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战略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韩科振[1]（2021）在《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和反馈关系,具有很强的时空特性。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解决好了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19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历次会议明确强调“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发展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举措,绿色经济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保障。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支撑,绿色技术创新是确保绿色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共性的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R&D）,特别是研发资本的积累。面对绿色经济这个当今全球共同性的主题,中国在更加开放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本国资本不断自主创新和强化内部的研发技术积累外外,还要更加有效的利用国际研发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口的产业集聚效应等引发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压力,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绿色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需要深思的课题。绿色技术进步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所在。如何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已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点研究领域,纵观现有研究,推动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自主创新和通过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在于研发投入,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可借助或依靠对外直接投资（OFDI）、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进口等渠道实现。不过,相关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两种不同途径展开的,尚鲜有将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统一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伴随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是否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尤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均处于全球前列;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事关如何有效提高我国绿色技术进步,而且与我国绿色发展密切相关,进而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为核心,首先在理论上演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在政府要求绿色创新和企业自主绿色创新的双重约束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对企业、区域、国家三个层面的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对应假设。然后针对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现实情况,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到宏观层面的国家,以不同视角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层面、制造业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国家层面进行测度。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扩散或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本文共设九个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第1章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包括第2章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及第3章的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和第8章;第四部分为总结与研究展望,由第9章构成。第1章描述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背景,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该选题的意义,梳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2章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本章主要梳理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进步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理论、绿色经济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了解和掌握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动态。第3章从理论分析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OFDI、FDI和进口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分析了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第4章是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从企业特质层面深入分析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受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的异同。第5章是从制造业的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分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因为制造业是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中占有主导地位。第6章是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探讨技术吸收能力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进步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自主创新和OFDI逆向技术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第7章是第6章的延伸,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绿色技术进步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在区域间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8章是从国家层面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9章是总结部分。本章整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按照本文的逻辑脉络,归纳提炼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决策和企业应对两方面的相关建议,还有未来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从微观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显着地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国际研发资本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之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企业通过引入外资和进口贸易也能显着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不过,进口贸易所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企业异质性特征。相较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对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要强,FDI和进口渠道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弱。从制造业及行业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OFDI、FDI和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都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但进口贸易的效应相对较弱。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相较于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FDI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要更为显着,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OFDI的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对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通过引入外资以及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较大,OFDI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对于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OFDI的促进效果更为显着,FDI的影响相对较弱,进口贸易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着。从区域角度看,国际研发资本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的提升效果。OFDI技术溢出是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受到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越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区域,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越强。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越强、研发投入越多、人力资本越丰富,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有效果。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积极（positive）推动作用。回顾本文研究方法与结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创新。第一,有机结合国内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构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分析框架。对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FDI、OFDI和进口贸易多个溢出渠道,从微观到宏观,从行业到产业,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这些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关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渠道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大多数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渠道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一部分,同时,鲜有将国内自主创新纳入一个整体分析范畴的研究。结论显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特别是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敏感性受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国内自主研发水平越高,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越强。