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外文化意识的融合与冲突

一、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外文化意识的融合与冲突（论文文献综述）

曾思境^[1]（2021）在《“二战”后菲马新华文文学中的闽南民俗文化书写》文中研究指明

王思佳^[2]（2020）在《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文化冲突”主题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随着相关创作及研究的繁荣产生了多元化的文化理论与研究方法。本文将以"文化冲突"这一视角作为切入点,结合关于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已发表的部分研究资料进行评述,凸显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研究走向。

谢香子^[3]（2020）在《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 ——1949年前后赴港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香港与上海由于共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以及扎根大都会的文化感性,一直以来往来密切,表现出明显的亲和力和关联性。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内地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使得上海大量的资金与资源移入香港,对香港的经济、文化、教育、城市景观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文学领域,则是徐訏、刘以鬯、金庸、马朗、张爱玲、南宫搏等上海文人流寓到香港后,凭借在文化中心积累的强势经验,以创作、评论、编辑、文学社会活动等形式全面介入,在香港文坛反客为主地烙下明显的“海派”色彩。这种“海派”色彩直到1960年代中后期香港战后新一代青年广泛参与进文学活动,才逐渐暗淡。但是,香港与上海毕竟是不同的文化场域,这群跨地域的作家也必然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发生“在地性”的改变,并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论文旨在通过三四十年代上海与五六十年代香港城市文化语境的互相观照,重点分析徐訏、刘以鬯、金庸三人的文学创作,观察他们在跨地域的流徙经历中,如何既活用过去的文化经验,又有所突破创新,从而实现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的转变过程。第一章:1949年前后文化转型期文人的流动与身份的变迁。以上海、香港为主线,探讨1949年前后文人的空间流动与身份变迁。当大量左翼文人从香港“北返”上海,参与新中国政权建设时,另一批文化人则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等复杂原因从上海“南来”香港,并凭借持续且大量的创作成为主导香港五六十年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如此空间流动的背后还隐藏着复杂的身份变迁问题。1950年代后的留沪文人在文艺机制的巨大变革中经历了从“文人”到“文艺干部”的转变,“出逃”香港的上海文人则由于难民、移民的身份面临被上海、香港乃至自身边缘化的多重尴尬。第二章: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上海发达的都市文明以及租界语境下的异质化形态,孕育了一群以现代化都市为背景并“作意好奇”的都市文人。当上海的都市语境发生根本改变,“传奇性”失落后,1950年代的香港却因相似的城市文化语境与这群南来的“传奇文人”发生遇合,使之创作颇丰。但跨地域视野中城与城的互观,离散经历下情感与精神悬置产生的原乡情结,以及香港边陲地理位置与边缘文化地位所激发的“边缘的活力”,也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写作范式。以徐訏为例,香港时期的创作明显突破了1940年代浪漫诡谲的“异域”模式,更多地在琐细实在的日常人生中挖掘世俗传奇,并通过上海、香港的精神对话,以及城市与乡土的深层对照,走向了都市想象的纵深,建构起了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第三章: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承与创新。1950年代的香港,无论是政治文化环境,还是日常消费环境,都是当时中国最适合现代主义文学生长的文化场域。因而1930年代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1950年代的香港得以延续、传承并收获了更为成熟的形态。刘以鬯作为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上海时期就已展开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实验探索,来到香港后,则在更为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与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既承继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更应对香港反拨政治与商业语境的现实需求,开创出在“另类”中显其正宗的现代主义文学。第四章:商业语境下的雅俗融合。都市文明的发达,出版机构的繁荣以及市民群体的庞大,使得上海与香港的通俗文学遍地开花。但香港相比于上海,经济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以致缺乏其他强势力量与文学商业化抗衡。再加上港英殖民政府对中文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的忽视,更加剧了通俗文学一家独大,严肃文学空间逼仄的局面。因而上海作家来到香港后,一方面因文学的高度商业化举步维艰,不得不更多地从众、从俗、从下;另一方面又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凭借在上海时期就已具备并在香港商业殖民语境中全面激活的雅俗融合的能力,在适应的同时努力践行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提升香港的文化品位。其中,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具有典型意义。第五章:走向香港。无论是徐訏等人在城与城、城与乡的互观、碰撞中获得立体化的都市想象,还是刘以鬯等人围绕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化而进行的融汇贯通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或是金庸等人在商业殖民语境下雅俗融合的叙事策略,都是基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做出的因地制宜的改变与突破,融合与创新,是属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独特文化语境中的文艺范式。这群上海文人也是在这一文艺范式的形成中实现了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的转变,并成就了强调个人性,注重世界性的香港文化属性。

