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个人经验的理性批判精神——《无梦楼散文》的思想价值

一、个体经验之上的理性批判精神——《无梦楼随笔》的思想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高天义^[1]（2020）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洪子诚于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别于以往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范式,他将文学史书写的关注点落在历史情境中文学作品、体裁式样等概念形态特征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文学史概念的“清理”和文学制度、规范的“再现”,推动当代文学朝着“历史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史》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书写的一元论话语叙述模式,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促使中国当代文学史真正意义上转入“历史化”的研究方向,成为当代文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出版20年来,洪氏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相关文学史着作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大量引用,多次再版发行,大量的评论性文章更直接促进了对该书研究的不断深化,推动该书在传播接受过程中呈现出逐渐“经典化”的态势。本文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世视作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事件”。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逐步“经典化”这一现象作为切入点,将其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的历史进程中,从文学史观、立场和建构方法,文学史书写中展现的独特性,世纪之交语境中的突围与开创等角度,对其“经典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全面系统地开掘其蕴含的学术史意义和价值。这既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20周年之际,对其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所形成的影响做一个总结,亦是借助于洪氏的文学史研究,回望中国当代文学70年,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发展趋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李耀鹏^[2]（2018）在《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和思想轴心已然成为了我们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许多人的内心中都缔结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五四情结”,“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同样无可争议地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跃迁产生着深刻的制导作用。伴随着时间的累积,“五四”已经逐渐地被凝固成一个伟大的“时间神话”和“思想图腾”,甚至有的论者指出,“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总是自觉地透过对“五四”的重新阐释来为自身的思想言说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点,因此,“五四”的阐释史也就形成了“五四”不断被历史化和寓言化的过程。本文主要以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以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论述中心,意在通过阐明80年代回归“五四”的历史和思想诱因,以及80年代以何种内在方式回归了“五四”等思想和文化命题,进而相对清晰完整地呈现出80年代对“五四”进行重新阐释的历史状况。本文需要具体阐释的问题是:80年代重回“五四”的历史语境和缘由——80年代征用和重构“五四”的历史方式——80年代究竟建构了怎样的“五四”——揭示出其深层的时代及历史意义。之所以择取80年代的“五四话语”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其主要缘由在于80年代这一同时兼具着历史终结和开启意义的时间范畴中,无论是对50—70年代历史的反思亦或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变革,80年代都鲜明地表征出“又一个五四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80年代成功地借助了“五四”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现代性起源”的神话地位为自身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当然,强调和突显80年代历史意识的建构和文化变革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并不意味着将二者之间建立均质和透明的同构关系,及其作出表面化的覆盖式理解而忽略和遮蔽了差异性的存在。因此,本文作者以“征用和重构”作为叙述核心意在表明80年代与“五四”在思想和精神谱系上存在着历史“共振”,但又承认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与原初意义上的“五四”之间存在的历史距离和错位关系。论文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界说以及对80年代以来的“五四”研究现状进行历史性和宏观性的描述,从而阐释和确立了80年代“五四话语”研究的缘由和方法。论文第一章主要立足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谈及80年代回归“五四”的思想动因和历史缘由。应该说,历史“祛魅”的时代契机促使人们产生整合“五四”与80年代之间内在历史联系的冲动和激情。一方面,“五四”的魂兮归来成为80年代反思历史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源,正是“五四”的精神感召使人们暂时淡忘了历史的创伤而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另一方面,80年代又在“五四”的价值参照下有效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意识。论文第二章以80年代的文化论争作为思想聚焦点,通过对“五四”时期就纷争迭起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个历史“元问题”的重新审视来看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五四”持有的思想和文化立场。在80年代“文化热”的激烈论争中,“五四”时期形成的关于“传统”和“西化”的历史意识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解构,而这种新的价值判断无疑包蕴和彰显着新的“五四观”。论文第三章至第六章则主要以启蒙、人道主义、国民性和科学主义四个“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文化命题作为切入点,以此透视出80年代如何借由“五四”的力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建构和思想嬗变过程。