第二,对绿色技术水平划分更加细化,拓展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并重新测度了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多维度分析了企业不同异质性特征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影响,使得分析更加有针对性,结果精准可靠。将绿色技术创新区分为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等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对企业异质性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水平的影响考虑了企业的所有制、企业所属产业或行业、生产率、融资约束、所在区域。第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既存在门限效应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的存在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有关联。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认为出存在门限效应,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特征。区域间的绿色技术进步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其它区域的绿色技术进步也有显着影响,存在空间的相互依赖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采用多种方法测度绿色技术水平和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度采用“让数据说话”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运用SBM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得到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更加精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并探究了一些具有新颖性和可比性的实证结论,为更加深化开放的精准施策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决策依据。
梁风雁[2]（2021）在《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首要任务。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浪潮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具备国际化视野,立足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优势。一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简称FDI）是各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简称IFDI）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引进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国对外国际直接投资（简称OFDI）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OFDI的第三大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萎缩,而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量规模仍逆势上涨,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在国内和国际的产业布局影响越来越深远。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我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以及中介机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确定性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进一步从投资环境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在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分析了贸易发展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相应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外部冲击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总结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其二,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三,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其二,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其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其四,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其五,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构建了分析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统一框架,深度剖析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其二,本文首次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视角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由此而言,本文的理论分析既从研究视角上拓展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又从研究内容上补充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检验了中介机制的有效性。这为我国探索如何以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身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优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现实依据。除此之外,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各省的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这为基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深度考察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这为我国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双向FDI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政策着力点和改革依据。最后,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这为我国应对疫情影响,有效发挥双向FDI优势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研究启示。从长期来看,这对我国构建和完善应对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减少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启示。
关昕[3]（2021）在《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亚国家为例》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全面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战略选择。“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持续增加,国内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但国内耕地质量的下降和人均耕地资源的匮乏对粮食生产的制约日益凸显,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依然存在隐患。在此背景下,应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过去十年中,我国涉农对外投资取得显着成就,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涉农企业是我国农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和对外投资的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但仍面临着对外投资总体规模小,自身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阻碍。中亚国家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我国西北部毗邻,农业资源禀赋,有明显的农业生产优势。为此,借助中亚五国农业禀赋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投资优势,推动双方经济协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做到共商共建共享,是现阶段我国农业企业面临的现实需要。本文选取东道国影响因素这一角度,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利用SWOT矩阵分析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挑战,选取了2003-2017年的中国及中亚五国对外投资相关宏观数据,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选择了西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对外投资企业作为案例,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其投资活动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市场等宏观因素以外,东道国吸收外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禀赋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最显着。除此以外,企业投资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投资动机之一,而东道国的资源优势及两国政策的大力支持为企业投资创建了良好的投资条件。尽管如此,资金问题仍是企业投资面临的最大阻碍。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建议,对政府而言,促进国内涉农企业对外投资健康发展应该着力完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建立对外投资绿色通道,支持政策向农业对外投资主体倾斜,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企业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得长远”应该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合理制定对外投资策略,培育对外投资联合体。
李欢[4]（2021）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关系研究 ——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加快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我国在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量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不同于市场制度完善的欧洲地区和发展速度较慢的非洲地区,沿线国家的市场具有成长性、集聚性和邻近性等特点,这一地理优势使得我国与该地区的经贸发展潜力更大。这项战略提出之后,我国逐渐增加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往来合作。从货物贸易看,我国与该地区的经贸活动合作紧密,目前我国已是其中二十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从对外直接投资看,从2013年至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存量为900亿美元,且年均增速为7.2%,高于同期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增速。对此进行研究不仅可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提供素材,而且对于“走出去”企业可以提供一套完整的操作方案,从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此,本文首先整理归纳了现有文献研究中学者们对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持有的观点,其中包括两者可能存在的促进关系、替代关系以及不确定关系,并对现有参考文献进行了总结与评述。其次,从企业层面出发,本文采用2005—2015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数据,使用PSM匹配法为我国在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匹配出各指标相似度较高的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并构建DID模型来检验我国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关系,并且对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对两者关系的检验,本文发现,在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投资对出口的关系为正向的促进关系,也即对其投资后会促进出口增加2.7%,且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同时,中国企业在对该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将会提高企业出口密集度以及企业出口的概率,增加出口的概率为23.41%,并且该结果在最近邻匹配再估计后仍表现稳健。