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允许的紧急保护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韩逸畴[1]（2021）在《国际规则的“结构性挑战”:以贸易协定中的例外规定为例》文中提出例外条款是条约设计中的精华所在。很多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中都包含有关安全措施方面的一般例外条款,表明普通经济活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安全例外条款使国家安全和经济全球化成为战后自由主义秩序中两个独立的领域。然而,当前世界贸易体制不得不应对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能源安全等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国家安全威胁。此外,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上升到"国家安全威胁"的级别。近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给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这就提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避免安全例外条款被当成政治理由,即作为掩饰或使贸易保护主义实践正当化的一种方法。对安全例外不加限制的依赖,将导致一项条约下已被接受的义务完全受制于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因此,对安全例外的援引需要受限于其措辞确定的具体情形,并由国际性法院或法庭加以审查。世界正处于"风险社会"时期,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条约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在设计可驯服不确定性的例外和最小化其被滥用的风险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是条约设计中一项"结构性挑战"。
贾辉[2]（2021）在《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全球外商投资的金额呈增长趋势,中国对外投资也呈持续增长态势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也出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忽视环境问题将成为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也在增加。本文包括前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正文包括六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第二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第三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第四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第五章（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本文通过综合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探讨了预防原则,包括双边/多边投资协定与预防原则、国际投资项目环境评估与预防原则、绿色金融与预防原则。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与环境保护,本文围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研究了NAFTA、USMCA、CPTPP、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比较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对中国所参与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环境事件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之后,该章节介绍了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指出环境影响评价是减少投资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重要预防措施,结合《埃斯波公约》等多边国际条约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与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相比较,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进行了讨论。最后,该章节探讨了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从绿色金融的定义和重要意义出发,梳理了绿色金融相关之国际法体系,结合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立法实践,比较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探讨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方面的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构成要件,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将国际投资行为区分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两种情形讨论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其次,该章节探讨了私人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比较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环境损害国家归责之要件分析,讨论了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国家归责问题。本文还从投资国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分担机制、免责情形等内容。关于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本文首先讨论了核电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核电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核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再结合中国核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和中国国内立法分析,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签署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参与英国核电项目为例,分析了中国核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核事故之国家责任。其次,该章节探讨了航天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航天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航天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营救协定》、《月球协定》等,结合中国航天企业“走出去”之概况,以假设案例的方式,探讨了“走出去”的中国航天企业一旦发生航天事故,是否会引发中国的国家责任等问题。最后,该章节探讨了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石油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石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勘探、开发海底矿产资源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再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石油污染之潜在风险,并区分事故造成海洋污染和陆地污染分别就国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进行了分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应重视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本文分别在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中国特定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方等方面,分别提出了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议。