王小丽^[4]（2017）在《尤今小说青少年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家中,尤今是一位成长于当地女性作家崛起初期并擅长撰写各种文学体裁作品的多面手作家。除了游记和散文,她的小说同样引人注目。本着小说反映一定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尤今的小说中,刻画了一群面临人生困惑的青少年人物形象。在三元论指导下,尤今塑造的青少年,兼具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思想。本文以尤今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形象学和跨文化研究方法,归纳尤今作品中青少年形象的类别,分析尤今塑造形象的方法和成因,探析作者书写青少年形象背后对新加坡文化的探索。本文主要由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语部分组成。绪论,对课题来源、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的意义与目的、相关概念做了简要介绍和梳理,认为从研究尤今小说中的青少年人物形象入手,分析蕴含的文化身份认同矛盾,不仅可以窥探作者的世界观,也可以以小见大,反映新加坡女性华人作家的创作风貌、甚至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创作情况。第一章,分析、概括尤今小说青少年形象的冲突因素,具体表现为舍弃一元、抵抗二元,认为青少年对一元的舍弃和对第二元的抵抗,其实质是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两种态度,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冲突,其实质是中学教育与西学教育的冲突,也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第二章,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分析青少年形象中的建构因素,认为对一元、二元的吸收借鉴和二者的融合是作者着力描述的理想三元。第三章,从分析作者青少年形象塑造艺术入手,探索作者体现的新加坡文化因素和塑造的文化理想——“新加坡性”,具体从素材运用与“新加坡性”探索、典型塑造与“新加坡性”探索、结构和人物设定与“新加坡性”探索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作者始终本着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塑造典型的同时,也将文化上的多种三元糅合在青少年形象中,不遗余力探索新加坡文化,将多种三元文化理想作为她“新加坡性”探索的重要特征。部分学者研究新加坡文学文化时,对多元化走向存担忧心理。多元化在新加坡的继续发展,很有可能导致传统的丢失,面对中西结合的文化,部分新加坡人将之视为怪胎,对文化发展去向深感忧虑。尤今三元意识下的创作貌似与这种观念相左,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不难发现,这一群体排斥多元化,最根本的是担心传统的遗失,尤今三元论指导下的创作,并不是排斥否定传统,相反地,她对传统进行肯定发扬,从这一点来看,尤今选择的这种创作理念,是对存有多元化怀疑论者的一剂良药,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秀莲（Chanicha Kidprasert）^[5]（2016）在《泰国华语与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泰国华语是现代汉语在海外的变体。本文以泰国华语书面语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的视角下,力求探讨泰国华语与普通话的各种差异以及形成差异的原因。研究从大量泰国华文报纸和华文网络媒体中选取与普通话有差异的语料,形成一定规模的语料库,再从词汇、语法和风格三大方面,将泰国华语与普通话进行比较。在词汇差异上,分别为:1.泰国华语与普通话的异名词语;2.泰国华语与普通话的同名词语;3.泰国华语特有词语;4.文言词语使用的差异。在语法差异上,本文拟从实词、虚词、句法、篇章四大部分详细展开。在风格差异方面,本文在泰国华语与普通话在词汇、语法层面差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在总体上与大陆有较为明显风格差异的特征。分别为:1.泰国华语表达古旧色彩浓厚;2.泰国华语表达欠缺规范性。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泰国华语和普通话在词汇、语法、风格等各个层面都存在差异,这是由不同的语言社会背景、不同的交际时空、不同的使用者使用华语而产生的现象;2.因懂华语认汉字的泰国华人,头脑中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因此在使用华语进行交际时,几个子系统之间就有可能出现相互竞争的现象。最终,方言或泰语的子系统可能进入华语的子系统而使华语出现方言或泰语表达成分的现象;3.泰国华语书面语与普通话的多种差异现象主要是因其与南方方言、泰语、英语及港台、新加坡等其他华语社区的语言接触而发生的过程;4.文章把当前泰国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模式总结为一个从“使用差异”逐渐向“习得差异”的转变,并作出预测:泰国华语书面语具有向普通话靠拢的发展趋势,受文言词语、方言影响所造成的“使用差异”随之减少。