最后,根据检验结果,本文认为:在产业政策方面,我国政府应把产业优势与“一带一路”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在财税政策方面,财政政策要有导向性,并竭力完善财政补贴方式以及境外税收抵免制度。而企业需要增加技术研发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善于把握好发展中的机遇,不断提高投资水平、创新能力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抗风险能力,从而较大地发挥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范云[5]（2021）在《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文中研究说明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区域性合作与投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国家间的沟通与合作也愈加重要。2013年,中国适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承担大国责任与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发展所提供的良好平台。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而且无论是从陆地还是海上,南亚是“一带一路”的必经区域。南亚地区总人口17亿,占“一带一路”沿线人口总额的40%。虽然南亚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但相比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合作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依然乏力,“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方向推进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在南亚的投资现状、投资结构与优化布局,不仅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实施至关重要,而且对中国对外投资布局与产业结构转型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论文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对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外资流入总量、国别分布、行业分布等方面,对南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进行深入探究。从目前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合作现状来看,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流量稳中有进,存量节节攀升的良好局面;在国别覆盖方面,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已涉及除不丹外的所有国家;在行业分布方面,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已经从能源业、基础设施建造业、工业、制造业领域,逐渐向物流领域、通讯互联行业等在内的服务业发展,且在各个产业都取得了一定突破。然而,近年来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投资规模占比较小;二是投资主要流向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三是投资领域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较少。投资过于集中,无形之中将加剧中国在南亚投资的风险。其次,论文在大量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基础上,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对中国在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的合理布局与路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在实证分析中,先将南亚地区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再将南亚国家根据不同特点进行分样本估计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政治风险、开放程度、经贸联系、对华关系、制度距离等诸多因素都对中国在南亚的投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南亚国家整体而言,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对华关系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产生了正向效应;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制度距离则产生了负向效应。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个南亚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对华关系对投资产生了正向效应,制度距离则产生了负向效应。对于阿富汗、尼泊尔、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四国来说,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对华关系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制度距离则对直接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结论,本文对优化未来中国在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布局提出相关建议:一是要结合投资项目特点合理选择投资国别;二是要优化投资进入的行业选择;三是要选择利于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规划当中,首先是要以适度差异化为原则,结合南亚各国自身优势展开针对性投资;其次应该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降低投资风险,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再次是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共同利益为着力点增强双方政治互信,实现双边战略目标对接;最后,重视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建设,强化投资企业自身在东道国的责任意识,以化解不利于中国投资的舆论风险。
王孟雪[6]（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TFP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提出的重大战略,立足于国内实践,“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是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深化改革,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创新对外开放之举。立足于国际格局,当今世界格局复杂多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适应世界发展规律与潮流,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改善国际发展不平衡,实现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提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近几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增加。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合计为1794.7亿美元,占总额的8.2%。基于这一现象,本文探讨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的今天,对沿线国家不同行业的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可以带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和理论的梳理,整理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之后,通过分析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沿线相关国家的投资现状。本文采用DEA方法测算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2013—2018年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相关国家及地区11个不同行业的直接投资是否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何种传导机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不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经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TFP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模型选取2013年到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对外直接投资系数都显着为正,证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TFP的提升。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TFP的影响存在着行业上的差异,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投资第二产业对TFP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第三产业投资。（2）通过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引入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投入、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商投资的交叉项,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TFP影响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可以通过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的技术效率,进而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影响国内研发,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通过对比发现,技术效率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要大于技术进步度。
聂世坤[7]（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卢阳阳[8]（2021）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母国就业和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一直是文献研究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后,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大量引入外资,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的崛起,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也推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相继确定和实施,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这引起我们疑问,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本身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有其独特之处,有必要立足中国现实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遵循特征事实描述、机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从章节分布来看,全文共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章从概念界定入手,回顾相关理论,并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市场关系的文献研究;第三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括和制造业企业特征事实进行分析和总结;第四章采用机制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整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五至七章使用2003-2013年间中国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样本,对上述假设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八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全文结论,做出研究展望,并就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我们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就业市场的总体理论框架,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影响国内总体就业水平;同时,其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生产转移效应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最后其通过影响高技能工人相对就业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机制作用我国技能工资溢价水平。