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资产重组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锐[1]（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研究 ——基于信用利差的角度》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在财政部和各省市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迅速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存量余额16.65万亿元,债券市场占比22.88%,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我国债券市场规模最大的债券品种。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债务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比重为95.20%。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完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落实国家和地方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债券作为我国债券市场占比最大的单一品种,其发行定价对市场参与各方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存在一定的干预问题,导致发行利差偏低,造成二级市场流通性较差、市场接受程度低、发行难度较大等问题,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已成为地方债发行工作的核心问题。促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市场化,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机制,发挥市场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成为共识。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以我国2015年以来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为研究对象,采用经典信用利差模型,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差的形成及定价作用机制。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差的研究,分析影响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差的主要因素,从而研究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形成机制;由于债券票息效应,本文通过研究发行价格与地方政府债券二级市场价格的偏离程度,从而分析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合理性。本文基于信用利差理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理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引入行政干预因素,构建并优化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模型;通过引入抑价模型,研究发行价格的偏离程度,从而论述发行定价与二级市场定价的区别,验证地方政府债券定价的合理性。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与政府信用约束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差的重要因素,发行制度和市场的演变是推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定价的重要动力。因此,本文建议应严格约束政府干预行为,促进市场化发行定价。同时应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参考标准,充分参考二级市场定价,推进发行制度改革,完善二级市场基础设施,发展次主权债券市场,从而促进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定价。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构建并优化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信用利差模型,首次引入行政干预因素从而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提供了新的解释;（2）通过信用利差和抑价模型,首次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和二级市场定价的偏离度,从而显示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市场化过程;（3）在公债理论基础上,基于信用利差和抑价模型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债理论。
解延伟[2]（2019）在《退籍税制度研究》文中认为退籍税制度是高收入群体名义税负较重、经济全球化、国家财政压力三重作用下的产物:高收入群体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避税动机强烈;经济全球化促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给高收入群体操纵税收居民身份避税创造了条件;纳税人变更税收居民身份、转移应税资产的行为会直接带来税基规模的变化,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退籍税,是针对因纳税人移民他国或变更国籍等行为使居民纳税人身份发生变化,导致其应税财产及所得脱离本国税收管辖权范围的特殊税收安排。具体是指,在纳税人变更税收居民身份时,由税务机关清算其所得及财产,并对已孳生但尚未变现的资本收益提前征收所得税或者保留对将来所得的课税权。退籍税制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退籍税是一项“从富而征”的制度,纳税人通常仅为特定资产或总资产超过一定规模者;计税依据主要为未实现的资产收益;税收要件具有从属性,适用对应的直接税的相关规定;递延纳税形式丰富。这项制度是发达国家为打击避税行为、防范资产外逃而制定的特别税收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税收主权、促进社会公平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富裕人士移民及资产转移规模和增速惊人,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也侵害我国的税收主权,造成税收流失,损害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释放的巨大红利将可能随着富裕人士的移民潮而离开中国。怎样延缓或控制我国现阶段的富裕人士的移民潮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退籍税则为我国应对富裕人士的移民潮及其衍生问题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目前,国内对退籍税制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在讨论该制度时,对于退籍税的名称、性质、制度定位、课税对象等均存在争议。国内研究成果主要停留在国际经验总结和政策规律探究层面上,尚未从国内法的角度分析退籍税实施的理论基础,如何具体实施退籍税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退籍税制度,解决以上问题。笔者将重点介绍美国和欧盟的退籍税制度,为我国将来引入退籍税制度提供经验借鉴,具有现实意义。从税收主权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角度分析我国实施退籍税的理论依据,具有理论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对退籍税的国内文献与国际文献的检索,尽力穷尽与本文选题有关的文献资料,从而全面的了解其他学者对退籍税研究的现状,使本文更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更上层楼。同时,本文将国际上纷繁复杂的退籍税制度根据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和课税对象两个要件区分四种不同的规则进行研究。每个国家的退籍税制度或者针对纳税人离境的某一具体规定必将落入四种规则中,类型化研究将会使本文的研究成果具有更长的有效性,并且该分类创设本文的研究背景,为行文提供便利。