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城市团校第二次教学科研讨论会纪要(1989年10月23日·杭州)（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王海凤[2]（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米华全[3]（2020）在《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工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网络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自由竞争的主要空间。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更多机遇,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已经成为宣传思想工作迫切而重要的任务。高校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事关根本、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关键之举。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了相关概念的内涵。然后,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境遇两个维度切入,回顾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经验,分析了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紧扣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构建了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按照以上的逻辑思路,本文运用概念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网络调查法、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对策举措等,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提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新媒体等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涵和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厘清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本文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划分为探索应对、蓬勃发展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并从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导向和目标导向等方面总结了工作经验。同时结合新时代背景,分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和挑战,着重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宏观思路和微观策略。一是明确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目标、理念遵循和基本原则。二是针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内容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方法创新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三是构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机制体系,主要包括责任落实、成效测评和考核激励机制,协同治理和运行监管机制,法律法规和技术保障机制等。在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和实践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整体而非局部、系统而非零散的研究体系,希望能为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张王勇[4]（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提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王秀强[5]（2018）在《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大学体育文化传承自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受到西方大学体育发展模式和体育理念的深刻影响,“依附性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体育的显着特点;但同时也受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学体育文化又具有“内生性”特征。大学体育文化内在制约着大学体育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大学体育起源于“强国强种”、“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目的,在西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指引下,大学体育主动斩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致力于为社会服务的功利性目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大学体育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追根溯源,主要是关系到大学体育战略目标的大学体育理念的缺乏和大学体育文化自觉的缺失。因此,唤醒大学体育的文化自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体育文化,成为大学体育发展的基础工程。本研究选取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3所国内具有百年以上历史大学的体育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扎根理论和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进行大学体育文化的要素分析,确立代表性体育人物及思想、体育规章制度、体育活动和竞赛、体育教学、体育文化的物质载体等五要素作为研究的横轴;其次对中国大学体育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历史分期研究,将中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历程分为清末、民国、新中国初期、“文革”、复苏、新发展时期等六个历史阶段,确立研究的纵轴。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历史研究等方法,以大学体育文化五要素为具体研究对象,探究各文化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背景、特征与发展规律;梳理出比较清晰的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概貌;并从百年大学体育发展进程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和规律。在百年大学体育文化传承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百年大学体育发展现状,运用系统论和战略管理理论,首先进行了大学体育文化系统构建;之后进行了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研究,包括系统要素、内容体系和战略对策三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1.教育家和体育家的体育思想传承是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主线。大师的体育思想一直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民族思想,而且一直伴随中西方体育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纵观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健身强国,以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主题。2.