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一生——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启智教授

一、科学家的人生——记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柳蔚^[1]（2019）在《为机器立心 ——人工智能时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样化,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处处都在推动着教育变革。第四次科技革命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等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打造了一个以大数据为基础、以机器智能为特征的智能时代。教育处在新的发展周期,科技孕育着新的未来,教育需要变革,来适应时代的变化。在智能时代到来之际,高等学校应该未雨绸缪,肩负起为机器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发展运思的使命与责任,高校通过人才的培养来传递这种使命与责任,为机器立心不仅体现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观念层面,而且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实践层面。本文的研究重点探讨了以下问题并得出了相应观点。一、描述和概括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认知与影响,从而唤醒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使命。技术发展并非意味着精神进步,甚至会导致人类道德堕落。历史早已将潘多拉的魔盒拧开,技术越发展,教育的人文使命越迫切。环顾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的侵略性、不可逆性、毁灭性以及极致单一性等特点日益突出,它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环境,也正在影响人类的精神——道德生活。二、人工智能时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观念层面需更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于当代伦理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必须贯穿于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人类的命运日益取决于教育的方向性选择。智能时代教育的人文性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灯塔,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基座。“为机器立心”是教育的时代使命,技术进步融入人文关怀,为未来教育预警;“为生民立道”是教育的社会责任,人的教育要实现真善美,为未来社会护航;“为发展运思”是教育的未来轨迹,人才培养需要新思维,为未来发展奠基。三、人工智能时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实践需转变。学科体系应遵从适应性、切实性、相关性、引导性的原则,根据社会需求、学科发展逻辑、国家政策导向、办学理念等因素的变化,将会呈现出横断学科普遍化、边缘学科中心化的发展态势。面对人工智能人才的明显缺口,高校的专业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新兴专业的设置、传统专业的革新以及落后专业的裁撤,同时也需遵循人才培养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市场需求以及专业结构的理性过程,坚持多元质量观的多元评价方法。高校课程应根据时代的特征,建立起开放性、灵活性、价值性、选择性与定制性的课程体系,利用通识课程来培养基本素质、利用德育课程来进行价值引领、利用综合课程来进行思维能力的培养、多元课程和非标准化的课程来进行知识结构的搭建和促进个性的发展。教学方式的转变主要有人机共存的教学环境、个性张扬的教学方式、多样灵活的教学形式,这些变化的基础在于,哲学层面的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层面的人本主义与多元智能、技术层面的智能机器参与教学以及大数据辅助教学。