第二,我们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一般性就业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我国就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促进效应不受投资目的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受投资企业所有制和投资类型影响明显。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与其他投资类型相比,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就业升级。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升级效应更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就投资类型而言,商贸型和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生产型和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就业升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升级主要是生产转移机制起作用,技术创新机制效应较弱。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加剧了技能工资不平等。其中,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能溢价促进效应要大于国企;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显着;无论哪种投资类型均促进国内技能工资溢价水平,其中商贸型和资源型投资的效应较弱。机制检验表明,高技能工人就业相对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渠道是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技能工资不平等的两种渠道。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本文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从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溢价三个维度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拓展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厘清其机制,丰富了既有的实证研究;三是明确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企业层面为化解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更多见解。
田人渠[9]（2020）在《“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农业深度融入世界农业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进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耕地投资更是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仍以粗放式为主,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低,与我国农业生产要素高度互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基础及广阔的投资前景。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的关键时期,粮食安全、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安全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已日渐成为制约各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亦是现阶段我国与“一带一路”成员急需深入协同合作、共同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外耕地投资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耕地资源状况、双边距离及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影响机制,可以丰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领域的研究,为优化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来探究影响我国在沿线地区耕地投资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双边经济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耕地资源水平影响中国对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理论假说,拓展了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综合评价东道国2008-2017年的耕地资源水平,并采用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测算双边经济距离,将这两个变量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区位特征纳入实证模型中,实证分析中国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国家的投资合作模式。本文的实证分析补充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经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一带一路”国家耕地资源各指标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在耕地评价指标体系中,可再生淡水资源和可灌溉农田面积所占权重较高,反映了耕地质量本身的相对重要性。（2）中国的耕地投资在区位选择阶段和投资规模决策阶段既有相同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因素。在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阶段,我国倾向于选择具有较近的双边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政府腐败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投资规模决策阶段,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腐败水平、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和地理距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对我国耕地投资的吸引力会受到腐败水平的负向调节,而政府有效性和市场规模有助于强化耕地资源对我国耕地投资的促进作用。（3）沿线国家的区位特征差异较大,我国需要结合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开展差异化的耕地投资合作,在欠发达的地区注重保护水土资源及农户生计,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注重农产品流通和销售环节,加强企业与当地市场的联系,保证沿线地区耕地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谨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企业层面:（1）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重点关注双边经济距离较近及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2）跨国耕地投资应注重对当地资源环境的保护,确保耕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地制宜的开展耕地投资合作。政府层面:（1）缩短双边经济距离,为中国的耕地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制定和完善国际耕地投资规则标准。有效识别东道国投资风险,降低企业对外耕地投资的不确定性。
邵冰[10]（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战略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国际研发资本 |
| 1.3.2 自主创新 |
| 1.3.3 绿色技术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溢出效应基础理论 |
| 2.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3 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2.2.2 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3 O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4 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3 文献述评 |
| 3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
| 3.1 国际研发资本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路径设计模型 |
| 3.1.3 路径收敛模型 |
| 3.2 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2.1 竞争效应 |
| 3.2.2 模仿-示范效应 |
| 3.2.3 人员流动效应 |
| 3.2.4 关联效应 |
| 3.2.5 研发国际化效应 |
|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3.1 研发成果逆向转移机制 |
| 3.3.2 要素吸纳机制 |
| 3.3.3 研发人员培养机制 |
| 3.3.4 技术扩散机制 |
| 3.4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4.1 技术溢出效应 |
| 3.4.2 中间品进口效应 |
| 3.4.3 竞争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企业层面的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选择 |
| 4.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2 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估计 |
| 4.2.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3 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3.1 所有制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3 生产率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4 区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5 产业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和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4.1 对渐进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4.2 对突破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全样本的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3 制造业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要素禀赋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3.2 技术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6.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指标构建 |
| 6.1.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
| 6.1.2 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 |
| 6.1.3 其他变量与数据解析 |
| 6.2 总体与分区域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6.2.2 总体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3 分区域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绿色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效应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估计结果 |
