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砂石工业2003年经济运行分析及2004年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孟露露[1]（2021）在《账本里的世界：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文中认为集体化时代,广大农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留存了大量的账本、凭证等基层经济资料。这些资料是农村生产队的生产和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其中包含了细致的农村经济生活信息,对于研究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山西太原城郊村剪子湾保存了大量的集体化时代账本资料,从时间段上连续且完整,涉及农民经济活动的多个方面,是从经济角度研究村庄发展变迁的珍贵史料。本文利用剪子湾村的账本资料探讨集体化时代城郊村庄的生产与村民生活问题。具体而言,对账本展开全面细致地解读,结合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剖析村民的生存方式、村庄的经济发展,揭示工业化建设背景下国家对农村的资源汲取,以及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剪子湾村临河而居,历史上以农业生产为主。集体化时代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被侵占,导致村民只依赖土地完全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这样的困境下,村民很早就有从事副业维持生计的传统,集体化时代更是利用地处城郊,这样较为优越的理位置发展马车运输、劳务输出、白灰、砂场等副业,副业利润逐渐成为村庄和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通过多次向政府申请的方式发展副业,这种非暴力的方式充分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存理性。同时,由于水利建设、肥料、种子等的投入,农作物产量有所增加,传统农业的潜力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人口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增加,导致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地提高。此一时期,国家为了工业化建设的需要,通过税收和统购统销的方式转移了村庄的收入。另外,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社抽调村庄的劳动力,但却将这部分人的开支转嫁到生产队。这些都消耗了村庄收入,导致副业较为发达的剪子湾村并未能摆脱“内卷化”的命运。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下,农民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口粮被挤压到最低消费水平,虽然现金收入呈增长趋势,但并未实现质的飞跃。农民日常生活消费还是以食品支出为主,呈现出人均收入缓慢增长与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的不平衡状态。
黄秀梅[2]（2020）在《应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土地配比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土地承载城市各类社会经济活动,因其资源稀缺性和供给有限性,利用土地需集约节约,实现高效。由于各城市土地资源禀赋、规模、定位等不同,导致城市内部各类土地配比呈现异质性。因此,如何因地制宜结合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土地配比动态调节研究,实现城市土地合理高效利用,该问题值得探讨。通过递进式梳理关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文献后发现,相关研究较丰富且较成熟,但国内外学者对此类问题的关注重点存在差异。就“城市土地配比优化”而言,多数学者仅针对城市单一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且土地分类较粗略,故分析结果笼统且不具备动态性。本文以深圳为研究对象,因地制宜地针对其土地配比调节问题,细分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基于材料可获得性和完整性,采用2009-2017年深圳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和《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相关土地利用数据,首先分析深圳土地利用结构历年变化情况,采用信息熵模型测算土地利用系统均衡度、优势度和有序度,进而总结深圳土地利用结构特点和演变规律;其次,针对相关研究中往往采用多目标决策的现实,基于经济发展由总量向质量转变视角,建立“经济总量-生态效益优先”和“经济质量-生态效益优先”两种城市发展模式;最后,分别设置两种城市发展模式所对应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采用适合于多目标优化的带精英策略的快速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NSGA-Ⅱ）研究最优土地配比,对比分析各类土地面积在不同发展模式下的优化情况,以期为深圳经济发展转型期的土地配比调节指明方向。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居住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草地、园地、其他用地面积增减明显,对经济与生态效益影响显着。（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在两种城市发展模式间存在较大弹性区间,对优化目标设定变化更敏感。（3）“经济质量-生态效益优先”城市发展模式下,生态用地保护程度和建设用地节约利用效果更优,更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限于研究水平及对研究区域的认知程度,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尚存在不足之处,如部分数据预测精准度不够、经济质量指标及优化方案筛选指标单一等问题。后续学者在弥补本文缺陷基础上,可进一步进行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机理和空间优化研究,或探讨区域内城市间土地利用结构差异性、关联度、用地指标置换等问题。
许宪春,刘瑾钰[3]（2020）在《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2020年展望》文中指出本文以国民经济生产、使用和收入分配为基本框架,运用相应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对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对2020年情况予以展望。2019年,中国GDP增速呈回落走势,但始终处于预期目标范围内,第三产业和消费需求分别从生产和需求角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2018年较快增长转为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2018年有所扩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改善;新经济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初步判断,2020年中国GDP增速可能会比2019年有所回落;创新驱动政策将会推动新经济新动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减缓传统经济下行压力;投资需求增速与2019年大体持平,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增速比2019年有所回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比2019年有所回落。
明梓[4]（2019）在《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及解耦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能源的大量消耗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持之一。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能源消费呈现总量大,效率低,能源浪费严重的特点,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同时,对能源的不合理开采和低效利用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阻碍经济增长,而且威胁着居民健康。使经济增长摆脱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换言之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解耦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现有的解耦研究多针对我国能源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关系,以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为对象的解耦研究较少。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状态演化及优化研究上。解耦（Decoupling）也被称为“脱钩”,是指由经济活动总量带来的环境冲击减轻,使两者的耦合程度不断降低甚至最终消除耦合关系的过程。这种环境冲击包含物质或能源投入和由物质、能源引起的污染物排放两方面。因此,解耦研究包含去物质化和去污染化两个角度,本文的研究主题,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解耦,属于去物质化角度。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量化研究,通常需要对两者的解耦状态进行测度。解耦状态反映了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程度,耦合程度越低,两者的解耦状态越好。本文首先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性理论、弹性解耦理论,构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该理论框架,通过建立多层次指标体系,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明确各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驱动方向和程度。