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地方市报市场化发展

一、探索地市报市场化发展之路（论文文献综述）

李芸^[1]（2020）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市报融媒体的粘性要素研究》文中认为移动互联技术的影响,新旧媒介此消彼长,媒介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户的信息消费习惯也在快速转变。媒体融合背景下,建设移动新型主流媒体、重塑主流媒体与用户的连接成为我国媒体融合的主要目标。我国当前媒体融合进入到深度融合阶段,都市报融媒体建设是我国完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探索具有充满张力的格局意义。研究以信息系统使用理论、关系营销理论、信息素养理论、媒介生态理论为依据,使用了定量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动了数据、模型、访谈、问卷等多重工具和手段,探讨都市报融媒体粘性的要素,以都市报的融媒体发展的视角回应对我国四级媒体融合发展布局的“中部力量”建设的思考。都市报融媒体粘性是都市报吸引用户、留住用户、维系用户、聚集用户的系统性战略,平台层面的粘性、产品层面的粘性、都市报从业者的融媒体素养、用户粘性是其粘性的构成要素。都市报融媒体的粘性反映了都市报融媒主体与用户基于价值连接的互动关系,都市报融媒主体与用户之间双向沟通、对用户需求了解和用户服务,他们为融媒产品的设计、制作、传播协同合作,他们在共生融合之中实现共赢。都市报融媒体以大数据技术驱动,赋能平台价值;平台之间的联动、协同发力和激发多层次的用户互动参与构建了平台粘性。都市报融媒产品为用户提供核心价值、延伸价值和附加价值构建了产品粘性。都市报主体层面的融媒体意识、融媒体能力、融媒体知识、融媒体伦理与道德四个方面构成了都市报融媒主体的融媒体素养,人才的优势及其融媒体素养成为决定都市报融媒体市场竞争力的实质性因素。都市报融媒体的用户粘性是用户在使用都市报的多元融媒体传播平台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持续使用行为,建立在用户的采纳开始,经过持续使用到粘性产生的行为演进过程,粘性的强弱反映着都市报和用户关系的强弱。研究以期望确认模型（ECM-ISC）为原型,构建用户持续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都市报融媒体的用户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持续使用意向,并通过持续使用意向影响粘性。满意度也正向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向。持续使用意向、感知转换成本、习惯均正向影响粘性。都市报融媒体可以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提升用户对都市报融媒体的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感知,提升用户满意度,进而逐步形成依存感,形成粘性。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以深描我国都市报融媒体的运行现状,研究发现我国都市报在融合进程中希冀通过技术、产品、服务三个维度上对都市报的特质、功能形成延伸,给用户提供优质的使用体验,增加用户的满意度感知,进而增强用户的持续使用意向,增强粘性。技术方面,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支撑,从平台建设方面实现跨媒体、跨业务的融合,解决内容、用户和连接方面的问题;产品方面,发挥都市报不可替代的专业化生产优势,转型战略从原来的“媒介拓展”调整到优质内容生产的本位上来,将优质内容向移动端迁移;服务方面,整合都市报长期积累的资源,以综合化的媒体创新服务,开拓都市报的市场新空间。都市报的融合行进之路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在移动互联网思维引领下,技术、产品、业态、用户、体制机制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系统协调。我国都市报在融合过程中,要在增强自主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越飞越高。都市报融媒体的粘性提升路径,要在都市报融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连接为核心的基础上,确立优质内容生产本位、优化业务流程,社交化传播、激活用户“价值”,技术驱动、与内容传播融通共享,树立融媒体意识、创新管理机制。在国外报纸提升粘性、建立与用户的新型关系策略中,我国的都市报可以借鉴通过创新团队组建、编辑部重组进行高品质的内容生产,实现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探索会员制、付费制等模式,与用户关系强连接;多平台的智能化互动,构建新型关系,增强粘性;跨界融合、延长产业链。

洪永^[2]（2020）在《媒体融合时代都市报发展策略研究 ——以贵州都市报为例》文中认为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发生转变。新媒体迅速崛起,传统媒体势弱,造成报纸读者群体流失、经营渠道失效、影响力下降,生存环境被进一步压缩。其中,都市报作为完全市场化运作报纸类型,处境更为堪忧,迫于经营压力纷纷借力新媒体寻求突围机会。2014年,国家将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按照这一要求,各地都市报纷纷加快媒体融合转型进程,改变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拓展分发渠道,建设全媒体传播格局。通过一系列提高媒体影响力措施,重新找回流失的市民群体,以期实现经营自救。本文基于以上背景,以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旗下“子报”贵州都市报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该报在推进媒体融合的五个主要方面的现状、面临的问题,通过SWOT媒介分析,给出转型策略与建议。通过对贵州都市报的研究,探讨主流媒体如何坚守传播价值,探索传统媒体新的经营方式,在新技术背景下如何赋能传统媒体发展,为其他处于类似境地的都市类媒体提供参考意见。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本篇论文的绪论章节,主要涉及论文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思路脉络。第二部分,涉及都市报发展和转型的历程,是对都市报转型概况性的描述。