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中医学院学报》(季刊)2002年第14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付鹏[1]（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提出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李甲民[2]（2020）在《基于中医五神学说运用安魂益魄汤治疗魂强魄弱缺血性中风病恢复期的临床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立足中医形神观,以魂强魄弱的缺血性中风病恢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中医五神辨治方法与传统中医辨治方法在中风病患者形、神、心理状态三个方面的改善情况,探究缺血性中风病形神病变过程,以期为缺血性中风病的辨治提供新的思路。方法:首先进行预试验,一方面评估试验设计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为正式试验样本量估计提供依据。正式试验中试验对象需经两轮筛选,第一轮根据团队前期研制且经过信效度检验的《“魂”要素评定表》、《“魄”要素评定表》筛选出符合“魂强魄弱”型的缺血性中风恢复期患者,第二轮根据中医证型诊断标准于“魂强魄弱”型的缺血性中风恢复期患者中选取气虚血瘀证和阴虚风动证患者各120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将两组患者再分别分为两组:对照组1（阴虚风动证）60例、试验组1（阴虚风动证）60例、对照组2（气虚血瘀证）60例、试验组2（气虚血瘀证）60例。对照组1给予西医常规治疗+育阴通络汤治疗、试验组1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安魂益魄汤治疗;对照组2给予西医常规治疗+补阳还五汤治疗、试验组2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安魂益魄汤治疗。对对照组和试验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形（NIHSS评分）、神（“魂强魄弱”证候积分）、心理状态（SAS、SDS评分）和相关安全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性别、年龄均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高学历的人所占比例较大。在职业分布方面,“个体私营、机关干部、科教文卫”人数较多。2.疗效评价（1）NIHSS评分比较:治疗后,试验组较对照组NIHSS评分均降低明显,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心理状态:治疗后,试验组较对照组SDS、SAS评分均降低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魂强魄弱”证候积分:治疗后,试验组较对照组证候积分均降低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医五神学说指导下的的安魂益魄汤相比于传统中医辨治方法,在改善缺血性中风恢复期患者形、神、心理状态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短时间应用安全可靠。
杜丽[3]（2020）在《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厘清川乌头与草乌头分化应用的时间节点及毒、效特点,搜集历代乌头方剂,构建方药数据库,对炮制、用量、用法、剂型、配伍药物、主治病证等进行数据挖掘,探讨乌头增效减毒的用药规律,以期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归纳法梳理中医历代文献方药资料,探讨乌头的毒效特征及影响毒效的相关因素,考辨川、草乌分化应用的由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频数统计、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乌头的增效减毒方法及其与主治病证相关的用药配伍规律。结果:1.川乌头与草乌头分化应用的时间节点至少在唐朝后期,已早于宋代本草记述而先于临床应用。2.川、草乌的毒效特点为疏利迅速、开通关腠,大辛大热、祛风逐寒,毒紧性烈、善起沉疴,引经报使、直达病所;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包括剂型、炮制、用法、用量、病证、配伍、体质等。3.通过合理配伍可增效减毒,常用方法有:配伍辛味之品以祛邪,诸辛并用,祛风湿邪,辛温同用,祛瘀止痛;配伍辛香之品以行气活血;配伍苦咸寒之品以疗痈疡;配伍息风止痉药以疏风;配伍温里之品以温脏祛寒;配伍有毒药物以毒攻毒。配伍甘味之品以缓毒;配伍益气补脾之品以扶正克毒;配伍酸敛药物以制辛烈;配伍滋阴之品以防伤阴;配伍寒凉药以制热毒。4.川乌最常配伍温里、祛风寒湿、补虚、息风止痉、祛痰、活血化瘀等药物,如肉桂、防风、当归、天麻、天南星、川芎等,主要治疗痹证、中风、痛症、疮疡病类、头痛等疾病,常见证候有寒痛证、虚寒证、风寒湿证、痰瘀互结证、寒凝气滞证等。草乌最常配伍祛风湿、祛痰、活血化瘀、息风止痉、补虚、温里等药物,如羌活、半夏、乳香、天麻、甘草、干姜等,主要治疗疮疡病类、痹证、痛症、骨伤科等疾病,常见证候有寒痛证、风寒湿证、热毒证、风寒冷毒证等。结论:1.乌头毒效一体,其祛风逐寒、温经止痛之效与辛烈温燥之毒,皆源于其味之辛、性之热。2.川乌、草乌二者的主要功效为祛风除湿,温经逐寒,通痹止痛,其主要中毒机制为倾损中和、泄人真元、燥热耗阴、损伤胎元,草乌的药力更强、毒性更大,川乌毒性稍缓、兼有温补之功。3.古代乌头多以炮制品入药。川乌、草乌多配伍辛、温,归肝经、脾经的药物。4.性味既是乌头毒、效之源,亦是影响毒效发挥的关键。合理调整乌头剂量,可控毒减毒,结合给药途径、剂型、主治病证、年龄、体质等因素,酌情施药,是保证乌头临床安全用药的有效方法。