中国大学体育制度深受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大学体育制度设计;回顾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制度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朝末期的借鉴摸索、民国时期的深入发展、建国初期的苏联模式、“文革”时期的破坏停滞、新时期的学习欧美等阶段性特征;中国大学体育制度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路径,即政府层面主导,大学负责具体实施。3.我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内涵上经历了“体操—体育—体育与健康”的发展历程;形式上表现了“课外—课内—课内外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价值功能上体现了“生物学—心理学—人文社会学”的认识提升;发展上呈现了“拿来主义—本土化探索—国际化”的三阶段发展模式;并且表现出钟摆式演变特征。4.大学体育精神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核心;体育场馆设施等物质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基础;体育制度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保障;体育行为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的动力之源。大学体育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层面所包含的体育文化要素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背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学体育文化系统。5.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发展历经清末的发端、民国的发展、新中国的新生、“文革”时期的挫折、改革开放的重生、新时期的发展与繁荣六个发展时期。百年大学体育思想也经历了由机体活动能力发展观到身体、心理发展观,到身体、心理、思想品德发展观,最后转变到身体、心理、思想品德和文化素质观,充分体现了人类对体育文化发展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到如今,体育人文价值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核心理念。6.引入战略管理理论;在构建大学体育文化系统的基础上,从战略的系统要素、内容体系和战略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研究。提出中国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对策:从大学体育文化各层面切入,明晰目标定位,健全决策机制,最大化发挥体育学科育人优势,跨学科合作、培养少而精的体育专业人才、凝练科研方向。7.总结百年大学体育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从国家到大学各层面的体育文化发展以借鉴。人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代表性体育人物的思想是大学体育文化系统构建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大学也因此成为整个中国体育教育的思想高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民族复兴”的主题,大学体育人应有引领中国体育思想的主动性意识,传承发展,注重战略,以助力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
杨惠芬（Yvonne Yang）[6]（2018）在《高等教育中的服务学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开展服务学习已是普遍、具成效、以及被鼓励的教育理念,台湾地区从倡导迈入推广期,但在大陆地区仍属于一种创新性的教育概念。本论文以“高等教育中的服务学习”为题,探讨服务学习在美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研究目的有四:其一、探讨服务学习的教育意义与具体成效;其二、解构其促成服务学习成功的外部环境;其三、探求高校内部服务学习推动的评估机制;其四、分析其推动服务学习成功的内部环境各要素。根据研究框架,本研究内容包括绪论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重要性、范围与限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同时针对核心概念“服务学习”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为理论与研究方面的文献综述,通过对美国、台湾地区、大陆地区有关高等教育服务学习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为高等教育实践方面的文献综述,通过对美国、台湾地区、大陆地区有关高等教育界在服务学习实践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四部分为政府部门开展方面的文献综述,通过美国、台湾地区、大陆地区有关政府部门对服务学习开展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五部分为服务学习成效与评估的现况,基于服务学习对学生、对学校、对社区、对社会成效的相关研究、以及成功的服务学习设计原则进行说明,并且提出服务学习制度化评估相关模式,作为本研究评估工具选择的依循标准。第六部分研究工具与量化研究,采用Andrew Furco教授的“高等教育服务学习制度化自评要点”进行资料搜集,除叙述统计量分析与推论统计量分析外,进一步针对“学校理念”、“教师支持”、“学生支持”、“社区参与”、“学校支持”等五大面向,以及各子面向的制度化程度进行探讨,再者,采用四分位数法试图了解二岸五大典范高校的定位。第七部分质化访谈,透过标准化深度访谈,探讨台湾地区的明新科技大学、辅仁大学、静宜大学、大陆地区的中山大学、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五大典范高校内部环境在服务学习制度化的支持现况。第八部分结论与建议,通过美国、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归纳其外在环境对服务学习的正向支持作为,同时以台湾地区全体高校的发展现况调查、以及五大典范高校质化访谈内容,总结高等教育中服务学习的发展经验,为本研究目的“移植美国服务学习至善果实到各高校的成功”提供重要启示与借鉴。最后,本研究提出四个重点结论:第一点、通过“服务学习”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第二点、通过“政府政策”促进服务学习的正向发展;第三点、通过“学术研究”强化服务学习的教育影响力;第四点、通过“高等教育”落实服务学习的全人发展目标。
文世芳[7]（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张勇[8]（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王晓杰[9]（2016）在《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中的共青团：回应、链接及自我革新 ——基于广州市共青团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在中国语境下,共青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格局是什么?其在此格局中的行为逻辑如何?社会协同治理生态的研究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是一个外部环境和主体行动相互交错的过程,因此,需要从协同治理理论与生态学相结合的视角提出新的社会协同治理生态的理论研究框架,从宏观环境、中观过程和微观机制三个维度来观察和分析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格局以及其在这个格局中的行为逻辑。本文以广州市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为案例,通过档案整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素材,以此为基础展开实证研究。运用社会协同治理生态的分析框架,描述和分析广州市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有以下两个发现:一是,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格局是一种社会协同治理生态,即政府、社会、特定公众等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围绕最大限度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标,通过彼此啮合、相互依存、共同行动、共担风险的方式,将治理相关的各种要素有机整合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内生动力而且可以自我循环、自我生长的有序治理结构和行动机制。