一是报业转型与都市报的出现:都市报的出现与报纸特点,贵州都市报的诞生背景;二是媒体融合与都市报转型历程:当下媒体融合的相关概念与研究趋势,不同时期都市报转型概况。第三部分,通过对背景的阐述,结合贵州都市报的访谈资料、数据回溯、文献分析,对研究对象进行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具体研究,讨论目前贵州都市报在推进媒体融合过程中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第四部分,是基于SWOT分析方法,对贵州都市报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作分析判断。探讨媒体融合过程中媒体声誉、市场运作和内容生产方面的优势;纸媒思维定势、采编人员业务能力、平台运维技术方面的劣势;融媒体政策红利、普惠性新技术、消费市场扩大带来的机遇;传播市场被瓜分、O2O巨头下沉所面临的挑战。第五部分,是根据前文对现状和问题分析,基于SWOT分析结果,再次基于媒体融合过程中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五个方面,为贵州都市报转型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最后,对本文提出本篇论文的结语,包括笔者对都市报在媒体融合时代的思考,以及本文的不足之处。

李莎莎^[3]（2020）在《都市报融合发展研究 ——以《大河报》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媒体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各级各类媒体都在推进以移动数字化传播为中心的转型发展。作为我国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报纸,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都市报,受到数字媒体的冲击更大,受众规模性流失更为严重,报业经营状况更为严峻,其融合发展的难度、困境更为凸显。这也决定了都市报融合发展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大河报》无论是在整个都市报发展历程中,还是当前融合转型的实践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标本意义,对于研究整个都市报转型具有典型性。本文主要基于《大河报》融合发展为个案进行研究,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一、融合发展的背景及动因分析。在这一部分,主要辨析了融合发展的概念、背景和动因。本文认为媒介技术发展的推动、国家层面政策的扶持、受众对信息传播方式变化的需求、媒体市场竞争的要求等因素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动因。二、都市报融合发展分析。此部分分析了都市报转型发展历程和现状。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大环境下,笔者认为都市报的转型发展经历了主流化、数字化、全媒体及融合发展等阶段。目前全媒体矩阵基本建立、内容产品价值愈发凸显、多元化经营模式不断探索、改革创新考核评价机制等是都市报转型融合发展的基本现状。三、《大河报》融合发展分析。此部分包括三个章节,也是笔者重点论述的部分。首先,第一个章节介绍了《大河报》融合发展的历程、理念和模式。第二个章节介绍了《大河报》融合发展的路径,从平台建设、内容生产、体制机制、用户服务、经营推广等五个角度论述《大河报》在融合发展进程的具体举措,最后一个章节探讨了《大河报》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平台资金的投入不足现象存在、新闻内容产品的专业度不高、报社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融合不深、内容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融媒体人才队伍建设乏力等。四、都市报融合发展策略分析。此部分在通过分析《大河报》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实施的路径和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探讨我国都市报融合发展的策略:以建设媒体矩阵为前提、以优质内容生产为根本、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以用户聚合服务为中心、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着力点、以加强融媒体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在探讨媒体融合发展的问题上,笔者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融合”不是一种确定的状态,而是媒介数字化、社会信息革命背景下的一种演进过程。因此,对当前融合发展的案例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后,笔者认为在融合发展进程中,应从平台、内容、渠道、体制、经营、用户、人才等方面逐步进行转型发展,推动媒体融合不断纵深发展。

张学霞^[4]（2019）在《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文中指出当下国内外传播学研究中空间转向研究已成为一种显现的趋势。其中,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成为空间转向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为顺应传播学空间转向研究态势,同时也为推动中国区域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宁夏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选取宁夏作为考察地方空间内大众传播活动的背景空间,选取1926年-2018年这近百年的历史时长作为考察地方空间内大众传播活动的背景时间,重点考察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生成、演进的动力机制,结构性特征,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以及它在促进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多元一体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功用。本研究拟解决如下问题:如何从特殊性入手追求普遍性?