尹华[4]（2020）在《宋代私家刻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私家刻书是指以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刻书行为,据其刊刻主体,可细分为家刻、家塾刻、委托官府刻和委托书坊刻四类。本文以宋代私家刻书为研究对象,在概述其盛况的基础上,分析兴盛的原因,探讨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宋代私家刻书的勃兴与客观社会环境和主观愿望动机有着密切关系。从外在动因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兴文教”国策影响之下,宋代统治者着意收集整理古籍并兴建学校,形成了一股浓厚的读书风气;第二,宋代统治者推行法令,制定版权保护政策,客观上促进了私刻的发展;第三,宋代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进步,使雕版印刷术、造纸术等得到改进,从而提高了刻印效率;第四,宋代书坊林立,书坊主为追求利益,将畅销书籍不加校对,去头去尾刊刻出版的行为,促使了宋代士人将作品付梓刊刻。宋代私家刻书也受到来自主观的、内在因素的影响,当祖辈所着书籍历经劫难不复存在之时,子孙后辈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他们改变传统认知,探寻多样的刊刻方式,追求精益的刊刻技术,最终演化出邀人整理校勘、手书上板和撰序等书籍可传的经典化条件,进而促进了私家刊刻书籍的行为。宋代私家刻书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其独有的特征,首先在刊刻内容上以子集类书籍为主;其次在他们重视家讳、不看重刊书牌记的观念影响下,以单行本发行;最后私家刻书者刊刻书籍以自我需求为前提,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追求。为了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本文考察了李大有的私家刻书行为,从中窥见宋代私家刻书者以期通过刊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影响时政及其舆论的目的;在对余仁仲所刻书籍的梳理中,剖析了以余仁仲为代表的宋代私家刻书者对书籍付梓前所做的努力及其贡献。宋代私家刻书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一,私家刻书的繁盛加速了宋代各学派的形成;其二,宋代文学家庭的兴盛与私家刻本以家集刊刻为主的趋势密不可分;其三,致仕官员参与书籍刊刻,在丰富退养生活,带动私家刊书积极性的情况之下,又提升了私刻的政治影响力。其四,宋代士人通过延请名人作序跋、校勘、上板、刊刻和互相赠送书籍等环节,建立了以书籍为中心的文士交流圈层。其五,私家刻书者通过辑存古代典籍,传承了学术文化,传播了学术成果,促进了学术发展,他们对刻本的追求造就了私刻本的精雕细琢,提高了雕版印刷的技术水平。宋代私家刻书数目大、散布广、品类齐,且印刷精美、校对精良,备受后世学者的称颂。
陈朝辉[5]（2019）在《民国时期上海报业工人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表明报刊史研究虽然逐渐摆脱了见报不见人的冷清局面,但多集中于编辑、记者等精英式人物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和历史贡献的介绍及评价,对于从事报刊排印工作的底层工人则缺乏应有的关照。考察民国时期的报业工人群体,对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近代报业经营管理、近代工业、近代工人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仅有的几篇报业工人文献主要聚焦于劳资争议（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的影响及表现,对于报业工人的群体特征、工作状况、生活境遇、组织形态、政党互动等其它方面却没有涉及,这难以再现这一群体的历史全貌,因而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地域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上海是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中心地区,汇聚了大量的报业工人。二是,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引领地区,报业工人是其中较早一批开展工人运动的群体。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构建报业工人群体,展现出报业工人群体的本质特征;二是置报业工人群体于当时社会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报业工人群体如何与社会进行互动。具体行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早期来源、招募方式、群体数量、群体特征四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从工作类型、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作规章、职业流动五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工作状况;第三部分,从工作收入、福利待遇、日常生活三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生活境遇;第四部分,从组织沿革、运作机制、主要活动三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组织形态;第五部分,从大革命时期、大革命以后到抗日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个不同阶段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政党互动;第六部分,从改善待遇、雇佣问题、群众运动三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劳资争议产生的原因,并以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事件为例作具体分析。
