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馆”名副其实

一、论“图书馆”要名副其实（论文文献综述）

罗薇^[1]（2021）在《《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专为高等教育编写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书既是一部实用的汉语教材,也是一部传承俄罗斯汉学研究传统、充分吸收以往欧洲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较早以普通语言学理论解释汉语的学术着作。本文将以1902年首版为基础,结合施密特个人档案、拉脱维亚大学所藏施密特个人藏书中的相关资料,从成书的历史背景、俄罗斯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传统、欧洲人学习汉语的历史、世界语言学史以及俄罗斯汉语教育史的角度挖掘该书的特点和价值。该书写作的主要基础来源于俄罗斯人研究与学习汉语的传统。得益于作者施密特在彼得堡大学所受的东方学专业训练,俄国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汉学学派汉语教学的传统、以及俄国人的语言研究传统对施密特写作《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俄国汉语研究的强项方面,如语法分析系统、汉字分析法等方面,施密特广泛采纳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并且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提出适应新局势的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此外,对俄国人学习汉语的继承还表现在另一些方面,如:延续俄国汉学研究的传统项目,同时关注汉、满、蒙三语,又根据海参崴东方学院对学生掌握东亚语言的要求增添了日语、朝鲜语以及越南语等语言材料。其次,继承彼得堡学派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基本观点,认为包括汉语在内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一样,可以通过一般方法被科学地认识、研究,汉语并非是某些欧洲汉学家认为的“停滞不前”的、处于其原始状态的一种低级语言,而是具有与其文化相关的理据性,需要理性地认识。再次,彼得堡汉学学派注重积累史实材料,在研究汉语时,施密特大量收集、引用丰富的语言材料和例证,这也是施密特作为瓦西里耶夫弟子最突出的传承特点之一。俄罗斯人早期对汉语的认识主要来源于驻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论着和西方人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有大量从中国运回的中文原典。俄罗斯人对汉语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具有三方面的视野,他们既传承本国人的研究,又善于参考西方、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资料。一方面,该书吸收了当时欧洲和中国学术界对汉语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在系统、科学的文献综述基础之上的学术着作,对欧洲其他汉学家的观点、成果和语言材料进行整合,从中得出更进一步的观点,从而成为外国人汉语教材编着史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时具有综述性、整合性的一部着作。另一方面,《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中对欧洲人汉语学习资料的运用还在于对其中收集的语言材料进行分类、精选,找到最适合编入该书的范例。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特点还在于将以往欧洲汉学家、语言学家的资料,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之整合纳入他的语法系统中—一汉语实用语法系统是作者要着重教授的内容,也是这部教材相比于一些欧洲汉学家语料搜集式的汉语教科书更具优势之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并非只有零散的语法点汇集,而是强调汉语语法规则的整合归纳,并且首次在俄语语境下构建一套新的汉语实用语法体系。是明清时期以来外国人对汉语语法科学研究史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继往开来之作,也是20世纪以后国际学界的现代汉语研究往纵深方向开拓的重要前提,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从欧洲语言学史和俄罗斯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到19世纪末,欧洲和俄国语言学经过了多年的方法和材料积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经为学界所接受,这些思想对这一时期包括施密特在内的俄国语言工作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通语言学的新思想在外语教材编纂方面的应用也具有重大意义。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次尝试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法着作。一方面来说,以汉语为参照、拓宽了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围,反过来说,也从西方语言学的新成果出发丰富了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从语言本身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汉语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越来越多的新词日渐成为时尚,北方官话口语日益成为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标准语,白话文运动已在酝酿之中;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来自西欧语言学的发展——经过19世纪的发展,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史研究与汉语实践语法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书中证实了运用产生于印欧诸语言框架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对本书的研究,可以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汉语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挖掘汉语对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补充意义,加深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观念下对汉语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出版使用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的汉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语言实践教材,为了使学生便于理解规则、掌握用法,作者不仅善于描写语法规则时在抽象化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化表述,注重使用条件、搭配对象、适用范围、特例等方面的考察,力求使语法规则呈现出严谨、易懂、实用的特色,同时还配有大量精选范例。