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肯家族全面改版首推2003款林肯城市（论文文献综述）
杨洁[1]（2021）在《现代都市“闲逛者”的东方构型 ——刘以鬯写作风格研究》文中提出刘以鬯于1918年生于上海,1948年离沪到港,2018年逝世。他带着内地的生命经验扎根香港近70年,始终在香港文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香港这座都市着书立言,甚至被誉为香港文学的化身。在他身上上海与香港的现代主义写作以及相伴的现代都市情感于1949年紧紧勾连。随着和平的归来与英国殖民政府政策的变更,使香港迅速成长并成为可以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相匹敌的现代化大都市,人口的迅猛增加与街景的快速流动为刘以鬯带来了更加成熟的现代性都市体验,刘以鬯得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与十九世纪巴黎拱廊街的波德莱尔一样去迎面都市的“转瞬即逝”,从而呈现出本雅明理论中现代都市“闲逛者”的东方构型。所谓构型（formation,或译为构形）,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界定,指的是“那些体现在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的富有成效的运动和趋势”[1],“运动和趋势”正体现了构型的构成性特征,即构型是在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完成了的结构形态。作为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或者科学的有意识的运动与趋势,它们往往因其有形产品或生产过程被识别。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风格”可以看作是构型的的体现或结果。本文认为刘以鬯的写作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代都市“闲逛者”的东方构型。法国理论家布封说“风格即人”;罗兰·巴特认为风格是作家孤独的自我。论文以刘以鬯的写作风格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刘以鬯写作内外的研究,探讨其与本雅明“闲逛者”对现代救赎途径探索的一致性。本文将从刘以鬯写作风格的形成原因,塑造的典型人物,风格本身极其影响四部分进行分析。首先,现代化进程与都市发展是现代都市“闲逛者”形成的必要条件,而现代主义的流变与五四精神的继承是闲逛者能够在香港重回街头的基础。第一章主要阐释“闲逛者”本雅明的东方构型能够发生的成因。现代性与都市的互动关系,这是现代都市写作的发生条件,人群与街道是闲逛者的容身之地,这是都市孕育“闲逛者”的原因,也是现代情绪的来源。而中国现代性的流变建立在上海与香港两座城市的历史流变上,现代主义从上海的新感觉派到香港以刘以鬯为代表的都市写作的继承过程是这一流变的结果,现代都市写作双城记的实现过程中,刘以鬯所秉承的五四精神内涵,是促使这一过程发生的重要思想条件,为“闲逛者”注入了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理想与责任。以上作为刘以鬯写作风格形成的背景;第二章主要审视那些走到街道上的“闲逛者”们,揭示繁华都市面貌下都市人的精神问题,探讨城市生活的非人性与人类经验的消亡。刘以鬯将自我投身于他笔下的人物中,主要分析颓废的酒徒,迷失的林澄,物化的丁士甫以及孤独的淳于白四个人在街道上的遭遇,这些自我群像既是刘以鬯不断在街道上确认真正自我的线索,也是他不断地认识和接受香港街道,探寻繁华街道表象背后都市问题的过程。通过刘以鬯塑造的人物形象来展现了其“闲逛者”式的存在方式与审美要求;第三章主要分析刘以鬯在现代都市香港的写作策略。“闲逛者”在本文中作为“风格”具有丰富的内涵,本章主要结合本雅明的“废墟”、“灵韵”、“闲逛者”、“收藏”等几个角度分析刘以鬯的都市写作。首先围绕本雅明现代性废墟的观念分析刘以鬯的废墟都市描写,废墟是救赎可能性的基础,其次在灵韵与大众之间选择,这个本雅明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刘以鬯始终在谈论以及写作涉及的话题,然后都市写作中的闲逛者视角和震惊体验的记录,以及最后重建回忆与私人收藏在刘以鬯小说中的展现,以上都是本雅明对于现代救赎提出的重要途径;第四章主要写刘以鬯以外的香港与内地的都市闲逛遭遇。与刘以鬯一脉相承的香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都市小说,从也斯、西西到都市歌者遍地开花,刘以鬯小说与王家卫电影的互动关系,都能够从对刘以鬯闲逛者式的写作风格的影响上去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内地都市小说中出现的闲逛者形象以及他们的沉默,怀旧与温情是否能够对现代都市人“对症下药”值得继续思考。作为香港纯文学的重要人物,在几十年的文坛更新换代中,刘以鬯始终都在文坛发挥作用,并发现了也斯、西西等作家,成为几代香港作家的引路人,从而使香港都市写作成为气象。刘以鬯何以在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与个人的个性特征和审美倾向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闲逛者式的写作风格?这种写作风格如何在其写作内外呈现?在对于写作风格地研究中,探寻作家的人生体验与时代背景以及创作过程中无法把控或者避免从而贯穿始终的个性和品位,以此建立对刘以鬯更加深度的理解,并对于现代都市写作具有借鉴意义。
殷亚迪[2]（2017）在《从“理”到“理性”—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论争背后的转型思想》文中研究指明针对目前学界杜亚泉研究的支离零散状况,本文力图通过比较研究系统地将杜亚泉思想的整体面貌展现出来。一方面,杜亚泉接受来自儒家传统的通才教育,这种教育力图以“理”来贯通由“天地人文”构成的传统世界图像;而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中国迎来“千载一时”的大变局,西方文明的传入有力推动了理学传统的“天地人文”向现代性世界图像——由哲理、自然、社会人伦、语言文学四个维度构成——的转型。后者以“理性”为核心。这种转型可渐进,可激进;可为调和、接续的取向,可为革命、断裂的取向。全面且深入地卷入上述四维度的杜亚泉采调和取向,思想上则相应地体现为中西会通。而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胡适则采革命取向,思想上则相应地体现为中西体用不二和全盘西化。两种转型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遭遇,并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两场论战:一场是着名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在陈独秀与杜亚泉之间直接展开;另一场关乎胡适总结的“新思潮的意义”和他发动的文学革命,杜亚泉间接地批判了二者。本文由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引入,通过重新考察论战双方的核心问题铺展开两种取向的转型思想,并通过回答这个核心问题展开杜亚泉迄今未被系统说明的、从“理”到“理性”的转型思想。笔者试图论证,杜亚泉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核心——“理性”——来融会、改造中国的传统理学,并以“理性”将哲理、自然、社会人伦、语言文学重新贯通起来,形成了一套不同于总体革命的、系统的转型思想。
肖熹[3]（2017）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一九三九年至二〇〇一年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外文史料的梳理,对戛纳电影节在策展选片、评审组织、奖项设定、形式沿革、重要事件、经典作品、美学倾向和文化策略等方面展开历史性分析。论文根据二十世纪对欧洲以及法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事件,以及戛纳电影节自身发展的重要事实,把戛纳电影节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大量参展、参赛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现象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展开分析与评述。绪论部分先对电影节研究的趋势、方法进行了综述和概括,重点围绕针对戛纳电影节的史料研判、文献类型和研究倾向进行了综合,并通过“艺术界”、“艺术惯例”、“世界电影”等理论构想,把“艺术等级体制”作为研究戛纳电影节历史的核心方法,重点研究不同时期在作品、名人和美学方面的积极倾向与历史特征。第一章通过对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历史资料的爬梳,对戛纳电影节的充满对抗性和政治性的起源展开研究,对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戛纳电影节初创时期的展赛形式、选片规则、单元设定、举办时间、硬件建设、奖项设定等重要环节的调整与固定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戛纳电影节早期通过明星效应来引起媒体关注,但扶植《第三人》《花都艳舞》这些边缘类型片和标榜《朱丽小姐》《神秘的毕加索》等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文化策略让戛纳电影节完成成长中的蜕变,从初创的电影节向国际化的电影节过度。第二章主要研究一九五九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间,重点结合史料,分析戛纳电影节如何通过“新浪潮运动”、“五月风暴”等重大电影史事件,介入欧洲的社会运动,把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变成制造电影史的历史现场,成为见证电影史上重要的美学、电影运动和政治活动的特定时空。同时,戛纳在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创作不被承认时,抵制社会偏见和舆论偏见,支持他们的作品在电影节上加冕。第三章研究了从一九六九年“一种关注”单元的创立到一九八一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法国总统大选,戛纳电影节在选片、策展和评奖方面不断变化,逐渐运用新的竞赛单元和展映单元,把青年导演在性与政治方面具有挑衅性、争议性、探索性的作品呈现出来,在选片方面完成“去政治化”,由法国政府占主导的选片模式改为由电影节形成选片人制度,通过选片人和选片小组邀请优秀的导演和作品,同时也运用“争议政治”的策略进一步提高电影节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推出了《如果》《感官王国》等具有争议性的经典作品。戛纳在这个时期,通过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美国导演的支持,完成了对“新好莱坞”的历史建构。第四章从一九八二年雅克·朗格推行“文化例外”政策到一九九一年的冷战结束,结合个案作品研究了戛纳电影节如何在电影艺术的体系中巩固地位,强化电影作为艺术的地位及其纯粹性,强化电影创作的多元性,与美国商业电影展开对抗。因此除了在选片上更为开放,也强化电影作为表达工具的创作自由,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政治压迫和文化冷遇的导演提供文化流亡的栖居地,并通过《鸟人》《天堂电影院》等作品表达出观众在冷战后期对新鲜美学风格的呼唤。第五章的历史节点设定在一九九二年“冷战”结束到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间,戛纳电影节一方面把电影市场建成欧洲最大的电影贸易展会,一方面推行“去西方中心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敞开大门,以消除冷战时期的文化对抗心理。这个时期是华语电影通过戛纳电影节在国际电影界迅速崛起的十年,陈凯歌、侯孝贤、王家卫、杨德昌等一大批优秀的华语导演被介绍到西方,以及把阿巴斯等伊朗电影推介到欧洲,同时,戛纳在一九九〇年代开始扶植美国新一代独立电影导演,通过《性、谎言、录像带》《巴顿·芬克》《低俗小说》等影片把美国新独立电影运动推向高潮。