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比较研究

一、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之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蔡一聪^[1]（2021）在《香港特区政府“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作用研究 ——以“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为例》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知识的传播和获得,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在这背景下,世界各地都进行了教育改革。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地区,香港特区也加入了这一波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中,并从教育制度、课程内容、以至教学方式和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建议在学校层面开发校本课程,认为学校应根据特区课程的基本要求,加以调适,以开发本身的校本课程,从而帮助学生达到教育的目标和宗旨。这些调适的措施包括调整学习目标,以不同方式组织教学内容、提供科目的选择、采用不同的学习、教学与评估策略等,以让特区课程指引和学校与教师的专业自主之间,取得平衡。然而,校本课程在名义上虽是以学校为本位的产物,但它毕竟是生存国家或地区的课程之中,因此,不少学者也认为,教育当局的介入,才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必然之道。香港特区教育局成立了几支校本支援服务团队,专责支援校本课程的开发。支援团队在协助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会利用其所拥有的学科知识和课程开发专业知识,为学校提供课程资源和专业支援,从而协助学校开发校本课程、提升教师专业,也培养课程领导的成长。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特区的特殊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国语文科向来都是以广州话作为教学语言的。随着香港政权的回归,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大大提高。同时,为了增强香港的竞争力,历任特区行政长官都强调要提升香港人“两文三语”的能力。在这背景之下,不少学者和学校都提出“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的倡议,认为这是提升香港学生普通话水平和语文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由于特区政府教育当局在“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上没有明确的课程框架和课程指引,也没有推行的时间表,因此,有意推行的学校唯有以校本课程的形式进行试验。2008年,语文敎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推出了“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下称“普教中计划”）。计划分成4期,前后历时6年,参加的中、小学校共有160所,是课程改革以来一个规模较大的校本课程开发项目。本文以“普教中计划”这个具体的校本课程改革项目为例,从支援人员和学校就具体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点出各项变革中,校本支援如何去组织、推进、阐释以及落实各项措施,并了解校本支援团队如何协助学校在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设置、教材开发、优化学与教策略等方面,开发校本课程。并希望从中探讨有效的校本课程开发模式,促进香港的课程改革。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份:导论部份为本研究的概述。内容包括: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研究相关概念释义、研究意义及局限、以及论文结构等。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对国内及国外对校本课程、香港校本课程开发、校本支援服务、香港的语文政策、以及在香港用普通话教中文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第二章为背景介绍与分析。对香港的校本课程和校本课程支援服务的发展过程及相关政策进行介绍,并结合课程变革理论,分析特区课程、校本课程和校本支援服务之间的关系及相关的互动机制,为后面的研究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对香港“以普通话教中文”这一项目的推进过程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由港英政府时期模糊的语文政策,到回归后的“两文三语”政策,再到“以普通话教中文”的倡议和发展,分析相关政策的发展、“以普通话教中文”校本课程的不同模式和课程设置,以及香港特区中国语文科和普通话科的关系等,以了解香港“普教中”校本课程的复杂性和相关支援的迫切性。第四章介绍“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计划的实施过程及分析计划的成效。本章先从“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教学设计、教材开发及评估”和“教学法”三个方面,介绍“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计划的实施过程。随后分析参与计划的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和学生学习的观感,以及对“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措施的回馈;并观察“普教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表现,了解学生“普教中”下的说话能力发展,对比学生的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能力,了解学生对用普通话学习中文的兴趣、态度及习惯,来调查和评估“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计划的成效。第五章介绍“普教中”校本支援的个案研究。本章通过研究员第一身的支援经历,结合研究员与学校共同进行的行动研究,展示两所学校与支援团队协作开发“普教中”校本课程的过程,进一步探讨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的不同阶段中的角色和相关的支援措施,以呈现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的作用。第六章是总结和反思。本章总结了校本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介入对学校行政及领导、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课程、教材、教学的影响。