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人促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侯恩宾[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毕然[2]（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杨清[3]（2021）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文中认为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自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旨在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牧民收入的提高。甘肃省河西走廊,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主要区域之一。甘肃省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依据区域特点,综合各类因素,制定了差别性的补奖标准。牧民是生态生产力的直接维护者,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牧民既是被补偿的主体,也是“经济人”,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应。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等理论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生态补偿的相关文献,对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于2015-2017年连续3年,每年7月,分别对属于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天祝县、肃南县、民乐县、永昌县、民勤县、古浪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等8个县、22个乡镇、94个村的550户牧民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调研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农牧业生产及牧民生计、牧民生态保护意识、牧民对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响应、政策执行及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牧民政策期望等七个方面。基于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认知、行为响应、参与政策的意愿和满意度,对实施不同补偿标准的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在牧民响应和对政策的满意度两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和综合效应等方面评价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效应。最后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为:1.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增长趋势。各县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在波动中小幅优化,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发展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进程。该区域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发展水平最高的肃北县得分1.589,最低的民乐县仅得分-0.650。2.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积极。影响牧民行为响应的因素依据程度大小依次为:草地面积、民族、对政策的了解、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规模和对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价。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青藏高原区,牧民的草地面积和家庭规模是主要因素,该区域牧民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民族、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家庭收入则是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行为响应的重要因素。3.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牧民对补奖政策的平均满意度为68%,但其参与意愿较高。影响牧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对政策内容的了解、家庭规模、民族和年龄。影响少数民族牧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以及家庭规模。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影响青藏高原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受教育水平和对补偿政策的了解。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是:对政策作用的评价、对补偿政策内容的了解、对草地的维护以及受教育水平。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综合效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的生态效应最为显着,提升了27.57%,其次为社会效应,提升了19.18%,经济效应最低,仅提升了8.56%。河西走廊各区域政策效应呈现出差异性,生态效应提升幅度最大的为民乐县,社会效应提升最大的为阿克塞县,经济效应提升最大的则为肃北县。从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比较来看,青藏高原区政策实施效应高于西部荒漠草地区。5.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牧民作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在草原生态保护的同时,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和可持续生计能力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以下建议:（1）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偿标准。（2）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3）以畜牧业生产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提高生产效率。（4）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5）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活方式。（6）统筹系列化改革,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刘利乐[4]（2021）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与生态自觉》文中认为逆全球化中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体现为道德人格缺失引发信任危机、经济理性膨胀导致人性物化、消费主义泛滥致使价值错位,它表征着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与理性精神的衰落。经济人需要一种生态自觉,将人、社会与自然纳入整体性关系之中,自觉转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人是经济人面对伦理困境的一种自我革新,它具体表现在生态人格、生态理性与生态消费等方面。生态经济人重视生态人格,以实践中的生态人为基础,自觉遵循社会生态系统各领域的规范性约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抵制极端利己主义,自觉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生态经济人注重生态理性,以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实践理性为根基,在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中发展人的丰富性,反对用同一性思维来压制他者的差异性,自觉克服狭隘的价值偏好。生态经济人强调生态消费,注重生产、消费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高效简便的能量交换机制,追求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自觉提升人的自由能力。
