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洛克和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洛克和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发展为普遍的全球性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现代性导致了价值理性的丧失、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缺乏以及生活意义的消解等一系列内在矛盾和困境;从社会层面来看,现代性带来了贫富分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深层危机。整个世界都深受普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带来“现代性之隐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省与批判,蕴含着马克思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深层解剖、批判性思考的理论结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为回应、反思和批判现代性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打破了人们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依赖。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把目光聚焦在个体解放和个体独立之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是以抽象的“个人主体性”为基本取向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两极对立,从而使现代人遭遇了根本性困境。本文就是要在现代性视域下,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现代性奠基、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意义进行总体性考察,最大限度释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批判力和解释力,从而探索克服现代性问题的现实道路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纵深推进马克思共同思想的研究将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因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从现代性的视角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将为促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结合点和实践生长点。全文除去引言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厘清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脉络。从思想史来看,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卢梭“契约共同体”、黑格尔“伦理共同体”、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和赫斯“自由共同体”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马克思。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了传统共同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些因素促使马克思提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共同体”思想。第二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奠基进行分析,为后文论述如何克服现代性困境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明晰马克思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将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以及现实的切入点。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以及虚假共同体与真实共同体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来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视域下共同体思想的深化与人的自我理解方式的深刻变革。第三章深入探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凸显出的现代性批判内容。现代性发展为人类通向文明之路创造一切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危机。马克思通过诊断现代性病症,集中对现代性的三种形式——异化劳动、市民社会及资本逻辑展开批判,指出现代性批判的本质是资本逻辑的批判,并说明这是面向“当代的普遍问题”。只有破除货币和资本等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超越“个体”和“共同体”的抽象对立,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现代性的困境与难题才能得以真正破解。第四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进行多角度挖掘和阐发。一方面,围绕“个体和共同体的分裂”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与当代哲学的理论论争,其共同体思想优于共同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流派对该问题的理解,并为现代社会重新奠定了价值规范基础,彰显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和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精髓要义,为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凸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具有的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意义维度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仅在理论内涵上得以充盈,同时其蕴含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又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充分彰显出来,由此,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在现时代背景下获得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化。

阳火亮^[2]（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周舟^[3]（2021）在《西方新闻自由观的批判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新冠肺炎是人类在过去100年中经历的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流行病,对整个世界来说,这是一次严峻的危机,也是一次艰难的考验。疫情当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应当向公众传达准确信息。然而,一直提倡新闻自由、公平与正义的美国主流媒体,却忙着与部分政客内外呼应,造谣指责、“污名化”、“甩锅”中国。西方国家媒体不负责任的表现使人们对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理论的实在性产生质疑。在西方国家,新闻自由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文艺复兴时期,新闻自由仅指言论自由,而后17世纪中,新闻自由主要是指出版自由。在西欧国家的报纸和杂志问世之后,新闻自由也指报刊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新闻自由强调在历史基础上交换信息的自由。实际上,新闻自由的内涵不断扩张变化,反映了新闻自由思想的不断发展,也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闻自由发展轨迹,探究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变迁,分析西方新闻自由观生成的推动因素与历史逻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让人们的目光从天国转向自身,封建教权、王权逐渐没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随着社会对信息传播需求扩大,出版自由思想应运而生。当资产阶级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就将出版自由的权利从封建王权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随后,自由报刊击败政党报刊成为社会主流。