社会协同治理生态具体包括宏观环境、中观过程和微观机制三个维度。二是,共青团在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中的行为逻辑是:对宏观环境采取能动性回应,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与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竞合式链接,在构建社会治理微观机制方面以自我革新为导向。在理论层面上,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特别是国家与社会并非二元分化对立的简单关系,而存在许多中介性力量的勾连。在实践层面,展示出共青团在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中的行为逻辑,特别是如何通过与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青年群体的竞合式链接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作用,这有助于我们从经验层面进一步把握群团组织转型的规律,即在机关化、社团化和枢纽化之外的真实发生的组织演变图景。本文作为个案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经验事实与理论概念,案例呈现的经验现象仍然处于发展过程。后续研究可以在共青团以及不同类型的群团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案例实践的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中挖掘共性与差异,从而丰富和拓展关于中国社会治理当前状况和未来走向的理解。
符晓[10]（2016）在《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文中指出美学会议,是新时期美学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新时期美学是以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发端并发展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学会议在新时期美学建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美学学会、美育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学科建设、美学家、审美文化和中西美学汇通,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美学会议烛照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美学史的发展和美学制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新时期美学会议的考察,可以挖掘出新时期美学史和美学制度的走向。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透视出新时期美学史的流变和美学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本文主体分为七章。第一章从1980年代初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和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入手,试图呈现出新时期美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通多对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细致的考察还原出会议当时的现场和细节,以揭示新时期美学学会的肇始过程。同时,考察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的情况,揭橥1980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美学建设的发展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新时期早期关于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的讨论会,尝试厘清新时期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立的最早联系,继而分析了过去30多年内美学会议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多元关注,涉及美学史、美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艺学等各个学科,从历次涉及学科美学的会议上,可以见到美学学科不断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对新时期美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新路径。第三章考察了美学会议和美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早期的美学会议一般有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着名美学家参加,正是这些美学家为新时期美学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还有一些美学会议对已故美学家身份进行确认,丰富了美学史的建构范式。同时,美学会议也对一些新美学家的美学家身份和他们在美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给予确认,使美学研究保持着持续的连贯性。第四章以新时期美育思想和美育制度的重构与流播为中心,对涉及美育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揭示出美育思想在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美学会议对于美育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讨论中,美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决议中,美育制度得以不断走向完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不足之处。第五章分别考察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会议,旁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同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和美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六章从审美文化入手,对涉及审美文化的相关会议进行阐释,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学会议和美学研究逐渐向审美文化转型,内中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美学内容,包括旅游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和民族美学等,以此为中心对美学会议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推动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因之所在。第七章以新世纪美学会议为中心,考察美学会议在中西美学汇通的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到世界美学中与一些新美学家参与并组织召开相关美学会议息息相关,尤其是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更为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结语部分认为,在新时期美学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学会、美学家和世界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关的多次美学会议直接建构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同时从历时上对美学会议在美学这30多年的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
