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食品污染与妇女健康（论文文献综述）
国务院[1]（2021）在《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国发[2021]1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现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21年9月8日
何妤如[2]（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陈露[3]（2020）在《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制定适宜海南发展的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为海南省健康村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与评价依据,助力推进健康海南建设。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政策评阅、现场调研及半结构式访谈,明确海南省健康村基本内涵和特征,建立初步的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池;经过两轮专家咨询进一步确定指标;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采用群决策的方式,赋予各级指标相应权重,形成科学性较高且层次分明的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结果:经过两轮专家咨询,构建了包含3层级架构、7个维度的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其中7个维度涉及当前健康村关于组织管理、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人群、健康文化及建设满意度等重点建设领域,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分别为7项、33项和62项。两轮专家积极程度均高于80%,且提出书面修改意见的专家分别占46.7%和26.7%,表明专家对研究的积极性较高,关注和支持度较高;专家权威系数为0.851,两轮协调系数的显着性检验P值均小于0.05。第一轮专家咨询后根据统计结果和书面意见对全部指标进行调整,共删除3项指标,对5项指标作出调整,新增2项指标;第二轮咨询结果显示各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对指标框架和指标内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各项指标无删减。最后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一级指标中权重较高的为组织管理（0.1679）,健康环境（0.1687）与健康服务（0.1463）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结果显示相应的三级指标权重也较高。层次分析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均小于0.1000,结果可信度较高。结论:本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构建了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其科学性及可操作性较强,各项指标均有相应权重,层次性也较强,在理论层面对健康村的评价与评估做出了积极探索,为下一步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松芳[4]（2020）在《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青稞糌粑为中心的藏族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从饮食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在地化观察与研究,对青稞糌粑文化的特征、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了在饮食生活中,藏民族如何运用相关青稞糌粑的内部知识体系,理解并调适人同所处特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尝试通过地方性知识及“生长于斯”的经验性的“深描”,完成关于青稞糌粑的食物民族志写作。同时,从糌粑文化的个案研究出发,探索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整体研究构架,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与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等多种研究范式进行对话。藏区至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围绕青稞糌粑的技艺、制度、信仰等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形态,藏族饮食文化的综合特点在于:单一的食材、极简的烹制和规模化的生产,朴素与实用的形态背后却隐含有人类精神中更多的文明指数,并拥有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体系。论文首先梳理了藏人对青稞生成环境的认知和糌粑原料的获取过程;描述糌粑的生产制作与食用方式以及饮食制度;围绕在不同空间展开的各种仪式中糌粑作为信仰食物所呈现出的象征意义;探讨了糌粑作为藏人主食具有的感官、记忆与自我认同功能;以及在现代性实践中的现状及可能的未来走向。论文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饮食文化中,食物原料的生产环境决定人们的生计方式和饮食形态,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决定饮食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整体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把握,应从“地理和人文的结合部”的角度去理解,方法论方面应注重饮食实践层面的综合考察。第二,作为生物性营养需要的糌粑和作为精神需求的糌粑之间相互转化,贯穿于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使藏人对糌粑有着习惯性的忠诚,成为维系统一藏族传统文化的纽带。第三,藏人与青稞糌粑的互动,和与其所处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之间相互调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对象征符号的运作,使食物的意义进入象征系统并成为破译文化的符码,在广泛的时空中扮演着连接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同文化赋予具有永恒功能的食物以不同的意义,生活在藏文化中的人们,在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逻辑的象征体系之中,形成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知。同时,借助于象征符号的能动性运作,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调适终以和谐实现。第四,外来的饮食及其文化,扩大了藏族原有的饮食体系,丰富了本土糌粑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而未替代糌粑酥油在藏族饮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糌粑酥油为核心的饮食文化系统,在整体的藏文化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边界。论文力求把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探讨,贯穿一条鲜明的人文思想主线,糌粑为主兼及其他的饮食结构、“医食同源”的藏人饮食保健养生思想、生命平等的生态法则、尚“善”的人文观念和“尊老”的传统。