通过对史实、作品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论文认为,戛纳电影节通过积极的、策略性的评审和展映活动,已成为世界电影界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环节,尤其在生产电影经典、缔造导演和明星、培植电影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然而世界电影史研究中,往往忽视了戛纳国际电影节在电影美学的发生、电影经典的缔造和电影人的流动交往等方面的贡献,戛纳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电影节,在于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不断摆脱起源时携带的政治对抗性和文化外交属性,逐渐实现办展选片的独立性,这激发了戛纳电影节积极主动选择商业合作和媒体合作的发展路线。其次,把新的电影美学和艺术风格推送到观众面前,是戛纳最为坚定的美学策略,尤其对于大众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充满争议的作品与风格,戛纳电影节始终推动这些作品与观众和国际电影界相遇。最后,戛纳电影节不断强化一种文化平等意识,发现和推送文化弱国、电影小国的作品,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影片,建构了一个世界电影彼此相遇、相互影响、彼此竞争的文化空间,强化了电影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陈依雯（Tang Yee Woon）[4]（2016）在《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文中认为本论文的研究以唐代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为主,主要从传播、接受这两个视角探讨唐代小说的发展,时限从唐朝至今,范围涵盖各时期的唐代小说出版情况及文学作品对唐代小说的改编。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唐代的文士多选择入幕,幕府是文士聚会、闲谈的重要场所,也是小说传播的主要背景。文士常在幕府的聚会中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而达到传播小说的目的。而长安是唐代首要都城,以长安为题材或在长安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少。除了背景与环境的因素,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还有好几种方式,其中包括借助诗歌的流传。唐代小说和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互相取材的例子很多,诗歌可谓是小说在唐代传播的主要载体。此外,还有一些与小说传播、接受相关的要素如:古文运动、文士投谒行卷,这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而言,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唐代的书肆、诗歌的传唱也是小说传播的渠道。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小说刊印的数量逐渐增多,出版刊行的小说文本逐渐代替了抄本。宋人也编纂了着名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和大量的小说选本,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人对唐代小说传播与接受的态度。宋元时期,不少文学创作都向唐代小说取材,无论话本、杂剧都大量融入了唐代小说的题材。宋人对唐代小说的接受是很广泛的,除了文学作品,他们编纂的正史,也多向唐代小说取材,这可视为他们对唐代小说的一种评价。但宋人对唐代小说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如洪迈他在批评唐代小说的同时,又对唐代小说赞誉有加,这种矛盾的心态是值得探讨和厘清的问题。明清时期,除了小说文本的刊印出版,类书、丛书和小说选本的大量编纂对唐代小说传播与接受的影响都很大。除此之外,这时期的小说、戏曲创作依旧向唐代小说取材,《剪灯新话》、《聊斋志异》、“三言二拍”都是这时期的小说名着,它们在题材上与唐代小说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戏曲方面的成果也很辉煌,着名的“临川四梦”、《长生殿》等都是改编自唐代小说的作品,可见唐代小说对明清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民国以后,唐代小说的出版和刊印仍不间断。这时期,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出现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小说研究。百余年来,唐代小说的研究涉及了校勘、考证、作家、作品、文艺理论等各种范畴,学人对唐代小说的研究孜孜不倦,一直努力的前进着。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小说的传播模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戏曲艺术、影视作品都成为了唐代小说在当下的传播途径,这也是有待学人进一步去了解和探讨的。唐代小说也传播到了海外,尤其是日本、韩国、越南形成的汉字文化圈。唐代小说与东亚三国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千余年来,它已深刻的影响了东亚三国不少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唐代小说还远播到欧美和俄罗斯,更出现了不少翻译的作品,在欧美各国如、英国、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等也引起了汉学家的关注,拥有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总而言之,唐代小说对唐代以后的文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吴晓东[5]（2016）在《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主要从传播学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媒介统一在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的过程。莫言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透过对他与媒介关系的系统考查,可以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梳理清楚,并且看到当前文学与作家在媒介中更为完整、现实的生存状态。本文尝试系统地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希望论文在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等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从传播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角度,对文学传播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媒介理论与文学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与当前诸多作家的对比,本文明确了以莫言作为中心探讨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原因与价值。首先,我们认为文学媒介并不单纯指向“物”的层面,还包括组织以及多种与文学传播相关的社会要素,并且文学活动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文学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都具有其特殊规律。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与不同媒介为主体的社会现实发生关联,而被媒介包围的社会现实对作家与文学本身也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家的成功与文学的突围依赖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调整与运用。与当代其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如余华、贾平凹等相比,莫言的成功除了他在创作上的特殊性外,还由于其在传播方面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突破。我们从媒介角度审视时会发现：莫言在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时充满技巧与智慧,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多媒介传播格局；媒介对莫言而言,无论在其成长、创作还是形象塑造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出现后,作家与媒介就构建起了复杂的关系类型,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作家与媒介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大量的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都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进入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接触到这些思想源流。因此在进行文学启蒙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之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这种理想就成为了自觉行为。作家们对大众传媒的兴起表现出极大兴趣,接触媒介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在大众传媒表达自己,也自然成为理所应当的文学行为。另一方面,以启民智、开风气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要求面向更广泛意义上的平民大众,因此与大众接触最为紧密的渠道——“大众传媒”就成为必然选择。其次,中国职业作家是在近代出现的,这些职业文人多以稿费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近代传媒业的发展催生出稿费制度,近代报纸、杂志的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按照需求理论,当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作家便可以在媒介中实现“自我”的确立。通过带有主动传播意识的广告、论战等形式与手段,作家可以确立自己的在文学与社会中的位置。现代作家还具有更加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使命感,这种理想与使命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深切介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于是作为文学媒介承载内容的主导者或直接作为媒介刊物编辑的“把关人”,是实现这种理想与责任的最佳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传播进入到一个相对整合的时期,传播制度的改变使媒介环境变得更加纯粹,政治宣传成为媒介的首要功能。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变成为简单、直接的从属关系。“文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更具时代特征的媒介形态,放大了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但该时期文学传播的“潜在”渠道,如手抄本、朗诵沙龙等使作家与媒介形成了另一种关系。“文革”结束后,短暂的“文学热”将作家与媒介再次平等化及精英化。但随着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型”关系开始变异,不断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上世纪80代中期起,走上文坛的莫言便开始参与并构成了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全过程,直至今日。