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圣表态”的悲欢离合谁知

一、“代圣人立言”甘苦谁知（论文文献综述）

侯钧才^[1]（2020）在《权力运作下的易代书写 ——以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与相关史籍的文本互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时事小说,是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一种类型,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小说成书时间较接近,作者是作品所叙事件的同代人,因此,亦有学者将时事小说定义为“反映当代历史事件的小说”。它的特点是及时、迅速地反映当时重大事件,大量记载了当时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轶事,反映了同代人对事件的认识和情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激发了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反映当时军国大事的史书编纂和小说创作,同时达到了高潮。由于二者所指涉的对象具有同一性,出现了复杂的文本互渗现象。一般而言,文学文本会针对历史文本进行再创作,由于时事小说的特殊性,一些史籍在编纂过程中会采录小说的相关内容,形成了“小说入史”的文化景观。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相渗透,表明历史文本中具有一定的文学因素,然而,历史文本中的虚构与想象,并非仅仅出于可读性的考虑,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博弈,由于意识形态对人心长年累月的侵蚀,政治道德跨越了明清易代带来的话语断裂,致使清初的“晚明史”编纂采录了时事小说中迎合传统政治的内容。易代书写作为清王朝建构自身正统性的重要环节,具有鲜明的权力运作的痕迹。绪论部分明晰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文本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文本的社会性和审美价值在不同的语境中达到动态统一。明清之际的易代书写,以史书和时事小说为中心,现如今,对二者的研究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学科的差异,有关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无专文探讨。明清之际的易代书写,受到社会语境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干涉,通过研究明清之际时事类文本的互渗现象,有助于还原当时文本书写的具体情况,刷新我们对这一时期文本意义的认知。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历代“小说入史”的现象。“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古代,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小说作为叙事文本,与史籍的关系密切,在小说尚未独立的先秦时代,史籍中就有非常多的想象因子,后代小说家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汲取了大量经验,也能说明《史记》具有小说色彩。随着文、史分流,历代史学家对“小说入史”现象多持反对态度,但在史籍的编纂过程中,却无法避免采录小说的内容,他们也不可否认小说的史料价值。在采录小说时,史学家更热衷于一些符合自身和统治者政治立场的内容第二章分析了时事小说对史料笔记的采摭情况。对时事的书写,推动了“小说”这一文体的生成与发展。时事小说的题材来源以民间纪闻、邸报塘抄和史料笔记为主,成书时间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时事小说的题材来源和创作立场。时事小说的作者在对史料笔记的采摭过程中融入了个人意志,这并非单纯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是作者政治立场的体现。第三章分析了晚明史籍对时事小说的采录情况。时事小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清初的史籍编纂中就得到体现。然而,晚明史籍在采录时事小说时,也出现了泥沙俱下的情况,将一些原本属于小说的虚构内容纳入史籍当中。总体而言,这些虚构内容大多是对阉党和农民军的丑化,如李闯的出身和覆灭。清初的官方史籍对这些内容的采录,无疑是为了自抬身价,体现清王朝统治的优越性,也证实了权力对易代书写确有干扰。文学创作与历史编纂会受到政治道德的影响,而政治道德基于政治立场而存在,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试图用各自的政治道德来阐述事实,因此呈现同一事实的不同文本,拥有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了各自的表达策略和权限。后世的研究者,在还原历史时,不应该迎合文本,而应该注意到文本书写中掺杂着的主观因素,并将之揭露出来,这远比为弥合文本表达之间的缝隙所做的文字游戏更有意义。

