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缘: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社会位居──清代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回教(论文文献综述)
黄浩[1](2021)在《黄飞鸿电影的人物传说建构与岭南空间想象》文中研究指明
楚姝妍[2](2021)在《神像传播与渔民族群身份的建构 ——以微山县爱湖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深受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影响,将重心倾向于外来文化的研究上,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本土文化及传统媒介则被置于边缘地带。但由于社会结构与文化机制的变化,发展传播学难以应对复杂的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现象,在此困境下,文化主体及本土媒介有了“发声”的可能性。爱湖村是微山湖畔一个典型的渔村,村中渔民祖祖辈辈以船为家,以水为生。湖中变数大、风险多,给渔民带来生产、生命的威胁,为了改变命不由己、担惊受怕的生活,渔民只能求助于非自然的力量,并创造了一个以水有关的神像体系。神像作为唯一的“纸上媒介”传承了渔民族群文化,也成为爱湖渔民族群身份、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反映出渔民自古形成的人情道德、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和民间信仰。因此,本文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乡村文化传播本土化的研究视野,来考察爱湖村渔民是如何从神像中获得族群认同建构,并维系和发展族群的文化表达的,进而深入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理解当地社会的整体运作机制。笔者在田野调研中发现,神像几乎参与了渔民大大小小的事件,“媒介在场”时刻发生,其文本、仪式展演及传播活动与渔民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和情感记忆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神像文本中的内在构图、构形元素以及众神排列传递给渔民对自身身份的认知,成为渔民日常的生活生活秩序与行为指南;神像在仪式展演中促进渔民族群内部形成稳固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进而建构起家族身份、族群身份及国家身份;神像在传播过程中承载了渔民的历史记忆,即1949年以前的水生记忆、1949年至1976年的登陆记忆以及1978年以后的水陆共融记忆,渔民在这些记忆中形成根基性族群情感,并完成了对其族群身份的重构与重新定位。同时,神像在新时期成为连接水陆两个群体的物质载体,神像绘制中加入陆地元素,对外名称的改变等都反映出两个群体间的隔阂与对立的消解。神像对协调水陆关系发展及水陆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发挥着现实意义。
李治兵[3](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郑容坤[4](2021)在《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牟婷[5](2019)在《苏州古村落的空间传承与当代重构》文中指出本文以太湖流域的苏州古村落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从空间生活的角度,探讨古村落的传统生活与空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契合程度。苏州古村落作为江南传统美好生活的主要发源地,将审美意识体现在了建筑、空间、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上。传统空间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空间特色可以反映居民们的审美价值和实践过程,传统空间中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保护传统空间即保护了人们的“乡愁”。本文从苏州古村落的生活空间体验、传统空间的审美观念切入,以解析传统空间构成与形态传承与演变,来领会传统空间的审美意义;强调保护传统空间也即保护人们的美好生活为逻辑主线,对苏州古村落这一完整的社会单元进行空间评价,来探讨如何在当今时代来保护和体现传统空间的美。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传统空间之所以美,重点是尊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传承了完整的文化空间、保留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一观点,论文重点研究两个问题:(1)当今社会下的古村落该如何回归这种美;(2)如何将传统生活美拓至于现代的村落生活中。笔者认为除了要保护个体实物例证外,更应注重延续历史文脉的空间意象、增加传统生活中的交往空间。除了保护建筑这些物质存在,更应注重保护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交往空间。基于此观点,本文在最后两章论述了传统空间的传承意义并探讨了传统空间的保护与重构的方法,认为对传统空间的保护或重构都应将传统空间中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重要参考因素,尊重人们在空间中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来决定空间本身是否具有现实价值。要保护人们在传统空间中进行审美实践的权利;尊重传统空间中的人们对于传统生活的情感需求;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修养。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和探讨,为古村落的保护发展,特别是传统生活和空间保护及优化提供一点意见及建议,进而能对新农村的建设发展有所裨益。
刘倩[6](2019)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野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中研究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和活的历史见证,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历史演进中,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直接、生动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更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这一珍贵的文化财富和文化资源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础和精神力量。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文化理论,对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历史上,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因为那时尚没有成系统地讨论今天才归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但先哲们对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及音乐戏剧、风俗制度等(这就是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的探讨,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有关文化的本质、价值及其传承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为当今我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可资借鉴并作为理论基础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基于此,本文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基础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既有利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问题的解决,又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认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视野中,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广泛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本质、价值及其生存现状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传承问题的基本认识。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于人的劳动实践。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知识性的文化类型,也创造了道德、风俗、艺术等方面的文化,这些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及其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人的精神生产的属性。