本文在论述梳理过程中以时代与媒介类型为依据,突破了以往多从内容角度分析的局限,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做了综合性总结。莫言等当代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五四”时期的部分特点,这表明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却也暴露出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在适应新媒介环境方面由于过多墨守成规而出现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印刷媒介对莫言的影响。首先,当代文学存在的媒介土壤依然是以纸媒为主,文学报刊占据主阵地,图书出版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文学批评确立了莫言的作家身份,通过对莫言各个时期的整理可以看到评论声音里不同的莫言形象。从“怪才”作家,到叛逆作家,到时常刺激人们感观的“争议”作家,再到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学评论在参与莫言制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发现者与引导者,慢慢变成并行者与追随者。这种媒介方式代表文学所拥有的权威与特殊“场域”,作家也在由这种媒介构成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确立。其次,大众传媒参与到作家形象的构建之中,大众传媒根据自身与市场的要求,塑造出具有不同特点的作家类型。莫言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渐渐清晰,并被不断重塑着,形成了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从作为文学大师与文化符码的莫言,到作为公共话题的莫言；从作为娱乐焦点的莫言,再到获奖后作为有权威的明星与品牌的莫言。这些形象与文学期刊所塑造的莫言形象具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之处。文学事件、不同奖项、个人故事、书展活动等,都是进入大众媒介视野的话题。大众传媒制造出的“莫言”,因时因势之需而不断改变,对作家的关注大于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外围的关注大于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是个狂欢的领地,通过监测我们发现,集合了不同声音的网络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莫言。第三章主要从作家角度,分析了莫言的主动传播方式,以及在多媒体时代莫言进行积极互动的传播姿态。莫言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是演讲。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良好的互动,莫言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作家形象,很好的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作品。莫言还接受多种访谈,采访中所呈现的主体姿态是谦虚谨慎、宽厚温和,沿袭了他演讲的风格。但访谈的内容重心与塑造形象的方向却发生变化,更多侧重于表现他的真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在大众传播中有意识通过多种方式确立与坚持自己的形象。文学写作的乡土姿态、谦虚睿智的长者风范、勇于反思历史与批判现实的名士气节,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彰显出来。在各种媒体面前,莫言从不沉默,积极参与各种媒体互动。对专业的文学批评既不背离又不苟同,接受批判又特立独行。他对新媒介保持兴趣,通过开设微博、参与网络访谈与互动等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开放心态,但传统作家对新媒体的介入往往不能持久,回归纸质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第四章我们主要从文本角度出发,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传记进行了深入考查,尝试发现当前媒介对作家创作的辐射与衍生影响。莫言在文学上的成功离不开编辑与出版人的影响与帮助,他与这些文学“把关人”的关系,承袭了“五四”以来的文人传统,又颇具个人色彩。深入的媒介接触体验与记者从业经历对莫言的创作有较大影响。在作品中莫言对媒介的态度不尽相同,对大众传媒带有更多的批判色彩,而对于传统的口头传播等传播方式却保有相当浓厚的依恋之情。不仅如此,让莫言成为世界瞩目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作品《红高粱》莫言靠近与远离影视媒介,是当前文学与影视既对抗又依赖关系的生动写照。对莫言与媒介关系的细致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当前文学传播范畴内的共性与特殊性,也透视出当代作家在面对媒介时的复杂心态,而文学媒介与大众媒介对作家产生影响的指向是不同的,两者又都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五章对莫言与媒介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媒介环境的变化是莫言自身成长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作家的媒介接触行为与满足状态,甚至决定了作家的发展路径与创作风格指向。我们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总结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对作家具有外在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更具有知识精英与意见领袖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教育,从而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与方法。作家代表的是较为宏大的“文学场域”,与媒介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或者经济形态阶层都具有平等对话的能力与权力,甚至可以对媒介产生直接或间接性的干预,从而实现双方的动态平衡。作家的传播意识具有本能性,但在传播中却由于媒介的局限与自身非理性的原因,会受到多重阻碍与束缚。成功的作家都具备优秀的传播意识,莫言以其素朴及略带狡黠的传播意识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原则和体系。当代作家需要提升对媒介的理解,形成开放的多媒介传播意识。文学传播的过程,需要多种特殊媒介与手段的参与,教育是其中经常被忽略、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一个,文学因教育的工具性而受到制约,于是作家的集体性突围显得很有必要。在多媒体的世界里,影视虽然是极好的传播方式,却也在当前受到多种现实瓶颈的困扰,作家与影视像两只刺猬,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显得焦急而痛苦。不仅如此,时政生活类杂志以其独特的文学审美指向在当前受到诸多人的关注,而纯文学作家与文学在其中的缺失不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受到杂志主编等“把关人”的复杂心态影响。莫言成功的的启示还在于,莫言及其作品成功的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但如何在当前语境成功实现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全社会与整个文学体系的责任,而不单单只是局限在作家的个体行为里。本文通过对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规律与模式。由于作家作为特殊的行为主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媒介的发展又是千变万化,则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透过对两者关系的理性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传播的系统性要求。作家与文学整体在当前的突围与繁荣不能仅依靠某一种传播方式与媒介,更不能仅通过某一方面的文学活动而实现,而应是全部与文学相关的媒介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莫言将作家与媒介关系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关系合乎现实的媒介环境与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作家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燕志华[6]（2014）在《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党报是中国当代一个巨大的政治文化现象,它在新闻议程设置、热点话题参与、主流价值观塑造、重大事件传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华日报》作为经济社会事业异常发达的江苏省的省委机关报,新闻报道主要是围绕江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展开的,是国内着名的省级党报。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以《新华日报》为例,对其头版的历史、现状以及各个新闻要素的变迁进行研究,提出党报反映的社会变迁具有“时AI写作意”的特征,同时对党报及其发展状况做出客观评价。论文属于个案研究,通过对《新华日报》头版进行资料统计和分析,在论证党报的“写意”特征之外,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党报头版的政治性是否掩盖了新闻性?头版会议和领导人报道占据多大的比例?从党报的头版能否研究社会变迁?党报是否关注民生?是否有足够的舆论监督,以及是否有效?集体主义语境下的个体人物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特点?党报的话语风格有什么变迁?等等。论文选择了《新华日报》从1978年起16年、总共1300多个头版为研究范畴,分别以农业、民生、舆论监督、头版头条、话语风格、个体人物报道频率、重大事件报道策略等为重点进行了内容和变迁分析。此外,对科技、文化、交通、环境、社会、教育、外交、卫生等要素也进行了一定的统计分析。论文综合运用了社会变迁、社会传播、议程设置、“把关人”、文化堕距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以抽样法、文献法和访谈法为主。此前对党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纯粹的新闻视角、党报议题设置以及舆论引导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本文是以变迁的视角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多项主题要素进行考察,获得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结论认为：党报是以“写意”方式概括性地反映社会变迁。论文还认为,《新华日报》头版在政治性和新闻性的博弈中,后者占据了上风；通过对头版新闻要素的统计,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头版的民生报道渐渐增多,并成为报道的重点；舆论监督不足,但开始强化；个体报道数量增多的背后,是党报“意识形态焦虑”；话语模式从政治话语走向平民话语,等等。此外,论文指出党报影响力下降原因之一在于市场化不足,提出党报必须警惕“传播失灵”的危机。认为党报未来要发展,必须进行转型。