再次,本文建立了基于动态自适应时间采样的解耦状态测度模型,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在1996-2016年间的耦合程度演化情况进行分析,明确不同时期两者的解耦状态。最后,根据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和驱动因素,建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能源消费量、经济增长量、解耦状态进行情景预测;将改进的解耦优化算法运用于神经网络模型,以能源、经济相关的规划目标为约束,对三者进行优化分析;通过对比优化、预测的结果和输入参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未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对能源消费的驱动作用为正向,该效应促进了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而能源强度效应为负向驱动,能源消费量的变化将最终影响整体解耦状态。东部地区受能源强度、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城镇化效应影响程度高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水平效应分别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产生较大影响;能源结构效应对四个地区的驱动方向和程度均不稳定。第二,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在1996-2016年间基本处于弱解耦状态,表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耦合程度有所下降,能源效率提高,然而效率提高的程度有限,能源消费量仍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研究期内,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解耦状态恶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耦合程度变高,东部和东北地区的解耦状态相对稳定;解耦演化水平是反应解耦状态和演化稳定性的综合指标,1996-2016年间仅有东北地区的演化水平呈上升态势,其余三个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三,通过对比解耦优化、基准和政策情景预测的结果及相应输入参数进行分析,得到提升我国未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状态的政策建议: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人口素质;推进能源结构清洁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不断提高我国创新驱动能力。优化后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指标在2020年和2030年全部超额实现相关规划目标,而情景预测结果仅实现了能源消费规划目标,没有实现经济规划目标;优化后的解耦状态总体优于预测解耦状态,相关政策规划对于提高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解耦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在吸收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解耦进行了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创新。一是突破性的构建了用于解耦驱动因素分析的多层次指标体系,提升了解耦因素分解的系统性。二是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解耦状态测度模型的动态自适应时间采样方法,降低了解耦状态测度中对时序区间划分的主观性,提升了结果的合理性,同时对解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补充。三是将地区差异引入解耦状态预测全国模型,有效提高了模型预测的精确度。四是首次将差分进化算法应用于解耦优化研究,并对现有的算法进行改进,提升了算法的全局优化性,提高了优化研究中结果的质量和可靠性。
段传龙[5]（2019）在《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完善与保障我国社会领域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因此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治理水平与能力将成为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社会组织的类型纷繁复杂,各类组织的功能、性质与地位存在差异,对其很难在统一、概括的普遍性层面上开展细致性与深入性的研究。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选择行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其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法治困境予以全面阐述,并尝试给出相应的制度解决对策。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仍然不够完善,行业协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实践监管水平仍待提高。行业协会在治理实践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其同时也享有制定行业自治规范、开展行业管理以及惩治行业违法行为等多项公共管理权力,因而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角色切换当中也随之产生了权力的不规范与权利的无保障等多种法律问题。当下我国针对行业协会的研究仍较多局限于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缺乏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研究视角对其在成立、运行以及注销等各个实践治理环节所面临的法治困境进行一次全面地实证分析与总结,从而梳理出当下我国行业治理中所存在的真实法治问题。因此本文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公法视角出发,以行业协会作为贯穿全文的研究对象,立足于考察和分析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在充分总结国内外行业协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尝试提出行业治理制度改革的本土性回答,以期从法学层面为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本文共计五章内容。第一章探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第一节从历史发展与演进的视角,对清末社会团体的产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变迁两大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简要分析和总结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发展历史及其功能定位,为后文展开奠定基础。第二节归纳了我国行业协会的独特法律性质,指出其“公”“私”兼具的法律属性。从“私”属性来讲,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的民事主体,是指具备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会员共同利益而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而从“公”属性来讲,行业协会行使或参与行使着越来越多原本由行政机关享有的“公共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并且此类权力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职权难以做出区分,其在行使上述法定管理权限之时明显具有“公”属性。第三节指出我国行业协会具有“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而“准行政主体”的定位主要是指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既有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的一面,又有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被治理者的一面,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第四节在对行业协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章程以及北京、上海、南京等多个地区的行业协会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归纳出我国行业协会在实践中主要履行自律、服务、协调以及代表四大基本职能,并对其具体职能的运行状况作了详尽论述。第二章详尽梳理了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权利保障层面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第一节从立法层面切入,详尽分析了行业协会治理所涉及的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地方行业协会专门立法等在内的现有法规政策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二节从党的领导和政府执法的层面切入,以实践中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个案为考察对象,全面分析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实践监管不足。第三节则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行业协会同主管部门之间发生的行政诉讼判例为考察文本,详尽归纳了两主体之间诉讼纠纷的主要争议内容及相关规范困境。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详尽论述,本文力图全面呈现我国行业协会作为被治理者在外部治理领域的整体制度环境。第三章探讨了行业协会作为治理者在权力规范层面所存在的内部治理困境。延续第二章节的探讨思路,第一节同样先从“法规则”层面切入,归纳出包括行业专门立法、行业规章以及行业内部管理规则等内部治理依据中所存在的规则缺陷。