袁曦[5]（2019）在《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环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农村环境的整治和改善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农村妇女逐渐从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过去“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逐步向“男工女耕”的生产模式转变,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妇女的环境意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的生态环境状况。但农村妇女的环境意识水平到底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村妇女的环境意识?本文从农村妇女的个体特征出发,以环境意识为切入点,试图找出影响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本研究以农村妇女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以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简称TRA）为基础,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将环境意识划分为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三个维度进行考察,采取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运用笔者在2018年7月对南充市顺庆区三个乡镇共9个村实地调研所获数据,对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的现状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再对其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妇女环境知识正确答案率占比为61.7%,环境态度积极答案率占比74.5%,环境行为正确答案率占比53.2%,其中,环境行为正确答案率明显低于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这也警示我们应该更加地关注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选择。此外,农村妇女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情况也并不容乐观,大量农村妇女环境知识掌握程度较低,环境态度情况也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现阶段,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存在着环境知识匮乏、环境态度消极、环境行为选择错误的情况。采用线性加权平均法对农村妇女的环境意识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较低。具体来看,约占1/3（37.1%）的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处于一般水平,约占1/3（33.8%）的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处于较差水平,约占1/5（20.6%）的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处于极差水平,仅有少数不到1/10（8.5%）农村妇女具备优良的环境意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村妇女环境意识三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出以下结论:（1）受教育程度、公共意识水平、收入以及职业状况四个变量对农村妇女的环境知识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年龄对农村妇女的环境知识水平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2）受教育程度、公共意识水平、收入以及职业状况四个变量对农村妇女的环境态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年龄对农村妇女的环境态度并不具有显着影响;（3）影响环境知识和环境态度的变量不一定对环境行为产生显着影响,公共意识水平以及健康指标对于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具有比较显着的正向影响。针对研究结果和当地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教育水平、经济收入、职业发展、公共意识、健康等方面促进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的提升。具体建议如下:（1）大力发展农村妇女教育,促进其环境意识水平的提升;（2）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收入,增强其环境付费能力（3）促进农村妇女的职业多元化发展,推进其环境意识的生成;（4）增强农村妇女的公共意识水平,促进其环境意识的提升;（5）加强对农村妇女的健康宣传,提高其环境意识水平。
崔一冰[6]（2019）在《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史的勃兴与全球癌症问题的日益突出,英国作为最早建成的“福利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和预防医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医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视域研究英国的癌症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论文选取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作为个案,将其置于政府、产业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四个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历史地“深描”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形成、演进和特征。“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根据癌症病理发展的不同时期,将预防分为一级“病因学预防”、二级“临床前期预防”以及三级“临床预防”三种类型。这三级预防分别从狙击致癌因子、筛查诊断癌症临床前期表现以及控制术后复发等三方面实现对癌症的预防控制。三级预防是英国癌症预防控制的核心内容,其在降低英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延长患者寿命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顾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演进历程,20世纪是癌症三级预防建设的关键时期。19世纪,受英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影响,人们在平均寿命、生活方式和疾病健康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显着地变化,癌症作为一种“文明病”逐渐成为公共卫生领域关注的焦点。医学社会化的转型是癌症疾病观“现代化”的直接结果,使癌症的病因解释逐步摆脱了纯医学的解释路径,并让医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外部环境与生活方式对癌症发病产生的影响。“公共卫生运动”和“妇幼保健运动”催生了通过阻断致癌因子来预防“生活方式癌”的癌症一级预防观念的形成。一级预防是真正符合“上医治未病”预防医学思想的预防策略。但是,随着“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大英帝国癌症运动”等癌症研究机构对癌症医学研究的深入,缺乏学理依据的病因学一级预防开始向临床预防过渡。医学界在癌症的临床前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预防方法来实现预防癌症的发展和恶化的目的。此外,针对癌症已患病人,医生则是通过手术、化疗、综合治疗方案以及姑息疗法等措施来实现对癌症复发和术后伤残的三级预防。本文通过对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研究,希冀建构一幅20世纪以来英国癌症防控实践活动中的“临床医学模式”向“临床—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再由“临床—生物医学模式”向“临床—生物—社会医学模式”的二次转向的图景。其次,“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大英帝国癌症运动”作为英国最重要的癌症医学研究机构,其在癌症病因、病理结构、临床治疗等方向上的研究为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最后,健康教育特别是防癌教育贯穿了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的各阶段和各个层面,其主体涉及民众个体、社会组织和政府三方面,内容更是包括防癌意识的培养、建立在流行病学基础之上的癌症等登记制度以及控烟等多个方面,其开展的纵深直接影响着英国癌症预防体系建设的成败,也是本文重点着墨的内容。
