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应武诗歌对道诗的传承

一、韦应物诗歌对陶诗的继承（论文文献综述）

李恒英^[1]（2021）在《韦应物形象及其接受研究 ——论韦应物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与后世的接受选择》文中认为

许可^[2]（2021）在《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陶渊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给中国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范式,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独具意义。本文以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接受特征为基础,对唐代陶渊明的接受做整体性分析,研究唐人对陶渊明的接受。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绪论、正文、结语和补论。绪论主要讲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对研究现状的分类、对该选题进行研究的意义。正文为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讲了各个时期的社会和文坛背景、唐人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和这个时代内最显着的接受或批评现象。正文第一章讲述了初唐诗坛延续了六朝时期的绮靡文风,大部分初唐文人是把陶渊明作为一位高蹈的隐士来接受的,很少有批评的声音。王绩是深入认识并全面接受陶渊明的第一人,但在同一个家门之内的王通却批评了陶渊明,还和王绩发生了龃龉,这是出世与入世观念的碰撞,是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争论的延续,体现了正统思想对其他思想的排斥。正文第二章讲述了盛唐时期,佛道思想的传播、庄园经济的繁荣、庶族文学的兴起和宦游风气的盛行促使了山水田园诗派的繁荣,这也是盛唐诗人接受陶渊明诗文的基础。盛唐诗人依旧借陶渊明抒发高蹈的志趣,偶有批评之声,这一时期主要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继承了陶诗风格,而在批评陶渊明的言论中,王维的批评是最为犀利的,李白的批评是情有可原的,杜甫对陶渊明的批评则是可以预见的。正文第三章讲述了中唐时期,因为安史之乱,文人的气格跌入了谷底,转而寻求内心的自适,在中唐文人的口中,经常是以陶谢并举,陶诗地位上升,其中所蕴含的自适情趣也开始被广大的中唐文人认可和接受,其中以韦应物和白居易最为突出。韦应物学陶,最本质的特点还是在于对其人格的仿效,白居易则开创了身在官场心在自然的人生范式,这种思想是对陶渊明人格的新变。正文第四章讲述了晚唐时期,党争、宦官干政、藩镇割据、战争不断,农变频发,在这样的时代下,文人如何自处便成了一个问题,他们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信心,开始全面接受陶渊明的一切。于是这一时期,陶渊明诗歌的审美内涵已经基本固定,而他的文化形象也已经基本定型。结语主要为文章作了总结。补论主要介绍了用陶和效陶的区别,用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陶渊明的接受,不能认为只要诗文中涉及陶诗、陶事,该诗文的作者就一定学习了陶渊明的诗文体式和风格,就一定对陶渊明有所接受,效陶才是真正意义上对陶渊明的接受。

王梦月^[3]（2020）在《杨慎六朝诗学观念研究》文中指出在明代中期复古诗坛中,杨慎对于六朝的推崇可谓是独树一帜。其六朝诗学观的产生、定型,与自身的求学经历和审美取向有关,也与明代中期的诗学思潮、文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杨慎自翰林院学习期间就对六朝诗歌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学习创作了不少六朝乐府和“齐梁体”诗,对六朝诗进行了初步探索。被贬云南之后,杨慎潜心于学术,对六朝的研究更加深入,并与其追随者共同为六朝发声,甚至影响了前七子成员。明代的复古文学思潮一直占据着整个诗坛,对盛唐诗歌的崇尚成为诗坛主流。时人对盛唐诗歌的一味盲目学习,却使诗歌产生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弊端。此时文坛亦普遍形成了一种崇儒尊朱的风气,大量创作的性理诗更是加剧了诗歌的寡淡无味。杨慎不满这样的诗学氛围,转而把眼光上溯到六朝这一特定阶段。杨慎六朝诗学观的内容主要从地位论、批评论、创作论予以揭示。杨慎认为尊唐不可卑六代,要客观对待唐诗对六朝诗歌在意象、句法上的借鉴,同时不能忽略词曲与六朝乐府间的贯通之处。此外,杨慎提出“诗之高者汉魏六朝”,认为六朝是诗歌各种体式孕育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四言诗、绝句、五言律诗、七言排律、古乐府都不乏佳作,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杨慎在给与六朝诗人高度美誉的同时,也着重揭示出其在诗歌体裁、艺术手法等方面所作出的开创之功。