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及对策

一、论义务教育的不公正及解决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徐婧琳^[1]（2021）在《“公民同招”政策下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问题研究 ——以S校为例》文中认为

陈梁^[2]（2020）在《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公正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在教育领域中的延伸和体现,教育公正的实现与社会民生的改善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阶段,学前教育公正直接影响教育公正的实现。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群众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的价值,对学前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学前教育公正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上对解决“入园难”和“入园贵”问题的呼声直接反映了解决学前教育公正问题的突出性和紧迫性。本研究以教育公正为出发点,综合运用了教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和理论首次阐述了学前教育公正的具体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学前教育不公的表现和原因,为学前教育公正的实现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思路。从总体上而言,教育公正包括以机会平等为基础的起点公正、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分配公正、以待生公正为表现的过程公正和以个性追求为目的的结果公正。由于学前教育具备的基础教育属性,学前教育公正与教育公正具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但是学前教育同样具备私人物品属性,所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权利同样受到保护,所以学前教育公正既要保障平等价值,也要满足自由权利。学前教育公正具体表现为:入学机会的普及化和入学权利的区别化、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和教育环境的差异化、师幼关系的民主化和教养方式的科学化、教育内容的个性化和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我国学前教育在近十年来发展相对还是比较迅速的,所以在发展规模、普惠程度和师资水平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学前教育机会均等和学前教育资源优化上仍然存在很明显的教育不公正现象,主要体现为:成分分担比例低,政府财政职责履行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中部塌陷”问题突出;城乡条件差距大,非均衡化发展现象明显;园际关系不对等,公办民办条件差距悬殊。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集中为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学前教育的忽视、政府在事权与财权上的不匹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要想改善学前教育不公的现象就要根据这些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如提高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主导性,统筹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均衡化以及通过法律保障来实现学前教育公正等。

赵莹^[3]（2020）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户籍择校”的危害及其治理对策》文中研究表明择校难,择校热,如何选择学区房,影响着大部分家长的购房心理,并且在我国教育界中也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诱因。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分配不均衡、不合理等客观因素是择校行为的主要原因,而针对择校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国的教育总局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一套以就近入学为核心的原则,各个市区按照学区而划分,小区以教育局所划分的学区为主,由此产生了“户籍择校”的问题。出现“户籍择校”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优质资源的供给不够充分,学校差异大,师资力量分配不合理,学生的素质和就业竞争压力巨大。择校问题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例如增加了家长的负担,拉大了学校之间的教学和师资水平,导致了偏远学校生源少,教学资源不足闲置等一系列问题。解决好学生择校难的问题,在落实好就近入学的前提下,提高教学力度和教学水平下,力争改建偏远地区的薄弱学校,缩小校际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一些家庭困难学生实施补偿教育,以此弱化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对择校的影响。

王海利^[4]（2020）在《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平等保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农民工群体迁移规模日益庞大,农民工群体迁移的“家庭化”特征日益明显。农民工随迁子女所占流动人口的比例也逐渐上升。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权平等保障问题也逐日凸显。这一群体能否在流入地接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良好的教育资源不但对自身价值实现以及其家庭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对于避免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的产生也至关重要,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及建设都具有潜在深远的影响。受教育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重性质。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现今的受教育权在利益判定保护方式上呈现出一种与“人格权”具有相似特性的趋向。受教育权这一权利相对复杂的性质导致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逐渐依附于国家给付义务的履行,在义务教育阶段,这种依赖性则更为明显。基于我国宪法、教育法及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文本,描述适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内的适龄儿童受教育权的法律权利体系。分析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在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对相关现行法律的实效进行进一步分析。针对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受教育权保障的问题而颁布实施的相关政策规定所导致的“一般性”的受教育权这一权利转向“特殊化”的现实问题,利用平等问题研究框架进行深入研究。对平等客体受教育权的性质、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保障中“平等”诉求的复杂内涵以及平等主体在平等的诉求中的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同质性进行分析。揭露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保障实践中“平等偏差”以及其存在的相关原因。对存在于不平等事件背后的受教育权的“财产化”趋势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原因进行分析。挖掘历史上二元户籍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对于平等的教育观念的影响。探究导致受教育权不平等问题产生的政策制定缺陷方面的原因,分析国家义务的缺失与不当分解等深层原因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平等的影响。从公民受教育权平等保障的国家义务承担入手,简要阐述国家义务理论的渊源与发展。强调国家在受教育权平等实现的过程中的重要主导作用。整合现阶段关于国家义务理论内容的分类,建构系统论体系下的国家义务理论的内容框架。以国家义务理论、人权理论以及宪法基本权利为理论基础,对我国现今所存在的,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平等的实现产生巨大阻力的“差别化”的教育观念产生的原因予以探究。并对这一观念进行评判、纠正与更新。针对现今农民工这一群体主要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发达城市的特点,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条件制定的主体以及标准的规定、教育资源的平等享有的实现以及教育财政资金的分配等实践性问题提出具有理论依据支撑,系统性与建设性兼具的解决进路。