本文共包括四章,第一章旨在引出问题并划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分析我国目前富裕人士移民、资产转移的现状和后果,厘清退籍税的名称,明确退籍税的制度定位,并根据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和课税对象两个要件对退籍税制度进行分类,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狭义退籍税和追踪税,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着重介绍了美国与欧盟的退籍税制度,分析美国与欧盟的退籍税发展现状与特征,对比分析其背后不同的法理支持。从纵向时间角度梳理了美国退籍税制度的发展历史,从横向国别角度分析欧盟国家在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的指导与影响下的退籍税的发展现状,力求为我国将来实施退籍税制度提供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的经验。第三章是我国实施退籍税制度的理论分析。一国应享有获取于该国的财富及其孳息的税收管辖权,但若无退籍税制度辅助,只要居民纳税人持有的资产存在未实现收益,居民纳税人身份变动会使退出国被动让渡一部分所得税的税收管辖权,便会带来退出国个人所得税流失,导致退出国与目的国之间税收管辖权的分配不公平。退籍税制度有助于促进国际税收管辖权在退出国和目的国之间公平分配,维护了退出国的税收主权。退籍税制度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它促进了纳税人之间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另一方面,在具体的退籍税制度下,对未变现的资产收益征收所得税事实上不会伤及资本,抑制市场活力,符合国家与纳税人的税收公平的要求。第四章提出我国引入退籍税的初步构想,退籍税制度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税制要素从属于个人所得税,应注意不加重纳税人负担。我国应根据国情设置适当的富裕纳税人测试,应采取狭义退籍税,并根据目的国的不同情况适用递延纳税规则和税收担保。
孙梦雨[3]（2019）在《医药企业并购的风险识别及防范 ——基于通化金马的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医药行业是科技含量、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与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早在2009年,我国就已经发布国家医改新方案,致力于全面发展医药产业,重视管理的提升、增强产业的集中程度。通化金马作为国内百强中药医药企业,由于因上市后存在财务造假、产生巨额亏空和历经“毒胶囊”事件等负面影响,通化金马决定通过并购完成形象转变,扩大规模。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医药企业的并购存在哪些风险?当前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医药行业并购战略、估值与绩效评价方面。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从医药行业的特点出发,选取典型并购案例,采取分段识别法对医药企业并购进行风险识别,优化风险防范体系,使研究更具典型性,对医药企业理性并购具有警示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整理回顾了关于并购风险的研究现状和基本理论,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医药企业近几年的并购,对涉及的风险类型进行细分与特征识别;其次,基于企业相关并购理论基础,介绍了通化金马作为医药企业并购圣泰生物的背景、并购动因与并购过程;然后根据分段识别法按前、中、后三个时期对并购风险进行分类和识别,回答了医药企业并购存在哪些风险这一案例研究问题;最后,分析影响风险的因素,针对风险因素并在当前风险防范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风险防范的优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国内外重要论文、期刊、着作,针对企业合并、医药企业并购、风险预防等方面的内容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2）理论与案例相结合。本文引用实际的医药企业并购案例,使用相关理论指导实际。本文的研究目的与预期结论:（1）从有明显特征的典型企业案例起始,针对企业并购过程,识别医药企业在并购中产生的风险;（2）得出结论,并针对医药企业并购的风险防范提出优化建议。通过研究医药行业并购的风险,有利于提升医药行业的全面整合,使产业链更加完整,企业风险管理的水平和决策有效性也将大幅提高,医药企业并购决策更加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尽可能将无效的或者不合理的并购避免;最终提高医药企业对并购过程中的风险形成多方面的考量和防范体系,进而促使整个行业有序、健康的发展。
柯爱萍[4]（2019）在《业绩承诺条件下合并商誉的计量研究 ——以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内生增长速度放缓,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并购重组的方式进行外延式发展,企业间业绩承诺协议的签订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2014——2016年的企业并购重组热潮过去后,业绩承诺也开始迎来了集中报告期。近两年,A股市场频频爆出因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不达标、上市公司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准备、进一步导致上市公司净利润大幅下跌的新闻,令诸多投资者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业绩承诺协议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激励标的企业提高经营业绩、维护并购交易公平、降低信息不对称下的并购风险以保护并购企业的利益,但实际应用中却出现了与其初衷相背离的现象,将上市公司置于巨额商誉减值风险之中。基于对上述这一现象的考虑,本文选择从会计计量的角度,探讨业绩承诺导致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原因,即研究业绩承诺条件的存在对企业合并商誉计量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与业绩承诺和合并商誉计量相关的文献和理论基础,为文章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然后,通过统计分析方式,初步了解了我国上市公司近几年在业绩承诺条件下合并商誉计量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新华医疗收购成都英德85%股权这一具体案例,详细分析了新华医疗业绩承诺条件下合并商誉计量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研究发现,业绩承诺之所以会引起巨额商誉减值风险,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差额法、减值测试法的商誉计量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产评估结果,且资产评估工作大多采用收益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复杂性和监管难度,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业绩承诺传递出一种“保险”信号,使得上市公司对标的企业未来收益的信心增强,容易做出更乐观的盈利预期。尤其是当上市公司追求快速并购扩张、存在盈余管理动机时,可能会与标的公司签订过高的业绩承诺和未来盈利预测,使得收益法下标的企业的价值被大大高估。高溢价并购直接导致了合并商誉的初始价值被高估。而在商誉的后续计量阶段,上市公司可能会受业绩承诺的影响或以业绩承诺作为盈余管理手段,计提减值准备不及时、不充分,以至于在标的企业经营业绩持续恶化时,商誉发生一次性巨额减值。基于研究发现,本文还就企业签订业绩承诺及其补偿协议、合理计量合并商誉以及资产评估机构、监管部门开展工作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补充了当前学术界关于业绩承诺与合并商誉计量方面的研究,也希望能够为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条件下合理计量合并商誉提供一些参考,更好地发挥业绩承诺的积极作用。当然,本文还存在着资料搜集不够充分、分析不够深刻、研究结论不够全面等不足,期望在日后继续关注相关研究和案例,为本文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沈费伟[5]（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指出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赵祥云[6]（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提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梁靖[7]（2017）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分裂主义既是一套关于分裂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是一场旨在从现属国分裂出去独立建国或与他国合并的政治运动。