作为一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的活动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虽以客观存在的自然为条件,但表现的却是人的价值和观念,展现的也是人的需求和创造,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又以人为载体,这就使包括保护传承人在内的人的问题的解决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既有利于促进物质生产、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又有利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保护与传承的重要现实依据。其四,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着一定不利因素的挑战,既有外部传承环境的变化,又有其自身传承方式的局限,这使之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某种不相适应,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带来一定困难。在以上分析论证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方法论贯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实践,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般原则基础上,还需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出发,通过创新发展激发传承活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并通过不断增进公共文化服务、加强合作交流来夯实传承基础,不断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路径。
黄源成[7](2018)在《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重要组成部分,漳州拥有基于多样性自然与人文环境下的多元传统村落文化,并以此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形态体系。基于文化学与建筑史学的综合视角,借鉴文化地理学、社会学、形态学等学科相关理论,本文以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构建以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成逻辑、外部形态表征和内在演化机制为主体的研究框架,揭示出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生成与交汇逻辑,阐释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探索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化的机制与规律,进一步推动了闽南地区传统村落形态的理论研究,促进闽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实践,拓展了建筑史学、文化学与建筑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首先,以文化认知的多维性为视角,从自然与文化、空间与时间、静态与动态、单一与复合等不同维度上,解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生成的地域性、构成的多样性、发展的动态性与交汇的综合性,系统阐释了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生成与交汇逻辑。从漳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出发,诠释了其对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地域性建构的参与。从空间维度的共时性视角出发,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是在地理约束、国籍背景、民族差异与民系分支不同尺度下的四种静态复合组成结构。从时间维度的历时性性视角出发,阐释了在不同历史阶段过程中,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前后之间承传延续的动态历程,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可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清末至民国时期。从复合性的视角出发,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呈现出“中心与边缘”、“一体与多元”、“内生到外溢”、“化外到化内”的四种交汇性特征。其次,以多元文化交汇的宏观整体性视角,将漳州各类典型的传统村落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从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三方面入手,探索建立区域性村落形态的研究方法体系,全面解析了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区域性整体外部表征。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类型划分,既可从非物质层面的民系差异与经济形态入手,也可以物质层面的规模尺度与历史风貌为依据。从不同地貌环境下村落选址的多样性、不同结构组织下村落格局的差异性、自然与人工边界的构成以及相互关系、村落街巷与重要节点下的公共空间四个层级,阐述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构成体系。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地域特征,在整体上表现为顺应自然与因地制宜的环境介入方式、聚族而居与内向防御的空间组织模式、形态多样与相互交融的历史风貌特色。再次,从多元文化交汇的动态性视角切入,以延续机制、转变机制和适应机制三个向度为坐标,剖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机制,并进一步诠释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聚族而居与祖先崇拜的宗族社会形态、漳州区域地理特色下的村落经济形态、风水礼制与宗教影响下的意识形态,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延续机制。族群械斗与倭寇匪患的民间社会动乱、沿海海禁迁界与卫所屯田国家政策、唐初陈元光平定漳州与明清海外移民,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转变机制。月港海外贸易与九龙江内陆贸易联动、政策“王化”与“儒化”的共同推动、不同族群多元宗教信仰之间相互融合,是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适应机制。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村落整体布局演化的性质与路径、村落安全防御体系的空间与精神构建、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与形态强化。最后,从文化的时代性与可持续性视角出发,对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现代保护发展适应进行初步探索。以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漳州传统村落的文化变迁的历程、因素与机制为视角,阐释了村落形态变化的时代背景;从存续现状、保护困境与发展机遇三方面入手,剖析了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发展基础;以价值、对象、原则、策略与案例为步骤,探索了漳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多元路径。
林瑜胜[8](2018)在《生活意义的追寻 ——基于曲阜市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调查》文中认为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带动的“乡-城”人口持续流动,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弱势特征,农村老年人难以完全适应快速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转型,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心理焦虑和抑郁日甚。农村社会的个体化、农村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农村老年人生活风险和个体风险的集聚化,进一步裂解了农村老年人的身份意识,侵蚀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削弱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信心。肇始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农村地区“宗教热”引发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一方面是高速增长的国家经济和不断改善的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现象的不断涌现。