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谈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一、以史为鉴 谈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论文文献综述）

茹月婷^[1]（2021）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国防意识的培养研究 ——以统编版八年级为例》文中指出

刘瑞红^[2]（2020）在《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文中提出铁路自从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铁路甚至成为近代战争中交战双方的“生死线”,战时对于铁路无论敌我,该利用时就必须利用,该毁弃时也必须尽可能毁弃,否则都意味着失败。是利用,还是毁弃,取决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如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果断决策,从战略战术上适时地利用或毁弃铁路,往往成为生死成败的关键因素。“生死线”是铁路战争中对铁路的精准战略定位,它有时表现为进攻线、有时表现为防御线和封锁线、有时意味着生命线、有时意味着死亡线。它究竟是一条什么意义上的“线”,取决于铁路掌握敌我之手和如何对待铁路。铁路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死线”作用。本文着眼于铁路和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关探讨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内容展开。明治维新之后,铁路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战争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铁路线推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利用铁路在沦陷区推行“囚笼政策”。日军为了争夺铁路控制权对中国铁路进行了破坏和摧残。为了保持其在华侵略的输血管道铁路的畅通,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对铁路实施殖民化管理,并采取了一些利于铁路维护和运营的措施,如修复旧路并修建新路、推行“爱路运动”、实行铁路联运等措施,以增强铁路的运输力。日本在沦陷区铁路运输以军运为主,同时肩负运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掠夺的资源和财富。但是由于中国军民的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破袭战的开展,给予了日军铁路修复、新筑、营运以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保持铁路畅通。铁路为战争的交通利器,因而做好铁路战备十分必要和重要。国民政府铁路战备主要表现为将铁路纳入战时轨道,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完善铁路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等。同时国民政府又改善和充实了一些铁路线路的铁路设备,如抽换重钢轨、枕木及加固桥梁,添购机车、车辆增强运输能力,增设电信设备,统一车辆调度,增筑和改进防空设备,增加站场设备提高运输效率,购储行车及紧急修理材料。另外国民政府还进行了一些战备铁路的修筑,如贯通粤汉铁路、修筑苏嘉铁路、修筑钱塘江铁路大桥等。最后国民政府还加强了铁路员工的战备动员,如增进铁路员工的联络合作、策动铁路员工的工作效率及储备铁路人才等。铁路建设与运输决定了战争的机动性。由于日本沿铁路线快速推进战争,致使抗日战争初期中国铁路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随之转移。为了保障大后方与战争前线及国际间的交通联络,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新修筑了一些铁路线。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提高铁路的抗战运输力,又采取了一系列铁路建设和管理措施,如完善铁路设备、强化联合运输机制、铁路线段联合办工、人事策励、交通机关与军队协同作战等。战时铁路运输主要以军运为主,同时兼顾非军事客货运输。由于战火的摧残及战时铁路器材、燃料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战时铁路的运输力,并致使铁路运输呈现不平衡性。虽然战时的环境制约了铁路运输效力,但是在铁路员工的奋勇斗争下,铁路还是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铁路由于其自身的运输优势,被视为本国国防的“国之重器”。战争时,铁路不仅是战争的战略后勤补给线,交战双方争夺的主要军事目标,交战双方的“生死线”,同时其本身也成为战争的直接武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发起的诸多战役,皆围绕破坏铁路的运营或争夺铁路干线的控制权而展开,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破击战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铁路争夺战。由于日军对中国铁路交通线的破坏和摧毁,致使中国的铁路随着国土的沦丧而不断地撤退和沦陷,而中国铁路员工在铁路撤退中奋勇抢拆、抢运,始终保持与军队共进退,以及在铁路沦陷后依然在沦陷区坚持与日军展开英勇斗争等行为,皆表现出了抗战期间铁路员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抗战14年,日本对中国铁路的破坏和摧残以及中国军队为时局所迫对铁路的自行破坏和拆除,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铁路的巨大损失,如铁路设施、产业设备、财产、营业以及铁路人员的损失等。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后,已经开始进行铁路复员的筹划与准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铁路接收与复员目的是为了打内战的需要,这不仅暴露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反动的本质,而且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铁路军事斗争,最终致使国民政府接收铁路和恢复交通的企图破产。通过对铁路与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铁路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加大了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铁路事业在近代战争中得到了检验与考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战争的胜败决定了铁路的存亡;铁路在战争中不仅担负着重要的军运任务,也兼顾了非军事客货运输,但军事运输为其主要方面,但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破坏致使铁路运输力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铁路是大国重器,铁路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近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铁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胜负,但铁路本身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周晨阳^[3]（2020）在《广东“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文中研究说明为了响应国家层面上的“大三线”建设,地处一线地区的广东省率先提出并积极推动地方层面上的“小三线”建设,对我国国防工业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探究1964至1978年的广东“小三线”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能够为新时代国家国防工业建设以及实施和开展重大战略、重大工作、重大任务提供历史借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档案等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新材料,充分梳理了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过程,详细研究了其决策过程、领导机制、人员调配、项目规划等问题,系统地勾勒出广东“小三线”建设发展的历史全貌。通过分析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国际国内背景与中央政策对广东省决策的影响,阐明了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小三线”建设的根本原因。通过详细介绍国家和广东省各级领导机构为“小三线”建设所做的周密部署,突出了党在“小三线”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与领导地位。透过不同时期的“小三线”建设的发展情况,分析出广东“小三线”建设的战略地位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此外,本文还选取了典型的广东“小三线”军工企业进行微观层面上考察,剖析“小三线”建设在基层的具体运作模式。最后,评价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功过得失,本文从战略、区域协调、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厘清史实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总结了广东“小三线”建设中可汲取的经验教训,以期能够为当前国防现代化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也能够为当下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提供启示。