如何在强调地方大众传播经验的同时,提炼出地方大众传播网络在推动和促进国家一体化发展方面的作用机制,实现对求异之上的求同的理解?本文共五章。整体而言,梳理了 1926-2018年间宁夏主要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呈现了它们发生、发展的脉络,展现了其中部分媒体消失、消亡、断裂发展的场景。采用了历时性、结构性的视角,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以文献为基础,勾勒出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生成与演进的全程、全貌,构建出不同历史阶段中宁夏四种大众传播网络模型。绪论。此部分阐明了选题背景、选题缘由、研究思路、研究意义和研究的问题。对国内外研究做了综述,评析了宁夏新闻传播的研究现状。还界定了核心概念,说明了研究方法、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研究的不足之处。此部分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命题,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力图达到什么样的研究目标。第一章。本章展现了宁夏作为地方空间的被生产过程和这一空间内存在的多民族社会关系。展现了 1926-1949年间宁夏主要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提炼出宁夏二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阐释了宁夏二元大众传播网络生成的历史意义,并概括指出了制约这一时期宁夏传媒发展并影响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三种要素。第二章。本章阐明了 1949-1979年间宁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之空间生成的缘由和过程,阐释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呈现了这一期间宁夏主要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广播传播网络占主导的三元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三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分析了媒体制度、媒体基础设施、媒介技术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支撑作用和制约作用。第三章。本章展现了 1979-2003年间宁夏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电视传播网络占据主导的多元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多元大众传播网络的五个结构性特征。认为大众传播网络对宁夏多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团结形象有着重大的建构作用。同时剖析了媒体体制的发展与确立对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的双重影响。第四章。本章展现了 2003-2018年间宁夏传统媒体、新媒体、新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实践。认为宁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层次、多类别、多媒介形态、多元力量混杂交织的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提炼出宁夏全景式大众传播网络的四个结构性特征。剖析了媒介融合的概念和中国媒体融合、宁夏媒体融合的现状。剖析了用户群体的固化、迁徙与流动,以及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新新媒体对宁夏大众传播网络的影响。结论与展望。本文发现,有三种主要因素推动和促动了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的生成与演进。是权力贯穿于大众传播网络演进的始终,并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安排为它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基础设施的配置和技术的发展创新成为宁夏大众传播网络不断演进的强劲驱动力。本文还发现,宁夏大众传播网络在促进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多元一体以及多民族融合等方面,在反映、形塑和建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象和地方形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呈现出以下四个结构性特征。它具有极不稳定-相对不稳定-比较稳定—又开始不稳定的发展特征。同时,它还具有结构上的发展不平衡特征,层级上的汇集性和类别上的分散性特征,以及网络横向间弱连接性等特征。宁夏近百年间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生成与演进对当下的启示:未来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必将是不同媒介并立共存、相互转化的过程。媒体融合能够促进传播网络之间的融通和连接。最后,媒体传播网络与政务系统传播网络和自媒体传播网络之间的竞争将加剧。

牟俊奕^[5]（2018）在《报业自救的商业模式探索及其失败原因分析》文中指出从世纪之交开始,报业颓势尽显,进入寒冬。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报业广告收入断崖式下滑,受众加速流失,经营困难者剧增,报纸消亡论愈演愈烈。报业深陷困境,尽管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为根本的是商业模式危机。报业危机由来已久,报业一直致力通过商业模式转型进行自救。已有实践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传统商业模式在线延伸、依托主业拓展相关业务和尝试跨行业投资开源拓收然而,大多数报纸自救的尝试收效甚微。一方面在线内容收入微乎其微,在线广告收入远不足以弥补线下广告的下滑,另一方面关联收入的拓展成效甚微,跨行业投资也难如初愿,并不具普遍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报业遭遇多方覆盖竞争,二是报业内容收费存在瓶颈,三是报业广告面临多重竞争。从报业自救的历程看,商业模式的转型最终归于失败。报业未来发展,市场化报纸因商业模式缺失而消亡,少数公益性报纸由政府财政扶持并存留。报业可能消亡,但报业是最为重要的专业内容提供者,报业消亡后,专业内容存在缺口。报业自救的失败,意味着专业内容缺乏商业模式。专业内容的未来商业模式可能在于:内容垂直化且争取内容付费收入,融入新兴媒体依靠生态圈盈利。