在新增宗教人口中,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倾向明显,成为“宗教热”里的重要群体。经济和宗教共同发展的现象已经无法从传统的“宗教鸦片论”获得全部合理性解释,必须运用或建构新的理论以进行更符合实际的阐释。即既要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的心理结构出发,也要从当前农村宗教信仰所面临的新的发展环境、经济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农村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对农村地区居民心理结构的冲击等方面,探寻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现实和心理诱因,更要从宗教信仰对个体的生活困境化解、精神和心理的满足与支持,特别是对农村老年人个体价值重赋、社会关系重建、生活信心重塑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挖掘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动机,归纳和总结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机制,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意义的深度理解和准确把握。本文有关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定量数据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基于曲阜市980名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调查数据;二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2015年和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2016年有关宗教信仰的调查数据。本文有关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定性资料主要来源于对曲阜市50位农村老年人个案的无结构式访问。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参与观察、无结构式访问和统计分析。通过文献研究,本文发现,已有有关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大多是从宗教人类学视角出发,宗教社会学视角相对较少。有关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不足,而且研究内容基本集中于影响宗教信仰的一些外部因素如生活的困难和保障的不足等,特别是缺乏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意义的深度分析。通过对农村宗教实践活动的参与观察,笔者获得了农村宗教信仰生活的生动现场体验,增加了对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动机和意义的理解。无结构式访问有助于撇开外部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信教选择的一般认知,有利于借助“移情”获得农村老年人信教的主观理性认知。对曲阜调查数据和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中有关农村宗教信仰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既可以从“面”上宏观掌握农村宗教信仰的一般概况,也有助于从“点”上对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选择行为的各种动机进行更客观和更全面的理解。本文认为,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主要动机在于追寻个体的生活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农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个体价值的失落,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信仰唤起了个体的自我身份意识,提高了独立生活能力,并通过宗教信仰找到了精神归属,进而实现个体价值的重赋。二是基于以个体权威、人际信任和交往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同步提升的现实,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信仰构建个体权威,增强人际信任,内化交往规范,进而强化和提升个体社会资本,并以此来重建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三是基于农村老年人遭遇的来自生活和个体两方面的风险应对需要。生活风险包括家庭、社会、公共服务等基本保障不足及社会安全感欠缺,个体风险包括生理机能下降、心理支持难以为继的健康风险及代际伦理失衡、个体尊严受损的家庭伦理风险。借助风险理性的运用,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信仰实现了“本体性安全”的替代、维系了家庭价值观和预定了彼世的回报,进而重塑个体的生活信心。本文关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发现和结论,具有三方面的创新意义。一是论述并阐明了宗教信仰构建农村老年人生活意义系统的内在价值,二是梳理并揭示了宗教信仰重建农村老年人社会关系的潜在机理,三是总结并提出了“拒绝与吸引”的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选择机制。本文的第一章属于导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问题、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章属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介绍。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主要介绍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意义所在。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对论文的主要发现和观点进行概述,并就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一些宗教问题和农村老年人关爱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的各章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导论。从社会发展中的宗教问题凸显、农村宗教信仰发展迅速、农村老年人信教现象增多和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意义”的研究必要等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出发点。从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一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研究和关于已有研究的评价三方面概述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研究现状,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核心概念进行了限定。研究立场采取重点讨论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实然”内容,而较少涉及“应然”内容。第二章: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主要包括农村宗教信仰发展背景、农村人口宗教信仰结构、曲阜市农村宗教信仰概况、农村老年人信教动机分析与信教机制探讨等内容,明确提出健康状况普遍下降、内外压力难以承受和宗教信仰适时出场是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一般逻辑,而世俗体制的“制度性拒绝”和宗教信仰的“归属性吸引”则体现了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机制。第三章:个体价值的重赋。依据个体化理论,阐述了农村社会个体化的表现和农民个体化的衍进与结果,分析了农村社会个体化对农村老年人个体权威和个体价值的影响,并就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的个体价值重赋,从自我身份意识唤起、独立生活能力提高和精神归属达成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章:社会关系的重建。从农村社会关系结构出发,考察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分化对农村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影响,通过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间作用路径的分析,从个体权威、人际信任和交往规范三方面论述了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重建的机理。第五章:生活信心的重塑。本章根据现代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生活和个体风险,依据风险理性理论研究指出,农村老年人面对外部生活风险和内部个体风险的双重夹击,希望通过宗教信仰实现个体的“本体性安全”,维系家庭价值观,并实现彼世回报的预定。