陆学松^[2]（2018）在《清初尺牍选本研究》文中认为清初出现了一股尺牍编选出版的热潮,从顺治末到康熙间较短时期内,相继出现了十余种尺牍选本,分别为:李渔的《尺牍初征》与《古今尺牍大全》;周亮工的《尺牍新钞》、《藏弆集》与《结邻集》;汪淇、徐士俊等人的《分类尺牍新语》、《分类尺牍新语二编》与《分类尺牍新语广编》;陈枚的《写心集》与《写心二集》;黄容、王维翰的《尺牍兰言》;张潮的《尺牍友声》与《尺牍偶存》;程元勋、王化騄的《名人尺牍选》。这些尺牍选本的纷纭出现是一个较为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一众尺牍选家继承了晚明文人尺牍小品的观念,秉持严格的文艺审美标准,四方收罗,收辑遗佚,保存了数量巨大的明末清初士人尺牍,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文学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梳理文本,认真分析,谨慎总结,从文学视角出发,对这些尺牍选本的形成原因、形成与传播过程,以及其中所收尺牍的文艺审美价值、文学理论价值、文献价值等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总结。论文由绪论与正文两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选题的来源以及研究意义、现状和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正文部分分为十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清初尺牍选家、选本,以及众多的士人尺牍进行论述。第一章从社会与时代背景出发,指出晚明尺牍小品与尺牍选本的兴盛是清初尺牍选本兴起的先声;在社会动荡与重建背景下的清初遗民思潮、经世致用思潮、商业求利思潮、个性思潮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对于尺牍选本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清初独特的文人尺牍创作情境、书籍市场的兴盛与文学选本发行的热潮、民间邮政服务的发展为清初尺牍选本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生态环境。第二章从尺赎选家与选本的角度出发,综合各种文献资料,对各种尺牍选本的编选、成书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细致的分析。其中,对于尺牍选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他们生平的考证,他们编选尺牍选本的动机、理念,编选团队的组建以及编选的过程等;对于尺牍选本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各种选本编选的方式、成书与传播过程,现存的版本考证等。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清初尺牍选家征集尺牍稿件的来源与渠道。优质、稳定的稿源渠道是尺牍选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清初尺牍选家出于不同的编选理念,囿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他们征选的尺牍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一段时间内,可以用“时人为主,间及前古”形容其内涵;在尺牍征选的地理范围上,则主要围绕杭州、南京、苏州、扬州、青州等几个中心城市,采取以点带面,多方征稿的方式收集稿件;在具体的稿件征集渠道上,诸选家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广泛搜罗自己与友朋往来之牍、朋友往来之牍、民间藏稿、其他尺牍选本以及利用征稿、投稿与赠稿、约稿的方式进行尺牍稿件的搜集。第四章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清初尺牍选家对于尺牍文体的认知。尺牍原非独立的文体,晚明文人重视尺牍也只是将之作为小品之一种看待。在清初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清初尺牍选家试图将尺牍文放在宏观文学背景下,追根溯源,梳理其独立发展的线索,给与尺牍以新的文体定位。他们认为尺赎文具有高辨识度,可以从大文体分类中独立出来,其源流可辨,其沿革可考,其风格可以识别。清初尺牍选家总体继承了晚明文人的尺牍小品观,但他们不停留于此,认为尺牍在不断进化,今人可以胜过古人。尺牍也不是小道末技,它们在表现文人性情、展现文艺之美以外,还需要承担载道的重任。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们进行不同方式尺牍的编目,对入选的尺牍进行删节,甚至进行评点以突出其文艺之优美,思想之精深。第五、六章,清初尺赎选本的文献价值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按照不同选本的角度,在仔细梳理各选本中尺牍文本与作家资料的基础上,再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各种传世文本资料进行比对,略同求异,收遗辑佚,从“存文”与“存人”的角度出发,采用举隅的方式,挖掘出明末清初一批作家的散佚文本与其他文学资料,展现出清初尺牍选本文献价值之一斑。第七章从具体的尺牍文本出发,展现尺牍“写心”特色,具体分析、总结清初尺牍选本中所展现出来的明末清初士人各种心态。在明末清初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士人表现出直面乱世的愤慨与沉郁、无法逃避的凄苦与悲凉、努力探寻人生的旷达与逸致以及发乎友情的真挚与谐谑等主流心态。此外,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不少士人们也在逃离现实或者陶然乎其中挣扎;面对江山易代与社会动荡,不少人存在着豪杰式的幻想;对于个人价值实现,不少人也有着功名追求的无奈与热衷。第八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清初尺牍选本中涉及文学艺术理论的尺牍,总结出清初尺牍选本中文学艺术理论的整体面貌。整体上,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论开始了对于明末文学的总结与反思。