石玮[7]（2013）在《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研究》文中认为美国新闻处（U. S. InformationService，简称USIS）是美国驻国外的宣传、情报机构，在中国大陆的活动起始于1942年，终结于1949年。本文的主旨就在于在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的理论对美国新闻处的机构、人员、职能、活动、宗旨等各方面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探讨美国新闻处的历史沿革。美国新闻处的诞生有其历史原因，本文试图梳理美国对外宣传史，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其作为一个机构，从二战中诞生到冷战中发展的历程。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一方面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从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对外宣传开始，到美国新闻处的成立，探求其中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开展对外宣传。另一方面，也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的国内历史政治条件，分析美国新闻处是如何适应中国环境，进而开展活动的。在这一时期，美国战时的心理战机构转变成冷战早期的一个功能更为多样的外宣、情报、文化交流机构。而破裂，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一个历程。这对于美国新闻处的宗旨和任务也有直接的影响。在此历史背景的分析上，本文试图从梳理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文化渗透的宏观历史背景入手，进而把美国新闻处的历史沿革进行简要的介绍。主要划分为三个时间段，首先是1942年至1945年美新处的前身--战时情报局（OWI）时期，然后是1946年至1949年美国新闻处（USIS）时期，最后是1949年后，美国新闻处在中国大陆解放后，主要在香港、台湾地区活动时期。第二章在第一章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新闻处的组织机构和职能以及具体负责人进行介绍和探讨。美国新闻处的组织机构经过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而其所设的各机构均是为了服务其具体职能的，即信息发布、文化交流和情报搜集三大任务。本文将利用地域和时间双重维度对美国新闻处在华的活动进行探讨。第三章分析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的重要使命之一：对外宣传。美国新闻处在中国开展活动，主要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开展对外宣传。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二战时期，其侧重点在于揭露法西斯国家的罪恶，鼓舞同盟国的士气。而在冷战时期，其侧重点则相应变为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揭露共产主义的罪恶及危险。在进行对外宣传中，美国新闻处有一些具体的手段和方法，例如框架化的新闻报道模式及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宣传口径等，本文将做适当分析。美国新闻处在华进行对外宣传的成败得失也将在这一章中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第四章分析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开展“文化外交”。本章将首先界定“文化外交”的概念和实质，然后分析美国新闻处对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情况。美国新闻处为了完成该项使命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办图书馆、放映电影、举办各种文化展览，张贴宣传画，翻译出版书籍、办理两国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的互访活动等。上述这些工作的具体情况和成效也将在本章探讨。第五章在结合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基础上，试图在理论的层面上对美国新闻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本章将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研究。从宏观层面上，本章将主要探讨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由美新处主任费正清所提出的带有“现代化”思潮意味的美新处活动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究竟是什么，程度又是如何。由于曾任美国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是美国着名的汉学家，他的冲击—主导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方向，因此，在那一时期在美国新闻处的新闻产品中，有大量介绍美国和西方国家先进生产力、先进生活方式的内容。因此，本研究试图从美国新闻处的新闻产品入手，分析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来分析美国新闻处所生产的新闻产品究竟如何影响了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中观层面上，从不同阶级和阶层从美国新闻处获得的启迪入手，分析美国新闻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将分析美国新闻处对当时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
宋声泉[8]（2013）在《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文中研究表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大转折处”；且在文学的现代演进中,始终作为需要被对话的核心事件。对文学革命的深入理解不但具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下文学的发展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然而,在文学革命研究中,对其所处身的具体环境,即民初（民国初年的简称）的评价一直偏于负面。对民初文学界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视其主要由堕落的南社文人、反动的清遗民诗文、逆历史潮流的鸳鸯蝴蝶派与黑幕派构成的认识水平。本论文则尝试以“共和语境”理解民初,借此反观晚清与“五四”,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并非要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民初文学,而是力求探析作为方法的民初。“民初作为方法”,不仅是要将民初作为研究对象,更希望通过研究这个时段,重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图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它的历史,尤其是民初时段走向文学革命的契机。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考察作为历史话语的“民初”在文学革命史上被书写时的角色转换。“文学史”发轫之时,“民国元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史的时间意识和叙述框架。在民国视阈中考察新文学发生的文学史理路,是北洋时期着史者的共同体认,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亦十分常见,但此时受政治环境、文艺思潮、学术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学史中的“民元”记忆开始消逝。1949年以后,知识界整体上对“民元”的认识统一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内,其文学史形象沦为单一的政治想象。近二十年来,个别文学史对“民元”的认识已有所改观,但对“民元”界标之于新文学价值予以肯定的复归之路,仍在艰难行进。第二章,以小说这个最能表征现代中国的文体为切入口,借以呈现文学革命前的“民初”所具有的原点性的意义及其为新文学的发生积蓄的文化资本。在清代主流社会舆论里,小说被鄙夷的程度空前绝后；尽管晚清“小说界革命”受到知识界欢迎,但对民间士人力量的估计不宜过高。民国建立,国体由帝制变为共和,小说的创作、出版、购买与阅读在整体上实现了合法化；“小说”既被国文教科书采纳,也成为“文学史”观照的对象；女性破天荒地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并为掌控民初文坛的男性文人所接纳,使女性创作小说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接受。“小说是文学”观念的知识化与女性小说创作权的获得,都为日后的文学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第三章,以文学革命发生最重要的载体《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展示出文学革命的开启过程本身便置身于“民初”时段之中。《青年杂志》自创刊时就没有设立刊登旧体诗文的文苑栏,凸显出其与《甲寅》等民国初年政论类报刊的不同；虽亦发表过三篇旧体诗,但背后蕴含着编者求变的文学关怀；其对写实主义的译介与提倡是文学革命最原初的根基。现行的文学史对文学革命开端年的叙述,受制于新文学家的自我陈述,形成了十分固定的模式,造成了对方孝岳等所谓“折衷派”的压抑。1917年的文学革命,不仅没有形成赞同派、折衷派、反对派这样的格局,也不存在所谓的“改良”与“革命”两种路径的差异。第四章,侧重探讨新文学在民初时期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首先重估文学革命对民初文坛的批判。《新青年》同人批判的“鸳鸯蝴蝶派”专指民初以徐枕亚、吴双热等为代表的骈体言情小说；而民初小说家们同样对“四六体”言情小说及黑幕小说不满,可见,民初文坛与新文学的诉求之间并非没有融合之处。其次,剖析民初的“共和语境”之于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意义。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双簧戏”对文学革命的正面意义不大,亦未直接引出林纾的出场。1918年夏秋之际,文学革命在公共舆论中崭露头角；年末之时,已然声势日隆。但真正让《新青年》名声大震的关键时刻便是1919年春初的那场围剿林纾时的“新旧之争”,通过分析民初舆论界的态度,可以看到林纾败北的根源在共和话语。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以民初作为方法对重写文学革命史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并对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予以展望。
