋养。作为一个以社会资本、组织生活为基本要素的社会生活空间,网络社群为人们提供了公共生活的真实体验,并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中的公民品格。在网络社群中,公民的平等观念得到强化、公民的宽容与合作意识得到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被不断塑造。法治社会建设的另一项核心要旨在于法治推动力量由国家向社会的移转,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自治能力。我国当前对网络社会的治理以国家公权对网络社会的管控为主要手段,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以立法为核心的互联网法治建设、网络实名制、技术管控、监管机构的专向治理行动。国家公权对网络社会的管控当然是网络社会秩序化的必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但与此同时,这种管控手段也存在着立法产品的有限性、调整机制的滞后性、不适应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等局限。网络社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这种自治方式因独特的功能优势成为国家管理模式的重要补充。网络社会的自我秩序化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成,形成了规模庞大且多元的网络自治规则。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改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于,越来越多的公民使用互联网来表达个人权利,网络社群同公民的个体权利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网络社群对权利实现的助益是递进式的:网络社群首先是全新的表达空间与话语广场,为公民提供了表达正当利益的渠道;网络社群所承载的社会团结与公共讨论乃是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程序,推动公民的正当利益进入国家法律体系,成为受到法治保障的权利;网络社群能够降低权利实现的成本,防范外部力量的侵害,助推公民的法定权利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实有权利。在助益公民个体权利的同时,网络社群亦有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一方面,网络社群具有确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能够帮助我们确认哪些社会事务属于社会公益、在多大程度上归属于社会公益;另一方面,无论是互益型网络社群,还是公益性网络社群,它们对社会公益的实现也有着可观的助益。法治社会建设对社会自治、公民参与的强调必然引申出制约公权力的命题。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以从理性设计的有限性、个体与政府的不对称力量、行政权的持续扩张、立法权监督的缺位等方面加以理解。借助社会力量,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是对传统权力监督模式的补充与完善。社会权力来源于社会成员的交往活动,并主要以舆论的形式监督国家权力。网络社群内部的“去中心化”结构为社会个体提供了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团结。在这一社会团结方案中,网民们经由相互间的对话沟通、利益聚合以及外部的意见传递,形成了以网络舆论为载体的社会权力,成为制约公权力的重要力量。网络社群在培育公民意识、扩展社会自治、提升政治参与、监督公权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乃是“网络社群法治功能”的立论依据,但不能仅仅依据网络社群的积极贡献,就得出网络社群的功能均为正向的结论。网络社群存在着“群体极化”、“群体心理”、网络舆论道德化等非理性现象,加之“数字鸿沟”的存在与网络社会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网络社群的负面效应。互联网独特的社会结构不是反法治的理由,恰恰相反,网络社群的健康发展与积极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国家法治所给予的制度保障。对网络社群的治理与引导应当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之道,在坚持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核心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互联网行业组织以及广大的网络社群管理者、网民在网络社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石迪[10]（2018）在《社会网络视野下少数民族村民的移动媒介使用及影响研究 ——以河坝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世纪以来,移动通信技术以超越以往任何通信技术的速度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与技术扩散同步的,还有以网络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变迁。互联网和移动媒介极大地丰富了人类信息沟通的方式,拓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社会网络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研究以贵州省麻江县河坝村瑶族（绕家人）为研究对象,选取社会网络理论视角,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扎根理论作为研究策略,深入了解该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变迁和媒介发展历史,对村民的移动媒介使用与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并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移动媒介如何进入少数民族村民的生活,以及少数民族村民如何使用移动媒介?第二,移动媒介扩展和维系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在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的获取中才能具体发挥作用。那么,对于移动媒介、使用移动媒介的个体和社会网络来说,三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第三,新的信息通讯工具如何改变和建构这些具有文化特色地区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又对他们的社会资本获取与构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传统的封闭社会关系网络,在移动媒介时代,是否具有新的面貌和特征?第四,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成为打工者,那么流动的过程又会对社会资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强关系和弱关系有何变化?少数民族村民通过移动媒介建立的社会网络,对社会和个人来说有何意义?第五,在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贫困因素对移动媒介的使用和社会网络的发展有何影响?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从三个维度概括了社会网络视角下少数民族村民移动媒介使用与影响。