而在第二、第三、第四节中,本文分别对行业内部治理中的主体、组织、行为、程序以及资产管理共五大方面存在的治理困境进行了详尽阐述,具体指出了行业协会存在内部机构设置不足、行业共谋行为、限制会员自由、破坏公平交易、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经营、监督程序缺失以及财政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多个方面的治理实践困境。第五节则同样从司法层面切入,以近十年我国行业协会同其会员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所发生的诉讼纠纷案例为文本材料,梳理归纳了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纠纷中的实践争议内容及其存在的多种救济困境。第四章总结与反思了中外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经验,以期对当下我国行业协会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第一节以我国古代的“公”“私”概念为载体,对春秋战国、宋、明以及清末民初等各个时期的公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节则对民国时期社会部颁行的《社会法规汇编》三辑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了民国初期、广州国民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有关公民结社的立法和管理规定,并具体梳理了民国社会团体的法规范规定、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以及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三大问题。第三节总结了美国与欧洲在社会治理中所采用的第三部门理论,具体阐述了两地在第三部门理论领域的特征与差异,并对两地的第三部门理论在我国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展开了相关反思,进而提出美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平行、对立、冲突的组织机构设置与治理模式并不适宜我国本土治理,而欧洲模式则具有可借鉴之处。第四节讨论了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治理经验与改革创新实践,总结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模式、逻辑和经验,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管理体制领域所作出的多项制度改革尝试与创新成果。第五章在对我国行业协会治理进行问题归纳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第一节论述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的再定位问题。实践中,行业协会不论作为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其前提都是自治权力（利）能被充分保障。此节再次回顾了我国国家公权强大而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背景,并对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功能及其同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进行了再认知与再划分。第二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内外治理的整体完善路径,具体从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行为、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以及完善行业协会资产管理共六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第三节从整体上梳理了行业协会、政府以及法院等多个行业治理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呈现了上述主体在权力责任、权利义务之间协调、冲突与对立的不同面貌。第四节提出了我国行业协会治理的完善要准确规范和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具体可从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以及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共五大方面具体着手。第五节重新界定了我国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责任边界,具体提出了落实行业自治的审核许可权、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以及全面推进行业领域信息公开义务共四大方面的建议对策。第六节提出了要健全行业争议纠纷的救济规则体系,并具体从理清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健全行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以及完善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共三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
王锐[6]（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韩晓梅[7]（2019）在《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发展的重点转向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各行各业亟需资金支持,通过扩大信贷供给规模满足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使信贷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凸显。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等,使新增信贷增长率大幅增加,自2010年以后随着新增信贷增长率的提升,GDP增长率却逐渐走低,这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增加信贷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念。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发展的重点是要解决当前结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需要从供给侧出发推进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信贷供给改革承担着改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为其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持等重要职责。信贷供给应根据新时代发展矛盾的变化,尽快转变过去强调扩大规模以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率的供给,增强信贷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金融要注重回归本源,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作为重要金融工具之一的信贷,应找准自己在新时期的定位和改革方向才能更有效地服务经济发展。因此,研究如何提升信贷供给效率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立足这一出发点,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比较研究,探索信贷供给应遵循的原则;通过建立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研究信贷供给应依据的方式;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贷政策特征、供给演化逻辑和有效性研究,分析当前信贷政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信贷体系机制研究,分析我国信贷供给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的特征;通过对信贷环境研究,分析环境对信贷供给的影响。总体看,原则是信贷供给的依据,方式决定方法,政策是原则和方式的具体体现,体系是信贷供给和政策落实的主体,环境是影响信贷供给的外在因素,通过对以上影响信贷供给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给出提升我国信贷供给效率的对策建议。基于以上思路,文章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展开: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主要内容、思路、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并从信贷的作用、信贷供给问题和提升信贷供给效率的方法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第二章是信贷理论的比较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出发分析信贷的产生和发展、内在机理和利息,研究认为信贷供给要以实际生产为基础、坚持按均衡比例分配的原则和通过利息率进行调控,且应当正视信贷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西方经济学的信贷配给、信贷传导机制和信贷周期理论进行梳理,并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有益成果。第三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模型研究,基于理论研究的思想,以企业收益为重点,建立企业未获得信贷、获得短期信贷和长期信贷的决策模型,研究企业将信贷用于实体生产和虚拟投资的决策,进而分析信贷在不同决策下的供给效率,探索信贷供给的有效方式。第四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政策研究,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贷相关政策研究,根据供给特征将政策划分为依计划调节与市场化并存期、依市场化改革完善期和全面完善期三个阶段,对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并依据阶段性特征分析信贷供给思路演化的逻辑,然后从强化投入产出、推进优化升级和促进结构调整三方面分析信贷政策的有效性,最后总结分析我国信贷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重点从信贷供给体系中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个主体间的机制出发,分析我国金融结构、政府干预、银企关系和市场竞争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从而解释当前信贷资源配置不均、信贷供给存在低效浪费等现象的原因。