郭亦乐^[6]（2017）在《党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研究 ——以《南方日报》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在传媒研究中方兴未艾,对于解释行动者如何构框、定义框架、设定意义以及框架对受者的影响都仍具极强的解释力。然而,目前的文献对于传媒报道尤其是党报经济新闻报道中的构框过程,以及框架产生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新闻价值、记者个人价值观念以及组织文化的原因分析等仍缺乏系统研究和过程分析,存在空白。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分析依据,对《南方日报》通过新闻框架的取舍与重新设置来建构中国国家经济成就的途径、影响因素、建构的结果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期理清大众传媒对国家经济成就的建构方式,并找出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终极目标。本研究先选取《南方日报》经济报道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经济议题为研究节点,对每个经济议题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重大经济议题的确定标准是:主题重大、具有一定时间梯度、直接或间接参与观察、文本可追源、策划与参与者可访谈等多重因素综合选定了“中国加入WTO”“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央赋予广东再次承担改革开放排头兵重任主题宣传（双城会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议题。选取《南方日报》的缘由是:广东经济总量连续28年高居全国首位,《南方日报》发行量连续32年居全国省级党报首位,广东经济发展和《南方日报》的党报特性都具有典型性;《南方日报》一直有着为中国新闻界称道的“南方风骨”,在新闻的专业操作方面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南方日报》较早承担起传统媒体改革探路的重任,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征,也是国内最早提出“党报走市场”口号的省级党报媒体,其经济新闻报道获得多个国家级表彰奖励。论文运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应用框架的高层、中层、底层结构理论对《南方日报》经济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剖析在这些事件报道中的框架差异,框架差异的元素包括主题、内容、修辞用语、价值立场、正负偏差,并通过深度访谈法、口述史法对相关报道的内容生产者的新闻选择考量进行分析,剖析记者个人生产特定成就报道框架的政治立场、新闻价值、个人价值倾向以及组织文化这四个成因维度,试图理清在十余年历程中,省级党报在对于国家经济成就报道中的框架变迁背后的因素组合。解决以上经验问题,目的是对目前已有文献关于框架理论构建过程以及成因研究语焉不详的理论缺陷进行修补。

蔡健^[7]（2015）在《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认为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是我国特有的出版规制。它在降低交易成本、抑制机会主义、保护受众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是报刊出版规制与组织出版自由权利相互博弈的产物。规制设计的初衷是:面向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规制与面向组织传播媒介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形成互补,调整所有具有连续性出版物特征的出版物,共同构建无缝对接的连续性出版物规制体系。然而,由于运行规制、规制客体法律属性存在局限性,这个初衷未能兑现。规制局限性即规制失灵。规制失灵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本文运用现代出版理论、政府规制理论、日常生活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理论,采用抽样、比较、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论述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成因、特征和功能,梳理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的内容构成、认识演变和社会关联,选取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出版现状、存在问题及规制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为规制创新提供参考借鉴。源自《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是静态出版安全观的产物。它以消除负外部性为基点,以控制数量增长为重点,以强化实施进入规制、运行规制并漠视规制客体客观本质属性、客观经济属性为手段,旨在确保出版不出事。这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出版规制。与此相反,动态出版安全观以鼓励正外部性为基点,以尊重出版自由权利为重点,以在强化内容规制、质量规制、激励性规制的同时放松进入规制、运行规制为手段,旨在实现文化影响力。这是一种脱胎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规制变迁的内因是规制失灵,规制变迁的外因是规制对象的客观需求和制度环境的发展变化。1997年1月至今,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规制类型、规制体系均发生变迁。就规制类型来说,经济性规制经历了由不断强化到不断放松的变迁,社会性规制经历了由相对放松到不断强化的变迁,呈现“双拐点”现象。“双拐点”现象的表面原因是认识的变化,本质原因是出版安全观的变迁。