第一个维度是移动媒介对于社会网络构成和社会资本获取的价值,即研究“为什么”的问题,主要研究移动媒介时代构成的新社会网络,以及新社会网络对少数民族村民的价值和作用;第二个维度是少数民族村民在移动媒介使用和社会网络建构的过程和原则,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探讨移动媒介在建构社会网络中的运作方式和过程,比如村民如何使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如何动员社会资源,以及新社会网络架构的特征;第三个维度是在移动媒介的影响下,村民获取社会资本的差异,即村民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与人际交往效果,解决的是“怎么样”的问题,村民利用移动媒介建构的社会网络的今夕差别,对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获取产生了什么影响。通过分析河坝村村民如何使用移动媒介重构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移动媒介不仅建构虚拟空间中的社会网络,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建构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的重要媒介;二是移动媒介成为少数民族村民建立亲密关系和获得情感支持的工具;三是移动媒介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同伴群体的构建提供支持;四是移动媒介架构的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动态的网络;五是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网络具有不平等和异质性,移动媒介则能促进平等化和异质性交往。少数民族村民社会网络的网底具有吸附和消耗作用,同时地域会对网络的建构起到限制作用;六是少数民族村民中存在着以关系和利益交换为原则的关系传播,且具有排除者的逻辑和不对称性的特点,移动媒介对关系传播具有扩大作用;七是少数民族农村的乡村精英具有结构性位置优势,他们利用移动媒介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有利于社会资本获取;八是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媒介接触和使用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九是传统贫困使少数民族农村村民的移动媒介存在低水平应用的现象,传统贫困和数字贫困互为因果链,解决作为社会性问题的贫困现象,需要把信息通信技术的不平等整合在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之中。立足实证研究,本文呈现少数民族村民移动媒介使用与实践的现实,勾勒出村民通过媒介实践建构社会网络的价值、过程、原则、差异和影响,阐释在移动通信技术带来的传播变革的影响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的社会网络建构的问题与未来前景。本研究是深化传播学领域媒介使用和社会网络建构研究的一次尝试,试图推动社会网络理论在传播学研究和应用层面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理论探索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移动媒介影响下的社会网络建构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研究命题,由于主客观原因,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研究结论在推广时很可能会受到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及所处社会背景所带来的限制;本研究主要分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网络而没有扩大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只能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分析己呈现出来的村民的行为特点和社会网络的构成情况。本研究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方法或拓展优化现有研究方法,比如可以使用多案例的田野比较（多点民族志）;在研究内容上,可以重点研究媒介影响下少数民族农村人员流动和离散带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以及移动媒介的赋权功能等;在理论视野上,可以运用多种理论视角对一处田野进行研究和阐释。
二、清醒面对数字鸿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醒面对数字鸿沟（论文提纲范文）
（1）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反思数字拜物教:深化拜物教理论研究的当代重要课题 |
| (一)拜物教理论内容的历史嬗变 |
| (二)数字拜物教研究的重要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主要思路 |
| 第一章 数字拜物教: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的新形式 |
| 1.1 资本样态历史裂变中的数字资本的形成 |
| 1.1.1 产业资本的积累 |
| 1.1.2 金融资本的兴起 |
| 1.1.3 数字资本的形成 |
| 1.2 数字资本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特质 |
| 1.2.1 数字平台与平台经济的发展 |
| 1.2.2 劳资关系的弹性化与网络化 |
| 1.2.3 数字资本的金融化趋势 |
| 1.3 数字拜物教的表现与内涵 |
| 1.3.1 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困境的分析 |
| 1.3.2 数据商品化和资本化与数字拜物教 |
| 1.3.3 数字技术膜拜与数字拜物教 |
| 1.3.4 数字崇拜对人的价值意识的塑造 |
| 第二章 数字拜物教机制对数字资本逻辑统治的强化 |
| 2.1 数字拜物教的意识结构内化机制与数字化幻象统治的实现 |
| 2.1.1 商品符号的数字媒介传播与文化工业景观的繁荣 |
| 2.1.2 沉迷他者的欲望:数字拜物教意识的同一性接受 |
| 2.1.3 数字化幻象统治:数字拜物教结构的无意识认同 |
| 2.2 数字拜物教机制:数字—生命政治的支撑性条件 |
| 2.2.1 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术的形成 |
| 2.2.2 量化自我的拜物教行为:巩固数字—生命政治统治的关键 |
| 2.2.3 拜物教机制内的“透明人”:数字—生命政治治理对象的最终形成 |
| 2.3 数字拜物教机制:强化数字平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 |
| 2.3.1 数字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性质:数据殖民的合法性依据 |
| 2.3.2 数字拜物教机制与数字平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 |
| 2.4 数字拜物教机制:强化数字资本逻辑统治的必要条件 |
| 2.4.1 数字资本逻辑成为控制意识、生命、全球社会的同一性力量 |
| 2.4.2 数字拜物教机制与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 |
| 第三章 数字拜物教的秘密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批判 |
| 3.1 勘破拜物教秘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
| 3.2 数字拜物教机制与劳动过程的剥削新形式 |
| 3.2.1 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源泉 |
| 3.2.2 拜物教机制掩盖的真实生产过程:数字劳动生产剩余价值 |
| 3.2.3 数字拜物教机制与数字劳动剥削逻辑的延伸 |
| 3.3 数字拜物教机制遮蔽分配关系的不平等实质 |
