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周帆[1]（2021）在《李德全与中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1931-1945）》文中研究指明
杨文英[2]（2021）在《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国维在诗词、戏曲等文体方面的研究造诣深厚、论着颇丰,受到学界长期以来的广泛关注。相比之下,王国维在小说领域的研究成果所受关注程度相对不足。王国维对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小说创作理论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王国维在考察“小说”一词的基础上,对小说文体的源流演变进行了追溯与梳理,得出后世小说以唐朝变文为发端,发展到宋代说话、话本,最后演变为通俗小说。他考究章回小说的起源与祖本的问题,认为章回小说萌芽于赵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后世章回小说之祖。对于一直以来的小说因袭写作现象,他予以梳理判断,断定后世章回小说多为因袭之作,绝非一时之作,流露出对小说因袭写作问题的保留态度。关于小说文体的创作理论,王国维认为小说创作主体应当具备“忠实”与“阅世”的基本能力素养;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需要兼顾叙事性与抒情性的两种倾向,同时应当注重“描写人格”,也要关注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乐天”精神与“悲剧”性质。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的生成,有着自身研治史学的学术积淀,也有着家学、师承的旧学传承和新学渗透。此外,以焦循文体观等为代表的传统文论和以叔本华等为代表的西方理论也对他的小说文体观念的生成,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和融合作用。王国维从文体独立性的维度,审视、界定、推崇小说;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搜集、考证、梳理小说;从美学阐释的视角,分析、评论、研究小说。这样的小说文体观,对后世小说研究和文体学研究都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既有文体观念的启蒙、研究范式的创新,也有治学风格的引领,这些都是研究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的主要研究意义和重要学术价值。
付鹏[3]（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王阮[4]（2021）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数字人文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数字人文对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好比在学术圈这个相对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一颗石子,泛起的涟漪会波及整个学术领域[1]。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指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需加快文物藏品数字化保藏,推进数字故宫、数字敦煌、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数字博物馆建设[2]。在数字化浪潮中,人文活动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跨界融合,借助数字技术耕读人文知识,变革传统的人文研究范式,并赋予人文研究以新的活力。数字人文正在引领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数字化转型,身处数字环境的人们对历史档案文化的知识需求也愈加强烈。《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有效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过程中鼓励开展口述历史档案、国家记忆和城市（乡村）记忆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等工作。口述历史档案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纽带,以记录时代变革、填补记录空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等价值和功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世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洗淘,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失传或濒临灭亡。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项目,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应用数字技术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有关口述历史档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虽然从启动时间看,我国研究起点较美国晚了近30年,无论理论基础还是实践进展都缺少资源深度开发和知识挖掘,尚处于起步成长阶段。但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我国拥有相当丰富且数量庞大的人文资源亟待挖掘。在数字人文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方法检索、利用浩瀚繁杂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将其蕴含的丰富内部事实、数据和知识展现出来,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如何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进行深度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也将成为当下及未来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重点。基于此,本文以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口述历史档案、知识发现的追本溯源,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实证研究等方法,结合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特征与属性,架构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探究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核心内容,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与知识图谱并进行实例可视化展示,深入揭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元,将其蕴含的人、地、时、事等复杂内容关系予以揭示,辅助和支撑人文学者进行研究,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实践应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导,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具体来说,核心内容包含4个部分。