第六章是信贷供给效率的环境研究,从与信贷供给紧密联系的市场化、法治化和科技化环境出发,通过理论分析找到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再通过HP滤波分析、关联性分析和省际面板数据相关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分析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具体影响。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的效果、阶段、滞后影响不同,当前阶段应根据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加强三方面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的促进作用。第七章是总结和建议,根据各章节研究结果对影响信贷供给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总结,并结合新时代要求从信贷供给的原则、方式、影响机制、政策、服务对象和环境六方面为提升我国信贷供给效率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为:一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信贷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这方面基础研究的不足。二是建立以投资决策为基础的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从三方面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首次根据收益建立企业在虚实经济中进行投资的决策模型并对信贷供给效率进行分析;对虚拟经济投资决策的CAPM模型引入Markov状态转移进行改进,实现理论模型的创新;根据模型研究探索出实施差别化信贷利息率、实行精准信贷供给的方法提升信贷供给效率,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吴芳梅[8]（2018）在《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文中指出文章从丹砂这一“圣物”切入,以贵州务川龙潭仡佬族为个案,从“业缘”这一特殊视角,围绕丹砂的社会生命及王朝、国家势力的渗透为线索,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丹砂在特定的地方所展呈的历史进程、变迁及再认知过程,以及丹砂在历史上如何勾连地方与中央及族群内外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而思考“业缘”在龙潭仡佬族生活中何以超越“亲缘、地缘、神缘”,成为其族群认同之内聚力,致使民族识别时也主要以“祖辈是否从事丹砂采掘”为依据来确定仡佬族族属。龙潭仡佬族与丹砂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早在殷商时期,仡佬族的祖先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广大地域。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濮人就与其他部族参加了牧野盟誓,并以丹砂敬献周武王。献丹者被封为宝王之后,并带领濮人在务川地区开荒辟草,以丹为业,繁衍生息。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及上层建筑对“贵生、长寿”的极度追求,大大刺激了龙潭地区丹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因丹砂的用途及价值大增,使龙潭仡佬族地区直接被卷入了王朝与地方的关系网络中,由此展开了以丹砂为中心的各项活动、人群、文化的相互碰撞。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互动方式、关系的建立以及文化的交融,使地方丹砂获得一种特殊生命力及意义价值的地方化表述。明清时期是当地丹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鼎盛时期,丹砂巨大的经济价值将龙潭仡佬族及其社会带入一个更大范围的人文和经济关系网络中,促进了龙潭地区加速进入王朝直接统治的架构及族际关系的建构中。同时,丹砂经济促进了龙潭邑聚的形成,改变了龙潭仡佬族传统的观念意识,这具体体现在龙潭仡佬族对丹砂资源的控制及身份认同的文化表述方面。为此,文章先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变迁等视角加以诠释,从中揭示出王朝介入的背后动因及复杂共存的关系网络,以及地方社会在此作用下所展现出的适应性策略。至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受帝国主义入侵、“易货还款”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加强对丹砂资源的管控,沉重打击了龙潭仡佬族丹砂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丹砂的神秘光环也被人们日益增强的认知逐渐消解,昔日繁盛的龙潭丹业江河日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丹砂资源逐步收归国有,大多数龙潭仡佬族人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依托,返土归耕,发展农业延续至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日趋重视,对重度污染环境的汞矿资源实施政策性关闭。至此,龙潭仡佬族的丹业时代宣告结束。综上可见,随着历史更迭及现代经济的冲击,丹业逐渐由盛转衰,龙潭仡佬族人们对丹砂文化的记忆亦渐行渐远,族群凝聚力日渐涣散。为了实现族群的生存和延续,地方政府、宗族精英、民间大众试图借助旅游情境的反馈,对已逝去的文化传统进行追溯性复原和展演,试图唤醒族人的危机感、归属感和族群认同感。笔者在梳理经典族群认同理论,剖析影响族群凝聚力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田野实践发现,人们大多以“亲缘--地缘--神缘”等关系凝聚在一起,以历史、记忆、宗教、文化等的延续形成共同体。此外,笔者发现还有一种以“业缘”而聚的群体,如龙潭仡佬族。他们主要以“业缘”作为其族群凝聚和汇合的基础,成为该民族识别的标志,甚至成为区分龙潭仡佬族与其他族群的边界。因此,本研究为族群边界理论的拓展提供了一个分析案例。
王晓芬[9]（2018）在《旅游情境下的驻客沙溪与乡土守护 ——大理沙溪古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旅游作为实现乡土经济振兴诉求的主要力量,是诸多少数民族地区正在引入的外部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必定会吸引大众游客,关键在于乡土社会是否存续着特殊的“乡土景观”遗产。在大规模的旅游产业展开之前,需要从文化遗产保护、乡土景观维系出发,通过文化的普查和研究,重建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心。沙溪古镇以“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古集市”的身份被外界发现之前,是“盐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集市。本文从“旅游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关注沙溪古镇文化变迁的具体过程,特别是文化变迁中“驻客”与古镇文化形貌的形成与变迁。以马帮为主的商帮群体、沙溪复兴工程项目工作组和在文化旅游情景中入驻沙溪的客栈、酒吧、咖啡馆等服务人群提供了我们以“驻客”视角,观察沙溪乡土景观形成、复兴和重建的基础。通过沙溪自身的生态特性、族群特点和文化特征体现出的家园遗产,以及驻客在新遗产运动中的知识生产实践,让我们看到村落保护与发展过程中乡村振兴的另一种轨迹。在旅游情境下守护乡土应注重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确立乡土价值的根本,也是乡村旅游的乡土基础,即要保持完好的自然生态、历史传承下来的特色传统习俗。其次,以旅游的发展激发经济活力,通过增强本地人的能力建设,实现乡村振兴主体的回归。最后,在文化旅游产业的打造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多听取“驻客”群体的建议,作为从游客身份演变而来的驻客,更能从他者之眼光,体悟到当地人文风情、自然景观之特点,为文化旅游开发提供基本思路。
雷婕[10]（2018）在《俄罗斯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具有典型的资源型特征,约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1）来自于与资源相关的税收和收费。资源在给俄罗斯财政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也使其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近十年来,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波动。2008年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导致2009年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由2008年的9.3万亿卢布下降至7.3万亿卢布,跌幅高达21.5%。2015年,受欧美制裁以及全球油气供给关系等因素影响,国际石油价格再度大幅下跌,由110美元/桶下跌至50美元/桶,并于2016年3月一度下跌至30美元/桶,使以资源出口为主要来源的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再度蒙受较大损失,由2014年的14.5亿卢布降至2016年的13.5亿卢布。面对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降,俄罗斯联邦政府不得不根据石油价格的变动,对联邦预算进行了多次调整。2016年俄罗斯联邦预算经国家杜马审批同意的大型调整多达5次以上,政府预算收入一再压缩,预算赤字不断扩大,由最初占GDP的0.5%提高到占GDP的3.4%。鉴于国际油价的极度不稳定,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的大幅度波动,再加之国际石油长期价格难以预期,使需要充分考虑各项中长期因素的俄罗斯中期预算被迫中止。而在此之前,中期预算在俄罗斯已顺利实施十余年,在强化预算资源配置与国家战略相关性,优化预算支出结构,提高预算支出决策及使用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对资源的依赖也使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丰富的资源储备是保障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但资源储量本身的有限性显然会对资源型财政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性带来极大的影响。