在诗文方面,尺牍中的文艺理论总体上还是覆盖在崇尚载道观的复古主张与强调个性主义的性情理论的争执之下。虽然也有第三方观点主张调和二家,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但在理论认知上还不清晰,只有苗头,未成风气;在词论方面,数量丰富,表现出清人对词学理论的新认知与对于创作的重视态度,标志着清词开始兴起;在小说理论方面,集中于对小说风化作用的思考与批判;在戏曲理论方面,主要表现为清人对于明末戏曲的批判与思考,他们极为强调戏曲的风化作用,并在戏曲的创作上提出种种主张,标志着清初戏曲创作的复兴。第九章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诸选本中尺牍作品本身的文艺性。选本中的尺牍形式自由,体式多样,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游记、清言、骈赋三种小品形式,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艺术特色;选本中的尺牍小品总体上又有流派纷纭、各有所宗的特点,总体上可以总结为推崇公安、效仿竟陵、崇尚七子、注重现实、雅好谐谑五大风格流派;选本中尺牍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存在叙述、议论、描写、抒情四种表现手法。这四种表现手法在尺牍中被灵活运用,形成了尺牍小品不同的审美气质,主要有理胜、情胜、趣胜、气胜、韵胜等。第十章全面研究了选本中的女性尺牍。首先,分析了清初尺牍选家对于女性尺牍的认知与各选本中女性尺牍的分布状况,并对重点女性作家进行了简略考证与介绍;其次总结了女性尺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女性尺牍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为英雄、大儒式的士人追求、封建道德践行的自觉、对文艺才能的强调、对亲情、友情的重视、人生情怀与感悟、爱情的表白等方面。在艺术上主要表现出境界偏仄、红颜士魂、以情动人,凄婉哀怨、语言精致典雅,文风纤秀的风格特点;最后对选本中女性尺牍思想价值、资料价值以及文艺理论价值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

王成芳^[3]（2018）在《明代陕西作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域文学是明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而陕西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诚然,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无论是作家质量,还是作家数量,陕西文学皆处于低谷阶段。但就北方地区来说,明代陕西的文学成就依旧可观:第一,明代陕西地区有文献可考的作家近700人,其中有作品存留者近400多人,有别集存世者65人,存世别集达120多种;第二,弘治、正德年间的陕西文坛涌现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杰出作家,倡言复古,引领一代文风,成为明中期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主力军;第三,一般认为,嘉靖中期以后明代陕西文学逐渐走向没落,但恰恰就是在“没落之际”,几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族逐渐崛起,并留下了大量作品;第四,明代陕西西安府文学异常繁荣,作家数量可与江南次发达州府相媲美。本文尝试在广泛搜集明代陕西地区作家、作品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展现明代陕西地区作家的时空分布及创作概貌,讨论明代陕西地区文学的特色,并给明代陕西文学以适当的定位。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为《明代陕西作家述论》,以时间为线索,选取50多位明代陕西地区重要的诗文作家,对其诗文创作情况进行重点考察。明代陕西文学的繁盛在中后期,经过明初长达百年的准备,明代陕西文学在弘治、正德朝达到了鼎盛,并于嘉靖、万历朝持续发展,至明末逐渐走向低谷。明前期洪武至成化（1368—1487）是明代陕西文学的沉寂、准备期。此期陕西作家多以政绩、理学见称,张紞、王恕、段坚、薛敬之、康阜、黄谏等构成其主体。其中张紞被称“治行为天下第一”。王恕是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在政绩上更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称。他们对于明代陕西文化的贡献和对后来者的启迪之功是不可磨灭的,而文化的发展必将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明中期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是明代陕西文学的高峰期,不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且产生了对全国文学发展有引领意义的文学名家。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均为明代陕西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批复古派作家,如许宗鲁、胡缵宗、马汝骥、张治道、刘储秀、胡侍、张原、张凤翔、韩邦靖、王用宾、王讴等。此一阶段,更有理学名家如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等,在精研理学的同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他们共同将明代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学发展的主力。