二、全国城市团校第二次教学科研讨论会纪要(1989年10月23日·杭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城市团校第二次教学科研讨论会纪要(1989年10月23日·杭州)（论文提纲范文）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2 主要的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资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1.2 列宁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2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3 江泽民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2.4 胡锦涛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 |
| 2.3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 |
| 2.3.1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 |
| 2.3.2 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论述 |
| 2.4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借鉴 |
| 2.4.1 政治传播及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
| 2.4.2 网络传播及“把关人”理论 |
| 2.4.3 新媒体及自媒体理论 |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概念辨析 |
| 3.1 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解析 |
| 3.1.1 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 |
| 3.1.2 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功能 |
| 3.1.3 网络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 |
| 3.2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1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 |
| 3.2.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要素 |
| 3.2.4 高校网络与现实意识形态建设关系辨析 |
| 3.3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及价值 |
| 3.3.1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 |
| 3.3.2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意义 |
| 第四章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
| 4.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 |
| 4.1.1 探索应对阶段(1994年—2003年) |
| 4.1.2 蓬勃发展阶段(2004年—2011年) |
| 4.1.3 全面推进阶段(2012年至今) |
| 4.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
| 4.2.1 推动阵地建设,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基本建成 |
| 4.2.2 加强内容供给,“正能量”在网络空间中赢得话语权 |
| 4.2.3 健全法律法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制度机制不断完善 |
| 4.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启示 |
| 4.3.1 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占领意识形态网络阵地 |
| 4.3.2 坚持创新导向,推进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 |
| 4.3.3 坚持目标导向,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育人导向 |
| 第五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境遇和问题分析 |
| 5.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
| 5.1.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阵地不断拓展 |
| 5.1.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方式更加多样 |
| 5.1.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法规不断完善 |
| 5.1.4 青年学生网民的主体地位更加彰显 |
| 5.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
| 5.2.1 网络意识形态生成“个体化”“离散化”的冲击 |
| 5.2.2 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碎片化”“泛娱乐化”的冲击 |
| 5.2.3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去中心化”“圈群化”的冲击 |
| 5.2.4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戏谑化”“视觉化”的冲击 |
| 5.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3.1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滞后、阐释力不足 |
| 5.3.2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依托载体乏力、影响力不足 |
| 5.3.3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单一、吸引力不足 |
| 5.3.4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欠缺、引导力不足 |
| 5.3.5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责任落而不实、管控力不足 |
| 第六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理念和原则 |
| 6.1 坚持以掌握“三权”,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 |
| 6.1.1 牢牢掌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 6.1.2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6.2 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 |
| 6.2.1 “五大发展理念”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高度契合 |
| 6.2.2 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
| 6.3 坚持以“四个相统一”为原则 |
| 6.3.1 坚持党的领导与育人为本相统一 |
| 6.3.2 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相统一 |
| 6.3.3 坚持线上治理与线下推进相统一 |
| 6.3.4 坚持宏观引领与精准施策相统一 |
| 第七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
| 7.1 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内容建设 |
| 7.1.1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
| 7.1.2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培育 |
| 7.1.3 不断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
| 7.2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
| 7.2.1 深化媒介融合,构筑校园全媒体阵地 |
| 7.2.2 深化思政课改革,构筑课堂教育阵地 |
| 7.2.3 深化实践锻炼,构筑课外教育阵地 |
| 7.2.4 强化阵地管理,确保导向正确、管控有力 |
| 7.3 强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队伍建设 |
| 7.3.1 进一步壮大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 |
| 7.3.2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