向忆秋^[6]（2015）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二十年综论》文中研究指明1990年到2009年发表于《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两刊的新华文学研究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及跨文类研究等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二十年来新华文学研究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文体方面,最具学术意义的变化是研究观念的转变。学者对新华文学研究热情下降和对文化研究的重视是二十年来新华文学研究的两大趋势。研究文体的不平衡、论文数量和质量的不平衡、研究方式的不平衡是新华文学研究二十年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未来的新华文学研究在史料建设、作家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理论方法和文本结合研究等几个方面有待加强。

毕磊菁^[7]（2014）在《讲述心灵世界的故事 ——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外国文学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安忆是一位始终充满着活力的作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到今天,她一直在努力地耕耘着,并且成果颇丰。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开始在复旦大学讲授《小说学》课程,她在援引和赞同纳博科夫的“好的小说都是好神话”的观点后,得出自己对小说的认识：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而它的价值则在于开拓精神空间,建设精神宫殿。王安忆本人30多年来的创作,也就是她苦心构建起来的“心灵世界”。研究这个“心灵世界”,就必须关注外国文学对她多年来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她的整个文学创作,尤其是几次“转型”的代表作品都浸淫着外国作家作品、外国文艺思潮的深刻影响。将王安忆的作品和对她产生过影响的相关外国作家作品联系起来,从取材立意、叙事方法、情节设置、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对照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她在创作上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影响的渐进过程。和许多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初登文坛的王安忆在创作中主要受到的是西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影响。俄苏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王安忆在文学创作之初就侧重接受与借鉴的资源。她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都有着大量模仿和借鉴俄苏作品的痕迹。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是王安忆欣赏和学习的另一榜样。她从奥斯汀身上汲取到了从身边事件出发,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二者在男女爱情的价值观取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典型环境描写则对王安忆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她的作品中对于外部环境的描写,尤其是对城市的勾勒,就有着巴尔扎克的影响的痕迹。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文坛掀起一股介绍、翻译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的热潮中,王安忆的创作也相应地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接受与融合的特点。她创作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小鲍庄》在故事内容上有机地借鉴和模仿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三恋”系列作品的横空出世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联。西方现代主义“向内转”的倾向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促使她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叔叔的故事》则是王安忆又一“转型”力作。她的作品在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上的转变,都有着西方小说“元叙事”的影子。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王安忆对女性心灵史的描写在她创造的“心灵世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她对女性独特而丰富的个体存在有着自己的理解。她承认女性受到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其作品中也相应塑造了很多女性的悲剧形象；但又不认同激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同性之爱”,以及“以身体进行写作”等观点,而是采取一种温和妥协的方式进行创作。《长恨歌》、《富萍》等系列作品的成功体现了她善于在历史进程中刻画各类女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个性不同、命运不同的女性人物的特点,这是一种融合了“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写作。与她笔下出现的女性世界相适应,她的语言风格也有了再次转变,呈现为一种更加女性化、更加看似漫无目的的“女人腔”写法。这和伊瑞格瑞的理论有所契合。我们由此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到她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王安忆在小说创作的多年实践中,逐渐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创作理论。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对她的理论文集《心灵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纳博科夫关于经典小说家们创造出了一个个颇具神性的世界的言论,更是直接刺激了她的小说创作观的成型。