李伟[3]（2020）在《美国贸易法“232条款”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美国贸易法中重要的防守工具,《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节规定:如果商务部长认定某一物品的进口可能威胁损害国家安全,总统有权采取行动“调整”（“adjust”）该项进口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232条款”详细列举了行政机关认定“威胁损害国家安全”的实体标准,包括“必要物资”“紧急状态的物资储备”“进口对国内福利的影响”“外交政策考虑”“确定进口限制的效果”五个要素。作为国家安全条款的“232条款”,对“国家安全”这一核心要素未予以明确,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兼具传统军事安全和贸易救济的双重属性,因而“232条款”是国家安全条款和贸易救济条款的混合体。在美国国内贸易法中,由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先天内设了经济安全,导致“232条款”与“201条款”（即保障措施条款）具有一定相似性,但“232条款”并非“201条款”的变体,因二者的援引情形、调查程序、认定标准等均不相同。同时,结合上诉机构在“印尼特定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中认定的结论,“232措施”难以满足认定保障措施所必须的元素,如其缺乏“损害分析”,因此,“232措施”也不属于WT0法层面的保障措施。尽管如此,鉴于“232措施”不符合GATT第二十一条的援引条件,其不具备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对此,我国在今后在面对“232措施”时,应积极配合“232调查”中的听证,必要时以企业为主体进行跨国诉讼,同时不惧将“232措施”引入WTO的轨道。
钱凯[4]（2020）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国急需在推动国际投资贸易发展的同时,寻求国家安全利益和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作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例外免责条款,正是中国在诡谲多变的国际投资环境中站稳脚跟的重要基石。为全面探究各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特点,本文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政策中心UNCTAD数据库中的3301个国际投资协定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其中有349个国际投资协定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进行了规定。本文以这349个国际投资协定为基础,集中探讨了各类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自我判断属性、援引范围、适用原则等问题,分析了不同条款间的共性与差别,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参与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实践情况,提出了初步完善建议。全文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计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广义和狭义角度确定“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核心内涵:“国家安全利益”和“例外免责”,提出“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一般性定义,即在特定条件下适时排除缔约国行为违法性的条款。同时,追溯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第二部分,分析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属性及可审查性。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有自我判断性质和非自我判断性质两类,非自我判断性质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接受国际争端处理机构的全面审查,而自我判断性质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仅接受其善意审查。第三部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依据所界定的“国家安全”范围,可归纳为概括式和列举式两类,包含与刑事或刑事犯罪有关、公共基础设施保护、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相关等各类要素。其中,“经济安全”与“战略性产业保护”同属于“国家安全例外”范畴。第四部分,无论条款内是否有善意原则的明确规定,在适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时都要做到善意原则的基本遵循,从国际习惯法角度要求缔约国在条约上善意履行和善意解释,国际争端处理机构在实践中善意审查。第五部分,现阶段中国缔结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存在条款适用率低、缺乏统一规范、内容规定模糊、未做可审查性保留的问题,建议在缔结国际投资协定时,要全面纳入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规范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框架、界定“国家安全”范围、约定条款的可审查性保留。
曹亚伟[5]（2018）在《强权还是规则:美国单边贸易措施对WTO的解构路径分析——基于多边规则与国内法之间的权力划分》文中研究指明本次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尝试利用WTO多边机制存在的固有缺陷寻求在WTO框架内建立其所实施的单边贸易措施的适法性,通过利用形式上兼容于WTO的国内法条款,以超出WTO议题范围的缘由实施单边贸易制裁,并在适用过程中对DSB未曾释明的规则进行扭曲解释,对WTO多年来精心维系的多边机制与国内法之间的权力平衡构成严重挑衅。现行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能够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否定"301条款""232条款"及其调查行为的合法性,但终因WTO争端解决的时间迟滞、解释的被动性与个案局限性以及欠缺对恶意违法的惩罚机制而使DSB打击单边贸易措施的效力大为减损。为此,有必要改革现行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快速宣告违法程序及其配套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明确对适用缘由超出WTO议题范围而实施方式违反WTO义务的贸易措施的管辖权,并建立WTO规则的释明程序,在不减损DSB权威性与公正性的前提下,增强WTO多边规则应对单边贸易措施的能力与效率,有效打击单边贸易措施,维护WTO多边规则的拘束力。
钱清[6]（2019）在《美国232调查的法律分析及中国因应》文中研究表明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指示美国商务部,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的规定,针对外国进口产品是否会危及美国钢铝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发动了“232调查”（以下简称“232调查”）。随后,美国商务部立即对进口钢铝产品是否会威胁或损害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并且调查结果显示进口钢铝有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进而建议总统采取课征附加税、进口配额或禁止进口等调整措施。美国总统发布的这一指示,其背后原因不言而喻,其长期以来一直将全球钢铝产能过剩的矛头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的国内钢铝等金属制品产能过剩造成的。如所周知,从法律规范的性质上来看,“232条款”是美国的国内贸易法条款,并不属于国际法,也就不具有调整国际贸易的权能。因此,美国对全球钢铝发起的“232调查”,其实是一次将美国域内法适用于域外的非法行为。对此,美国政府坚称钢铝“232调查”符合GATT第21条之“安全例外”条款的援引条件,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目的而实施的必要措施。但是包括我国和欧盟在内的多个WTO成员均认为,美国在以国家安全之名义,行课征高额进口钢铝关税之实际,违反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和《保障措施协定》相关规定,是典型的非法贸易保障措施。笔者在对美国国内相关立法演进进行梳理后,发现“232调查”其实是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又一有力工具,背后的考量是美国当局对国内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宏观而言,特朗普总统抛弃了美国奉行长达七十年之久的国际自由主义立场,转向了现实主义立场并以此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在美国国内层面,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特朗普政府为了达成促进美国经济繁荣这一核心目的,其将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数次“232调查”的历史实践,表明该调查具有保护国内制造业经济安全的考量,而这完全与特朗普政府政策相契合;在国际层面,其实GATT第21条之“安全例外”条款从未对国家安全措施加以定义,而为了维护WTO机制的运行权威,过去WTO成员也多有意避免援引这一条款。因此,通过对“安全例外”条款的分析以及对钢铝“232调查”属性的认定,关乎到我国应对措施的合法性。为此,笔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首先,通过分析“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与其司法实践,发现该条款的适用有诸多限制;通过分析美国发布的调查报告,发现钢铝“232调查”主要维护的是国内产业安全,即经济安全;前后二者对比发现,后者超出了“安全例外”条款旨在保护的“基本安全利益”范畴,即不符合GATT第21条的适用范围。其次,在特朗普政府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下,“232条款”所衡量的“国家安全”即是经济安全;结合特朗普政府依据钢铝调查报告所启动的措施可知,在实施效果上钢铝“232调查”所启动的调整措施与贸易保障措施高度重合。