陈小鼎,王翠梅[5]（2021）在《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以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然而,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却呈现一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战略考量,而国家利益论、人道关怀论以及社会交换论等对外援助理论解释力不足,相关实证研究则很少从学理层面进行国别比较。究其实质,同一援助国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突显出援助国的角色属性问题。在政府开发援助中,援助国既注重利益权衡与援助实效,也关注国际规范和国内舆论,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彰显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也兼顾援助的共生性和有效性,平衡好援助国的"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角色。
牛海,魏语婷[6]（2021）在《精准扶贫中的“道德经济人”:民营企业的角色选择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以"经济人"与"道德人"两种人性假设为焦点的"斯密悖论"从未淡出人们的视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经济人与道德人相悖的特征依然存在,但探讨如何使二者相互融合仍是当下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如期完成是全社会面临的头等大事。民营企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要努力打破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博弈状态,争做有血有肉的"道德经济人",通过进一步精准帮扶,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确保不返贫,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这不仅是民营企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衔接期,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应结合中央政策与地方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并拓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视野,做好道德经济人的角色,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
雷硕[7]（2020）在《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也承载着当地原住居民的生计和发展功能,发展林下经济成为实现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的最佳途径。农户是林下经济的经营主体和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者,但其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低效、传统的生产经营行为却产生了较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何激励并提升农户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行为水平,从长远促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及林业多目标经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研究以四川省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乡村为例,遵循“行为现状→动因→效果→激励→优化”的研究范式,构建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研究框架。首先,描述农户林业经营现状,并针对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和生态旅游三种典型的林下经济经营模式,识别农户生态行为现状与特征,分析存在问题和生态影响;其次,从农户的生计能力和资源要素禀赋、社会观念、保障政策等方面出发,探究影响农户生态行为的关键动因及影响机理;然后,分析农户生态行为对林下经济经营成本收益及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探究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及作用机理;最后,结合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形式的偏好与需求,提出对策优化建议。研究发现:（1）农户在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经营环节均表现出了较多的生态不友好行为,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需要对其行为进行改进和优化;（2）农户的生态行为决策兼具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特点,受到户主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结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传统经营习惯及父辈经营理念传承、资金补贴、合作组织参与、技术培训等政策的推动影响;（3）农户实施生态行为直接增加了经营成本,但也间接使得经营收益增加,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具有一致性;然而,短期内农户对成本感知较为强烈,却尚未意识到其行为对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导致生态行为水平不高;（4）生态保护政策通过直接提升农户环境认知水平、作为主要的主观规范压力来源、改变农户的要素禀赋和能力等,改变了农户固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从而对农户生态行为决策产生激励作用,且激励效果因农户特征异质性而有所不同;（5）针对农户生态行为的补偿激励政策优化要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而农户的偏好和需求从高到低依次为:提升资金补贴金额、提供专业培训、参与合作组织。综上所述,研究提出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与森林多功能利用的利益联结和共享机制、提升农户环境认知、充分发挥乡村社会效应、完善针对农户生态行为的多元化补偿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通过聚焦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行为主体视角,提炼农户生态行为的一般规律,提出促进农户绿色生计转型的优化路径,是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谢地,王齐[8]（2020）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学分析——从“三方博弈”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文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与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密码。面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由于其中关涉诸多重大利益关系,任何国家的相关主体,特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民众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复杂的博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运用博弈分析工具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三方博弈"中存在的诸如处罚系数、中央政府发现地方政府消极抗疫行为的概率、民众分配系数、公益人激励系数、经济人激励系数、民众对自由与个人利益的追求、政府效用偏好等影响抗疫策略的因素,以及其决定的不同的抗疫策略选择。中美两国抗疫效果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是抗疫策略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民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国民性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次成功检验。