明后期嘉靖至万历朝（1522—1566）是明代陕西文学的相对发展期,主要表现在作家的数量以及几个重要文学家族的发展上。此一阶段虽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仍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但整个陕西文学已处于全国文学的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以马自强为代表的同州马氏家族、南轩为代表的渭南南氏家族及其他文学家族在此一阶段的兴盛及发展。此外,尚有王维桢、赵统、杨爵、冯从吾、温纯、张蒙训等人的文学创作显名于地方。明末,泰昌至崇祯（1620—1644）间,明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已然进入衰弱期。但陕西依旧有一定数量的作家在进行着文学创作,重要者如焦源溥、温日知、温自知、温启知、来复、来临、张春、秦一藩等。其中温自知在明末清初被尊为关中文坛领袖,享誉关中。本文下编为《明代陕西作家叙录》,以地域为纲,作家为目,为凡有作品存世的明代陕西作家撰写小传,并撰写着述、作品提要。此编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尽量求全,于能力所及处对已有研究资料中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考、着述等的缺失、疑点或讹误加以考证、补订。虽为下编,实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总体而言,明代陕西文学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本籍作家的时空分布不均衡。以时间论,属万历、嘉靖朝作家数量为最,次为正德、崇祯,次为成化、弘治。以空间论,西安府的作家有绝对优势,占明代陕西作家总数的60%以上;二是明代陕西作家多受关中理学的影响,正直慷慨,注重气节,体现出较强的创作个性;三是明代陕西地区作家多具有强烈的文学复古意识,文从司马迁,诗宗杜甫;四是明代陕西作家普遍具有关注现实的写作倾向。不论在陕西文学的历史视域中还是明代文学的区域视域中,明代陕西地区文学均不算突出,但明中期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复古派作家的崛起,及区域内作家鲜明的创作风格使明代陕西作家成为明代作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韩扬文^[4]（2016）在《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文中认为玄思作为一种极为精微幽深的思维形态,其道说方式与本体论所倚重的概念建树、逻辑推演及抽象思维有很大差异。尽管玄思微妙深湛,但它亦非恒久静默,不可道说,玄思能够通过一些灵动的语言形式开显出来。追问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古典诗歌中的表诠,将之主要收摄于玄学蔚兴、玄言诗风靡天下的魏晋时期无疑是一个上佳之选。本文所论玄思的开显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玄”之本义与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源头,及其在先秦时期的玄典中所建立起的抒义范式。“玄”义项纷纭,其中既包含着抒义性的思维,也渐渐演化出本体论的倾向。由于其义项的复杂性,后世衍生出种种对于“玄”的不同解会。但具有抒义性的玄思是更为本源性的。《老子》中具有抒义性的对消,具有运作性的动词及连续展开的让度式追问;《庄子》在卮言、寓言、重言中所展现的种种开境方式,皆对于玄思之抒义做出了基调性的示范。第二,“玄”之义项的分流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本体论意义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思想方法,发展为崇有或贵无的单一倾向,发展为树立层层名相的《言尽意论》;而抒义形态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清谈中的当机性道说,发展为向秀、郭象《庄子注》中“迹冥”、“独化”的有无双遣之论,发展为荀粲、王弼的言不尽意论等。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家的思想中,同时含有以上两种相互冲突的论断,他们笔下的“无”或“玄”,有时是本体化的,有时则是境域化的。第三,“玄”之义项的分流进入魏晋诗歌以后所形成的诗歌形态之分际。本体论意义的“玄”与本体论形态的哲理发展为此期以孙绰、许询、支遁等为代表的玄言诗;而抒义论形态的“玄”与缘化的玄理不仅影响着嵇康、阮籍、陶渊明等思想家极其玄化的人生;且显示为呈现本真之境域的玄态诗。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晋玄言诗人们除了写作直陈哲理的作品以外,同时也创作了一些趋于玄态的诗歌作品。魏晋玄学的驳杂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东晋诗人的身上,他们既接受了本体论思想,同时也部分接受了玄化的抒义方式。玄言诗的两种形态——概念的玄言诗和域发的玄态诗在东晋时期实际乃是并行于世的,它们在出现顺序上没有绝对的分际和次第性的关联。魏晋玄态诗的顶峰出现在陶渊明手中,他在诗中巧妙示例了种种合于玄思的抒义方式,如显示本真之象的方式,层层遣荡的方式,往复反顾进而寻求中道的方式等,这使他的诗得以在缘化的境域中即现象即本体地开显微妙的玄思。而作为后世对于玄言诗或玄态诗的应和,王维对于玄态诗作出了玄化的回应,而苏轼诗则多半对于玄言诗做出了知性的应和。则对于“玄”的不同解会,其实一直在幽暗中影响或护持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玄”命名的学术和诗歌中,有的取用了“玄”趋于本体的义项,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对于“玄”缘化的本义做出了微妙的呼应。至于此中何种形态是更“玄”的,更本源的,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玄学研究者及玄言诗研究者的深思。