第六章:结论与讨论。本章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的一般评估和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意义两方面对本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就农村宗教信仰的地位认识、农村宗教信仰的作用评估、农村宗教信仰的两种观点和农村老年人的关爱思路四个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孙葳[9](2017)在《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传媒的迅猛发展,在传媒资本的驱动下,主要依托网络媒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类型文学迅速崛起,言情类型小说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类型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论文对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通过对其生产方式、文本模式等方面的深度把握,力图揭示这一文学和文化现象所表征的时代症候与性别诉求,发现蕴藏在这种新形态大众文学中的新的文学可能。论文的绪论简要梳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网络文学如何完成了向类型文学的范式转换。西方类型学理论、类型电影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以盛大集团为代表的大型资本介入文学市场客观上促使了网络文学类型化趋势,近五年来移动终端的参与又一次改变了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生态,类型文学完成了从免费到付费,从多种体式并重到以长篇小说为主要形式的变化。第一章主要把言情类型小说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考察,简要追溯我国言情小说发展的历史: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晚清狭邪小说,到上世纪初“革命+恋爱”与海派言情,再到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与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网络文学创作潮流,都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第二章深度把握在资本、媒介、已有的文学传统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所呈现出的特定的文本结构特征。显然,言情类型小说在新世纪的海量作品呈现出高度类型化的文本特征,这体现在小说的时空体式、情节和人物设置以及话语风格等多个层面。无疑,文本结构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下青年读者情感结构契合,又表征了当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权力乃至性别权力等权力形态之间关系配置的变动。本文的第三章则是通过对一些典型文本的细读及特殊类型的剖析,力求揭示出言情类型小说话语中暴露出的个体如何在当下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想像自我、认知现实。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者和读者群体主要是女性,本文第四章集中探究这一类型小说所彰显出的围绕性/别权力的抵抗问题。应该说,大多基于爱情神话的性/别抵抗是暧昧不清的,在爱情神话的虚饰下无法隐藏的又往往是对父权制的仰视与屈服,由女性作家创作的言情类型小说中却潜藏着大量的男权中心主义视角,这与言情类型小说的固有的写作传统不无关联,也是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曲意迎合。作为一种主要由媒介资本操控的文学生产,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在更大意义上显然是症候式阅读的范例,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一话语空间可能出现的对既有权力结构尤其是性/别权力机制的抵抗,当然,这种抵抗显得如此微弱,但还是在话语戏仿、经典解构以及新媒体语境下读者的生产式参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本文第五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易军[10](2017)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权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西部乡村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西部乡村呈现出半开放的情态。以这个社会现实为背景,乡村社会既保留着部分传统因素,又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这种情形下,乡村权力演变为一种复杂的新型多元格局。个人、社会、国家三方面的权力同处于一个乡村场域之中。问题在于,这种多元权力格局给国家治理、乡村法治化带来新的挑战和课题,法学界未引起重视。权力不确定性和保守性又无法使地方性社会建立起长效稳定机制,处在强制、不平等和任意性且受制于人的主观意愿之中。这是全文的基本命题。这样当代乡村仍是非法治化和人为建构的秩序,这是研究乡村权力的主要现实依据。半开放社会下的权力结构包括个人-社会-国家三重结构,三重权力结构摆脱了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国家-社会二元模式,把权力扩展到更为微观的个人结构之中。这种理论渊源于福柯的弥散的微观权力学说,是论题最主要的分析工具。以这个权力格局为基点,通过对一个特定乡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这个乡村的权力现状,纠纷及其解决。把半开放社会作为主要的语境,以结构-过程为分析路径,采用家乡人类学及其个案分析方法,以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基础,揭示权力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运作过程,去发现半开放乡村在当前的现实情况,这是研究论题的起源。权力一方面它有助于解决乡村内部问题,是一种传统的自治手段;另一方面又与法律发生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与半开放社会不可分。这个核心观点是研究论题的基点。这种情形看出乡村治理需要找到合适的模式,来契合半开放社会这个现实,而我们在乡村与国家法律之间还没有一种有效的模式予以回应。乡村个人权力结构主要包括权威、衰落的老人、妇女、一般村民等具有建构乡村秩序的成年人。这个结构反映当代乡村个人权力与以往相比的消涨关系,尤其是妇女、年轻人与老人间的权力关系呈现强弱态势。社会权力包括非正式组织和村级权力体系。非正式组织由混混群、老人集团、年轻人群、家族、亲属群等构成,其中家族居主导地位。村级权力体系是乡村正式组织,包括村委会及其下面的自然村和村民小组等三级体系。国家权力在乡村存在方式乃是送法下乡或法律服务,以社会福利形式重建合法性和权威,避免之前强调通过政治组织和控制的某种强制和安排,这种权力渗透更易获得村民的认同。上述权力结构影响到乡村纠纷解决,同一权力结构内的纠纷首先受制于该权力结构的制约,如混混群内的纠纷依赖于混混群处理。不同权力结构有他们解决的方式。从民间权威到村级权力体系再到国家,呈现出和解、妥协、调解、诉讼等多元形式,具体出现有半强制、请客吃酒、会议解纷、说情、治安员和小组长调解、判决等方式。通过对特定乡村的长期调研发现,在个人-社会-国家三重权力结构方面,纠纷解决的量化呈现出由下至上和由多到少的变化,越往上纠纷越少。这种纠纷变化反应乡村权力结构对纠纷控制的层次性和过滤功能,这种情形可概括为“筛漏”理论。筛漏表明权力结构把大量的纠纷控制在基层,减少推送到国家带来的麻烦,具有极为重要的基层社会稳定和平衡的作用。这些细微的支配技术能实现法律不能处理的某些日常事务之功能,甚至在国家权力边缘有效地组织、治理当地社会秩序,是维护地方性社会的有效工具,但有可能阻隔法律在乡村的实践,使权力反复循环地作用乡村社会,造成国家在乡村的内卷化。在微观结构方面,主要基于一个纠纷场域进行分析,包括权力秩序和权力形式。权力秩序具有差序性,由内至外展现出权力权重主次,即当事人、调解/裁判者、外围权力结构等构成。权力形式方面包括支配/决定模式、势力政治、共谋/合意三种权力形态,三种权力模式在同一纠纷场域内相互交错,都为当事人的本体性安全这一目的所趋使,从而把纠纷解决塑造为一种微型政治方式。结构作为静态、宏观方法很难发现权力的技术、策略和观念问题,因而从结构到过程的研究是权力分析的基本特征。以婆媳纠纷阵列作为个人权力技术基础,全村人都卷入的电线纠纷、村级权力调解作为社会权力运作的分析对象,土地承包诉讼为国家权力在场的表达为基调,分析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在乡村的运作逻辑。通过婆媳纠纷考察个人权力,以语言视角分析各自的权力策略,婆媳之间主要以沉默、诉苦、舆论造势、指责等获得某种支配性、影响性的力量,这种极具内向性的纠纷很难找到谁是谁非,其原因在于背后妇女权力崛起以及老人权力的衰退,使双方产生矛盾,扩大到具有内向性的乡村纠纷,都应该强调权力的再平衡,才能达到一种实质的公平,既是纠纷解决之道又是避免纠纷之源。社会权力之非正式组织方面,通过电线纠纷的解决来分析家族关系从分裂到整合的过程,家族关系以婚姻和地势为主,但是纠纷又分裂了亲属网络,回归到地势权力方面,从而使家族关系发生了分裂。当纠纷解决后,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恢复到既定的初始关系。