其一,80年代在整体意义上是一个“启蒙时代”,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成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变革的重要精神资源,“新启蒙”知识分子重新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但是却并未在80年代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本文作者以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考证了“新启蒙”在80年代的发展图式,既强调了“潜在写作”中的启蒙思想对“新启蒙”形成的历史铺垫作用,同时又充分地意识到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在90年代的分化和瓦解。其二,对“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了80年代文学最恒定的思想主旨,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情呼唤使80年代自觉地回归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传统。本文从8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两个层面谈及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实践的历史过程,在思想和审美的共融中解析人道主义话语构成的独特景观。在文化方面,通过对“异化”论、“主体性”以及美学中关于“人”的自由想象等问题的剖析读解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于“人”的历史姿态;在文学方面,通过对张贤亮和巴金等创作中“人性”修辞的建构审视80年代文学对“五四精神”的修复和重建。其三,历史的反思和“人”的再发现使80年代的文学叙事再次重提了“五四”时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题,“人”的现代化与国民灵魂的改造成为了80年代文化论者无法规避的现实难题。通过对韩少功、高晓声以及柏杨的文学创作中国民性主题的历史分析,既看到80年代对“五四”国民性批判传统的历史继承,又呈现出80年代文学叙事中国民性的独特面相。其四,80年代的历史转型和思想启蒙的现实需求使“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追求,科学不仅为80年代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对80年代的知识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结语指出,“五四”在不断被征用和重构的历史进程中,其意义也在不断地衍生和增殖,“五四”并未真正地远离我们,当下时代仍旧需要“五四精神”。最后,需要指出和明确的是,面对80年代的“五四话语”这样厚重而极具历史感的研究对象,本文作者虽然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历史,但却无意于对其做出任何主观性的臆断和诗意化的阐述,而是试图打破那种在预设的秩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场域中去解释历史的研究方法。尊重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让历史自己呈现出自身的效果是论文作者渴求达到的目的。

夏宇^[3]（2017）在《“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典型个案分析和文学史料佐证等方法探察“十七年”散文创作的丰富形态和文学史价值。绪论部分侧重对“十七年”散文的已有研究进行述评,并在上述研究述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的生成语境。从植根于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深厚文脉、因袭“五四”散文创作的传统、激进主义思潮的持续升温三个方面探讨了“十七年”散文创作所面临的独特思想文化资源和政治文化语境。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在阐述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和霍尔奈人际关系防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将“十七年”散文话语策略分为顺应、疏离、反抗和逃逸四个类别,并分别对应选取杨朔、沈从文、邓拓、张中晓四位代表作家及其创作情况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以较为详实的文本解读、个体创作心态的分析对上述代表作家创作状态作逼近式还原。第四部分则是对上述不同话语策略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十七年”大一统政治文化语境对散文创作主体的规训;二是从角色焦虑层面分析散文创作主体的矛盾心态。第五部分主要是对“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的文学史价值进行评判,具体表现为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对当代散文审美形态的丰富。论文结论部分在对全文进行小结的同时,也对“十七年”散文今后的学术研究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王童谣^[4]（2017）在《新时代的“知”与“行” ——以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探索他们的精神历程。文章选取了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他们建国后的"知"与"行"。选取以上三位,首先是因为在知识分子与新时代的关系中,三人分别走了参政、避政、言政之路,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次,三人性格差异大,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为人为文各具特色,以三人为中心可以勾连起不同特质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通过相互的对比和碰撞,更能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选择和探索。虽然三个人分别是诗人、学者、艺术家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与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多有不同,但具体到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历史环境中,他们与新时代的关系最终都能归结到参政、避政、言政这三条道路上来。当然,这三条道路只是较为宽泛的分类,且互有交叉,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参政可分主动、被动;避政也有不同的理由、方式;言政又分公开言论与私人言论。但是,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差异性被特定历史环境缩小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心态状况和人格特征在当时呈现出很多共性。所以本文虽然着重分析的是文人知识分子,但对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三位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样本、典型,不如说是观察当时人们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的一个窗口。