申珍珍[9]（2020）在《企业环境治理过程的主体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A焦化厂发展历程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现状。工业化进程中,能源的需求逐渐增大,能源结构煤炭的占比最大。山西作为全国性煤炭资源大省,煤炭、焦炭等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GDP总量逐年攀升的同时,省内环境日益恶化。笔者以山西省A焦化厂为个案,基于其发展历程研究企业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和媒体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环境治理不同阶段,主体间关系呈现不同的特征。首先是主体间利益嵌套阶段,时间为企业建厂至十八大召开前（2003-2012）。在该阶段,社会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中央政府鲜少发布环境治理相关文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以经济指标为核心,单一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在家庭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稳定工作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其首选目标。企业以经济盈利额为发展目标,追求业绩的增长。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媒体之间利益嵌套,在经济利益面前,环境利益黯然失色。企业与地方政府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企业与公众短暂性“共生”,媒体在企业压制下处于“失声”状态。企业依赖原有路径生产发展,未进行环境治理。其次是主体间利益分化阶段,时间为十八大召开至环保约谈制度在A市实质性开展前（2012—2017）。在该阶段,国家层面对环保越来越重视,上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下达环境治理指标。地方政府面临新的环境形势,徘徊在经济指标和生态指标之间;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公众关于污染的了解程度大大提升,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对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开始提高;媒体力量逐渐壮大,开始介入地方环境治理进程中来。企业面临着行业危机与环保压力共存在局面。主体间利益出现分化,企业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企业与地方政府选择“隐性合作”,企业与公众逐渐走向对立,媒体监督本位“回归”。企业在多重压力下做出战略调整,开始着手环境治理。最后是主体间利益融合阶段,时间为环保约谈制度在A市实质性开展至今（2017-）。在该阶段,环境治理政策下达速度和力度加大,环保压力嫁接到各级政府。环境约谈制度的开展,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及企业负责人面临较大的环保压力。上级政府频繁制定地方性环境治理政策,规制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公众监督渠道畅通,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身体康健。媒体为公众提供环境污染相关信息和知识,在环境治理领域影响力不断壮大。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使二者走向联合,共同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企业发展面临三大主体的制约,同时绿色生产可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利于企业发展。“绿色发展”模式成为企业经济转型的首选。企业积极进行污染治理,大量上新环保设备。环境治理取得成效。在企业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媒体三大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分析各主体在治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公众积极参与治理;媒体发挥正向监督作用;企业进一步实现“生态人”角色的转变,真正实现“绿色经营”的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井浩[10]（2020）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关系的辩证分析》文中提出
二、经济人促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人促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区域 |
| 1.3 研究前提 |
| 1.3.1 “经济人” |
| 1.3.2 “社会人” |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综述 |
| 1.5.2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 1.5.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
| 1.5.4 比较分析 |
| 1.6 小结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 |
| 2.1.2 公共产品理论 |
| 2.1.3 外部性理论 |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5 生态伦理理论 |
| 2.2 国外生态补偿内涵及实践模式 |
| 2.2.1 国外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 2.2.2 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2.3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模式 |
| 2.3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3.1 国内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 2.3.2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 3.1 河西走廊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评价 |
| 3.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
| 3.1.2 PESREn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
| 3.1.3 PESREn复合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 |
| 3.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 |
| 3.2.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
| 3.2.3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牧民参与行为特征分析 |
| 4.1 调查基本情况 |
| 4.1.1 调查区域的选择 |
| 4.1.2 调查区域概况 |
| 4.1.3 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 |
| 4.2 牧民的社会特征 |
| 4.3 牧民的经济特征 |
| 4.4 牧民的生态意识 |
| 4.5 牧民对政策的认知 |
| 4.6 牧民的生产行为 |
| 4.7 草地流转与牧民移民倾向 |
| 4.8 政策的监管 |
| 4.9 牧民对政策的评价和期望 |
| 4.10 小结 |
| 第五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 5.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模型检验 |
| 5.2 牧民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 5.2.1 牧民行为响应 |
| 5.2.2 影响因素 |
| 5.3 牧民行为响应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 6.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1.1 变量选取及描述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6.2 牧民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 6.2.1 牧民的满意度 |
| 6.2.2 影响因素 |
| 6.3 牧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 6.3.1 青藏高原区 |
| 6.3.2 西部荒漠草地区 |
| 6.3.3 少数民族地区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分析 |
| 7.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研究方法 |
| 7.1.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测度 |
| 7.2.1 经济效应 |
| 7.2.2 生态效应 |
| 7.2.3 社会效应 |
| 7.2.4 综合效应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牧民需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优化对策建议 |
| 8.1 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奖标准 |
| 8.2 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 |
| 8.3 以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养殖相结合 |