| 3.3.1 平台层面:数字资本处于价值分配关系的核心 |
| 3.3.2 社会层面:处于分配关系边缘的主体低酬或无酬劳动 |
| 3.4 数字拜物教机制掩盖“流通生产价值”的假象 |
| 3.4.1 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平台技术加速资本流通 |
| 3.4.2 平台加速流通与在线的数字劳动:流通生产价值的假象 |
| 3.5 数字拜物教机制与消费需要的虚假满足 |
| 3.5.1 数字化消费与数字资本的价值实现 |
| 3.5.2 数字化消费与拜物欲望的生产、膨胀 |
| 3.5.3 自由的假象:虚假拜物消费需要的满足与剩余价值的实现 |
| 第四章 数字拜物教的消解与人类解放 |
| 4.1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揭示: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理论基础 |
| 4.2 资本的限度与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现实根据 |
| 4.3 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消解数字拜物教的现实道路 |
| 4.3.1 共产主义运动:新型社会关系重构的途径 |
| 4.3.2 从物化存在到社会性存在: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主体力量的凸显 |
| 4.4 数字拜物教的消解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求 |
| 4.4.1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目标 |
| 4.4.2 数字拜物教的消解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 |
| (一)论文研究的核心概念 |
| (二)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五、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 |
| (一)关于人的本质学说 |
| (二)关于社会发展学说 |
| (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
| 二、贝塔朗菲的系统论思想 |
| (一)世界的系统性构成 |
| (二)系统的功能和要素构成 |
| (三)系统论思想的启迪 |
| 三、马可﹒伊恩斯蒂的技术集成理论 |
| (一)关于“技术集成”概念的提出 |
| (二)集成创新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模式 |
| (三)集成创新理论的启示 |
| 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蓄思想 |
| (一)兼容并蓄的哲学传统 |
| (二)有容乃大的君子人格 |
| (三)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
| (四)兼容并蓄思想的启示 |
| 五、教育学中的整体性教育理论 |
| (一)世界的整体性构成 |
| (二)整体性理论的形成发展 |
| (三)整体性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 |
| (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 |
| 第二章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历史前提 |
| 一、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回顾 |
|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初步探索阶段(1949年-1965年)——思政教育格局初建 |
|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曲折前进阶段(1966年-1978年)——片面强调阶级斗争 |
|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78年-1997年)——全国各地积极探索 |
|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范提高阶段(1998年-2012年)——国家层面规范协调 |
| (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集成创新成为可能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成就为集成创新提供可能 |
| (一)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成为集成创新的基本内核 |
| (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成为集成创新的技术手段 |
| (三)便捷有效的教学平台成为集成创新的交互载体 |
| (四)不断巩固的意识形态提供集成创新的理论自信 |
| (五)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提供集成创新的实现路径 |
| (六)日趋完善的学科体系提供集成创新的专业支持 |
| (七)软硬件的改善为集成创新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 |
| 三、思政教育基本经验为集成创新提供遵循 |
| (一)坚持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 |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 (三)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
| (四)坚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五)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与时俱进 |
| (六)坚持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现实之需 |
| 一、基础理论不强、学科发展受限 |
| (一)基础理论发展不充分 |
| (二)学科体系架构不健全 |
| (三)学科的专业性不强、实操性不够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共识度不高 |
| (一)莫衷一是的教育理念 |
| (二)理念缺失所造成的影响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化较差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表述不统一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不强 |
| 四、思想政治教学方法协同性较差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断拓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
|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优化成为提高吸引力需要 |
| 五、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平台融合度不够 |
| (一)数字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 |
| (二)与现代技术融合尚处在探索阶段 |
| (三)信息过载对主流信息的遮蔽 |
| (四)现代教育技术冲击传统教学优势 |
| (五)与现代技术高度融合成未来之需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基本框架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基本面板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母版”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鲜亮底色 |
