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解决公众反核问题的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赵璐[1](2021)在《核产业发展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王旭倩[2](2021)在《英国核裁军运动的兴起(1955-1958)》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努力维持世界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发展核武器。但是,英国工党左翼成员以及爱好和平的人士强烈反对制造核武器,1955年英国政府决定研制氢弹更是直接引发了核裁军运动。至1958年,该运动具有了全国性的特征。英国核裁军运动是一场以反对核武器、反对核军备竞赛以及反对美国在英国部署核弹头为目标的一场社会运动,充分体现了冷战环境下英国社会民众对核武器及核战争的恐惧心理。英国核裁军运动的兴起与工党之间关系密切,一直寻求工党的支持。工党左翼成员联合和平主义团体采取行动反对英国制造核武器。此外,核裁军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英国的科学家们,他们呼吁英国民众意识到核武器带来的严重危害。教会成员在核裁军运动兴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倾向于通过活动本身而不是实际效果获得满足感。英国的左翼工会在核问题上大多支持工党左翼成员的政治观点,对于核裁军运动这样的活动,“表达”被他们认为是最有用的行为。青年人参与到核裁军运动中,为该运动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增添了后备力量。1955年至1958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反核运动的先声,同时为西欧人民的反核斗争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英国核裁军运动后期出现了内部分裂,但是该运动没有完全消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不断加剧,西欧一些国家出现了反核的和平主义浪潮。英国核裁军运动重整旗鼓,从政治沉寂状态复苏过来了,再次成为了一场尽可能广泛的社会运动。总的来说,英国核裁军运动作为世界和平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陈夕朦[3](2020)在《公众参与工程何以可能? ——从工程共同体的视角看》文中认为本文主要讨论公众与工程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相关到紧密的演变过程。在历史早期,“公众参与”是工程共同体之外的议题。随着工程社会化趋势的到来,工程与公众的生活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工程中的公众缺位不仅会给公众造成伤害,给环境及社会秩序带来影响,也会对工程自身发展以及工程共同体的结构带来影响,因而,将公众纳入工程共同体是十分必要的。工程共同体何以从同质共同体走向异质共同体?本文梳理了工程共同体的概念及演化的历程。通过考察发现,共同体从同质向异质的转变,是由于工程的社会化而造成的。单纯的职业共同体和职业伦理不足以应对并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随着工程社会化的到来,同质的共同体面临危机,它需要重新整合并容纳社会公众——这个终极“他者”,缺失了公众的共同体不仅会对公众的权利造成威胁或伤害,也可能导致工程被精英主义绑架,诱发不理智的决策过程,甚至导致工程乃至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不利于共同体内外和谐关系的建立。其中,伴随着共同体走向多元的转变,工程伦理也经历了由工程师个体伦理向共同体伦理转变的过程。异质的工程共同体为何必然包括公众,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有哪些?本文详细探究了公众与工程共同体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梳理了公众参与工程的历史、工程中公众的权利与义务、制度演变以及专家意见与公众意见的平衡。公众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干预者”再到理性的“参与者”的角色转换,不过,工程共同体尚未做好接纳社会公众的准备。从历史上的参与案例来看,缺乏公众参与的工程是充满危险的。因此公众参与是必要的(尤其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参与”受到工程共同体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如文化、政治与制度因素,工程技术发展与普及水平,公众的自身素质(个性、教育、收入与经验等),专家意见,社会组织,媒体(舆论),企业与政府,以及共同体内外其他行动方的影响。不过,公众参与的过程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且也有可能导致工程的“不理智的决策”。由此引发出对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工程的话语权及专家信任等问题的探讨。公众纳入后,工程活动如何重塑其秩序,公众在此扮演什么角色?新秩序是经过复杂而漫长的协商最终实现关系平衡的。为了实现共同体的平衡发展,他们需要共同遵守:正义与爱心、信任与忠诚、关怀与包容、协商与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规则机制,并且合理解决人与自然、工程结果与目的、利益相关方之间、不同规则与方案之间、不同文化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公众作为工程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工程实践中扮演着技术使用(设计)者、工程干预者、参与(决策)者、评估者以及成果的分享者等多重角色。当然,公众参与工程离不开工程共同体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配合。多元主体的参与过程也伴随着复杂的共同体关系的演变。公众参与工程何以可能呢?本文最终认为只有当“公众”从工程共同体外部进入内部时,“参与”才是可能的:在共同体内部,通过实现多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合作——回应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合理的权力分配、负责任企业的出现、行业协会的配合与协调沟通、技术资源的有效运用及共建共享等措施——可以使工程共同体为纳入公众做好充分准备;在共同体外部,通过公众对工程的“理解-融入-评估”、自治以及公民素养的提升、文化及社会环境资源的整合、信息公开与交流,可以为公众主动参与到工程共同体的事务中创造条件;在共同体内外之间,通过社会组织及媒体的合理介入、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专家与公众意见的(协商)平衡、工程科普等一系列路径,最终可以使公众作为工程共同体的一份子,被共同体接纳,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工程事务中来。