秦威威[6]（2019）在《管同年谱》文中提出本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二章《管同年谱》为主体,辅以《绪论》及第一章《管同家世生平考述》,概言如下。《绪论》涵盖研究现状、选题的依据和意义等方面。其中,《研究综述》并不限于“管同年谱研究”的综述,而是对百余年来管同研究各方面问题的简略概括。笔者将管同研究分为四段,并辅以第五节《管同年谱编撰及传记研究现状》,每段之内不求面面俱到,重心突出即可。以嘉庆、道光为第一时期,主要是师友品评,重点在评析管同诗文的风貌及成就;以咸丰至宣统为第二时期,管同古文之中的“经世思想”开始为世所重;以民国为第三时期,管同研究多元纷呈,“选本”论其古文之传播与接受,“文论”揭示诸家评其古文理论之语,“专论”则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为重;以建国至今为第四时期,波折之后,管同研究接续民国,复归正常,层面渐广,角度日繁,然有关史实不清,创新乏力。第五节针对管同年谱编撰及传记研究而发,认为管同年谱的编撰尚付阙如,认为传记研究可分为建国前后两期,前期偏于史料记录,后期始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因所用资料有限,故多数论述骨骼粗具,而血肉未备。《管同家世生平考述》又可析为三节。第一节略述管同家世,涉及其亲党人口、宗族科名、生活经济,所得结论:一、子孙孱弱,本支衍及管同一辈,死亡离分殆绝,宗祧乏人支持;二、科名黯淡,宗族科第,经数世沉寂,至其祖父一代渐有蓬勃之势,父辈时又骤衰,管同自谋举业,略无家族政治遗产可资凭借;三、家庭清贫,管同幼时失怙,弱冠即谋食四方。第二节考证管同从学姚鼐及相关事宜,含移居城东、入学宫与入钟山书院、识姚鼐与从学姚鼐诸事,所得结论:入县学,在嘉庆七年;初识姚鼐,在嘉庆七年;初次入钟山书院,在嘉庆七年至九年间;与姚鼐书信交往之始,在嘉庆十年;再次入钟山书院,从姚鼐游,在嘉庆十五年。第三节考论管同所有着作之成书、存佚、版本、体例及内容,第一部分总示书目,第二部分论其经史部着作,第三部分论其诗文集,此为行文重点,所得结论:一《因寄轩文集》共有六种版本,即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光绪五年摹刻本、光绪五年摹刻（光绪）九年补刻本、两种清抄本、施立业点校本,而管氏刻本为诸家之源,又有陈兆麒《国朝古文所见集》、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两古文选本,成书于管氏刻本前,价值极高;二《因寄轩文集》由管同本人命名,非邓廷桢、梅曾亮之意,且《因寄轩文初集》为管同手订,《因寄轩文二集》乃邓、梅裒辑。《管同年谱》含管同及其子管嗣复年谱,嗣复年谱百不占一,略勾勒而已。《管同年谱》不仅考辨管同生平事迹、游历时地、亲朋交往,亦将其古文十之七八（含笔者所搜集的遗诗文）予以编年系地,并考察创作背景,偶涉及其文章渊源及影响。
梁明青[7]（2019）在《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文中认为清同光年间,各省官书局相继兴办,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云南书局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本文首先区分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对云南书局成立于光绪四五年间、云南官书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的史实作出详细考证,并通过现存局本发现云南书局与云南官书局并存三年的事实。其次,对前人所列局本去伪存真,迄今查实68种650册978卷,其中有20种局本是前人的文中从未介绍的,有6种局本藏于民间而图书馆未有收藏。最后着重介绍局本的版本特征,特别是翻刻新式教科书和践行西方意义上的版权保护行为,这在各省官书局中独具特色。进一步明晰云南书局、官书局发展历程,突显其在云南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田孟[8]（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刘洋[9]（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张慧蕊[10]（2015）在《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文中认为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是指从北宋至南宋时期（960-1276）、在汉民族统治区域内的作者,所撰写的、以研究《伤寒论》为主的、独立成书的、现仍有传本存世的医学着作。本文通过对近现代多种目录书的查考,统计出该类着作原共计17种,分别为：刘元宾《伤寒括要》（1076）、韩祗和《伤寒微旨论》（1086）、庞安时《伤寒总病论》（1100）、朱肱《伤寒百问》、《南阳活人书》、《重校证活人书》（1118）、《增释南阳活人书》（经后人增释）、李知先《活人书括》（1166）、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及《伤寒九十论》（1170）、李柽《伤寒要旨（药方）》（1171）、汤尹才《伤寒解惑论》（1173）、钱闻礼《伤寒百问歌》（1182）、郭雍《伤寒补亡论》（1195）、李子建《伤寒十劝》（1217）及杨士瀛《伤寒类书活人总括》（1260）。因朱肱《重校证活人书》文字为该作者最后成书的伤寒着作,并排除后人增释,为了解作者本人学术成果,故本文研究实为14种。这些医籍不仅代表着宋代伤寒的学术水平,更在中国伤寒学术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临床参考价值。目前中医学术界对宋代伤寒着作全面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研究的创新性较为突出。本论文采用整体分析、比较法、文献计量法等研究方法,同时采用推求义例分析材料构成,在对14种着作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力求理清这些着作相互之间,以及与前代伤寒文献、尤其是宋定本张仲景着作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全文共分6部,包括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文献及宋元5种书目着录的宋代伤寒着作、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宋代伤寒着作的文献特点、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1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共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气候5方面。