这就促使俄罗斯政府必须在资源尚未枯竭之前,考虑如何解决资源型财政困境,保障资源型财政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同时,资源的开采还涉及代际公平,这也会对财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为此,俄罗斯政府必须正视资源型财政的困境,并设法解决资源型财政带来的隐患和问题。丰厚的资源收入也易使国家经济具有明显的资源型结构特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发展其他经济门类及开展产业结构改革与优化的动力,而这也是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与难题。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政府及社会各界十分关注资源型财政的稳定发展以及长期可持续性,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探索与改革,例如构建以油气收入为基础的稳定基金,改革资源税课税方式,调整资源型财政收入结构等。“稳定基金”的设立是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改革较为成功的案例。为保障资源型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财政“逆周期”调节,俄罗斯于2004年建立“稳定基金”,即按照一定比例将油气超额收入存储起来,用以缓解未来石油价格下跌对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随着稳定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2008年稳定基金被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一部分用于熨平经济波动,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充养老资金的不足。这种具有财政“逆周期”作用的储备基金在俄罗斯两次财政收入下跌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平抑作用,保障了俄罗斯国家财政的稳定,国家福利基金对养老基金的不断充实与补充,则有效解决了俄罗斯养老金赤字,保障了俄罗斯国家财政的长期可持续。但在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摆脱资源依赖方面,俄罗斯的相关改革则是一波三折。早在2009年,俄罗斯政府就曾尝试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摆脱资源依赖。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表示,油气收入不应超过预算收入的四分之一,但随着国际油价回升,唾手可得的丰厚收入使俄罗斯再次失去改革的动力,俄罗斯财政收入中油气收入占比不断回升,2010-2014年,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由46.1%到51.3%,其中2012-2014年该比重更是连续三年保持在50%以上,使俄罗斯再次陷入对资源的依赖之中,同时也使俄罗斯再次失去了改革的先机。2015年以来,面对国际油价的低位徘徊,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弊端再次凸显,俄罗斯政府痛下改革决心,希望通过一系列财政税收改革,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对资源的依赖。俄罗斯通过削减资源类产品出口关税、提高非油气收入占比等改革措施,2015-2016俄罗斯油气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一度下降至42.9%和36.0%,使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对油气收入的依赖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总体而言,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改革的实施较为顺利,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当前摆脱资源依赖的改革还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国际油价不断回升,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应声而涨,油气收入占联邦预算收入的比重由预期的33.5%上升到39.7%。由此,在国际油价再次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财政收入可持续改革还能否如期推行,俄罗斯能否真正降低对资源的依赖,都有待继续观察与长期跟踪。确保资源型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及长期稳定,是许多资源型国家面临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说,尽管从国家层面,中国并不属于依靠单一型资源的国家,与俄罗斯这种资源型国家财政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就中国部分特定地区,如东北、山西、新疆等地区都对资源存在较高依赖,这些资源型地区与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面临的困境极为相似,都面临降低资源依赖、保障资源型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为此,研究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问题,可为我国资源型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思考。除这些特定的资源型地区外,若从广义上来看,在我国地方财政还普遍存在对土地资源过度依赖的现象,虽然“土地财政”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地方政府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可利用土地资源的减少,很多地方财政收入难以为继,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挑战。同时,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也抑制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优化产业布局的意愿,使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及长期可持续性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土地财政短时期内大规模收入的集聚更加助推了地方财政的顺周期行为,加剧了地方财政不稳定与不可持续的风险。由此,研究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改革,尤其是俄罗斯在保障联邦财政收入稳定,实现“逆周期”调节,增强财政可持续方面等方面的相关改革举措,对于我国解决特定资源型地区,以及“土地财政”面临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围绕上述方面,本文分章进行了如下研究:第一章:导论。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及研究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点和不足进行总括。第二章:从“逆周期”财政理论、资源诅咒以及中期预算框架思想三个维度,对资源型财政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分析了“自动稳定”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财政理论中发挥的作用,梳理了资源诅咒的主要传导机制,分析了中期预算框架构建的背景及中期预算框架建立的重点与难点,并结合以上三种理论,分别探讨不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第三章:对俄罗斯主要资源及资源型财政状况进行分析,并详细阐述了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的课征规范。在此基础上,从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面临的不稳定以及不可持续的困境出发,探讨了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对资源型财政的影响。第四章:对俄罗斯在优化资源型财政结构过程中的税制改革进行详细阐述,重点对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的税制及出口关税税制改革进行分析。其中,在对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的分析过程中,探讨了俄罗斯进行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的动议,实施的改革措施,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与石油企业间的博弈。结合俄罗斯在对资源型财政进行的改革分析了资源型税制改革产生的影响。第五章:对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逆周期改革进行分析,对比国际主权财富基金的不同类型,对俄罗斯建立稳定基金的背景进行阐述,对俄罗斯构建“稳定基金”机制的运行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比较了2009和2014年两次经济危机中“稳定基金”实现逆周期调节的不同侧重点,并基于VAR模型探讨了“稳定基金”对于弥补财政赤字发挥的“逆周期”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对俄罗斯实施中期预算改革的背景以及俄罗斯中期预算的构建进行分析。对俄罗斯中期预算的编制方法、发展历程进行详细阐述,着重对俄罗斯“以结果为导向”中期预算的实施效益进行分析。第七章:对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重点关注了“超额收入税”这一俄罗斯正在进行试点的新税种。除此之外,对俄罗斯调整宏观经济结构,摆脱油气依赖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再工业”等举措进行分析,并对稳定基金机制发生的最新变化,以及在俄罗斯规划预算改革予以关注。第八章:针对我国“土地财政”以及资源型地区面临的财政不可持续困境,在对比中俄两国面临困境时存在的异同点的基础之上,提出可借鉴俄罗斯采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完善资源税制改革、建立中期预算框架等提高资源型财政稳定与可持续性的成功经验,建议加强土地出让金与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之间的关联度,可按照一定计提比例将土地收益纳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强化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逆周期”作用。