此外,教材的内容还间接地反映了俄国的教育政策、教育历史,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汉语课程大纲、教学目标,施密特本人的教学思想等。因此,教材的内容折射出这一时期俄国汉语教育史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即19、20世纪之交）、特定教育场所中（即海参崴东方学院）、特定教育者（即施密特）主导下、针对特定学习者群体（即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大学生、军官和少量其他社会人士）的教育活动的历史进程。总之,俄国汉学家施密特专为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汉语学习者编写、并于1902年出版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既继承了俄罗斯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学派既往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传统,采用了俄国人头脑中相对成熟的俄语语法框架基础,又能放眼世界,有所取舍地借鉴当时流传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其他国家汉学家所着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成功运用最新的俄国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以及截止到清末时期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成就来科学地描写汉语,是俄国汉语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语法教科书。本文将结合教材原着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梳理本书的编写特点及研究成果,全面考察这部着作的重要作用及价值。

杨春艳^[2]（2021）在《晁楣版画风格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58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数十万复转官兵、支边青年等组成的热血团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北大荒这块千里亘古的荒原上,拉开了大面积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序幕。为了丰富单调的垦荒生活,协助文化宣传工作,多才多艺的青年们就地取材,创作了质朴的版画。晁楣是最早一批以北大荒为题材创作版画的北大荒艺术工作者。本文把晁楣版画艺术风格演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晁楣版画艺术风格的起源、发展和完成三个时期,将晁楣版画艺术风格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早期即1958年之前的艺术学习与军旅生涯;中期即1958年前往北大荒至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版画艺术创作转型;后期即1978年至2006年最后一幅版画创作完成。着重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版画艺术风格特点,在研究中结合史实立足作品本身的形式,包括访谈录、日记及文献资料,兼顾历史影像资料等。晁楣版画艺术风格演变的研究,是对晁楣版画风格演变脉络的梳理以及版画风格演变规律的整理,是对北大荒版画风格研究的有力补充和完善,是对北大荒版画风格传承的推动和理论支持。确立了晁楣在北大荒版画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代表者和组织者的重要地位,最终引领北大荒版画的艺术风格的发展潮流。对于中国版画而言,晁楣版画不应停留在风格和形式层面,他构建的北大荒的现实生活图像的价值远远超出作品本身。全文共分为五章,按时间顺序进行研究。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提出了问题点与研究难点,国内外研究情况综述,研究过程中运用的方法。第一章介绍了晁楣艺术风格形成的背景,分别阐述了晁楣版画艺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晁楣艺术生涯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第二章为晁楣早期版画风格的形成,即通过早期的艺术学习和工作、生活经历促成的早期版画创作实践。第三章分析了晁楣版画中期的主导风格,以及这时期风格对其他人的影响。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晁楣晚期版画中城市题材、工业题材以及形式探索中形成的版画艺术风格,对代表作品进行具体的形式分析,提出晁楣晚期版画风格由繁至简的简约性特点。第五章论述了晁楣版画艺术风格在演变中的规律,生活与环境的变化,艺术追求的不断提升,多方面文化素养的支持是艺术家个人艺术风格改变的原因。最后部分是结论,阐述了晁楣版画艺术风格的分期依据,以及各个时期版画风格的艺术特点,探讨了个人艺术风格变化的客观规律,生活环境的改变艺术风格随之改变,个人艺术素养和观念的改变艺术追求随之改变,艺术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吸收,艺术风格不断变化。