黄劲辉[9]（2012）在《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文中提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源于1920年代末的上海,战后同源分流,1940年代末以后兴盛于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1980年代随着先锋派作家出现,汇流大陆。华文现代主义川流不息,从未间断。刘以鬯（1918-）是传承上海现代主义与五四精神到香港最重要的人物,1949年南来香港,身兼作家与编辑双重身份,多年来在商业社会坚持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与推广,扶持也斯（1949—）、西西（1938-）等下一代香港作家现代主义的发展。1985年刘以鬯发起创办并总编《香港文学》杂志,发起世界华文作家联会,以香港特殊的政经空间连接大陆与海外华文为己任,是华文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本文在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以及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密切联系的背景上,考察刘以鬯七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尤其是1949年南来香港以后,上海记忆梦萦于字里行间,构成两座城市文化交缠的美学。本文研究重点是通过现代小说家刘以鬯及其作品,梳理上海到香港在文化上与美学上传承与转化的关系,有助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论文首章为导论,重新整理刘以鬯文学与现代主义及评估其研究价值。第章分为两部份,前部份重新检视历史,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自上海诞生到分流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的过程,并探讨刘以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后部份整理过往刘以鬯作品评论与研究。经本人收集、梳理、统计,历来大陆、港台与新马有关刘以鬯作品评论文章超过四百篇,另有不少外文书写的评论,包括英文、法文与日文,刘以鬯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本论文在研究角度上寻求突破,打破过往港台澳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隔阂。将刘以鬯作品研究置入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框架,整体性分析其文化与美学的传承与转化。第二章及第三章从较宏观角度讨论刘以鬯作品整体的文化与美学特色。第二章分析刘以鬯与上海新感觉派和五四新文学关系,本文发现刘以鬯在文字风格与文学形式受到上海新感觉派成员刘呐鸥（1905-40）与穆时英（1912-40）影响颇深,在民族立场上却有分歧,刘以鬯能够将现代手法技巧与民族自主立场自然融和。他跟施蛰存（1905-2003）在民族观点上较接近,追求华文现代主义与世界同步。刘以鬯亦受到五四新文学鲁迅等的内省精神启发,作品往往对时代与社会辛辣批判,兼具个人反思。第三章论及刘以鬯的城市迁移经验与文学作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关注过去没有评论提及刘以鬯以新马为题小说的第一手资料。输文思考城市迁移对华文现代主义在文字、风格、美学上的影响,体验到战後中国文学多中心新局面发展的文化多元性。第四章至第六章以分析刘以鬯的文本为主,探寻现代主义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前者指源自上海至香港的文化传承,后者指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在华文文化中的横向影响。第四章探讨刘以鬯的心理小说,分为两部份。前部份尝试寻求一种科学而客观的方法,剖析《酒徒》与上海新感觉派及西方意识流小说关系。通过文本内语言模式的归纳与比较,发现《酒徒》运用六种语言叙事模式,其中有来自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1922）及穆时英的启发。刘以鬯《酒徒》的贡献是有意建立一套崭新的华文语言系统,描写意识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层次,同时《酒徒》内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鲁迅《狂人日记》（1918）,可见《酒徒》在文化上和美学上有纵向与横向的传承与转化关系。通过同时代港台意识流小说比较分析,揭示《酒徒》在华文意识流小说中的重要价值。后部份讨论《酒徒》以后,刘以鬯发展了两种心理描写手法,一种是混合深层与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另一种是纯粹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电影视觉文化与城市生活文化出现,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刘以鬯作品同样兼具这两种特色。第五章尝试以“城市图像”的概念阐释刘以鬯文本内各种城市时空演绎法与跨媒体经验（来自电影视觉、听觉经验与蒙太奇节奏）。刘以鬯对城市图像的探索,在上海新感觉派等视觉描写基础上发展,他主要受到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横向的启发,从电影汲取崭新手法捕捉香港的城市经验,当中以《对倒》（1972）成就最高。第五章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与李维斯陀（L6vi-Strauss, Claude,1908-）所启悟的“音乐结构”（composition）概念,分析《对倒》与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2000）的跨媒体影响。刘以鬯启发王家卫拍摄名作《花样年华》,该片获康城最佳导演殊荣。本章透过“音乐结构”剖析意义的方法,整理出刘以鬯如何从电影媒体汲取描写城市的手法,文学手法又如何启发电影,表现20世纪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多元与跨媒体互涉复杂现象。刘以鬯有一系列故事重编小说向来备受评论关注,以往研究方法多遵循“故事新编”概念,着重文本内版本比较,很容易忽略文本外因素,尤其是香港这种多元文化的商业城市因素。第六章以“现代复修"代替“故事新编”的说法。“现代复修”概念,来自历史古迹遗址复修的现代建筑方法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育观念。”现代复修”有利于将文本内的关系（新旧符号的和谐与张力）与文本外的关系（经济、文化、社区环境）作整体分析,对刘以鬯在财经或商业报刊连载的故事重编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寺内》（1964）那种雅俗共赏、新旧文字符号并存的作品,得到更精准有效的分析。“现代复修”作为一种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观念,亦有助评估刘以鬯个人的上海记忆在香港城市现代化的特色。刘以鬯写作时间超逾七十年,作品数量极多,部份坊间失传。本论文在第一手资料发掘上有突破,例如中篇小说《龙女》（1952）、《第二春》（1952）、《星嘉坡故事》（1957）、《梦街》（1958）等,都是过去几乎没有评论过的作品。另外新近重新整理出版的旧作,例如《热带风雨》（2010）,《甘榜》（2010）、《吧女》（2011）等,对本论文研究在新资料上也有很大支持。本人多次专访刘以鬯及其夫人罗佩云,他们在资料上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总体而言,本论文较全面整体地梳理刘以鬯作品从上海到香港之间文化与美学的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为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有所贡献。
王勇[10]（2012）在《《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文中提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一份综合性杂志，被称作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资料宝库。目前学术界对《东方杂志》的研究多从思想史、传播史、法律史、经济史、教育史等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世界的研究非常薄弱。本文对《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论文共七部分，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正文分五章。绪论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一章介绍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概况以及《东方杂志》的创刊、改版、编辑更迭、办刊宗旨的演变等基本情况。第二章考察编辑与《东方杂志》文学的关系。文章认为，在孟森与杜亚泉主编时代，文体新旧杂陈，文言白话并存，翻译作品为主，创作为辅，文学的种类和地位呈现出逐渐丰富和提高的趋势，文学的现代化的步伐已经悄然启动。钱智修胡愈之主编时代是《东方杂志》文学最为繁荣的时期，无论是文学栏目的设置，还是文学作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时的《东方杂志》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东方文库》的编辑以及新年梦想的征文都在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李圣五及以后时代，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东方杂志》的文学面貌与编辑的知识背景、审美趣味以及组稿能力等密切相关。第三章探讨《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本文突破学术界以《东方杂志》在东西文化论争中的表现来判定其保守文化身份的简单作法，将《东方杂志》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放置在一个较长时段中进行动态的综合考察，认为《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经历了由思想先导到论战对手再到新文化建设者的角色转换，同时在白话文运动中《东方杂志》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四章讨论了《东方杂志》的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关系。文章全面梳理了《东方杂志》文学译介的概况，认为《东方杂志》的译介注重为新文学发展树立目标和榜样，加强对世界文学的综合性研究和世界文坛信息的介绍，全方位拓宽新文学的接受视野，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广泛的借鉴资源和新颖的文学观念，从而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第五章讨论《东方杂志》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认为《东方杂志》是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之一，是向各个文学流派开放的公共空间。《东方杂志》最早倡导建立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学，注重运用批评力量，加强对新文学的创作方法、题材、艺术手段的引导，同时加大对文学新人的扶持，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文章在结语部分归纳了《东方杂志》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价值，一是作为一个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包容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各式各样的文学流派、理论思潮、作家作品，见证和记载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全过程，构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二是《东方杂志》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期，不仅为新文学的作品提供了发表阵地，而且通过翻译、批评为新文学在创作方法、作品题材、艺术手段、文学思潮等方面都提供了正确的引导和扶持，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三是《东方杂志》在见证和记录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的同时，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保存丰富的史料，提供了原生态的历史背景资料。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将以前被人们忽视的《东方杂志》的文学世界第一次呈现出来。其次，运用文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把《东方杂志》中的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在期刊与社会、编辑与作者、批评与翻译、创作的互动关系中探究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其丰富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作家群体、创作走向、文学生态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三，从发生学的角度，重点探讨《东方杂志》的文化转型、文学翻译、文学批评等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及其作用。