除此之外,还需继续深化我国资源从价税改革、尽早在我国建立中期预算框架。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俄罗斯通过对资源税制的调节,降低了俄罗斯联邦财政收入对油气收入出口收入的过度依赖,优化了财政收入内部结构,缓解了石油价格波动导致的财政收入不稳定。（2）俄罗斯通过建立“稳定基金”机制,实现了财政“逆周期”调节,增强了资源型财政的可持续性。（3）基于“乌拉尔”石油价格编制的中期预算有助于俄罗斯政府掌握更长期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而“以结果为导向”的中期预算提高了俄罗斯预算支出的绩效,有利于对资源型财政进行更为合理的规划。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创新:本文选取了财政可持续性的角度,以财政“逆周期”相关理论为基础,探讨俄、中两国在进行资源型财政改革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同时,通过对比我国存在的“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等现实状况,借鉴俄罗斯相关经验与教训,提出对土地出让金加强预算管理的建议（2）研究方法创新:在对俄罗斯建立“稳定基金”实行“逆周期”调节的规范分析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稳定基金”在弥补财政赤字发挥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3）研究内容创新:本文以俄罗斯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为对象,对俄罗斯资源型财政未来改革方中的“超额收入税”进行探讨,对俄罗斯政府与油气企业对待“超额收入税”的不同态度进行探讨,分析其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实现了研究内容及研究领域的创新。
二、砂石工业2003年经济运行分析及2004年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砂石工业2003年经济运行分析及2004年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账本里的世界：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基础史料 |
| 五、文章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剪子湾村及账本概况 |
| 一、剪子湾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 |
| 二、账本资料概况 |
| 三、账本的创造者:会计 |
| 第二章 剪子湾村的经济活动 |
| 一、村庄的主业 |
| 二、村庄的“富业” |
| 三、畜牧业 |
| 四、劳动生产率 |
| 第三章 生产的转移:征税与征购 |
| 一、显性的转移:农业税与工商税 |
| 二、隐性的转移:征购与价格差 |
| 第四章 农民劳动产品的分配 |
| 一、分配依据:工分制 |
| 二、口粮与现金分配 |
| 第五章 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保障 |
| 一、村民的生活条件 |
| 二、乡村社会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应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土地配比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框架及章节排布 |
| 1.7 创新点 |
| 1.8 难点 |
| 1.9 拟得出结论 |
| 1.10 资料及数据收集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土地利用与规划研究进展 |
| 2.1.1 国外研究进展 |
| 2.1.2 国内研究进展 |
| 2.1.3 国内外综述简析 |
| 2.2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2.3 国内外综述简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NSGA-Ⅱ算法选择及理论介绍 |
| 3.1 NSGA-Ⅱ算法适用性分析 |
| 3.2 NSGA-Ⅱ算法理论基础 |
| 3.3 NSGA-Ⅱ算法常用术语 |
| 3.4 NSGA-Ⅱ算法操作步骤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深圳土地配比结构及优化目标选择 |
| 4.1 本章研究设计 |
| 4.2 研究区概况 |
| 4.3 深圳土地配比结构分析 |
| 4.3.1 土地配比现状及特点 |
| 4.3.2 土地配比演变规律 |
| 4.4 优化目标选择 |
| 4.4.1 优化原则 |
| 4.4.2 优化目标确定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应对城市发展模式的深圳土地配比优化实证分析 |
| 5.1 本章研究设计 |
| 5.2 深圳土地配比优化模型构建 |
| 5.2.1 研究变量设定 |
| 5.2.2 目标函数设定 |
| 5.2.3 约束条件设定 |
| 5.3 深圳土地配比优化模型求解 |
| 5.3.1 “经济总量-生态效益优先”城市发展模式下模型求解结果 |
| 5.3.2 “经济质量-生态效益优先”城市发展模式下模型求解结果 |
| 5.4 优化结果分析 |
| 5.4.1 整体情况分析 |
| 5.4.2 具体情况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 |
| 6.1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政策建议 |
| 6.2 不足与展望 |
| 6.2.1 论文不足之处 |
| 6.2.2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2020年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
| (一)从生产角度看经济运行 |
| (二)从需求角度看经济运行 |
| 1.消费需求增速有所回落。 |
| 2.投资需求增速有所回落。 |
| 3.净出口需求由下降转为增长。 |
| (三)从收入角度看经济运行 |
| (四)从价格角度看经济运行 |
| (五)从结构角度看经济运行 |
| (六)从新经济新动能角度看经济运行 |
| 二、2020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展望 |
| (一)从生产角度展望2020年经济增长 |
| (二)从需求角度展望2020年经济增长 |
| (三)从新冠肺炎影响的角度展望2020年经济增长 |
| (四)从收入角度展望2020年各类经济主体收入增长情况 |
| 三、主要结论 |
（4）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及解耦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能源领域因素分解研究 |
| 2.1.1 拉氏指数分解的应用研究 |
| 2.1.2 迪氏指数分解的应用研究 |
| 2.2 能源领域解耦研究 |
| 2.2.1 解耦状态测度方法研究 |
| 2.2.2 解耦实证研究 |
| 2.3 能源领域优化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构建 |
| 3.1 相关概念 |
| 3.1.1 能源和能源消费 |
| 3.1.2 经济增长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2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性理论 |
| 3.2.3 弹性解耦理论 |
| 3.3 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解耦的理论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驱动因素研究 |
| 4.1 解耦驱动因素分析方法 |
| 4.1.1 因素分解模型 |
| 4.1.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 解耦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全国层面的因素分解 |
| 4.2.2 地区层面的因素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分析 |
| 5.1 耦合程度测度方法改进 |
| 5.1.1 耦合程度测度方法的研究背景 |
| 5.1.2 基于动态自适应时间采样的解耦状态测度模型构建 |
| 5.1.3 解耦状态判别改进 |
| 5.2 解耦状态的总体演化分析 |
| 5.2.1 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现状 |
| 5.2.2 总体演化趋势分析 |
| 5.3 解耦状态的地区性演化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解耦优化研究 |
| 6.1 解耦优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
| 6.1.1 解耦优化基本原则 |
| 6.1.2 解耦优化目标 |
| 6.2 解耦状态的情景预测 |
| 6.2.1 预测模型设计 |
| 6.2.2 情景描述以及模型输入 |
| 6.2.3 预测结果分析 |
| 6.3 解耦优化算法改进 |
| 6.3.1 差分进化算法及其研究现状 |
| 6.3.2 基于种群适应值的差分进化算法及其改进 |
| 6.3.3 改进优化算法对比试验 |
| 6.3.4 解耦优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
| 6.4 解耦优化结果分析及展望 |
| 6.4.1 优化结果分析 |
| 6.4.2 基于优化结果的发展策略展望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地位与职能 |
| 第一节 行业协会的历史发展及演变 |
| 一、清末时期社会团体的产生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行业协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公”与“私”兼具的法律属性 |
| 第三节 “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
| 一、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行业治理者 |
| 二、作为“私”权利主体的行业被治理者 |
| 第四节 自律、服务、协调与代表的四大基本职能 |
| 第二章 作为被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外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外部治理的法规政策领域 |