在历史的变革中,他们力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观念,但因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最后都陷入了与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的纠葛之中。在泛政治与泛道德化的年代,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的定位与实践,给当代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国外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种类繁多,成果丰富;国内研究虽起步晚,但具有中国特色。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新思路,即人与文相结合,以性格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他们作出不同人生选择的必然性,以及"文如其人"和"文不如其人"的成因、表现。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突出了性格对知识分子为人为文的影响,并突破个体研究的局限,以勾连为方法,把每个人都放在横向对比、纵向比较的视野中,力求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得与失,以此反观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特征与心路历程。全文的整体架构如下:第一章选取了 1949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为窗口,观察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的转折点中的感受、表现和选择。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上胜局已定,与国民党文化领域的争夺达到高潮。对知识分子来说,则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慌乱的局面下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左翼知识分子为政治理念奋斗,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认为无愧于民族国家,殊不知形势难料;右翼知识分子反复衡量,斟酌再三,热土难离的魂不知何处,去国的多保平安却成离乡游子。当回过头来看时,他们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再三考虑恐怕只是表象,1949年的选择与他们之前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其中的必然性多于偶然性。第二章以郭沫若为研究中心,考察他文艺家与革命家兼得的一生中,政治权力给他带来的得与失。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郭沫若的人格特征,选取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性格特点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比如他的聪明、大胆异于常人,他不断破坏又不断创造的进取精神使他能脱颖而出。第二节集中在郭沫若的人生追求和创作上。他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和勇于实践的能力,虽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过一段时间,但他本身的进取精神以及时代的推动使他走上了文艺家与革命家兼为的道路。对于频繁的身份变动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危机,郭沫若采用自传的形式加以缓解。第三节研究在权力的漩涡中,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语言的衍变足见当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和理性的窒息。第四节论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纠缠所导致的坎坷命运,文艺与政治的矛盾贯穿始终。权力能让知识分子得到荣誉与地位,也能帮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同时也会让他们失去安放身心的精神家园。所得所失孰轻孰重,两者之间能否平衡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追求和选择。知识分子参政在当今社会必不可少,在重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上,郭沫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第三章以专心学问,躲避权力的钱钟书为中心,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超然境界的可能性。第一节以钱钟书的性格为主,选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加以论述,从他人印象与自我认知的相互印证中分析钱钟书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第二节讨论"知识"对于钱钟书的意义,具体论述他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成就。作为一个主动探索知识边界、力图突破已有体系的学者,他的尝试成功与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钱学"的兴起,是相关学者自说自话的夸大还是有其独特价值,都是值得再讨论的问题。第三节集中在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实践上。钱钟书在着作中对知识分子有过零散的论述,"文不如其人"之类的观点虽显偏颇却也深刻。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直以专业学者自居,他们清醒理智地对待时势变化,与政治权力竭力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在泛政治化弥漫全国的非常时期,他们无法拒绝,也无法抽身离开,只能以沉默的方式抵抗极左思潮。这种沉默是守住底限的高贵反抗,还是明哲保身的"驼鸟策略",今天看来是值得人深思的。第四章以傅雷为研究中心。第一节聚焦在傅雷的性格特点上,以几种动物象征傅雷的人格特征,从家人朋友的描述及傅雷的自我评价中,可以推断出傅雷有明显的边缘型人格障碍,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第二节研究傅雷在翻译上的特色和成就,对"神似论"追根溯源,表明它并不是傅雷的原创,而是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傅雷只是凭借突出的翻译成果成功地实践了这个理论。本节还以《傅雷家书》为切入口,探讨傅雷与新时代的关系。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虽然因个人性格与才能问题,他的社会实践并不多,但私底下指点江山、关心时事,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公开的言政经历,这都表明他思想中有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精神。傅雷在建国后与新政权有一段积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形势的变化又把他逼回了"疾风迅雨楼"。像傅雷这种人文精神深厚的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新时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距离把握得好尚可全身可退,反之则玉石俱焚。