| 7.3.3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队伍的媒介素养 |
| 7.4 改进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方法 |
| 7.4.1 坚持“疏”“堵”结合,强化议程设置 |
| 7.4.2 实现“两个转变”,突出隐性教育 |
| 7.4.3 把握网络话语特征,转换话语方式 |
| 7.4.4 树立大数据思维,推进精准施策 |
| 第八章 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机制 |
| 8.1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落实、成效测评和考核激励机制 |
| 8.1.1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落实机制 |
| 8.1.2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测评机制 |
| 8.1.3 完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考核激励机制 |
| 8.2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协同治理和监控管理机制 |
| 8.2.1 构建高校内部、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协同治理机制 |
| 8.2.2 构建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应急预警、应对处置和评估反馈机制 |
| 8.3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律法规和信息技术保障机制 |
| 8.3.1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律法规保障机制 |
| 8.3.2 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信息技术保障机制 |
| 第九章 结语: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阶段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 一、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
| (一) 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主要目标 |
|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内在要求 |
| 二、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依据 |
| (一) 西藏高等教育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重视 |
| (二)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中央政府的帮扶 |
| 第三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 |
| 一、探索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帮扶民族地区创建高等教育 |
| (二) 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教育进行帮扶 |
| (三) 西藏高等学校在创建过程面临着师资匮乏问题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动员内地大学生长期支援西藏公学 |
| (二) 上海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师范学院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进藏建藏成为早期援藏工作的主导思想 |
| (二) 政策实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 |
| (三) 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 |
| 四、探索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快速起步 |
| (二) 帮助西藏初步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
| (三) 打开了西藏高校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 |
| 一、调整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加快发展西藏高等教育成为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 (三) 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特殊政策帮扶西藏高等教育 |
| (二) 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省市和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 中央组织部组织内地高校选派干部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初步成形 |
| (二)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机制趋于合理 |
| (三) 支援政策制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 四、调整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
| (三) 西藏高校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
| 第五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至今) |
| 一、拓展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对西藏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
| (三) 实现西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加大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组织部的高校干部援藏政策不断加强 |
| (三) 教育部组织内地高校强力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四) 相关内地省市组织开展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政策体系趋于成熟 |
| (二) 支援政策实施机制不断健全 |
| (三) 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
| (四) 对口支援逐渐向对口合作转移 |
| 四、拓展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树立起了现代化办学理念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
| (三)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和层次稳步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升 |
| (五) 西藏高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
| 第六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与特征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 |
| (一) 外部动力因素 |
| (二) 内部动力因素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为例 |
| (一) 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二) 路径依赖下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的变迁过程 |
| (三) 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七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与问题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绩效评估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 |
| (二) 提升了支援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