杨慎在诗歌创作中主张学习六朝,强调以情为主、藻绘风致、执正驭奇,但也指出六朝诗文在“温柔敦厚”方面的不足。杨慎从“艺”的角度阐明六朝诗文之美,明确了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其将近体诗溯源六朝的思想有利于扭转前七子取法单一的诗学取向,对正确评估六朝诗歌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与前七子相比,杨慎的六朝诗学观更显通达、客观,促成了云南六朝派的形成,并对金陵六朝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其诗学思想也存在着矛盾之处,一是“情”与“礼”的矛盾,一是“师古”与“师心”的矛盾。

宗昕玮^[4]（2019）在《韦应物乐府诗歌行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韦应物的乐府诗与歌行体。这两类诗歌在韦应物的所有诗歌中所占比例虽不大,但这并不能否认韦应物在这两类诗歌上所取得的成就。这两类诗歌不管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上,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歌行体华美流丽,乐府诗颇有古风,呈现出与五言律诗完全不同的风貌。白居易就对韦应物的歌行体欣赏有加,赞其“才丽之外,颇近兴讽”,而白居易的诗歌也受到其巨大的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学界对韦应物诗歌的研究便逐渐增多,研究的方面主要有诗歌风格、诗歌意象、韦应物生平考证以及后代对韦应物的接受等。众所周知,韦应物以其五言诗歌的清淡诗风而闻名于世,但其乐府诗与歌行体也因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特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首先对他的歌行体与乐府诗的思想内容进行分类,其歌行体内容丰富,有关于对权贵阶层的讽刺、对战争生活的描写、对世情百态的记述等方面;乐府诗中也包含了闺阁怨情、游子思愁、人生哲思等方面。在艺术特色上,韦应物的歌行体以其铺叙手法的运用、丰富的想象、恰当的用典,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乐府诗也多用讽喻比兴手法。韦应物乐府诗与歌行体的创作离不开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其乐府诗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与表现手法,同时也表达出与其相似的人生哲思;而歌行体在意象的运用上也受到了盛唐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韦应物的这两种诗歌也对中晚唐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对人民的同情与隐喻手法的运用三个方面。最后值得关注的是,韦应物的大部分乐府诗歌行体创作年代不可考,故本文对一部分诗歌的年代进行了考证。本文的新见解在于:对韦应物的六十三首乐府诗歌行体进行了系统地分类;总结了韦应物这两类型诗歌对前代的继承,以及对中晚唐诗人的影响;对韦应物某些年代不明的诗歌做出了考证。

王玉林^[5]（2019）在《清代前期谢灵运诗歌接受研究》文中指出谢灵运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其经典性地位不容忽视。清代前期,社会动荡,文人群体思想活跃,处于明清诗学转承的关键期,其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鉴于此,本文立足清代前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原始文献资料出发,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三章分别考察在不同诗学流派及诗学思潮背景下,文人士子接受谢诗的整体风貌,进一步探求此期与清代中后期相比接受谢诗的独特性。绪论中将谢灵运诗歌在不同历史分期中学界对谢灵运诗歌接受方面的文献整理进行整理,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南朝至明代诗坛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艺术风貌论、情意论、陶谢优劣论、谢诗的渊源及影响、谢诗的仿作、谢灵运诗文集考论六个方面,这构成现代学术界谢灵运诗歌接受研究的雏形。第一章为清代前期谢诗接受的基本态势,主要从谢灵运在清代前期诗学地位的起伏、文人对谢诗独特贡献的认知两个方面考察清代前期文人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在清代前期宗唐、宗宋之风下,文人以汉魏六朝诗歌为唐宋诗歌之旨归,王夫之、吴淇、王士禛从抒情与审美传统的角度,认为谢诗内含《诗经》“风雅”精神,不仅有摹山状水之貌、名哲之道,且发诸性情,涵蕴丰富,对谢诗较为推崇。