就此,认为“232调查”实属贸易保障措施。再次,既然钢铝“232调查”是对“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如果美国主张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取得胜利,则会对全球自由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也会使WTO机构的权威荡然无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实现贸易自由化是国际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着被其他国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问题。为此,我国及时采取了反制+WTO诉讼的策略以应对美国“232调查”,但是这两项应对措施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存在一定难度。基于此,笔者围绕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出发,立足于当下和未来,对我国后续采取其他符合国际法律规范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国内层面主要从加强对美贸易救济机制的研究、完善我国的国家安全贸易立法以及继续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改革三方面出发;国际层面则积极运用多边救济渠道:多样化的司法救济和外交对话。此外,针对WTO机制的改革,我国也积极参与并提出具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案。
裘韵[7]（2019）在《论数字经济影响下贸易壁垒新形态的法律规制困境》文中提出国际贸易壁垒的产生与发展通常受到目的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环境因素或媒介因素的影响。从以关税、配额为主的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弱化,到承载环境、劳工、技术问题的新型贸易壁垒占据主导,代表着国际贸易壁垒体系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发展。第二阶段,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贸易的新业态——数字贸易成为主流,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壁垒则反映了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壁垒的新变化,即产生了贸易壁垒的新形态,主要表现为:限制措施所针对的对象从贸易活动本身转移至开展贸易所必需的重要媒介（信息、数据、网络）;措施被采取的理由大多与“安全”问题挂钩,除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外,还牵涉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贸易壁垒的新形态给法律规制带来了诸多难题:一方面,各国法规或政策选择背后的价值取向暗示了不同领域的法所保护的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在新兴的网络空间法视角下,网络、信息、数据等媒介本质上属于网络安全国际法规制的范畴,基于数据主权理论,采取的限制数据或信息服务的措施合情合理。但当这些措施同时构成贸易壁垒时,为了实现全球数字贸易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法有必要介入进行必要的规制,此为一重冲突;同时,互联网对人权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法与人权法因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产生二重冲突。另一方面,新形态的出现为肩负着维护国际经济秩序重任的WTO法带来了挑战。首先,适用的贸易规则的属性难以界定,尤其是针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壁垒应适用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规则仍有争议;其次,即使为了规则适用的一致性考虑而选择服务贸易规则来认定成员国根据具体承诺需要承担的义务,也要先解决GATS中涉及数据存储、移动的服务部门参照的分类依据陈旧所带来的具体承诺分类认定和解释难题,且新出现的技术型服务还可能覆盖两个或以上的服务部门,如云计算服务等难以归类;最后,一旦真正进入到具体的争端解决环节,若被诉成员国援引GATS第14条的般例外或安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WTO争端解决机构还需对此展开严格审查,判断是否满足援引的条件,但新形态下采取措施目的的隐蔽性与先例的局限性可能导致争端解决机构在审查或行使解释权时遭遇困境,对援引例外条款限制过严过过宽都可能触及当事方与其他成员方利益,引起反弹。从贸易壁垒新形态的特点及其反映的法律问题来看,对其进行规制应是一个需要协作并牵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首先,WTO作为国际经济领域权威的国际组织应趁热打铁,将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列入WTO进程,呼吁成员方积极参与数字贸易相关议题的讨论,督促尽早完成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以进入正式的谈判阶段,避免成员方提交的议案无法落实,沦为空谈;其次,在新规则未成形,而现有规则具有模糊性时,法律解释应成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实现善治的重要方法,在解决成员国因贸易壁垒新形态下的措施而产生的争端时,应审慎通过法律解释弥补现有规则的漏洞并严格限制成员国对例外条款的援引;最后,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各主权国家不可只重国内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全球发展利益,在立法时应自觉遵循比例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并及时检视修正具有歧视性或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规则,以减少贸易壁垒,共同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目前存在着国内立法偏重跨境电子商务,而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未能形成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色的规则或标准,对国家间关于数据跨境传输合作的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正视国内法规则的空白与缺陷,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需求以形成与国际接轨且符合我国安全诉求的规则,并积极参与WTO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与制定,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
周艳云[8]（2019）在《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232条款”展开“232调查”,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公布《钢铝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得出钢铝进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结论。美国总统依据调查报告颁布总统令,决定对中国、欧盟、俄罗斯等多国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与10%的进口关税。此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印度等国采取反制措施以对抗美国“232措施”。至此,美国“232措施”导致贸易战的全面爆发。美国“232措施”引发美国与被征“232关税”的国家之间双方互将对方诉至WTO争端解决机构。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是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的廓清对232贸易争端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美国企图凭借1962年《美国贸易扩展法》中的“232条款”规避WTO《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使之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中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推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实施其贸易霸凌主义的有利工具。因此,对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极具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中国是美国“232措施”的主要针对国和受害国,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而言更具重要理论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在美国“232措施”的WTO争端中,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争议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美国“232措施”的法律性质的认定问题;美国“232措施”与WTO保障措施规则的相符性问题;美国“232措施”与GATT1994规则的相符性问题;美国“232措施”与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的相符性问题;“232措施”的反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美国“232措施”的正确定性是解决“232措施”合法性问题的前提。