| 8.4 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 |
| 8.5 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产生活方式 |
| 8.6 以系列化改革为手段,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
| 第九章 讨论、结论与展望 |
| 9.1 讨论 |
| 9.2 结论 |
| 9.3 创新点 |
| 9.4 下一步研究计划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草原生态补偿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在学期间参与课题 |
| 致谢 |
（4）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与生态自觉（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人的伦理合理性限度 |
| 二、经济人的伦理困境 |
| （一）道德人格缺失引发信任危机 |
| （二）经济理性膨胀导致人性物化 |
| （三）消费主义泛滥致使价值错位 |
| 三、经济人的生态自觉 |
| （一）生态人格的确立 |
| （二）生态理性的养成 |
| （三）生态消费的追求 |
| 四、结语 |
（5）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代表性研究述评 |
| （一）现有理论分析及其局限 |
| （二）相关实证研究及其不足 |
| （三）援助政策差异背后的援助国角色属性问题 |
| 三、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背后的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 |
| （一）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经济人”角色 |
| （二）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社会人”角色 |
| （三）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倾向 |
| 四、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视角下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 |
| （一）20世纪90年代的“逆势而上”与“骤然停止” |
| （二）21世纪初的“不断削减”与“逐步攀升” |
| 五、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 |
（6）精准扶贫中的“道德经济人”:民营企业的角色选择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利益抑或社会责任: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博弈 |
|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与道德人 |
| 1.经济人 |
| 2.道德人 |
| (二)精准扶贫场域中民营企业的利益思考与角色博弈 |
| 1.民营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 |
| 2.精准扶贫场域中民营企业在两种角色间的博弈 |
| 二、道德经济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融合 |
| (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逻辑统一性 |
| 1.产生的基础:经济与道德的辩证统一 |
| 2.行为出发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逻辑统一 |
| 3.表现形式: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的逻辑统一 |
| 4.目标:利润最大化与价值最大化的逻辑统一 |
| (二)精准扶贫场域中民营企业扮演道德经济人角色的必然性 |
| 1.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 |
| 2.是实现脱贫致富与乡村振兴,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
| 3.是推动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
| 三、精准扶贫中民营企业道德经济人的角色实践 |
| (一)角色实践中应结合中央政策与地方特色 |
| 1.民营企业扶贫举措应紧密结合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与重要决策 |
| 2.民营企业应结合地方特色优势创新驱动方式 |
| (二)角色实践中应发挥民营企业的自身优势 |
| 1.民营企业的数量及地区分布优势 |
| 2.民营企业的行业覆盖面优势 |
| 3.民营企业的战略灵活性优势 |
| 4.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优势 |
| 5.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
| (三)角色实践中应拓展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视野 |
| 1.注重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有机衔接 |
| 2.注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衔接 |
（7）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数据资料收集方法 |
| 1.4.2 数据分析方法 |
| 1.5 研究的基本观点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的基本观点 |
| 1.5.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生态行为 |
| 2.1.3 林下经济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2 森林多功能经营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林下经济发展研究 |
| 2.3.2 农户林下经济经营及生态行为研究 |
| 2.3.3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动因研究 |
| 2.3.4 农户生态行为政策激励研究 |
| 2.3.5 国内外研究进展总结评述 |
|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域选择 |
|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 样本初步描述 |
| 3.3.1 农户样本描述 |
| 3.3.2 管理者样本描述 |
| 4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分析 |
| 4.1 农户林业经营现状 |
| 4.1.1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比例 |
| 4.1.2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土地要素投入 |
| 4.1.3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劳动力要素投入 |
| 4.1.4 各类林业经营模式的资本要素投入 |
| 4.2 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分析 |
| 4.2.1 林下种植生态行为 |
| 4.2.2 林下养殖生态行为 |
| 4.2.3 生态旅游生态行为 |
| 4.3 农户生态不友好行为结果的影响 |
| 4.3.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4.3.2 指标选择与说明 |
| 4.3.3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的决策动因分析 |
| 5.1 理论假设 |
| 5.1.1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特征 |
| 5.1.2 农户生态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 |
| 5.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5.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对家庭成本收益的影响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6.3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检验 |
| 6.3.2 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林下经济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分析 |
| 7.1 研究区保护与发展政策导向与特征 |
| 7.2 理论假设 |
| 7.3 研究方法 |
| 7.3.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
| 7.3.2 模型检验 |
| 7.4 结果分析 |
| 7.4.1 路径分析结果 |
| 7.4.2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 |