张莹[4](2020)在《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事件中政府形象塑造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需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工程项目等邻避设施开始大量兴建,然而,公众的环境意识和风险意识也随其生活品质的提升日渐觉醒,人们开始担心某些具有直接或潜在负外部性影响的邻避设施会给自身生活环境、生命健康或财产状况带来威胁。自媒体社会下,抖音、快手等大众化和草根平台的快速兴起,为基数庞大的网民提供了便捷的监督权和话语权,其互动性和多样性在拓宽网民表达渠道的同时,也将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担忧和疑惑无限放大,舆情态势此起彼伏,且愈加猛烈和具有冲击力。当前,我国邻避型群体事件治理仍是政府起主导作用,程度不同的邻避型群体事件治理考验着涉事政府的执政水平及决策能力,为政府形象塑造带来诸多挑战。基于此,如何与时俱进,借助自媒体平台强大且灵活的影响力,提高自身应对邻避型群体事件能力,成为政府塑造良好形象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针对上述现实背景,本文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将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形象修复理论相融合,遵循“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归纳概括——创新思考”的思维逻辑,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在行文过程中,深入分析了连云港核废料事件从潜伏到爆发再到消亡的全周期,结合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从管理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政府在自媒体时代危机应对的各个阶段存在的不足。其次,为了构建普适高效的政府危机应对机制,分析借鉴了西方政府在应对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形象树立的现有措施和对策,其中包括新加坡“实名制管理”、瑞典的“网络自律机制”和美国“大数据预警”等诸多模式,并从“自律—强制”、“对内—对外”两个维度为我国政府在自媒体时代政府形象塑造和提升途径提供创新思路。最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结合政府在自媒体时代应对邻避型群体事件中的不足,利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形象修复理论,从意识、制度、法律、方法等层面思考政府如何在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塑造良好形象。
贾林蓉[5](2020)在《新西兰与澳新美同盟研究(1951-1986)》文中研究指明二战结束以后,美苏两极争霸的局面逐渐形成。鉴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享受不到英国的保护,担心本国的国家安全,于是把目标转向了实力强大的美国,寻求美国的庇护。美国也想构筑起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体系来对抗苏联和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展,在1951年9月1日,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旧金山签署了《澳新美同盟条约》,这标志着澳新美同盟正式形成。在5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新西兰与该同盟成员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呈现出升温的趋势。但在50年代中期以后,新西兰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现了政策上的分歧和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产生了隔阂和摩擦,接下来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在60年代中期以后缓和了与美澳的关系。直到80年代美苏核力量的发展对世界构成了威胁,国际反核呼声逐渐增强,新西兰考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在80年代退出了澳新美同盟。而新西兰从加入到退出该同盟期间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国内外研究现状、原始档案文献等内容。第二部分为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回顾了澳新美同盟的形成过程以及论述了50年代-80年代新西兰与其盟友的关系演变。新西兰与美澳的关系经历了升温、出现隔阂以及缓和的发展趋势。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同盟的过程,并分析了退出的原因和对新西兰的影响。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小节阐明了新西兰与澳新美同盟分裂的过程,以新西兰拒绝美国核战舰进入其港口为导火线,引发了美新对峙直到美国宣布暂停与新西兰的防务合作,至此新西兰退出该同盟。第二小节从核武器对新西兰的威胁、工党的上台和国内舆论三个角度分析了新西兰退出同盟的原因。第三小节主要研究退出该同盟对新西兰本国造成的重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了新西兰在澳新美同盟期间外交政策的变化,划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新西兰“双重依赖”的外交政策,其次是在与澳新美同盟发展过程中依旧“跟随英国”的外交政策,最后外交政策呈现出“走向独立”的特点,并对其具体原因做了探究和归纳。结语部分主要对澳新美同盟的特殊性、新西兰在该同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新西兰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升华了文章的主旨,同时指出在冷战时期任何国家要想谋求发展,都会以寻求与其他国家的结盟为主要手段,但像新西兰这样的偏远小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能一味的依赖大国,更应该重视完善自身外交政策和加强国防建设等问题。