美国“232措施”在措施的构成、特征、功能、核心要素方面均与保障措施相一致。美国的232措施无论是在措施的外在形式方面还是措施的内在实质方面,均与保障措施均极度契合。因而,美国的232措施应定性为保障措施。然而,美国“232措施”并不符合WTO保障措施规则所规定的国家合法实施保障措施的标准。首先,美国“232措施”不符合WTO保障措施的实体性规则。美国“232措施”违反WTO保障措施实施条件规则,违反保障措施的对应性原则、违反禁止采用“灰色区域措施”规则,违反保障措施实施限度规则。其次,美国“232措施”不符合WTO保障措施实施程序规则,美国违反保障措施调查、通知和磋商中的必为性义务。美国“232措施”不但不符合WTO保障措施的货物贸易的特定规则,也不符合GATT1994中货物贸易的一般规则。美国在实施“232措施”的过程中违反GATT1994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中的必为性义务,违反关税减让义务,违反贸易条例实施中的透明度义务,违反不得采用数量限制措施的禁止性义务。美国违反上述WTO义务的责任不能基于GATT1994第21条国家基本安全例外条款而免除。因为美国“232措施”与GATT1994第21条国家基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诸多标准相背离,美国“232措施”不符“国家基本安全利益”标准,美国“232措施”保护的利益并非“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美国“232措施”不符“必需”基准,美国“232措施”实施情形不属“国际关系的紧急情况”,美国“232措施”悖逆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援引义务。美国不能基于GATT1994第21条而享有安全例外免责的权利。此外,232反制措施的合法性问题亦是美国“232措施”争端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232反制措施具有WTO合规性,无需DSB事先授权,符合WTO《保障措施协定》中止减让规则的规定。在WTO外部国际法视域中,232反制措施实质为反措施,反制符合国际习惯法中的反措施规则。同时,反制措施实施时应遵循措施实施前提、程度和目的上的限定和边界。在政府应对方面,中国政府应采用WTO争端解决等多种救济方式,如合法适当的反制、积极推动国家间磋商与合作、利用WTO贸易政策审评机制对美国施加舆论压力、争取掌握世贸组织反制规则和国家安全例外规则修订的话语权,建立针对美国“232措施”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在企业应对方面,我国企业应积极参与232调查及其听证会,有效利用产品排除规则,必要时诉诸美国国内法院以维护本企业合法利益。在立法应对方面,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设置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的法律规则。同时,我国应制定中国贸易救济的综合性专门法,并优化和完善我国出口贸易救济法律制度。美国推行“232措施”等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借由“232措施”等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攻击和排挤对美国经济和政治霸主地位存有威胁的任何国家。希望世界友善、各国团结一致共同抵制美国的不公平和歧视性的“232措施”,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稳健,增进国际社会的永续繁荣与良性发展。
杨秀峰[9]（2019）在《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CP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已于2018年3月8日成功签署,其使TPP协定多舛的命运最终尘埃落定,其中CPTPP中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章节（以下简称《SPS协定》）沿袭了TPP协定的文本内容。本文是本人在对CPTPP进行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写作而成。本选题对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继续深化对CPTPP规则的挖掘和探索,明晰CPTPP卫生与植物卫生的主要条款,明确CPTPP框架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优势与缺陷。同时,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条款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WTO《SPS协定》的基础以及TPP协定上所产生的,本文对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条款进行研究,也将从侧面厘清CPTPP与WTO、TPP协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相关实证进行分析,将对日后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条款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启发。由此,本文创新其一是对CPTPP框架下的CPTPP卫生与植物卫生条款研究,其二将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条款与WTO《SPS协定》、TPP相比较,论述其差别与联系。CC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条款与贸易之间具有特殊的联动影响——既相互抑制又相互促进,这使得SPS措施从最初的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极易演变成为各国政府采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研究CPTPP中《SPS协定》的“科学与风险分析”条款、“透明度”条款和“适应地区条件”条款以及此类条款的国际发展趋势。在我国农业贸易经历SPS措施的今天,笔者尝试提供一些应对措施。另外,对卫生与植物卫生法律的一些实证分析,也将对我国在贸易活动中对卫生与植物卫生相关措施的实践提供一些启发。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对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首先对CPTPP框架下SPS条款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本文在此部分主要阐述了CPTPP引入SPS条款的原因,如完善了TPP的框架,又如SPS条款作为某些国家进行贸易壁垒的手段对其他贸易相关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WTO框架下一些SPS条款久久未能形成专门性程序规定导致适用困难,最后还有自贸协定谈判的特点——内容相对集中、形式相对灵活——相对使得自贸协定谈判更易达成妥协和共识,从而使SPS谈判在相对平等且可预见的基础上达成。除此之外,本文还对涉及的规则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二部分:本文对CPTPP框架下的SPS协定第7.7条的“适应地区条件”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SPS措施必须适应地区条件的义务,且运用俄罗斯针对欧盟猪肉进口禁令案对“适应地区条件”问题进行启示性的解释。第三部分:本文对CPTPP框架下的SPS第7.9条的“科学与风险分析”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风险”的概念加以明确,并且对风险的特质——可能性和确定性进行了界定。其次明确了风险管理和分析的概念以及风险评估时需要考虑的因素。随后,通过对日本苹果案进行的详细评论和评述,对符合“科学与风险分析”条款的要件进行了启示性的说明。第四部分:本文对CPTPP框架下的SPS第7.13条的“透明度”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CPTPP对成员提出的透明度要求,随后明确了“需要通知的法规”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最后,本文通过分析欧盟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透明规则的实践,认为欧盟在通知卫生与植物卫生法规方面的措施具有指导性。第五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本文探索了SPS条款的发展趋势,对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的SPS条款、区域贸易协定中的SPS条款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SPS法律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黄金宇[10]（2018）在《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贸易多边体制的支持者,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明显加快了签署FTA的步伐。截止到2018年7月,日本已经完成了17个FTA的签署,8个FTA正在谈判,其中日本-哥伦比亚FTA实质性达成一致,RCEP、日本-加拿大FTA均表示要在2018年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土耳其FTA和中日韩FTA正加紧谈判,实际上只有与海合会和韩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中,尤其是日本-欧盟FTA的签订使日本从落后的状态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排头兵”,与韩国并肩领跑。