| 一、党对行业协会的领导与管理 |
| 二、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核 |
| 三、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审批 |
| 四、社会团体的资金财税规定 |
| 五、社会团体的处罚罚则 |
| 第二节 党和政府的实践管理领域 |
| 一、行业协会党建工作的困境与挑战 |
| 二、政府部门执法领域的规范性考察 |
| 第三节 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间的诉讼纠纷考察 |
| 一、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外部行政诉讼纠纷的困境与反思 |
| 第三章 作为治理者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内部治理的整体规范环境 |
| 一、外部法律法规的不当限制 |
| 二、内部治理规范的内容缺失 |
| 第二节 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主体与组织缺陷 |
| 一、人员的引进与管理缺失 |
| 二、组织机构设置不够健全 |
| 第三节 内部治理的不正当行为 |
| 一、行业共谋的不当行为 |
| 二、利用先发优势限制会员自由 |
| 三、破坏公平交易的信息与机会行为 |
| 四、限制中小型会员企业正常经营行为 |
| 第四节 内部治理的程序运行及资产管理缺陷 |
| 第五节 内部治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全 |
| 一、内部治理纠纷的实践争议内容 |
| 二、内部治理纠纷救济的困境与反思 |
| 第四章 中外社会治理经验与当前行业协会治理改革 |
| 第一节 古代公理思想的梳理与归纳 |
| 一、春秋战国的“公”“私”之源 |
| 二、宋、明两代的“公”与“私” |
| 三、清末民初的“公”“私”裂变 |
| 四、中西“公”“私”理念的特征与差异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公民结社的制度经验与借鉴 |
| 一、社会团体管理的规范性考察 |
| 二、民间组织的外部监管 |
| 三、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的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欧美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与第三部门 |
| 一、美国第三部门理论的特征 |
| 二、欧洲第三部门理论的特点 |
| 三、欧美第三部门理论的反思与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的逻辑与经验 |
|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改革 |
| 第五章 行业协会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发展路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公权与社会自治权再定位 |
| 一、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权缺失的历史再审视 |
| 二、我国社会自治权的性质、来源与功能再认知 |
| 三、我国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的关系结构再划分 |
| 第二节 共治前提下的行业协会内外治理完善 |
| 一、转变行业协会治理理念 |
| 二、健全行业协会专门立法 |
| 三、强化行业协会党组织建设 |
| 四、规范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行为 |
| 五、优化行业内部人事管理 |
| 六、完善行业协会的资产管理 |
| 第三节 政府、法院与行业协会等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辨析 |
| 一、行业主管部门同行业协会的法律关系 |
| 二、行业主管部门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三、行业协会与法院间的法律关系 |
| 四、行业协会同非行业会员间的法律关系 |
| 第四节 准确规范与限缩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 |
| 一、统一行业协会登记的审核依据和标准 |
| 二、改革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与重心 |
| 三、下放行业自治领域的管理职权 |
| 四、优化行业协会管理的程序规则 |
| 五、全面构建行业主管部门的责任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理清行业自治的权力内容与权责边界 |
| 一、落实行业资质的审核许可权 |
| 二、完善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
| 三、推动行业维权职责的积极履行 |
| 四、全面推进行业领域的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健全行业协会侵权的救济规则体系 |
| 一、行业协会管理权力的法律性质定位 |
| 二、健全行业协会纠纷的内部救济机制 |
| 三、行业协会纠纷的外部救济机制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对信贷供给作用的研究 |
| 二、对信贷供给问题的研究 |
| 三、对提升信贷供给效率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信贷相关概念和理论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信贷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信贷理论 |
| 一、信贷基本内容 |
| 二、信贷供给遵循原则 |
| 三、信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 |
| 一、信贷配给理论研究评述 |
| 二、信贷传导机制理论研究评述 |
| 三、信贷周期理论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的比较 |
| 一、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比较 |
| 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信贷理论比较研究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模型 |
| 第一节 企业未获得信贷的收益模型 |
| 第二节 企业获得短期信贷的决策模型 |
| 一、企业获得短期信贷投资生产 |
| 二、企业获得短期信贷投资虚拟经济 |
| 第三节 企业获得长期信贷的决策模型 |
| 一、企业获得长期信贷投资生产 |
| 二、企业获得长期信贷投资虚拟经济 |
| 第四节 信贷供给效率分析模型研究的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政策 |
| 第一节 1978-2018 年我国信贷政策梳理和研究 |
| 一、信贷政策依计划调节与市场化探索并存期(1978-1992 年) |
| 二、信贷政策依市场化改革完善期(1993-2008 年) |
| 三、信贷政策全面完善期(2009-2018 年) |
| 第二节 信贷供给政策思路演化逻辑 |
| 一、信贷供给思路演化背景 |
| 二、信贷供给思路演化的影响因素 |
| 三、信贷供给思路演化内在逻辑 |
| 第三节 信贷政策有效性分析 |
| 一、信贷政策对投入产出的强化效应 |
| 二、信贷政策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效应 |
| 三、信贷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效应 |
| 第四节 信贷政策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金融结构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政府主导占优的金融结构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金融机构行政化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干预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政府主导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政企关系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三、政府监管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第三节 银企关系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预算软约束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信息不对称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三、政治性偏好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第四节 市场竞争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一、行业竞争加剧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二、非正规信贷竞争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贷供给效率的环境 |
| 第一节 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一、市场化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二、法治化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三、科技化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的影响机理 |
| 第二节 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的全国整体数据分析 |
|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数据变动趋势的Hodrick-Prescott滤波分析 |
| 三、信贷供给效率与环境因素的关联性分析 |
| 第三节 环境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
| 一、单一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分析 |
| 二、综合环境因素对信贷供给效率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信贷供给效率的环境研究结论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和建议 |