| (三) 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策制定多头管理与政策资源配置不足 |
| (二) 部分执行主体动力不足及政策执行失真 |
| (三) 政策监控和评估缺乏制度规范 |
| 第八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创新面临的挑战 |
| (一) 加快内涵建设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
| (二) 支援政策目标、任务与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策略 |
| (一) 加强各政策部门的协调与配套政策制定 |
| (二)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性及执行力度 |
| (三) 健全政策监控和评估工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5）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大学体育文化概述 |
| 1.3.2 战略与战略管理 |
| 1.3.3 研究相关理论视角 |
| 1.4 研究对象、分期与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分期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思路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创新点 |
| 1.6 研究说明 |
| 1.6.1 时间范围 |
| 1.6.2 空间范围 |
| 1.6.3 研究指标 |
| 第2章 百年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 |
| 2.1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
| 2.1.1 “武”的演变历程 |
| 2.1.2 儒、道、释的体育精神 |
| 2.2 西方体育文化的传入 |
| 2.2.1 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的示范与推动 |
| 2.2.2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 |
| 2.3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 |
| 2.3.1 清朝末期:中国大学体育文化的发端 |
| 2.3.2 民国时期:中西体育的冲突与融合 |
| 2.3.3 新中国初期:毛主席题词和全面学习苏联经验 |
| 2.3.4 “文革”时期: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挫折与教训 |
| 2.3.5 复苏时期:扬州会议重新确立了学校体育的地位 |
| 2.3.6 新发展时期:大学体育文化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 |
| 第3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精神文化的传承 |
| 3.1 体育人物及思想的整体研究思路 |
| 3.2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萌芽 |
| 3.2.1 维新派体育思想 |
| 3.2.2 “新政”时期体育思想 |
| 3.2.3 军国民体育思想 |
| 3.3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发展 |
| 3.3.1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发展的背景 |
| 3.3.2 大学校长体育思想 |
| 3.3.3 体育家群体体育思想 |
| 3.4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转向 |
| 3.4.1 对资产阶级体育观的批判 |
| 3.4.2 学校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4.3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
| 3.5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复苏 |
| 3.5.1 体质教育思想的局限 |
| 3.5.2 学校体育思想的争鸣 |
| 3.6 中国大学体育思想的繁荣 |
| 3.6.1 “健康第一”思想 |
| 3.6.2 “终身体育”思想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制度文化的传承 |
| 4.1 大学体育制度的发端 |
| 4.1.1 大学体育制度发端的背景 |
| 4.1.2 政府层面的大学体育制度 |
| 4.1.3 大学内部的体育制度 |
| 4.1.4 区域体育组织的初现 |
| 4.2 大学体育制度的定型 |
| 4.2.1 政府层面的大学体育制度 |
| 4.2.2 大学内部的体育制度 |
| 4.2.3 学校体育制度的今昔对比 |
| 4.2.4 校际体育组织 |
| 4.3 大学体育制度的转型 |
| 4.3.1 政府层面的大学体育制度 |
| 4.3.2 大学内部体育制度建设 |
| 4.4 大学体育制度的复兴 |
| 4.4.1 政府关于大学体育制度建设 |
| 4.4.2 大学内部体育制度建设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行为文化的传承 |
| 5.1 大学体育教学的传承 |
| 5.1.1 大学体育课程的开端 |
| 5.1.2 专业体育教育的开端 |
| 5.1.3 苏联体育教育理论的影响 |
| 5.1.4 体育教学改革成为潮流 |
| 5.1.5 新世纪大学体育课程改革 |
| 5.1.6 小结 |
| 5.2 大学体育活动和竞赛的传承 |
| 5.2.1 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开端 |
| 5.2.2 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发展 |
| 5.2.3 新中国初期的课外活动和竞赛 |
| 5.2.4 大学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合法化 |
| 5.2.5 新发展时期大学体育要素的互动 |
| 5.2.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百年大学体育物质文化的传承 |
| 6.1 体育场地设施的初步建设 |
| 6.2 室内体育场馆建设的勃兴 |
| 6.3 体育场馆设施的蓬勃发展 |
| 6.3.1 体育场馆建设特点 |
| 6.3.2 存在的问题 |
| 6.3.3 体育场馆设施的前景 |
| 6.4 体育场馆建设的文化性特征 |
| 6.4.1 大型室内综合场馆成为主流 |
| 6.4.2 新世纪体育场馆特征与趋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大学体育文化的发展战略研究 |
| 7.1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系统要素 |
| 7.1.1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的构建 |
| 7.1.2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主体要素 |
| 7.1.3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客体要素 |
| 7.1.4 大学体育文化系统中介要素 |
| 7.2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内容体系 |
| 7.2.1 指导思想 |
| 7.2.2 发展现状 |
| 7.2.3 战略目标 |
| 7.2.4 战略重点 |
| 7.2.5 战略路径 |
| 7.3 大学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对策研究 |
| 7.3.1 健全大学体育战略决策机制 |
| 7.3.2 百年大学体育精神文化建设 |
| 7.3.3 百年大学体育制度文化建设 |
| 7.3.4 百年大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
| 7.3.5 百年大学体育学科能力建设 |
| 7.3.6 体育文化研究与实践的互动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6）高等教育中的服务学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动机与目的 |
| 二、研究重要性与范围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服务学习的理论与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服务学习之研究 |
| 一、服务学习倡导期(1984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兴起期(1985年至2000年) |
| 三、服务学习持续发展期(2001年至今) |
| 第二节 台湾服务学习之研究 |