石立春[6](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张旭[7](2019)在《1970-1990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国对环境的重视由来已久,最早的环境运动可以追溯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1970年之前联邦德国的环境运动,以保守主义为倾向,突破甚小,主要针对具体环境问题,没有明确的生态理论指导。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联邦德国的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间阶层也开始崛起。物质上的满足使得新中间阶层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主义理论开始在联邦德国得到传播和认可。在生态主义的指导下,一场新环境运动势不可挡。20世纪7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民众就意识到了生态环境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大量的民众参与到“反汽车导向城市规划”运动中,要求城市建设应更多考虑生态层面。70年代中后期环境运动蓬勃发展,绿党也在此时开始成立,联邦德国的环境运动转向了体制内的发展模式。80年代“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爆发,推动联邦德国反核能运动走向高潮,绿党在此时发展壮大,联邦德国的政坛开始绿化,联邦德国的新环境运动也完全走向了体制内的发展模式。新环境运动的发展给德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生态理念贯穿了德国的政坛、法律、经济以及外交,德国成为了环境强国。
王帅[8](2019)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核禁试谈判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双方为了赢得冷战的胜利加紧扩充军备,尤其在核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赛,竞相研究和开发核武器。由于双方极为重视核武器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双方积累了足以毁灭地球数次的大量核武器,这种局面引起了有识之士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忧虑,因而世界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苏开始了核禁试谈判。核禁试谈判从1958年开始以来双方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但关于核查等问题由于缺乏信任一直没有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肯尼迪上台后一方面致力于加强美国核力量另一方面努力促成与苏联在核禁试方面达成协议,经过两年多的艰难谈判,最终于1963年7月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美苏在激烈的冷战对抗中能够达成核禁试条约实属不易,这对于核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找到解决当代核问题的良方,使核能造福于人类而不是给人类带来灾难。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时代,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本文通过梳理肯尼迪当政时期美苏之间核禁试谈判的过程,探索影响美苏核禁试谈判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从中领悟到以对话代替对抗、以互信代替猜疑在处理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虽然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订没有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成果不算很大,但在当时冷战正酣的年代里,能取得如此成果实属不易,并对后来的核试验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竞争对手苏联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中国力量的迅速崛起,引起美国的恐慌,进而把中国确定为竞争对手,便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特别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很显然,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朝鲜,而是要借机形成对中国的威慑。面对美国重返亚太,搅局南海,与日本、韩国进行频繁军演,在韩国部署萨德,特朗普频频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等等,美国对中国遏制的企图昭然若揭。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战略包围,美国下一步是否会像原来对待苏联那样发动对中国的新冷战?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特别是核问题,美国2002年1月13日布什总统撕毁了美苏于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竭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特朗普以俄罗斯不遵守《中导条约》为借口宣布退出《中导条约》,这些是否会助推新一轮核军备竞赛?这就需要大国冷静地、理智地来对待当今的核试验、核扩散等问题。