二、林肯家族全面改版首推2003款林肯城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肯家族全面改版首推2003款林肯城市（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都市“闲逛者”的东方构型 ——刘以鬯写作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闲逛者”东方构型的成因 |
| 第一节 都市——现代性的载体 |
| 第二节 新感觉派到刘以鬯——现代主义的继承 |
| 第三节 “小我”与“大我”之间——五四精神的延续 |
| 第二章 归来——重回街道发现“自我” |
| 第一节 痛苦颓废的“酒徒” |
| 第二节 迷失自我的“林澄” |
| 第三节 物化执着的“丁士甫” |
| 第四节 孤独游荡的“淳于白” |
| 第三章 “闲逛者”本雅明式的现代英雄策略 |
| 第一节 废墟的寓言 |
| 第二节 诗与大众的矛盾中左右逢源 |
| 第三节 在场与缺席中守护流动风景 |
| 第四节 在私人收藏中重建潮湿记忆 |
| 第四章 作为“闲逛者”影响的可能性 |
| 第一节 七十年代以后的香港都市写作 |
| 第二节 “闲逛者”在王家卫电影中的呈现 |
| 第三节 内地都市闲逛经验的失落与期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从“理”到“理性”—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论争背后的转型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致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西学东渐与危机应对 |
| 1.2 世界图像的转型 |
| 1.3 调和话语、革命话语与中西会通 |
| 1.4 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论战 |
| 1.5 杜亚泉思想的新发掘与再研究 |
| 2 文献综述 |
| 2.1 杜亚泉与陈独秀之间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文献综述 |
| 2.2 关于杜亚泉思想研究的文献综述——一个整体的视角 |
| 2.3 关于杜亚泉思想研究的文献综述——社会科学诸领域的视角 |
| 2.4 杜亚泉与胡适的间接论战及比较研究综述 |
| 2.5 意识形态与思想史——对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3 杜亚泉与陈独秀的直接论战 |
| 3.1 “杜亚泉现象”与陈杜论战的再申思 |
| 3.2 沟通陈杜的思想桥梁: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严复 |
| 3.2.1 陈独秀论中西文化 |
| 3.2.2 严复:体用不二还是会而通之? |
| 3.2.3 会通的尝试:“愈愚”和“救贫” |
| 3.2.4 会通的尝试:引入群学 |
| 3.2.5 与“国家,”遭遇 |
| 3.2.6 “合群”与“自由”之间的紧张 |
| 3.2.7 从严复到杜亚泉 |
| 4 从“理”到“理性” |
| 4.1 “固有文明”及其改造 |
| 4.1.1 改造程朱理学的“绳索” |
| 4.1.2 畴人学的传统 |
| 4.1.3 杜亚泉的“综合” |
| 4.2 绳索的改造之一:从“天理”、“天演”到“天则” |
| 4.2.1 从“天理”到“天演” |
| 4.2.2 无极与太极 |
| 4.2.3 从“天理”、“天演”到“天则” |
| 4.2.4 天则通于人伦:唯心的进化论 |
| 4.2.5 从天则到“社会协力”——兼答陈杜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中西会通之道何由? |
| 4.3 绳索的改造之二:从理学的“天地万有”到科学的“自然” |
| 4.3.1 天地氤氲,万物化生 |
| 4.3.2 鬼神与妖怪 |
| 4.3.3 纳科学以除魅 |
| 4.3.4 “自然”的解释 |
| 4.4 绳索的改造之三:从士向职业人的转型 |
| 4.4.1 近代社会与职业人 |
| 4.4.2 从科举到学堂 |
| 4.4.3 从士到职业人 |
| 4.4.4 通过生产的治理 |
| 4.4.5 职业人的中道伦理——兼答陈杜关于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之辩 |
| 5 杜亚泉与胡适的间接论战 |
| 5.1 “何谓新思想?”——杜亚泉与蒋梦麟论战中的核心问题 |
| 5.2 “输入学理”之道: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去取 |
| 5.2.1 杜威思想中的“时”与“中”——简论杜威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接续 |
| 5.2.2 胡适的“输入学理”之道 |
| 5.3 “研究问题”的问题——以白话文运动为例 |
| 5.3.1 学理输入与问题研究的激进结合 |
| 5.3.2 胡适的文学革命背后的“纲领” |
| 5.3.3 “研究问题”的问题:杜亚泉对文学革命的批判 |
| 5.3.4 通俗文还是白话文? |
| 5.4 “整理国故”与公共领域的进退 |
| 5.4.1 调和与反调和的理由 |
| 5.4.2 整理国故与科学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3）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电影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戛纳电影节的地位与影响 |
| 二、戛纳电影节的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五个研究方向 |
| 二、三种研究立场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理论预设 |
| 一、戛纳的历史与文化战略 |
| 二、戛纳电影节是文化生产机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生产自身 |
| 二、生产经典作品 |
| 三、生产名人与明星 |
| 四、生产艺术等级 |
| 第一章 戛纳电影节的缘起与形塑（一九三九—一九五八） |
| 第一节 戛纳的缘起与自我塑造 |
| 一、戛纳的缘起：与威尼斯对抗 |
| 二、戛纳的初创与形成：组织、评选与仪式 |
| 三、冷战中的电影、外交与政治 |
| 第二节 边缘类型片的舞台 |
| 一、《第三人》 |
| 二、《花都艳舞》与《四海一家》 |
| 三、《恐惧的代价》 |
| 第三节 名人与明星的传奇场域 |
| 一、孤傲艺术家：让·谷克多 |
| 二、失落的明珠：大卫·里恩 |
| 三、新现实主义领袖：德·西卡 |
| 四、印度电影灵魂：萨蒂亚吉特·雷伊 |
| 五、明星神话：褒曼与格蕾丝·凯丽 |
| 第四节 现代主义的转折 |
| 一、黑色电影的加冕 |
| 二、现代主义美学的发端 |
| 第二章 电影史的现场（一九五九—一九六八） |
| 第一节 见证电影史的现场 |
| 一、参赛片与市场的扩大 |
| 二、狂欢派对与评委升级 |
| 三、第三世界的大门 |
| 四、组委会制的确立 |
| 五、商业宣传的阵地 |
| 第二节 新浪潮的兴起 |
| 一、从《广岛之恋》到《四百击》 |
| 二、瓦尔达与德米 |
| 三、回归本真的《男欢女爱》 |
| 第三节“五月风暴”的电影史现场 |
| 第四节 现代电影的舞台 |
| 一、现代生活观念的兴起 |
| 二、现代美学风格的彰显 |
| 第五节 作者论视野下的风格家 |
| 一、类型改良家奥托·普雷明格 |
| 二、风格大师小林正树 |
| 三、《饥饿》与《洞》 |
| 第三章 议题政治的年代（一九六九—一九八一） |
| 第一节 多板块化与再政治化 |
| 一、“导演双周”与多元板块的形成 |
| 二、一九七二年的转折 |
| 三、弗朗索瓦·萨冈事件 |
| 第二节 新好莱坞的推手 |
| 一、戛纳的宠儿科波拉 |
| 二、罗伯特·奥特曼的《陆军野战医院》 |
| 三、沙茨伯格的《稻草人》 |
| 第三节 政治介入主义 |
| 一、黑名单上的人 |
| 二、政治争议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 |
| 三、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与戛纳 |
| 第四节 宗教批判与天主教奖 |
| 一、戛纳的宗教问题 |
| 二、《如果》对教会寄宿学校的批判 |
| 三、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
| 第五节 性禁忌的边界 |
| 第四章 文化例外的博弈（一九八二—一九九一） |
| 第一节“文化例外”与戛纳 |
| 一、电影节升级 |
| 二、周年纪念奖和一种关注单元 |
| 三、从戴安娜王妃到麦当娜 |
| 四、美法的文化博弈 |
| 五、冷战的结束与戛纳 |
| 第二节 流亡者的圣地 |
| 一、塔可夫斯基与戛纳 |
| 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追问 |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噩梦 |
| 一、一片多奖 |
| 二、双黄蛋 |
| 三、双金棕榈 |
| 第四节 法国电影的舞台 |
| 一、新浪潮在继续 |
| 第五章 东方电影的崛起（一九九二—二〇〇一） |
| 第一节 推陈出新的全球化电影舞台 |
| 一、金棕榈中的金棕榈 |
| 二、新旧更替与全球视野 |
| 三、争议中的法国新电影 |
| 第二节 华语电影的崛起 |
| 一、华语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早期交往 |
| 二、“第五代”的登场 |
| 三、侯孝贤与李安：两种命运 |
| 四、杨德昌的《一一》 |
| 五、《鬼子来了》一鸣惊人 |
| 第三节 美国独立电影的博兴 |
| 一、“天才”索德伯格与《性、谎言、录像带》 |
| 二、“鬼才”塔伦蒂诺与《低俗小说》 |
| 三、“怪才”特里·吉列姆与《恐惧拉斯维加斯》 |
| 第四节 戛纳的性别政治 |
| 一、简·坎皮恩与女导演加冕 |
| 二、阿莫多瓦的女性形象 |
| 第五节 后冷战时期的加冕 |
| 一、乌托邦绘图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 二、希腊历史的沉思者安哲罗普洛斯 |
| 第六节 阿巴斯与伊朗电影的发现 |
| 结论 欧洲电影节体系的作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4）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范围与对象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本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五代时期的小说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唐代小说的传播背景—幕府文化与文士闲谈 |
| 第二节 唐代小说的传播环境—以长安为个案 |
| 第三节 唐代小说的传播载体—诗歌 |
| 第四节 与唐代小说传播相关的诸要素 |
| 第五节 唐代小说的传播方式 |
| 第二章 唐代小说在宋元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宋代刊刻、印刷技术对唐代小说传播的影响 |
| 第二节 《太平广记》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小说选本、小说集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四节 宋元话本小说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五节 元杂剧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六节 宋代文士对唐代小说的评价 |
| 第三章 唐代小说在明清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唐代小说文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印情况 |