文浪^[5]（2019）在《我国残障儿童义务教育权的平等保护》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随着残疾概念向残障概念的转化,残障人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残障人作为特殊群体,如何保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在残障人群体中,残障儿童最为特殊。作为未成年人,他们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加之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缺陷,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更难以得到良好的保障。在残障儿童诸多权利中,义务阶段的受教育权是急需得到确切保障的权利。义务教育作为普及性教育,是每个中国公民都应当接受的强制性教育。虽然残障儿童义务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作为普及性、强制性的教育,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对残障儿童的平等保护还存在提升的空间。本文中,笔者通过文献研究、访谈调查和比较分析对残障儿童义务教育权的平等保护进行分析和探究。侧重点包括:残障儿童的特殊保护,法律规定的欠缺,进行特殊保护的合理途径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笔者提出自己的浅微见解,希望能为我国残障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添瓦。传统的随班就读和特校教育两种教育形式不完全能够满足残障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需求。虽然2017年5月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增添了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两种形式,但在笔者看来,教育的平等不仅包括接受知识的平等,还应当包括输出知识的平等和上升渠道的平等。目前国内针对残障儿童的义务教育还无法做到完全的平等保护,存在完善的空间。

方旻^[6]（2019）在《赛博格技术伦理问题及其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赛博格（Cyborg）是指在人体内植入机械装置,或者将人体的主要器官及部位替换成机械装置的人机混合体。赛博格作为经久不衰的科幻概念已经悄然步入了现实世界,其对人类的影响不同于传统科学技术,无论是对人类个体还是人类社会都将带来颠覆性的革命。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赛博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主义伦理范畴,对于其技术伦理领域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虽然赛博格概念已诞生半个多世纪,但其技术在最近十数年才取得长足的发展,同任何新生技术一样,赛博格技术不会百益而无一害,它在给人类带来便利和幸福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赛博格技术的试验和未来应用涉及到安全问题、隐私问题、以及社会公正等伦理问题,只有对其进行合理的预判和思考,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解决问题的伦理对策,促进赛博格技术更好的造福于人类。本文主要对赛博格技术的安全问题、隐私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三类伦理问题进行了概括梳理。首先,赛博格技术的安全问题将是未来用户面临的主要风险,其主要包括人体排异问题、黑客入侵问题和赛博格设备智能化问题,其中智能化问题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赛博格植入设备在未来的交汇融合趋势做出的预测,届时人们必然会面临智能化植入设备引发的伦理问题。其次,赛博格技术在获取私人信息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其隐蔽性与实时性将为隐私保护问题带来新的挑战。最后,赛博格技术作用于人体的增强性效用很有可能造成社会不公的现象,甚至可能造就一个新的社会底层,维护社会公平也存在实践应用上的困境,虽然赛博格时代还未全面到来,社会公正问题还未真正显现,但我们有仍然需要防患于未然。本文在提出赛博格技术的伦理问题后,结合其现实应用,以功利论、义务论和德性论伦理学理论作为切入点,对赛博格技术的伦理问题进行伦理分析。最后,在伦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上述问题的伦理规制对策,即坚持赛博格技术发展的伦理原则;建立完善的伦理审查评估体系;构建赛博格技术共同体的伦理责任体系;制定赛博格技术伦理规制的具体路径。