查建友^[2]（2019）在《文化发展活力论》文中认为文化发展活力是影响文化强弱盛衰的深层次因素。本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顺应时势,创设条件,最大限度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复兴中华文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本文的中心思想,要言之,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促进的实践论,即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制约着文化发展活力的强弱盛衰。全文包括绪论、正文九章（分三大部分）和结语。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逻辑架构,以及研究的可能创新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多维动态地界定文化发展活力概念:基本含义、表现形态和历史经验。第一章对论文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论文中的“文化”涵盖了人们的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包含两个层次:浅层次是指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它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可称为“观念文化”;深层次是指文化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它是产生观念文化的基础,属于社会实践、社会存在范畴,可称为“实践文化”。文化发展活力是促进文化兴旺发达的生命力,它集中体现为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生活的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并能够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它受到主体状况、社会环境最终是社会实践的制约。第二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表现形态。文化发展活力的直接性表现是文化的供给与需求、主旋律与多样性、稳定性与变易性三个方面。在创造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中推动文化互动循环、供需两旺、发展繁荣;在主旋律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合理张力中,文化健康发展、长盛不衰;在稳定、变易再到新的稳定、变易……的循环往复状态中,文化生生不息、朝气蓬勃。文化发展活力的深层次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文化的创新性,文化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活力说到底是文化主体的活力,主体的能动性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主体状态,文化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则是主体活动的产物、产品,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是根本目的、价值旨归。它们在逻辑上应当是由主体到产品、由文化整体状态到核心要素、由文化自身到社会大系统的逐步展开的过程。第三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历史经验。论文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苏联的文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发展得失,提炼出具有普遍性（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兼顾特殊性（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规律）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文化发展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文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等等。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深入分析决定文化发展活力的基本因素:主体基础、社会条件和实践生成。第四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基础。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人民”,是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文化的生产创造主体、传播传承主体、消费享受主体、评价裁判主体。从根本上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根源于主体的文化生活需要,集中体现为文化自由:人民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不违背法律（良法）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享有文化的创造、传播、享受和评价的自由,文化活力的本质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自由;具体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来源于文化的个体性与群体性间的互动并保持一定的张力,来源于文化的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文化发展合力。总而言之,个体性的、多元化的文化主体是文化发展活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第五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活力与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受政治环境的根本制约。一定的经济条件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必要前提,尤其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生产消费的内容、文化发展的层次或程度等始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治活动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政治活动通过影响文化主体的利益、控制文化生产资料、影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内容来对文化活动进行调节。第六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生成。文化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发展活力孕育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微观上,文化主体（主要是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带来文化的改变,如人们的实际地位（经济、社会等）的跃升跌落、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演化嬗变等;中观上,文化系统内生力量推动文化不断演化更替,如文化不同领域间的分化与融合、古今文化间的传承与创新、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与借鉴等;宏观上,社会整体（国内外）的实践状况,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是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催生出强劲的文化活力、激发出蓬勃的文化生机。第三部分包括第七、八、九章,提出增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活力的对策思路:主体提升、社会保障、实践推进。第七章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从目标定位、现实状况、提升路径三个方面来分析:目标是培育具备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权利的文化主体;同时,从意识、能力和权利三个维度来考察和把握文化主体的客观状况,找准差距、明确不足;进而,参照目标,立足现实,从主体意识培养、主体能力训练和主体权利获取三个方面来努力提升文化主体活力。第八章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基于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等的密切关系,必须从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主要的方面来努力:大力发展经济,协调好人们的利益关系,为人们创设更多的自由时间,并推动文化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建设更好的文化活动基础设施;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创设宽松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环境。第九章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现实推进。理论来源于实践,终要回归到实践。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推进,总体思路是逐步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最终实现文化治理的现代化。具体路径主要是:坚决推进依法治文,实现文化发展的法治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集共识、聚心合力、引领发展;完善“思想文化市场”,推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发展繁荣。结语部分展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并概述当前的现实进路。

罗发龙^[3]（2018）在《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今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原始创新的能力和拥有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数量。高校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大批在学术科技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学者。如何利用美国华人学者推动中国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是本论文探讨的主题。本文基于详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重点分析了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历史发展、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互动情况;接着分析了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以及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再次从美国、中国、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影响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原因及回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梳理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我国利用海外华人智力资源的政策建议,建构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框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美国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华人学者,高端人才的数量甚至超过大陆本土,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智力资源。（2）美国华人学者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革新和制度变革上充当破局者,在科学研究上担任急先锋。有些华人学者回国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有些华人学者则在美国通过科研合作、短期授课、参加学术会议、作为项目评审专家等方式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3）美国华人学者的回国受到美国、中国以及个人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是否能实现。虽然中国的科教和生活环境在改进。但相比之下,美国依然是大多数华人学者实现科研理想和满足家庭需求的地方。华人的爱国主义也并非只有通过回国来体现。（4）随着中国科教环境的改善以及科技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吸引了不少华人学者回国,但是回归中国的华人学者数量仍然较少,顶尖华人学者回国人数更加少,回归的华人学者也以兼职为主并保留了在海外机构的职位。（5）归国华人学者要发挥作用,文化上的逆向适应至为关键,建立符合现代学术和科研规律的行政支持和激励机制以及所在机构高层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他们更好开展工作。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程度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其中美国华人学者对个人价值的界定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因素只是为美国华人学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但是美国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外在环境的需求也不一样。近年来中国科教学术环境的持续改善对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是一种引力。这种参与不一定要以全职回国为最终目的。因为多种影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方式途径的多样性。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美国华人学者的方式也可以多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政府加大了华人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监控力度,甚至对有关华人学者进行指控。如果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话,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和高校要对这种情况予以重视。同时,要充分发挥所引进的美国华人学者的作用,必须在微观和实践层面营造符合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环境,并且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关系。