从原初状态-分裂-正常状态的循环过程,反映了家族权力的摆动规律,不会分裂过远,更不会彻底变迁,这也表明权力具有某种修复功能,避免纠纷导致社会遭受严重损坏的作用。村级权力调解是乡村社会权力解决纠纷之重要部分,它介于非正式与正式之间,解决过程在接近国家,国家也通过村级体系对纠纷的控制来实现基层的治理。治安员在调解过程中运用了压、劝和、分别对谈等一系列权力技术,基于人情、面子、观念、传统等文化实践,塑造了权威。引致国家在场并发挥权力作用的是村民的土地承包诉讼。因为土地作为核心利益,地方性知识和非正式权力无法产生实质的解决纠纷的能力,土地纠纷不但延伸出更多围绕着核心纠纷的一系列其他争议,也连带着整个村民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的重大事件。纠纷外溢并诉至法院构成村民对强势方当事人的权力反抗。“上法院”反映了送法下乡和迎法下乡都不足以完整地说明乡村司法和法治的基本问题。“上法院”是第三方论域,表明村民主动接近国家实现利益的某种取向,而不是被动地从国家那里得到支持。权力在纠纷解决中的运作过程反映了村民在半开放社会背景下的多元表达,可以自力解决,也可以寻求社会的其他力量,还可以利用交通便利找法院。这些过程统归为新形势下的乡村方式,其背后揭示了多元正义观念,它包括民间正义观念和司法/法律正义观念。两套正义构成当前乡村正义的谱系。由于村民理解的正义与国家赋予他们的正义有重大区别,村民追求正义预期与国家实际给予的正义存在偏差,多元正义之间就需要通约与耦合。乡村纠纷解决中权力之治优于规则之治,权力仍是处理乡村问题的主要方式,反映村民基本观念和利益表达的基本形式。乡村纠纷解决仍以权力之治为主,规则治理显得不重要,即使规则作为支配性手段解决问题,也是一种基于工具主义被村民用以化解矛盾的资源。这是文章的基本结论。如何把权力谱系及其与法治的关系契合起来,以打造一个现代意义的乡村秩序。此说明乡村需要建构一套有序的符合法治要求的多元权力秩序。个人-社会-国家之间,个人-社会体现于乡村自治方面,通过纠纷解决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实现自治;社会-国家体现于治理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解决基层矛盾和服务下乡,实现乡村的治理。法治视野下的自治-法治模式构成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其中国家权力,尤其是法律居于核心,是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换言之,只有以法治为本质追求,进而建构一套符合法律、法治的乡村权力体系才是自治-法治模式所要追求的目标。
二、边缘: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社会位居──清代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回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边缘: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社会位居──清代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回教(论文提纲范文)
(2)神像传播与渔民族群身份的建构 ——以微山县爱湖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A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语境 |
(一)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 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一) 微山湖渔民族群研究综述 |
(二) 现有微山湖渔民研究存在的问题 |
三、研究的理论视角 |
(一) 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二) 身份认同与媒介 |
四、研究方法与路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路径 |
第一章 依湖傍水的村落空间 |
一、临水而建的爱湖村 |
(一) 自然环境 |
(二) 人文环境 |
二、村落中的人情风俗 |
三、三界皆供的神像 |
(一) 神像的供奉情况 |
(二) 神像的使用情况 |
第二章 日常的呈现:神像文本中的生活模式 |
一、神像构图与“家”的空间布局 |
(一) 最小的生活单位 |
(二) 神像构图与家的空间布局 |
二、构形元素与家庭身份定位 |
(一) 长者为尊的年龄元素 |
(二) 阴阳相合的性别元素 |
三、众神排列与渔民的生活诉求 |
(一) 多神图与渔民的生活诉求 |
(二) 单神图与渔民的生活诉求 |
第三章 仪式的展演: 神像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一、神像实践带来的家族身份认知 |
(一) 家族系统的核心——“明堂” |
(二) 神像赋权下的家族身份构建 |
(三) 家族仪式中的情感唤醒 |
二、神像实践中族群身份的凝固 |
(一) 关系的交融: 亲朋好友的“上礼” |
(二) 交往的边界: 不可触碰的禁忌 |
(三) 端鼓腔曲中的道德世界 |
三、神像实践对国家身份的重塑 |
(一) 割裂的位置与边缘的存在 |
(二) 仪式名称之变: 国家身份的突显 |
第四章 情感的建构: 神像传播中的集体记忆 |
一、1949年以前: 神像的水生记忆 |
(一) 漂泊的船: 苦难的罱帮记忆 |
(二) 基于神像神话、传说的水记忆 |
二、1949--1976年: 神像的登陆记忆 |
(一) 静止的水域: 被固定的爱湖大队记忆 |
(二) 惨痛回忆: 上陆后神像经历的浩劫 |
(三) 水陆联宗与族源认同 |
三、1978年至今: 水陆共融记忆 |
(一) 国家力量支持的航运记忆 |
(二) 神像体系中的水陆共同体 |
(三) 爱湖村渔民的文化再生产 |
结语 |
附录一 神像图 |
附录二 田野调查图片(部分) |
附录三 访谈提纲与内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一)研究视角 |
(二)研究方法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1.1 指导思想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1.2 理论基础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4.1.1 科学性原则 |
4.1.2 系统性原则 |
4.1.3 可比性原则 |
4.1.4 可行性原则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1.1 老人村概况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2.1 桃坪村概况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5.3.1 坪头村概况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5.4.1 整体评价 |
5.4.2 对比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6.3.3 资金制约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6.3.6 村寨原子化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致谢 |
(5)苏州古村落的空间传承与当代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目的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中国古村落空间生活的相关研究 |
二、苏州传统古村落研究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概念界定 |
一、研究对象释义 |
二、古村落的“传统空间”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论文构思 |
第一章 苏州古村落的空间要素和审美观念 |
第一节 影响古村落传统空间的日常生活要素 |
一、传统劳动生活要素 |
二、多元主体的社会生活要素 |
三、礼制为先的信仰文化要素 |
第二节 、影响古村落传统空间的社会经济因素 |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二、经济结构的变迁对村落生活的影响 |
第三节 影响古村落传统空间的审美观念 |
一、空间审美构成各要素 |
二、关于古村落传统空间审美心理的分析 |
三、江南文化的独立性 |
四、江南居民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苏州古村落的空间传承与演变 |
第一节 古村落传统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 |
一、生态环境与村落空间 |
二、交通需求与水网路网布局 |
三、文化心理与建筑形态 |
四、生活方式与居住空间 |
第二节 古村落传统空间构成 |
一、空间构成要素分析 |
二、空间的布局与围合 |
三、空间序列分析 |
四、空间的区域与边界 |
第三节 古村落传统空间传承 |
一、传统空间观在村落布局中的体现 |
二、生活方式在空间生活中的传承 |
三、空间审美观念在民居中的体现 |
第四节 古村落传统空间形态的演变 |
一、整体空间构成形态 |
二、街巷空间形态演变 |
三、空间尺度变化与空间体验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苏州古村落传统空间与现代生活 |
第一节 传统居住空间与现代生活需求 |
一、民居空间的需求与空间界面上的变化 |
二、民居空间需求与空间天际线 |
第二节 传统公共空间与现代生活 |
一、古村公共空间与空间中的人际交往 |
二、街巷尺度与现代交通 |
第三节 生产劳动空间与现代生活 |
一、古村落的田园空间 |
二、空间生产的现代转型 |
第四节 景观休闲空间的设计与审美 |
一、景观节点的空间节奏 |
二、街巷的转折与变化 |
三、田野景观的审美 |