第三节分析了傅雷朱梅馥夫妇自杀的主客观原因,研究了自杀对于知识分子的多重意义以及知识分子遗书中透露出的隐秘心态,而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第五章探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一代学人的得与失。第一节总结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与政治权力的纠葛中对自身角色、功能的艰难探索,他们在知识分子参政、避政、言政的道路中,各有得失苦乐。在现代中国泛政治文化和泛道德思维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各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客观条件制约,因此要客观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就不能忽略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要兼具横向对比的眼光与纵向比较的视野。第二节概括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几种较普遍的心结矛盾,指出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于今天的借鉴指示意义。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更复杂,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也更多,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不可避免。当今中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却不明确,主观原因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思考反省不足,在世俗生活中的摸爬滚打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本质精神追求。每条道路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人文精神的建构传播以及对精神世界的坚守探索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努力做到的。结语部分,一方面总结全文,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客观地思索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设想了当代知识分子回归精神追求的可能性。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世俗文明尽管建构了科学、律法、体制等社会结构,但在道德、精神、心灵的建构中却没有多少优势。社会世俗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终极意义的追求越迫切,这正是知识分子建构精神王国的坚实土壤。本文虽是研究知识分子,更是在研究人,探讨人的反省和超越精神。形势不由人,但终究也是人造成的。是随波逐流还是开拓进取,是难得糊涂还是先知先行,决定权最终在自己的手里。

王悦华^[5]（2017）在《林贤治散文观及其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文坛散文创作尤其繁荣而散文理论极端萧条的背景之下,林贤治必然是当代散文研究中无法忽视的作家之一。就其创作而言,文学性与思想性并重。林贤治的语言精致却不造作,率真而不失风度,同时,其大量有关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字中对历史的审视、对当下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的质疑能震慑式使读者陷入沉思,难得的是,林贤治与众不同的偏激的话语方式也是其创作价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其散文理论而言,囿于散文文体特点难成规整系统,但从其散落的散文批评、散文史《中国散文五十年》中依然能够整理出独具个性、内容详实的散文理论体系,其中散文精神的定位、对将“真实”、“思想”作为散文价值标准的提倡、对散文现状的分析、对当下思想生存空间问题的指出都振聋发聩。林贤治的散文观和散文创作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林贤治个人化的散文体系。本文对林贤治散文观和散文创作的整理探究分为四个章节展开。第一章分别从经历、身份和阅读三个纬度来理解林贤治的人格,奠定知人论世的基础,第二章从字词、修辞、意象等方面解读林贤治散文创作的文学性,第三章主要讨论林贤治散文的主题呈现,分为生命体验、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三个部分,第四章分别以林贤治从鲁迅杂文理论的有关继承、散落的散文批评以及《中国散文五十年》为材料和角度,进一步整理和分析林贤治个人化的散文理论体系。

汤拥华^[6]（2015）在《重构文学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理论问题》文中研究指明时至今日,在文学史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界,"纯文学"、"文学本身"、"自律性"等一系列与"文学性"相关的提法已饱受质疑。首先,在"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语境中,文学性这类概念躲不过"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冲击a;其次,"新批评"的时代早已过去,文学与政治的对立不再理所当然,在深受批判理论影响的文学史家这里,文学的自律被视为与特定的权力体制互为表里,与其说是认识的工具,毋宁说是文化精英实施宰制的手

刘军^[7]（2016）在《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文中提出本文讨论革命洪流中的聂绀弩（1903-1986）以及他的文学活动。本文共四章。第一章讨论聂绀弩和革命组织之间冲突。聂绀弩参加革命,有一定的被动性。他在国民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关于聂绀弩的传记总是强调这时期他很反感国民党,但事实不全如此。1927年从苏联回国的聂绀弩还是很积极地参与了康泽等人发起的护党事业。虽然聂绀弩脱离了国民党,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但他的转变有一定偶然性。本章第一节讨论聂绀弩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另三节评述他违反党的纪律各类言行。他违背组织纪律的言行表现于三个方面:一、与身属国民党阵营的友人、政工头子康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将私人情感凌驾于组织之上;二、写反战诗,把中共和国民党相提并论,要它屈从战后民众的和平心理,站在中间派的立场批评党的政策;三、建国前后,写诗歌颂新中国,被认为污蔑毛主席;写学术论文,又被认为不懂马克思主义。于此观之,他和组织的关系相当微妙。不过这个“大自由主义者”有忠于革命事业的一面,他以笔为旗,用杂文为组织的事业呐喊。第二章讨论聂绀弩的杂文。聂绀弩留名现代文学史,就因他是有影响的杂文家。聂绀弩的文学史形象是变动的,在九十年代以前,他是“战士”,继承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以杂文为投枪匕首。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史家更推崇他写于抗战时期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篇章,此时,他的文学史形象更接近“五四”的启蒙主义者。这一变化说明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色彩的作品更具思想和艺术价值。所以第二节,笔者要分析聂绀弩杂文中可归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部分,这些杂文传承了部分五四精神。