陈祚明从诗歌的情与辞两个方面评论谢诗,认为谢诗皆善辞,但多抒发个人之情,缺乏建安风度,格局较小。贺贻孙认为谢诗辞采华美、意旨丰富,但有句无篇,诗风生涩。同时清代前期文人认为谢灵运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拓了山水诗歌题材,二是创变排偶、开唐律之先声,变革诗歌体式。第二章从诗歌的风貌范式、创作技法、情理关系等方面归纳清代前期诗评家对谢灵运诗歌的关注点及评价倾向。具体而言,清代前期诗评家认为谢诗既继承前人清新自然之说,又发现了其内在的深奥与警秀。相比于其诗体风格,清代前期诗评家更关注其诗歌的章法之妙及其在情感表达与景物描写上造成的艺术效果。在情理关系上,清人认为谢诗景中含情,由情生景,诗人在创作时所写之物、所感之情、所用之语,皆与作者当时的心境妙合无垠,达到自然天成,合乎神理的境界。第三章从仿作的角度,考察清代前期文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对谢诗的接受。清代前期的拟谢之作,大致可分为效谢体、效谢诗、与谢灵运同题诗三类。以黄周星、朱彝尊、王摅、钱陈群、陈祖法为代表。清代前期文人对谢诗的拟作既承谢诗三段论结构又重摹景,摹仿谢诗对动词、形容词在句中的用法同时化用谢句,承继谢灵运山水诗“山象”“水象”等宏大意象的同时多侧重对细微“物象”的刻画,且多以自然意象和地点意象的并置结构句子。结语进一步总结,谢灵运诗歌对“自然论”文艺美学、诗法理论范畴、“清空”意境等诗学发展的贡献,清代之前品评谢诗的基本范式、学谢名家序列等谢灵运诗歌接受的基本态势,清代前期诗坛形成接受谢诗的文人群体、唐宋诗之争下的谢诗、清人拟谢之作的特点,以及清代中晚期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湖湘诗派接受谢诗的大致情况。附录部分辑录邢昉、龚鼎孳、黄周星、施闰章、叶矫然、王摅、朱彝尊、王廷灿、沈季友、陈祖法、钱陈群等诗人拟写谢诗的诗作,分效谢体、咏谢诗、同题诗三类进行整理。本论文的核心是从清代前期诗坛接受谢诗的诗学背景、谢诗在诗坛诗学地位的起伏、清人对谢诗的定位、对其艺术价值的评价、模拟谢诗的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清代前期诗坛接受谢诗的基本情况。其中,从原始资料出发,进一步探析清人对谢诗的仿作,是研究谢灵运诗歌在清代接受的突破性进展。

陈方^[6]（2019）在《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庐山自东晋慧远法师起,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学作品在整个中国佛教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僧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慧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外部层次上具有佛经科文三分结构的特点,还运用了汉译佛典的“格义”之法进行诗文创作,并在诗文的意境上展现出“象境—神境—化境”的三个阶段。教团成员的佛教文学作品,也在导师的影响下呈现出对“象”“神”的重视、对三教的融通。除慧远外,东晋南朝时期的庐山僧人,以竺道生最有代表性,他的佛性理论使文学创作加深了对心性的思考、促进了南朝文学灵感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语言观也促使文学理论对语言的讨论主题从工具论转变至本体论。至隋唐五代,庐山僧人数量激增,庐山佛教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与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文人的加入也使庐山的文学活动兴盛起来。中唐至五代的庐山出现了大量诗僧,他们在作品中运用了黯然衰残的景物意象,表达孤独飘零的情思意绪,同时也对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有深刻的阐说。从教外文人的佛教文学创作来看。陶渊明、谢灵运与白居易是晋唐庐山佛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诗人。陶渊明作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前期的深受儒道思想浸染的文人,他对佛教的运用主要是在词汇层面,对佛教的接纳主要还是在佛教与儒道的相通之处。谢灵运倾心佛教,他的山水诗具有与佛经近似的体制模式;其佛学思想深受慧远、竺道生影响,他不仅将庐山净土文学中的净土图景搬入诗中,还将竺道生的佛学理念运用于文学创作。白居易与庐山的因缘从他被贬江州开始,洪州禅成为对白居易影响最大的禅学思想之一。洪州禅不仅使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注重心性的阐发、在创作上形成平俗浅近之美,也在生活心态上使其形成了体宁心恬的审美境界。在僧传、传说等文献建构起庐山的神圣空间后,诗僧与文人对其展开了热情的歌颂:僧人通过运用显圣意象,延展了神圣空间的书写范围,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圣哲先贤的崇敬之情与招隐世俗的希冀之情;世俗文人赞叹佛法的神秘灵异,向往清幽静谧的方外世界,心念世俗却高喊归隐,将神圣空间作为洗涤心灵的净化场所,于其间参悟真谛。总体来看,晋唐阶段的庐山佛教文学,其审美主体的总体创作水平呈普遍上升的趋势;佛教文学作品具有佛学思想与时俱进、写作内容日益丰富、创作手法逐渐精进三个方面的特点。