政治文化方面,皇帝喜医、频颁医学诏令,馆阁和校正医书局整理编撰医书,士人尚医、儒医出现,这些均提高了宋代医家的学术水平。科技经济方面,印刷、造纸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图书刻售业繁荣,医学知识随着医书的普及而传播。气候方面,灾疫频现也使得医家对外感病非常重视。2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体现于现存的各代伤寒文献。从战国到三国时期,出现了伤寒药方和病案的简单记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伤寒理论。两晋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区别治疗伤寒及其他外感疾病,积累了大量的伤寒验方,并对仲景伤寒文献进行了早期整理。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对仲景伤寒文献的进一步收集,伤寒理论逐渐完善,出现了对伤寒验方综合分类汇总。宋以前伤寒文献一方面有对仲景伤寒文献不同程度的记载,推进了后世的校正统一,另一方面也积累了治疗外感疾病的经验,为宋代医家对《伤寒论》阐释发挥奠定了基础。3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文献及宋元5种书目着录的伤寒着作在宋代大量伤寒着作产生前,含有伤寒内容的官修医书共有4种,包括《太平圣惠方》、宋定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及《金匮要略方论》。这些医书,尤其是宋定本《伤寒论》成为宋代伤寒着作的主要参考来源。而宋代伤寒着作的大量产生,可以从宋代《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4种着名目录书及元代编修的《宋史·艺文志》中体现出来。4现存宋代伤寒着作通过对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目录记载、成书体例及传承关系的系统研究,发现这些着作的体例和内容均各有特色。《伤寒括要》分理论诗歌和方药条文两部分,主要取材于《太平圣惠方》。《伤寒微旨论》现存版本为《四库全书》辑佚本,包含15篇医论,今《永乐大典》残卷还有关于方论的2篇佚文。《伤寒总病论》论述广义伤寒,“庞日”和小字注为庞氏观点,书中的仲景伤寒条文可能出自当时流传的异于宋定本的《伤寒论》版本。《重校证活人书》分“伤寒百问”、方药和妇儿伤寒3部分,其中“伤寒百问”为伤寒理论的101个问答,方药部分是宋定本《伤寒论》113方以及前文相关杂方,妇儿伤寒部分为妇科、儿科伤寒内容。《活人书括》现存版本无法得见,但其内容可见于朝鲜医籍《医方类聚》中,该书分为两部分,理论部分以朱肱《活人书》“伤寒百问”内容为主,中有律赋和诗歌形式,药方部分为理论部分出现的方名的具体说明。《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及《伤寒九十论》均为许叔微撰写,《伤寒百证歌》是关于伤寒的100首七言诗歌,主要取材于《活人书》的“伤寒百问”；《伤寒发微论》是伤寒相关的22篇医论,多与《伤寒百证歌》和《《伤寒九十论》内容相重；《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医案专着,记载了许氏治疗伤寒的90个病案,写作时采用先叙后议和夹叙夹议两种形式。《伤寒要旨（药方）》分“药方”和“要旨”两部分,前者收载了宋本《伤寒论》108首方剂,后者是对该本《伤寒论》同一方剂相关条文的汇总,保留了原书一些原貌。《伤寒解惑论》论述了25个伤寒相关病症的鉴别诊断和治疗,内容基本依照朱肱《伤寒百问》而成。《伤寒百问歌》共载伤寒相关93篇七言诗歌,其主要内容和编排顺序基本依照《《活人书》“伤寒百问”和妇儿伤寒,几乎无钱氏个人补充。《伤寒补亡论》涉及内容范围较广,对主要论题多以问答体形式提出“雍日”提示作者郭雍自己观点,书中包含宋本之外另一版本《伤寒论》内容。《伤寒十劝》是关于医者伤寒临证的10条劝诫,观点多取自《活人书》。《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体例多参照《活人书括》,亦有律赋、诗歌等形式,其内容多涉及内科杂病。5宋代伤寒着作的文献特点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形式体例呈现多样化特点,包括医学诗歌化,这是可能受到宋代诗歌学问化影响,导致医书创作多用歌诀形式,如《伤寒百证歌》；宋代科举要求考察律赋形式,导致后者兴盛,伤寒着作中可见律赋文体,如《活人书括》；笔记实录体的“实录”特性,受到士人欢迎,伤寒医家将此文体应用到医案内容的写作,如《伤寒九十论》；问答体的应用在医书中由来已久,伤寒医书借此引发读者思考,同时还起到提示全文框架的作用,如《伤寒补亡论》。另外,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内容来源较为集中,有以吸收宋本《伤寒论》为主者,如《伤寒要旨（药方）》,有以参考朱肱伤寒着作为主者,如《伤寒百问歌》,其余均为个例,如《伤寒括要》以《太平圣惠方》卷八淳化本《伤寒论》为主,《伤寒总病论》及《伤寒补亡论》中含有宋本之外另一版本《伤寒论》内容。6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宋代伤寒着作沿袭了前代的广义伤寒理论,对宋本等《伤寒论》版本进行阐释发挥,体现了宋代伤寒学以研究“伤寒病”为主的特点,完成了《伤寒论》向医学经典的转化,并且在内容、观点、认识及方法上对后世伤寒学有相当的影响,而其中的温病理论及治疗方法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准备。7结论（1）宋代伤寒着作,作为宋代医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文化、科技、经济、气候5方面,其中前两者具有重要影响。（2）宋以前伤寒文献记录了大量相关理论和方药,并且保存了较为可观的张仲景伤寒文献,为宋代伤寒着作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在宋代大量伤寒着作成书前,有4种宋代官修方书收载伤寒内容,这为医家撰写伤寒着作提供了参考依据。但是,宋元时期目录书对宋代伤寒着作的着录并不全面,仅有20余种,而后世目录书《宋以前医籍考》则整理了历代目录记载的共70余种宋代伤寒着作,现尚有17种存世。