郴州市人民政府[7]（2017）在《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郴州市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郴州市儿童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郴政发[2017]2号CZCR-2017-00002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现将《郴州市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郴州市儿童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17年3月27日郴州市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1年,郴州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了《郴州市妇女发展规划（2011-2015年）》。五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履职,不断加强妇女工作,强化
叶萍[8]（2017）在《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众所周知,社会学这门学科从创立之初,便被奥古斯特·孔德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基本门类。此后,诸多社会学家基本遵循与继承了“社会静力学”的研究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使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相反地,“社会动力学”因缺少社会学家们的青睐,使它并未得到同步发展,这也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直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静态”社会的向往,并逐渐推动社会学界形成了以研究“社会变迁”为重点内容的历史社会学。而近三十年来,整个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发轫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因其改革效益的不断外溢,扩展到了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方方面面。因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加入到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当中,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着作。但是这些研究中多数只是发现了哪些社会因素正在变化,但对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变迁的内外部动力是什么、变迁的动力源是什么等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步入改革的行列虽晚,但也正迎头赶上。生于新疆,成于新疆,见证了这场改革给新疆大地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不禁让人对这场变革产生了极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因此,结合新疆多民族的地域特色,本文选取了“新疆哈萨克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其近三十年来的社会生活变迁的状况。为了更好地回答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本文基于社会变迁是为了追寻“幸福生活”这一终极目的,通过建立起“生活状态——生活质量”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借助生活质量的研究视角和具体方法,来对新疆哈萨克族近三十年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进行测量与评析。具体而言:本文从“作为人活着”、“明白地活着”、“体面地活着”和“富足地活着”四种生活状态出发,设计了与之相对应的“生存指数”、“智识指数”、“尊严指数”和“发展指数”四个指数,在四个指数下又设计了十个具体测量领域,并确定了具体指标,以构建起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同时,利用广泛收集的各类统计资料,通过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分阶段地侧描了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的一幅幅壮丽图景,以更好地把握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方向,并就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质量与新疆整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加以对比,以突显变迁的程度。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总体质量稳步提升,但各方面略有差异。（2）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并非呈现出单一线条的变迁趋势,其内部愈加复杂,形式越发多样,整个社会生活变迁的运作机制日益复杂。（3）提出新疆哈萨克族的发展需要在遵循“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基本理念下,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与保障体系,以此来全面推动哈萨克地区的发展。（4）本文构建起的哈萨克族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对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有着借鉴作用。最后,本文基于博士研究期间的个人经历与主观感受,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多重矛盾、国内生活质量深入研究的方向、社会学者的自觉与社会学想象力等方面展开了反思与讨论,以期推动后续研究的更好开展。总而言之,生活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健康发展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步入深水区时,本文的研究或许能为不断改善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济南市人民政府[9]（2017）在《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济政字[2016]84号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现将《济南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2016年12月31日济南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男女平等、儿童优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扎实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繁荣富强。为进一步推进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确保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依据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10]（2016）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妇女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山东省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文中认为鲁政字[2016]161号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现将《山东省妇女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山东省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2016年7月22日山东省妇女发展"十三五"规划前言实行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男女平等的实现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