在FTA谈判中,农业议题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产品贸易进行保护。随着FTA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日本这样巨大且贸易保护水平很高的农产品市场时FTA谈判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国际贸易自由化大潮中,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着巨大考验,在不断加强的保护中日益衰落的日本农业已经无力经受自由化的冲击。日本FTA谈判在两难困境下取得了显着效果,既推动了本国FTA谈判进程,又较好地保护了农产品市场,因此对其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值得进行研究。文章以日本FTA进程中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运用“双层博弈”模型总结了五种谈判模式的建立、构成和推广,分析了五种模式产生的历史和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现实根源,在对谈判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2006-2015年十年间的农业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形成了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经验。文章认为,日本深入地思考并灵活运用关税手段,通过设置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文章提出了中国在FTA进程中农业议题谈判以及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的建议,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最重要的对象国,中国耕地少、农产品竞争力弱等特点与日本类似,如何借鉴日本谈判模式推进FTA值得思考,做到有的放矢,占据有利地位,既保证谈判结果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扩大中国农产品出口。文章分为7章展开。第一章是绪论。说明了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研究意义和目的,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梳理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评价。第二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制定等相关理论,建立了FTA协定签署或不签署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国际政治学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理论要求保护农业贸易与国际主流经济学要求建立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建立了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第三章是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梳理了日本FTA的签订过程,总结了日本FTA的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等五个主要特点,并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决策体制之间的分歧、国际上的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农业保护现状等方面对日本FTA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的谈判模式分析。归纳了日本十多年来在外务省、经产省、农水省等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在FTA具体谈判实践中的五种谈判模式,即: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在双层博弈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上述模式的建立、“赢集”的构成、谈判的探索与实现及复制与推广。第五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日本悠久的农业保护政策构成了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持续低迷、粮食依赖进口、利益集团博弈等经济、外交、政治因素是现实根源。通过对全球化、区域化两个阶段分析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三个FTA农产品贸易降税模式的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探讨了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第六章是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和实证分析。在建立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日本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若做出较大让步将面临巨大的农业经济损失和政治风险,因此遵循着尽量不做让步、尽量保护农业核心利益、尽力争取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安全等方面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实证方面,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东盟等12个国家或地区在2006-2015十年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关税、人口规模、贸易距离、人均GDP、实际GDP增长率、农产品生产总额、汇率、物价增长率、是否同盟国、FTA是否生效对日本农产品贸易额和对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影响。在分析中发现关税税率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既对进口价格、数量产生影响,又对进口、出口产生影响,尤其是与FTA是否生效交互发生影响。分析表明农业议题尤其是关税谈判在FTA进程中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日本通过复杂的关税减免模式既保护了本国农业又推进了FTA,取得了良好效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谈判经验。第七章是启示与建议。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了中国FTA进展现状和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比较详尽地提出了中国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同时就推动RCEP和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分别提出了建议。
二、WTO允许的紧急保护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允许的紧急保护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2）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前言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问题 |
| 一、国际投资与其环境效应问题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问题 |
| 三、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的法律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律制度 |
| 一、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和案例 |
| 二、投资国关于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三、东道国关于外商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四、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之法律协调 |
| 第三节 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及其问题 |
| 一、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介绍 |
| 二、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与预防原则 |
| 一、预防原则之概述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国家预防责任之体现 |
| 三、中国境外投资中预防责任之体现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 |
| 二、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相关之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 |
| 二、各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环境条款中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之环境条款 |
| 二、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现状 |