| 第二节 明清类书、丛书、小说选集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明清文言小说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四节 明清白话小说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五节 明清戏曲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六节 明清文士对唐代小说的评价 |
| 第四章 民国以来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民国以来唐代小说的出版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以来唐代小说的研究状况 |
| 第三节 现代戏曲、影视媒体对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五章 唐代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唐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唐代小说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5）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文学与传播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莫言的典型性解析 |
| 第一章 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概述 |
| 第一节 文学与思想启蒙的土壤 |
| 第二节 作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保障 |
| 第三节 作家“自我”塑造的舞台 |
| 一、“自我”塑造的主动意识 |
| 二、与他人互动形成“自我” |
| 第四节 实现作家崇高理想的契机 |
| 一、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
| 二、文学理想的坚持与探索 |
| 三、办刊实践与理念的施行 |
| 第五节 政治宣传与管理作家的工具 |
| 一、媒介整合与作家关系的转变 |
| 二、作家与媒介关系的特殊形态 |
| 第二章 印刷媒介与莫言 |
| 第一节 文学批评中的“莫言形象” |
| 一、1985—1986：新鲜的文坛“怪才” |
| 二、1987—1988：文学探索的“叛逆”者 |
| 三、1989—1998：语出惊人的作家 |
| 四、2001—2009：宽厚批判的知识分子 |
| 五、时间之外：《当代作家评论》与莫言 |
| 第二节 大众传媒制造的“莫言幻象” |
| 一、作为文化符码的莫言 |
| 二、作为话题焦点的莫言 |
| 三、被“娱乐”化的莫言 |
| 四、明星莫言与品牌效应 |
| 五、网络中的“多彩”莫言 |
| 第三章 莫言与媒介的博弈 |
| 第一节 演讲：最具人文气质的自我传播 |
| 一、演讲的传播优势与运用方略 |
| 二、莫言的演讲与自我塑造 |
| 三、风格多变的话语策略 |
| 第二节 访谈：严肃又活泼的互动传播 |
| 一、访谈传播的媒介特质 |
| 二、报刊访谈中莫言的角色 |
| 三、电视访谈的多元视角 |
| 四、媒体访谈中莫言的自我定位 |
| 第三节 互动：多领域的双向传播 |
| 一、对文学评论的回应与辩驳 |
| 二、包容与开放的新媒体意识 |
| 第四章 媒介与莫言的创作 |
| 第一节 莫言作品中的媒介 |
| 一、叙事发生与发展的动力 |
| 二、人物与故事的时代背景 |
| 三、社会与文化批判的承载 |
| 第二节 文学编辑、出版人与莫言的关系 |
| 一、“伯乐”与“千里马”：作家作品的发现与引导 |
| 二、伙伴与挚友：精神世界的碰撞与交流 |
| 三、内容与媒介：作家作品的传播与推广 |
| 第三节 坚守与突围：莫言与影视的关系 |
| 一、文学与影视互动发展的历程 |
| 二、莫言对影视改编的态度 |
| 三、莫言对影视媒介的矛盾情结 |
| 四、莫言创作的影视化倾向 |
| 第五章 莫言与媒介：启示与反思 |
| 第一节 媒介环境对作家的影响 |
| 第二节 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功能剖析 |
| 一、作家在文学及媒介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二、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模式与结构 |
| 第三节 作家多媒介传播的反思 |
| 一、从自发到自觉：作家的传播意识与智慧 |
| 二、从书斋到课堂：教育对文学传播的影响 |
| 三、从现实到想象：作家影像传播的犹疑心态 |
| 四、从神坛到生活：作家在时政生活杂志中的缺席 |
| 五、从本土到海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瓶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6）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纸媒与社会变迁 |
| 一、社会变迁的“记录器” |
| 1、西方报纸与社会现实 |
| 2、新闻史学视角下的中国报纸 |
| 3、报纸叙事与社会转型 |
| 二、中国特色的党报事业 |
| 1、党报产生及社会属性 |
| 2、党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3、“党报效应” |
| 4、读者群的社会分层 |
| 三、时代“写意”：党报头版反映社会变迁的主要方式 |
| 1、党报反映变迁的逻辑 |
| 2、党报新闻：时代“写意” |
| 3、头版的“历史人格化”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
| 一、媒体与社会变迁理论 |
| 1、社会变迁理论 |
| 2、传播制度与议程设置理论 |
| 3、政治传播与“把关人”理论 |
| 二、国内党报研究成果梳理 |
| 1、研究的热点 |
| 2、党报头版研究的现状及成果 |
| 3、党报研究典例：人民日报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抽样法 |
| 2、文献法 |
| 第三章 新华日报历史变迁与社会特质 |
| 一、研究对象的提出 |
| 1、新华日报的历史和发展 |
| 2、新华日报的特质 |
| 3、历史地位及现实成就 |
| 二、头版及议程设置 |
| 1、舆论引导的主阵地 |
| 2、“头版难题” |
| 3、议程设置与现实挑战 |
| 三、头版的导向与社会 |
| 1、意识形态导向 |
| 2、改版与变化 |
| 3、版面与社会的折射 |
| 第四章 头版新闻要素分类与分析 |
| 一、党报头版头条 |
| 1、地位及重要性 |
| 2、头条与政治领导人报道 |
| 3、头条新闻的内容与分类 |
| 二、头版历年的新闻要素统计分析 |
| 1、1978—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 |
| 2、1989—1993年：从“六四”到“南巡” |
| 3、2000—2003年：进入WTO时代 |
| 三、头版会议新闻的统计及变迁 |
| 1、头版央地会议的“新闻拼图” |
| 2、头版会议新闻的变与不变 |
| 3、党报会议新闻的“传播失灵” |
| 第五章 新华日报头版与农业 |
| 一、农业：党报头版报道中的“重中之重” |
| 1、农业在头版中的位置 |
| 2、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的新探讨 |
| 二、从农村到城市 |
| 1、“农民话语”与“城市社会话语” |
| 2、城市社会的来临 |
| 3、“农民的终结”及中国本土化争议 |
| 第六章 新华日报头版“个体”人物 |
|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
| 1、西方社会学视野下的个人与社会 |
| 2、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之下的个体与集体 |
| 3、“个人”的现代性蕴含 |
| 二、头版个体出现的频率 |
| 1、“公”与“私”的宣传 |
| 2、个体新闻出现的频率和变化 |
| 3、“典型人物”的政绩化倾向 |
| 第七章 新华日报头版的“新闻维稳观" |
| 一、头版新闻报道的内在特征 |
| 1、头版政治性与新闻性的隐性冲突 |
| 2、头版领导人的形象诉求 |
| 3、重大新闻的隐晦传播特征 |
| 二、“新闻维稳观”的操作模式 |
| 1、“六四事件”的新闻策略 |
| 2、“基辛格角”的形成与传承 |
| 三、“新闻维稳观”的未来发展 |
| 1、“喉舌论”的极端化发展 |
| 2、“维稳观”的三阶段 |
| 3、新闻维稳的关键在于正确“发声” |
| 第八章 新华日报舆论监督 |
| 一、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一个传统 |
| 1、舆论监督的历史形成 |
| 2、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
| 3、舆论监督的方式与成效 |
| 二、舆论监督的流变 |
| 1、从强力到困境 |
| 2、“打死老虎”现象 |
| 3、“内参”的现状与未来 |
| 三、前景与路径选择 |
| 1、舆论监督与宣传部门的“和谐” |
| 2、党委政府“撑腰”与舆论监督的困境 |
| 3、评论成为党报舆论监督的新武器 |
| 第九章 新华日报头版新闻话语形式 |
| 一、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
| 1、“话语”辨析 |
| 2、话语模式 |
| 3、话语折射 |
| 二、党报话语的表达模式与风格 |
| 1、《人民日报》国家话语的表达策略 |
| 2、《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叙述模式 |
| 三、新华日报的新闻话语的变迁 |
| 1、头版通讯标题的话语模式 |
| 2、头版通讯内容的话语模式 |
| 3、权威话语主体：从官员到专家 |
| 第十章 思考与前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写作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五、突破和创新 |
| 六、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美国新闻处存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语境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宣传简史 |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滥觞阶段 |
|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端阶段 |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阶段 |
| 四、从“二战”到“冷战”：过渡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美国新闻处 |
| 一、二战时期美国新闻处在华存在的历史背景 |
| 二、抗战胜利后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的历史背景 |
| 第二章 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概述 |
| 第一节 美国新闻处在重庆的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新闻处在上海的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新闻处在武汉的活动 |
| 第四节 美国新闻处在广州的活动 |
| 第五节 美国新闻处在北平的活动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新闻处对华信息活动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 |
| 一、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终极目标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对国家形象的阐释 |
| 三、建构主义与美国对外宣传 |
| 第二节 美国新闻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对华宣传活动 |
| 一、发布新闻稿 |
| 二、发行各种出版物：以《联合画报》为例 |
| 第三节 美国新闻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华宣传活动 |
| 一、新闻稿 |
| 二、特写稿 |
| 三、图片 |
| 第四章 美国新闻处的“文化外交”活动 |
| 第一节 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 |