第3章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逻辑框架本章首先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需求进行分析,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进行概述,梳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流程及体系结构。然后,解析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构成要素、功能要素、构成要素及功能要素关系,架构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最后,对框架主要模块作用进行解构,包含知识组织的描述与揭示作用,知识关联的存储与链接作用,知识发现的多维挖掘作用。第4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纷繁浩杂,如何将零散杂乱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组织起来,就需要借助本体来实现。鉴于目前本领域尚未发现可复用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故而需要自建本体,这也是本领域的创新之处所在。本章作为第五章的铺垫,通过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呈现口述历史档案领域知识认可的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从知识组织维度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表示,并利用Protégé工具辅以实例可视化展示,验证了本文构建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为第五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提供组织结构基础。第5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本体只是从组织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描述与揭示,而知识图谱是基于关联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度聚合。本章首先提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框架设计构想,包含模式层和数据层,模式层既可以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解析、本体与图数据库的映射规则以及关系界定入手;也可以直接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数据源抽取所需要素。数据层包含信息抽取和知识融合两部分。然后介绍知识图谱存储和绘制工具。最后,基于第四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结构,引入实验数据源,采用目前主流的Neo4j图数据库构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进行实例可视化展示,从知识关联维度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聚合,构筑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网系,实现知识关联,为第六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奠定关系主线。第6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本章在第五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实例展示的基础上,基于知识图谱洞悉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关系,从多维视角深入挖掘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潜藏的丰富内部事实。具体包含:基于项目整体概况的知识发现、基于事件主题关系的知识发现、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以及基于时空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既可以细致展现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间人、地、时、事之间的知识关联,又可以探求涉及同一主题或具有相关关系的多个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之间的隐性关系,方便领域学者进行后续研究,以佐证本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数字人文大背景下,将以本体和知识图谱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技术方法“引介”口述历史档案研究,实现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领域本体和知识图谱构建新突破,同时借助实例可视化展示,将人、地、时、事等内容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予以细粒度描述,从事件、时空以及社会网络关系等层面实现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层挖掘与多维知识发现,不仅丰富了多元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而且还推进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实践创新。在“技术驱动+知识发现”的催化反应下,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提供了借鉴与可行指导,同时也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及可视化具体实施提供了可操作性框架参考,切实推动了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发现与知识服务。
郑晓锋[5]（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王域铖[6]（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张立恩[7]（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MOHAMED ELSAYED IBRAHIM ABDOU[8]（2017）在《伊斯兰沙里亚大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沙里亚大法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宗教法规汇集,是一种将法律、伦理和教规紧密结合的宗教法。它由伊斯兰教基本原则检验,接替了古代罗马法、巴比伦法、波斯法和犹太法的某些习惯和法律传统,从而具备了较广泛的适应性,被称为“宽容的法律”（al-Shari’ ah al-Samhah）,其内容涵盖了宗教、法律、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军事、生活习俗等各个领域。在沙里亚大法学中,最根本的法典是《古兰经》,其次是圣训,所以它被称为“启示法律”或“圣神法律”。