| 6.3.3 分区域估计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门限效应存在性分析 |
| 6.4.3 门限效应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类型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7.2 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3.1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 7.3.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宏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8.1.1 研究假设 |
| 8.1.2 模型设定 |
| 8.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结果 |
| 8.2.2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8.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4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2 区域和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3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1.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1.2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2.1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双向FDI |
| 3.1.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3.2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素 |
| 3.2.2 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的基础理论 |
| 3.3 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3.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1 我国双向FDI发展水平分析 |
| 4.1.1 I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2 O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2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2.1 产业产值结构 |
| 4.2.2 产业就业结构 |
| 4.2.3 产业结构偏离度 |
| 4.2.4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
| 4.2.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特征 |
| 4.3 我国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 |
| 4.3.1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全国比较 |
| 4.3.2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省际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计量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异质性检验 |
| 5.4 中介机制检验 |
| 5.4.1 中介效应及模型设定 |
| 5.4.2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环境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影响的计量分析 |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2 贸易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3 金融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4 市场化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
| 7.1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的影响 |
| 7.1.1 疫情冲击下国际投资的新形势 |
| 7.1.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发展状况 |
| 7.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7.2.1 疫情加速“新基建”产业布局 |
| 7.2.2 疫情加速生物医药等大健康产业发展 |
| 7.2.3 疫情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 |
| 7.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优势与制约 |
| 7.3.1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优势 |
| 7.3.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制约 |
| 7.4 应对疫情冲击影响的关键举措 |
| 7.4.1 立足当前,破解疫情危机 |
| 7.4.2 利于长远,寻找发展转机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双向FDI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1.2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 |
| 8.1.3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 |
| 8.2.2 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 |
| 8.2.3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 |
| 8.2.4 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 |
| 8.2.5 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亚国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文章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文章内容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走出去”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 |
| 2.1.3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2.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3.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3.3 工业区位理论 |
| 2.3.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5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第三章 国内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1 国内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1.1 民营企业成为农业企业对外投资主体的新生力量 |
| 3.1.2 对外投资涉及领域日益广泛 |
| 3.1.3 对外投资产业多元化 |
| 3.2 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SWOT分析 |
| 3.2.1 优势分析Strength |
| 3.2.2 劣势分析Weakness |
| 3.2.3 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3.2.4 威胁分析Threat |
| 3.2.5 SWOT矩阵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理论与假设 |
| 4.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
| 4.3.1 面板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与单位根检验 |
| 4.3.2 Hausmen检验与实证结果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 |
| 5.1 案例选择依据 |
| 5.2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 |
| 5.2.1 企业基本概况 |
| 5.2.2 爱菊集团对外投资投资历程 |
| 5.2.3 爱菊集团对外投资现状 |
| 5.3 河南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 5.3.1 企业基本概况 |
| 5.3.2 贵友集团对外投资历程 |
| 5.3.3 贵友集团对外投资现状 |
| 5.4 二者对外投资分析 |
| 5.4.1 二者投资初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2 面对投资风险所采取的对策与成效 |
| 5.4.3 目前对外投资仍存在的困境 |
| 5.5 案例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政府层面 |
| 6.2.2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关系研究 ——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问题 |
| 1.2.2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替代关系 |
| 1.2.3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促进关系 |
| 1.2.4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分析 |
| 2.1 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 |
| 2.1.1 蒙代尔理论模型—替代关系 |
| 2.1.2 边际产业扩张论—互补关系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传导机制理论分析 |
| 2.2.1 出口引致效应 |
| 2.2.2 出口替代效应 |
| 2.2.3 不同直接投资类型与出口关系理论分析 |
| 2.3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出口现状 |
| 3.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
| 3.1.1 规模与增速 |
| 3.1.2 空间分布 |
| 3.1.3 行业分布 |
| 3.1.4 主体特征 |
| 3.2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现状 |
| 3.2.1 规模与增速 |
| 3.2.2 空间分布 |
| 3.2.3 商品结构 |
| 3.2.4 出口主体特征 |
| 第4章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关系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 模型建立与变量的选取 |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匹配对照组及匹配结果 |
| 4.3.2 初始检验 |
| 4.3.3 基于最近邻匹配样本的再估计 |
| 4.3.4 滞后效应检验 |
| 4.4 广度边际检验 |
| 4.5 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基本理论 |
| 一、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局限性与新发展 |
|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局限性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一、西方微观主流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二、邓宁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亚国家投资环境及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SWOT分析 |
| 一、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势分析 |
| 二、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劣势分析 |
| 三、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机遇分析 |
| 四、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威胁分析 |
| 第二节 南亚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总量概况 |
| 二、南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国别(地区)来源分布 |
| 三、南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以印度与巴基斯坦为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 |
| 一、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总量分析 |
| 二、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国别分布 |