严明^[7]（2019）在《中唐诗人谁继陶?》文中提出唐代诗坛并没有全面推崇陶渊明诗,然中唐诗人已开始效学陶诗。宋代确立了陶渊明诗的崇高地位,明清对陶诗的评价越来越高,诗坛仿学陶诗的风气越来越盛,也出现了陶渊明诗歌评论的诸多争议。针对明清诗坛对陶渊明诗的诸多评价,尤其是中唐诗人谁继陶的争议,梳理脉络,辨析是非,从而探讨明清诗坛接受陶诗过程中的微妙变化。

王倩^[8]（2019）在《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陶渊明经历代文人的阐释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对于该符号意义的定型与扩充,元初南方士人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元初南方士人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异族统治的耻辱、华夏文明的危机、社会地位的沦丧、生存处境的窘迫,于耻事二姓、严辨夷夏的儒家精神与忠义守节的遗民情怀的影响下交游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群体,而陶渊明也成为这一群体不约而同推崇与效法的对象。他们以前人、时人对《陶渊明集》的整理、抄写、校订、刊刻本,与陶诗选集、苏轼《和陶诗》以及前贤评陶文献为媒介,认识、理解陶渊明,从而对其人其诗进行评价与接受,这主要表现在:对《陶渊明集》的注释、文学创作上的接受（如拟陶诗、和陶诗、题陶画诗、同题集咏以及创作上的“偷语”“偷意”“偷势”）、理性的解读、人格与诗论上的借鉴。而和陶诗作为陶渊明接受的特殊方式,亦受元初南方士人追捧,以至于和陶文人层出不穷。元初南方学陶文人数量众多,和陶、学陶形式多样,全面深刻,掀起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又一高潮,慕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元初南方普泛化的精神取向。元初南方士人从小受理学熏染,普遍重视主观修养的提升,因而强调学陶应先从其人品入手。文人们面临相同的社会背景与地域性、时代性精神,且陶渊明人格内涵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着,以至于对陶渊明人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很多共性之处,这主要集中在“躬耕归隐的生活方式”“固穷守节的耿介品格”“任真自得的闲适心境”“耻事二姓的政治立场”“桃源乐土的理想追求”上。这样一来对陶渊明其人的推崇便成为了元初南方士人的一种风气,因此陶渊明真正参与士人时代精神建构。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经历遭际、文化思想等存在差异,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与接受也有出入,因此个性特征不容忽视。如方回将渊明躬耕归隐、固穷守节品质同躲避朝廷内乱的意图相连,对前贤关于陶渊明忠义精神、桃源理想的讨论进行更正,此外在评价“任真自得的自然心境”时提出“自形役自身”“心即境”的创见,并由此反思自身失节行径与宽慰沉重内心。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人品的目的在于欲借渊明品质正社会风气并构建时代精神标准与典范人格,欲借渊明忠义精神强化对故国社稷的忠诚、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华夏文明与儒家文化的扞卫。可是,他们于动乱时局、思想渊源、社会风气、人生观等的影响下,形成了与陶渊明人格相左的现实人格,即“伤时悯乱的悲愤情怀”“谋身求名的重利思想”“怨劳轻农的等级观念”“徘徊仕隐的矛盾心态”。这制约他们真正获得渊明思想精髓。因此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程度并不高。元初南方士人因仰慕陶渊明人格,进而好其诗歌,自然接受其审美思想。因所面临的诗坛现状与文学使命趋同,加之往来酬唱互动,元初南方士人的美学趣味相契合,从而对陶渊明诗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平淡自然”“风韵之美”两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从诗学思想与和陶诗等诗歌创作中加以吸收。他们对陶渊明诗品的普遍推崇,使得“平淡有味”诗品成为元初南方的审美风尚,这意味着陶渊明真正参与了南方士人诗学的建构。