霍英发[9](2019)在《核能利用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 ——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核能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途径。核能也因它的清洁、高效与经济的特性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然而随着核能开发利用的提高,核事故的发生、核武器的制造、核战争的潜在威胁等事件的不确定性风险,让人类对核能的发展产生了怀疑的态度,一些国家也做出反对甚至放弃发展核能的决定,核能的发展面临着挑战。在萨巴蒂尔的倡议联盟框架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理论的方法与原则,探讨发展利用核能的联盟冲突及其原因。由于信念体系的不同,当前国际上出现了两大对立的联盟——挺核联盟与反核联盟。核危机事件频发、各国信念系统的差异化使得两大联盟处在对立面,而各国力量博弈加剧了联盟内部的冲突。核能在发展利用过程中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可以利用政策学习机制,通过核心层、辅助层、影响层的政策学习来缓解联盟的冲突并尽可能地达成共识,更好地推动核能安全、高效的利用和发展。纵观当前我国核能的发展状况,由于我国核能利用与发展在思想文化、制度与法律规范等方面的缺失与不完善,使得当前我国面临核安全文化观、《原子能法》与核损害补偿法等观念与法律规范缺失、核安全监管机制不健全、核电站选址问题、核邻避冲突、核电人才短缺等问题,通过借鉴英法等核大国在核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增强核安全发展观念;完善核安全法规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保障;明确核安全监管职责,加强核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创新公众参与机制,宣传普及核安全知识,使我国的核能得到安全的利用与高效地发展。
王健[10](2018)在《民主行政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应对 ——基于L市反核废料处理事件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飞跃式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同时对居住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国内环境类群体性事件频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也创伤了政府公信力,逼迫政府必须抛弃传统管制思维,合法运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提升民主治理水平,有效预防和应对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充分研究环境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对优化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执政观念、创新政府治理模式、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L市反核事件的阐述与分析,在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探究的基础上,结合对法国、美国、瑞典等国家在核能开发、利用和处理方面相关法律与监管制度的研究,分析他们如何应对核能建设项目伴随产生的“邻避效应”,从而分析L市反核事件发生前后地方政府在管理上存在的忽视民众知情权与决策权、缺乏补偿机制、沟通机制不完善,以及没有充分利用好政务公开、听证、信访等我国民主协商机制而产生的相关问题,并根据分析出的问题从源头预防、应急处理、建立补偿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应对提出意见和建议,从而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解决。
二、法国解决公众反核问题的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国解决公众反核问题的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2)英国核裁军运动的兴起(1955-195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章 英国核裁军运动兴起的背景 |
第一节 英国的核试验与核战略 |
一、英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
二、20 世纪50 年代英国核战略的演变 |
第二节 英国核裁军运动兴起的原因 |
一、核政策的影响 |
二、社会道德的作用 |
三、自由表达的传统 |
第二章 英国核裁军运动的兴起概况 |
第一节 核裁军运动兴起过程中的组织及活动 |
一、废除核试验全国理事会 |
二、直接行动委员会 |
三、奥尔德马斯顿进军游行活动 |
四、各地分机构的组织活动 |
第二节 英国政党与核裁军运动的兴起 |
一、左翼工党的支持 |
二、保守党静观其变 |
三、吸引共产党的关注 |
四、自由党的参与 |
第三节 英国核裁军运动与世界其它和平主义运动的关系 |
一、与美国、希腊和平主义运动建立联系 |
二、受帕格沃什运动的影响 |
第三章 英国核裁军运动的推动力量 |
第一节 核裁军运动的领导者 |
一、英国科学家的呼吁 |
二、教会成员的推动 |
第二节 核裁军运动的支持者与参与者 |
一、自由知识分子的支持 |
二、左翼工会的参与 |
三、青年人的广泛参与 |
第四章 英国核裁军运动兴起的特点及影响 |
第一节 核裁军运动兴起的特点 |
一、注重表达性 |
二、缺少体力劳动者 |
第二节 核裁军运动兴起的影响 |
一、民众对核武器的危险性认识提高 |
二、对英国政党政治的影响 |