民族分裂主义是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统一面临的最大内生性威胁,既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破坏国家认同。意识形态领域是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之一。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套危害国家认同、分裂国家的思想体系,为民族分裂主义提供合理性证明,维系民族分裂主义存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民族分裂主义进入“活跃期”。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危害在于破坏由文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认同所构成的国家认同,具体路径是“制造文化疏离和国家认同危机,进行分裂社会动员”。因此,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核心是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国家认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由社会存在决定。构建或强化国家认同,需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层面着手,围绕文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认同,综合施策。新疆是我国西北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新疆反分裂斗争,事关全党全国大局,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关系到反分裂斗争全局的成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新疆区域国家认同危机、国际势力干预操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意识形态视域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可以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新疆和平解放前,这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和扩散发展阶段;新疆和平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低迷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和泛滥阶段。新疆和平解放前,“双泛”思潮与臆造的“东突厥斯坦国”,构成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最初理论来源。“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国家观、“共同突厥文化论”的文化观、“东突厥斯坦革命论”的奋斗道路等内容构成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在伊敏等所谓“分裂精英”、苏联等国际势力的推动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迅速扩散,进一步破坏了新疆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国家认同。这一时期,民国政府以构建国家认同为核心,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相应的反分裂斗争。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民国政府自身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失误,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构建没有完成。伴随着当时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国际势力干预等因素,最终催生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新疆和平解放后,新中国在新疆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推行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和国情的民族、宗教政策,改变了新疆贫困落后面貌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完成了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构建,新疆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拥护空前。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低迷状态,内容上没有新发展,传播方式转入地下,传播范围受限。民族分裂活动也相应陷入低谷,大多为解放前分裂活动的残余。改革开放后,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伴随着美国等国际势力、境外分裂组织的渗透,“激活”了潜藏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导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复苏。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在“双泛”思潮的基础上,吸纳了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内容,强化了自身解释张力、对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能力和对本民族各个阶层适应能力。宗教领域和教育文化领域仍然是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领域,“伊扎布特”、“伊吉拉特”等分裂组织和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美国等国际势力、境外分裂组织、国内所谓“分裂精英”（这一时期包括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草根精英）成为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主要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则覆盖了维吾尔族各个阶层,青少年、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拉拢对象。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整体呈蔓延泛滥,愈演愈烈之势,破坏了新疆业已形成的国家认同,推动民族分裂活动,特别是暴恐活动进入密集高发的“活跃期”。由此,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活跃,意识形态是根源性动因之一,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在当前具有决定性意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四代中央领导均高度重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指出“加强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对于争取人心、筑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央和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以恢复和强化被破坏的国家认同为核心,重点围绕宗教领域和教育文化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反分裂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主客观原因影响,没有彻底改变当前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泛滥蔓延态势,没有完全恢复被破坏的国家认同。当前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成效的客观原因包括:1.美国将新疆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崛起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在人权、宗教、民族等幌子下,干预操纵新疆民族分裂活动,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在新疆进一步蔓延泛滥,破坏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2.