刘飞燕^[4]（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安全是一种状态、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行为。国家安全是维护一国稳定与发展的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占据重要地位。通过梳理学界对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研究,剖析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概念,深入分析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呈现出的新特点、新要求,以此作为探索国家安全教育新策略的依据。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需要找准理论依据,追溯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安全的重要阐述,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观,深刻领会学习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扎稳研究的理论根基。大学生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力量,他们的国家安全意识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与个人命运。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反观过去、点亮现实、照亮未来。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反思自己的历史,立足当下,才能赢得未来。我国百年屈辱历史的深刻教训、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推进、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以及我国内部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成为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背景。其教育价值分别体现为从学科上:有利于充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从目标上:有利于国家安全教育深入大学生头脑;从站位上:有利于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在政策传达、专业课程、活动开展、文化生活以及环境营造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也存在部分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主要表现在学科设置、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环体、教育内容、教育过程以及教育效果等方面。具体表现为:学科体系设置尚待完善、师资队伍组建尚需时间、居安思危的意识亟待加强、安全性的舆论氛围有待形成、部分教育内容落后于现实、实施过程的针对性有待提升以及教育效果的取得尚需时日等。这些现实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冲突、政策认知不充分、高校合力育人机制不健全、校园舆论氛围引导仍需完善、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有待提高。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从国家加强宏观统筹、社会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高校落实工作机制、大学生促进自我发展等方面着手,切实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

杨昌斌^[5]（2019）在《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简称“双拥”）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领导人民军队独创的光荣传统和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领导人民军队,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双拥实践活动,并形成了一系列双拥工作理论,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治国理政建军的新境界。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对做好双拥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开展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从提出“双拥思想”（“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的简称）概念（即“关于双拥工作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入题,对“双拥”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创的具有政治性、全局性、社会性的活动,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总结,以“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简称“当代双拥思想”）作为研究课题,主要从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课题选题的缘起与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双拥、双拥工作、双拥思想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献研究,界定了相关概念,说明了论文创新点,明确了研究内容、方法和思路。第二部分,主要揭示双拥思想的内涵和价值意蕴,探究其渊源及其在实践中体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成为双拥工作和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思想指南的独特价值。第三部分,廓清双拥工作的历史发展脉络,概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的双拥思想的核心内容,提出不同历史时期双拥思想有其核心要义、目标、任务,阐明双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创新,体现了双拥思想血脉基因、精髓本质。第四部分,系统梳理当代双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双拥工作的讲话、指示等内容,分析当代双拥思想的形成路径和发展历程,指出当代双拥思想形成于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期,成熟于党的十八大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全党全国全军领导集体核心以后。第五部分,重点论述当代双拥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从双拥工作本质、目标、主体、关键等四个方面对当代双拥思想的主要内容展开阐述论证,详细阐述军民融合内涵、理念、机制、发展战略等核心要义,深刻剖析当代双拥思想需要把握的理论核心。第六部分,深入论述当代双拥思想具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全局性与局部性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统一的四个理论特点,揭示双拥思想的理论价值、科学禀赋。第七部分,从当代双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保证等三个方面,分析当代双拥思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第八部分,从实践维度,全面论述如何推动当代双拥思想指导工作、落地见效。主要从政治思想、工作力量、组织制度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充分发挥广大军民主体作用、坚持组织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等实践要素。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提出“双拥思想”和“当代双拥思想”。论文提出的“双拥思想”,是将其提升到政治理论的指导思想层面,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建军实践中,对“双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完善定义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简称为“当代双拥思想”。二是从理论层面首次概括出党的历代双拥思想的核心要义。党的第一代双拥思想核心要义是“军民一致”,党的第二代双拥思想核心要义是“军民共建”,党的当代双拥思想核心要义是“军民融合”。三是系统阐述当代双拥思想的理论特点和重大意义。指出当代双拥思想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全局性与局部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理论特点。是十八大以来党在治国理政建军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双拥实践的新发展,是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和实现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保证。