熊治东^[7]（2019）在《社会信用论》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信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的自觉重塑和主动调适,是人们之间基于特定的利益诉求和相互信任而产生的互惠性合作关系。随着当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发展,社会信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增进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对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现实来看,违约失信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有鉴于此,迫切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和回应社会信用面临的现实难题,探析社会信用的现实价值及其演化机制,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寻合理的路径。正是依循这一基本思路,文章共分七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前言。本章首先强调了社会信用在当代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全面分析了对社会信用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在厘清国内外关于社会信用的研究现状基础之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评述,指出了过去关于社会信用的研究在理论深度、研究视野以及研究范式等方面存在着若干不足。以此为前提,进一步论证了从哲学的维度对社会信用问题进行理论探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紧接着阐明了基本的研究思路以及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信用理论的思想溯源。无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还是在西方的思想背景中,信用思想都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共有现象。总体而言,信用思想的孕育、演化和发展与所在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环境等紧密相关。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形成了重人伦、讲义理、轻契约的信用文化。就西方社会来说,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宗教传统,促进了契约精神的出场,使得西方信用思想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痕迹。而马克思的信用思想则着重探讨了信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作用,通过对信用一般本质的揭露、信用与资本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信用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功能的揭示,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作机制和内部秘密,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本性。第三章:社会信用的基本规定。通过对“信用”、“失信”、“社会信用”进行词源上的考察和哲学上的释义与界定,澄清了“社会信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区分了“社会信用”与“社会信任”、“社会信誉”、“社会诚信”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了“社会信用度”这一判断和评价社会信用现实状况的概念,并就“社会信用度”的基本类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社会信用的复杂主客体关系、社会信用的内在层次、社会信用的时间维度等方面考察了社会信用的基本结构,详细阐述了社会信用蕴含的主要特征、基本功能和现实价值。第四章:社会信用的历史演进。社会信用不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具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从历史的维度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信用形态进行归纳和总结,由此探寻社会信用的演进规律。本文认为,在原始社会阶段,社会信用主要局限在特定地域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血缘-地域型社会信用。在农业社会阶段,社会交往的扩大化和社会分工的逐步发展,道德伦理和身份等级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形成了伦理-身份型社会信用。在工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契约精神的诞生,而契约的实现需要以制度为支撑,由此形成了契约-制度型社会信用。在信息社会阶段,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交往主要以虚拟的方式展开,任何不良行为都可能被信息技术记录和传播,迫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信用,形成了虚拟-自觉型社会信用。第五章:社会信用的现实境遇。本章主要探讨了社会信用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从现实境遇的维度对社会信用进行观照与审视。本文认为,社会信用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其一是数字的异化及其挑战。在大数据时代,数字直接影响着社会信用关系的形成、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信用的实现,而数字异化带来的数据失真、数据偏见必然会社会信用造成负面影响。其二是现代性的危机与风险。现代性推崇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强调理性的工具维度,弱化理性的价值维度,极易诱发失信行为。此外,现代性对个人主义的崇拜和引起的全球化危机也对社会信用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三是道德践履的内在悖论。社会信用道德的“应然状态”和“实然处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主体的道德承诺与行动的多变性之间存在裂痕,道德原则的利他性和价值实现的利己性之间存在悖反的问题。第六章:社会信用的实践生成。任何社会活动都有自身的生成路径,社会信用也不例外。首先,从社会信用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来看,社会利益关系是建立社会信用发生的现实基础,而社会利益关系形成的前提是人们能够自由地支配和处置自身的财产,即对财产拥有所有权,一旦丧失这种自由,社会信用关系就不可能得以建立。其次,从社会信用实现的路径来看,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决定着社会信用的范围、类型和层次。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社会信用的践履只有在社会实践进程中,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才能逐步得到实现和确证。再次,从社会信用建构的目标指向维度来看,社会信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培育社会信用美德,为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条件。第七章:新时代中国社会信用建设前瞻。改革开放以来,在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信用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社会的信用意识逐渐形成,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体系,以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为主导的社会信用评级和征信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社会信用的实现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信用建设发展晚、起点低,还存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社会信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违约失信治理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完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社会信用预警体系、强化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予以解决。