| (三)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领导力量 |
| (四)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文化根基 |
| (五)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价值导向 |
| (六)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外部条件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要素构成 |
| 三、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内在逻辑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逻辑起点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逻辑主线 |
| (三)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逻辑支点 |
| (四)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逻辑归宿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 |
| 一、目标体系的集成创新 |
| (一)目标及其作用 |
| (二)教育目标及其异化问题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集成优化 |
| 二、任务体系的集成创新 |
| (一)任务及其作用 |
| (二)教育的根本任务 |
|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
| (四)任务体系的细化明确 |
| 三、组织体系的集成创新 |
| (一)组织及其结构 |
| (二)教育行政管理组织的架构 |
|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组织 |
| (四)组织体系的创新管理 |
| 四、学科体系的集成创新 |
| (一)学科的内涵与作用 |
| (二)“马学科”的领航功能 |
| (三)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
| (四)“马学科”的创新发展 |
| 五、课程体系的集成创新 |
| (一)课程体系 |
|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集成创新 |
| (三)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体系集成创新 |
| 六、教学体系的集成创新 |
| (一)教学体系集成创新原则 |
| (二)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 |
| (三)教学场域的情景构建 |
| (四)教学内容的取舍整合 |
| (五)教学方法的综合应用 |
| (六)教学效果的考核反馈 |
| 七、评价体系的集成创新 |
| (一)种类繁多的教育教学评价 |
| (二)不当评价造成的影响与危害 |
| (三)教育教学评价的规范与整合 |
| 第六章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提升认识高度,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协同发力的大格局 |
| (一)格局的内涵与价值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大格局的内在逻辑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的内容构成 |
| 二、扩大育人广度,建立从理论到实践的全员育人大思政 |
| (一)科学认识“大思政”的意蕴与特征 |
| (二)认真贯彻落实十大育人体系 |
| 三、夯实学科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引领的社会科学体系 |
| (一)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作用 |
| (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 |
| 四、依托现代科技,培育信息化条件下的精准育人大数据 |
| (一)学习信息思维转变思想观念 |
| (二)依托数据资源丰富内容 |
| (三)借助信息技术革新方法 |
| 五、净化社会风气,营造有利于高校学生健康成长大环境 |
| (一)顺应时代潮流,坚定政治方向 |
| (二)优化社会环境,形成育人合力 |
| (三)开展学风校风建设,美化学校育人环境 |
| (四)弘扬优良家教家风,建构和谐成长环境 |
| 六、强化使命担当,实现教育强国和自由全面发展大目标 |
| (一)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
| (二)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
| 第七章 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的保障体系 |
| 一、进一步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坚强领导 |
| (一)百年辉煌造就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才能 |
|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群众的教育和动员 |
| (三)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经验 |
| (四)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
| 二、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关键作用 |
| (一)保证教育者先受教育 |
| (二)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导作用 |
| (三)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 |
| 三、进一步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 |
| (一)进一步加大高校经费投入,强化经费投入的育人导向 |
| (二)加大专项发展资金支持,改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物质装备 |
| (三)加大科研项目资金扶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水平 |
| (四)加大师资培养资金支持,提高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能力 |
| (五)加大红色研学资金支持,提高思政课教师的社会认知能力 |
| (六)积极筹措社会资金,给予思政课教师一定的专项补贴 |
| 四、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水平 |
| (一)明确管理责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监督管理水平 |
| (二)严抓专项检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
| (三)深化重点督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 |
| (四)强化整改责任,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
| 结语: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需要久久为功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连续性的施教过程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是个复杂的渐进过程 |