赵洋^[6]（2019）在《中国共产党军民融合思想理论溯源及其实践》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以实现富国和强军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军民融合"逐步确立为国家战略,考察建国前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演变轨迹,对于破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军民兼顾"到"军民融合"是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处理经济社会和国防工业的协调发展,纵观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变迁,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如毛泽东的"军民兼顾思想",邓小平的"军民结合思想",江泽民的"寓军于民思想",胡锦涛的"军民融合思想"等一系列思想理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这28年的革命历程,初步奠定了党的军民兼顾思想,同时积极探索军民结合的实践道路,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军民融合思想的文化精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军民融合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战争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暴力革命从根本上依靠经济基础,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无产阶级军队是保障人民专政稳固的先决条件"等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核心思想。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创建原则"和"发展革命战争到人民战争"的重要论述是其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的军民融合思想中汲取营养成分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如以军队和无地农民屯田开垦以满足军队给养的"屯田制";以"兵农合一"为主要特征的"府兵制";以财力物力,用雇佣形式招募士兵发展军事力量的"募兵制"等都是古代军民融合思想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坚持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思想的指导,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把军民结合思想运用到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也为当前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和时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邓有兰^[7]（2019）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国防教育研究 ——以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为例》文中指出国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产生之日起便成为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国民对国防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家的国防实力。对国民进行相关的国防教育,不论是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个人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为青少年提供恰当的国防教育,关乎能否为国家国防事业储备人才,关乎国家安全事业,国家历来重视对青少年实施国防教育。高中生是青少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期,心理和生理也日渐成熟,在这一时期接受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国防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我国高中国防教育开展形式单一且持续时间短,难以实现国家在这一时期所规定的国防教育目标。历史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可以为国防教育提供充足的养分,在国防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历史课堂应该成为培养高中生国家情怀,接受国防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本文研究的内容就是怎样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对学生实施国防教育。本文是在教育教学理论和笔者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完成的。本文在论证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国防教育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为例,研究分析了高级中学在实施国防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现阶段下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的融合情况,进而,针对学校实施国防教育的具体情况以及历史教学的特点,以学校、历史教师与学生为切入点,从学校日常管理工作体现国防教育要求、历史教师深入挖掘国防教育素材和提高学生国防意识三方面入手结合具体教学实例提出相应的培养策略。

韩联郡^[8]（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研究表明“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梅潇潇^[9]（2019）在《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49-1978年）》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重大现实难题,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社会主义大国,它还关系到在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中,能否保障安定团结、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像在中国这样一个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提供现成的药方。因此,如何在我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既是一项崭新的课题,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艰巨任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较好把握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对于如何改变旧中国遗留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进行了艰难地思考与探索,并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正确处理全国经济整体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关系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调整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从后来的实践效果来看,这一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理论上,它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从实践成效来看,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国情十分复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顽疾”,加之中国共产党搞经济建设的经验又十分缺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现成的解决方案,等等,这就使得如何解决旧中国遗留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走了一些弯路,留下了一些教训。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深刻的教训,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必须予以重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践行新发展理念,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1949-1978）,挖掘其中的瑰宝,探究其对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启示,就具有重要意义。

胡天银^[10]（2019）在《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近现代大学发轫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民族救亡、文化重建与人才培养是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因此其与国家、社会、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央大学作为国民党政府着力打造的“首都最高学府”,其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本研究将中央大学置于十四年抗战背景之下,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通过历史考察与学理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表现为两种形态: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政府需求与中央大学治校理念的契合是府学合作的基础。中央大学在工、农、医等实科发展中密切联系政府国防、经济、民生建设需求,《新民族》学人以学术探究的方式积极服务政府抗战建国策略的实施都是合作的体现,合作使府学关系更加紧密。然府学间虽有共识与合作,亦有矛盾与冲突。在人事上存在政治因素与学术标准的冲突;在经费上存在政府拨付不足与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及师生需求的冲突;在管理上,存在政府控制学生运动与学生寻求自治之间的冲突。尽管府学间存在冲突,但合作大于冲突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主旋律。第二,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层面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是基础因素。政府层面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政府意志是核心,经费拨发、教育政策、人事安排则为政府意志的具体体现。学校层面的因素则作用各不相同,在府学关系中校长多为平衡者,而师生多为抗争者。第三,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实质是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府学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其二府学关系未形成制度化约束。第四,通过考察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遵循大学逻辑行事,维持府学关系平衡;建立师生监督组织,保证府学关系透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明确府学关系边界。

二、以史为鉴 谈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史为鉴 谈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2）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广东“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军民融合思想理论溯源及其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7）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国防教育研究 ——以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49-1978年）（论文提纲范文）

（10）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史为鉴 谈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初中历史教学中国防意识的培养研究 ——以统编版八年级为例[D]. 茹月婷. 新疆师范大学, 2021
• [2]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D]. 刘瑞红. 苏州大学, 2020(09)
• [3]广东“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D]. 周晨阳.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4]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D]. 刘飞燕. 兰州大学, 2020(12)
• [5]当代中国共产党双拥思想研究[D]. 杨昌斌.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中国共产党军民融合思想理论溯源及其实践[J]. 赵洋.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 [7]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国防教育研究 ——以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为例[D]. 邓有兰.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49-1978年）[D]. 梅潇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10]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D]. 胡天银.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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