| 第一节 信贷供给效率主要影响因素总结 |
| 第二节 提升信贷供给效率对策建议 |
| 一、明确信贷供给根本原则 |
| 二、实施精准和差别化的供给方式 |
| 三、科学合理制定信贷供给政策 |
| 四、优化信贷供给体系 |
| 五、保障实体和虚拟经济均衡发展 |
| 六、改善信贷供给环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龙潭人家:石旮旯里的“GLAO” |
| 第一节 区域背景及早期建制 |
| 第二节 聚落与丹族 |
| 第三节 物态与象征 |
| 第三章 丹砂之路:小地方与大传统 |
| 第一节 小地方:丹砂的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大传统:神圣之丹与“长生久视” |
| 第三节 物的实践:丹砂的地方化表述 |
| 第四章 以丹为业:明清时期丹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以前务川丹业概貌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务川龙潭丹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邑聚的形成及族群的区隔 |
| 第五章 丹砂之殃:从井到耕 |
| 第一节 集体记忆:东升塔传说之谜 |
| 第二节 狭缝生存:垄断下的龙潭仡佬族丹业发展 |
| 第三节 遗产与物:龙潭仡佬族丹业的蜕变 |
| 第六章 丹砂庇佑:龙潭仡佬族族群认同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业缘:丹砂与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关系 |
| 第二节 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旅游发展情境下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重构 |
| 第七章 “业缘”一族群认同的凝聚力 |
| 第一节 凝聚力:族群内聚和汇合的基础 |
| 第二节 “业缘”影响下的龙潭仡佬族族群认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9）旅游情境下的驻客沙溪与乡土守护 ——大理沙溪古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乡土沙溪 |
| 第一节 生态: 一山一沙一溪 |
| 第二节 生命: 沙溪的诗与会 |
| 第三节 生养: 八大碗、辞娘席与金花服 |
| 第四节 生计: 农耕传统 |
| 第五节 生业: 茶马贸易与古镇旅游 |
| 第三章 游与居: 盐马古道与沙溪古镇 |
| 第一节 盐之言: 滇西四大盐井 |
| 第二节 盐之路: 盐马古道的历史印记 |
| 第三节 游与居: 马帮商旅与沙溪人家 |
| 第四章 古与真: “沙溪复兴工程”的景观重建 |
| 第一节 发现沙溪: 外来者心中的“香格里拉” |
| 第二节 修旧如真: 沙溪复兴工程的原则与措施 |
| 第三节 古与真: 沙溪复兴工程的成果与问题 |
| 第五章 主与客: 乡土景观与遗产旅游 |
| 第一节 乡里人的村: 古镇沙溪 |
| 第二节 城里人的村: 驻客沙溪 |
| 第三节 遗产旅游中的主客互动 |
| 第六章 结论: 驻客沙溪与乡土守护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俄罗斯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
| (三)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逆周期”财政理论 |
| 一、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 |
| 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
| 三、“逆周期”财政理论的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资源诅咒理论 |
| 一、资源诅咒理论的发展阶段与不同探讨 |
| 二、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
| 三、资源诅咒对实践的警示作用 |
| 第三节 中期预算框架思想 |
| 一、中期预算框架思想形成的背景 |
| 二、中期预算框架的构建与难点 |
| 三、中期预算框架思想对中期预算实践的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现状与困境 |
| 第一节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现状分析 |
| 一、俄罗斯矿产资源占有与开采现状 |
| 二、俄罗斯资型财政税收收入的现状 |
| 第二节 俄罗斯资源税课征制度 |
| 一、矿产资源开采税课征的法律框架与规范 |
| 二、矿产资源开采税中对石油、天然气的课征规范 |
| 第三节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面临的困境及成因 |
| 一、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非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 |
| 二、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对资源型财政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优化资源型财政结构的税制改革 |
| 第一节 俄罗斯出口关税税制改革 |
| 一、降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 |
| 二、调整重、轻质油出口关税税率 |
| 第二节 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 |
| 一、资源型财政困境下的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动议 |
| 二、巩固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在财政收入当中的地位 |
| 三、俄罗斯矿产资源开采税改革引发的政企博弈 |
| 第三节 俄罗斯资源型税制改革的影响 |
| 一、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
| 二、影响石油生产行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俄罗斯保障资源型财政稳定的逆周期改革 |
| 第一节 俄罗斯财政逆周期改革的背景 |
| 一、俄罗斯设立“稳定基金”的国际背景 |
| 二、俄罗斯设立“稳定基金”的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稳定基金”——俄罗斯财政逆周期改革的路径选择 |
| 一、俄罗斯“稳定基金”的建立与发展 |
| 二、“储备基金”与“国民福利基金”的运作模式比较 |
| 第三节 俄罗斯“稳定基金”在财政逆周期改革中的作用发挥 |
| 一、发挥反危机功能 |
| 二、保障居民生活和养老水平 |
| 三、基于VAR模型对俄罗斯“稳定基金”作用的实证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俄罗斯保障资源型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中期预算改革 |
| 第一节 俄罗斯实施中期预算改革的背景 |
| 一、俄罗斯“年度条目式”预算编制的弊端 |
| 二、俄罗斯政府预算改革的方向 |
| 第二节 “以结果为导向”的俄罗斯中期预算构建与改革 |
| 一、俄罗斯中期预算的编制方法 |
| 二、俄罗斯中期预算发展的历程 |
| 三、俄罗斯中期预算实施发挥的效益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俄罗斯资源型财政的未来发展方向 |
| 第一节 调整宏观经济结构,摆脱油气资源依赖 |
| 一、降低油气收入占GDP的比重 |
| 二、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
| 三、推进俄罗斯“再工业化”进程 |
| 第二节 继续推行资源税制改革 |
| 一、巩固矿产资源开采税地位 |
| 二、试行“超额收入税” |
| 第三节 调整“稳定基金”结构,优化中期预算规划 |
| 一、突出“国民福利基金”主体地位,继续发挥财政稳定作用 |
| 二、实施规划预算提高公共支出运营效率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逆周期”调节机制的启示与借鉴 |
| 一、我国“土地财政”的现状与问题 |
| 二、中国与俄罗斯面临财政不可持续困境的异同比较 |
| 三、借鉴俄罗斯经验,解决我国“土地财政”困境的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促进我国资源型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改革 |
| 一、我国资源型地区的现状及问题 |
| 二、中国与俄罗斯资源型地区发展困境的异同比较 |
| 三、借鉴俄罗斯经验,构建我国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机制 |
| 第三节 对我国加快建立“以结果为导向”中期预算的启示 |
| 一、我国中期预算实施的现状 |
| 二、我国中期预算与俄罗斯中期预算的对比 |
| 三、俄罗斯建立中期预算框架对我国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外文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砂石工业2003年经济运行分析及2004年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账本里的世界：集体化时代剪子湾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D]. 孟露露. 山西大学, 2021(12)
- [2]应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土地配比优化研究[D]. 黄秀梅. 深圳大学, 2020(10)
- [3]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2020年展望[J]. 许宪春,刘瑾钰. 经济学动态, 2020(02)
- [4]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耦合程度时空演化及解耦优化研究[D]. 明梓.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6)
- [5]作为共治主体的行业协会发展研究[D]. 段传龙.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中国信贷供给效率研究[D]. 韩晓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D]. 吴芳梅. 厦门大学, 2018(07)
- [9]旅游情境下的驻客沙溪与乡土守护 ——大理沙溪古镇的个案研究[D]. 王晓芬. 厦门大学, 2018(07)
- [10]俄罗斯资源型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雷婕.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