| 7.4.3 间接效应分析 |
| 7.4.4 多群组分析 |
| 7.5 进一步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8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与优化分析 |
| 8.1 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措施的感知与评价分析 |
| 8.1.1 研究方法 |
| 8.1.2 指标选择与说明 |
| 8.1.3 结果分析 |
| 8.2 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分析 |
| 8.2.1 理论假设 |
| 8.2.2 研究方法与实验设计 |
| 8.2.3 模型建立 |
| 8.2.4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
| 8.3 进一步讨论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现状及问题 |
| 9.1.2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的决策动因及影响机理 |
| 9.1.3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生态行为对成本收益的影响效果 |
| 9.1.4 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林下经济生态行为的激励效果 |
| 9.1.5 林下经济发展中农户对生态行为激励的需求与优化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构建生态系统保护与森林多功能利用利益联结和协同机制 |
| 9.2.2 提升农户环境认知,充分发挥社会效应 |
| 9.2.3 完善激励农户生态行为的多元化补偿形式与机制 |
| 9.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农村绿色发展有关政策文件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8）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学分析——从“三方博弈”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三方博弈模型建构 |
| (一)基本假设 |
| 1.政府兼具“公益人”与“经济人”双重属性 |
| 2.民众兼具“自然人”与“经济人”双重属性 |
| (二)模型要素 |
| 1.参与主体 |
| 2.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特点 |
| (1)传染性强 |
| (2)影响范围广 |
| (3)防疫难度大 |
| 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策略 |
| 4.三方博弈效用函数 |
| (1)民众 |
| (2)中央政府 |
| (3)地方政府 |
| 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同阶段的三方博弈 |
| (一)新冠肺炎疫情地区性初步呈现阶段(第一阶段)的三方博弈及其结果 |
| 1.地方政府抗疫策略一致性 |
| 2.地方政府抗疫策略选择 |
| 3.中央政府抗疫策略选择 |
| 4.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抗疫策略,地方政府采取消极抗疫策略的效用分析 |
| 5.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同时采取消极抗疫策略的效用分析 |
| 6.新冠肺炎疫情地区性初步呈现阶段的三方博弈结果 |
| (二)新冠肺炎疫情地区性暴发阶段(第二阶段)的三方博弈 |
| 1.地方政府 |
| 2.中央政府 |
| (1)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抗疫策略 |
| (2)中央政府采取消极抗疫策略 |
| 3.民众 |
| (三)新冠肺炎疫情全国性暴发阶段(第三阶段)的三方博弈 |
| (四)复工复产阶段(第四阶段)的三方博弈 |
| (五)抗疫三方博弈分析结论 |
| 四、中美两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效果及其原因：四阶段三方博弈的实证 |
| （一）中美抗疫策略比较 |
| (二)中美抗疫效果比较 |
| (三)中美抗疫策略及效果差异明显的原因 |
| 1.国家治理理念 |
| 2.政治制度 |
| 3.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
| 4.民众思想意识 |
| 五、简短的结论 |
（9）企业环境治理过程的主体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A焦化厂发展历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企业环境治理主体关系的相关研究 |
| (二) 环境治理过程中多主体协同治理研究 |
| (三)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煤焦化 |
| (二) 地方政府 |
| (三) 环境治理 |
| 二、理论支持 |
| (一) “经济人”假设 |
| (二) “风险社会”理论 |
| (三) “协同治理”理论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个案研究法 |
| (二) 参与观察法 |
| (三) 访谈法 |
| (四) 文献法 |
| 四、个案情况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主体间利益嵌套阶段 |
| 一、主体间关系分析 |
| (一) 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利益共同体 |
| (二) 企业与公众关系——短暂性“共生” |
| (三) 企业与媒体关系——压制下的“失声” |
| 二、利益嵌套何以可能 |
| (一) 社会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
| (二) 官员晋升以GDP增长为核心 |
| (三) 公众生存以经济红利为追求 |
| (四) 企业发展以经济利益为导向 |
| 第四章 主体间利益分化阶段 |
| 一、主体间关系分析 |
| (一) 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隐性合作” |
| (二) 企业与公众关系——走向对立 |
| (三) 企业与媒体关系——监督本位“回归” |
| 二、利益何以分化 |
| (一) 环境治理力度加强 |
| (二) 公众环境意识觉醒 |
| (三) 媒体话语权逐渐确立 |
| (四) 企业面临行业危机与环保压力 |
| 第五章 主体间利益融合阶段 |
| 一、主体间关系分析 |
| (一) 企业与地方政府——共治环境 |
| (二) 公众、媒体联合监督企业污染行为 |
| (三) 企业融入“绿色发展”理念 |
| 二、利益融合如何可能 |
| (一) 环境治理政策下行速度和强度加大 |
| (二) 媒体与公众力量发展壮大 |
| (三) 企业“经济人”理念下考量 |
| 第六章 思考与展望 |
| 一、回顾与思考 |
| (一) A焦化厂环境治理历程回顾 |
| (二) 企业走上“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思考 |
| 二、现阶段各主体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府治理措施存在不足 |
| (二) 公众和媒体监督走向异化 |
| (三) 企业“经济人”向“生态人”过渡的可能性 |
| 三、环境治理的各主体应如何作为 |
| (一)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
| (二) 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
| (三) 媒体发挥正向监督作用 |
| (四) 企业进一步实现“绿色经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经济人促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2]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D]. 杨清. 兰州大学, 2021(09)
- [4]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与生态自觉[J]. 刘利乐.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5]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J]. 陈小鼎,王翠梅. 当代亚太, 2021(01)
- [6]精准扶贫中的“道德经济人”:民营企业的角色选择与实践[J]. 牛海,魏语婷. 阅江学刊, 2021(01)
- [7]林下经济发展中的农户生态行为动因及激励研究[D]. 雷硕.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8]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学分析——从“三方博弈”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J]. 谢地,王齐.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0(04)
- [9]企业环境治理过程的主体关系研究 ——基于山西省A焦化厂发展历程的分析[D]. 申珍珍. 苏州大学, 2020(03)
- [10]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关系的辩证分析[D]. 井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