“伊斯兰国”（is）的出现,极大刺激鼓舞了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中的宗教极端分子,出境参加is的新疆籍人员日渐增多,推动新疆宗教氛围更加浓厚,导致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新疆进一步蔓延泛滥,破坏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3.美国“9·11”事件后,在国际联合反恐的大背景下,“东伊运”元气大伤,改变派遣人员入境组织暴恐活动的策略,组织专门人员通过网络向境内传播煽动“圣战”和传授暴恐活动方法的暴恐音视频,导致新疆境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一步蔓延泛滥,破坏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4.乌鲁木齐“7·5”事件破坏了新疆民族关系,导致维汉之间不同程度的民族隔阂,而且“7·5”事件的“发酵”效应仍在继续,加之2013年以来的暴恐活动密集高发态势,一定程度阻碍了维汉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影响了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5.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容易导致利益受损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对政府不满情绪。这一情况同样存在于维吾尔族群体中。6.尽管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但与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敏感。当前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成效的主观原因包括:1.虽然中央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在新疆反分裂斗争全局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具体工作部署中,如何落实中央的这一论断,还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疆区域的领导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3.为应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依法治疆政策在操作层面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结合近百年来的反分裂斗争经验,当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必须遵循以下理念:保持强大且稳固的中央政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恢复和强化国家认同为核心;围绕国家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认同,综合施策。具体措施包括: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强化国家认同中的核心作用,筑牢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丰富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强化中华民族内生性聚合力,筑牢国家认同的民族基础和文化基础;依法管理宗教,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实现伊斯兰教“本土化”,妥善处理好宗教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运用法治资源强化国家认同;深化改革开放,让新疆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筑牢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新疆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筑牢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
朱文婷[8]（2016）在《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及其当代中国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面对国内外思潮争鸣激辩的时代境遇,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现已上升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身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阐发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或可作为理论的“他山之石”,为中国提供若干启示。有鉴于葛兰西本人思想的分散性和中西理论的时空差异性,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转化为话语权范式,并以该范式对比中国的话语权议题,或能使二者形成互参互释之势,进而为诊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问题、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诸多便利。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蕴含着“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取得权力”的逻辑,其与经济控制权、政治统治权、社会管理权和文化领导权存在关联,且拥有话语内容、话语主体、语言语法和话语策略四个构成要素。秉持无产阶级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权夺取政权的基本思路,葛兰西就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话语权实践和话语的表达方式展开论述,使得一个具有系统结构特征的话语权范式逐步成型:在范式的宏观层面,意识形态维持着内外平衡的良性生态,为话语权框定“权力-权威”的基本命题;在范式的中观层面,无产阶级依托国家结构展开话语权实践,以此争取民众之于意识形态积极同意的权力意愿;在范式的微观层面,意识形态融合语词、语篇和语用,发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构无产阶级话语权的实际效果。基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共同议题,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连同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被置于同一视域,在综合对比中显现出历史、结构和实践三个维度上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在历史维度,两种话语权理论的来龙去脉不尽相同,但二者都将意识形态的能动性作为建构话语权的动力;在结构维度,两种话语权理论都将国家结构视为话语权的依托框架,但葛兰西的话语权依托于资本主义“国内结构”,当代中国则拥有话语权拓展的“国际结构”;在实践维度,两种话语权理论具有不同的展开方式,但二者都重在阐述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社会秩序、维持权力关系的功能。理论的同质性打通了中国寻求葛兰西思想启示的路径,理论的异质性则或可供中国借鉴融质、或可供中国批判超越。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地位总体稳固,但在历时、共时和即时层面仍不乏矛盾问题:历时层面,转型背景为主流意识形态提出话语创新要求,但目前话语创新主题尚不明确,创新路径和创新逻辑有待优化;共时层面,国内意识形态多元共存、国际社会思潮复杂共生,由此带来兼顾本土视域和世界视域的话语权建构困难;即时层面,话语权性质的分裂、话语权主体的博弈和新媒体平台的缺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中西理论的综合对比彰显了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的启示意义,以启示为基点、以问题为导向,主流意识形态或可达成建构话语权目标的最终关切:一是借鉴葛兰西的改革创新思路,一面以经济发展夯实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基础,一面以辩证统一和总体性思维确保话语逻辑自洽;二是汲取葛兰西的空间理论思维,进一步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生空间和外部空间;三是参考葛兰西的实践策略,为主流意识形态确立核心强调与平易近人的话语风格,建立话语引领与话语自觉的对话机制,同时积极构筑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传播平台。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话语权建构的某些启示,但启示之外仍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提炼自身的核心话语,如何在实践当中彰显话语的批判效力,等等。这些问题为本研究余留了继续探索的空间。