陈媛^[5]（2015）在《汪瑗《杜律五言补注》研究》文中认为杜甫是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是唐诗乃至中国诗歌的巅峰。对杜甫及其诗歌的关注,起于中唐。到宋代,对杜诗的模仿和研究之风大为盛行,这造就了杜诗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异族统治的大变革背景,加上宋元注杜的深厚积淀,在清代又出现了杜诗学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处于这两次高潮之间的元明时期,把杜律奉为诗歌创作的楷模,集中研究杜甫在律诗上的成就。汪瑗的《杜律五言补注》正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注杜成果,同时也是杜诗学史上的第一本杜律五言全集注本,具开创之功。然而,学界对此很少关注。本文即以汪瑗的《杜律五言补注》为主体,重点探讨其在注杜内容和注杜方法上的特点,进而把握其在杜诗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汪瑗注杜必然会受到时代背景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对当时的八股文、复古风潮、徽州地域进行简述,探讨汪瑗《杜律五言补注》的时代成因。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杜律五言补注》的注杜内容和注杜方法。汪瑗注释杜律五言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背景、阐发诗意、订正讹误、辨析诗法。杜甫诗法“下笔如有神”,因此汪瑗在字法、句法、章法的辨析上,下尽功力。汪瑗辨析诗法,既能把握诗歌整体性,又非常重视其脉络性,并恰当指出独特的创造性,极大程度提高了杜律五言在艺术技巧上的地位。为充分体现注杜内容的丰富合理,汪瑗注杜,主要采取“以意逆志”、“诗史互释”、“比兴观注杜”、“活法注杜”、“以杜注杜”五种方法,探讨杜甫五言律诗所蕴藏的无尽深意。《杜律五言补注》是在赵汸《杜律五言注》基础上的增补。在注杜方法上,汪瑗对赵汸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在“诗史互释”法的采用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史”在其注解杜诗的过程中,始终以背景的方式贯彻其中。汪瑗的“诗史互释”,鲜少直接照搬史料,而是将史料剪接融合后引入,简明清晰,毫无累赘繁复之感。这种辩证吸收的思维,汪瑗在援引旧注方面也有体现。《杜律五言补注》征引旧注非常广博,在采纳广泛的同时,往往删繁就简,多所辨正,在前人注解杂乱不明之处,能用简单明白的语言道出诗旨,并常常提出自己独到的创见。《杜律五言补注》是杜诗学史上第一部杜律五言全集注本,它的成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杜甫五言律诗的地位。汪瑗注杜既有对史实、典故的考证,又有对诗歌主旨的直接顺解,这在杜诗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在《杜律五言补注》中,他始终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求真精神,公正地注释杜诗,给后世研杜者一个最真实的杜律五言全貌。特别是在李杜优劣之争方面,公允评判李杜,敢于提出自己大胆的见解。这种求真精神,对后来注杜学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受当时文化背景、注杜风气、个人学识修养等影响,《杜律五言补注》也存在有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此书提供了杜诗研究的珍贵资料,拓宽了杜诗学的研究范围,对杜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建^[6]（2015）在《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古代文人的“士不遇”》文中认为《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者蒲松龄在小说中倾注了毕生心血。《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其中以士子的形象最为突出,聊斋士子的经历与现实生活中的士人生活有着相似之处,小说中描写最多的也是他们的不遇感慨,诸多的“士不遇”描写感人至深,从而使《聊斋志异》成为“士不遇”的集大成者。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文章第一部分是文学史中的“士不遇”主题。首先是对士的概念界定,结合学者的研究对《聊斋志异》中的“士”进行范围确定,《聊斋志异》中的“士”指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包括秀才、举人等。然后是“士不遇”主题的梳理,理清“士不遇”在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分析他们“士不遇”的感情内涵,从而突出《聊斋志异》在“士不遇”主题上的创作成就。第二部分分析《聊斋志异》中的“士不遇”。“士不遇”描写贯穿《聊斋志异》全书,在小说中,“士不遇”主要与科举关系密切。聊斋士子大多勤学苦读,追求有朝一日能够取得功名,但是聊斋士子在科举上多不顺,不能顺利的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造成聊斋士子不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包括科举考试名额上的限制、科考中存在的舞弊、关节运用以及捐纳等,主观上则是聊斋士子自身的原因,如在科举考试时的心态以及士子本身的性格,这些主客观原因造成了聊斋士子的不遇。第三部分是以《聊斋志异》为出发点,从《聊斋志异》的“士不遇”进而反思中国古代文人的“士不遇”。《聊斋志异》中的“士不遇”与古代文人的“士不遇”有许多共同点,作为儒家士人,他们一直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百折不挠,他们有着正直的士人品格。但是,时代在变化,士人的地位一直在下降,在不遇的时候他们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愤慨,众多的作品汇成了“士不遇”的文学创作传统。