研究发现,校本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介入,在行政及领导层面上强化了学校领导层对校本课程开发的信心和意愿;在专业发展层面,拓宽教师的专业视野,并能利用丰富的课程及培训资源,为教师提供了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专业发展活动,增加了教师开发校本课程的信心和能力;在学与教层面,则能深入学校的实际场境和脉络,了解校本的需要和限制,为学校提供课程和教学上的不同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的不同阶段中,又以不同的角色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不同的支援和课程资源,推动校本课程的发展。另外,本章反思了校本支援服务的局限,发现校本支援服务的成效还必须建立在学校的专业考虑之上。同时,也要思考如何维持支援成果和如何准确了解学生学习需要,以达致校本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禤健聪,管鑫^[2]（2021）在《深圳语言文字事业四十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圳,1979年设市,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从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当前,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下,正朝着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2025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2035年）,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着的全球标杆城市（21世纪中叶）的分阶段发展目标推进。

林斯娴^[3]（2020）在《语言、身份与运动框架：三次香港“中文运动”的框架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香港长期以来都是英语、粤语和普通话三语并行的多语言社会。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曾就语言政策进行多次改革,并因此先后于1968年、1978年及1999年引发了三波学生运动。过程中学生对于语言的诠释框架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其中国家元素逐渐削弱,而香港本地元素逐渐增强。语言是建立国家认同的有效渠道,通过对三波运动的比较,阐明学生的身份认同、社会变迁以及运动框架之间的互动关系。身份认同主框架的有效性不仅仅取决于运动过程中各参与方之间的力量斗争,更取决于主框架自身的"阐述潜力"和"共鸣能力"两个元素的关系。

董颖^[4]（2020）在《提升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法理分析 ——以2018年香港立法会补选为切入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法治中国建设稳步前进的今天,法律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从法律政治学视角来看国家认同会发现法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香港是我国“一国两制”的第一践行地,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余年,实现了法理上的回归,当下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虽然正在逐步提升,但仍然有国家认同困境的存在。因此,为解决这一困境,有必要从法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进而给出提升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法律对策。香港立法会选举可以反映香港同胞国家认同所存在的问题。因为香港立法会的代表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人士,使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被反映被倾听。同时,立法会也是香港整体社会的缩影和折射,可以反映国家认同不足的问题所在。而2018年两次补选又是针对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部分议员资格被撤销而进行的,也是至今最近的一次选举,能够很好地反映香港同胞当下国家认同不足的症结所在。对2018年香港立法会补选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下宪法和基本法的认同;积极参与选举,行使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选举权,使公民权利与义务统一,达成对公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当下法理中国形式和实质结合、良法善治的法律文化认同。这些都表明香港同胞对国家认同的发展正趋向良好,但仍一些反对的声音存在,使得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度不高,仍然存在一些困境。这些困境大部分都通过香港同胞本土意识强化活动、身份认同的多重性、文化认同的疏远以及政治认同沟通不畅等表现出来,而造成这些困境主要是由于国民教育的缺失、反对派和外国反对势力的误导、香港本土主义中的后殖民主义以及特殊的历史遗留因素这四类原因,共同导致了提升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进程缓慢。为推动香港同胞国家认同提升的进程,从法律政治学视角给出的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法律对策主要有:首先,继续坚持和贯彻“一国两制”,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借助法律培育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以此来推动其在国家制度层面的认同。其次,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基本法》,提升对国家法律秩序的认同,重点要提升香港同胞对《基本法》的认同。三是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涉港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同时,根据香港地区特色,因地制宜通过政党立法来维护国家安全,以此反对境外势力扶植政党干涉香港事务。除此之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法治一体化,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用经济发展来带动国家认同的提升。在文化方面要肯定香港核心价值,将宪法基本法教育注入国民教育,推动对国家的文化认同,着力促进法治文化的交流,以法治文化推动国家认同的提升。在政策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对香港的优惠政策不能使其有分离感。在中国新时代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以香港2018年立法会补选为切入点,践行从法律政治学视角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法律对策。我们坚信,香港同胞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完善和发展好“一国两制”,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也会逐渐增强,也更愿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李楚成,梁慧敏^[5]（2020）在《香港“两文三语”格局：挑战与对策建议》文中研究说明二十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推行"两文三语"政策时,面对了各种语言和社会挑战,多语言格局的发展并不均衡。