廖逸儿^[8]（2019）在《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及其实证检验》文中指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财政精准扶贫是公共财政的价值体现,也是确保完成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任务的物质保障。历史经验表明,财政政策重在落地。从财政资金管理流程来看,明确绩效目标,以评价检验和驱动目标实现对于提升支出绩效,提高公共财政公信力和执行力,增强政治信任,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梳理我国财政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演变过程,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包含凸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和可以量化的技术目标,这种特征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谋而合。基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依据财政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的结构维度,构建结构化的目标检验体系,以2016-2017年广东省财政教育精准扶贫资金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取得基础数源,对其量化目标的检验结果显示:专项资金总体绩效表现一般,存在补助对象识别不精准、部分基层财务合规性不足等问题;价值依附于个体而存在,从个体发展权考虑,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运用深度访谈法与观察法等手段,对财政教育精准扶贫进行价值目标检验发现,价值“扶贫”受到重视并收到成效,但扶贫对象基本生理保障不足、农村教育存在安全隐患、教学点学生社交得不到保障、贫困家庭拒绝扶助并表现“贫困无奈”、贫困生缺乏内生动力。究其原因在于:高强度考评与权责分立导致目标置换;扶贫与教育部门间职权错位与职能重叠;全国范围内教育系统间数据联通不畅;基层财政薄弱难以支撑教育精准扶贫长期性巨额投入;财政教育精准扶贫价值目标检验体系尚不成熟;等等。财政绩效评价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从“工具-价值”视角,依据存在问题,分析成因,要确保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目标实现,应高度重视价值目标与量化目标的融合;强调“人民满意”价值导向;建立“扶贫部门识别、教育部门提供在学证明”的贫困生瞄准机制;基于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全国教育数据联网;强化教育财政投入激励机制,构建“以省为主”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同时,应立足于基层实际,构建对目标的纠错纠偏机制,以及基层容错机制。本研究涉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范畴与教育精准扶贫领域。主要创新:一是选题跨公共管理学、财政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研究问题是国家推进扶贫攻坚的重大问题;二是研究区分价值目标与量化目标,并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4E”维度相对应,从形式上推动目标纠正纠偏。当然,本文研究涉及的样本量有限、产出目标检验较为单一等,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姚昊^[9]（2019）在《我国初中学校教育质量差距实证研究 ——基于122所中学的抽样分析》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教育需求与数量供应不足的绝对矛盾,转向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应不足的相对矛盾,突出表现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这一矛盾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更为严峻,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需要对区域间学校教育质量重新进行审视。本研究旨在以学校教育质量作为切入口,基于教育公平和福利经济学相关理论,以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扶贫作为逻辑起点,在借助国内外研究文献及理论的基础上,从教育资源输入质量、教育教学过程质量、教育结果质量三个维度对全国122所抽样学校进行区域间教育质量差距分析。分别采用差距效应量Cohen’s d和泰尔指数测算区域间、区域内学校教育质量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并使用主观专家打分与AHP层次分析法结合构建指标权重,对操作性指标差距进行加权分析。最后通过家庭背景、学校教育质量与学生能力的多层线性模型,探索区域间教育质量差距对学生能力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研究发现,抽样分析的实证结果佐证区域间初中学校存在教育质量的绝对差距,以此观之,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质量更加堪忧。而质量差距主要体现在资源输入质量,集中表现在生均经费投入、师资队伍方面,其次是教育过程质量,集中表现在学校班级管理、学生不良行为方面。比较学校教育质量相对差异发现区域内部差异贡献度远大于区域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学校教育质量分层更为明显,呈现东部地区优质但不均衡、中西部相对低质的均衡现象。区域间的学校教育质量差距会加剧由地区、家庭背景所带来的“先赋性”学生能力发展差距,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因此,为促进区域教育质量优质均衡、深化教育精准扶贫,本文建议加大中西部贫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和国家层面义务教育财政宏观调控,提高义务教育省级财政统筹力度,并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学生的能力补足,拓宽培养家庭文化资本的路径。