文圆圆^[7]（2014）在《李东阳影响下的明中期湘籍文人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李东阳成弘间主柄文坛，其影响足以冠盖一时，亦极大地影响了湖湘文人，明中期的湖湘文人对李东阳的主张颇多继承、发展，湖南文学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诗友和茶陵派外围的攸县诗人彭民望、门生与茶陵派核心成员的郴州诗人何孟春及其后学的茶陵同乡张治均深受李东阳的影响。彭民望与李东阳堪称诗友、知己。彭民望失志落魄时李东阳主动接济，分离后互为担忧挂怀，生活上互相鼓励，义如骨肉。频繁唱和对彼此诗学观及创作均有影响，彭民望对李东阳的主张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尤其表现在诗学三唐而不废元人和诗贵真情观上。两人在诗学李杜王孟韩愈和元人马伯庸上总体一致，但又有差别，彭民望对李商隐尤为推崇，未见出对宋人的追模，与马伯庸隔代相和，表现出更明显的推崇态度；彭民望诗自内心而发，真挚动人。作为弟子，何孟春对李东阳的诗学主张尤多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道德观、师古观和创作倾向上。主要表现为恪守儒家正统思想，并将其作为诗文评判的第一标准；继承了李东阳慕陶尊唐不废宋元的师古观，并在师古对象和复古态度上有所新变。何孟春对台阁与山林结合的主张予以发展，表现为写实与山水诗并重，且尤倾向于山水。多作边塞诗，将题材扩展至西部边陲，在茶陵派诗歌创作中具有开拓意义，形成了何孟春自身的特色。茶陵张治继李东阳官翰林内阁，对自李东阳以来的馆阁文化尤多接受，并据时局、士风和自身个性，形成了主宗欧阳修之文兼宗苏轼之文的为文主张。强调明经致用，在其文章创作和乡试会试序文中均有反映。延续了“身系馆阁而心慕山林”的风向，在应制诗、唱和诗和山林诗中得以展现。身处动态演变中的诗坛中，张治形成了博学通贯的师古观，深受李东阳、杨慎的影响，但明确反对六朝浮靡之风。以诗友彭民望、门生何孟春及后学张治为探测点，从此三个个案出发探究明中期湘籍文人对李东阳的接受，进而对茶陵派及李东阳有更清晰的把握。

靳志朋^[8]（2014）在《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文中提出白话书写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如同一面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多棱镜,折射出国家体制与国民精神的变迁历程。从晚清到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发生于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承接传统白话余脉的同时,大量吸收外来词汇和欧化语法,形成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一批文化教育精英与国家部门携手,共同致力于现代白话的普及和推广,使其最终取代文言,成为汉族书面语的主流。这个过程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及中国现代性因素的成长,意义深远,影响长久。白话文体与清末剧烈的政治变动有着密切联系。在改良与革命互相交织、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里,白话报刊、白话传单、白话布告、说唱文学、白话小说等书写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政治舞台上。官方主导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宪政改革、地方自治运动中,它是宣导圣谕、巩固统治的工具；民间有识之士则希望通过白话文字来开启民智、革新社会；活跃于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则用它来鼓吹革命、动员民众,争取舆论的支持。可谓各得其所,各便其宜。民国时期白话书写的内容,更明显地反映出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更。北洋政府阶段的文告宣示了人民主权的国家理念,议会民主的政体形式,扞卫共和的进步信念；白话教科书对中华民国认同的强化,对科学知识的倡导,对新型国民的期待；小学生的作文里流露出求学报国的政治情怀,心系劳苦大众的平民精神,对世风世俗的批判反思；白话体的书信展现的是对民主政治的觉悟,男女平等的伦理精神,追求自主、进步的人生态度。动荡的时局和残酷的战争都不能阻挡中国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步伐。民族主义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民族国家是传统王朝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经阶段。在经历清王朝覆灭、民初议会民主政治的失败之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最终以政党国家的形式出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除了两度短暂的合作外,明争暗斗从未停息过,各自以民族革命的唯一合法担当者自居,发动政党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动员。