| 三、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化推进 |
|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定有美好的前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数字包容：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新使命（论文提纲范文）
| 以智慧化转型更好促进数字包容 |
| 国际图联：图书馆与数字包容 |
| 通过图书馆实现数字包容：当务之急，天然使命 |
| 仅有市场还不够…… |
| 但是，仅有互联还不够！ |
| 结论 |
| 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包容——信息社会中公共图书馆的新使命 |
| 连接每一个人，赋能每一个人，知会每一个人 |
| 从个人信息世界概念看数字鸿沟及图书馆的作用 |
| 不失危机展机遇：新冠疫情中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包容 |
| 让数字包容融入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
| 图书馆在网络迷路中导航与护航 |
| 数字包容：人与技术的交互式发展路径* |
（4）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智慧社会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 |
| 1.1 选题的理由 |
| 1.2 问题的意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新技术革命下智慧社会的变革 |
| 2.1 新技术革命的进展 |
| 2.2 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 |
| 2.3 社会形态的变革 |
| 2.4 智慧社会的发展 |
| 第三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
| 3.1 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 |
| 3.2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现实基础 |
| 3.3 触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理念变革 |
| 3.4 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
| 4.1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意义 |
| 4.2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内容 |
| 4.3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具体实践 |
| 4.4 智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当代启示 |
| 第五章 结论: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智慧社会及其社会治理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依据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及不足 |
| 1.4.1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1.4.2 论文的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概述 |
| 2.1 新媒体概述 |
| 2.1.1 新媒体的内涵及发展历程 |
| 2.1.2 新媒体的特点及基本类型 |
| 2.1.3 新媒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异同 |
| 2.2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概述 |
| 2.2.1 意识形态的概念 |
| 2.2.2 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 |
| 2.2.3 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 |
| 2.2.4 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
| 2.2.5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
| 2.3 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分析 |
| 2.3.1 新媒体场域是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新载体 |
| 2.3.2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建立新媒体秩序的应有之义 |
| 2.3.3 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关系 |
| 2.4 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趋势 |
| 2.4.1 意识形态博弈的信息化程度加深 |
| 2.4.2 意识形态话语趋于碎片化 |
| 2.4.3 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化 |
| 2.4.4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较之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
| 2.5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历史经验 |
| 2.5.1 始终坚持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 |
| 2.5.2 立足人民立场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理论创新 |
| 2.5.3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宣传教育需常抓不懈 |
| 第3章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 |
| 3.1.1 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
| 3.1.2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等同于“错误的观念” |
| 3.1.3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
| 3.1.4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理论 |
| 3.2.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指导地位 |
| 3.2.2 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意识形态安全的与时俱进 |
| 3.2.3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地位 |
| 3.2.4 坚持改进和加强宣传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3.2.5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立场 |
| 3.3 西方媒介信息传播的相关理论 |
| 3.3.1 沉默的螺旋理论 |
| 3.3.2 “5W”模式理论 |