第五节 传统空间传承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 |
一、构建传统空间的“场所精神” |
二、维持乡土环境,留住“乡愁” |
三、生产方式与多元化的生活状态 |
四、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创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苏州古村落空间的更新与重构 |
第一节 空间审美的断裂与追寻 |
一、生态环境恶化、传统风貌难控制 |
二、空间审美的“象”的消失 |
三、地域文脉的空间叙事 |
第二节 古村落保护中“人”的因素 |
一、村落空心化的现状 |
二、村落发展中的“人”的分析 |
第三节 古村落更新的选择 |
一、古村落更新的现存模式 |
二、建筑信息评估与整合 |
三、村落改造的生态补偿 |
第四节 古村落传统空间的当代重构 |
一、传统空间意识下的现代村落 |
二、传统空间的当代重构策略 |
三、构建符合当代生活的交往空间 |
四、特色小镇和特色村落构建 |
第五节 传统空间优化对于古村落保护的意义 |
一、理顺空间逻辑,促进村落更新 |
二、评估空间审美价值,凸显村落特色 |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激发村落活力 |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苏州东西山明清古建筑名录 |
附录2:苏州古村落环境要素构成表 |
附录3:常见民居铺地形式 |
附录4:墙体分类表 |
附录5:古村历史建筑调查样表 |
附录6:徐湾村现状建筑实地调查表 |
附录7:古村落游客调查问卷及采集数据 |
附录8:古村落居民调查问卷及采集数据 |
作者简介 |
(6)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野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术语解释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化 |
三、研究现状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二)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四、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一)创新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基础 |
一、文化与文化观 |
(一)文化内涵的演进 |
(二)文化观的多维性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发展 |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主要内容 |
(一)文化本质 |
(二)文化主体 |
(三)文化价值 |
(四)文化传承发展 |
第二章 文化是人的实践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及其本质属性 |
一、人的实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物质前提 |
(一)自然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制约因素 |
(二)物质生产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决定因素 |
二、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
(一)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中的作用 |
(二)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中的作用 |
(三)人创造的环境也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的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人的精神生产本质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
第三章 文化价值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当代价值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物质生产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库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人的精神塑造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和谐文化基因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社群和谐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激发民族自豪感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认同感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了民族智慧 |
第四章 文化生产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问题透视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受环境变迁挑战 |
(一)自然环境改变有损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 |
(二)人文环境变化削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关系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受经济全球化冲击 |
(一)非理性的商品化生产冲击 |
(二)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 |
(三)西方强势经济下的文化挑战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自身问题 |
(一)传承主体的承继问题 |
(二)传承方式的有限性问题 |
(三)传承中的机遇流失问题 |
第五章 文化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原则与路径 |
一、继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本原则 |
(一)批判继承原则 |
(二)保护利用原则 |
(三)科学发展原则 |
二、创新协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路径 |
(一)以意识建构引导自觉传承 |
(二)以创新发展促进生产性保护 |
(三)以公共文化发展实现协作共享 |
(四)以合作交流增进世界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课题缘起 |
1.1.1 激变的中国作为多元国家需回顾历史以拓展精神容量 |
1.1.2 实证的历史史实需要借助文化的诠释获得理论参照系 |
1.1.3 闽南地域文化见证中国古代历史与近代融入世界进程 |
1.1.4 漳州传统村落作为闽南多元文化存续的一种物质载体 |
1.1.5 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研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理论基础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探索多元文化交汇下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变 |
1.2.2 研究意义: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在时空维度的存续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1.3.1 文化与形态演变相关研究 |
1.3.2 传统村落形态的相关研究 |
1.3.3 漳州传统村落的相关研究 |
1.3.4 上述研究现状的综合述评 |
1.4 研究对象界定与内涵 |
1.4.1 研究对象范畴与研究层面界定 |
1.4.2 相关核心概念及其内涵的阐释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框架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生成与交汇逻辑 |
2.1 漳州自然环境参与文化生成地域性建构 |
2.1.1 山海同构地形地貌塑造文化的封闭性与互动性 |
2.1.2 差异明显的土壤与耕地资源孕育不同经济形态 |
2.1.3 多元气候分区影响沿海与内陆的生产方式差异 |
2.1.4 自然灾害多样性引发人口迁徙与祈福文化现象 |
2.2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共时性结构 |
2.2.1 地理约束下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
2.2.2 国籍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与南洋文化 |
2.2.3 民族差异下的汉族文化与闽越文化 |
2.2.4 民系分支下的闽海文化与客家文化 |
2.3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历时性演变 |
2.3.1 先秦时期:闽越土着文化在封闭地理阻隔下自然发展 |
2.3.2 秦汉时期:少量北方移民下中原汉族文化的初步介入 |
2.3.3 唐宋元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下中原汉族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