此外,个性解读亦不容忽视,如刘将孙从诗歌发展史与晋人风度的角度解读渊明自然诗品、将渊明冲寂诗风归结为“养气”、借《停云》诗阐发陶诗好比兴寄托而言近旨远的美学特征,并由此提出“天趣说”“清气说”。这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价值。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诗品的直接意图在于个人诗歌审美理想与创作的更正与完善,但根本目的在于看清元初诗坛弊病后欲为其寻找突破口,即:起五言古诗之衰,纠律诗现时之弊。这使得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进一步证实与巩固了陶诗在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然而,由于未学得陶渊明精神胸腑以及元初诗坛弊病的复杂性,元初南方士人非仅守陶诗一家而是转益多师,从而形成与陶渊明诗品相左的诗学思想,如诗史精神、崇尚雅正、讲求诗法,这必然对阻碍对陶诗的接受。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踵武前贤,承旧出新,继往开来,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首先,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总结性,即继承元前接受成果,从而贯通陶渊明接受史。其次,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具有突破性,从受众而言,慕陶、学陶已成为一种文学风气;从接受方式而言,除致力于和陶诗与田园诗的创作外,还开创了具有时代性的习陶方式,如同题集咏与题陶画诗;从接受内容而言,对于前代士人轻视或忽略的陶渊明人品与诗品亦作有充分阐释与效法,从而真正实现陶渊明接受的全面性;同时元初南方士人对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接受真正落实到心灵、行为与诗论、创作上,并形成一股时代潮流,从而从实践上真正发挥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证实与巩固了陶渊明的典型地位。此外,元初南方士人熔铸其特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人格对陶渊明进行重构,将其忠义气节延伸至对民族气节与华夏文明、儒家文化的坚守,从而进一步将陶诗的地位与价值推向更高境界。最后,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影响性,对于元中后期、明清士人陶渊明接受的切入点、接受重点、观点形成、接受意图与人格精神与诗学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王皓潼^[9]（2018）在《盛世寒音：高密诗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密诗派是清代中期具有浓郁传统精神与鲜明地域特色的诗歌流派。其在当时影响颇大,声名远在齐鲁之外,影响持续近二百年。然而,对高密诗派的研究明显不足。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专文进行论述,90年代以来渐渐引起学界重视。这一时期对“高密诗派”整体研究不够系统全面,深入开掘不够。高密诗派研究存在几个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问题,一是缺乏对高密诗派的专门研究;二是对高密诗派相关文献材料掌握不足;三是多数研究仍延续汪辟疆《论高密诗派》观点;四是个案研究对象仍局限在“二李”（李怀民、李宪乔）身上,对高密派其他重要诗人（如李秉礼、刘大观等）以及高密派前辈（如几位高密单氏诗人）、后辈（如“后四灵”、王新亭等）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对高密诗派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是本选题的期待。论者依靠地缘优势、师长帮助,搜集到高密诗派相关诗人着作,以高密诗派各成员的诗文集为基础,借助史学着作、文学史着作、地方志、人物评传等文献,采用文史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的相关知识,综合人物的性情、学问、志向、经历等方面进行细微的文本分析。研究之目的,则是试图以各成员的创作为研究重心,通过细微的文本分析探究包括“高密三李”以及刘大观、李秉礼等人的异同,梳理其各自在高密诗派兴起、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发掘各成员诗歌的主题以及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在个性比较中探索其共性,从而揭示出这个诗派的特性与价值。文章分九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高密诗派兴起的原因,从乾嘉诗坛的概况、地处山左的诗学传统、寒士生存状况三个方面分析高密诗派崛起的必然性。