在政党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充斥着舆论空间的政党话语强调服从意识、牺牲精神,压抑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不仅退步到文言话语的表达逻辑,也扭曲了五四思想家对国民启蒙的期许。政党国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合,完善了动员机制,使中华民族走出了丧权辱国的泥淖,却使国民精神背离了健康的轨道。纵观中国近代历史,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互为表里,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个人权利的实现三大要素。相对于笼统模糊、诗化意象的文言,现代白话可以清晰准确、逻辑条理地进行描述和表达,因而被认为是一种进化的、科学的语言,被赋予正确、应当的涵义；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统一的国语来强化认同、凝聚共识,客观上促进了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从而实现共赢；白话便于普通大众掌握阅读和书写的技能,有利于他们受教育权和表达权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白话取代文言是一种时代的选择,顺应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大趋势。总之,白话书写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具有淋漓尽致的现代气质。它是洞察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化。从家国到民国再到党国、从儒家思想到政党话语、从等级森严到大众平等、从道德经验到科学理性,这是一个现代思想理念缓缓开启的过程。

受志敏^[9]（2012）在《复社文人的《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以朱子理学立国，《大全》的颁布并悬为功令，使得《诗经》学的官学研究开始衰落，阳明心学末流带来的束书不观的空疏学风也影响着《诗经》学研究。晚明时期，文社迭起，复社作为当时有影响的社团，掀起了明代第三次复古高潮，试图反拨空疏学风，提出“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口号，掀起经学古学研究的高潮，是明代《诗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为引言、主体、结论三部分，引言指出了本选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研究现状、文章框架和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分为总论和分论。第一章从总体上论述复社《诗经》学的着述情况及治经思想特点。分论部分在对复社《诗经》学特点分类的基础上，分为文学评析派《诗经》学研究、科举类《诗经》学研究、诗话《诗经》学研究三个层面去展开。第二章以万时华的《诗经偶笺》和贺贻孙的《诗触》为中心进行考察，二者代表了复社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复社的《诗经》文学研究成就斐然，并非出于偶然，这与明代尊情的文学思潮有关，而选文、社刻等活动在促进文学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万时华“《诗》之为诗”的解《诗》方法，贺贻孙“可与汉唐以后诗人触类旁通”的解《诗》方法，都是《诗经》文学解读的表现。贺贻孙重《小序》首句的解《诗》倾向，反映出了当时的《诗》解已经走向了汉宋融通的一面。科举类的《诗经学》研究以顾梦麟的《诗经说约》为中心进行考察。《诗经说约》是当时很受欢迎的科举类《诗经》学着作，受科举考试的拘牵，它在诗旨的总体理解上，表现出尊崇朱熹《诗集传》的特点；但在名物训诂上又博采众家、不烦考证，往往独出新意，对朱熹的《诗集传》进行了补充完善与订正，显示出了《诗经》研究力辟空疏、走向征实的信号。明代各种学派林立、相互辩难，促进了诗话这一文学批评方式的出现。而复社与其他文社之间在古文与时文观点上不同，为了维护自身的观点而进行的交锋，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使得诗话这一批评体裁得到了发展。诗话对《诗经》的阐释，由于既不受传经授道的拘牵，又没有科举考试的压力，故常多从文学的角度对《诗经》予以阐释。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唐宋文之争、诗文之辨、重视源流考辨等文学活动，在诗话《诗经》学里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文以宋征璧的《抱真堂诗话》、徐世溥的《榆溪诗话》、方以智的《通雅·诗说》、贺贻孙的《诗筏》、陈宏绪的《寒夜录》为考察对象，考察复社诗话《诗经》学的具体特点。晚明动荡的社会，影响着复社文人的诗教观，散见于诗话专着以外的文章中的诗话，反映出他们强调“务为有用”文学理论，表现在对传统儒家诗教观上，就是重视发挥儒家诗教干预现实的作用。陈子龙即使处于衰世也要发出盛世元音的主张、张溥重雅正的诗学观，都是对儒家诗教的弘扬。总之，复社的《诗经》学研究是明代《诗经》古学研究一派的重要力量，是明代《诗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传统的文学研究、对《诗经》学走向征实研究及诗话《诗经》学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张惠思^[10]（2011）在《文人游幕与清代戏曲》文中认为文人游幕是清代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许多清代文人、学者与戏曲家都进入督抚衙门或郡县府中佐理事务。