| 一、志愿服务与服务学习倡导期(2010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兴起期(2011年至今) |
| 第三节 大陆服务学习之研究 |
| 一、志愿服务倡导与兴起期(2005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倡导期(2006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等教育服务学习的实践 |
| 第一节 美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
| 一、服务学习倡导期(1984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兴起期(1985年至1994年) |
| 三、服务学习持续发展期(1995年至今) |
| 第二节 台湾高等教育的实践 |
| 一、志愿服务倡导期(1995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倡导期(1996至2010年) |
| 三、服务学习兴起期(2011年至今) |
| 第三节 大陆高等教育的实践 |
| 一、志愿服务倡导与兴起期(2005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倡导期(2006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府部门服务学习的开展 |
| 第一节 美国政府部门的开展 |
| 一、服务学习倡导期(1970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兴起期(1971年至1994年) |
| 三、服务学习持续发展期(1995年至今) |
| 第二节 台湾政府部门的开展 |
| 一、志愿服务倡导期(1995年以前) |
| 二、服务学习倡导期(1996至2010年) |
| 三、服务学习兴起期(2011年至今) |
| 第三节 大陆政府部门的开展 |
| 一、志愿服务倡导期(1992年以前) |
| 二、志愿服务兴起期(1993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服务学习的成效与评估 |
| 第一节 服务学习的成效 |
| 一、对学生的成效 |
| 二、对学校的成效 |
| 三、对社区机构的成效 |
| 四、对社会的成效 |
| 第二节 服务学习设计原则 |
| 第三节 服务学习制度化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工具与量化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工具—服务学习制度化自评要点 |
| 一、服务学习制度化自评要点的组成 |
| 二、服务学习制度化自评要点的使用 |
| 三、服务学习制度化自评要点的内容 |
| 第二节 量化研究对象与统计分析 |
| 一、量化研究之研究对象 |
| 二、叙述统计量分析 |
| 三、推论统计量分析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总体高校自评要点之分析 |
| 一、自评要点标准之设计 |
| 二、五大面向制度化程度之分析 |
| 三、各子面向制度化程度之分析 |
| 第四节 五大典范高校自评分析 |
| 一、典范高校在“学校理念任务”之自评与分析 |
| 二、典范高校在“教师支持”之自评与分析 |
| 三、典范高校在“学生支持”之自评与分析 |
| 四、典范高校在“社区参与”之自评与分析 |
| 五、典范高校在“学校支持”之自评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质化研究内容与分析 |
| 第一节 明新科技大学(台湾、新竹) |
| 一、第一面向:服务学习理念及任务 |
| 二、第二面向:教师对服务-学习的支持与投入 |
| 三、第三面向:学生对服务-学习中的支持与投入 |
| 四、第四面向:社区的参与和伙伴关系 |
| 五、第五面向:学校对服务学习的支持 |
| 第二节 中山大学(大陆、广州) |
| 一、第一面向:服务学习理念及任务 |
| 二、第二面向:教师对服务学习的支持与投入 |
| 三、第三面向:学生对服务学习中的支持与投入 |
| 四、第四面向:社区的参与和伙伴关系 |
| 五、第五面向:学校对服务学习的支持 |
| 第三节 辅仁大学(台湾、台北) |
| 一、第一面向:服务学习理念及任务 |
| 二、第二面向:教师对服务-学习的支持与投入 |
| 三、第三面向:学生对服务学习中的支持与投入 |
| 四、第四面向:社区的参与和伙伴关系 |
| 五、第五面向:学校对服务学习的支持 |
| 第五节 静宜大学(台湾、台中) |
| 一、第一面向:服务学习理念及任务 |
| 二、第二面向:教师对服务学习的支持与投入 |
| 三、第三面向:学生对服务学习的支持与投入 |
| 四、第四面向:社区的参与和伙伴关系 |
| 五、第五面向:学校对服务学习的支持 |
| 第六节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陆、北京) |
| 一、第一面向:服务学习理念及任务 |
| 二、第二面向:教师对服务学习的支持与投入 |
| 三、第三面向:学生对服务学习的支持与投入 |
| 四、第四面向:社区的参与和伙伴关系 |
| 五、第五面向:学校对服务学习的支持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通过“服务学习”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
| 二、通过“政府政策”促进服务学习的正向发展 |
| 三、通过“学术研究”强化服务学习的教育影响力 |
| 四、通过“高等教育”落实服务学习的全人发展目标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提升服务学习为国家战略级教育政策,符合教育强国之定位 |
| 二、强化服务学习学术研究能量,藉由研究成果引发社会重视 |
| 三、鼓励高校组织服务学习联盟,有效整合高等教育资源 |
| 四、建置校内服务学习制度化系统,落实高等教育办学理念 |
| 五、激励教师采用服务学习,满足高等教育三大职能 |
| 六、鼓励学生参与服务学习,增强个人发展的幸福感 |
| 七、掌握社区机构需求,达成“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理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8）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9）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中的共青团：回应、链接及自我革新 ——基于广州市共青团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2 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
| 2.1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
| 2.1.1 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协同 |
| 2.1.2 政社协同背景下的群团组织 |
| 2.2 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与职能定位 |
| 2.2.1 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 |
| 2.2.2 作为党群纽带的共青团 |
| 2.2.3 作为政社枢纽的共青团 |
| 2.2.4 作为社会服务主体的共青团 |
| 2.3 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
| 2.3.1 “枢纽型”模式 |
| 2.3.2 “多中心”模式 |
| 2.3.3 “系统化”模式 |
| 2.4 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 |
| 3 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一个分析框架 |
| 3.1 治理的兴起及其中国语境 |
| 3.1.1 治理的西方源流 |
| 3.1.2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 |
| 3.2 协同治理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条件 |
| 3.2.1 协同治理的基本特征 |
| 3.2.2 协同治理的实现条件 |
| 3.3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社会协同治理生态 |
| 3.3.1 协同治理的宏观环境 |
| 3.3.2 协同治理的中观过程 |
| 3.3.3 协同治理的微观机制 |
| 3.4 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中共青团行为逻辑 |
| 4 广州市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案例 |
| 4.1 广州市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与能动回应 |
| 4.1.1 发展志愿服务,拉开参与序幕 |
| 4.1.2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进入专业化参与阶段 |