工业革命时期,争取新闻自由运动不断发展,新闻自由甚至被提升为与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发展阶段后,理想主义下独立于三权之外的自由新闻,对内成为资产阶级排除异己的“武器”,对外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抨击和抹黑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斗争工具。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新闻作为“重要工具”贯穿始终。从历史语境上来讲,资产阶级自由新闻经历了由争取自由、民主的“时代先锋”到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阶级“统治工具”转变,即新闻自由从争取民主的先进思想转变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维稳与扩张“工具”。在封建统治时期,争取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谋取社会化生产的重要手段,目的在于谋求、确立、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地位。在推翻封建统治之后,资本主义开始展露其爪牙,以新闻自由为“伪装”,利用媒介的力量进一步谋求侵略与扩张,私有制下的西方新闻自由沦为资产阶级大行其道的有力“武器”。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角出发,以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历史发展为行文脉络,侧重于各经济范式间的逻辑关系辨析。依托于资本主义社会大环境下,在历史中寻找其思想根源与哲学起点。揭示了西方新自由观的本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建立在“天赋人权”、“理性”、“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上的西方资产阶级巩固自身统治的斗争工具。新闻自由的迷惑性在于其代表与宣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包括:人权、自由、民主。其矛盾主要体现在私有制下“商赋人权”、新闻沦为西方政治制度的附庸、以及追求抽象的绝对自由与现实背离的表征。因此,揭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并对其加以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前国内外混乱的舆论环境,并提高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入侵的警惕性。

徐古祥^[4]（2021）在《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 ——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严复是倡导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切中时弊,恢弘而敏锐。同时,他很早就有会通思想,认为文法有“大同者”和“专国者”,应该“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严复曾以格义法会通古代经典与现代逻辑学,并指出《易》是本隐而之显,《春秋》是推见至隐,试图超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会通与创新、当与不当、救时与救世阐述教育之道。他还丰富和拓深了有关中西哲学会通和创新的内容,比如科学教育理念,民德、民智、民力协调发展理念,中外会通教育理念,意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性诉求,而教育的现代化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并身体力行地推进从理念到效果等全方位的教育现代化。本研究先从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界定入手,认为严复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并引以为教,以图增强民力、开发民智,更新民德。严复基于救亡图存的背景,以民力、民智、民德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阐发了独特的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方法论,开辟了中西哲学会通与创新的先河,奠定了现代教育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然后,以“知”与“言”、“经”与“法”、“变”与“常”这几对范畴分析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及演变过程,创新性地形成了严复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早期的“多生于一”,中期的“多胜于一”,晚期的“多定于一”,并以会通与创新取舍中西哲学,以当与不当构建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体系。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既以有所会通的方式探讨西方哲学,尤其是其中的进化论、经验论、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并进行借鉴和运用,又以“回照故林”的方式探究中国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儒家、道家和法家,同时还以启蒙与进化为标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遵天而演、即物穷理、循名责实、超越絜矩、正谊谋功的教育哲学思想,并产生了己轻群重、学益损道、开塞治群的教育哲学理念。本研究还以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为视角比较了严复与王国维、孙中山、蔡元培等代表人物的教育哲学思想,审视了他们对中国教育哲学思想转型的影响,进一步阐述了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特色,分析困难,总结价值,并反思其中的限度。严复用心至真,思虑深远,其对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一方面注重修整改良与敬谨使用,另一方面兼顾返本与开新,为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陈祎^[5]（2020）在《从个性自由到实践自由 ——马克思自由观对密尔自由观的超越》文中研究表明自由关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并与每个时代的脉搏相连,是一个万古常新的命题。自由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对自由问题的回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随着近代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个人主体意识的不断进步,个体的自由更加为人们所重视。由此,以标榜个体自由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就成为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冲击并影响着我国主流价值观,使得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与社会现存客观条件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为了有效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在优秀的思想成果中汲取合理成分,阐释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理念,为我国社会各项体制机制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密尔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式的重要人物,其独具特色的社会自由观将对个人自由的研究转向社会领域,其中关于个性自由的论述对后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马克思自由观与密尔自由观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发掘两种自由观的内在共通性以及密尔自由观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到:马克思自由观不仅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更从现实的实践维度认识到人类自由的实现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过程,并对自由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了充分论证,对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状态进行了科学构想。