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革命与局限

一、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与局限性（论文文献综述）

肖玉元^[1]（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提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潘何琴^[2]（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提出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熊务丰^[3]（2021）在《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革命的内涵指向为人类从事的一切“改变世界”或“对现存事物的改造”的活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主题就是革命。在整个现代历史的进程脉络中,中国革命是一场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它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中国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场最为持久和最为深彻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革命谱系中,有三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影响贯穿始末,而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直朝着一个宏伟目标前进,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反经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艰难而又曲折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中国实现向社会革命的转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实现最终开辟的,但也是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现的新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预判,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人们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纵深推进到更高层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刀刃向内进行了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在伟大而又复杂的中国革命中融入了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既要解决中国因传统而产生的遗留问题又要聚焦新的发展阶段产生的新矛盾、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新的境界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将其总结和践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着中国革命所生成的内在逻辑,正在并将继续用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关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将继续用实践行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同时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正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不断缔造新的发展奇迹;中国正在开创一种崭新的人类发展文明道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鞠杨秀^[4]（202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深入农村进行长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关注、探索农民问题,形成了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唤起农民、教育农民的理论认识,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毛泽东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农民问题的分析认识,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解决新时代的“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是毛泽东结合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及中国先进文化思想,基于深入农村的调查研究,在其个人农民情怀的深层次影响下而形成的。就其发展历程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建党至大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阶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成熟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具有丰富的内容。一是对农民重要地位的科学认识。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处于社会的底层,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他认为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拥有巨大的革命力量,把农民全面地组织起来,要建立多种具体形式,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活动。三是唤起农民的革命意识。他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人民立场,解决土地问题,维护农民利益,组织调动农民,唤起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教育农民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党要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教育,农民教育应包含丰富内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为做好新时代的“三农”工作,提供了诸多现实启示。

白佳玉^[5]（2020）在《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文中认为赵俪生凭借犀利学术眼光、出色理论素养和扎实史学功底,积极投身农民战争史研究,筚路褴褛,成为新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不但率先在山东大学开设农民战争史专题课程,还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关于农民战争史的个人专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在对中国古代重要农民战争进程进行梳理阐释的基础上,还对一系列农民战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地位不可忽视。赵俪生能取得如此成果绝非偶然,而是社会背景与个人努力相互影响的结果。对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从历史认识的形成的角度进行辨析,立足于赵俪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开拓者这一定位,就赵俪生缘何进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及其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认识进行讨论,着重突出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理论问题的认识的独特性及影响力,说明时代变迁对史学家研究方向和历史认识形成的影响。时代对史学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赵俪生生于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艰难困苦的成长经历使他自小见识过地主阶级的生活,也体验过农民阶级的困苦,更为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领导过学生运动又参加过抗日战争,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阶级革命。独特的成长经历是他研究农民战争的情感基础。而中西交融、文理兼修的学术背景,是其重要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正是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影响赵俪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注意到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并为其投入研究提供了条件。而良好的国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赵俪生能够有机会、有能力投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要主观因素。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由五个维度组成。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赵俪生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赵俪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首先,他打破传统的朝代更迭线索代之以农民身份变化,从经济基础出发,将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研究的线索。其次,他利用马克思主义中“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概念,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民族关系、宗教思想纳入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最后,正是因为赵俪生切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方法,他在理论问题上,提出一系列不同于同时代学者的特殊见解。赵俪生农民战争史理论研究对农民战争史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有所涉猎,而且由于赵俪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所以对于农民战争的性质等理论问题与当时主流史学家存在较大分歧,观点往往鲜明独特,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并在农民战争史研究发生转向后仍持续产生影响,始终保持较高理论价值。另外,赵俪生还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以孙祚民、孙达人、秦晖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在农民战争研究中各有建树,而且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赵俪生是农民战争史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但由于研究条件受限,赵俪生仓促地转移了研究方向,在农民战争史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时未能将其研究继续深化,许多问题浅尝辄止。研究内容的分散和方向的驳杂,使其没有机会进行系统梳理,在中国阶级社会研究上未尽全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另外,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总结,可以看出史学家不可能摆脱所处社会的影响,所能做到的是认识并主动承担时代使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协调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刘后德^[6]（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姚瑞^[7]（2020）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视并不断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国民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较大规模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党通过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极大地激发了更多农民的革命热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取得了显着效果。由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年轻,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某些做法还不太成熟,但这并不能抹杀其探索的价值。这一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开展更富有成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运用文献分析法、学科交叉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及阶级分析法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国民革命时期党对农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农民的不断觉醒和国民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风雨如晦、农民的思想存在局限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取得短暂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训练班,运用多种形式的宣传载体对农民进行了包括革命理论教育、农民运动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教育、军事教育、破除封建礼俗教育和团结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先锋骨干,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农民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为北伐的胜利提供了支持与援助,使农村的社会风气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另一方面,国民革命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急于求成、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单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导向的偏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仅为日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借鉴、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提供了基础性借鉴,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启示着当前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培养,必须切实维护好农民的物质利益,必须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不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今天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脱贫攻坚战略的最后冲刺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环境与挑战,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但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其影子,很多历史事件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当前要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常常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弘扬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就要时时铭记历史,以史为警,牢记我党在长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走过的弯路;就要不断总结反思,以史为基,在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反思总结,不断创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强大的、不竭的生命力。