| 4.1.3 从生产服务走向统合服务,进入协同治理阶段 |
| 4.2 广州市共青团同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内容 |
| 4.2.1 与多元治理主体建立广泛关联的组织网络 |
| 4.2.2 撮合政社资源协同 |
| 4.2.3 围绕青年需求开展服务 |
| 4.3 广州市共青团在社会治理中的自我革新 |
| 4.3.1 以强化服务为导向推动内部组织再造 |
| 4.3.2 以密切团青关系为导向推进信息化、网络化转型 |
| 4.4 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和不足 |
| 5 案例分析 |
| 5.1 能动性回应:源起与目标 |
| 5.1.1 能动性回应的源起——行政系统的行动逻辑 |
| 5.1.2 能动性回应的目标——营造政治空间 |
| 5.2 竞合式链接:现实基础与基本特征 |
| 5.2.1 竞合式链接的现实基础 |
| 5.2.2 竞合式链接的基本特征 |
| 5.3 自我革新:紧迫性与组织活力 |
| 5.3.1 自我革新的紧迫性 |
| 5.3.2 自我革新与组织活力 |
| 6 总结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写作背景与理论环境 |
| 二、创作意义与理论价值 |
| 三、文献说明与创作思路 |
| 第一章 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与新时期美学的肇生 |
| 第一节 美学的春天：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 |
| 一、美学重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概说 |
| 二、周扬谈话：为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立法 |
| 三、时代热点：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美学话题 |
| 四、白璧微瑕：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的时代局限 |
| 第二节 百花齐放：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及其影响 |
| 一、响应号召：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的召开 |
| 二、双向互动：美学学会的制度特色 |
| 三、美学争鸣：省级美学学会讨论会的展开 |
| 第三节 启蒙与意识形态：新时期早期美学会议的思想意义 |
| 一、美学启蒙及其不可能性 |
| 二、美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变奏 |
| 第二章 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设 |
| 第一节 美学会议对学科美学的早期构想 |
| 一、中国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美学史研究的展开 |
| 二、《美学原理》：新时期美学教材雏形讨论 |
| 第二节 学科美学及其制度推进 |
| 一、古典美学讨论会：现实基础与制度演进 |
| 二、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中国现代美学的坐标与走向 |
| 三、文艺学20年：美学学科的反思与畅想 |
| 四、美学新问题：美学、文艺学与文艺美学的历史责任 |
| 第三章 美学会议与美学家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美学家身份的确认与建构 |
| 一、朱光潜：美学会议的指路灯 |
| 二、宗白华：从美学教员到美学家 |
| 三、李泽厚：辗转于美学会议之间 |
| 第二节 回归传统：重塑现代美学家 |
| 一、以美学家为中心：美学史的一种写法 |
| 二、梁启超、蔡元培与丰子恺：向现代美学家致敬 |
| 三、美学家讨论会：新美学家的身份确认 |
| 第四章 美学会议与美育的制度化 |
| 第一节 “美育”的重构与流播 |
| 一、“美育”重生：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中的美育思想 |
| 二、时代精神：美育与意识形态的互文 |
| 三、重视“美育”：美育制度的普及与流播 |
| 第二节 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落实 |
| 一、教育方针之外：1990年代早期美育制度的基本状况 |
| 二、继承与重构：1990年代美育会议的双重诉求 |
| 三、制度建设：美学会议与美育制度的关联性 |
| 第五章 美学会议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热潮 |
| 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美学讨论 |
|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讨论的普及 |
| 三、全国马列文艺论着研究会：在文学和美学之间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体系性建设及其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体系建设 |
|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定位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
| 一、历史定位：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状与未来 |
| 二、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代中国 |
| 三、中英互动：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与美学新拓展 |
| 第六章 美学会议与审美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审美文化在1990年代的兴起 |
| 一、美学的“当代”：1990年代初期的美学会议 |
| 二、在审美文化中复兴：第四届全国美学会议 |
| 三、“审美文化”：美学与政治的互动 |
| 第二节 审美文化的多元建构 |
| 一、自然、园林、生态、旅游：景观美学初探 |
| 二、以“艺术”之名：美学与艺术的互动 |
| 三、民族美学：书写汉民族共同体美学 |
| 第七章 美学会议与走向世界的新世纪美学 |
| 第一节 全国美学会议在新世纪的发展 |
| 一、第六届全国美学大会：“全球化与中国美学” |
| 二、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回顾与展望” |
| 第二节 东方美学与生态美学：现代美学的两种新范式 |
| 一、“东方美学”的兴起与东方美学国际会议 |
| 二、生态美学研讨会与生态美学问题 |
| 第三节 “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与中国美学新发展 |
| 一、走向世界：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美学背景 |
| 二、百家争鸣：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讨论会 |
| 三、影响意义：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对中国美学制度的影响 |
| 第四节 生活美学的兴起：生活与美学的合流 |
|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形成 |
|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生活美学”的讨论方式 |
| 三、生活美学的多元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新时期美学会议总体情况列表（1979-2014） |
| 后记 |
四、全国城市团校第二次教学科研讨论会纪要(1989年10月23日·杭州)（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2]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米华全.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中国百年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D]. 王秀强.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6]高等教育中的服务学习[D]. 杨惠芬（Yvonne Yang）. 厦门大学, 2018(02)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9]社会协同治理生态中的共青团：回应、链接及自我革新 ——基于广州市共青团的实证研究[D]. 王晓杰. 浙江大学, 2016(12)
- [10]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D]. 符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