（4）17种伤寒着作中,因《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2种为朱肱早期作品,而朱氏另一着作《重校证活人书》可代表其最终学术成就,而《增释南阳活人书》为后人增释着作,故仅对《重校证活人书》作重点研究,剩余14种均各有特色。（5）14种现存宋代伤寒着作的形式体例呈多样化特点,歌诀、律赋、笔记实录体及问答体等形式较为突出。（6）14种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多以宋本《伤寒论》或朱肱的伤寒着作为依据,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内容的补充和形式的转化。（7）宋代伤寒着作对张仲景伤寒学术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后世伤寒学派及温病学说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江西中医学院学报》(季刊)2002年第14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中医学院学报》(季刊)2002年第14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基于中医五神学说运用安魂益魄汤治疗魂强魄弱缺血性中风病恢复期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临床研究 |
| 一、预试验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结果 |
| (五) 研究结论 |
| 二、正式试验 |
| (一) 样本量的估算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诊断标准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一、试验结果分析 |
| (一) 一般资料分析 |
| (二) 疗效评价指标分析 |
| (三) 临床疗效比较 |
| 二、传统中医辨治缺血性中风恢复期概况 |
| 三、传统中医对于缺血性中风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
| 四、中医五神辨治缺血性中风的必要性 |
| (一) 前期研究基础 |
| (二) 中医五神学说简述 |
| (三) 基于中医五神学说辨治缺血性中风的意义 |
| 五、魂强魄弱缺血性中风的辨治 |
| (一) 缺血性中风中医魂、魄紊乱的病因 |
| (二) 基于“疾病过程论”的缺血性中风中医魂、魄紊乱病机演变 |
| (三) 缺血性中风魂强魄弱型的治则治法及方药分析 |
| 不足与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中医五神“魂”、“魄”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论文着作 |
（3）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乌头相关文献研究 |
| 一、乌头名称衍变及川乌、草乌分化考辨 |
| 二、乌头产地及基原考证 |
| (一) 产地考证 |
| (二) 基原考证 |
| 三、乌头之毒 |
| (一) 毒性源流 |
| (二) 中毒机制 |
| (三) 中毒表现 |
| (四) 中毒解救 |
| (五) 使用禁忌 |
| (六) 配伍禁忌 |
| (七) 炮制减毒 |
| (八) 配伍减毒 |
| 四、乌头性效 |
| (一) 性味归经 |
| (二) 功效主治 |
| (三) 性效特点 |
| 五、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 |
| (一) 药材品质 |
| (二) 用量 |
| (三) 用法 |
| (四) 剂型 |
| (五) 配伍 |
| (六) 煎煮时间 |
| (七) 病证 |
| 第二部分 乌头减毒增效用药规律研究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一) 数据库选择标准 |
| (二) 乌头方信息数据库构建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数据挖掘技术 |
| (二)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三) 统计学方法 |
| 四、研究结果 |
| (一) 历代含乌头方剂基本情况分析 |
| (二) 给药途径分析 |
| (三) 炮制分析 |
| (四) 剂型分析 |
| (五) 其它毒效相关因素分析 |
| (六) 量效关系研究 |
| (七) 乌头方配伍规律分析 |
| 第三部分 讨论 |
| 一、乌头毒效的辩证关系 |
| (一) 毒效一体 |
| (二) 毒效两面性 |
| 二、影响乌头毒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
| (一) 炮制 |
| (二) 剂型 |
| (三) 单复方及是否含酒 |
| (四) 用量 |
| (五) 给药途径 |
| (六) 配伍方法 |
| 三、乌头主治病证用药规律分析 |
| (一) 痹证 |
| (二) 痛症 |
| (三) 寒痛证 |
| (四) 风寒湿证 |
| (五) 中风病 |
| (六) 疮疡病类 |
| (七) 虚寒证 |
| (八) 热毒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发表论文 |
（4）宋代私家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关于私家刻书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宋代私家刻书的相关研究 |
| (三)其它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私家刻书概述 |
| 一、私刻的定义 |
| 二、私家刻书的主要形式 |
| (一)家刻书籍 |
| (二)家塾刻书籍 |
| (三)私家委托官府刻书 |
| (四)私家委托书坊刻书 |
| 第二章 宋代私家刻书的原因及特征 |
| 一、宋代私家刻书勃兴的外在因素 |
| (一)兴学重教,发展文教事业 |
| (二)申明法令,客观上促进私刻发展 |
| (三)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 |
| (四)盗版泛滥,托真售伪风行 |
| 二、宋代私家刻书的内在动力 |
| (一)传否:子孙焦虑与孝道践行 |
| (二)可传:广传书籍意识与刊刻方式的转变 |
| (三)付梓:书籍可传与经典化的重要策略 |
| 三、宋代私家刻本的特征 |