三、世界反核和平运动兴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公众参与工程何以可能? ——从工程共同体的视角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言 |
1.1 何为异质的工程共同体? |
1.2 公众:“缺位”还是“在场”? |
1.3 如何重塑秩序? |
1.4 创新与不足 |
2. 单一走向多元的工程共同体 |
2.1 工程共同体的历史演变 |
2.2 当代工程共同体——一个规范的集合 |
2.2.1 当代工程共同体的特性 |
2.2.2 当代工程共同体的结构 |
2.2.3 当代工程共同体的维系 |
2.3 危机到来 |
2.4 美德与不足 |
2.5 转变的发生:走向多元 |
3. 徘徊在工程共同体内外的公众 |
3.1 公众参与工程的发展历程 |
3.2 公众参与工程的制度分析 |
3.3 公众参与工程的优缺点分析 |
3.4 公众何以缺位 |
3.5 工程中公众的权利与义务 |
3.6 对立的形成:精英与民粹之争 |
3.7 影响公众参与工程的因素 |
4. 扩大的工程共同体:公众纳入后的新秩序 |
4.1 冲突的类型与责任协调 |
4.2 打通疆界:公众在工程共同体中的多重身份 |
4.2.1 作为“人”的公众 |
4.2.2 作为技术受用者的公众(T) |
4.2.3 作为行动者的公众(A) |
4.2.4 作为决策者的公众(C) |
4.2.5 公众角色的转变 |
4.3 参与秩序的重塑 |
4.3.1 T—对理解的影响 |
4.3.2 A—对融入的影响 |
4.3.3 C—对决策及评估的影响 |
4.4 公众何时介入工程 |
5. 公众参与——一种工程社会治理的方式 |
5.1 企业与公众 |
5.2 行业学会与公众 |
5.3 政府与公众 |
5.4 其他方与公众 |
5.5 走向协同治理 |
6.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4)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事件中政府形象塑造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 |
1.5 研究创新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 |
2.1.1 自媒体与自媒体时代 |
2.1.2 自媒体与政府形象 |
2.1.3 邻避型群体事件 |
2.2 理论基础 |
2.2.1 风险社会理论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3 形象修复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事件中政府形象塑造存在问题——以“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为例 |
3.1 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案例分析 |
3.1.1 “反核废料事件”梳理 |
3.1.2 “反核废料事件”中自媒体数据分析 |
3.2 政府形象塑造存在问题与成因 |
3.2.1 执政理念出现偏差,民意渠道不畅 |
3.2.2 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舆论管控不力 |
3.2.3 形象建设较为缺失,危机公关不足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国外政府形象塑造 |
4.1 新加坡制定“实名制管理”+“网络自律机制” |
4.2 瑞典:“信息公开”制度 |
4.3 美国:大数据助力政府形象预警 |
4.4 启示 |
第5章 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事件中政府形象塑造路径分析 |
5.1 转变执政理念,构建政府信息沟通机制 |
5.1.1 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
5.1.2 搭建网络问政平台 |
5.1.3 重视网络“意见领袖” |
5.2 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
5.2.1 强化网络安全管控 |
5.2.2 重视网络舆情预警 |
5.2.3 完善互联网立法 |
5.3 增强公关能力,优化政府形象修复机制 |
5.3.1 建立自媒体新闻发言人制度 |
5.3.2 进行自媒体形象营销与修复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新西兰与澳新美同盟研究(1951-198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论文的选题目的与现实意义 |
0.2 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0.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1 国外研究概况 |
0.3.2 国内研究概况 |
1 1986年以前新西兰与澳新美同盟的发展 |
1.1 新西兰与美澳关系升温(50年代初) |
1.1.1 澳新美同盟的形成(1951年) |
1.1.2 理事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 |
1.2 新西兰与盟友的隔阂(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
1.2.1 苏伊士运河危机 |
1.2.2 马来西亚问题 |
1.3 新西兰与盟友关系的缓和(60年代中期—80年代初) |
1.3.1 越南战争 |
1.3.2 承认中国合法地位 |
2 1986年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同盟 |
2.1 新西兰与澳新美同盟的分裂 |
2.1.1 新西兰拒绝美国核战舰进入其港口 |
2.1.2 美新对峙 |
2.1.3 美国宣布暂停与新西兰的防务 |
2.2 退出的原因 |
2.2.1 核武器对新西兰的威胁 |
2.2.2 工党的上台 |
2.2.3 国内舆论 |
2.3 退出澳新美同盟对新西兰的影响 |
2.3.1 促使新西兰成为反核中坚力量 |
2.3.2 促进新西兰与其他国家的多边外交关系 |
2.3.3 减轻军备开支 |
3 新西兰在澳新美同盟中外交政策的变化 |
3.1 新西兰“双重依赖”的外交政策 |
3.1.1 政策的缘起 |
3.1.2 朝鲜战争对“双重外交”政策的推动 |
3.2 新西兰在同盟中“跟随英国”的外交政策 |
3.3 新西兰“走向独立”的外交政策 |
3.3.1 不同于澳大利亚的独立立场 |
3.3.2 多极化趋势的加强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1.1.1 选题的缘起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1.2.1 研究脉络 |