| 三、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与面临挑战 |
| 一、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
| 三、案例分析:科伦坡港口城投资项目 |
| 第三节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机遇 |
| 一、合作基础与成效 |
| 二、自贸区战略 |
| 三、合作相互需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力模型及其拓展介绍 |
| 一、引力模型起源 |
| 二、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一、变量选择与假设 |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
| 第三节 模型检验与估计 |
| 一、变量相关性分析 |
| 二、变量稳定性检验 |
| 三、模型回归分析 |
| 四、结果及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布局的路径选择 |
| 一、投资国别选择 |
| 二、投资行业选择 |
| 三、投资方式选择 |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布局的政策建议 |
| 一、提高投资针对性 |
| 二、完善配套制度 |
| 三、增强政治互信 |
| 四、重视企业海外形象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目录 |
（6）“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TFP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思路方法技术 |
| 1.3 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框架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发展 |
| 2.2 对外直接投资对TFP影响机理研究 |
| 2.3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TFP的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现状 |
| 3.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不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 |
| 4.1 全要素生产率 |
| 4.2 TFP测算结果及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TFP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置及数据处理 |
| 5.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TFP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TFP的作用机理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就业、就业结构及技能工资溢价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 技能工资溢价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市场 |
| 2.4.1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 |
| 2.4.2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 |
| 2.4.3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能工资溢价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发展概况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特征性事实 |
| 3.2.1 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2.2 制造业企业整体就业现状 |
| 3.2.3 制造业就业结构特征 |
| 3.2.4 制造业企业技能工资溢价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就业市场的机制分析 |
| 4.1 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 |
| 4.2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 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增长 |
| 5.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 基本估计结果与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1 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2 基本估计结果 |
| 5.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2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5.3.3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6.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本估计结果 |
| 6.2.2 内生性检验 |
| 6.2.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6.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结构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6.3.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3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6.3.4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检验 |
| 6.4.1 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
| 6.4.2 生产转移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直接投资与本国技能工资溢价 |
| 7.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7.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7.3 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7.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3.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3.3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4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7.3.5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7.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能工资溢价的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范围 |
| 一、耕地及耕地资源 |
| 二、对外耕地投资 |
| 三、区域投资合作 |
| 四、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内容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二节 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旧殖民时期与现代对外耕地投资 |
| 二、对外耕地投资的评价 |
| 三、全球耕地投资的主要投资国与目标国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动因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规模及对东道国的影响 |
| 三、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
| 第四节 现有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 |
| 三、资源配置理论 |
|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双边距离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
| 一、模型基本框架 |
| 二、双边距离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
| 第三节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
| 第四节 东道国耕地资源对产业聚集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现状、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投资及耕地投资现状 |
| 一、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分析 |
| 二、沿线国家的耕地投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和优势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优势 |
| 第三节 我国对外耕地投资面临的挑战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宏观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的测算 |
| 第一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选择及系统构建 |
| 二、各指标空间集聚特征和异常值分析 |
| 第二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模型构建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简介 |
| 二、沿线国家耕地资源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耕地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及模型设定 |
| 一、实证研究范围 |
|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
| 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结果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研究讨论及启示 |
|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
| 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东道国区位特征分析 |
| 一、对应分析基本原理 |
| 二、对应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基于优势互补的投资合作模式 |
| 一、中国与俄罗斯的投资合作分析 |
| 二、中国与缅甸的投资合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国家层面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沿线国家外资获得东道国耕地使用权规定 |
| 附录2 沿线国家范围(第六章实证分析) |
| 附录3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评价指标权重 |
| 附录4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综合评价结果 |
| 附录5 沿线国家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计算结果 |
| 附录6 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附录7 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10）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战略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D]. 韩科振. 四川大学, 2021(12)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梁风雁. 辽宁大学, 2021(02)
- [3]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亚国家为例[D]. 关昕.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4]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关系研究 ——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分析[D]. 李欢.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5]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D]. 范云.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6]“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TFP的影响研究[D]. 王孟雪.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7]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D]. 卢阳阳. 浙江大学, 2021(01)
- [9]“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D]. 田人渠.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