他们在幕府中,除了处理文牍、批阅试卷、筹划戎机、修史与编撰地方志等工作之外,一些甚至还负责撰写新戏、编纂与修订曲本、处理府署内的戏曲演出等事务。这样一种以戏曲为幕业的现象是本论文关注的中心。因此,论文旨在探讨文人游幕与清代戏曲之间的关系,尤其着重于幕府中幕主与戏曲家的互动与彼此之间的影响,以及游幕所提供的家国与地方视野对戏曲家的意义。除了绪论之外,此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概述幕府与戏曲的关联。作为论述背景,本论文首先从清代政治需要与科举制度所衍生的问题来看文人游幕风行的原因,也尝试厘清清代戏曲家的谋生方式,以及游幕在其中的位置。接着,探讨的是文人游幕的几个共性以及他们在幕府中的工作形态。本论文的基本题旨既然在于考察幕府与戏曲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因此,论文在第二章即从扬州设局切入,因为这是清代戏曲史上最大规模、最高级别的幕友修曲事件。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聘请下,大约百余位文人进入扬州词曲局,展开了对有清一代戏曲剧本的汇集、整理、编修与删改工作。从清代幕府与戏曲的关系角度检视词曲局及参与其中的幕友群体的活动,有助于展示与理解国家行为与个人兴趣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联与冲突。本章以三节探讨了扬州曲局类别,幕友群体与特征,以及曲局对群体与个人的影响。由于幕府的类型与倾向主要取决于幕主,因此在接下来的第三章,论文选取了吴兴祚幕、唐英幕和卢见曾幕三个个案,对其中的幕主、戏曲家幕友以及戏曲活动进行分析,以呈现幕主与游幕对戏曲家的不同影响。三位幕主本身爱好戏曲,崇尚风雅,对有才华的戏曲家能够赏识与提供协助。因此汇集在幕下的戏曲家与文人骚客、学者才俊很多,幕府中也常有诗文之会与戏曲活动。幕客的剧作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搬演与同行的切磋,剧本也可以获得资助而刊刻行世。而第三节所讨论的戏曲“代撰”问题,则显示出在表面上看来互敬互重、志同道合的幕主与幕宾关系下,实际隐含着戏曲删改与署名的权力问题等微妙的纠葛。第四章则将观察的视角从幕主移向幕客,以嵇永仁与沈起凤为个案,探讨佐幕对戏曲家人生命运与创作方向的影响。嵇永仁的游幕带给他慷慨悲壮的戏曲作品,却也为他带来了死亡。沈起凤虽然是因戏曲写作的才华而受邀入署,负责撰写应銮戏,大受欢迎,可是其佐幕经验非但不能带给他自我的满足感,反而冀望回到一个儒者的身份,任由大量作品散佚。这是文人游幕与戏曲关系中的另外一个面向。第五章和第六章则处理游幕所提供的家国与地方视野对戏曲家创作的意义。第五章以黄燮清为个案,论述道咸年间游幕戏曲家所面对的家国思考,并兼论他对徐鄂的影响。第六章论述的是同光之际戏曲家幕友杨恩寿的幕游经历及其对各个地方戏曲的观察。结语主要从戏曲家游幕背后的意义以及佐幕中的个人得失两个层面来总结游幕对清代戏曲家的综合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戏曲研究的角度来看,幕府造就了一个个的戏曲共同体,丰富了清代戏曲的面貌。

二、“代圣人立言”甘苦谁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代圣人立言”甘苦谁知（论文提纲范文）

（1）权力运作下的易代书写 ——以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与相关史籍的文本互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清初尺牍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陕西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论文提纲范文）

（5）汪瑗《杜律五言补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古代文人的“士不遇”（论文提纲范文）

（7）李东阳影响下的明中期湘籍文人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复社文人的《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人游幕与清代戏曲（论文提纲范文）

四、“代圣人立言”甘苦谁知（论文参考文献）

• [1]权力运作下的易代书写 ——以明清之际时事小说与相关史籍的文本互渗为中心[D]. 侯钧才.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2]清初尺牍选本研究[D]. 陆学松. 扬州大学, 2018(12)
• [3]明代陕西作家研究[D]. 王成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4]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D]. 韩扬文. 云南大学, 2016(04)
• [5]汪瑗《杜律五言补注》研究[D]. 陈媛. 西南大学, 2015(02)
• [6]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古代文人的“士不遇”[D]. 李建. 青海师范大学, 2015(06)
• [7]李东阳影响下的明中期湘籍文人专题研究[D]. 文圆圆. 湘潭大学, 2014(02)
• [8]文体、国体与国民：近代白话书写研究[D]. 靳志朋. 南开大学, 2014(04)
• [9]复社文人的《诗经》学研究[D]. 受志敏. 河北大学, 2012(05)
• [10]文人游幕与清代戏曲[D]. 张惠思. 北京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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