就规制体系来说,规制变迁呈现“分界线”现象。“分界线”现象的动因也是出版安全观的变迁。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集中反映和高度凝结。“双拐点”现象和“分界线”现象表明,出版安全观作为核心意识形态是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变迁的重要外因。2008年11月,江苏省将《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市属）审批权限下放到各省辖市。审批实践中,绝大多数省辖市依法执行进入规制,但也有个别省辖市擅自增加许可条件。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于全国15个副省级市及其所在的11个省。另外,从《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市属）审批权限是否下放以及下放程度来看,各地做法不尽相同。上述情况说明,出版安全观作为核心意识形态是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变迁方向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等特点,静态出版安全观与动态出版安全观的博弈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江苏省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经济性规制不断放松的进程,其主要内容是以审批权限下放为代表的进入规制放松,与此同时,运行规制没有放松,规制客体客观本质属性、客观经济属性没有回归。现实生活中,“县市报”、“公关刊”、“理事会”、“数字化”等一直在挑战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运行规制。上述情况说明,规制变迁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国家规制主体应该发挥规制变迁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创新在借鉴参考江苏省及其他地区规制变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须与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一致。规制创新的基本思路是:宏观上坚持动态出版安全观,中观上促使规制客体法律属性归位客观属性,微观上实现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与确保规制执行力有机统一,调整并不断优化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出版规制。总之,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创新必须融入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规制创新相融合、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相结合、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相配合的基本路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钱毓蓓^[8]（2015）在《新媒体时代县域报媒的转型研究 ——以《吴江日报》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几何式增长,唱衰传统报媒的声音不绝于耳,以都市报为首的市场化报媒在广告经营方面出现大幅度下滑。然而,与此同时县域报媒却发展迅猛,在我国媒介市场中占据稳固地位的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县域报社的发展战略、新闻理念、经营方式、人事管理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转变。作为一家县（区）级报媒,《吴江日报》在做好本地新闻宣传工作、服务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经营利润逐年上升,形成县域报媒中的“吴江现象”。本文以实地考察为基础,深入论文研究样本——吴江日报社,通过近一年的跟踪调研,以专题访谈、文献研究等形式,对县域报媒在新媒体时代的转型之路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本文通过分析吴江样本,旨在阐述吴江日报社在新媒体转型时期的突围经验,并由此为我国县域报媒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唐佳希^[9]（2010）在《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认为本研究试图揭示中国传媒公共性功能背后的传媒结构问题,探讨中国传媒公共性困境是怎样发生的,论述公共性功能与传媒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过程。为了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采用传播社会学分析取向,把大众传播行为及传媒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和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对大众传播的行为及体系进行分析,如结构功能主义模式、AGIL模式、社会发展理论等。本研究选取了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范式,对1979年中国传媒改革以来的传媒结构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因为传媒公共性不但是传媒的一种属性判断,还是一种功能判断。对传媒公共性的考察要判定传媒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什么结果。按照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对大众传播的相关研究主题划分作下列设想,即：（1）传播行为,（2）传播体系的结构与功能,（3）传播体系的结构变动。从这个设想出发,本研究的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结构系统中检视传媒的属性和功能问题,确立传媒公共性和公共性传媒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一是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二是力图解释某一社会行动所造成的效果或发挥的功能；三是探寻如何使各种要素协调起来并使之一体化。