| 三、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完善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一、传统国家责任理论 |
|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致国家责任 |
| 三、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之具体构成要件分析 |
| 四、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分析和完善建议 |
| 第二节 私人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一、域外私人行为之国家归责 |
| 二、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 |
| 一、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相关国家责任的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一、跨界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三、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机制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之免责情形 |
| 一、同意或重大过错 |
| 二、不可抗力 |
| 三、危难和危急情形 |
| 四、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 |
| 第五章 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第一节 核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核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责任分析 |
| 三、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二节 航天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航天领域事故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三、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石油产业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赔偿责任分析 |
| 三、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美国贸易法“232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美国贸易法“232条款”之概览 |
| 第一节 “232条款”及其产生背景 |
| 第二节 “232条款”的历史变迁 |
| 一、1954年至1958年的三部《贸易协定延展法》 |
| 二、《1962年贸易扩展法》(经修正)与《1974年贸易法》 |
| 三、《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
| 第三节 “232条款”的具体规定 |
| 一、“232条款”中的实体规则 |
| 二、“232条款”中的程序规则 |
| 三、“232条款”的实践 |
| 第二章 美国贸易法“232条款”之性质 |
| 第一节 “232条款”中“国家安全”的双重性 |
| 第二节 “232条款”的国家安全属性 |
| 一、“232条款”以满足国防需求为核心目标 |
| 二、“232条款”与其他国家安全条款的关系 |
| 第三节 “232条款”的贸易救济属性 |
| 一、“232条款”以贸易救济为手段 |
| 二、“232条款”与其他贸易救济条款的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贸易法“232条款”之违法性 |
| 第一节 美国贸易法“232条款”的国内违法性 |
| 一、美国钢铁协会等诉美国案件情况 |
| 二、禁止授权原则与三权分立原则 |
| 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本案中存在的问题 |
| 四、“232条款”对美国国内法之违犯 |
| 第二节 美国贸易法“232条款”的国际违法性 |
| 一、“232措施”是否属于WTO框架中的保障措施 |
| 二、“232措施”是否符合GATT安全例外条款 |
| 第四章 美国贸易法“232条款”与中国 |
| 第一节 美国采取“232措施”的原因 |
| 一、对中国的警惕 |
| 二、美国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
| 三、美国对WTO的不满 |
| 第二节 美国贸易法“232措施”的影响 |
| 一、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
| 二、对贸易伙伴的影响 |
| 三、对WTO秩序的影响 |
| 第三节 我国对美国贸易法“232条款”的因应措施 |
| 一、WTO诉前的反制措施 |
| 二、WTO层面的应对 |
| 三、国内层面的应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着作或论文 |
| 致谢 |
（4）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属性 |
| 1.2.2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 |
| 1.2.3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审查 |
| 1.3 研究方法与路径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概述 |
| 2.1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定义 |
| 2.2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演变 |
| 第3章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属性 |
| 3.1 自我判断性质 |
| 3.1.1 自我判断性质的界定 |
| 3.1.2 自我判断性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审查性 |
| 3.2 非自我判断性质 |
| 3.2.1 非自我判断性质的界定 |
| 3.2.2 非自我判断性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审查性 |
| 第4章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 |
| 4.1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的“国家安全”的界定 |
| 4.1.1 列举式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
| 4.1.2 概括式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
| 4.2 经济安全与战略性产业保护的问题 |
| 4.2.1 经济安全 |
| 4.2.2 战略性产业保护 |
| 第5章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审查 |
| 5.1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的“善意原则” |
| 5.2 国际习惯法中的“善意原则” |
| 5.2.1 缔约方基本遵循:善意履行和善意解释 |
| 5.2.2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善意审查实践 |
| 第6章 中国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现状及完善 |
| 6.1 中国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实践 |
| 6.2 中国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存在的问题 |
| 6.2.1 条款适用率低,存在应用缺位 |
| 6.2.2 条款设置缺乏统一规范,文本规定混乱 |
| 6.2.3 条款规定模糊,缺乏实际操作性 |
| 6.2.4 条款适用规定不明,未做可审查性保留 |
| 6.3 中国完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对策建议 |
| 6.3.1 全面纳入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
| 6.3.2 规范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框架 |
| 6.3.3 界定“国家安全”范围 |
| 6.3.4 约定条款的可审查性保留 |
| 第7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美国232调查的法律分析及中国因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创新 |
| 第二章 美国232调查的法律特点 |
| 第一节 美国232调查的法律依据 |
| 第二节 美国232调查的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232调查与其相关国内制度的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232调查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 |
| 第二节 美国232调查的国家安全考量 |
| 第四章 美国232调查与相关国际规则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232 调查与WTO安全例外规则的合规性分析 |
| 第二节 美国232 调查与WTO保障措施规则的一致性分析 |
| 第三节 美国232调查与欧盟相关规则的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美国232调查与中国应对 |
| 第一节 中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之争 |