本文将就这些问题结合香港的现实状况,在教育政策和支持措施方面提出可触可及的愿景和务实可行的建议,期望将来各方作为加深认识和有效实践整体语文政策的参考,致使教育当局最终能恰当地部署人力和资源来实现"两文三语"的长远目标,让香港的语文发展迈向另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田小琳,陈茜^[6]（2019）在《香港回归廿二年 推普工作面面观》文中研究表明数据表明,近半数的香港人会说普通话。这个成绩是香港各界人士努力推普的结果。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符合香港社会实际的"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教育局切实执行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将普通话作为独立科目纳入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重视学生的普通话学习,所有大学都提供普通话水平提升课程,设有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普通话社团遍地开花,一批志愿者和老师常年坚持推普工作,提供社会服务;庞大的普通话教师队伍,形成老中青梯队,薪火相传。当然更少不了香港各界人士对推普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商贸界朋友一路领先走在推普队伍的前面。从香港特区政府到民间,22年来,推普工作没有间断。这样努力下去,有望赶上全国推普的脚步。

荆洪文^[7]（2019）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香港、澳门回归后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如何在一国的前提下处理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治问题。随着2009年《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等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政策反复覆盖粤港澳地区,其中最直接覆盖粤港澳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除了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香港、澳门之间签署CEPA及附件,粤港澳之间联席会议的定期召开和合作协议的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大将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等等变化,为粤港澳大湾区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进而逐步实现区域法治一体化提供了环境和土壤。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粤港澳地区,湾区作为一个区域是一个整体,是国家把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国家战略安排。在这种背景下,应当结合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法域的法治状况,建构区域法治一体化的理论,寻找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有效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湾区的逻辑起点是区域,是区域的一种特殊形态。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论依据是区域一体化的理论。伴随着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发展,以巴拉萨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模型最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区域一体化主要是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当中,区域法治而不是区域法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因为单纯的区域法律制度不足以支撑和解决区域一体化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指粤港澳三地法治从开始合作到最终融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个部分发生的变化,并向新整体特征演化的阶段性的过程或者状态。在这里,法治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融合才是一体化,一体是目标,化是过程或者状态。这个过程或者状态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为一个模式化的理想类型。借鉴巴拉萨关于区域一体化的阶段和表现形式的论述方式,区域法治一体化的阶段可分为区际法律合作、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统一区域法律标准以及区际法律融合四个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对区域法治一体化理论的具体化。区域与法治的概念自洽性来源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种分权不是主权的分割而是治权的让渡。治权让渡的是限于存在一定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上的治权。香港、澳门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围绕这些公共产品所进行的合作、分配与调整,既是法治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不会影响港澳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借鉴涵洞的原理,在维护现有文明和一国两制现状的基础上,实现法治交融,平衡各种力量,逐步实现法治一体化是现实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需要路径。在路径的选择上,应当以软法为主,硬法为辅。在硬法路径、软法路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硬法和软法之外的松散型法制协调路径中,可以依照一定的选择方法,排除松散型法制协调、区域共同规章、赋予法律效力的行政协议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区域政策、区域协议、区域示范法、区域判例法和区域立法,可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主要路径。我国区域法治丰富的实践证明,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议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不是一个需要讨论是否可行的问题。