| 3.3.3 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 |
| 第4章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意蕴 |
| 4.1 维护国家安全追寻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价值 |
| 4.1.1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
| 4.1.2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筑牢根基 |
| 4.1.3 在世界视野下增强四个自信的新媒体话语权 |
| 4.1.4 营造安全环境助推优秀民族文化的时代回归 |
| 4.2 应对复杂社会思潮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价值 |
| 4.2.1 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媒体中的传播与践行 |
| 4.2.2 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 |
| 4.2.3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凝聚中国精神力量的必然选择 |
| 4.3 提升公民媒介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公民价值 |
| 4.3.1 有效提升公民的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危机意识 |
| 4.3.2 提高公民对新媒体复杂信息的识别判断及选择能力 |
| 4.3.3 强化主流舆论力量引导公民追求个人与集体价值的统一 |
| 第5章 新媒体时代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双重影响 |
| 5.1 新媒体时代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机遇 |
| 5.1.1 新型生活方式营造开放活力的社会氛围 |
| 5.1.2 提升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力 |
| 5.1.3 新媒体技术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持 |
| 5.1.4 助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
| 5.2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
| 5.2.1 新媒体时代大众思想引导难度加大 |
| 5.2.2 政府部门无法较好的把控信息传播发展的方向 |
| 5.2.3 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运行模式面临转型之困 |
| 5.2.4 新媒体复杂舆论场分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 |
| 5.3 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挑战的成因 |
| 5.3.1 多元文化的交织埋下潜在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
| 5.3.2 媒介融合之下新媒体自身存在的价值冲击 |
| 5.3.3 固化思想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效度 |
| 5.3.4 信息碎片增大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认同的困难性 |
| 第6章 新媒体时代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及对策 |
| 6.1 新媒体时代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 |
| 6.1.1 坚持党领导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 |
| 6.1.2 坚持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相结合原则 |
| 6.1.3 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结合原则 |
| 6.1.4 坚持大众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原则 |
| 6.2 新媒体时代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建议 |
| 6.2.1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之度 |
| 6.2.2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之维 |
| 6.2.3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个人之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网络人的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媒介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 |
| 第一节 人类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
| 一、语言媒介形态 |
| 二、文字媒介形态 |
| 三、印刷媒介形态 |
| 四、电子媒介形态 |
| 五、互联网媒介形态 |
| 第二节 媒介依赖的网络转向 |
| 一、媒介依赖的理论溯源 |
| 二、网络依赖是媒介依赖的新表现 |
| 三、网络依赖的三种程度 |
| 第三节 网络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 |
| 一、“电视人”与“容器人”概念的启发 |
| 二、网络人生成的内在原因 |
| 三、网络人生成的外部环境 |
| 四、网络的人化与人的网络化 |
| 第四节 网络人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
| 一、网络人的定义 |
| 二、网络人的身份特征 |
| 三、网络人的行为特点 |
| 第二章 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 |
| 第一节 网络化生存的界定 |
| 一、人的存在方式与生存方式 |
| 二、网络对生存方式的变革 |
| 三、网络化生存的二重性 |
| 第二节 网络化生存下的主体与客体状况 |
| 一、网络主体及其分类 |
| 二、网络客体及其结构 |
| 三、网络主体与客体的中介 |
| 四、网络主体与网络客体的关系 |
| 第三节 网络化生存下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 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 二、网络化生存对主体性的提升 |
| 三、网络化生存对主体间性的促进 |
| 四、网络化生存下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兼容 |
| 第四节 网络化生存的阶段划分 |
| 一、技术依赖下的自在性生存 |
| 二、信息交互下的自主性生存 |
| 三、虚实和谐下的自由性生存 |
| 第三章 网络人的网络化发展 |
| 第一节 网络人发展的人学基础 |
| 一、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 |
| 二、人发展的维度 |
| 三、自由全面是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四、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
| 第二节 虚拟实践与网络人本质的发展 |
| 一、虚拟实践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 |
| 二、虚拟实践的特征 |