1.2.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预期创新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1970-1990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论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第一章 1970年之前德国环境运动的演变及特点 |
第一节 1871-1914年第二帝国时期环境保护运动 |
一 第二帝国时期自然环保护运动的萌生 |
二 纯美学自然保护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
三 兼顾美学与经济利益自然保护运动的兴起 |
四 帝国时期的环保组织和运动方式 |
第二节 1918-1933年魏玛时期家园-自然保护运动 |
一 一战后家园-自然保护运动兴起的原因 |
二 魏玛时期家园-自然保护运动的兴起与特点 |
第三节 1933-1945年希特勒时期自然环境保护的“误入歧途” |
一 希特勒时期环境运动投入纳粹的怀抱 |
二 纳粹的“欺骗式”环境保护 |
第四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运动的新发展 |
一 五六十年代的德国环境问题 |
二 五六十年代环境运动的新发展 |
第五节 1970年之前德国环境运动的特点 |
一 针对具体环境问题 |
二 以保守主义倾向为主 |
第二章 1970-1990年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兴起的背景 |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社会转型 |
一 战后联邦德国产业结构的转变 |
二 新中间阶层的崛起 |
三 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
第二节 联邦德国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 |
一 联邦德国的自然资源日益紧张 |
二 联邦德国严重的“酸雨问题” |
第三节 生态主义理念的产生 |
一 “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主义的转变 |
二 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第四节 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环境的变化 |
第三章 1970-1990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演进和特点 |
第一节 20世纪70年代环境运动的蓬勃发展 |
一 70年代初期的反“汽车导向城市规划”运动 |
二 70年代中后期环境运动的蓬勃发展 |
第二节 80年代环境运动的新发展 |
一 反核能运动的高涨 |
二 绿党的发展壮大 |
第三节 20世纪70-90年代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特点 |
一 以生态主义为指导 |
二 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变 |
第四章 1970-1990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影响及意义 |
第一节 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的国内影响 |
一 德国政坛的绿化 |
二 德国环境保护法的发展与完善 |
三 德国的环境治理 |
四 德国绿色循环生态经济 |
第二节 德国环境外交的开展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核禁试谈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选题依据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外学术界研究现状 |
2.国内学术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肯尼迪政府之前的美国核政策 |
第一节 核武器的问世与杜鲁门政府的核政策 |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核政策 |
小结 |
第二章 英美苏核禁试谈判的推动该因素 |
第一节 和平运动推动美苏进行核禁试谈判 |
第二节 美国为核禁试谈判所做的准备 |
小结 |
第三章 1961 年美苏英三方核禁试谈判 |
第一节 1961 年美苏英核禁试谈判 |
第二节 1961 年核禁试谈判的挫折 |
小结 |
第四章 《部分核禁试条约》的谈判及签署 |
第一节 核禁试谈判的转折 |
第二节 美苏英三方高级代表莫斯科会谈 |
第三节 《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订及影响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基本史料 |
1、美国官方网站 |
2、学术机构网站 |
3、数据库 |
4、中国学术机构网站 |
5、未刊史料 |
6、公开刊行史料 |
二、英文着作 |
三、英文论文 |
四、外文译着 |
五、中文着作 |
六、中文期刊文章及论文 |
致谢 |
(9)核能利用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 ——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核能、核能利用 |
二、联盟冲突 |
三、政策学习 |
第二节 基本理论 |
一、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
二、系统理论 |
第二章 核能利用中的联盟冲突及其原因 |
第一节 核能利用中的联盟冲突 |
一、挺核联盟 |
二、反核联盟 |
第二节 核能利用中联盟冲突的原因 |
一、核危机事件频发使联盟冲突凸显 |
二、信念系统的差异是联盟冲突的主要原因 |
三、各国利益博弈加剧了联盟内的冲突 |
第三章 核能利用中政策学习的条件与机制 |
第一节 核能利用中政策学习的条件 |
一、冲突是可调解的 |
二、问题是可分析的 |
三、存在有效的专业论坛 |
第二节 核能利用中政策学习机制 |
一、核心层政策学习,建立有效的履约与合作机制 |
二、辅助层政策学习,建立高效的协调与反馈机制 |
三、影响层政策学习,建立交互式认知与传播机制 |
第四章 我国核能利用发展中的不足及对策 |