| 一、文化外交的基本概念 |
| 二、基本特征 |
| 三、基本属性 |
| 四、美国文化外交概论 |
| 第二节 美国新闻处在华文化活动浅析 |
| 一、书籍出版 |
| 二、电影放映 |
| 三 图书馆项目 |
| 第五章 美国新闻处与中国社会 |
| 第一节 美国新闻处与中国社会：费正清的思考 |
| 一、费正清在抗战时期的观点 |
| 二、费正清在抗战胜利后的观点 |
| 第二节 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国新闻处与中国共产党 |
| 第四节：小结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8）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只有晚清,何来“五四”? |
| 二、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状况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目标、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消逝的界标：“民元”在文学史叙事中的百年浮沉 |
| 第一节 早期文学史中“民元”的“缺席”与“在场” |
| 1.1.1 “文学史”的发轫及其书写限制 |
| 1.1.2 “国朝”的隐退与“民元”的在场 |
| 第二节 民国视阈中的“文学革命” |
| 1.2.1 “民元”界标的初生 |
| 1.2.2 民国视阈的流行 |
| 第三节 渐行渐隐的“民元”记忆 |
| 1.3.1 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历史遮蔽 |
| 1.3.2 “民元”解构的背后 |
| 第四节 一元史观下的“民元”批判 |
| 1.4.1 新民主主义史观的注入 |
| 1.4.2 遗忘的迅速与复归的艰难 |
| 第二章 共和初肇：小说走向现代的制度性支持 |
| 第一节 从帝制到共和：小说文运兴起的官方背景 |
| 2.1.1 “小说”成为禁忌 |
| 2.1.2 “闸门”的开放 |
| 2.1.3 国文教科书中的“小说” |
| 2.1.4 文学史课堂里的“小说” |
| 第二节 历史浮出的背后：民初文坛与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 |
| 2.2.1 鼓励与扶助 |
| 2.2.2 推介与标榜 |
| 2.2.3 域外新知的输入与启迪 |
| 2.2.4 质疑之音与女子新声 |
| 第三章 回到原点：重构文学革命的“生成” |
| 第一节 《青年杂志》与“新”文学 |
| 3.1.1 独树一帜的《青年杂志》 |
| 3.1.2 一样的旧体与不一样的心情 |
| 3.1.3 写实主义与文学革命 |
| 第二节 1917：文学革命的发难与响应 |
| 3.2.1 新文学家的现身说法与历史压抑的生成 |
| 3.2.2 为“折衷”正名——以白话文学的讨论为中心 |
| 3.2.3 “改良”与“革命”的纠葛 |
| 第四章 “运动”的由来：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再审视 |
| 第一节 重估《新青年》同人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
| 4.1.1 漂浮的能指：作为概念的“鸳鸯蝴蝶派” |
| 4.1.2 普遍的不满与共同的诉求 |
| 4.1.3 美丽的“帽子”与历史的误会 |
| 4.1.4 一概而论的误区 |
| 第二节 “林纾败北”前后的文学革命 |
| 4.2.1 被神话的“双簧戏” |
| 4.2.2 重访林纾与《新青年》同人的结怨之路 |
| 4.2.3 成为公共舆论的“文学革命” |
| 4.2.4 共和话语：“林纾败北”的根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的传入及发展 |
| 1. 现代主义传入与上海都会消费文化 |
| 2. 战后现代主义的新格局：由上海到香港与台湾 |
| 第二节 现代小说家刘以鬯与刘以鬯研究 |
| 1. 现代小说家刘以鬯：艺术的固执与坚持 |
| 2. 刘以鬯文学研究与评论 第二章 刘以鬯与现代中国文学传承与转化：上海新感觉派与五四新文学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时期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
| 第二节 刘以鬯与上海新感觉派 |
| 第三节 刘以鬯与五四新文学 第三章 刘以鬯与都市迁移：上海、新马与香港 |
| 第一节 上海都市与小说书写 |
| 第二节 新马都市与小说书写 |
| 1. 现代都会文化的激情与忧郁 |
| 2. 民间神话与热带想像 |
| 3. 南洋华工生活的现代与纪实 |
| 第三节 香港都会与小说书写 |
| 1. 1950-60年代香港都市与小说书写 |
| 2. 1970-80年代香港都市与小说书写 第四章 刘以鬯与现代主义心理叙事 |
| 第一节 1960年代初《酒徒》与意识流小说 |
| 1. 《酒徒》与刘以鬯1950年代小说 |
| 2. 《酒徒》与乔伊斯《尤利西斯》 |
| 3. 《酒徒》与穆时英小说 |
| 4. 《酒徒》与鲁迅《狂人日记》 |
| 5. 《酒徒》与1960年代华文意识流小说 |
| 第二节 1960年代以后的实验小说与现代心理叙事 |
| 1. 深层心理书写与表层心理书写的并用 |
| 2. 表层心理书写 第五章 刘以鬯与城市图像 |
| 第一节 刘以鬯的城市图像实验 |
| 第二节 城市图像的时空构成法：法国新小说与《对倒》 |
| 第三节 城市图像的音乐结构：刘以鬯《对倒》与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关系 |
| 1. 音乐与意义 |
| 2. 音乐结构与意义 |
| 3. 《对倒》与《花样年华》的音乐结构 |
| 4. 音乐结构的内在意义 第六章 刘以鬯与现代复修：一种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追寻 |
| 第一节 香港地缘文化的现代复修：现代复修观念的形成与香港1960-70年代文化环境 |
| 第二节 《寺内》的现代复修：新旧符号融合与施蛰存文本比读 |
| 第三节 上海、香港的双城魅力：记忆、当下、历史 第七章 总论 参考文献 |
| 1. 刘以鬯作品评论文章 |
| 1.1 中文评论文章 |
| 1.2 外文评论文章 |
| 2. 着作 |
| 2.1 中文着作 |
| 2.2 英文着作 |
| 3. 篇章 |
| 3.1 中文篇章 |
| 3.2 英文篇章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着作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的期刊重镇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从印刷小作坊到现代传媒集团 |
| 一、 延请张元济加盟 |
| 二、 引入外国资本与技术 |
| 三、 1920 年前后的改革 |
| 四、 战火中的重建 |
| 第二节 危机中诞生的《东方杂志》 |
| 一、 诞生于三大危机之中 |
| 二、 日俄战争中创刊 |
| 第三节 《东方杂志》的生命轨迹 |
| 一、 停刊与复刊 |
| 二、 编辑的更迭 |
| 三、 办刊宗旨与改版 |
| 第二章 编辑与《东方杂志》的文学面貌 |
| 第一节 孟森杜亚泉时代的文学面貌 |
| 一、 文学栏的地位变迁 |
| 二、 文学样态的变化 |
| 三、 杜亚泉时期的文学新变 |
| 第二节 钱智修胡愈之时代的文学面貌 |
| 一、 文学的辉煌时代 |
| 二、 以文学为中心的栏目设置 |
| 三、 “东方文库”：自我的经典化 |
| 四、 “新年的梦想”：一次文学化征文 |
| 第三节 李圣五及以后时代的文学面貌 |
| 一、 “恢复原状”的文学栏 |
| 二、 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
| 三、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化建构 |
| 四、 以征稿聚拢人气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
| 一、 “精神救国论”的提出 |
| 二、 道德伦理问题的关注 |
| 三、 个人主义的倡导 |
| 第二节 调和：新文化的另一种选择 |
| 一、 不可避免的思想战 |
| 二、 论战的背景及观点 |
| 三、 论战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节 “为新文化植深厚之基础” |
| 一、 何为新文化？ |
| 二、 路在何方？ |
| 三、 “适宜的栽培” |
| 四、 “消极的乐观” |
| 第四节 《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 |
| 一、 《东方杂志》对语言变革的探讨 |
| 二、 两种语言观之差异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的文学翻译 |
| 第一节 《东方杂志》的文学翻译概况 |
| 一、 五四前文学翻译的基本状况 |
| 二、 五四后文学翻译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俄国文学：中国新文学的目标 |
| 一、 《东方杂志》早期的俄国文学译介 |
| 二、 借重名家效应 |
| 三、 探寻俄国文学的特性 |
| 四、 “生出俄国一样的文学” |
| 第三节 泰戈尔：新文学的启示录 |
| 一、 钱智修：泰戈尔的最早译介者 |
| 二、 20 年代的泰戈尔热 |
| 三、 爱的哲学：新文学的思想启示 |
| 第四节 “做综合地研究”：《东方杂志》的译介导向 |
| 一、 概观欧美文学 |
| 二、 日本近代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参考 |
| 三、 现代话剧艺术的广泛引介 |
| 第五节 榜样的力量：《爱的教育》与《大地》 |
| 一、 《爱的教育》 |
| 二、 赛珍珠的《大地》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 |
| 一、 《东方杂志》的早期文学创作 |
| 二、 《东方杂志》上新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东方杂志》与现代文学流派 |
| 一、 文学研究会的另一重要阵地 |
| 二、 给创造社以展示的机会 |
| 三、 为左翼作家拓展生存空间 |
| 四、 争取知名作家的支持 |
| 第三节 文学批评：新文学的引导者和守护神 |
| 一、 倡建中国的文学批评学 |
| 二、 宏扬写实主义文学精神 |
| 三、 注重新文学题材的示范与引导 |
| 四、 提携和培育文学新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林肯家族全面改版首推2003款林肯城市（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都市“闲逛者”的东方构型 ——刘以鬯写作风格研究[D]. 杨洁.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从“理”到“理性”—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论争背后的转型思想[D]. 殷亚迪. 浙江大学, 2017(07)
- [3]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D]. 肖熹.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8)
- [4]唐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D]. 陈依雯（Tang Yee Woon）. 南京大学, 2016(04)
- [5]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D]. 吴晓东. 山东大学, 2016(10)
- [6]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D]. 燕志华. 南京大学, 2014(03)
- [7]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研究[D]. 石玮. 上海大学, 2013(02)
- [8]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D]. 宋声泉. 南开大学, 2013(07)
- [9]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D]. 黄劲辉. 山东大学, 2012(12)
- [10]《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D]. 王勇. 南开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