康义[9]（2012）在《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文中认为一、2011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运行情况总体良好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生产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继续朝着国家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主要特点是:
康义[10]（2012）在《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文中指出一、2011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运行情况总体良好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生产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继续朝着国家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主要特点是:①产品产量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但增幅回落②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效益继续增长③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④有色金属进出口贸易保持稳定增长⑤节能减排成效显着⑥技术进步取得新突破⑦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
二、与资产重组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与资产重组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研究 ——基于信用利差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2.1 地方政府 |
| 1.2.2 地方政府债券 |
| 1.2.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 |
| 1.2.4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及评析 |
| 2.1 关于公债发行定价的研究 |
| 2.1.1 关于公债发行的研究 |
| 2.1.2 关于公债发行定价形成的研究 |
| 2.2 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研究 |
| 2.2.1 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 |
| 2.2.2 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2.3 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偏离的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公债管理理论 |
| 3.1.2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理论 |
| 3.1.3 信用利差理论 |
| 3.1.4 理论组织框架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研究视角 |
| 3.2.2 理论模型与作用机理 |
| 3.3 本章小结 |
| 4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历史演变、现状及特征 |
| 4.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历史演变 |
| 4.1.1 发行制度的改革 |
| 4.1.2 发行利差的演变 |
| 4.2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现状 |
| 4.2.1 发行定价方式 |
| 4.2.2 发行定价管理 |
| 4.2.3 发行定价利差 |
| 4.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特征 |
| 4.3.1 发行利差逐渐扩大 |
| 4.3.2 发行制度日趋市场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实证分析:基于发行利差影响因素的视角 |
| 5.1 研究设计 |
| 5.2 模型设定 |
| 5.3 指标选择 |
| 5.3.1 被解释变量 |
| 5.3.2 解释变量 |
| 5.4 数据统计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样本选取 |
| 5.4.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5 实证结果 |
| 5.5.1 结果分析之一:发行要素与发行利差 |
| 5.5.2 结果分析之二:宏观经济要素与发行利差 |
| 5.5.3 结果分析之三:市场要素与发行利差 |
| 5.5.4 结果分析之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素与发行利差 |
| 5.5.5 结果分析之五: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机制要素与发行利差 |
| 5.5.6 结果分析之六:地方政府债券干预要素与发行利差 |
| 5.6 内生性分析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7.1 信用利差指标分析 |
| 5.7.2 Bootstrap与稳健标准误检验 |
| 5.7.3 基于面板的模型检验 |
| 5.8 驱动因素分析:基于变量标准化回归 |
| 5.9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偏离实证分析:基于发行溢价率的视角 |
| 6.1 研究设计 |
| 6.2 模型设定 |
| 6.3 指标选择 |
| 6.3.1 被解释变量 |
| 6.3.2 解释变量 |
| 6.4 数据统计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样本选取 |
| 6.4.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5 实证结果 |
| 6.5.1 结果分析之一: 发行要素与发行溢价率 |
| 6.5.2 结果分析之二: 宏观经济要素与发行溢价率 |
| 6.5.3 结果分析之三: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素与发行溢价率 |
| 6.5.4 结果分析之四: 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机制要素与发行溢价率 |
| 6.5.5 结果分析之五: 地方政府债券干预要素与发行溢价率 |
| 6.6 内生性分析 |
| 6.7 稳健性检验 |
| 6.7.1 溢价率指标分析 |
| 6.7.2 Bootstrap与稳健标准误检验 |
| 6.7.3 基于面板模型的检验 |
| 6.8 二级市场定价合理性分析 |
| 6.9 驱动因素分析:基于变量标准化回归 |
| 6.10 本章小结 |
| 7 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以市场化发行定价为原则 |
| 7.2 建立完善的一级发行制度 |
| 7.2.1 确定“黄金法则”发行框架 |
| 7.2.2 明确发行主体责任 |
| 7.2.3 强化信息披露 |
| 7.2.4 发挥信用评级约束功能 |
| 7.2.5 严格约束参与各方行为,促进公平交易与定价 |
| 7.3 建设发达的二级市场,为发行定价提供参考基础 |
| 7.3.1 降低投资门槛和投资成本 |
| 7.3.2 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发展对应的衍生品种 |
| 7.3.3 建立完整的收益率曲线 |
| 7.3.4 丰富地方政府债券投资者群体 |
| 7.4 强化监管和风险处置制度,提高投资者信心 |
| 7.5 税收、风险资产等政策的支持及变革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政府干预与政府信用约束是我国发行定价的重要因素 |
| 8.1.2 发行制度和市场的演变是推动市场化发行定价的重要动力 |
| 8.1.3 一般债券与项目收益债券发行定价区别不大 |
| 8.1.4 与二级市场定价相比,发行定价偏离程度较大 |
| 8.1.5 先进国家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以市场化发行定价为原则,严格约束政府干预行为 |
| 8.2.2 深化发行制度改革,形成合理定价机制 |