清代初中期诗坛,从王士禛到沈德潜,无不在以高官显贵的优越口吻称颂盛世春温之太平景象,力主“性灵”的袁枚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亦以调弄才华的方式展示着盛世文人的风貌,乾嘉诗坛已然为一种看似四海升平的春温气氛所笼罩。这种气氛与沉寂在士人阶级的底层的寒士诗人所感受到的截然不同,它促使寒士进行冷静的反思与批判,最终在乾嘉诗坛中发出另一种声音。另外,高密诗派深受地域文化影响,山左诗坛向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儒家诗学理念约束,因此高密派选择循规蹈矩地遵照中国传统诗学的“纠偏机制”匡正神韵派过失,利用古人已有的诗论对诗坛流弊进行补救。高密派的崛起意味着山左诗风的又一次转向,即渐由清远重回沉实冷静。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其与同时期江南袁枚所鼓吹的“性灵说”大异其趣。第二章围绕“尊崇古意,发为真声”及“摒弃常熟,规避时俗”两方面分析高密诗派两位领袖的诗学思想。面对令人失望的社会风气,李怀民与李宪乔主张诗歌应发抒诗人之真性情,因此强调对诗人主体情性、气骨的修炼;同时倡导锤炼创作主体不合于众,不容于俗的独立品格,以及突破成法的创作手法,力求规避时俗,摒弃常熟。基于二人在诗学观点上的共性,接下来分别就李宪乔与袁枚双方对诗坛矛盾认识的差异以及李怀民对张籍诗歌评点特征进行分析,洞悉二人就分别所关注的诗学问题所持有的独到理解。第三章、第四章分析高密诗派领袖李宪乔的人格特点,师法渊源,以及诗歌主题和诗歌创作特点,先梳理李宪乔的清高自守的性情和仕隐两难的处境,然后分析李宪乔诗歌创作中兼取百家,尤重韩贾的师法渊源,并厘清师法渊源中的表层渊源与深层渊源问题。再分析李宪乔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羁旅思乡诗和游历山水诗,并对其诸如写景、阐理、动静、用典等诗歌创作特点进行分析,介绍其诗歌美学风貌。第五章分析高密诗派另一领袖李怀民的诗歌。从山水之乐、田园之趣、羁旅之愁三方面分析李怀民诗歌的自遣意识;并从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以及景物对人事产生联系的机制等方面入手,考察李怀民诗作“诗中有人”的创作特点。第六章分析“高密三李”之李宪暠的性情与思想,诗歌思想,诗歌内容,以及以情入景,观物推理的创作机制,从而突出李宪暠儒者与诗人合一的特性。第七章、第八章主要分析“高密二李”南行时在粤西结识的两位重要诗人:李秉礼、刘大观的诗歌。他们二人与“二李”,尤其是李宪乔,交往甚密。虽然李秉礼与刘大观生活殷实,家境富裕,社会地位较高,迥异于其他高密派诗人,但其敬佩高密诗派领袖的人品与学识,并对高密派提倡的人格、诗学与诗风产生强烈的认同,因此受高密诗学影响颇深,诗作皆具清味。他们后来皆成为高密诗派的重要成员。第七章、第八章在分别论述二人与高密诗派渊源、联系及对其诗学认同的同时,着重对其诗作的个性特点进行阐述。其中,第七章主要对高密派李秉礼师法陶韦的表现进行考察。李秉礼诗作与韦应物诗作皆体现出创作主体纯任自然,融合冲淡的精神气质以及客观写实的书写倾向,而此与二人在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有关。第八章分析高密诗派成员刘大观的诗歌。对其师古不泥古的诗学思想,清真雅健的诗歌风格,达于天人之际的玄思以及形象化的创作手法进行论述。还对其身为知州,心向寒士的身份与心态之间的悖反现象及原因进行详细分析与思考。第九章分析包括“高密三单”“后四灵”及王新亭在内的高密诗人诗歌。高密诗派由李怀民开创,由其弟李宪乔传播宣扬。但在他们之前,高密同里三单（即单楷、单宗元、单烺）中的单楷与单宗元已经为其开风气之先,打下基础。与“高密三李”同辈,且与两位单氏诗人并称“高密三单”的单烺,则在与高密派诗人的交往中,对高密诗学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与改变,并葆有自己的特色。而高密诗派的影响之所以能持续近二百年,也离不开后辈们的绍述。其中,“后四灵”在诗学与创作上,呈现出对高密诗派主张的绝对强调。而王新亭诗则显独具一格,诗风清超新妙,实现了对高密诗风的继承甚至突破。综合来看,高密诗派各成员的诗作中流露出浓厚的现实意识,因此,若以固有的“窘”“保守”作为其评价不符合事实。高密诗派的诗学主张虽未超越前人,仍属传统诗学范畴。但应当注意,其与诸如南宋末四灵、明末竟陵派以及清末陈衍代表的同光体之取法韩孟诗派的末世文学不同,高密派对于韩孟诗派的选择,不仅出于心态上的相近,更出于欲救清中期诗坛肤廓之诗风的意愿,几乎将韩孟诗学视作一种改革诗坛之弊的理论武器,希望借其之清冷瘦硬使清诗由清远重新回归到沉实的轨道上来。实际上,高密诗派的存在既悄然推动了清代诗歌由清远走向沉实之风的转变,同时也为后人了解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诗运与时运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参照。