洛绒涛格^[3]（2021）在《居·弥旁“利美”观研究》文中指出佛教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至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传播语言载体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流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连同南传佛教被称为三大佛教体系。经过传播变迁,在同一佛教体系中也分流出不同的宗派。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净土、天台、法相、华严等流派在唐朝时就已经形成。藏传佛教传统,从后弘期陆续出现了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不管是那支汉藏佛教流派,其众多分支的形成从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对于外来多元文化的包容,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理解、阐释、本土化过程的结果。历史上在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逐渐产生了一种相互尊重、融和发展、“在不危害他宗的前提下弘扬自己教派”的“利美”观。这一理念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纪,国内外的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到19世纪康区德格土司领地内发生的所谓“利美”思想运动的存在,由此开始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它汇集了许多人的智慧,是由佛教学者倡导、响应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对“利美”活动的主要倡导者绛阳钦则旺波和工珠·云丹嘉措等人的“利美”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而作为倡导“利美”活动的其他人物却缺少研究,尤其是对“利美”活动的第二代关键人物居.弥旁的“利美”观缺乏系统地研究。本论以居.弥旁的“利美”观为题,在前人对“利美”观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梳理、对比、田野考察、历史考证等方法,以求通过对弥旁“利美”观的个案进行研究,探析“利美”观的发展、影响和现实意义。文中对居.弥旁家族的相关记载作了探究;梳理、考证绘制了弥旁年谱简表,对弥旁的生平大事作了系统的梳理;探析了19世纪的“利美”活动的缘由,追根溯源“利美”观的源流,尤其对德格土司政体出现的“利美”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弥旁一生的讲、辩、着、观修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弥旁的“利美”观既有传承前人的继承,也有与其他佛学学者不一样的特色:弥旁在尊重他宗的“利美”原则下,大力复兴宁玛教派的显密重要论典,尤其阐释藏传佛教前期的瑜伽行中观哲学思想,与持应成中观见佛教哲学思想的学者展开了多方位、深层次的佛学对话,为教派间思想文化对话创造了文明、和谐的范本;弥旁的中观和《慈氏五论》等显宗方面的注疏以及密宗文本的阐释改变了宁玛派“重密轻显、重伏藏轻经藏”的讲经传统;弥旁以济世利民的入世思想大力复兴传统文化,为世俗文化的诸多领域留下了重要的着作。时至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平等和谐地交流、对话、沟通,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宗教思想的和谐关系着地区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研究传统的“利美”观,应对前所未有的多元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理论和社会现实意义,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

夏雨菲^[4]（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文化。作为党的建设的隐性结构,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隐性支撑。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反映着党的建设从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向文化强党的不断迈进。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对深化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不断掌握党的建设规律,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理论性与现实性兼具的命题,涉及到政治学、党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知识。论文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方法的指导下,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带着党内政治文化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起点上怎样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样一系列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这一命题在理论内涵、发展演进、现实状况、未来发展以及建设对策等不同方面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全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国内外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并进一步阐述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力图做好相关研究积淀,把握研究前沿。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和阐释。对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进行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因此,本文在界定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时,力图在当前纷乱复杂、莫衷一是的概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论述,具体阐释和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充分体现党性的文化这五大方面内容蕴含的具体体现,从而为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抽象的问题提供具体的、可操作化的观测维度,使党内政治文化清晰可见。由此为全文的逻辑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第二章主要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经验。