| 8.2.3 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基础设施 |
| 8.2.4 提高利息和交易税收、风险资产等支持力度 |
| 8.2.5 健全地方政府财政信用管理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退籍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章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退籍税制度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退籍税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一、退籍税制度研究的相关概念 |
| 二、退籍税制度研究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退籍税制度的名称厘定 |
| 一、“退籍税”与“退出税”名称比较 |
| 二、“退籍税”与“移民税”名称比较 |
| 第三节 退籍税制度的制度定位 |
| 一、退籍税制度并非独立税种 |
| 二、退籍税制度属于税收特别措施 |
| 第四节 退籍税制度的制度分类 |
| 一、退籍税制度的分类依据 |
| 二、退籍税制度的具体分类 |
| 第二章 退籍税制度的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早期退籍税制度 |
| 一、德国早期退籍税制度——“帝国飞行税” |
| 二、前苏联早期退籍税制度——“文凭税” |
| 三、早期退籍税制度的特征 |
| 第二节 美国的退籍税制度 |
| 一、美国退籍税制度产生的前提 |
| 二、美国退籍税制度的产生——主观避税标准确立 |
| 三、美国退籍税制度的发展——纯客观标准确立 |
| 四、美国退籍税制度的成熟——视同销售规则引入 |
| 第三节 欧盟的退籍税制度 |
| 一、欧盟退籍税制度的发展现状 |
| 二、欧盟退籍税制度限制开业自由 |
| 三、欧盟退籍税制度限制开业自由的正当理由 |
| 四、欧盟退籍税制度限制开业自由的合理限度 |
| 第三章 退籍税制度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退籍税制度中的税收主权原则 |
| 一、退籍税制度中税收主权的论证 |
| 二、退籍税制度中税收主权的实质 |
| 第二节 退籍税制度中税收管辖权的划分 |
| 一、退籍税制度中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依据 |
| 二、案例解析退籍税中税收管辖权的划分 |
| 第三节 退籍税制度中的税收公平原则 |
| 一、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 |
| 二、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 |
| 第四章 我国引入退籍税制度的设想 |
| 第一节 退籍税制度的总体构想 |
| 一、以所得税的补充为原则 |
| 二、以不增加额外税收负担为原则 |
| 第二节 退籍税制度的纳税人标准 |
| 一、以住所与居住时间为衡量标准 |
| 二、以富裕纳税人为测试标准 |
| 第三节 退籍税制度的具体选择 |
| 一、选择狭义退籍税的现实依据 |
| 二、适用狭义退籍税的具体规定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医药企业并购的风险识别及防范 ——基于通化金马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创新 |
|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企业并购 |
| 2.1.2 并购风险识别 |
| 2.1.3 并购风险成因 |
| 2.1.4 并购风险防范 |
| 2.1.5 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协同效应理论 |
| 2.2.2 规模经济理论 |
| 3 我国医药行业并购现状分析 |
| 3.1 行业概况 |
| 3.1.1 医药行业的发展概况 |
| 3.1.2 医药行业企业并购现状 |
| 3.1.3 医药行业企业并购特点 |
| 3.2 医药企业并购存在的问题 |
| 3.2.1 并购战略不科学 |
| 3.2.2 专业调查不够充分 |
| 3.2.3 高溢价并购 |
| 3.2.4 支付方式以现金为主 |
| 3.2.5 资源整合不到位 |
| 3.3 医药企业并购风险识别 |
| 3.3.1 医药企业并购前期风险识别 |
| 3.3.2 医药企业并购中期风险识别 |
| 3.3.3 医药企业并购后期风险识别 |
| 4 案例分析 |
| 4.1 案例选取与框架 |
| 4.1.1 案例的典型性 |
| 4.1.2 案例的代表性 |
| 4.1.3 数据的可得性 |
| 4.1.4 案例分析框架 |
| 4.2 并购双方简介 |
| 4.2.1 并购企业——通化金马简介 |
| 4.2.2 标的企业——圣泰生物简介 |
| 4.3 并购事件概述 |
| 4.3.1 并购过程 |
| 4.3.2 并购动因 |
| 4.4 通化金马并购圣泰生物风险识别 |
| 4.4.1 通化金马并购圣泰生物前期风险识别 |
| 4.4.2 通化金马并购圣泰生物中期风险识别 |
| 4.4.3 通化金马并购圣泰生物后期风险识别 |
| 4.5 通化金马并购圣泰生物风险影响因素 |
| 4.5.1 并购前期风险影响因素 |
| 4.5.2 并购中期风险影响因素 |
| 4.5.3 并购后期风险影响因素 |
| 5 通化金马并购圣泰生物风险防范 |
| 5.1 并购风险防范措施的分类原则 |
| 5.2 风险规避措施 |
| 5.3 风险控制措施 |
| 5.3.1 战略风险控制 |
| 5.3.2 标的资质风险控制 |
| 5.3.3 市场风险控制 |
| 5.3.4 估值风险控制 |
| 5.4 风险转移措施 |
| 5.4.1 融资支付风险转移 |
| 5.4.2 商誉减值风险转移 |
| 5.4.3 资源整合风险转移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本文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业绩承诺条件下合并商誉的计量研究 ——以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合并商誉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合并商誉的本质与初始确认 |
| 2.1.2 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 |
| 2.2 业绩承诺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业绩承诺的影响 |
| 2.2.2 业绩承诺补偿的会计处理 |
| 2.3 业绩承诺与合并商誉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理论分析 |
| 3.1 业绩承诺的内涵 |
| 3.2 合并商誉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 |
| 3.2.1 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 |
| 3.2.3 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 |
| 3.3 相关理论基础 |
| 3.3.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3.2 信号传递理论 |
| 3.3.3 常用的资产评估方法 |
| 3.4 业绩承诺对合并商誉计量的影响 |
| 3.4.1 业绩承诺对合并商誉初始确认的影响 |
| 3.4.2 业绩承诺对合并商誉后续计量的影响 |
| 4.上市公司业绩承诺与合并商誉计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4.1 业绩承诺的相关法规 |
| 4.2 业绩承诺在并购重组中的应用情况 |
| 4.3 业绩承诺对并购重组中评估增值的影响 |
| 4.4 上市公司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
| 4.5 业绩承诺下上市公司商誉的后续计量情况 |
| 4.5.1 业绩承诺全部达标后,商誉可能减值 |
| 4.5.2 业绩承诺不达标,商誉减值轨迹有所不同 |
| 4.5.3 业绩补偿对冲商誉减值 |
| 4.6 业绩承诺下合并商誉计量存在的问题 |
| 5.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案例介绍 |
| 5.1 案例双方介绍 |
| 5.1.1 并购方新华医疗 |
| 5.1.2 被并购方成都英德 |
| 5.2 并购过程及业绩承诺方案 |
| 5.3 成都英德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
| 5.4 新华医疗高溢价并购成都英德的后果 |
| 5.4.1 巨额商誉减值、净利润大幅下跌 |
| 5.4.2 市场价值大幅下降 |
| 5.4.3 巨额补偿款难收回 |
| 6.新华医疗合并商誉的计量分析 |
| 6.1 新华医疗合并商誉的计量情况 |
| 6.1.1 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 |
| 6.1.2 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 |
| 6.2 新华医疗合并商誉计量中存在的问题 |
| 6.2.1 业绩承诺下合并商誉被高估 |
| 6.2.2 业绩承诺下,未及时、足额提取商誉减值 |