二、食品污染与妇女健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食品污染与妇女健康（论文提纲范文）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健康村建设是当前“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渠道 |
| 1.1.2 健康村是提升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综合性途径之一 |
| 1.1.3 海南健康村评价方式单一,科学的评价体系还未形成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本研究相关理论概论与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相关理论及其概论 |
| 1.4.2 相关概念界定 |
| 2 研究内容 |
| 2.1 研究区域 |
| 2.2 研究内容 |
| 2.2.1 海南省健康村基本内涵及特征研究 |
| 2.2.2 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分析法 |
| 3.2 半结构式访谈法 |
| 3.3 德尔菲法(Delphi) |
| 3.3.1 专家类型及其入选标准 |
| 3.3.2 指标的筛选原则及标准 |
| 3.3.3 专家咨询表内容及咨询方式 |
| 3.3.4 统计学方法 |
| 3.4 层次分析法 |
| 3.4.1 建立评价指标的层次结构模型 |
| 3.4.2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
| 3.4.3 计算权重和各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及一致性比率 |
| 3.4.4 计算指标组合权重 |
| 3.5 技术路线 |
| 4 研究结果 |
| 4.1 海南省健康村基本内涵与特征 |
| 4.1.1 规范高效的组织管理 |
| 4.1.2 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
| 4.1.3 和谐发展的健康社会 |
| 4.1.4 均衡发展的人群健康水平 |
| 4.1.5 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 |
| 4.1.6 氛围浓厚的健康文化 |
| 4.2 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 4.2.1 文献研究及现场访谈情况 |
| 4.2.2 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4.2.3 健康村评价指标池 |
| 4.2.4 基于德尔菲法的健康村评价指标的定量筛选 |
| 4.2.5 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 |
| 5 讨论 |
| 5.1 研究的科学性及可靠性分析 |
| 5.1.1 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的层级和维度分析 |
| 5.1.2 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分析 |
| 5.2 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及特色分析 |
| 5.2.1 指标的具体内容分析 |
| 5.2.2 指标体系的特色分析 |
| 5.3 指标体系权重的分析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2.1 指标维度创新 |
| 6.2.2 评价方法创新 |
| 6.3 局限性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健康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健康村发展历程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现场访谈提纲 |
| 附录二: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第一轮) |
| 附录三: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第二轮) |
| 附录四: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层次分析法) |
| 作者在校学习期间参加科研与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4）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一)人类学的饮食研究 |
| (二)藏族饮食文化研究综述 |
| (三)青稞糌粑文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 (一)田野调查 |
| (二)民族志书写 |
| (三)文献研究 |
| (四)创新点 |
| (五)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作为糌粑原料的青稞 |
| 第一节 青稞生成环境 |
| 一 青稞(???)之名 |
| 二 相关青稞生成环境的地方性知识 |
| 三 世人眼中的青稞生成环境 |
| 四 青稞的生成条件基础 |
| 第二节 青稞种子的由来 |
| 一 从词源看青稞的由来 |
| 二 从传说故事看青稞的由来 |
| 三 从民间歌谣看青稞的由来 |
| 四 从考古成果看青稞的由来 |
| 五 从遗传学看青稞的由来 |
| 六 其他关于青稞的起源 |
| 第三节 青作衍生的文化事象 |
| 一 青作农耕 |
| 二 秋收与储藏 |
| 三 青作农耕工具 |
| 四 青作农耕仪式 |
| 第三节 青稞的社会生命 |
| 一 维系藏文化的纽带 |
| 二 可持续粮食系统与生态饮食 |
| 三 西藏文明的基石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作为藏人传统主食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糌粑的制作消费 |
| 一 “硪塔”(?)——炒与磨 |
| 二 糌粑种类 |
| 三 糌粑的食用 |
| 四 糌粑“配菜”:汤与酱 |
| 第二节 糌粑“伴侣” |
| 一 酥油奶渣酸奶 |
| 二 茶与酒 |
| 三 蕨麻与糖 |
| 四 盐、辣椒及其他副食品 |
| 第三节 共食 |
| 一 时间与空间 |
| 二 “好吃”还是“好想” |
| 第四节 相关糌粑饮食器具及其特点 |
| 一 器具分类 |
| 二 象征特点 |
| 第五节 糌粑食俗礼仪与禁忌 |
| 一 饮食与礼仪 |
| 二 饮食禁忌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作为藏人信仰食物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藏人宇宙观中的神与食 |
| 一 藏人三界宇宙观 |
| 二 宇宙观中的人神鬼 |
| 三 祭品及其象征 |
| 第二节 献给神的食物 |
| 一 “桑什糌”(?) |
| 二 “切”(?) |
| 三 “朵玛”(?) |
| 四 “协玛”(?) |
| 五“夏卓”(?) |
| 第三节 超度镇鬼驱秽的食物 |
| 一 “苏”(?) |
| 二 “栗”(?) |
| 三 “朵”(?) |
| 第四节 取悦“鲁”的食物 |
| 一“鲁卓”(?) |
| 二 “鲁朵”(?) |
| 三 “塔鲁”(?) |
| 第五节 加持食物 |
| 一 尼其(?) |
| 二 “撮则”(?) |
| 三 “希喇”(?)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自我与他者论述中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青稞与大米:食物的隐喻 |