王安忆学习与借鉴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经验的总结性作品《华丽家族》,更说明了她已经对如何创造“心灵世界”有了自己的主张,她从作品主题、人物类型、叙事手法等诸多方面总结并提炼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外国文学和外国文艺理论对她的一贯滋养。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摆脱周围环境的浸染,无法拒绝外来的影响。王安忆多年来的文学创作折射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接收外国文学的某种契合度。外来文学资源作为文学传统和文学环境的一部分,为她提供了更开阔的创作视野和创作思维,时代为她提供了大量可资书写的内容,文学本身的发展又为她提供了多种艺术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就是中国当代作家接受外国文学影响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个成功范例。基于这样的作家作品研究,才能获得一种厚实的基础,最终使我们能比较清晰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打破原先的简单国别文学研究的局限,从而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吴宝发^[8]（2013）在《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1987-2011）的发展与演变研究》文中提出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失衡在1987年始出现,为此华文学习一直在课程水平和实际社会需要之间徘徊、波动。1987年是本地华文教育的重要分水岭,纯粹用华语讲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科目的华校,正式走入新加坡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摆在全体新加坡人民面前。在以英语为主要媒介语的国民型学校里,华文课该如何定位?华文教材该如何编写?华文课程该如何教和学?华文的程度该如何界定和把握?新加坡社会对华文学习的看法、检讨,从1991年之后的检讨就从未间断过。这些检讨主要集中在华文本科地位、语言教学、文化传承和普及华文的课题。单以中学华文教材为例,二十多年来就伴随着国家华文政策的变迁而推出了四套教材。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学华文教材的编写有哪些优点、经验可以总结?又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可惜鲜有论述。即使有少量篇章发表,也多就某个侧面、某个角度、某个层面加以分析,而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剖析、反思的着述,几乎没有。至于这几套华文教材其他更重大问题的研究,诸如：主导思想变迁的方向是怎样的,课文教学设计有哪些进展,教学法的引介与淘汰是怎样的,华文等级的考核与评鉴有哪些改进,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笔者从1988年开始进入华文教学领域,站在讲台二十三年,不仅感受到国家二十多年来华文政策的改变,而且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些教学理念,甚至参与到中学的华文教材的编写之中。自感有责任和义务对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来个全方位的梳理和反思。因此,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标和创新之处。在论述过程中,本文摆脱过去一些学者或教育工作者仅就某一个学习课题或一种语文技能加以讨论的做法,而是以新加坡教育改革报告书为线索,集中讨论语文课程标准与语文教材,宏观地突出本地华文课程与学习检讨举步维艰的原因、整理课程规划对华文学习所做的预设和定下的目标、展现教材资源,如教科书和相应教学资源的沿承与改进、反映课程从机械式规划到对学习者和对形成性评估的重视。在这些努力基础上,本文展望二十一世纪新加坡中学华文学习应走以任务型学习和语言交际能力模式相结合的方向。只有从交际语境的创设和交际策略的融合着手,才能更好的提升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本博士论文共五章。各个章节努力尝试剖析本地不同阶段华文学习的情况、挑战和相应的改革措施。第一章,概述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习理论与教学法,和新加坡各时期的语言教育改革的关系。本章也重点分析过去学者研究对新加坡双语政策的讨论和分期,为本论文构建起讨论的框架。内容着重讨论新加坡社会语言的复杂性,以及1987年国民型学校出现后,政府和华社对华文课程水平和内容的设定的原则。在确立语文政策之余,本章也点出政府一般通过哪些途径,如放宽修读母语条例、再规划课程、重新编写教材、塑造语文环境来保持课程学习的适宜性和实用性。第二章重点讨论1978年《新加坡教育部报告书》（亦称《吴庆瑞报告书》）为编统中学华文课程的起点。报告书主要是针对当时双语教育的“浪费现象”,进而提出分流教育。中学华文课程在分流教育的大前提下,规划有特别课程、快捷课程和普通课程。然而,分流教育以学生小六离校毕业考总成绩的进行分班的做法,导致语文课程、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不协调的流弊。第三章的重点探索自1956年殖民地政府确定双语政策为新加坡教育的基石起至1986年近30年的语文发展,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大环境日益成熟,典型华文学校逐渐式微而统编全国学校势在必行。随着学校的编整,课程与教材也重新编定,以期更好的平衡国家语文政策的需要和照顾学生学习华文的要求。这时期折射出华语文学习从第一语文转为第二语文的摸索和适应。第四章关注的是自2004年以来新加坡中学华文教育发展进入稳定期的基本情况。不少本地学者在上世纪末开始意识到,华文在新加坡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没有多少先例可循。此外,华文学习也应属于海外华文专科领域。因此,这时期一般的认识是,本地华文既带有近似母语的地位,也有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特性。在二语习得理论和汉语外语教学的基础上,本地华文教育工作者致力追求华文教与学的素质。第五章主要阐明社会和学校对语文能力认知的不同,导出对语文课程目标和对毕业生语文能力的诸多挞伐。2010年的母语检讨对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出,回应多年来课程对“语用”的要求。在整理近二十年的华语文改革经验上,本文提出任务型学习和语言能力交际模式融合的建议。结语部分,展望未来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然而,于1999年为照顾学习华文有特别困难的学生而设的华文B课程,虽然社会舆论看法不一,但它让争执不休的华文课程水平课题画上休止符。在华文已经普及的基础上,本文建议未来为华文（快捷）课程学生编写的教材,可以大胆地向过去第一语文的要求靠拢,为学生奠下厚实的语文基础,以备将来发展之需,落实“保底不封顶”的共识。