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将社会系统看作一个必然具有满足某些基本要求的功能的结构来进行结构功能的分析。传媒公共性问题与结构功能主义在逻辑分析上的一致性：传媒公共性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都是从行为分析入手；传媒公共性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都要以交换理论为其思考的核心；两者都是采用广义的系统分析方法。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我们可以想把大众传媒的结构理解为制度化的、以规范为依据的大众传播资源的分配方式。如果这样理解传媒体系的制度化结构的含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社会已经走向产业的大众传媒中形成的制度化结构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市场原理、组织原理和公共原理。本研究正是论述在中国传媒结构变动和调整中,这三种类型的结构是如何生成、作用和发展的。力图深入到大众传媒的结构内部,尤其是分析具有产业化性质的传媒集团化改革之后传媒的结构,以此来拷问中国传媒公共性的问题。第二部分考察中国传媒结构调整和改变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传媒结构特征的演变。1979年以来中国传媒发生了两次重要的结构变动。第一次是1979年到1990年代,我国传媒资源由中央向地方扩散和由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扩散的过程。第二次是1990年代末以来,传媒资源从地方重新向中央级、省级集中,从社会向政府和市场集中。在报业结构中,研究探讨了行业报的衰落、划转和市场转型、社会团体报的发展困境和市场化转型、以及党报内部的结构分化。在结构转型中,两股力量在不断的加强——政治和市场,形成了以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为主的报业结构,而党报及以党报为主的报业集团成为这种二元结构的集中体现。在行业报的划转、社团报的衰落和县市报的转变的基础上,我国报业集团吸收了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报业集团兼具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两股势力相互竞争、博弈,而又相互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政治优势（垄断）转化为经济优势。最后,中国报业结构的扁平化,则表明中国传媒资源纵向分配的不均,传媒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向所谓的主流人群集中。在广播电视传媒结构中,本研究在横向上考察了有线台、无线台、教育台的合并,在纵向上考察了县级广电的变迁和公共频道的功能。可以说,我国广电传媒结构的调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第一次结构转变主要是广播电视传媒结构即从组织原理向市场原理的转换,表现为传媒资源从政治到市场的扩散。广播电视纵向结构的调整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1983年以前的中央级和省级二级办广播电视转变成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格局。第二次是从四级结构重新调整变成二级结构。这次调整,一方面缘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缘于传媒市场化运营,广播电视充分竞争,传媒资源进一步向中央级省级大台集中的利益分配。报纸、广播电视的结构调整的同一指向和结果就是兼具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的产业集团化,纵向结构扁平化的最终指向就是传媒资源向城市精英阶层集中,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则成为主导传媒发展和格局变动两大核心力量。综合来看,在传媒结构的调整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不停的进行着角逐、博弈甚至合谋。缘于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的调控,其结果指向当然不是公共性的最大化。传媒体系的结构变动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它揭示了当今中国传媒结构的形成过程,并展示了政治和市场两股力量是如何不断增强的。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对中国传媒集团化的考察来分析中国传媒的结构和功能。传媒改革以来中国传媒结构调整的脉络是：在加强市场原理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组织原理,在权力分散和增量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权力的重新集中。经过两轮传媒结构调整,党报和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不断做大做强,中央级、省级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也完成了全国和区域性的布局。随着我国传媒集团化拉开序幕,传媒集团成为传媒结构的主要组成单位,也成为传媒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传媒集团和传媒集团化应该成为本部分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组建模式和广播电视集团的组建中的组织原理都揭示出组织原理传媒结构中的权力逻辑。而传媒集团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则体现了市场原理结构中的资本逻辑。无论是组织原理还是市场原理,都存在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的问题,从而发生以部门利益代替公共利益或以市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的情况。组织原理与市场原理二元传媒结构的形成以传媒的双重属性的认定为开端,并在媒介产业化集团化过程中不断巩固,权力和资本两种逻辑不断增强进而侵犯社会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对传媒公共性的双重宰制。