| 一 作为藏人的青稞 |
| 二 作为他者的大米 |
| 第二节 野蛮与文明:一个非问题的问题 |
| 一 饮食行为 |
| 二 饮食观念 |
| 三 烹饪方式 |
| 第三节 糌粑共同体:关于族群认同 |
| 一 “共食”:文化上的共同感受 |
| 二 “味道”:共同的饮食记忆 |
| 三 食物:自我的转喻——隐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现代性实践中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藏人当下饮食结构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主食变辅食 |
| 二 主食变保健养生品 |
| 三 主食变奢侈食品 |
| 第二节 “公家”话语体系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实施工程:补助粮食、易地育人 |
| 二 营养餐计划:不吃糌粑的中小学生 |
| 三 “问鼎和羹”:饮食是最大的民生 |
| 四 兼业模式:农牧生业+打工 |
| 第三节 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青稞糌粑从羊皮袋到塑料袋 |
| 二 现代餐饮中的青稞糌粑 |
| 三 吃与不吃:饮食安全与健康 |
| 四 青稞糌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 “两青”相遇:生物自然选择与人类文化共同的创造 |
| 二 “章葛”糌粑:藏族饮食文化的调适机制 |
| 三 “郭纳糌萨”:糌粑个案对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妇女 |
| 2.1.2 环境意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 |
| 2.2.2 理性行为理论 |
| 3. 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
| 3.1 顺庆区基本概况及其主要农村环境问题 |
| 3.1.1 顺庆区概况 |
| 3.1.2 顺庆区农村环境问题 |
| 3.2 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现状 |
| 3.2.1 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知识现状 |
| 3.2.2 农村妇女环境态度现状 |
| 3.2.3 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行为现状 |
| 3.2.4 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的总体评价 |
| 3.3 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个体层面因素 |
| 3.3.2 社会层面因素 |
| 4. 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的来源、分析与处理 |
| 4.1.1 问卷的设计 |
| 4.1.2 样本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
| 4.1.3 样本数据的处理 |
| 4.2 问卷的检验 |
| 4.2.1 信度检验 |
| 4.2.2 效度检验 |
| 4.3 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3.1 模型及相关变量的设定 |
| 4.3.2 环境知识模型的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3 环境态度模型的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4 环境行为模型的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 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影响因素总结 |
| 5. 提高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的建议 |
| 5.1 大力发展农村妇女教育,促进其环境意识的提升 |
| 5.1.1 提高农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 |
| 5.1.2 大力开展农村妇女的环境教育 |
| 5.2 增加农村妇女的经济收入,增强其环境付费能力 |
| 5.3 促进农村妇女的职业多元化发展,推进其环境意识的生成 |
| 5.4 增强农村妇女的公共意识水平,促进其环境意识的提升 |
| 5.5 加强对农村妇女的健康宣传,提高其环境意识水平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概念的厘定 |
| 二、学术史的梳理与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学术价值 |
| 四、研究的框架与内容 |
| 第一章 癌症控制的早期尝试 |
| 第一节 医学界对癌症的早期认识与诊疗实践 |
| 第二节 医学社会化转型与英国癌症预防的起步 |
| 第三节 “文明病”与癌症预防内涵的延展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健康主义”与癌症病因学预防的建立 |
| 第一节 “生活方式癌”与“新健康主义”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健康主义”与社会健康提升计划 |
| 第三节 “新健康主义”的外延与病因学预防的新突破 |
| 小结 |
| 第三章 “三早”原则与癌症二级预防 |
| 第一节 “大英帝国癌症运动”的建立与癌症防控模式的转型 |
| 第二节 大众防癌教育与“三早”原则的推广 |
| 第三节 大众防癌教育、病灶自检与癌症二级预防的早期特点 |
| 第四节 高危筛查、社会普查与癌症二级预防的演进 |
| 小结 |
| 第四章 手术、化疗和综合疗法与癌症的三级预防 |
| 第一节 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的式微与肿瘤外科手术的转型 |
| 第二节 化疗与第三级预防事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基因治疗、内分泌治疗和姑息疗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三级预防视域下英国政府“控烟运动” |
| 第一节 吸烟致癌与“控烟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二手烟”问题与“控烟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地方“控烟运动”的复杂性与挑战 ——以北爱尔兰地区的控烟实践为例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心口上的朱砂痣:研究缘起 |
| 二、记忆里的哈萨克: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一章 研究基础: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理论回顾 |
| 一、社会进化理论流派 |
| 二、社会心理学理论流派 |
| 第二节 我国社会变迁研究回顾 |
| 一、我国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趋势 |
| 二、我国社会变迁研究的侧视图 |
| 第三节 哈萨克族研究文献回顾 |
| 一、哈萨克族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研究 |
| 二、哈萨克族居民生活保障发展研究 |
| 三、哈萨克族文化生活习俗变迁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视角:生活质量研究视角 |
| 第一节 耙梳:生活质量研究发展脉络 |
| 一、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先导阶段 |
| 二、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异军突起 |
| 三、主观和客观指标相结合阶段 |
| 第二节 回眸:我国生活质量研究历程 |
| 一、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学术探索时期 |
| 二、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政策导向时期 |
| 三、对我国生活质量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借鉴:生活质量典型指标评析 |