进一步认识与深化马克思自由观,对于当前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优越性,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用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解答当下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董键铭^[6]（2020）在《资本权力批判 ——资本之为权力的哲学研究》文中指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批判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意识形态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这两条主要研究思路,这两条研究思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都各有优长,但同时它们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某些理论困难。资本权力批判作为切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两条思路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从而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本文的核心工作是从权力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权力的表现形式、实质内容、历史生成及权力机制进行总体性批判,从而扩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并进而探索超越资本权力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一方面认为现代社会中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权,因而只有人与政府之间存在权力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权力问题,另一方面也认为市场原则作为平等的交换原则,必然催生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因而自由主义坚信私人领域、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会存在支配性的权力关系,这也就事实上的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资本权力掩盖了起来。通过批判性的分析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文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依然广泛地存在着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只有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出发才能揭示资本权力的秘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将研究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而揭示了市场交换原则的平等主义假象掩盖下的,内在于生产领域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政治解放的虚假性,从而私人领域、经济生活中依然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支配性权力关系,即资本权力。首先,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一定量的货币,它继承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购买力,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购买力也是存在的,因而购买力构成了资本权力的史前形式。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资本能够购买到工人的活劳动以后,它就获得了在生产领域中支配工人进行劳动的劳动支配权,这构成了资本权力的核心形式。第三,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逐渐深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之中,劳动形式也愈发多样化,这使得资本权力获得了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会化形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资本权力也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逐渐建立起来的,从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虚幻的共同体,再到帝国主义,这标志了资本权力从诞生到一步步走向成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权力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神权等权力形式的,但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逐渐频繁,货币成为了物质财富的一般性代表并获得独立性地位,这催生了人们的致富欲望。在致富欲望的推动下,以政治权力及暴力手段的运用为基础的原始积累过程得以展开,原始积累一方面剥夺了旧的封建贵族、教会的财富,从而导致了政治权力、神权的衰落,另一方面剥夺了农奴、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从而创造了大量自由工人,这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兴起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建立的过程中,资本权力与资本积累互相促进,同步发展。资本权力推动了资本积累进程,而资本积累也有助于资本权力的扩展与强化。随着资本权力的逐渐强化,劳动由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发展为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这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权力的增强。资本积累与资本权力的共同发展在国内必然催生虚幻的共同体,而在国外领域则必然催生帝国主义。虚幻的共同体处于与资本权力的共谋关系中,二者相互促进,资本权力在虚幻的共同体中成为最高权力;帝国主义首先表现为以在国际领域运用政治权力的古典帝国主义,而在当今时代,新帝国主义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试图依靠资本权力本身进行全球性积累,新帝国主义的形成意味着资本权力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资本权力的权力机制是生命政治性的,福柯通过探索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治理术发现了现代权力的生命政治性机制,其中主要包括惩戒肉体的权力技术与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实际上,这同时也揭示了资本权力的权力机制。在惩戒肉体的序列上,资本家在工场手工业中通过深化劳动分工实现了对工人的初步规训,随着机器体系的运用,现代工厂制度得以建立,不仅资本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工作纪律、更为细致的劳动分工来进一步规训工人,机器本身也能够发挥规训工人的作用。最终,现代企业完全成为了全景敞视主义监狱,将资本家对工人的规训推向顶峰。在调节生命的序列上,资本家只愿支付工人的生产消费,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能满足其生理需要和对必需品的需要,而不能满足工人的社会需要,因而工资形式使工人丧失了全面发展的维度,被降格为赤裸生命。机器的广泛运用使得工人的生命只能依附于机器,而在现代社会的加速化与数字化倾向中,资本与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对工人生命的全面控制。与此同时,资本权力创造了与现役劳动军相对立的产业后备军,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转嫁于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的矛盾,并通过二者的竞争进一步瓦解工人的反抗力量,实现对现役劳动军及产业后备军人口的全面控制。资本家运用资本权力实现了对全部工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要想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超越资本权力。对超越资本权力的探索不仅应该诉诸于从根本性的层面上彻底超越资本主义,同时也要在具有现实可行性、可操作性的层面上进行。诸众革命理论探索了重拾革命的可能性,但单纯依赖主体的内在性力量是不够的;对经济民主理论的研究提示我们,在根本性革命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助制度法律体系的力量来首先限制、克服、战胜资本权力。因此,以制度法律体系变革为起点,首先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层面上实现马克思所探讨过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等制度,进而通过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超越,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探索出一条根本性层面与可行性、可操作性层面相结合的超越资本权力的可能性道路。