何志伟^[4]（2018）在《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校友资源之于大学发展十分重要,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加重要。本文研究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发生,为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选取中外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案例。本研究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选题介绍,对选题的有关问题给予了说明,如研究的背景、思路、内容和方法等。第二部分为选题的理论探讨。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大学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支撑,校友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及其资源的多样性成为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第三部分讨论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间的关系。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培养卓杰人才与创新知识的学术组织,其校友资源相较一般高校具有优质性。本研究获得如下结论:校友资源的构件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素息息相关;校友资源的质量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水平密切相关;培育优质校友资源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有效路径。第四部分从影响要素及影响机制两个方面讨论校友资源之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影响,主要包括智力、财富和文化贡献。智力贡献包括作为优秀教师的重要来源和学校改革发展的高级智囊以及影响学校治理的第三方力量;财富贡献包括充盈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进而吸引优秀师生,提升教师水平及生源质量;文化贡献包括卓杰校友对于学校声誉的扩大和在校生的榜样激励。第五部分为国内外研究案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过“共同体”思维来实现校友资源对其发展的支持。清华大学通过重视校友,培养校友的清华情结来实现校友的感恩反哺,支持和促进母校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第六部分为研究启示。校友资源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有校友智力支持方能满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高水平人才资源需求,有校友捐赠支持方能补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物质资源高消耗,有校友文化支持方能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一流文化品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注意使用校友资源时存在的校友资源认识错位、关注失衡和缺乏有效使用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通过提升校友归属感、培育构建校友一母校共同体、重视校友研究和创新校友工作来重视发展校友资源。

朱安远,郭华珍^[5]（2017）在《杨振宁和李政道教授获诺贝尔奖提名情况探微——纪念中国人首次荣膺诺贝尔奖60周年（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留美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博士因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根据诺奖官网截至1966年现有的诺物奖提名数据库检索发现,杨李是历史上已知的唯一一次"未获诺奖提名"便荣膺诺奖者。笔者试图对这种极为特殊的现象成因进行探讨,在推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了合理结论:诺奖提名情况保密50年的规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杨李在诺奖提名数据库中的信息缺失是因为当事人仍健在或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而引起的,他俩并非真正是"未获诺奖提名"而荣膺诺奖者。在对吴健雄女士未能与杨李共享诺物奖的原因予以探究的同时,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人早期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以及详细阐述了科学大师杨振宁教授三大科学成就与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关联关系。

朱邦芬^[6]（2017）在《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杨振宁7岁来到清华园,那年他父亲杨武之应聘到清华大学任算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算学系当时都在科学馆办公,科学馆是杨振宁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尤其夏天,里面特别凉快。2003年杨先生正式回到清华大学任全职教授2)。之后他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从理科楼搬回到科学馆,杨先生形容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圆。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读20世纪英国大诗人T.S.Eliot的一首诗,并亲自译成中文,其中的两句是:

施林淼^[7]（2016）在《“拔尖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四年跟踪调查：南京大学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各国对精英人才培养的试验和探索始终未曾停歇。在高等教育层面,发达国家通过分层分类办学,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已经在培养拔尖人才上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相比国际先进水平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实践探索起步较晚。2009年教育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11所国内一流大学开展试点工作。鉴于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发展后劲中的重要地位,“拔尖计划”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五个基础学科开展。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努力使他们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2010年,“拔尖计划”入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规划纲要,参加计划的高校也扩展到了 19所。为了深入研究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本研究以南京大学为案例,对现行的“拔尖计划”进行适时跟踪调查研究,为完善“拔尖计划”在人才选拔、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等诸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实施环节提供参考。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分析和概括,提炼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特征——高创造力和强批判性思维,进而以此作为评价拔尖学生发展变化情况的核心指标。此外,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找出了影响大学生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前者包括课程的难度与前沿性、课程的顺序结构的合理性、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师生互动等;后者主要有学习动机,又分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这些影响因素成为本研究数据分析框架中主要自变量的设计基础。然后,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编制、修订调查问卷,对南京大学“拔尖计划”实施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并通过跟踪学生大学四年的成长过程,以及在拔尖班与普通班之间进行比较,对各项改革举措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进行了考量,解析其中的影响机制。总体而言,本文采取对学生大学四年纵向跟踪比较的趋势研究（trend analysis）设计,同时采用拔尖班与普通班横向比较的准实验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以南京大学2011级参加“拔尖计划”的大理科、化学、计算机科学三个专业的学生为实验组（简称“拔尖班”）,以同年级未参加“拔尖计划”的部分学生为对照组（简称“普通班”）,对两类班级跟踪调查,比较他们在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以2011年入校的学生的第一次测量为基线,之后每年进行1次跟踪测试,直到大四毕业,为期4年,以了解拔尖班和普通班学生在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完整的大学四年发展情况。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的访谈环节作为辅助研究手段,在实验开始和结束两个关键时间点上对拔尖班部分调查对象进行了访谈,以此进一步探讨学生发展变化的真实状况和深层原因,以及挖掘一些问卷内容可能覆盖不到的情况。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以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构成的创造力部分,该量表分为四个维度: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以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构成的批判性思维部分,该量表分为七个维度:求真、开放性、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学习动机部分,包括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两个维度;学生学习经历部分,主要指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方式、课后师生互动、科研参与等情况的评价;学生对学习成效的自我报告部分。对拔尖班和普通班的四年跟踪调查的主要发现为:第一,拔尖班和普通班学生一样,无论在创造力还是批判性思维上进步不大,在方差检验结果上没有达到显着性水平;访谈调查结果也显示:拔尖班学生大一时已经在认知与情意发展上处于一个较高的起点阶段。根据着名心理学家W.G.派瑞提出的一流大学本科生认知与情意发展理论（Perry’s Theory）,我们的大一新生已经超越了该理论中所提到的低年级学生往往所处的“二元论”阶段。然而,虽然起点较高,但后续的发展却并不乐观,从大一到大四,他们在认知和情意发展上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第二,无论在创造力还是批判性思维上,拔尖班与普通班学生之间在大学四年的任何一个年级上都没有呈现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差异。第三,相比于普通班而言,拔尖班学生在高年级阶段呈现出最强组与最弱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的趋势。经过四年的培养,在批判性思维的人群结构分布上,拔尖班中最强组和最弱组学生所占比例都在上升,中等学生所占比例降低;而普通班中最强组人数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定,最弱组学生所占比例降低,中等学生所占比例增加。拔尖班最强组与最弱组两组学生在内在动机、对通识课程意义的理解、经历的教师教学态度、课后师生互动、科研参与、教师教学方式上都有显着不同。最强组学生比最弱组学生有更强的内在动机,对通识课程意义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式更加满意,课后师生互动的频率更高,科研参与更多。第四,拔尖班学生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或解释因素）是内在动机（标准回归系数达到0.5-0.6）,其他因素包括通识教育、师生互动、科研参与等,但影响都很小;主要负面影响因素是课程结构和梯度存在问题、师生互动不足。相比于课程等负面影响因素,通常被认为是重要因素的教学方法在拔尖学生这里成为次要因素。研究结果也说明,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发挥作用。约75%的拔尖班学生对“拔尖计划”持肯定态度。综合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和前人研究,本文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就拔尖班整体而言,现行“拔尖计划”的培养方案并未起到预期的明显作用。但是,该模式使得拔尖班学生在高年级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多的优秀学生涌现出来,而对于这个更优秀的学生群体,“拔尖计划”的有效性得到初步显现。这也说明“拔尖计划”在选拔机制上需要改进。第二,课程是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最大的负面影响因素。课程结构次序不尽合理,课程设置缺乏梯度,缺乏挑战性。这使得拔尖学生的天赋、学习热情得不到释放,分析、综合、评估等高阶思维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无法获得学业上的长足进步。相比教学方式而言,课程是现阶段改革的当务之急。第三,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对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影响最大,是诸多培养环节与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之间的重要中介,即培养环节的作用通过内在动机发挥作用。如果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学生追求学术的内在动机,学生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将会获得较大提升。第四,相比拔尖学生的高期待,优质教师资源仍存在较大缺口。教师目前的投入低于学生的期望值,因此个性化培养难以较好实现。本研究的主要建议包括:第一,课程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在后续的课程改革中,首先,要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为课程改革的主线。其次,将明确、清晰的认知导向的培养目标作为课程改革的起点,帮助教师在课程设计中有章可循,使得学生找准自身定位。再次,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注重前后课程之间的连贯性,帮助学生产生知识的联系。并且,要合理设计课程梯度,充分考虑适宜的课程挑战度,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阶段,逐年提高课程教学目标中应用、分析、综合等高层次教育目标的比重,营造合适的学业挑战度。最后,应帮助学生理解现行课程体系设计的逻辑、原则与意义。第二,要构建系统化提升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方案。应当通过学术环境的充分给养来促进学生内在学术兴趣的生成,使学术活动、学术思维、探究发现成为他们一种常态化的学习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第三,需要深入推进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目前通识教育在拔尖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发挥过低,要通过改革相应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真正使拔尖学生理解、重视、内化通识课程的意义,进而明晰自己学习的内在动因,将目光放眼到全人类、全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需要加强科研与教学的融合。通过科教结合,促使更多的科研高水平教师投入到拔尖人才的培养中,满足拔尖学生获得科研体验的高期待。第五,拔尖班学生选拔标准中要重点突出对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考察与评估,并且,应依据学生本身是否具备拔尖创新人才的潜质进行选拔,而不是依据名额的多少来框定学生数量。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深入挖掘拔尖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存在规律,下一步的研究需将除南京大学之外的其他18所大学也纳入调查范围之内,进行大样本系统化分析。同时,后续研究需要将文化影响因素考虑进测量工具的设计,开发充分考虑中国大学生学习行为特点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量表,或者将反映中国学生特点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或调节变量引进模型,进行深入研究。