简炜^[8]（2020）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启了合作,建立了联合统一战线,自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国共合作形成后,促进了工农运动新高潮和农民运动的不断蓬勃发展,两党组织快速发展。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农民运动实践活动。1925年,韶山成为毛泽东农民运动的第一块“试验田”。1926年,广州主办农讲所的创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很多人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湖南地区带头发起了中国农村大革命。1927年,成立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实践提供了发展场地。1927年前,毛泽东在湖南开展了大量农村调查。通过国民革命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农民力量的强大,加强了他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关注。初步树立了两大核心观念:其一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农民问题占据着核心位置;其二是国民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解决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的发展,使毛泽东看到了农民阶级力量的强大革命性和斗争性,也逐渐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离不开农民力量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创建农村政权,同时还要建立农民武装,以此来更好地解决农民问题,推动民主革命的有效发展。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农民运动的探索和发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为工农联盟的创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革命培养并保存了大量农民运动骨干;从思想层面确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

王艳^[9]（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农民为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农民是解决广大中国人民生存问题的主体力量,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农民是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力量,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农民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我们有必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思想,以更好地解决农民问题。目前,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形成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的重视、吸引、教育的方法策略对我们国家解决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农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力量。本文除绪论部分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的形成,主要从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渊源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社会历史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农民深受迫害以及欧洲革命中农民革命作用的凸显;其理论渊源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农民思想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农业农民思想。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这一历史主体的各个方面的深刻认识,主要分为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自身存在的阶级局限性和无产阶级联合和教育农民的正确途径。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启示,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的历史地位,并且学习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农民和引导农民的原则策略,提出我国应从高度重视农民的作用、巩固和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坚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几个方面来不断地改善。

刘雍正^[10]（2020）在《李达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较早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中国社会的特征和中国革命的特殊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相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考察李达统一战线思想,一是李达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二是李达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内容;三是李达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特征;四是李达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李达统一战线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和列宁统一战线思想构成了其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次,李达留日期间的爱国活动、参与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及在大革命期间的活动也促成了李达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李达统一战线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建党初期,在初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李达对建立统一战线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进行了论述;其次,李达较早认识到了经济特征是划分阶级的标准,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中的同盟军,同时还对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进行了分析;再次,李达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原则和工作方法,他指出了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区别对待的原则,同时对如何争取同盟军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复次,李达十分重视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通过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李达统一战线思想有着鲜明的特征,一是体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她点,即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同时又注重从实践出发对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思考;二是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表现在坚持重要原则,灵活运用策略;三是体现出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特点,注重建立广泛国内统一战线和争取国际力量的广泛联合。李达统一战线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又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李达统一战线思想对新时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与局限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与局限性（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7）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李达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与局限性（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D]. 熊务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观研究[D]. 鞠杨秀.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5]赵俪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D]. 白佳玉. 河南大学, 2020(02)
• [6]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7]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姚瑞. 河南大学, 2020(02)
• [8]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历史考察[D]. 简炜.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6)
• [9]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思想研究[D]. 王艳. 辽宁大学, 2020(01)
• [10]李达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刘雍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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