沙里亚大法是基本对立并独立于当时法律实践的法律学说体系而产生,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十分重大。沙里亚大法很早就引起世界上,尤其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长期以来尚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期正是在阿中双方学者的共同推动下,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中国,以沙里亚大法这个概念为主题的作品十分鲜见,从全国论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有关沙里亚法的论文尚不足几篇,仅有的几篇也只限于研究沙里亚法的着作中个别章节的简单介绍,真正的专题研究论文更是凤毛麟角,对于是否有稳定的沙里亚大法与弹性的“菲格海”教法学的关系和差异研究也无从查证;沙里亚大法与“菲格海”教法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发展。但是信息传播手段中某些着作和网站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和误解。该文从较深地层面论述这些争议点。沙里亚大法在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发展中不断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对沙里亚大法在华延伸的状况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研究其从开始传入中国,历经唐、宋、元、明、清,随后进入民国并传播到今天的一个发展状态:其次,研究它为适应中国环境而演化出的,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沙里亚习惯法。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社会中,各民族习惯法同国家法功能关系的协调是各族人民融洽相处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违背国家法制定规范的大前提下,各民族遵守自己的习惯法。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出现了挑战沙里亚大法的法律问题,涉及到司法、教法创制之门关闭说、妇女权利和多妻制等等,而传统伊斯兰法学界尚无人以大不韪的胆识将其置于与时俱进的超常规注释。近代沙里亚大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阿布杜,曾借助自己在当时埃及国家司法界中的最高地位来提出诸多独特的法题瓦,即“法律见解”,并对解决沙里亚大法中涉及的这些现实问题提出了诸多的改革性措施,使之适宜于现代科学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改革思想体系架构于埃及社会基层,也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当下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一个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阿布杜的改革思想就显得尤为必要与及时。沙里亚法律体系中最核心的部门法是刑事法律,传统观念认为沙里亚刑法完全与世俗刑法不同。这里会推理出沙里亚刑法与世俗刑法没有冲突,只在小范围内有差别;同时如果有防范人们犯罪并让他们远离刑罚的任何法律,沙里亚就默认并支持这种法律。或许这种观点会引起沙里亚法学术界和伊斯兰文化界的愤怒和猛烈抨击,但是本文中带着诸多意见的证据和理由。此外,透过本文可以了解到伊斯兰沙里亚刑法是残酷还是宽容以及对减低犯罪率的作用,同时揭示其预防犯罪的模式、当代徒刑与犯罪预防的冲突,用示意图的方式直观展现预防犯罪的观察类型和犯罪预防圈,并且能够论证沙里亚刑法的最终目标不是执行处罚本身,而是以预防犯罪的手段和仁慈宽容的方式来特别保护人类生命、意识、宗教、繁衍和金钱。
王献水[9]（2016）在《土司遗址的活态保护 ——以老司城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司制度是指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我国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任用当地豪强使其世袭统治地方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既是“因俗而治”的政治统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原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扩张。而这种文化的交融直接产生了多姿多彩的土司文化,土司遗址作为土司文化的载体以其突出价值与普遍意义被世界所公认,而永顺老司城遗址、唐崖土司城址和海龙囤遗址三处遗址为其中完整性和真实性最好的遗址。2015年7月由三者共同组成的我国“土司遗址”正式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验收成为我国第48处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对其的保护需要以活态保护的角度来进行。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对活态保护理念和土司制度与文化及论文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对活态保护理念从来源到发展体系及最后的评估体系做了详细的论述,是文章的基础。第二章到第四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即以活态保护理论为基础对永顺老司城遗址进行细节性的评估,从文物保护工程、协调地区经济、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古工作等三大方面的内容进行具体评估与分析。第五到第六章为论文的第三部分,第五章为对唐崖土司城址和海龙囤遗址的活态保护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旨在探讨活态保护理论的普遍性。第六章为结论部分,包含对现有理论及实践的思考。
毋燕燕[10]（2015）在《《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文中研究表明《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是目前《礼记》研究领域中稍显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礼记》自汉代成书后,所收录的46篇中又有23篇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因为这些篇目出现单篇别行的时间早晚、数量多寡以及存世情况差异较大,本文便选取《礼记》中的《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五篇单篇别行较多的篇目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整理、校勘、考辨文本文献的同时,以期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下对《礼记》单篇别行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有深刻地认识。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主要对《礼记》单篇别行概念进行界定,对其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作以说明。