| 6.2.3 商誉计量的信息披露不充分 |
| 6.3 新华医疗合并商誉计量问题的成因 |
| 6.3.1 企业的冒进式并购扩张 |
| 6.3.2 企业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签订过高业绩承诺 |
| 6.3.3 商誉计量方式为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 |
| 7.研究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建议 |
| 7.2.1 对企业并购重组中签订业绩承诺的建议 |
| 7.2.2 对企业合并商誉计量方面的建议 |
| 7.2.3 对评估机构和监管部门的建议 |
| 7.3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改进计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6）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一）理论依据和意义 |
| （二）现实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国内外关于民族分裂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外关于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视角下新疆反分裂斗争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 |
| （一）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内涵 |
| （二）国家认同的内涵 |
| 注释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构建或强化国家认同的斗争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思想武器 |
|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缘起和演进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理论 |
|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理论 |
| 第二节 民族分裂主义：破坏国家统一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运动 |
| 一、民族分裂主义的内涵 |
| 二、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原因：文化、政治动因基础上产生的认同问题 |
| 三、民族分裂主义的构成要素：特定领土诉求、意识形态和所谓“分裂精英” |
| 四、民族分裂主义的主要危害：破坏国家统一 |
| 第三节 以国家认同为核心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 |
| 一、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是一套破坏国家认同、分裂国家的思想体系 |
| 二、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
| 三、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破坏国家认同的路径 |
| 注释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 |
| 一、前提：历史上形成的新疆与内地间的文化差异 |
| 二、根源：近代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危机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快速发展 |
| 一、“双泛”思潮和臆造的“东突厥斯坦国”是主要理论来源 |
| 二、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国家观、民族观和宗教观等 |
| 三、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 |
| 四、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和两个分裂政权 |
| 第三节 新疆和平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式微 |
| 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渗透是解放前的残余和延续 |
| 二、新疆民族分裂活动逐步归于平静 |
| 三、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渗透和分裂活动关系分析 |
| 第四节 中央政府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反分裂斗争述评 |
| 一、民国政府未完成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构建 |
| 二、新中国完成了新疆区域的国家认同构建 |
| 注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动向 |
| 第一节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死灰复燃” |
| 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因其相对独立性存续下来 |
| 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 |
| 三、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干预操纵 |
| 四、境外分裂势力的渗透 |
| 第二节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来源和基本主张的变化 |
| 一、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新的理论来源 |
| 二、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主张更具煽动性、破坏性 |
| 第三节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 |
|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和传播对象全覆盖 |
| 二、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重点：宗教领域和教育文化领域 |
| 三、互联网在推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泛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第四节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 |
| 一、制造文化疏离，诱发民族对立 |
| 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认同，诱发国家认同危机 |
| 三、进行分裂动员，导致分裂活动处于“活跃期” |
| 注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 |
| 第一节 国家高度重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 |
| 一、中央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总体部署 |
| 二、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工作开展情况 |
| 三、当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仍未结束 |
| 第二节 当前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成效的客观原因 |
| 一、美国、“伊斯兰国（IS）”、“东伊运”等国际（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复杂性和敏感性的影响 |
| 三、“7·5”事件和暴恐活动高发造成的民族隔阂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
| 第三节 当前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成效的主观原因 |
| 一、意识形态领域在反分裂斗争整体布局中的定位问题 |
| 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疆领导地位的问题 |
| 三、国家治疆措施在具体落实中的问题 |
| 注释 |
| 第五章 当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对策 |
| 第一节 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 |
| 一、保持强大而稳固的中央政权 |
| 二、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 三、始终以解决国家认同问题为核心 |