第四部分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探讨传媒公共性功能发挥。结构功能主义不仅重视结构研究,同时也重视功能分析。功能分析告诉我们媒介公共性作为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可能性,揭示了主观能动对于媒介公共性正向功能发挥的意义。传媒公共性不仅受到传媒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也需要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以及全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尤其有赖于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主动地对媒介进行干预、监督、协商与合作,督促大众传媒承担其公共责任,运用大众传媒去争取和维护公共利益。因为与其他任何系统一样,传媒也具有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对媒介的参与,就是要促进传媒显现的潜在的正功能的发挥,抑制反功能的发挥。本部分研究建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公民、公民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在促进家庭暴力公共化、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互动,从中发掘大众传媒的各种功能表现和公民社会组织传媒参与的可能性。学术界在公民社会构成主体上达成共识,认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它是由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将越来越和公民的媒介参与相关,本章研究旨在揭示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大众传媒的可能性和作用机制。

冯仕妍^[10]（2010）在《珠三角地市报战略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市报成为中国报业经济中新的增长点。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珠三角区域经济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变化,也给珠三角地市报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立足报业新的竞争态势,分析了珠三角地市报所处的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梳理了珠三角地市报内部资源的构成要素,运用SWOT工具对珠三角地市报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系统的归纳,并结合具体的案例,从集团战略、单元战略和职能战略等方面提出珠三角地市报战略转型的路径。

二、探索地市报市场化发展之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地市报市场化发展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1）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市报融媒体的粘性要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媒体融合时代都市报发展策略研究 ——以贵州都市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都市报融合发展研究 ——以《大河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论文提纲范文）

（5）报业自救的商业模式探索及其失败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党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研究 ——以《南方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新媒体时代县域报媒的转型研究 ——以《吴江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珠三角地市报战略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探索地市报市场化发展之路（论文参考文献）

• [1]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市报融媒体的粘性要素研究[D]. 李芸.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2]媒体融合时代都市报发展策略研究 ——以贵州都市报为例[D]. 洪永.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7)
• [3]都市报融合发展研究 ——以《大河报》为中心[D]. 李莎莎. 河南大学, 2020(02)
• [4]宁夏大众传播网络构建研究（1926-2018）[D]. 张学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报业自救的商业模式探索及其失败原因分析[D]. 牟俊奕.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5)
• [6]党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研究 ——以《南方日报》为例[D]. 郭亦乐. 暨南大学, 2017(04)
• [7]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蔡健. 南京大学, 2015(01)
• [8]新媒体时代县域报媒的转型研究 ——以《吴江日报》为例[D]. 钱毓蓓. 苏州大学, 2015(07)
• [9]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D]. 唐佳希. 武汉大学, 2010(05)
• [10]珠三角地市报战略转型研究[D]. 冯仕妍. 暨南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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