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檀弓）单篇别行研究》,通过考察历代《檀弓》单篇别行着作的类型、存佚、着录情况、内容特色,发现《檀弓》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维系着儒家的伦理纲纪,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及保障国家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其在《礼记》成书后仍单篇别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从《檀弓》单篇别行文本的类型中我们看到了《檀弓》如何从儒家经典文本向文学文本、文章学范本转化的轨迹。第二章《（王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王制》单篇别行现象的考察,发现《王制》单篇别行多出现在清代,且与清代的政策改革密切相关,为清代政治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第三章《(月令>单篇别行研究》,通过梳理和考察历代《月令》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广泛流传的原因,发现《月令》所载的四时模式构成了华夏思想文化的根基,其时间观念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人类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并集中体现了儒家对“时”的思考。第四章《<深衣>单篇别行研究》,主要是对历代《深衣》单篇别行现象及其出现原因与价值的研究,发现深衣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服饰含义之内,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尚礼重德的文化符号,成为儒者德行的象征。第五章《<投壶>单篇别行研究》,通过对《投壶》单篇别行现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礼仪的重视,即使是休闲的游艺活动也格外强调礼法的尊卑有序。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则在前五章的研究基础上,整体论述《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突出《礼记》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附录“《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与“近四十年以来《礼记》研究现状”,分别梳理了《礼记》其他篇目的单篇别行情况以及近四十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礼记》研究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成果,虽为附录,却是本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综述 |
| 二、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王国维对小说文体的演变考察 |
| 第一节 对通俗小说的源流梳理 |
| 第二节 对章回小说的起源推论 |
| 第三节 对因袭写作的梳理判断 |
| 第二章 王国维的小说文体创作理论 |
| 第一节 小说创作主体素养论 |
| 第二节 小说创作的叙事性与抒情性倾向 |
| 第三节 小说创作以“描写人格”为主 |
| 第四节 小说创作的悲喜剧类型论 |
| 第三章 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的生成语境 |
| 第一节 家学传承的影响 |
| 第二节 传统文论的积淀 |
| 第三节 西方文论的融合 |
| 第四章 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的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体”的认可与推崇 |
| 第二节 “史”的追求与创新 |
| 第三节 “美”的继承与融合 |
| 第四节 对后世小说文论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口述历史档案研究现状 |
| 1.3.2 知识发现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口述历史档案 |
| 2.1.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 |
| 2.2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理论 |
| 2.2.1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含义 |
| 2.2.2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意义 |
| 2.2.3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原则 |
| 2.3 本体理论 |
| 2.3.1 本体概念 |
| 2.3.2 本体分类 |
| 2.3.3 本体构建流程 |
| 2.3.4 本体在档案领域的应用 |
| 2.4 知识发现理论 |
| 2.4.1 知识发现定义 |
| 2.4.2 知识发现过程 |
| 2.4.3 知识发现方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逻辑框架 |
| 3.1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需求分析 |
| 3.1.1 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要求 |
| 3.1.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需求 |
| 3.2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与体系架构 |
| 3.2.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目标 |
| 3.2.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流程及体系结构 |
| 3.3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 |
| 3.3.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构成要素 |
| 3.3.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功能要素解析 |
| 3.3.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要素及功能关系 |
| 3.3.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构建 |
| 3.4 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框架主要模块作用解构 |
| 3.4.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的描述与揭示作用 |
| 3.4.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关联的存储与链接作用 |
| 3.4.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的多维挖掘作用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构建 |