师铭辰^[7]（2020）在《洛克与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思想比较与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近代社会中强调的社会契约理论是能够较为全面阐述国家形成的经过、原因以及国家公共事务处理依据等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问题,对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中,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一直沿用至今。霍布斯以及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具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但由于学者不同的切入点、哲学视角以及主要内容等相关方面存在较大偏差,导致不同社会契约论下形成不同的政府组织,他们所主张的契约精神对现代政府治理和变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本文以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作为切入点,对二者基本自然论以及基本社会契约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并对他们社会契约论观点存在的异同进行了条分缕析,旨在找出产生差异的根源。本文认为,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对现代政府治理和变革的启示是:通过保障执政为民的逻辑基础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式,不断增强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促进政府治理的法治化、强化政府权力制约与变革,以及明确政府权力以及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等。

杜海涛^[8]（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姜素萍^[9]（2019）在《马克思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就正义问题“回到马克思”,挖掘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历程,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照当代西方正义理论,以期得到社会主义新时代正义建设的相关启示。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人类的共同政治价值,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现代性的危机促使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恢复了人们对政治哲学的关注,他以“作为公平的正义”使政治哲学研究恢复了活力,其正义理论回应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有效地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做了解释和辩护。一石激起千层浪,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正义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当代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共和主义和第三势力等纷纷加入争论的行列。以罗尔斯、诺奇克为首的自由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对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了挑战,比如,面对资源的有限性,我们能否对生产力发展的“两个必然”保持乐观?在当下的现实世界,马克思“超越性”的正义理论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应得的正义与平等的正义之间,如何以建设性的方式看待马克思的分配原则?对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与正义”,探讨了马克思如何看待道德和正义的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新领域。但是,在这些思考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意冷落了历史唯物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历史主义或阶级主义,他们普遍强调规范微观的分析论证,在诉诸于“道德工程”建设的道路上又走得太远。针对正义问题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境遇,我们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期望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正义理论的研究方法找到可能性的回答。同样面对“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我们需要厘清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审慎辨别马克思对正义的态度,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对立又协作的今天,得到马克思理论给予的现实启迪。论文的基本思路就是基于这一理论困惑和现实关怀,研读和深挖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以马克思的基本方法、阶级立场和核心观点为基本要点,初步呈现出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轨迹、理论实质与当代要义。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简要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上的正义观。探寻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根基,对始于苏格拉底的古典正义,到由霍布斯开启的现代正义进行了追溯,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对人类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是正义思想史上新的里程碑。第二、三章着重研究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把握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实质。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在与其他思想家和现实的碰撞中逐渐发展的,其正义观的形成经过了萌芽、形成、成熟的三个阶段,大致经历了革命民主主义正义观,到人本主义正义观,再到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历史演变,这一过程呈现出了马克思正义观的“变”与“不变”:改变的仅仅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观点,不变的是分析方法、阶级立场和价值旨向。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实质是实现人的解放: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劳动者的权益、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他的正义观是以实现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具有实践性、历史性、阶级性三个基本特征。第四、五章是当代西方诸正义理论研究和以马克思的视角来审视其正义理论部分。在“全球正义”时代,对何谓正义、如何实现正义的讨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只有深入了解当代西方的正义观,在马克思的视角下对其进行批判和吸收,才能形成更具说服力、更完善、实践性更强的正义理论。这部分通过剖析西方正义理论的问题和局限,展现出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表明马克思正义思想在当代正义理论中的“在场性”。用马克思正义思想观照资本主义实践可以发现,西方理论不可能站在非西方立场上研究问题,也不足以解释我们国家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第六章是马克思正义观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价值。