| 一、我国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
| 二、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
| 三、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指标 |
| 四、农村生活供给与需求系统 |
| 五、启示与借鉴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方法 |
| 第一节 指标构建的理念、思路与方法 |
| 一、指标构建理念 |
| 二、指标构建思路 |
| 三、指标构建方法 |
| 四、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标 |
| 第二节 数据获取方法 |
| 一、客观数据的获取 |
| 二、主观满意度调查 |
| 第四章 作为人活着:生存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生存指标的选取 |
| 一、公共安全指标的选取 |
| 二、社会保障指标的选取 |
| 三、健康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社会安全状况变迁 |
| 一、社会治安状况变迁 |
| 二、交通安全状况变迁 |
| 三、社会稳定状况变迁 |
| 第三节 社会保障状况变迁 |
| 一、社会保障的平稳发展期 |
| 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设时期 |
| 第四节 健康状况变迁 |
| 一、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期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期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明白地活着:智识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智识指标的选取 |
| 一、教育资源指标的选取 |
| 二、教育成果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教育状况变迁与发展水平 |
|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变革和奠基期 |
| 二、重要的政策制定和快速发展期 |
| 三、新世纪的全面发展期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体面地活着:尊严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尊严指标的选取 |
| 一、生态环境指标的选取 |
| 二、生活环境指标的选取 |
| 三、社会公正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生态环境状况变迁 |
| 一、游牧与农业经济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期 |
| 二、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严重破坏期 |
| 三、意识觉醒后的环境保护期 |
| 第三节 生活环境状况变迁 |
| 一、居住环境的变迁 |
| 二、出行环境的变迁 |
| 三、通讯情况的变迁 |
| 第四节 社会公正状况变迁 |
| 一、以性别差异为主的社会不公正期 |
| 二、以地域差异为主的社会不公正期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七章 富足地活着:发展指标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发展指标的选取与测量 |
| 一、物质福利指标的选取 |
| 二、闲暇生活指标的选取 |
| 三、精神生活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物质生活状况变迁 |
| 一、20世纪80、90年代的物质生活变化 |
| 二、21世纪以来的物质生活变迁 |
| 第三节 闲暇生活状况变迁 |
| 一、闲暇生活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变迁 |
| 二、闲暇娱乐方式的传承与变革 |
| 三、闲暇娱乐生活的城乡分异 |
| 第四节 精神生活状况变迁 |
| 一、哈萨克族居民的宗教生活状况变迁 |
| 二、跨民族交往状态的变迁 |
| 三、国家归属感的建立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八章 新疆哈族生活质量指数变化及对比 |
| 第一节 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变化及对比 |
| 一、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测算 |
| 二、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第二节 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四类指数变化及对比 |
| 一、生存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二、智识/教育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三、尊严指数变化及与全疆对比状况 |
| 四、发展指数变化及其全疆对比状况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结论 |
| 二、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提升的设想 |
| 三、我国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研究的展望 |
| 第二节 讨论与不足 |
| 一、生活质量研究指标体系构建的多重矛盾 |
| 二、国内生活质量深入研究的方向 |
| 三、社会学想象力与学者的自觉 |
| 四、研究不足 |
| 结语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主观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 |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四、食品污染与妇女健康（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J].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29)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3]海南省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D]. 陈露. 海南医学院, 2020(01)
- [4]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D]. 松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9)
- [5]南充市顺庆区农村妇女环境意识影响因素研究[D]. 袁曦.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6]20世纪英国癌症三级预防研究[D]. 崔一冰. 上海大学, 2019(02)
- [7]郴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郴州市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郴州市儿童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J]. 郴州市人民政府. 郴州政报, 2017(04)
- [8]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D]. 叶萍. 武汉大学, 2017(07)
- [9]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J]. 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7(04)
- [10]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妇女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山东省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J].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