考虑到淡化政治对抗色彩是当时南方局领导人的文化策略,这批杂文又可以视为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策略之实现。解放战争时期,聂绀弩转向了更为激烈的写作策略,抨击国民政府、中间派和自由主义者。这时期的杂文在品质上背离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第三章讨论建国后组织对其成员的规训,以及成员对这种规训的顺从与反抗。聂绀弩的遭遇很有典型性。1949年以后“肃反”、“反右”、“文革”,聂绀弩都被卷入,饱吃苦头。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对运动对象的惩罚一次比一次严厉,而对象在运动中则变得更驯顺,认罪的姿态也更主动。但是,不能因为个体更顺从就认为他被改造好了。相反,上一波政治运动落潮后,下一波到来之前,聂绀弩内心变得更桀骜不驯。他激烈指责运动本身,为自己鸣冤叫屈,反思质疑运动中施行的政策。这说明思想改造或检讨运动对个体的规训效果值得怀疑。这种两面性在党内知识人群体中有普遍性。不过,大部分人的反思始终无法贯通到革命的源头处,留下“两个X”现象供后人猜谜。第四章讨论聂绀弩六十年代的旧体诗,分析一个经历严重身心创伤的知识人在极“左”年代试图重建内心的私人性的努力、失败及其苦闷。聂绀弩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和众多经历九死一生的右派文化人过从甚密。聚餐交游,作诗赠答,在利维坦暗影边界处寻找友谊和温暖,以满足个体对群生活的渴念。但是,这样的群聚并不能消除个体遭遇的压力和孤独,所以,聂绀弩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诗歌中的隐逸逍遥传统,开始书写出世的意欲。这种写作带给他暂时的平衡。然而,在虚无与实在、绝望与希望、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的毕竟是革命人,私人性的自我无法建立,个体心灵最终变得破碎与荒芜。在更大的破坏到来之前,聂绀弩复写了鲁迅的《野草》部分篇目,抒发内心“无法直说的苦衷”。个体在极“左”时代体验到的幽暗、诡异和痛苦,在复写《野草》部分篇目的诗作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一角。这些痛苦是革命马前卒“游”的必然代价。不过,这些幽暗体验带来的不全是消极后果,事后看来,正是这幽暗体验成就了聂绀弩晚年的文学成就。

杨小兰^[8]（2015）在《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文学审美张力 ——十七年文学自律性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对象是1949—1966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论文以重回文学现场的方式,通过考察“十七年”社会生活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十七年”文学体制、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叙事以及文学审美的具体历史形态展开回顾与重新观照,试图从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联中探寻“十七年”文学自律性的生成过程及其具体表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十七年”文学的经验、教训进行有价值的总结。本论题的提出,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讨论“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时,确立了当代社会历史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但在对文学“自律”与“他律”之间是如何转化与互动的,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在“十七年”这样一个国家政治与文学创作高度统一的时期,文学自然而然被视为是意识形态表达的工具和手段,但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对文学话语的改造与规训是不可能绝对与纯粹的,创作主体的审美本能、文学自在的审美惯性,都使“十七年”文学具有了相应的审美特性。对“十七年”文学史而言,需要通过关注那些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来透视当代文学史的复杂变迁,谛听文学史内部生长的声音,辨析它挣扎的过程。“十七年”文学体制受到了左翼文学及延安文学体制的影响,经由第一次文代会而逐步建立起来。“十七年”文学体制使文学与政治处于高度的同构状态,但体制化时代的文学创作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高度统一。以文艺政策为例,在主导性文艺政策日趋激进的历史背景下,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依然出现了政策性的调整,这些调整使国家意志的控制有所松动,一体化的文艺观与知识分子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短暂地为文学“释放”出了有限的空间。而从文学刊物的角度来看,包括《文艺报》、《人民文学》在内的一些文学刊物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时刻和特殊问题上体现出有别于其“政治性格”的“文学性格”来。它们在国家和文学之间形成了拉力与应力的关系。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形成了一个以“歌颂”美学为特征的创作思潮,在这一思潮之下涌现出了很多为政治而抒情的诗人。胡风、鲁藜、绿原、何其芳在其诗歌中都抒写了对于新政权的欢呼与认同,但同时也流露出现实生活的矛盾和诗人内心中的游移。而作为当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十七”年文学围绕“现实主义”的概念、创作方法、表现形式展开了长期的讨论,这些讨论深化了现实主义的内涵,纠正了现实主义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无论是这一阶段的小说,还是舞台上出现的“第四种戏剧”,均在表现内容、艺术手段、风格语言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可贵的突破,体现了文学创作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的趋向。“十七年”时期,一些自觉遵守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自律性的理论家、批评家尽管总是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美学批评出现意见上的分歧或冲突,但他们还是利用文艺政策的倡导方向与文学创作自身的审美要求开展批评活动,使当时的文学批评发挥了有利于创作的作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对于作家主体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的张扬,对文学独立性的扞卫,在“十七年”的文学视野中无疑具有挑战的意味;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方法、思路及成果依然是当代“红学研究”的重大收获;巴人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性与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纠正了此前文学意识形态中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阶级论的思维定势,重新确立了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地位。