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这三个主要的历史分期,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党内政治文化发展演进的脉络进行详细的梳理,得出始终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掌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是促进党内政治文化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等基本经验,从历史的角度回答党内政治文化从何处来的重要问题。第三章主要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现状问题。通过研究当前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成绩,以及党内政治文化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这三个方面来对党内政治文化现状进行剖析,进而从现实的角度回答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现状样态是什么的问题。第四章主要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面临的形势及新要求。立足于新时代的党内政治文化面临着来自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党内政治文化在未来发展的“应然”状态是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要有所变,也要有所留,既要有所坚持,也要有所反思,在面向传统、面向现实、面向政党自身、面向世界以及面向未来的过程中适应新时代对党内政治文化提出的新要求。第五章主要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完善和发展。通过优化环境、强化主体、丰富载体渠道、完善保障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探究和寻求实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举措和方法,力争通过可行性高的举措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在党内政治文化这一隐性结构上再创辉煌。

陈璐^[5]（2019）在《从“国文”“国语”到“语文”：小学语文教材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国文”、“国语”到“语文”,民国到当代小学语文经历了三次课程名称的改变,教材内容也相应改变。1912年,推翻了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共和政权,这一时期的国文教材首先提出废除读经,以培养共和公民为主旨,采用浅显的文言;国语时期是强调语言一致,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教材内容以儿童为中心;建国后,语文时期将书面语与口头语联系起来,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同时经历了从“一纲一本”、“一纲多本”再回归到最新的统编教材的变化历程。民国时期是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高潮,这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编审制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期间,国文时期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和国语时期的《开明国语课本》等都是较有影响的教科书,具有一定的特色。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全国多家出版社及各政局也尝试编写自己的教材,小学语文教材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出来。建国以后,小学语文教材经历了早期的仿照国语教材,学习苏联理论经验,红色文化等迷茫时期,随后,2001年后全国各地涌现多版本教材再到今天统编教材,小学语文教材也在不断探索中需求发展。可以看到近年来,传统文化,学习古诗词,回归汉字等又回到教材内容的重点,而这些都在统编教材中有所体现。纵观民国到当代这一百多年来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笔者从小学语文教材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再以每个时期较有特色的且影响较大的小学语文教材为代表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时期教材的背景、课程规定、出版情况以及该时期的教材内容总体特征等,再对代表性教材的选文体裁、体现的意义及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最后总结我国从民国到当代的小学语文教材,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张洁宁^[6]（2019）在《《事物纪原》与《物原》的“格物”思想阐释》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类书文献中,记载有众多与器物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或取自已轶的古籍资料,或加入了编书者个人的理解与论述,所以名物类书发挥着的并不仅仅是“百科全书”式的工具性作用。而《事物纪原》《物原》作为宋明两代的事实类类书,其中有关器物的词条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对这些器物词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作者对其的收录标准、分类排序、具体解释等情况都表现出了规律性,体现出“物以致用”“物以载道”的古人认识事物之思,是我国古代思想史的一种具体表现,尤其涉及到宋明理学的范畴。换言之,研究两本书中的器物词条,研究的并不是古人周围存在的具体器物,而是器物在他们心中的价值,更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观念。具体而言,这种观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造物观,涉及到古人对器物的溯源往往与年代考辩相关,以及关于造物者的评判标准问题。其二是为器物正名,包括名称与名分两部分,而这与儒家“正名”思想有着巨大的联系。其三是器用观,体现着古人对于器具本身的定义,这种定义既包含功能性价值,又包含象征性意义。总言之,经过我国古代几千年造物活动的积累,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各类器物,而《礼记·大学》提出“格物致知”,后代文人也确实有着经久不息对于“物”的了解与探讨,由小而见大,本文便从两本文献入手,凭借着书中三种观念的呈现,试图一窥古人“格物”思想之真貌。