李元素^[9]（2012）在《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文中指出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孟文立足于新加坡华文文坛最突出的成就正是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在黄孟文微型小说世界中，读者既可以看到展现新加坡本土生活的群体又有展现海外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除此之外，作家还密切关注社会重大事件，以一个作家的眼光，站在中立的角度去评判时事，表达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态度。作为第一代华裔，黄孟文的作品中无不体现着他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之情，同时，西方文化又伴随着他的成长，使其微型小说的创作视角和表达方式都更为独特，成为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典范。在此基础上，对新加坡本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又足以体现出作家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关切之情。本篇论文以上述三个方面为着眼点，力图透过分析其作品中蕴含的三种多元化因素的背景及原因来探讨黄孟文自我文化定位和文化身份的思考。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包括对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研究的概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的介绍；正文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强势入侵的西方文化以及植根于本土的多元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第二部分，对黄孟文创作中多元化因素的原因探寻；第三部分，对黄孟文自我文化定位和文化身份的思考；结语部分，对黄孟文微型小说的创造特点进行了梳理，总结了论文的写作意义。

黄劲辉^[10]（2012）在《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文中认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源于1920年代末的上海,战后同源分流,1940年代末以后兴盛于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1980年代随着先锋派作家出现,汇流大陆。华文现代主义川流不息,从未间断。刘以鬯（1918-）是传承上海现代主义与五四精神到香港最重要的人物,1949年南来香港,身兼作家与编辑双重身份,多年来在商业社会坚持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与推广,扶持也斯（1949—）、西西（1938-）等下一代香港作家现代主义的发展。1985年刘以鬯发起创办并总编《香港文学》杂志,发起世界华文作家联会,以香港特殊的政经空间连接大陆与海外华文为己任,是华文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本文在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以及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密切联系的背景上,考察刘以鬯七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尤其是1949年南来香港以后,上海记忆梦萦于字里行间,构成两座城市文化交缠的美学。本文研究重点是通过现代小说家刘以鬯及其作品,梳理上海到香港在文化上与美学上传承与转化的关系,有助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论文首章为导论,重新整理刘以鬯文学与现代主义及评估其研究价值。第章分为两部份,前部份重新检视历史,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自上海诞生到分流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的过程,并探讨刘以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后部份整理过往刘以鬯作品评论与研究。经本人收集、梳理、统计,历来大陆、港台与新马有关刘以鬯作品评论文章超过四百篇,另有不少外文书写的评论,包括英文、法文与日文,刘以鬯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本论文在研究角度上寻求突破,打破过往港台澳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隔阂。将刘以鬯作品研究置入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框架,整体性分析其文化与美学的传承与转化。第二章及第三章从较宏观角度讨论刘以鬯作品整体的文化与美学特色。第二章分析刘以鬯与上海新感觉派和五四新文学关系,本文发现刘以鬯在文字风格与文学形式受到上海新感觉派成员刘呐鸥（1905-40）与穆时英（1912-40）影响颇深,在民族立场上却有分歧,刘以鬯能够将现代手法技巧与民族自主立场自然融和。他跟施蛰存（1905-2003）在民族观点上较接近,追求华文现代主义与世界同步。刘以鬯亦受到五四新文学鲁迅等的内省精神启发,作品往往对时代与社会辛辣批判,兼具个人反思。第三章论及刘以鬯的城市迁移经验与文学作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关注过去没有评论提及刘以鬯以新马为题小说的第一手资料。输文思考城市迁移对华文现代主义在文字、风格、美学上的影响,体验到战後中国文学多中心新局面发展的文化多元性。第四章至第六章以分析刘以鬯的文本为主,探寻现代主义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前者指源自上海至香港的文化传承,后者指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在华文文化中的横向影响。第四章探讨刘以鬯的心理小说,分为两部份。前部份尝试寻求一种科学而客观的方法,剖析《酒徒》与上海新感觉派及西方意识流小说关系。通过文本内语言模式的归纳与比较,发现《酒徒》运用六种语言叙事模式,其中有来自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1922）及穆时英的启发。刘以鬯《酒徒》的贡献是有意建立一套崭新的华文语言系统,描写意识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层次,同时《酒徒》内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鲁迅《狂人日记》（1918）,可见《酒徒》在文化上和美学上有纵向与横向的传承与转化关系。