| 第二节 中国的应对之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论数字经济影响下贸易壁垒新形态的法律规制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四) 论文创新 |
| 第二章 国际贸易壁垒的新形态概述 |
| (一) 贸易壁垒体系的新发展 |
| 1、贸易壁垒的定义及其类分 |
| 2、影响贸易壁垒形态发展的因素 |
| 3、贸易壁垒发展的新态势 |
| (二) 数字经济催生贸易壁垒的新形态 |
| 1、环境因素——从“电子商务”到“数字贸易” |
| 2、演变的数字贸易壁垒及其特点 |
| 3、贸易壁垒的新形态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贸易壁垒新形态引发的法益冲突 |
| (一) 信息安全与贸易自由的冲突 |
| (二) 人权保护与数据跨境流动的冲突 |
| (三) 协调冲突的路径与原则 |
| 第四章 规制贸易壁垒新形态的WTO法困境 |
| (一) 因数字贸易属性产生的规则适用争议 |
| (二) 对应的具体承诺及相关义务难以认定 |
| (三) 正当关切下例外条款可能被滥用 |
| 1、援引一般例外条款抗辩的情形 |
| 2、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情形 |
| 第五章 规制贸易壁垒新形态的可行路径 |
| (一) 最佳方案:推进全球范围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 |
| 1、区域层面的范式与存在的问题 |
| 2、回归WTO框架启动多边谈判 |
| (二) WTO争端解决机构应积极促进善治 |
| 1、活用“技术中立”的解释原则 |
| 2、严格把关例外条款的援引 |
| (三) 国家应检视国内法的合理性 |
| 1、国家自审的理论基础:国家利益与“非零和博弈” |
| 2、立法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3、提高国内规则的可预期性 |
| 第六章 我国对贸易壁垒新形态的因应 |
| (一) 完善与数字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 |
| (二)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着作或论文 |
| 致谢 |
（8）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学术创新 |
| 六、论证方法 |
| 第一章 贸易战背景下美国“232措施”及其合法性争议 |
| 第一节 贸易战中的美国“232措施” |
| 一、美国“232措施”的实施背景 |
| 二、贸易战中美国的“232措施” |
| 第二节 美国“232 措施”的WTO典型争端 |
| 一、中国诉美国钢铝产品特定措施案(DS544) |
| 二、印度诉美国钢铝产品特定措施案(DS547) |
| 三、欧盟诉美国钢铝产品特定措施案(DS548) |
| 四、美国诉五国232 措施的反制措施案(DS557-DS561) |
| 第三节 WTO争端中美国“232 措施”的合法性问题 |
| 一、“合法性”解析 |
| 二、系争措施中的合法性问题 |
| 三、争端双方诉求中的合法性问题 |
| 四、诉请中的合法性问题 |
| 第二章 美国“232 措施”与WTO保障措施规则的相符性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232措施”的法律性质的认定问题 |
| 一、美国“232 措施”的属性之争:保障措施or国家安全措施 |
| 二、WTO保障措施的构成要件及其认定标准 |
| 三、美国“232 措施”构成WTO保障措施 |
| 四、美国“232措施”并非国家安全措施 |
| 第二节 WTO保障措施实施前提条件相符中的证明问题 |
| 一、WTO保障措施实施前提条件相符性证明是否合规之争 |
| 二、WTO保障措施前提条件相符的证明义务及履行基准 |
| 三、美国在“232措施”中违反相符性证明义务 |
| 第三节 WTO保障措施实施中禁止性义务的履行问题 |
| 一、WTO保障措施实施中禁止性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WTO保障措施实施规则中禁止性义务及履行基准 |
| 三、美国在“232 措施”中背离WTO保障措施实施的禁止性义务 |
| 第四节 WTO保障措施实施的程序正义问题 |
| 一、美国“232措施”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之争 |
| 二、WTO保障措施实施程序规则中必为性义务及履行基准 |
| 三、美国在“232 措施”中违背WTO保障措施实施程序正义轨范 |
| 第三章 美国“232 措施”与GATT1994 一般规则的相符性问题 |
| 第一节 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给惠国义务问题 |
| 一、美国的给惠国义务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给惠国义务之履行原则 |
| 三、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给惠国义务及履行基准 |
| 四、美国背离GATT1994 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给惠国义务 |
| 第二节 GATT1994 关税减让义务的履行问题 |
| 一、美国关税减让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GATT1994 关税减让义务及其履行的必要性 |
| 三、美国在“232 措施”中未恪守关税减让义务 |
| 第三节 贸易政策实施中的透明度义务问题 |
| 一、美国的贸易政策实施透明度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GATT1994 贸易政策实施规则中的透明度义务 |
| 三、贸易政策实施规则中的透明度义务的履行基准 |
| 四、美国“232 措施”违反贸易政策实施的透明度义务 |
| 第四节 GATT1994 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的履行问题 |
| 一、美国的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之履行是否合规之争 |
| 二、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履行之必要 |
| 三、取消一般数量限制规则中的义务的履行基准 |
| 四、美国在“232 措施”中背离取消一般数量限制义务 |
| 第四章 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美国“232 措施”所涉问题 |
| 第一节 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美国232 措施的抗辩依据 |
| 一、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在232 措施案中所涉争议 |
| 二、GATT1994 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立和特性 |
| 三、安全例外条款的功能及其罅隙 |
| 第二节 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问题 |
| 一、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博弈 |
| 二、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文本解读 |
| 三、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司法解读 |
| 四、美国对GATT1994 安全例外的自决权与审查权的误解 |
| 第三节 GATT1994第21 条(b)款中“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界定问题 |
| 一、“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之争 |
| 二、“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的应然范围 |
| 三、美国“232 措施”保护的并非“国家基本安全利益” |
| 第四节 GATT1994第21 条(b)款中“必需性”的认定问题 |
| 一、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中“必需性”之分歧 |
| 二、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中“必需”的应然解释 |
| 三、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中“必需性”的检测标准 |
| 四、美国“232 措施”不具有“必需性” |
| 第五节 GATT1994第21 条(b)款中“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认定问题 |
| 一、“国际关系紧急情况”认定之分歧 |
| 二、“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应然认定 |
| 三、美国“232 措施”实施情形不属“国际关系紧急情况” |
| 第六节 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援引问题 |
| 一、美国援引安全例外条款是否善意之争 |
| 二、援引行为与善意原则相符性的审查 |
| 三、援引动机与善意原则相符性的审查 |
| 四、美国违反安全例外条款的善意履行义务 |
| 第五章 美国“232措施”合法性争议之延伸:反制措施及其合法性 |
| 第一节 贸易战中“232 反制措施”及其合法性的争议 |
| 一、贸易战中的“232 反制措施” |
| 二、反制措施合法性的争议 |
| 第二节 反制的法理依据 |
| 一、反制的自然法理据 |
| 二、反制契合WTO法的价值诉求 |
| 第三节 “232 反制措施”的WTO合规性分析 |
| 一、DSB事先授权问题 |
| 二、“232 措施”反制国实施中止减让权合法 |
| 第四节 反制合法性证成的WTO外部国际法规则 |
| 一、反制的WTO外法律依据之争议及解决 |
| 二、WTO外部国际法对反制的界定 |
| 三、反制符合国际习惯法中的反措施规则 |
| 第五节 反制合法性的边界 |
| 一、反制前提的限制 |
| 二、反制程度的限制 |
| 三、反制目的的限制 |
| 第六章 “232 措施”合法性争议下中国的应对 |