贾丹^[7]（2018）在《陈藻《乐轩集》注》文中研究指明陈藻,字元洁,号乐轩,福建福州人。原名某,后因读《诗·召南·采苹》有所悟而改名为藻,是闽东南地区理学流派艾轩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科举未仕而生活贫苦,少时求学于红泉书院,中年游历各地,足迹遍布东南,甚而远至西南地区,晚年侨居福清,以讲学、农耕为生。其一生贫苦且长年流离异乡,但性情刚直不移,通达乐观,在理学、文学、教育等方面皆有建树,在闽地有着很大的影响。《乐轩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陈藻创作诗文,在其本人生平记载较少与理学专着皆散佚的情况下,集中所录诗文便成为研究陈藻生平、思想及其创作成就的重要资料,且诗文本身即具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然而,学界现今对于《乐轩集》的研究尚显浅薄,成果较为零散且不成系统,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文学研究部分,通过《乐轩集》的文本材料与地方志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分析研究陈藻其人的师门、生平、着述,在诗文中体现出的思想特性和理学、文学、人生、教育等方面的思想主张。对于《乐轩集》则从文本出发,分析其诗歌、文章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展现其风貌价值。注释部分,以四库本为主,以《全宋诗》、《全宋文》（辑自《永乐大典》）为补充,力图还原《乐轩集》的文本全貌。同时,对于集中典故、人物、官职、制度等进行注释解析。通过上述的分析研究,力求对陈藻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科学的理解,这对福建、广西等地社会历史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尤其是地域文化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杨翠娥^[8]（2018）在《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反思与建构研究》文中指出教育学自引进之日起就一直饱受诟病,作为教育学理论主要表现形式和最广泛的传播途径,教育学教材也长期受到批评。尽管教育学者们在教育学理论探讨和教材建设上孜孜以求,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教育学教材一直处于“困境”之中,它极为需要一种科学理论加以指导,而主体间性哲学理论应该可以发挥这种指导作用。本文中的教育学教材是指作为一门基础课程或教学科目的教育学的知识和技能系统。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在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积极的交往行为,达到相互理解、相互融合、形成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表现出行为一致性的关系特征。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反思与建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充实“元教育学”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教师厌教,学生厌学”教育学的局面,有利于充分发挥教育理论在师范院校的引领作用,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从阐释主体间性理论入手,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在对近现代国外教育学教材进行主体间性考察和现当代我国教育学教材进行主体间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建构的基本设想。论文首先从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教育学教材问题的解决、教育学教材形成过程中多极主体的存在以及近年来我国教育学教材的研究趋势等方面,分析了主体间性作为教育学教材建构的理论视角“何以可能”的问题;从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两方面,分析了主体间性作为教育学教材建构的理论视角“如何可能”的问题。从框架结构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分别与捷克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等近现代国外6本有影响的教育学教材文本展开了对话,考察了其中的“个性与共性并存”和“理论与实践理念并重”的主体间性特征,分析了它们在价值取向、内容选择和解释范式等方面对我国教育学教材建构的启示。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教材发展基本历程的基础上,对我国教育学教材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从总体认识、章节安排、主题内容、基本概念、案例设置和练习设置等方面,对顾明远和黄济主编的《教育学》等10本有代表性的教育学教材进行了文本分析。概括了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教育学教材知识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创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同时指出了我国现当代教育学教材仍普遍存在的主体间性问题: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各个文本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学科主体与其他学科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围绕着“对话”、“交往实践”以及“沟通与理解”等主体间性理论的核心内涵,提出了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建构的基本设想:第一,确立了“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并重”、“个人主体与群体主体并存”、“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共在”等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建构的理想目标。第二,提出了“以人为本”、“交流与反思结合”、“借鉴与创新结合”、“继承与发展结合”等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建构的基本原则。第三,对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建构的合理化进行了方法论层面上的思考,提出了要通过“对话”在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研究方法和学科属性等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要通过“交往实践”构建至少包括理论性、实践性、针对性和创新性在内的教育学教材评价指标体系;要通过“沟通与理解”改善教育学教材建构过程中的主体间关系,力求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沟通,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并重,在“共性”基础上追求“个性”,在“独立性”基础上吸取营养,等等。第四,构建了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的形成机制:国家主体制定教育学教材建设规划;遴选教育学教材编写、编辑和出版主体;规范教育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程序；搜集各极主体反馈意见,创新、修订再版教育学教材。