| 四、构建国家认同必须坚持综合施策 |
| 第二节 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具体措施 |
| 一、坚持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
| 二、丰富发展“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
| 三、坚持依法管理宗教，处理好宗教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
| 四、深入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治资源强化国家认同 |
| 五、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筑牢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六、坚持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筑牢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 |
| 注释 |
| 结论 |
| 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理论 |
| 二、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 |
| 三、历届中央政府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反分裂斗争评述 |
| 四、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努力方向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8）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及其当代中国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聚焦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 |
| (二)挖掘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 |
| (三)建构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关于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总体现状 |
| (二)针对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议与评析 |
| (三)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问题 |
| 三、本研究的基本理路 |
| (一)核心议题与主要内容 |
| (二)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生成脉络 |
| (一)“话语权”的诞生 |
| (二)“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结合 |
| 二、意识形态话语权同其他几种权力的关系 |
| (一)同经济控制权的关系 |
| (二)同政治统治权的关系 |
| (三)同社会管理权的关系 |
| (四)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 |
|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 |
| (一)话语内容 |
| (二)话语主体 |
| (三)语言语法 |
| (四)话语策略 |
| 第二章 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的结构分析 |
| 一、建构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 |
| (一)历史主义的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 |
| (二)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逻辑 |
| (三)范式:融通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新设想 |
| 二、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基本理路 |
| (一)政治话语·文化话语:话语主要内容 |
| (二)场域·主体·策略:话语权实践方法 |
| (三)语言·语法:话语表达方式 |
| 三、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的基本结构 |
| (一)宏观话语权生态框定“权力-权威”命题 |
| (二)中观话语权框架营造多维权力理论 |
| (三)微观话语权实践铺展权力融汇要素 |
| 第三章 葛兰西与当代中国有关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的综合对比.. |
| 一、话语权议题的历史前提对比 |
| (一)理论“来龙” |
| (二)理论“去脉” |
| 二、话语权依托的国家结构对比 |
| (一)国内结构 |
| (二)国际结构 |
| 三、话语权展开的具体方式对比 |
| (一)话语权样态和实践基准 |
| (二)话语权基本分配框架 |
| (三)话语内容、话语形式和话语媒体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问题 |
| 一、历时维度:话语创新前提下的实际困境 |
| (一)话语主题尚存争论 |
| (二)话语创新路径面临困难 |
| (三)话语逻辑存在短板 |
| 二、共时维度:共生语境中的话语权主要矛盾 |
| (一)本土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与“多”的矛盾 |
| (二)世界视域:多样化社会思潮交锋的矛盾 |
| 三、即时维度:实践层面的话语权征象性议题 |
| (一)“管理型”与“自组织型”:话语权性质的分裂 |
| (二)“主体-客体-主体”:话语权分配框架中的正和博弈困境 |
| (三)“网络”与“网络话语”: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权的建设难题 |
| 第五章 参照葛兰西基础上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启示 |
| 一、借鉴葛兰西改革创新的话语权总体思路 |
| (一)主题定位:以“经济发展”指引话语方向 |
| (二)方法指导:以辩证统一的总体性确保话语自洽 |
| 二、汲取葛兰西话语权空间建构的理论优势 |
| (一)理顺话语权内生空间 |
| (二)依托话语权外部空间 |
| 三、参考葛兰西夺取话语权的实践策略 |
| (一)确立话语风格:核心强调与平易近人 |
| (二)建立对话机制:话语引领与话语自觉 |
| (三)构筑传播平台: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 |
| 余论:“互参互释”之后“独居一隅”的理论再思考 |
| 一、话语内向组织: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提炼“核心” |
| 二、话语权外向实践:多元共存生态何以彰显“批判” |
| 附录1:全文图表一览 |
| 附录2:参考文献一览 |
| 附录3:发表论文一览 |
| 致谢 |
四、与资产重组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研究 ——基于信用利差的角度[D]. 刘锐.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2]退籍税制度研究[D]. 解延伟.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3]医药企业并购的风险识别及防范 ——基于通化金马的案例分析[D]. 孙梦雨.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4]业绩承诺条件下合并商誉的计量研究 ——以新华医疗并购成都英德为例[D]. 柯爱萍.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5]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研究[D]. 梁靖. 新疆大学, 2017(09)
- [8]葛兰西意识形态话语权范式及其当代中国启示[D]. 朱文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9]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A]. 康义. 第九届全国有色金属工业冶炼烟气治理专利技术推广及三废无害化处置研发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2
- [10]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A]. 康义. 2012年全国有色金属工业节能减排技术装备发展论坛会刊,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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