作为法治一体化路径,区域政策群、具备区域法治特征是对区域政策形式和内容的要求,而区域政策和区域法律之间的角色交互与相互实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法治化的重要考量因素。区域协议可分为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司法协议和区域民事协议三种类型,其法律效力及等级、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各有不同。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和区域判例法是推进法治一体化的重要路径。在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全面管治权理论的背景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粤港澳制定实施示范法的实践,以及粤港澳法律语义规范结构与示范法相匹配等因素为区域示范法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在实体法——程序法——冲突法的链条中,制定区域实体法示范法有利于根据双方的意思自治原则,化解部分区际法律纠纷,减少区际法律冲突。判例法模式分为英美判例法模式、判例式司法解释模式、指导性案例模式和专门法院判例模式。在这四种模式之外,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建立区域判例法。区域判例法是通过对区域内判例或案例一定形式的确认,使判例或案例背后所体现的法律规则、原则或者解释,成为指导区域内各法院审判案件时统一适用的标准和要求。区域判例法可分为元判例和共通例,应当是粤港澳的共同先例,并为粤港澳共同遵循。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区域立法具有宪法和授权立法的依据。可供粤港澳大湾区选择的区域立法模式主要有国家统一立法、区域合作立法、区域认可立法、区域内特别合作区立法和区域单边立法。

李黄萍（LEE WONG PING）^[8]（2019）在《基于学习差异的大学普通话教学研究 ——以香港教育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大学普通话是很多高校的必修课,有着不同于其他课程的特性。大学普通话是语言技能的训练课程,包括听（聆听）、说（说话）、读（朗读）、写（拼音译写）四个方面,以及这四种技能综合运用的能力。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学人员常会面临着学习者学习差异很大的教学困扰,大学现有的普通话课程到底是否适合学生学习的程度,如何针对学生的学习差异教授普通话等都成为普通话教学的难点。本人希望透过研究,寻求适合学生不同水平的普通话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教学策略,以帮助每一位学习者切实提高普通话水平。目前大学普通话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大学新生普通话水平非常参差。由于学校行政安排困难,故所有未豁免修读普通话增润课程必修科目的大学新生,都必须修读《初阶普通话》和《进阶普通话》,致使每班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会出现相差几个等级的现象。由此导致教师对教学内容难把握;课堂活动难合拍:学生的学习兴趣易流失。第二,学生缺乏学习动机。香港教育大学的普通话必修科目是没学分的:有些学生对普通话理解有偏差,认为普通话也是方言,为了扞卫粤语,抗拒学习普通话。另外,大部分普通话科目的上课时间也不太理想。第三,每班学生人数较多,教师容易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不利于展开差异化教学。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外文献的梳理,了解差异化教学的内涵及特点,探讨学习者学习差异的类型及其归因,寻求差异化教学思想对大学普通话教学的启示,进而探讨基于学习差异的大学普通话教学的有效策略。本研究共有六个部分,包括绪论及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缘起,通过对大学普通话教学的反思（主要是针对香港教育大学的普通话教学）,参考关于差异化教学的相关研究,敲定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2012-2013年度香港教育大学（前香港教育学院）公布校内的语文教育政策,对学生离校时要掌握的普通话水平有一定的要求。这无疑是给教师带来一定的挑战,如何让所有学生都能达到出关要求,是本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第一章探讨差异化教学思想及其对大学普通话教学的启示。通过厘清差异化教学思想的内涵及基本理念,顺藤摸瓜,探究学习者学习差异的类型及归因,以及差异化教学思想为大学普通话教学带来的启示。第二章探寻诊断大学新生普通话水平差异的测试工具。说明普通话测试工具的研制方法,介绍“专上普通话测试（TPT）”①的测试内容,测试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如何利用“专上普通话测试（TPT）”筛选、分流新生。第三章介绍基于学习差异的大学普通话教学内容的设计。从大学普通话课程主要科目架构,到不同水平教学内容的编选理念、原则与组织,均体现着差异化教学思想及理念。新教材的试用获得专家、教师和学生的肯定与赞赏。第四章主要探讨如何开发、应用大学普通话自学资源,照顾学习者的学习差异。其中包括介绍建构自学资源的起因;大学普通话线下和线上自学资源的设计与建构。包括自学资源的内容编排、能力训练规划、以及线下、线上自学教材的特点。第五章探讨基于学习差异的大学普通话教学策略。本研究归纳了四大策略:第一,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已有知识的衔接。如准备活动要切合学习者的生活经验,可充分利用学生已具备的粤语知识,通过与普通话的比较来学习。第二,注意在集体中照顾个别差异。如引导学生基于自己的水平建构普通话语言知识,利用支架式教学照顾学习差异,通过教学互动关照学生差异,且在集体教学中加强个别指导。第三,对不同水平的学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通过“大学普通话测试”结果优化教学,让学生一入学就清楚了解自己的普通话水平,知道自己的普通话水平与学校规定的普通话出关要求还有多大距离,从而学生可以在修读普通话科目时,更有目标和方向,为尽可能缩短这一距离而努力;利用普通话科目学习评估优化教学,大学普通话所有普通话科目的评估形式,都是采用进展性评估与总结性评估结合的模式进行的。通过聆听与认辨、拼音、口语几个方面能力的评核,判断学生的普通话能力水平。评核的目的是让学生和教师在学与教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改善。评核可以让学生了解自己普通话学习的长处和短处,知道进一步需要达成的目标,根据评估的回馈,改善学习,寻找达到目标的更好方法。评估也可以让教师诊断每一位学生普通话学习的长处和短处,及时为有需要帮助的学生施以援手,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回馈,让学生知道如何改善自己的学习。除此之外,也要充分利用有效课堂回馈优化教学,一个有效回馈,其实就是在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目标,就是学生需要学习什么知识;第二个问题是距离,就是学生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第三个问题是方法,就是学生如何才能缩短这个距离。第四,提供多元的学习模式。例如:普通话诊所、普通话工作坊、学生导师辅导、自主学习模式等。