| (一)宋代私家刻书的内容取向 |
| (二)宋代私家刻书的板式 |
| (三)文化意识与文化追求 |
| 第三章 宋代私家刻书个案分析 |
| 一、李大有刻书 |
| 二、余仁仲刻本属性和贡献 |
| (一)余仁仲刻本属性 |
| (二)余仁仲刻书成就 |
| 第四章 宋代私家刻书的影响 |
| 一、宋代私家刻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
| (一)各护师说:私家刻书与学术流派 |
| (二)斯文命脉:私家刻书与文学家庭 |
| (三)“尽吾力之所及”:私家刻书与致仕官员 |
| (四)书籍之交:以书籍为媒介的士人社交 |
| 二、宋代私家刻书对后世的影响 |
| (一)辑存古代典籍,传承学术文化 |
| (二)传播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发展 |
| (三)精雕细琢,提高刻印技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民国时期上海报业工人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上海报业工人的群体概况 |
| 一、早期报业工人的产生 |
| 二、报业工人的招募方式 |
| 三、报业工人的数量 |
| 四、报业工人的特征 |
| 第二章 上海报业工人的工作状况 |
| 一、报业工人的工作类型 |
| 二、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 |
| 三、报业工人的工作环境 |
| 四、报业工人的工作规章 |
| 五、报业工人的职业流动 |
| 第三章 上海报业工人的生活境遇 |
| 一、报业工人的工作收入 |
| 二、报业工人的福利待遇 |
| 三、报业工人的日常生活 |
| 第四章 上海报业工人的组织形态 |
| 一、报业工人的组织沿革 |
| 二、报业工会的运作机制 |
| 三、报业工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五章 上海报业工人的政党互动 |
| 一、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介入报业工人 |
| 二、大革命以后到抗日时期:国共两党争夺报业工人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动员报业工人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报业工人 |
| 第六章 上海报业工人的劳资争议 |
| 一、因改善待遇而发生劳资争议 |
| 二、因雇佣问题而发生劳资争议 |
| 三、因群众运动而发生劳资争议 |
| 四、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事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6）管同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途径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管同的古文风貌及成就 |
| 二、对管同经世之志的关注 |
| 三、选本、文论与专论 |
| 四、复归、承继与分化 |
| 五、管同年谱编撰及传记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管同家世生平考述 |
| 第一节 家世述略 |
| 一、子孙孱弱 |
| 二、科名不显 |
| 三、家庭清贫 |
| 第二节 入钟山书院考 |
| 一、城西居址 |
| 二、移居城东 |
| 三、从游姚鼐 |
| 第三节 着作考论 |
| 一、经史部 |
| 二、集部 |
| 第二章 管同年谱 |
| 第一部分 (一至二十五岁) |
|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 一岁 |
|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 二岁 |
|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三岁 |
|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 四岁 |
|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五岁 |
|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六岁 |
|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 七岁 |
|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八岁 |
|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九岁 |
|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 十岁 |
|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十一岁 |
|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十二岁 |
|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 十三岁 |
|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 十四岁 |
|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十五岁 |
|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十六岁 |
| 嘉庆元年丙辰(1796) 十七岁 |
| 嘉庆二年丁巳(1797) 十八岁 |
| 嘉庆三年戊午(1798) 十九岁 |
| 嘉庆四年己未(1799) 二十岁 |
| 嘉庆五年庚申(1800) 二十一岁 |
| 嘉庆六年辛酉(1801) 二十二岁 |
| 嘉庆七年壬戌( 1802) 二十三岁 |
| 嘉庆八年癸亥(1803) 二十四岁 |
| 嘉庆九年甲子(1804) 二十五岁 |
| 第二部分 (二十六至四十五岁) |
| 嘉庆十年乙丑(1805) 二十六岁 |
|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 二十七岁 |