| 第一节 美国“232 措施”对我国的影响 |
| 一、影响我国对美钢铝的直接出口 |
| 二、导致我国对第三国钢铝出口量的减缩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应对“232 措施”的路径 |
| 一、中国政府的国际应对路径 |
| 二、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路径 |
| 第三节 我国企业应对“232 措施”的路径 |
| 一、积极参与232 调查及其听证会 |
| 二、有效利用产品排除规则 |
| 三、诉诸美国国内法院 |
| 第四节 我国应对“232 措施”的立法路向 |
| 一、中国对外贸易法在应对“232 措施”上的缺陷 |
| 二、制定《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 |
| 三、优化我国贸易救济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清单 |
| 后记 |
（9）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CPTPP框架下SPS条款的理论基础 |
| (一)CPTPP引入SPS条款的分析 |
| (二)CPTPP框架下SPS条款的理论根基 |
| 二、CPTPP框架下SPS的“适应地区条件”问题 |
| (一)CPTPP第7.7条 |
| (二)对“必要证据”的理解 |
| 三、CPTPP框架下SPS的“科学与风险分析”问题 |
| (一)动植物风险的可能性与确定性 |
| (二)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
| (三)“科学与风险分析”的应用 |
| 四、CPTPP框架下SPS的“透明度”问题 |
| (一)内容及程序 |
| (二)“透明”程序的实施 |
| (三)CPTPP中 SPS对透明度的新要求 |
| 五、SPS条款的国际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SPS条款的发展趋势 |
| (二)CPTPP框架下SPS条款对中国的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FTA进程研究 |
| 1.2.2 日本FTA农业贸易问题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理论基础 |
| 2.1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 |
| 2.1.1 博弈论 |
| 2.1.2 国际贸易谈判理论 |
| 2.1.3 博弈论与国际贸易谈判的联系 |
| 2.2 国家利益理论与农业保护 |
| 2.2.1 国家利益理论 |
| 2.2.2 关于农业贸易的相关经济学理论 |
| 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2.3.1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2 农业贸易政策的制定 |
| 第3章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 |
| 3.1 日本FTA战略的发展历程 |
| 3.2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特点 |
| 3.2.1 立足东亚,精选谈判对象 |
| 3.2.2 迅速扩张,由双边EPA向巨型FTA转变 |
| 3.2.3 先易后难,采取EPA形式取代FTA |
| 3.2.4 提高标准,力争主导规则 |
| 3.2.5 维护安全,力保战略资源稳定进口 |
| 3.3 日本FTA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3.1 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
| 3.3.2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3.3.3 来自美国因素的影响 |
| 3.3.4 农业保护政策因素的影响 |
| 第4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分析 |
| 4.1 主要政府部门对FTA战略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
| 4.1.1 外务省关于FTA战略的指导方针 |
| 4.1.2 经产省关于FTA战略的基本原则 |
| 4.1.3 农水省关于FTA战略的谈判要点 |
| 4.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一个双层博弈模型 |
| 4.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主要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
| 4.3.1 完全排除农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2 保护最敏感产品的谈判模式 |
| 4.3.3 利益交换的谈判模式 |
| 4.3.4 “外交优先”的谈判模式 |
| 4.3.5 全盘考量国家利益的谈判模式 |
| 第5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根源分析 |
| 5.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历史根源:农业保护政策 |
| 5.1.1 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2 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日本农业保护政策 |
| 5.1.3 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一个横向对比 |
| 5.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2.1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的特点 |
| 5.2.2 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对农业议题谈判的影响 |
| 5.3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现实根源:经济、外交、政治 |
| 5.3.1 农业持续低迷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经济根源 |
| 5.3.2 粮食依赖进口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外交根源 |
| 5.3.3 利益集团博弈是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政治根源 |
| 5.4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的未来将促进农业改革 |
| 第6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及实证分析 |
| 6.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效果分析 |
| 6.1.1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评价标准的建立 |
| 6.1.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效果的评价 |
| 6.2 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实证分析 |
| 6.2.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的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过程 |
| 6.2.4 主要结论 |
| 6.3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的主要经验 |
| 第7章 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FTA战略进展情况 |
| 7.1.1 中国FTA战略现状 |
| 7.1.2 中国农业贸易保护现状 |
| 7.2 对中国继续推进FTA战略的启示与建议 |
| 7.2.1 在农业贸易保护及农业议题谈判方面的建议 |
| 7.2.2 推动RCEP进程的建议 |
| 7.2.3 推动中日韩FTA进程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WTO允许的紧急保护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规则的“结构性挑战”:以贸易协定中的例外规定为例[J]. 韩逸畴. 当代法学, 2021(04)
- [2]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D]. 贾辉.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3]美国贸易法“232条款”研究[D]. 李伟. 苏州大学, 2020(03)
- [4]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研究[D]. 钱凯.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5]强权还是规则:美国单边贸易措施对WTO的解构路径分析——基于多边规则与国内法之间的权力划分[J]. 曹亚伟. 北大法律评论, 2018(02)
- [6]美国232调查的法律分析及中国因应[D]. 钱清.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7)
- [7]论数字经济影响下贸易壁垒新形态的法律规制困境[D]. 裘韵. 苏州大学, 2019(03)
- [8]美国“232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研究[D]. 周艳云. 东南大学, 2019(05)
- [9]CPTPP框架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问题研究[D]. 杨秀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 黄金宇. 辽宁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