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考察十七年主流文学话语中隐现的审美自律性,我们看到小说《红日》不仅描写了革命军队辗转千里的征战过程,还在于写出了英雄将士战争间隙中的日常生活和极其生动的音容笑貌。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作品具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而以《铁道游击队》为代表的一些具有通俗文学特质的小说,在民间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寻找到了一条融合的发展路径,也展示了小说叙事本来就需要曲折生动的传奇性和文学自律性的审美张扬的巨大魅力。小说《红旗谱》讲述了身负历史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乡土社会变革的关系,改写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青春之歌》作为讲述小资产阶级成长的“成长小说”,在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背后,潜存着一种女性话语,而郭小川的一部分诗作和陈翔鹤的小说及“潜在写作”以比较隐蔽或委婉的方式把作家对生活的体会以及对生命的感悟融入了文本中,带着自身的困惑和思考坚持创作,这些写作构成了十七年文学话语纷繁多样的景致。从艺术形式及语言两个角度来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自律性,会发现十七年长篇小说对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扬弃与改造既为探讨小说的“民族形式”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又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多样的审美体验。而在语言方面,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以更成熟的本土化实践丰富了新文学的语言内涵,并在语言的雅俗结合、口语化以及与生活的一致性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赵树理即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

韩璐,卓光平^[9]（2014）在《论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潜在写作"的代表作之一,绍兴作家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精神抗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在《无梦楼随笔》中,张中晓始终以浓烈的抗争意识保持着对良知的坚守和对生活的睿智思考,而张中晓的抗争意识正是通过映射在文本中的文人气节与理性精神呈现出来的。

李同路^[10]（2014）在《超越“民族—国家”范式:文化主体性与普遍主义话语在中国的重建》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体性与普遍主义话语丧失之后,以西方中心论为前提的"民族—国家"范式长期以来主导着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这一范式对中国的政治独立以及现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正面作用。然而从思维角度说,它造成了文化生产中意义生成过程的双向遮蔽:既不能深入人类作为个体存在的内在深度,又无法深入作为普遍存在的人类的整体生存境况。随着中国的发展,文化主体性与普遍主义话语的重建应当提上日程。这一过程,对内以针对"民族—国家"范式的"去中心化"为主,对外则以针对西方话语的"去权力化"为主。其目标是重回古代哲学中以"天地人互动"为基础的宏大格局,重回五四初期短暂出现的"人的解放"的主题,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内在关系。本文以五四以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传统为背景,以莫言小说《檀香刑》为例对此进行阐发。莫言通过其小说在"个体—民间"范式,对于暴力作为人类最普遍的一种实践进行了哲学思考。以"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民间立场,小说专注于从民间日常情景、历史参与,以及宗教化的刑罚仪式三个空间维度中揭示出个体生命在与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关系中毁灭、升华,从而详尽展示了暴力制造者、承受者与观看者各自的内在体验与精神状态。这一作品表明,文化主体性与普遍主义话语的建立,需要将鲁迅的历史使命感、社会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以及周作人的文化视野、个性主义与理性反思精神的双重传统结合起来。它的成败,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站在民间立场去关注个体的命运,关注以这些个体为主体的社会实践。

二、个体经验之上的理性批判精神——《无梦楼随笔》的思想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个体经验之上的理性批判精神——《无梦楼随笔》的思想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3）“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的“知”与“行” ——以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林贤治散文观及其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论文提纲范文）

（8）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文学审美张力 ——十七年文学自律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0）超越“民族—国家”范式:文化主体性与普遍主义话语在中国的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四、个体经验之上的理性批判精神——《无梦楼随笔》的思想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经典化现象研究[D]. 高天义. 南昌大学, 2020(01)
• [2]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D]. 李耀鹏. 吉林大学, 2018(01)
• [3]“十七年”散文创作主体话语策略研究[D]. 夏宇. 湖南理工学院, 2017(02)
• [4]新时代的“知”与“行” ——以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中心[D]. 王童谣. 山东大学, 2017(08)
• [5]林贤治散文观及其创作研究[D]. 王悦华. 苏州大学, 2017(04)
• [6]重构文学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理论问题[J]. 汤拥华. 扬子江评论, 2015(06)
• [7]革命的游卒-聂绀弩论[D]. 刘军. 南京大学, 2016(06)
• [8]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文学审美张力 ——十七年文学自律性研究[D]. 杨小兰. 兰州大学, 2015(01)
• [9]论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抗争意识[J]. 韩璐,卓光平.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4(06)
• [10]超越“民族—国家”范式:文化主体性与普遍主义话语在中国的重建[J]. 李同路. 文学理论前沿,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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