汪睿^[8]（2015）在《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任何时候,精英总是社会的脊梁和中流砥柱,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尽管历史上精英的内涵和现在有所不同,但从诞生之日起精英一词就包含“杰出、胜出、卓越、拔尖”等含义,今天的精英还被赋予“创新”的含义,精英人才即“拔尖创新人才”。“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引发了相关的讨论与研究,表达出对精英人才的渴望。精英人才培养不仅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也是评判大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更好地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精英人才是大学的永恒主题。在此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沿着文献梳理—理论建构—历史考察—现状调查—问题分析—经验借鉴—对策探寻—总结展望的思路展开,选取古今中外四个维度,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要素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对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本文结合教育学、人才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构建分析的理论工具。精英人才的成长规律有优势积累效应规律、非匀质化规律和最佳年龄规律,精英人才的特点以“创造性人格”为代表,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应该符合这些规律和特点。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与精英人才成长是“非线性”关系,需要客观看待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作用。中国精英人才培养的历史,分为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年-1949年）和现代（1949-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精英人才培养是为统治阶层培养后备人才和辅助人才的,是论出身、论血统的精英人才培养,但中国古代精英人才培养的一些方式值得传承；中国近代的精英人才培养融入了民主和科学的因素,培养通才、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使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现代的精英人才培养,经历了建国后十七年的“专才教育”,到文革时期人才培养的扭曲,再到改革开放后人才培养“专中求通”的曲折过程。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一制五化”的共性,即导师制、通识化、小班化、个性化、科研化、国际化,可根据相应特色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由开放模式、大学科模式和“X+Y”模式。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有：精英人才培养目标理解出现偏差和扭曲；精英人才培养主体有泛滥之嫌且对自身作用认识不够；精英人才培养对象选拔标准偏单一；精英人才培养条件仍需提高；精英人才培养内容不够全面；精英人才培养评价标准过于刚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国家相关政策较零散和指向单一,缺乏关联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国家相关配套政策缺失,缺乏完善性；高校办学的同质化趋势；高校自主筹资能力不强；教育的工具性与实用性被片面放大；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英国和香港高校的精英人才培养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各有特色且有共同之处,值得借鉴。美国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强调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以本科生科研为主要特征,强调学生积极获取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英国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以学院制和导师制为主要特征,保证学术自由、自治和竞争,强调学科的多样化和综合化的作用,为精英人才培养提供适合的氛围和土壤；香港高校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出“国际化”的特征,使精英人才培养目标能与时俱进和不断提升,强调精英人才培养内容的及时更新。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有共同之处：形成跟随时代不断发展的精英人才培养目标；既注重硬件条件和师资力量建设,又注重学术环境的建设；高度注重人才培养的个性化；保持开放性,实施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策略。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改进：一是加强精英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形成专门的精英人才培养政策体系；二是推进精英教育立法；三是建设具有“三不”核心价值观的大学：四是建设适合精英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氛围；五是重视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能力和潜力；六是打通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联合培养渠道；七是重视精英素养和精英精神的塑造；八是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九是建立以人为本的精英人才培养模式。