| 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 二十八岁 |
|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 二十九岁 |
|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 三十岁 |
|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 三十一岁 |
| 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 三十二岁 |
|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 三十三岁 |
|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 三十四岁 |
|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 三十五岁 |
|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 三十六岁 |
|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 三十七岁 |
|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 三十八岁 |
|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 三十九岁 |
|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 四十岁 |
|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 四十一岁 |
| 道光元年辛巳(1821) 四十二岁 |
| 道光二年壬午(1822) 四十三岁 |
| 道光三年癸未(1823) 四十四岁 |
| 道光四年甲申(1824) 四十五岁 |
| 第三部分 (四十六至五十二岁) |
| 道光五年乙酉(1825) 四十六岁 |
| 道光六年丙戌(1826) 四十七岁 |
| 道光七年丁亥(1827) 四十八岁 |
| 道光八年戊子(1828) 四十九岁 |
| 道光九年己丑(1829) 五十岁 |
| 道光十年庚寅(1830) 五十一岁 |
|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五十二岁 |
| 附管嗣复年谱简编 |
| 道光二年壬午(1822) 一岁 |
|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十岁 |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二十一岁 |
|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二十二岁 |
|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二十五岁 |
|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1849) 二十八岁 |
| 咸丰三年癸丑(1853) 三十二岁 |
| 咸丰六年丙辰(1856) 三十五岁 |
| 咸丰八年戊午(1858) 三十七岁 |
| 咸丰九年己未(1859) 三十八岁 |
| 咸丰十年庚申(1860) 三十九岁 |
| 附录 |
| 附录一: 交游年表 |
| 附录二: 作品年表 |
| 附录三: 管同遗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书局起止时间考证 |
| (一) 创立时间旧说 |
| (二) 云南书局创立时间新证 |
| (三) 云南官书局创立时间新考 |
| (四) 云南官书局的尾声 |
| 二、刊刻书籍考证 |
| (一) 云南书局、官书局刻印图书概况 |
| (二) 云南书局刻印图书特征略述 |
| (三) 云南官书局刻印书籍特征略述 |
| (四) 云南官书局翻刻蒙学新式教科书 |
| (五) 云南书局、官书局版本特征一隅 |
| 三、前人所列部分云南书局、官书局书籍辨伪 |
| 四、结语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几个关键概念的界定 |
| 2 研究概况 |
| 2.1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着作 |
| 2.1.1 宋本《伤寒论》 |
| 2.1.2 《金匮玉函经》 |
| 2.2 宋代阐释发挥《伤寒论》的着作 |
| 2.2.1 韩祗和《伤寒微旨论》 |
| 2.2.2 庞安时《伤寒总病论》 |
| 2.2.3 朱肱《伤寒百问》、《活人书》系列 |
| 2.2.4 许叔微伤寒三书 |
| 2.2.5 郭雍《伤寒补亡论》 |
| 2.2.6 其他医家及着作 |
| 2.3 宋代综合性方书中的伤寒内容 |
| 2.3.1 《太平圣惠方》伤寒内容 |
| 2.3.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伤寒内容 |
| 2.3.3 《圣济总录》伤寒内容 |
| 2.3.4 《普济本事方》伤寒内容 |
| 2.3.5 其他综合性方书中的伤寒内容 |
| 2.4 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
| 3 研究范围及方法 |
| 3.1 研究范围 |
| 3.2 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宋代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
| 1 政治背景 |
| 2 文化背景 |
| 3 科技背景 |
| 4 经济背景 |
| 5 气候背景 |
| 6 小结 |
| 第二部分：宋以前对伤寒的认识 |
| 1 战国至三国时期 |
| 2 两晋南北朝时期 |
| 3 隋唐五代时期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宋代伤寒着作成书前的官修伤寒内容及宋元史志书目着录的宋代伤寒着作 |
| 1 宋代伤寒着作产生前的官修伤寒文献 |
| 1.1 《太平圣惠方》中的伤寒文献 |
| 1.2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着作 |
| 2 宋元5种史志书目对宋代伤寒着作的着录 |
| 3 小结 |
| 第四部分：现存宋代伤寒着作 |
| 1 刘元宾与《伤寒括要》(1076) |
| 1.1 目录记载 |