| 4.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组织原则 |
| 4.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标准选择 |
| 4.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抽取 |
| 4.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模型设计 |
| 4.4.1 术语词表构建 |
| 4.4.2 确认类的等级体系,定义类和属性 |
| 4.4.3 充实、修正本体 |
| 4.4.4 本体模型转换 |
| 4.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本体实例化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构建 |
| 5.1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框架设计 |
| 5.2 模式层组织 |
| 5.2.1 本体解析 |
| 5.2.2 本体与图数据库规则映射 |
| 5.2.3 关系界定 |
| 5.3 数据层组织 |
| 5.3.1 信息抽取 |
| 5.3.2 知识融合 |
| 5.4 知识图谱存储与绘制 |
| 5.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实例化 |
| 5.5.1 数据准备 |
| 5.5.2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模式层组织 |
| 5.5.3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数据层组织 |
| 5.5.4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存储与绘制 |
| 5.5.5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图谱可视化 |
| 5.6 本章小节 |
| 第6章 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多维知识发现 |
| 6.1 基于项目概况的知识发现 |
| 6.1.1 整体—局部分布 |
| 6.1.2 项目—时间分布 |
| 6.1.3 项目—地点分布 |
| 6.2 基于事件主题关系的知识发现 |
| 6.2.1 事件—项目关系的知识发现 |
| 6.2.2 事件—时间关系的知识发现 |
| 6.2.3 事件—地点关系的知识发现 |
| 6.3 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 |
| 6.3.1 基于口述项目本身的社会关系 |
| 6.3.2 基于口述项目内容的社会关系 |
| 6.4 基于时空网络关系的知识发现 |
| 6.4.1 基于社会关系的人物空间分布分析 |
| 6.4.2 基于任职经历的人物时空迁移轨迹分析 |
| 6.5 本章小节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6）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 |
| 一、《古恒目录》着录内容及分类 |
| 二、《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
| 三、《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来源 |
| 中编: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部分) |
| 凡例 |
| 经部 |
| 史部 |
| 子部 |
| 集部 |
| 下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研究 |
| 1 刘凝批注《说文长笺》及流传考 |
| 2 刘凝批注内容 |
| 3 刘凝批注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8）伊斯兰沙里亚大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选题背景 |
| 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的框架和方法 |
| 五、研究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沙里亚大法的起源与主要发展过程 |
| 一、沙里亚大法的基础——《古兰经》 |
| 二、正统哈里发时代的法律实践 |
| 三、倭马亚王朝的法律实践 |
| 四、沙里亚大法学派的兴起 |
| 五、近现代沙里亚大法的演变及复苏 |
| 六、“穆菲题”对沙里亚大法发展的作用 |
| 第二章 沙里亚大法与“菲格海”教法学的比较 |
| 一、沙里亚大法、“菲格海”教法学的定义 |
| (一) 沙里亚大法的定义(宗教大法) |
| (二) “菲格海”教法学的定义 |
| 二、沙里亚大法、“菲格海”教法学的主要内容 |
| (一) 沙里亚大法的主要内容 |
| (二) “菲格海”教法学的主要内容 |
| 三、稳定的沙里亚大法与弹性的“菲格海”教法学的关系 |
| 四、“菲格海”教法学与沙里亚大法的的根本区别 |
| 五、沙里亚与菲格海之间区分的意义和作用 |
| 第三章 伊斯兰沙里亚刑法—残酷还是宽容 |
| 一、沙里亚刑法的内涵及对其进一步解析 |
| (一) 沙里亚刑法的概念及其历史背景 |
| (二) 沙里亚刑法的主要分类 |
| (三) 沙里亚刑法的目标和特征 |
| (四) 无酷刑的沙里亚刑法 |
| (五) 沙里亚刑法以宽宥体现道德——价值观 |
| 小结 |
| 二、揭示沙里亚法中的预防犯罪 |
| (一) 消除犯罪原因与宗教神圣性对犯罪预防的作用 |
| (二) 沙里亚法预防犯罪的观察类型 |
| (三) 沙里亚刑法的犯罪预防圈 |
| (四) 攻修、道德和教育对犯罪预防的重要性 |
| (五) 沙里亚“中正”原则与犯罪预防的关系 |
| (六) 当代徒刑与犯罪预防的冲突 |
| 小结 |
| 第四章 阿布杜对解决沙里亚大法现实问题的改革作用 |
| 一、阿布杜的生平与法律活动 |
| 二、阿布杜的主要思想 |
| 三、阿布杜对妇女法律权利的改革实验 |
| 四、阿布杜对解决司法现实问题的改革作用 |
| 第五章 阿布杜的法律创制及其与现代主义关系 |
| 一、阿富汗尼对阿布杜的重要影响 |
| 二、伊斯兰教法的“创制”概念 |
| 三、法律创制与其实践之间的阿布杜 |
| 四、阿布杜进行法律创制的例子 |
| 五、法律创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
| 第六章 沙里亚大法在中国的传播 |
| 一、沙里亚大法在唐朝时期的传播情况 |
| 二、沙里亚大法在宋朝时期的传播情况 |
| 三、沙里亚大法在元朝时期的传播情况 |
| 四、沙里亚大法在明朝时期的传播情况 |
| 五、沙里亚大法在清朝时期的传播情况 |
| 六、沙里亚大法在民国之后的传播情况 |
| 第七章 在中国的沙里亚习惯法 |
| 一、沙里亚习惯法在中国的产生 |
| 二、沙里亚习惯法在中国的内容 |
| 三、沙里亚习惯法在中国的特点 |
| 四、沙里亚习惯法在中国的功能 |
| 五、沙里亚习惯法同中国国家法的功能调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及科研情况 |
| 一、科研成果 |
| 二、参加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情况 |
| 三、作学术报告情况 |
| 致谢 |
（9）土司遗址的活态保护 ——以老司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述与学术综述 |
| （一）静态、动态到活态的保护理念衍变 |
| （二）土司、土司制度与土家族文化的延展 |
| （三）土司遗址的“活态保护” |
| （四）老司城遗址的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 |
| 第一节 老司城遗址文物保护工程的指导原则 |
| （一）遗址价值与申遗标准的契合 |
| （二）文保工作与申遗原则贯彻 |