盛珍珍^[10]（2018）在《清诗话中韦应物诗歌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韦应物是唐大历时期杰出而独特的诗人,白居易、苏轼、严羽、胡应麟、许学夷等着名评论家对其人其诗有许多经典的评论。到了清代,议论之风大盛,诗话高度发展并进入总结期,诗论家们对韦应物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韦诗的渊源、与他人诗歌的比较、艺术特征以及诗歌体裁等。清代诗论家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深入挖掘,他们大胆提出新的观点,甚至推翻前人的论断,使后人对韦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本文试以清代诗话为主,清前历代诗话为辅,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探讨清代诗话对韦应物诗歌的接受情况,突出具有代表性及争议性的观点,加以分析阐释。具体来说,本文围绕清代诗话关于韦诗讨论最为激烈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即韦诗的渊源、韦柳高下之争以及韦诗的艺术特征。第一部分探讨了清代诗话对韦诗渊源的评价。清代诗论家们认为韦应物至少学习了陶渊明、谢灵运、谢跳等人的诗歌,甚至还汲取了汉魏诗歌古质的诗艺,他们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韦诗渊源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更为客观、细致。本章试图梳理、评析清代诗话关于韦诗渊源的评论,以期对韦诗渊源有更深入的了解。第二部分评析了清代诗话关于韦应物、柳宗元诗歌的高下之争。韦柳高下之争向来是文学史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论争在清代诗话中达到高潮。本文首先追溯了历代诗话关于韦柳并称的相关评论,然后归纳清诗话关于韦柳同中有异的评论,最后总结并分析清人对韦柳高下之争的看法及态度,以期深入、正确看待韦柳高下之争。第三部分是关于韦诗“清”“淡”艺术特征的相关评论与分析。对于韦诗的“清”“淡”大多数清代诗论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王士稹在《带经堂诗话》中对韦诗的“清”“淡”大加推崇。当然,清人对韦诗也不是全面肯定,有的诗论家从韦诗清淡的负面影响来批评韦诗,这使我们对韦诗的艺术面貌有了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二、韦应物诗歌对陶诗的继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韦应物诗歌对陶诗的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杨慎六朝诗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韦应物乐府诗歌行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前期谢灵运诗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唐诗人谁继陶?（论文提纲范文）

（8）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盛世寒音：高密诗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诗话中韦应物诗歌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韦应物诗歌对陶诗的继承（论文参考文献）

• [1]韦应物形象及其接受研究 ——论韦应物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与后世的接受选择[D]. 李恒英. 西南大学, 2021
• [2]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D]. 许可. 伊犁师范大学, 2021
• [3]杨慎六朝诗学观念研究[D]. 王梦月. 河北大学, 2020(08)
• [4]韦应物乐府诗歌行体研究[D]. 宗昕玮.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清代前期谢灵运诗歌接受研究[D]. 王玉林. 河南大学, 2019(01)
• [6]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D]. 陈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中唐诗人谁继陶?[J]. 严明.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9(03)
• [8]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D]. 王倩. 西南大学, 2019(06)
• [9]盛世寒音：高密诗派研究[D]. 王皓潼. 山东大学, 2018(02)
• [10]清诗话中韦应物诗歌接受研究[D]. 盛珍珍. 安徽大学,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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