| 1.2 全书体例 |
| 1.3 传承关系 |
| 1.4 小结 |
| 附：《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补注通真子脉要秘括》 |
| 2 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1086) |
| 2.1 目录记载 |
| 2.2 全书体例 |
| 2.3 传承关系 |
| 2.4 小结 |
| 附：关于《四库》本《伤寒微旨论·温中篇》与《阴证略例》相关篇章的比较 |
| 3 庞安时与《伤寒总病论》(1100) |
| 3.1 目录记载 |
| 3.2 全书体例 |
| 3.3 传承关系 |
| 3.4 小结 |
| 附：庞安时其余着作史志目录记载 |
| 4 朱肱与《重校证活人书》(1118) |
| 4.1 目录记载 |
| 4.2 全书体例 |
| 4.3 传承关系 |
| 4.4 小结 |
| 5 李知先与《活人书括》(1166) |
| 5.1 目录记载 |
| 5.2 全书体例 |
| 5.3 传承关系 |
| 5.4 小结 |
| 附：《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的相关记载 |
| 6 许叔微与《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1170) |
| 6.1 目录记载 |
| 6.2 全书体例 |
| 6.3 传承关系 |
| 6.4 小结 |
| 7 李柽与《伤寒要旨(药方)》(1171) |
| 7.1 目录记载 |
| 7.2 全书体例 |
| 7.3 传承关系 |
| 7.4 小结 |
| 8 汤尹才与《伤寒解惑论》(1173) |
| 8.1 目录记载 |
| 8.2 全书体例 |
| 8.3 传承关系 |
| 8.4 小结 |
| 9 钱闻礼与《伤寒百问歌》(1182) |
| 9.1 目录记载 |
| 9.2 全书体例 |
| 9.3 传承关系 |
| 9.4 小结 |
| 10 郭雍与《伤寒补亡论》(1195) |
| 10.1 目录记载 |
| 10.2 全书体例 |
| 10.3 传承关系 |
| 10.4 小结 |
| 11 李子建与《伤寒十劝》(1217) |
| 11.1 目录记载 |
| 11.2 全书体例 |
| 11.3 传承关系 |
| 11.4 小结 |
| 12 杨士瀛与《伤寒类书活人总括》(1260) |
| 12.1 目录记载 |
| 12.2 全书体例 |
| 12.3 传承关系 |
| 12.4 小结 |
| 第五部分：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特点 |
| 1 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形式体例 |
| 1.1 诗歌学问化与学问诗歌化 |
| 1.2 律赋的兴盛与医书中的律赋 |
| 1.3 笔记实录体在医案中的应用 |
| 1.4 问答体对经典医籍的继承 |
| 2 现存宋代伤寒着作内容来源 |
| 2.1 以吸收宋本《伤寒论》为主者 |
| 2.2 以参考朱肱伤寒着作为主者 |
| 2.3 其他类伤寒文献来源 |
| 3 小结 |
| 第六部分：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
| 1 宋代伤寒着作的历史地位 |
| 2 宋代伤寒着作对后世的影响 |
| 2.1 对后世伤寒学的影响 |
| 2.3 对后世温病学的影响 |
| 3 小结 |
| 第七部分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
| 1 宋代伤寒着作历代史志书目记载 |
| 1.1 《伤寒微旨论》 |
| 1.2 《伤寒总病论》 |
| 1.3 朱肱医学着作 |
| 1.4 《活人书括》 |
| 1.5 许叔微伤寒着作 |
| 1.6 《伤寒要旨(药方)》 |
| 1.7 《伤寒百问歌》 |
| 1.8 《伤寒补亡论》 |
| 1.9 杨士瀛医学着作 |
| 2 宋代伤寒着作正文前后所附内容 |
| 2.1 《伤寒微旨论》 |
| 2.2 《伤寒总病论》 |
| 2.3 《重校证活人书》 |
| 2.4 《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 |
| 2.5 《伤寒百证歌》 |
| 2.6 《伤寒要旨(药方)》 |
| 2.7 《伤寒解惑论》 |
| 2.8 《伤寒补亡论》 |
| 2.9 《伤寒十劝》 |
| 3 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相关列表 |
| 3.1 《伤寒括要》 |
| 3.2 《伤寒微旨论》 |
| 3.3 《伤寒总病论》 |
| 3.4 《重校证活人书》 |
| 3.5 许叔微伤寒三书 |
| 3.6 《伤寒要旨(药方)》 |
| 3.7 《伤寒百问歌》 |
| 3.8 《伤寒解惑论》 |
| 3.9 《伤寒十劝》 |
| 3.10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
四、《江西中医学院学报》(季刊)2002年第14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基于中医五神学说运用安魂益魄汤治疗魂强魄弱缺血性中风病恢复期的临床研究[D]. 李甲民.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3]基于“毒-效-证”相关性的乌头用药规律研究[D]. 杜丽.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4]宋代私家刻书研究[D]. 尹华.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民国时期上海报业工人研究（1912-1949）[D]. 陈朝辉. 上海大学, 2019(03)
- [6]管同年谱[D]. 秦威威. 山东大学, 2019(09)
- [7]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J]. 梁明青. 文献, 2019(01)
- [8]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9]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10]现存宋代伤寒着作文献研究[D]. 张慧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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