| （三）考古、文保与展示工程的协同 |
| （四）遗产地精神 |
| （五）原材料与原工艺的回归 |
| （六）可持续发展原则 |
| 第二节 协调地区经济合理利用 |
| （一）居民满意度及地区经济协调 |
| （二）防止过度旅游开发 |
|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 |
| 第一节 老司城地区梯玛信仰现状 |
| 第二节 摆手舞 |
| （一）湘西地区摆手舞传承情况 |
| （二）老司城地区摆手舞现状 |
| 第三节 老司城地区茅古斯传承现状 |
| 第四节 老司城地区年俗及现状 |
| 第五节 老司城地区哭嫁习俗 |
| 第六节 老司城遗址非物质文化遗存“活态化”试论 |
| （一）内容的关联性 |
| （二）操作的可行性 |
| （三）文化的独特性 |
| 第四章 考古工作的活态化 |
| 第一节 考古工作在“活态保护”前期的基础作用 |
| 第二节 考古工作活态化在活态保护体系中期的关键作用 |
| 第三节 考古工作在活态保护后期的强化作用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明确考古工作在各阶段的定位 |
| （二）提升文保展示意识 |
| 第五章 唐崖与海龙囤遗址的活态保护 |
| 第一节 唐崖土司城址及海龙囤遗址概述 |
| （一）唐崖土司城概述 |
| （二）海龙囤概述 |
| 第二节 土司遗址活态保护试论 |
| （一）唐崖土司城址活态保护试论 |
| （二）海龙囤活态保护试论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分清主次 |
| 第二节 加强管理 |
| 第三节 学科综合 |
| 第四节 深化研究 |
| 第五节 合理利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单篇别行——《礼记》研究的另一维度 |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界定与研究现状 |
| 二、《礼记》单篇别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植弓》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檀弓》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鉴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鉴赏兼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檀弓》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檀弓》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制》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王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阐释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王制》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王制》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月令》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 四、“月令体”着作概述 |
| 第二节 《月令》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以《月令》物候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 四、“月令体”着作举要 |
| 第三节 《月令》单篇别行原因与价值 |
| 一、《月令》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月令》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四章 《深衣》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概述 |
| 第二节 《深衣》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释经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三、以“深衣”为吟咏对象文学作品举要 |
| 第三节 《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及价值 |
| 一、《深衣》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深衣》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第五章 《投壶》单篇别行研究 |
| 第一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一、研究性单篇别行着作概述 |
| 二、以“投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概述 |
| 第二节 《投壶》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一、考证性单篇别行着作举要 |
| 二、以“投壶”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举要 |
| 第三节 《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投壶》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投壶》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小结 |
| 结语：《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与价值 |
| 一、《礼记》单篇别行的原因 |
| 二、《礼记》单篇别行的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礼记》其他诸篇单篇别行着作一览表 |
| 附录二：近四十年《礼记》研究现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李德全与中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1931-1945）[D]. 周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研究[D]. 杨文英. 扬州大学, 2021(09)
- [3]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4]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研究[D]. 王阮. 吉林大学, 2021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6]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7]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伊斯兰沙里亚大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D]. MOHAMED ELSAYED IBRAHIM ABDOU. 海南大学, 2017(05)
- [9]土司遗址的活态保护 ——以老司城为例[D]. 王献水.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10]《礼记》单篇别行研究 ——以《檀弓》《王制》《月令》《深衣》《投壶》为中心考察[D]. 毋燕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