社会主义的正义价值理念需要依据马克思正义观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正义不是依靠抽象的理论批判就可以实现,而是要在处理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开展,正义嬗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牢牢抓住在物质领域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前提,人的自由平等才能得以实现。而在当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处理好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关注分配正义也就成为马克正义观的应有之义。概而言之,无论马克思曾经怎样嘲讽、奚落和斥责过那些泛泛而谈的“正义”,他实质上持有一种批判式的正义观,也有一个大致完备的正义论证过程。一方面,正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本身就自带神秘感和模糊性,它具有积极担当的正面价值,但并不能作为承载社会之重的“首要德性”;另一方面,马克思重视最多的是物质生产,对自由、平等、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考虑贯穿始终,他并没有明确专注地为正义下过结论,但是,这种貌似“轻视”甚至“不耐烦”,以其他价值名义进行批判的字里行间恰恰是对正义的阐释,其随处可见于文本中的关切和表述已经构成了他的正义观。马克思不是拒斥正义、不要正义,而是不要“一般的正义”,他伟大无私的品格、他倾其一生为人类事业奋斗的牺牲精神、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对正义最好的解读,还有谁能比马克思对正义的诠释更有力量?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看不到确之凿凿、雄辩滔滔的正义言辞,因为,他已经将对正义的探索和追寻纳入到了波澜壮阔的人类真实的社会运动之中。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结合的。将马克思的理论当做绝对真理并机械地、教条地运用到社会现实,不仅不是对马克思的追随,反而是背离了马克思的精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取得成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密不可分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必须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因素,更好地指导当代社会建设。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分享广度、受益的程度仍大为不同,由此导致人们的不公平感也在增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有吸引力的规范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实”。①我们期望通过马克思的正义视角,观照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变化,审视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价值之维,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正义概念,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建设的价值取向。

傅乾^[10]（2017）在《英国法语境中的因袭权利与自然权利》文中指出“因袭权利”与“自然权利”是英国近代两种重要的权利观念。大略言之,前者是历史演化的权利,后者是理性演绎的权利。后者以“天赋人权”之名为中国人所熟知,前者在中国则少人问津。但它们在英国都是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塑造了英国近代的权利保护路径乃至宪制发展模式。然而,这两种权利观念存在极大张力,在英国近代至少爆发了三次论战。在这些论战中,两派的核心观点和利弊得失展露无遗。梳理这段论战史,本身就有着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可将因袭权利这条较受忽视的思想传统呈现出来。与此同时,也有着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意义,借此可以思考权利的渊源与政体构建等基本问题。就后者而言,这些论战最引人深思之处在于:如何看待两种相互冲突的权利观?是支持因袭权利观,还是支持自然权利观?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英国历史上这三场论战说明,英国人也为此相持不下,不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偏执一端,互相攻讦,大多没有在两者之间持平而论。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同时考察双方观点,更容易得出一个较为持平的观点。而跳出思想史的单一领域,结合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来分析,更容易发现两者其实各有利弊,故而应当保持一种平衡。而面对如何保持平衡这一问题,不宜仅从思辨出发,而应首先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因此,本文第一部分便考察英国历史上两种权利观的“不平衡”状况。在梳理完“因袭权利”与“自然权利”的概念源流之后,主体内容是逐一考察英国17、18世纪的三场论战,分别是库克与霍布斯、萨默斯与洛克、柏克与潘恩的论战。从历史地位看,这三场论战大体可称作“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后世立宗派”。第二部分阐释为什么“应平衡”。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分析两种权利观的利弊,二是分析两种权利观失衡的后果。前者是从学理上对三场论战加以总结,认为因袭权利之利在于切中要害、切实可行、沟通民情、中庸持平,弊端在于权利界限不定、理据不清、改革动力不足;自然权利之利在于关注个体权利保障、改革动力较足、理论底线明确,弊端在于迷失重点、空泛无根、引人争讼、激进误国。后者结合历史事件分析失衡的政治后果和司法后果:首先借助英国法在18世纪的僵化问题,分析英国重因袭权利轻自然权利的后果;其次借助法国大革命,分析法国重自然权利轻因袭权利的后果。第三部分总结“如何平衡”。也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考察罗马法和英国法的平衡之史,一是总结英国法的平衡之道。前者主要叙述罗马法平衡市民法与自然法的历史,以及英国法平衡普通法与自然法、自然权利的历史。后者是从英国法的平衡之史中总结经验。这些由经验中总结的平衡之道至少可归结为四个层面:平衡普遍与特殊、权利救济与权利宣示、外部秩序与自发秩序、原则与妥协。这些源于英国经验的平衡之道有其特殊性,亦有普遍意义。特殊性决定其不可照搬,普遍性决定其可以借鉴。

二、洛克和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洛克和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新闻自由观的批判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 ——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从个性自由到实践自由 ——马克思自由观对密尔自由观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6）资本权力批判 ——资本之为权力的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洛克与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思想比较与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英国法语境中的因袭权利与自然权利（论文提纲范文）

四、洛克和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
• [3]西方新闻自由观的批判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角[D]. 周舟.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4]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 ——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研究[D]. 徐古祥.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从个性自由到实践自由 ——马克思自由观对密尔自由观的超越[D]. 陈祎. 苏州大学, 2020(03)
• [6]资本权力批判 ——资本之为权力的哲学研究[D]. 董键铭. 吉林大学, 2020(08)
• [7]洛克与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思想比较与启示研究[D]. 师铭辰. 西北大学, 2020(07)
• [8]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
• [9]马克思正义观研究[D]. 姜素萍. 云南大学, 2019(09)
• [10]英国法语境中的因袭权利与自然权利[D]. 傅乾. 山东大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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