| 三、虚拟实践对网络人本质的丰富 |
| 第三节 网络人在各发展维度上的深入 |
| 一、网络人能力的提升 |
| 二、网络人社会关系的拓展 |
| 三、网络人个性的发挥 |
| 第四节 网络人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迈进 |
| 一、推动网络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网络条件 |
| 二、网络人的自由发展 |
| 三、网络人的全面发展 |
| 第四章 网络人的异化及其反思 |
| 第一节 异化、网络异化与网络人异化 |
| 一、异化概念的内涵 |
| 二、网络异化及其特征 |
| 三、网络异化产生的原因 |
| 四、网络异化的实质是网络人异化 |
| 第二节 网络人异化的表现 |
| 一、网络人身体的异化 |
| 二、网络人认知的异化 |
| 三、网络人交往的异化 |
| 四、网络人道德的异化 |
| 五、网络人人格的异化 |
| 第三节 网络人异化下的困境 |
| 一、自由之困境 |
| 二、民主之困境 |
| 三、平等之困境 |
| 四、和谐之困境 |
| 第四节 对网络人异化的反思 |
| 一、事物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 |
| 二、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
| 三、科学精神应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
| 四、重新建立人与机器之间的平衡 |
| 第五章 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文明网络人的对策 |
| 第一节 强化网络人主体自觉自律 |
| 一、提升网络人的媒介素养 |
| 二、提高网络人的道德修养 |
| 三、加强网络人的自我调适 |
| 四、警惕网络人精神生活的泛娱乐化倾向 |
| 第二节 促进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自信自强 |
| 一、巩固网络自媒体意识形态领导权 |
| 二、加速网络文化的创新与融合 |
| 三、抵御西方网络文化殖民 |
| 四、走向网络文化自强 |
| 第三节 以人为本推进网络社会治理 |
| 一、积极消除数字鸿沟 |
| 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
| 三、注重掌握核心技术 |
| 四、引领智慧社会建设 |
| 第四节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一、互联网将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 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 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
| 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力量 |
| 结语 网络人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娱乐至死”的本土现实命题与警觉性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娱乐至死”命题的提出语境及其西方普适性 |
| 2.1 “娱乐至死”命题的基本内涵 |
| 2.2 “娱乐至死”提出时的现实语境 |
| 2.2.1 社会思潮:追求个性解放的激进主义思潮催生享乐文化 |
| 2.2.2 文化背景:电子文化彻底颠覆印刷文化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模式 |
| 2.2.3 传媒机制:“市场为王”的西方传媒运作机制以赚取利润为根本目的 |
| 2.3 “娱乐至死”命题在西方语境中的普遍适应性 |
| 2.3.1 电视媒介主导下的美国大众文化世界观 |
| 2.3.2 电视媒介与政治话语的本质联系与价值同构 |
| 2.3.3 信息失控后伪语境成为失活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本土语境下“娱乐至死”命题的适应性与有限性 |
| 3.1 中国本土语境下“娱乐至死”命题的适应性 |
| 3.1.1 媒介的市场化发展和人的本能选择 |
| 3.1.2 “泛娱乐化”时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迷失 |
| 3.2 中国本土语境下“娱乐至死”命题的有限性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媒介具有双重属性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不同阶层差异显着 |
| 3.2.3 媒体娱乐化表象背后的消费主义本质 |
| 3.2.4 众声喧哗后社会对理性的自主呼唤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语境下“娱乐至死”现象的警觉性启示 |
| 4.1 清醒认知中国语境中“娱乐至死”命题的泛滥 |
| 4.2 泛娱乐化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显着特征 |
| 4.3 “致死”也要“娱乐”成为新时代的预言 |
| 4.3.1 依托新技术的个性化传播环境 |
| 4.3.2 后现代主义的娱乐观念的形成 |
| 4.3.3 娱乐成为所有媒介的超级意识形态 |
| 4.4 “娱乐至死”命题对当代中国的警觉性启示 |
| 4.4.1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互联网泛娱乐化现象 |
| 4.4.2 警惕当前“致死”也要“娱乐”的观念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网络社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网络社群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新条件 |
| 一、法治社会一般理论的厘清 |
| (一)法治一体建设的理论内涵 |
| (二)法治社会在法治实践中的基础意义 |
| (三)法治社会概念的四个维度 |
| 二、网络社群:法治社会建设的网络之维 |
| (一)“网络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
| (二)网络社群的概念界定与一般特征 |
| (三)网络社群与法治社会的内在关联 |
| 三、场域、组织抑或公共领域:网络社群的理论定位 |
| (一)并非场域的网络社群——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
| (二)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存疑 |
| (三)网络社群: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公共领域 |
| 第二章 网络社群中的公民意识培育 |
| 一、公民意识与法治社会建设 |
| (一)公民意识的意涵变迁 |
| (二)现代公民意识的基本内容 |
| (三)公民意识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意义 |
| 二、公民意识的影响因素与培养机制 |
| (一)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意识的现状 |
| (二)影响公民意识的社会因素 |
| (三)公民意识与公共领域的内在关联 |
| 三、公民意识在网络社群中的养成 |
| (一)公民平等观念的强化 |
| (二)公民宽容、合作意识的提升 |
| (三)公民责任意识的塑造 |
| 第三章 网络社群中的社会自治能力 |
| 一、国家公权对网络社会的规制及其局限 |
| (一)国家公权规制网络社会的基本方式 |
| (二)国家管制对网络社会秩序化需求的满足限度 |
| 二、网络社会的自我秩序化能力 |
| (一)网络社会自我秩序化的可能 |
| (二)网络社会自我管理的实现形式 |
| (三)网络自治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重要意义 |
| 三、网络社群在社会自治中的基本机理 |
| (一)网络社群实现秩序化功能的基本理路 |