王晓斌^[9]（2017）在《欧洲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世纪》文中认为本研究是自选项目“重建西方近代语言学史”的子课题之一。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欧洲学界素来引以为的自豪,然而对其学术史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对18世纪末以前的沿革,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筚路蓝缕,做过一些开拓性研究。至于中国学界转述的,仍是此前西方学者的“局限式研究”,对一些新成果迟迟未能吸收。学术史研究需要大量文献,在纸质文本时代难免存在若干盲点和误区,甚至扭曲学术史。就印欧语系的发现和比较方法论的创立而言,囿于当时知识,先后受“德国民族主义”“英美民族主义”的驱动,误解尤为严重。坎农（1958,1990）、霍凯特（1964）、罗宾斯（1967,1987）等尚未认识到,只有查阅了威廉·琼斯（1786）之前语言比较的主要论着,在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给琼斯演讲中的“相似-同源讲辞”以合适的定位。本专题首先对以往史家的比较语言学史论述加以梳理和剖析。其次,基于文献钩稽和参考已有成果,钩稽琼斯之前（18世纪末）语言历史比较的总体面貌,重点阐述以伯克斯洪为代表的荷兰学派所创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及其价值。然后,基于琼斯演讲（1784-1794）中的相关内容,揭示称其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不符合史实。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最早创立印欧语系假说（斯基泰假说,包括梵语）和比较方法论的是荷兰伯克斯洪（1647,1654）;最早提出日耳曼音变定律的是荷兰凯特（1723）;最早实地调研阿尔泰语、芬兰-乌戈尔语的是荷兰威特森（1692）、瑞典斯塔伦贝尔（1730）以及匈牙利沙伊诺维奇（1770）;最早提出闪米特语族雏形的是德国莱布尼茨（1710）,最早提出其谱系树模式的是荷兰斯库尔腾（1706-1738）。最早推测马达加斯加、东印度群岛和科科斯群岛诸语同源的是荷兰雷兰德（1708）。开启非洲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是法国普罗亚特（1776）;开启南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意大利杰里伊（1782）;开启北美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美国爱德华兹（1787）。2.《三周年演讲》（1786）是一位东方学家关于亚洲人种和民族的演讲,语言只是其研究工具之一。其中第10节（5句话）提及“相似-同源”（其他演讲中也有语言关系的论述）,琼斯既未标榜此为首创,也未做过历史比较的任何实践,其讲辞依托的是此前的语言比较和梵文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核查可见:凡琼斯周年演讲（11次）中大体说对了的（如印欧语、芬兰-乌戈尔语等）,都是前人已经提出的;凡琼斯周年演讲中大体说错了的（如藏语和汉语关系等）,都是他臆想的,即前人尚未进一步研究的。由此考定:（1）不管对错与否,琼斯的这些说法一定参考了前人论着,尽管未列参考文献;（2）琼斯对语言比较并无具体实践,只是基于所见资料加上一些主观化理解,包括误解、曲解;（3）琼斯在语言比较理论方法上无任何原创性建树。3.采取鸟瞰式俯视,语言历史比较萌芽于威尔士（坎布伦西斯1194）、西班牙（罗德里库斯1243）、意大利（但丁 1305）和荷兰（阿格里科拉1479）,经过早期探索,进入第二阶段词语和谐说（杰勒纽斯1537）。再进入第三阶段成熟期（本体论、方法论和音变定律）,形成了语言历史比较的荷兰学派,尤其是伯克斯洪（1647,1654）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凯特（1723）发现了日耳曼历史音变定律。第四阶段即19世纪的德国学派,只是在研究规模上的拓展化和过程上的精细化,在理论方法上没有重大的原创性建树。4.语言历史比较的崛起,主要在于日耳曼（凯尔特）等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寻根意识。在发现塔西陀（55-120）和帕特尔库鲁斯（约前19-后31）的论着后,当他们第一次读到其伟大领袖阿尔米纽斯（前18-后21）的事迹时,对自己的祖先越发敬重,更加热爱其本族语。他们要知道其祖先来自哪里,于是根据语言证据,参照历史和考古,推定其祖先来自黑海的斯基泰故乡。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成熟,并非像通常臆想的那样,基于大航海时代的语言大发现,更非18世纪后期多种词汇集的编撰或梵语的发现,而是源于欧洲学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即文艺复兴前后的人文主义兴起,对古老欧洲民族文化（日耳曼/凯尔特）的重现发现。5.由于琼斯将语言关系置于《圣经》框架内,而符合当时一些学者的信念（先入为主）,19世纪中期的三位英国学者（缪勒1851;匿名1866;法勒1869）为反对德国学者垄断历史比较而鼓吹琼斯的成就（三人成虎）,再加上德国语言学史家（本费1869）的自吹自擂与对荷兰学者的诋毁（光环效应）,以至于20世纪的一些学者将“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琼斯”奉为定论,并且反复夸大（从众效应）,从而掩盖了荷兰学派的巨大成就,扭曲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进程（定势效应）。然而,学术史就是学术史!凡模糊不清的务必彻底澄清,凡是非颠倒的务必正本清源。关键在于,研究学术史要克服主观信念（盲从陈说,排斥新论）,坚持基于客观史实（依据新发现资料修正陈说）。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首次全面系统梳理了 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比较语言学学术史,揭示了其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重点阐述了荷兰学派（伯克斯洪）,为重建西方近代语言学史打下了基础。