叶俊飞^[9]（2014）在《南京大学“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指出2009年,教育部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其目标为"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建立拔尖人才重点培养体制机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至2014年,参与"拔尖计划"的高校已达19所。这些高校在实施"拔尖计划"过程中,大致有三种人才培养模式:单学科类、跨学科类与综合类。相比较而言,按照"跨学科类"模式培养难度甚大,探索这一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院校较少。而南京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探索并延续至今的"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就属于此类。而且南京大学大理科试验班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多学科、跨专业的"理科基地"综合点。历经25年的探索,南京大学"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颇有收获、颇具新意。因而,以它为案例,研究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之道,就成为我的论文研究选题。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突出学生的视角与维度,结合教师与管理者的评析,以及前人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大理科培养模式的成功与不足,总结其探索、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提供借鉴与改进建议。按照研究思路,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采用半开放、正规、直接的方式,先后访谈了 26名毕业生、7名教师与管理人员,访谈时长总计近3000分钟,访谈整理稿共计25万字;此外,还查阅并收集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丰富文献资料,特别是其他高校实施"拔尖计划"的相关文本与实践素材。我的研究结论是:第一、南京大学"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宽口径理科专业教育模式。其特色之处在于:（1）较为单纯而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致力于培养从事基础学科（理科）教学与科研工作者,努力使所培养的人才具有复合、交叉的多学科知识背景。（2）理科"宽基础"且多学科交叉的课程设置。（3）研究性教学的大胆探索、实践。（4）"独立建制"（"虚实结合"）的管理运行机制。当然,它还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第二、在综合、比较南京大学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实践和其他高校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五点思考:（1）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既要"育才",更须"树人"。应始终坚持以"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心,将学生培养成为身心全面发展的"人",而专业教育仅是其中重要一翼。（2）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注意处理好"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学习"与"探求"的关系,尤其要增强学生科研体验,重视对其进行科学应用的训练。（3）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逐步提升学生求异创新能力,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而这一目标要求的达成,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尊重、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4）着力构建一个良好的人才生态群落,充分发挥团队学习、探索和人才共生效应。（5）密切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过程之中,密切师生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交往与交流,对于学生成长、成才具有积极影响。而且"生师互动"不能仅局限于学术交流,而应全面服务于学生身心成长与发展。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10]（2014）在《国际科学大师论坛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国办》文中指出5月24日,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国际科学大师论坛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出席论坛。1991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德国哥廷根大学厄温·内尔教授,1982年菲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丘成桐教授,199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道格拉斯·奥谢罗夫教授作为主旨演讲嘉宾出席

二、科学家的人生——记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家的人生——记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为机器立心 ——人工智能时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文化发展活力论（论文提纲范文）

（3）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杨振宁和李政道教授获诺贝尔奖提名情况探微——纪念中国人首次荣膺诺贝尔奖60周年（下）（论文提纲范文）

（6）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7）“拔尖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四年跟踪调查：南京大学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南京大学“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科学家的人生——记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为机器立心 ——人工智能时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D]. 柳蔚. 深圳大学, 2019(09)
• [2]文化发展活力论[D]. 查建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D]. 罗发龙. 暨南大学, 2018(06)
• [4]校友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关系研究[D]. 何志伟. 浙江师范大学, 2018(01)
• [5]杨振宁和李政道教授获诺贝尔奖提名情况探微——纪念中国人首次荣膺诺贝尔奖60周年（下）[J]. 朱安远,郭华珍. 科技风, 2017(21)
• [6]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J]. 朱邦芬. 物理, 2017(09)
• [7]“拔尖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四年跟踪调查：南京大学案例[D]. 施林淼. 南京大学, 2016(05)
• [8]当代中国大陆高校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汪睿. 武汉大学, 2015(07)
• [9]南京大学“大理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叶俊飞. 南京大学, 2014(07)
• [10]国际科学大师论坛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国办[J].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科协论坛,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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