| (二)网络社群自我管理的功能优势 |
| 第四章 网络社群中的权利实现功能 |
| 一、正当利益主张的表达渠道 |
| (一)全新的表达空间与话语广场 |
| (二)网络利益表达的特点 |
| 二、从利益到权利的非正式民主程序 |
| (一)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民主程序 |
| (二)网络社群承载的社会团结与公共讨论 |
| (三)网络社群与“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 |
| 三、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助推力量 |
| (一)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影响因素 |
| (二)网络社群在权利实现中的推动作用 |
| 四、网络社群与社会公益 |
| (一)个体权利与社会公益的关系 |
| (二)网络社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确证 |
| (三)网络社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
| 第五章 网络社群中的权力制约机理 |
| 一、权力制约的传统进路与反思 |
| (一)权力制约的传统进路 |
| (二)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局限 |
| 二、社会权力:权力制约的社会维度 |
| (一)社会权力的理论概要 |
| (二)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理路 |
| 三、社会权力在网络社群中的实现 |
| (一)网络社群与社会权力的内在联系 |
| (二)经由网络社群实现社会权力的积极意义 |
| 第六章 网络社群的负面效应及其法律规制 |
| 一、网络社群的非理性表现 |
| (一)“群体极化”现象 |
| (二)“群体心理”现象 |
| (三)网络舆论泛道德化 |
| 二、“数字鸿沟”与社会权力的异化 |
| (一)“数字鸿沟”与社会资本的不均衡分布 |
| (二)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失范 |
| 三、网络社群的法治化路径 |
| (一)网络社群对法治的制度依赖 |
| (二)网络社群的共建共治共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社会网络视野下少数民族村民的移动媒介使用及影响研究 ——以河坝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
| 二、社会网络呈现新特点 |
| 三、个人学术兴趣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过程 |
| 第五节 核心概念 |
| 一、移动媒介 |
| 二、少数民族农村 |
| 三、社会网络 |
| 四、社会资本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移动媒介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变迁的研究 |
| 二、国内外关于移动媒介与社会网络的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章 田野工作地点河坝村概述 |
| 第一节 瑶族绕家和河坝村 |
| 一、河坝村和绕家人 |
| 二、绕家人的传统文化与习俗 |
| 第二节 河坝村的社会发展与变迁 |
| 一、婚配:从生存繁衍需求到理性选择 |
| 二、教育:从落后失衡到社会公平 |
| 三、经济活动:从做会到借贷 |
| 四、人口流动和职业结构的变迁 |
| 第三节 河坝村的媒介发展口述简史 |
| 一、通电、通电视 |
| 二、通电话 |
| 三、第一部手机 |
| 四、无线网络 |
| 第三章 价值的呈现:移动媒介时代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
| 第一节 强关系、弱关系:从义结金兰到微信朋友圈 |
| 一、弱关系的价值呈现 |
| 二、强关系:信任和人情依然最重要 |
| 三、强弱关系的主动选择 |
| 第二节 情感的支持:移动媒介时代的亲密关系 |
| 一、河坝恋爱往事:转寨子,唱情歌 |
| 二、移动媒介:情感和精神的支持 |
| 三、隐私观念的流变 |
| 第三节 青少年的“自我书写”:自我身份和同伴群体的建构 |
| 一、青少年和网络空间中的自我书写 |
| 二、身份的追寻和建构:个人身份的强化 |
| 三、自我揭示:情感宣泄和个性呈现 |
| 第四节 流转:跨越地方小世界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
| 一、跨越地方小世界的人际资源网络 |
| 二、线上的社会资源 |
| 第四章 行动的过程和原则:移动媒介使用与社会网络建构 |
| 第一节 动态的网络:互动和交往的过程 |
| 一、流动过程的影响 |
| 二、网络中的互惠与互动 |
| 三、网络和资本的激活过程 |
| 第二节 社会网络和人际交往的结构制约性特征 |
| 一、不平等和异质性 |
| 二、网底的吸附和消耗 |
| 三、地域的限制作用 |
| 第三节 关系传播:地方小世界的传播原则 |
| 一、关系传播和利益交换的传播原则 |
| 二、移动媒介的扩大作用 |
| 三、排除者的逻辑 |
| 四、关系的不对称性 |
| 第五章 资本获取的差异: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与人际交往效果 |
| 第一节 乡村精英的朋友圈: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媒介使用 |
| 一、乡村精英的社会网络与资本获取:朋友圈就是资源 |
| 二、乡村精英与结构性位置 |
| 第二节 带头大姐:农村妇女的人际交往与移动媒介使用 |
| 一、识字的女人:教育作为一种资本 |
| 二、带头大姐:社会网络建构与媒介使用 |
| 第三节 贫困的影响:特殊结构因素的作用探讨 |
| 一、蹭网的孩子:农村下一代的媒介实践图景 |
| 二、半智能手机:低水平媒介使用 |
| 三、传统贫困与数字贫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访谈对象及访谈情境记录表 |
| 博士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清醒面对数字鸿沟（论文参考文献）
- [1]破解数字拜物教 ——数字资本时代拜物教新形式批判[D]. 李亚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研究[D]. 尚明瑞. 兰州大学, 2021(09)
- [3]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数字包容：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新使命[J]. 饶权,克里斯汀·麦肯齐,杰拉德·莱特纳,陈超,吴建中,于良芝,阿曼达·里德,金·汤普森,肖珑,金武刚,吴丹,刘静. 图书馆杂志, 2021(02)
- [4]智慧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研究[D]. 王喜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2)
- [5]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王喆. 吉林大学, 2020(01)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7]网络人的哲学研究[D]. 蒋孝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娱乐至死”的本土现实命题与警觉性启示[D]. 董丽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网络社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研究[D]. 周恒.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10]社会网络视野下少数民族村民的移动媒介使用及影响研究 ——以河坝村为例[D]. 石迪.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