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可以推进语言学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邱华栋^[10]（2014）在《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 ——拉丁美洲小说与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小说》文中提出本文借助地理学的“大陆漂移”假说,评述“一战”之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新浪潮,即从欧洲波及北美洲和南美洲,进而波及亚洲直至整个世界的创新浪潮,探讨在这股创新浪潮中中国小说如何借鉴和创造性地转化拉丁美洲小说的艺术经验。小说的空间位移或地理迁移,作者称之为“小说的大陆漂移”。论文描述了“一战”以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从欧洲现代主义、美国文学的繁兴,到“拉美文学爆炸”,再至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无国界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勃兴,整个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彼此勾连的文学链条。这个发展的流脉既在小说的内部显现为结构、形式、语言、文学观念的变迁,从外部看,则演绎出小说地理学式的迁移——从欧洲到美洲,最后到亚洲和非洲。纵观文学发展史,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互相影响、彼此激发,一代代的大作家树立了写作的标杆和尺度,与此同时,他们也以伟大的作品造就了文学世界的座座高峰,等待世人通过阅读去靠近,并在大师的激发下,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作品。论文希望通过研究描述并揭示出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论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扼要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拉丁美洲文学的译介情况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概述了“一战”之后,文学创新的浪潮如何从欧洲肇始,扩展到北美、南美和亚洲,不断延伸,并形成了一股互相关联、“求新谋变”的创作潮流。这股“新浪潮”在时间上从“一战”结束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跨度近百年；空间上则形成了从欧洲到北美洲,再到拉丁美洲,进而扩展到非洲和亚洲的“大陆漂移”,比如,从卡夫卡、普鲁斯特到威廉·福克纳,再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至中国的莫言,他们之间就有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联系。第一章重点论述了“拉美文学爆炸”现象前后出现的八个小说大家的作品,以及他们与欧洲文学的关系。第二章以二十个中国作家为例,详细探讨了他们所受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外来的影响,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新变,并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之“亚洲文学”中的重要环节。论文的第三章着重探讨了拉丁美洲文学在21世纪这十多年来对中国产生的后续影响和更为年轻的中国作家面对拉美文学的影响所做的回应。

二、论“图书馆”要名副其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图书馆”要名副其实（论文提纲范文）

（1）《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晁楣版画风格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居·弥旁“利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从“国文”“国语”到“语文”：小学语文教材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事物纪原》与《物原》的“格物”思想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7）陈藻《乐轩集》注（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反思与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欧洲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世纪（论文提纲范文）

（10）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 ——拉丁美洲小说与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图书馆”要名副其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D]. 罗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晁楣版画风格演变研究[D]. 杨春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居·弥旁“利美”观研究[D]. 洛绒涛格.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研究[D]. 夏雨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从“国文”“国语”到“语文”：小学语文教材发展研究[D]. 陈璐.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6]《事物纪原》与《物原》的“格物”思想阐释[D]. 张洁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7]陈藻《乐轩集》注[D]. 贾丹. 广西大学, 2018(01)
• [8]基于主体间性的教育学教材反思与建构研究[D]. 杨翠娥.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9]欧洲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世纪[D]. 王晓斌.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 [10]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 ——拉丁美洲小说与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小说[D]. 邱华栋. 武汉大学,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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