通过同时代港台意识流小说比较分析,揭示《酒徒》在华文意识流小说中的重要价值。后部份讨论《酒徒》以后,刘以鬯发展了两种心理描写手法,一种是混合深层与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另一种是纯粹表层心理的书写手法。电影视觉文化与城市生活文化出现,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刘以鬯作品同样兼具这两种特色。第五章尝试以“城市图像”的概念阐释刘以鬯文本内各种城市时空演绎法与跨媒体经验（来自电影视觉、听觉经验与蒙太奇节奏）。刘以鬯对城市图像的探索,在上海新感觉派等视觉描写基础上发展,他主要受到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横向的启发,从电影汲取崭新手法捕捉香港的城市经验,当中以《对倒》（1972）成就最高。第五章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与李维斯陀（L6vi-Strauss, Claude,1908-）所启悟的“音乐结构”（composition）概念,分析《对倒》与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2000）的跨媒体影响。刘以鬯启发王家卫拍摄名作《花样年华》,该片获康城最佳导演殊荣。本章透过“音乐结构”剖析意义的方法,整理出刘以鬯如何从电影媒体汲取描写城市的手法,文学手法又如何启发电影,表现20世纪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多元与跨媒体互涉复杂现象。刘以鬯有一系列故事重编小说向来备受评论关注,以往研究方法多遵循“故事新编”概念,着重文本内版本比较,很容易忽略文本外因素,尤其是香港这种多元文化的商业城市因素。第六章以“现代复修"代替“故事新编”的说法。“现代复修”概念,来自历史古迹遗址复修的现代建筑方法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育观念。”现代复修”有利于将文本内的关系（新旧符号的和谐与张力）与文本外的关系（经济、文化、社区环境）作整体分析,对刘以鬯在财经或商业报刊连载的故事重编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寺内》（1964）那种雅俗共赏、新旧文字符号并存的作品,得到更精准有效的分析。“现代复修”作为一种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观念,亦有助评估刘以鬯个人的上海记忆在香港城市现代化的特色。刘以鬯写作时间超逾七十年,作品数量极多,部份坊间失传。本论文在第一手资料发掘上有突破,例如中篇小说《龙女》（1952）、《第二春》（1952）、《星嘉坡故事》（1957）、《梦街》（1958）等,都是过去几乎没有评论过的作品。另外新近重新整理出版的旧作,例如《热带风雨》（2010）,《甘榜》（2010）、《吧女》（2011）等,对本论文研究在新资料上也有很大支持。本人多次专访刘以鬯及其夫人罗佩云,他们在资料上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总体而言,本论文较全面整体地梳理刘以鬯作品从上海到香港之间文化与美学的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为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有所贡献。

二、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外文化意识的融合与冲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外文化意识的融合与冲突（论文提纲范文）

（3）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 ——1949年前后赴港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尤今小说青少年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泰国华语与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讲述心灵世界的故事 ——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外国文学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1987-2011）的发展与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10）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外文化意识的融合与冲突（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战”后菲马新华文文学中的闽南民俗文化书写[D]. 曾思境. 闽南师范大学, 2021
• [2]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文化冲突”主题研究述评[J]. 王思佳. 名作欣赏, 2020(17)
• [3]从“上海经验”到“香港影响” ——1949年前后赴港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D]. 谢香子. 西南大学, 2020(05)
• [4]尤今小说青少年形象研究[D]. 王小丽. 广西大学, 2017(02)
• [5]泰国华语与汉语普通话书面语差异研究[D]. 秀莲（Chanicha Kidprasert）. 黑龙江大学, 2016(02)
• [6]中国大陆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二十年综论[J]. 向忆秋.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4)
• [7]讲述心灵世界的故事 ——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外国文学影响[D]. 毕磊菁.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8]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1987-2011）的发展与演变研究[D]. 吴宝发. 南京大学, 2013(02)
• [9]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D]. 李元素. 广西师范学院, 2012(10)
• [10]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D]. 黄劲辉. 山东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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