褚凤^[10]（2019）在《诚信原则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在国际法中,诚信原则是国家交往的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秉持诚信、恪守信用。国家诚信体现于特定主体的行为中,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民商事主体按诚信原则行事是构建国家互信的重要表现形式。比较法上,世界各国和地区私法直接或间接将诚信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并在司法实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受各国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诚信原则的立法和司法适用客观上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水平。当前,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际民商事活动的法治诚信亟待构建。同时,我国民事立法正通过法典编纂来实现民事法律的科学化、系统化,而有关诚信原则的理论、立法和司法适用均不能满足现代民商事发展的要求。因此,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其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诚信原则内涵和功能定位是系统研究它的基础。诚信原则内涵十分丰富,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各种学说的解释力明显有限。以分析不同学说为基础,把诚信原则置于历史、社会和现实等多种维度中考察,进而将其内涵概括为:忠于事实、勿害他人、顾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实现利益衡平。诚信原则“帝王条款”争议很大,“帝王条款”并非指功能的“君臣关系”,区分功能定位与具体功能是理解“帝王条款”的关键。对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功能的理解在本质上是对其价值妥当性的解读,反观目前学者单一的研究视角,并采用西方综合法理学的视角,从道德、社会和价值方面对其法哲学考察,进一步拓展了理解诚信原则的深度与广度。诚信原则的立法如同其它制度一样经历了源起、确立和发展的历程。肇始于罗马法的诚信原则,在中世纪延伸出多种诚信制度,教会法将其确立为罪与非罪的标准。近代《法国民法典》在债法领域率先确立诚信原则,并得到大陆法系多数国家和地区立法的纷纷仿效。诚信原则确立为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归功于《瑞士民法典》。英美法系诚信原则的起源与衡平法密不可分,立法中的诚信原则可以说是判例和学说大致已经确立的原则的重述。现代民法的诚信原则,已经从对私法自治的消极限制演变成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并表现出维护实质正义增强、适用范围拓展、判断标准趋向主客观统一等发展趋势。诚信原则内涵抽象概括,其司法适用可能危及法的稳定性,因此必须加以限制。首先,在相同意义下根据具体情景构建类型化适用,以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相对于抽象化适用的价值补充法,类型化适用架起了抽象和具体之间的桥梁。优先考虑类型化适用,应当发挥“类型”和“概念”思维协同作用,防止类型思维的绝对化;其次,对违反诚信原则的利益衡量的判断上,应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加以限制。衡量异质利益应立足于个案实践;利益衡量的价值判断应遵从“外行人”与“法律人”立场的统一;完善当事人表达、法官中立等程序制约机制,以防止裁判结论先行。诚信原则适用面临着原则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鉴于立法的普遍认可与司法实践的需要,选取与私法自治、公序良俗和绿色原则进行比较。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利益的体现,诚信原则与其它原则的冲突实质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利益所储存的价值发生抵牾。因此,解决原则之间的冲突不能适用规则的“全有全无”排除法,而是只能用价值“权衡”的方法进行优位选择。诚信原则以外在理性矫正私法自治的偏差,是对自由与理性价值的权衡,并非对抗式的淘汰。诚信与公序良俗对法律行为的判断反映了行为违反道德伦理标准的高低。我国绿色原则的确立开启了世界私法保护生态环境的新体例,对诚信原则和绿色原则利益冲突的识别会发生私法与公法的竞合,秉持诚信,旨在以顾及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方式实现个人利益平衡,绿色原则则以损失最小化的理念实现生态环境利益的保护。诚信原则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适用极其广泛,以致于学者很难对其进行全面而详尽的探讨,选取不同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目前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式。通过对诚信原则在民商事领域部分适用的探讨,得出以下认识:一是对格式条款是否逾越私法自治界限的判断,各国民法经历了从公序良俗原则到诚信原则的嬗变,实现“合意不足”的合同正义,从内容和程序两方面审查以实现利益衡平,达到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二是诚信原则在WTO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理解与适用与各国国内适用呈现差异,其在国内适用彰显历史与现实的传统,但在国际贸易交往中却带有强烈的国际法色彩,任何国内法的解释不能消解促进国际贸易统一和公正的目的。

二、论义务教育的不公正及解决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义务教育的不公正及解决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公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户籍择校”的危害及其治理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平等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残障儿童义务教育权的平等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6）赛博格技术伦理问题及其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信用论（论文提纲范文）

（8）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及其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初中学校教育质量差距实证研究 ——基于122所中学的抽样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诚信原则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义务教育的不公正及解决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公民同招”政策下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问题研究 ——以S校为例[D]. 徐婧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公正问题研究[D]. 陈梁.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3]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户籍择校”的危害及其治理对策[D]. 赵莹.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4]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平等保障问题研究[D]. 王海利. 吉林大学, 2020(08)
• [5]我国残障儿童义务教育权的平等保护[D]. 文浪.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6]赛博格技术伦理问题及其对策[D]. 方旻.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7]社会信用论[D]. 熊治东.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8]财政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目标及其实证检验[D]. 廖逸儿.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9]我国初中学校教育质量差距实证研究 ——基于122所中学的抽样分析[D]. 姚昊.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10]诚信原则比较研究[D]. 褚凤.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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