2.3.4 明清时期:人口增长与宗法制度下宗族村落的大规模发展 |
2.3.5 清末至民国:华侨迁徙下中国文化外溢与南洋文化的引入 |
2.4 漳州传统村落多元文化的交汇性特征 |
2.4.1 中心与边缘:基于空间区位与信息密度的文化迁徙 |
2.4.2 一体与多元:基于空间层叠与时间承传的文化共生 |
2.4.3 内生到外溢:基于人口增长与商业贸易的文化溢出 |
2.4.4 化外到化内:基于行政管理与儒家教育的文化融合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构成与特征 |
3.1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划分 |
3.1.1 基于文化视野下的民系类别与经济形态 |
3.1.2 基于物质层面下的村落规模与历史风貌 |
3.2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构成体系 |
3.2.1 不同地貌环境下村落选址的多样性 |
3.2.2 不同结构组织下村落格局的差异性 |
3.2.3 自然与人工边界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
3.2.4 村落街巷与重要节点下的公共空间 |
3.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整体特征 |
3.3.1 顺应自然与因地制宜的环境介入方式 |
3.3.2 聚族而居与内向防御的空间组织模式 |
3.3.3 形态多样与相互交融的历史风貌特色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机制及其规律 |
4.1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延续机制 |
4.1.1 聚族而居与祖先崇拜的宗族社会形态 |
4.1.2 漳州区域地理特色下的村落经济形态 |
4.1.3 风水、礼制与宗教影响下的意识形态 |
4.2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转变机制 |
4.2.1 族群械斗与倭寇匪患的民间社会动乱 |
4.2.2 沿海海禁迁界以及卫所屯田国家制度 |
4.2.3 唐初陈元光平定漳州与明清海外移民 |
4.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适应机制 |
4.3.1 月港海外贸易与九龙江内陆贸易联动 |
4.3.2 “王化”与“儒化”政策的共同推动 |
4.3.3 不同族群多元宗教信仰之间相互融合 |
4.4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演化规律 |
4.4.1 村落整体规划布局演化的性质与路径 |
4.4.2 村落安全防御体系的空间与精神构建 |
4.4.3 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复合与形态强化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现代保护发展适应 |
5.1 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变迁 |
5.1.1 从解构到转型到重构的历史脉络 |
5.1.2 从全球到地方的多维性驱动因素 |
5.1.3 从传统到现代不同影响机制博弈 |
5.2 文化变迁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发展现状解析 |
5.2.1 传统村落形态存续现状 |
5.2.2 传统村落形态保护困境 |
5.2.3 传统村落形态发展机遇 |
5.3 漳州传统村落形态保护与发展的多元路径探索 |
5.3.1 多元价值作为保护发展基础 |
5.3.2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 |
5.3.3 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
5.3.4 空间策略与协同性策略结合 |
5.3.5 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探索案例 |
5.4 本章小结 |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调研传统村落概况信息表 |
附录二:调研传统村落分布示意图 |
附录三:漳州古代历史行政区划图 |
附录四:漳州调研传统村落问卷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8)生活意义的追寻 ——基于曲阜市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一) 社会发展中的宗教问题凸显 |
(二) 农村宗教信仰发展迅速 |
(三) 农村老年人信教现象增多 |
(四) 宗教信仰“生活意义”的探讨必要 |
二、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 创新之处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 |
一、研究现状 |
(一) 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一般研究 |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研究 |
(三) 关于已有研究的评价 |
二、研究问题 |
(一) 主要问题 |
(二) 核心概念 |
第三节 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立场 |
(一) “价值中立”的可能与不可能 |
(二) 本文的研究立场 |
二、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 |
(二) 参与观察 |
(三) 无结构式访问 |
(四) 统计分析 |
第二章 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 |
第一节 农村宗教信仰现状 |
一、农村宗教信仰的发展背景 |
(一) 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 |
(二) 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疏离 |
(三) “乡-城”人口的持续流动 |
二、农村人口宗教信仰结构 |
三、曲阜市农村宗教信仰概况 |
(一) 曲阜市概况 |
(二) 曲阜市农村宗教信仰概况 |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 |
一、宗教活动参与频率分化 |
二、宗教信仰选择混合化 |
三、基督教信仰传教特征突出 |
四、信教动机趋向实用主义 |
五、信教动机的“扫描” |
(一) 因病信教的流行 |
(二) 家庭关系的考虑 |
(三) 寄托来世的传统 |
第三节 农村老年人的信教机制 |
一、农村老年人信教的一般逻辑 |
(一) 健康状况普遍下降 |
(二) 内外压力难以承受 |
(三) 宗教信仰适时出场 |
二、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选择机制 |
(一) 宗教信仰的精神勖勉 |
(二) 世俗体制的“制度性拒绝” |
(三) 宗教信仰的“归属性吸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个体价值的重赋——个体化视角下的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 |
第一节 农村社会的个体化 |
一、农村社会个体化的表现 |
二、农民个体化的衍进与结果 |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的个体价值失落 |
一、自我身份意识丧失 |
二、独立生活能力降低 |
三、精神归属支点难觅 |
第三节 个体价值的宗教重赋 |
一、宗教仪式唤起身份意识 |
二、教众互助提高生活能力 |
三、神圣信仰提供精神归属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社会关系的重建——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 |
第一节 农村的社会关系 |
一、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 |
(一) 家族化的家庭关系 |
(二) 传统化的人际关系 |
(三) 伦理本位的权力关系 |
二、农村社会关系的分化 |
(一)家庭关系的分化 |
(二) 人际关系的分化 |
(三) 权力关系的分化 |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 |
一、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及意义 |
(一) 社会资本理论概述 |
(二) 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 |
(三) 农村老年人社会资本的意义 |
二、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现状 |
(一) 社会资本存量不断减少 |
(二) 社会资本增量明显不足 |
(三) 社会资本作用难以发挥 |
第三节 宗教信仰里的社会关系重建 |
一、重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 |
(一) 构建个体权威 |
(二) 增进人际信任 |
(三) 内化交往规范 |
二、重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关系 |
(一) 重建家庭关系 |
(二) 重建人际关系 |
(三) 重建权力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生活信心的重塑——风险理性视角下的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 |
第一节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风险集聚 |