区少铨（Au Siu chuan）^[9]（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龙群^[10]（2019）在《内地赴港旅游者主客边界感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思付诸实践的第一地区。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只有一个国家主权,一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各级地方政府由国务院统一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实行与国家主体不同的制度,但不改变中国单一制国家本质,可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体现了高度创新性。旅游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数据表明,随着“自由行”政策的逐步实施,香港已迅速发展成为目前国内重要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但基于“一国两制”视角去探究内地居民关于香港的旅游体验之学术研究并不多见。笔者认为,边界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也是社会人际交往的前提和关键。边界不仅存在于空间,还存在于心理上,“边界”概念在解释内地赴港旅游者与香港接待地居民之间主客交往过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心理性边界的存在是否会成为内地游客到访香港的某种动机和旅游兴趣?第二,内地游客关于主客边界的感知呈现什么特征?且具体过程如何?第三,内地游客会采取哪些行动策略以降低主客交往的边界感体验?笔者将内地赴港旅游者关于主客边界的感知分为物理的、政体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等五个层面,综合援引旅游消费“享乐论”、代际理论、国家认同理论以及协商理论等,采用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问卷数据（有效问卷689份）和访谈文本数据（访谈样本17人）,着重分析了内地赴港旅游者与香港接待地居民之间“相遇”、“去边界”以及“协商”等若干交往阶段,较理想地还原和揭示出主客关系的本质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同为中国人,却因曾经的历史原因导致双方之间客观存在某种心理性边界,这确实成为内地游客到访香港的动机和旅游兴趣之一。第二,内地游客对香港五个层面的边界感知从较强到较弱依序为政体边界感知、经济边界感知和文化边界感知、物理边界感知、社会边界感知,且与内地赴港旅游者长居地与香港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其“出生年代”、“学历”等人口学特征相关。第三,内地游客主客边界感知的形成过程包括“赴港前”、“跨越地理边界时”、“相遇中”等三个阶段。其中,“想去而不得去”使得“向往”变成“神往”,这形成内地旅游者与香港之间最初的边界感;内地游客跨越两地海关、接受过境检查时,“跨越地理边界”一方面会增强内地游客的新奇、兴奋、去边界等积极旅游体验,另一方面也会令他们对香港产生某种距离感;内地游客与香港（地、人）真正“相遇”实施旅游行为时,其心理性边界感知在政体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层面上有不同程度显现。第四,当感知到两地政体层面的边界时,内地游客会基于旅游消费主义、自我意识、国家认同情怀等三类心理状态的驱使而采取“避开”、“想去了解”或“直接拒绝”等行动策略;当感知到两地的文化边界时,内地游客会采取随环境而变等策略;当感知到两地的社会边界时,内地游客会受“过客式”旅游心态的影响而有意降低边界感。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重视内地赴港游客动机的新层面揭示;丰富和重新解释主客关系的“边界”分析框架;进一步论阐述旅游的社会文化实践意义,提出内地赴港旅游者存在从“旅游消费主义”到“国家认同情怀”之心理特征序列这一重要观点。在旅游营销及目的地管理领域,本文揭示出内地赴港游客的代际体验差异,强调重视两地民众关系的细致特征研究。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边界概念的操作化还需要经历多个案例检验,原始数据缺失了中国东北地区,最终的理论提升也比较有限。笔者认为,香港并入中国高铁网,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建设等,都将深刻影响内地民众赴港旅游行为,两地主客关系亦会呈现更多新的特征,但香港融入祖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为此做出更多的贡献。

二、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之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香港特区政府“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作用研究 ——以“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提升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法理分析 ——以2018年香港立法会补选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6）香港回归廿二年 推普工作面面观（论文提纲范文）

（7）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学习差异的大学普通话教学研究 ——以香港教育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内地赴港旅游者主客边界感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之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香港特区政府“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作用研究 ——以“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为例[D]. 蔡一聪.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深圳语言文字事业四十年[A]. 禤健聪,管鑫. 语言生活皮书——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2021
• [3]语言、身份与运动框架：三次香港“中文运动”的框架策略研究[J]. 林斯娴. 港澳研究, 2020(03)
• [4]提升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法理分析 ——以2018年香港立法会补选为切入点[D]. 董颖. 河南大学, 2020(02)
• [5]香港“两文三语”格局：挑战与对策建议[J]. 李楚成,梁慧敏. 语言战略研究, 2020(01)
• [6]香港回归廿二年 推普工作面面观[J]. 田小琳,陈茜. 中国语言战略, 2019(02)
• [7]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D]. 荆洪文. 吉林大学, 2019(02)
• [8]基于学习差异的大学普通话教学研究 ——以香港教育大学为例[D]. 李黄萍（LEE WONG PING）.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9]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内地赴港旅游者主客边界感知研究[D]. 龙群.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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