第一节 我国核能利用发展中的不足及其原因 |
一、我国核能利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二、我国核能利用发展问题的原因 |
第二节 完善我国核能利用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
一、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强化核安全发展观念 |
二、完善核安全法规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保障 |
三、明确核安全监管职责,加强核安全监管能力建设 |
四、创新公众参与机制,宣传普及核安全知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民主行政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应对 ——基于L市反核废料处理事件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综述 |
1.2.1 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综述 |
1.2.2 关于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制度的综述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分析方法 |
1.4.2 比较研究法 |
1.4.3 案例分析法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研究基础 |
2.1 民主行政的含义及民主行政理论 |
2.1.1 民主行政的含义 |
2.1.2 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 |
2.1.3 民主行政理论的主要观点 |
2.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
2.2 群体性事件及危机管理理论 |
2.2.1 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
2.2.2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2.3 核废料及核废料处理方式 |
2.3.1 核废料 |
2.3.2 我国核废料产生及处理的现状 |
2.3.3 核废料处理相关制度 |
3 L市反核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1 L市反核废料事件概述 |
3.1.1 事件的基本情况 |
3.1.2 事件的网络舆情 |
3.2 反核事件预防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2.1 忽视民众的知情权 |
3.2.2 民众参与决策程度不足 |
3.2.3 缺乏宣传及权益救济机制 |
3.2.4 预防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3.3 反核事件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3.1 危机管控不到位 |
3.3.2 网络沟通不通畅 |
3.3.3 全民预警机制不健全 |
3.3.4 应对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 相关国家的经验 |
4.1 美国核工业管理体制的经验 |
4.1.1 法律法规的灵活性与完善性 |
4.1.2 公开透明的管理体制 |
4.1.3 重视人才的培养 |
4.2 法国核电建设与管理的经验 |
4.2.1 构建相对独立的监管体系 |
4.2.2 健全的法律法规 |
4.2.3 注重信息透明与公众参与 |
4.3 瑞典核废料处理模式 |
4.3.1 成熟的核废料处置系统 |
4.3.2 完善的法律制度与监管体系 |
4.3.3 面向群众的技术宣传 |
5 民主行政视角对预防和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建议 |
5.1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
5.1.1 畅通沟通渠道 |
5.1.2 注重民众参与 |
5.1.3 完善宣传与环境救济机制 |
5.2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
5.2.1 迅速成立应急管理指挥系统 |
5.2.2 打造和谐舆论环境 |
5.2.3 加强对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全民预警性 |
6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四、法国解决公众反核问题的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核产业发展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D]. 赵璐. 兰州大学, 2021
- [2]英国核裁军运动的兴起(1955-1958)[D]. 王旭倩.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3]公众参与工程何以可能? ——从工程共同体的视角看[D]. 陈夕朦. 浙江大学, 2020(05)
- [4]自媒体时代邻避型群体事件中政府形象塑造策略研究[D]. 张莹. 湘潭大学, 2020(02)
- [5]新西兰与澳新美同盟研究(1951-1986)[D]. 贾林蓉. 辽宁大学, 2020(01)
- [6]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1970-1990联邦德国新环境运动研究[D]. 张旭.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核禁试谈判研究[D]. 王帅.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9]核能利用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 ——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D]. 霍英发. 厦门大学, 2019(08)
- [10]民主行政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应对 ——基于L市反核废料处理事件的分析[D]. 王健. 南京理工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