一、基本保障仍存不足 |
(一) 家庭保障出现衰落 |
(二) 社会保障存有欠缺 |
(三) 公共服务保障落后 |
二、社会安全感有待提高 |
(一) 社会治安仍需加强 |
(二) 社会纠纷逐渐上升 |
第二节 农村老年人的个体风险集聚 |
一、健康状况难言乐观 |
(一) 生理机能不断下降 |
(二) 心理支持难以为继 |
二、家庭伦理快速调整 |
(一) 代际伦理趋向失衡 |
(二) 个体尊严遭遇挑战 |
第三节 宗教信仰对生活信心的重塑 |
一、替代“本体性安全” |
二、维系家庭价值观 |
三、预定彼世回报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一、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一般评估 |
(一) 信教原因:家庭因素是主要出发点 |
(二) 信教目的:建构生活意义系统 |
(三) 信教机制:“制度性拒绝”与“归属性吸引” |
二、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意义 |
(一) 重赋个体价值 |
(二) 重建社会关系 |
(三) 重塑生活信心 |
第二节 有关问题的讨论 |
一、农村宗教信仰的地位认识 |
(一) 宗教的适应性 |
(二) 宗教的模式 |
二、农村宗教信仰的作用评估 |
(一) 道德教化 |
(二) 心理支持 |
三、农村宗教信仰的两种观点 |
(一) 宗教信仰的适度需要 |
(二)宗教信仰的合理引导 |
四、农村老年人的关爱思路 |
(一) 特殊对待的必要性 |
(二) 精神关怀的迫切性 |
(三) 家庭主体的关键性 |
(四) 宗教信仰的可替代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调查问卷 |
附录2: 曲阜农村方言对照表 |
附录3: 部分访谈案例情况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与言情小说 |
(一)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
(二) 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产生与繁荣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一)“类型文学”:理论溯源与概念辨析 |
(二) 国内研究状况:网络文学到类型文学的范式转换 |
(三) 国外研究状况简介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一) 研究意义 |
(二) 写作路线与方法 |
注释 |
第一章 生产与传播:言情类型小说的前世今生 |
一、言情类型小说的前史 |
(一) 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 |
(二) 现代传媒与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 |
(三) 革命年代言情的“潜在书写” |
(四)“后革命”与港台言情的流行 |
二、网络时代言情小说的勃兴 |
(一) BBS、同人站点与言情的可能 |
(二) 商业网站与言情类型的产生 |
(二) 频道细分与言情小说的繁荣 |
(四) IP时代、影视衍生与经典化 |
注释 |
第二章 文本与结构:言情类型小说的文体特征 |
一、故事场景与时空想象 |
(一) 虚拟历史:穿越、架空与重生 |
(二) 封闭空间:宫宅、职场与校园 |
(三) 另类现实:玄幻、仙侠与“吸血鬼” |
二、人物设置与情节模式 |
(一) 暴君与霸道总裁:王子遇见灰姑娘 |
(二)“高干男”与“凤凰男”:爱情的阶级差异 |
(三) 玛丽苏与白莲花:多男恋一女,圣母独钟情 |
三、话语与风格 |
(一) 文体风格的两极:“甜宠”与“虐” |
(二) 以现实逻辑为标准:“小白文”与“中二病” |
(三) 以艺术真实为尺度:“正剧”与“谐剧” |
注释 |
第三章 多重力量的交锋:个体想象与现实隐喻 |
一、匿名的他者与“主体”质询 |
(一) 职场空间与个体想象 |
(二) 古典生活与自我装扮 |
二、内向生长的“身体美学” |
(一) 情爱书写与身体消费 |
(二) 欲望空间与脆弱的“异托邦” |
三、无处可逃:苍白的乌托邦 |
(一)“种田文”与现代隐逸 |
(二)“异次元”与末世情结 |
注释 |
第四章 暧昧的抵抗:爱情神话与性/性别权力 |
一、爱情神话掩饰下的权力意识 |
(一) 父权制的魔力 |
(二) 症状表达:直男癌、厌女症与偏执狂人格 |
二、女性主义的诉求与反叛 |
(一) 网络女性主义叙事伦理 |
(二)“女性向”言情的性别革命 |
三、性别的置换与位移 |
(一) 耽美同好社群的话语实践 |
(二) 百合文隐匿的身份确认 |
注释 |
第五章 微弱的可能:戏仿、自反与读者生产 |
一、戏仿与解构:在典雅与流俗之间 |
(一) 对“红楼世界”的解构 |
(二) 对琼瑶式言情的戏仿 |
二、反穿越、反言情与文体突破 |
(一) 言情类型小说内部的自反性 |
(二) 文体的突破性尝试:快穿文 |
三、作者的权力与作为生产者的读者 |
(一) 互动生产中的作者 |
(二) 作为生产者的读者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10)乡村纠纷解决中的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为什么是权力视角? |
二、基本概念的阐释 |
三、已有的研究 |
四、作为叙事空间的田野 |
五、研究方法 |
六、思路及篇章结构 |
第一章 一个半开放乡村的权力秩序 |
一、半开放社会:乡村属性界定 |
二、“个人-社会-国家”的权力结构 |
三、个人权力的消涨 |
四、社会权力的多重组织化 |
五、国家权威的重建 |
六、多元权力的互嵌关系 |
七、权力结构与作为“结构”的权力 |
第二章 权力结构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影响 |
一、纠纷:权力秩序的表征 |
二、纠纷解决的两个经验维度 |
三、个人权力解决 |
四、社会权力之一:村级权力体系解决 |
五、社会权力之二:非正式组织解决 |
六、国家权力解决 |
七、“筛漏”:乡村权力在解纷中的关系机制及问题 |
第三章 纠纷解决场域的权力构成 |
一、作为微秩序的纠纷场域 |
二、纠纷场域内的差序权力结构 |
三、支配/决定模式 |
四、势力政治 |
五、合谋/合意模式 |
六、纠纷解决是一种微型政治 |
第四章 个人权力的表达:话语、身份与“气”的释放 |
一、小社会中的婆媳纠纷 |
二、话语即权力:事实与身份的塑造 |
三、权力的语言表达技术 |
四、话语过程、气与单过 |
五、通过话语沟通实现权力平衡 |
第五章 社会权力之一:家族、地势与秩序复位 |
一、地势上的家族社会 |
二、通过婚姻网络建构权力 |
三、“事件化”过程中的权力重组 |
四、会议解纷中的势力政治 |
五、留后路 |
六、权力链的修复功能 |
七、权力回摆机制:一个乡村自治解释框架 |
第六章 社会权力之二:通过村级调解的治理 |
一、治安员的权力与角色 |
二、纠纷的分类策略 |
三、“压”:一种介于支配与合谋的权力术 |
四、嵌入“综合治理”政治的调解 |
五、通过调解的治理——权力的地方文化实践 |
第七章 国家权力在场:纠纷的延伸、外溢与诉讼 |
一、通过合同的权力构造 |
二、“事件”的产生 |
三、延伸争议:纠纷的扩张 |
四、过程中的权力技术 |
五、纠纷外溢与上法院 |
六、三种理论评介 |
七、多重结构影响下的筛漏选择 |
第八章 从乡村方式到乡村观念:权力过程的多元正义生产 |
一、乡村方式:权力过程的表征 |
二、乡村正义观念:权力过程的本质 |
三、“个人-社会-国家”中的乡村多元正义 |
四、乡村多元正义的疏离 |
五、乡村多元正义的通约及其耦合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边缘: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社会位居──清代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回教(论文参考文献)
- [1]黄飞鸿电影的人物传说建构与岭南空间想象[D]. 黄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神像传播与渔民族群身份的建构 ——以微山县爱湖村为例[D]. 楚姝妍. 山东大学, 2021
- [3]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4]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D]. 郑容坤.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5]苏州古村落的空间传承与当代重构[D]. 牟婷.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6]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野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D]. 刘倩.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多元文化交汇下漳州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D]. 黄源成.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生活意义的追寻 ——基于曲阜市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调查[D]. 林瑜胜. 山东大学, 2018(11)
- [9]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D]. 孙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11)
- [10]乡村纠纷解决中的权力研究[D]. 易军. 云南大学, 2017(08)
标签:羌族论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传统村落论文; 空间形态论文; 渔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