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领导，认真开展土地档案整理工作

一、加强领导 认真进行土地志编纂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赖俊雅^[1]（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平乐专区的土地改革研究（1950-1953）》文中提出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素。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新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精神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1949年12月11日广西解放,随即设置了南宁专区、桂林专区、平乐专区等十大行政专区。1950年10月至1953年2月,在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平乐专区政府的领导下,平乐专区在行政管理区域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平乐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梳理平乐专区土地改革相关史料,从四个部分对平乐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平乐专区土地改革的背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清剿匪患运动为平乐专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平乐专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农民生产生活问题的解决,激发农民同封建残余和黑恶霸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均需以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首要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成功实践为平乐专区土改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第二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平乐专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土地改革的前期准备,平乐专区各县纷纷组建土改干部队伍,深入广大农民之中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发动农民群众;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的建立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通过减租退押运动为土改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土改典型试验的成功为全面推进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平乐专区的土地改革实施过程可分为:正确划分阶级成份,没收、征收,土地分配,土改复查和颁发土地证五个阶段。科学划分阶级,分清敌我界限,团结农民群众,展开阶级斗争;没收地主土地及其它“四大财产”,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出租的大量土地,消灭地主阶级经济基础;合理分配土地,农民获得土改果实;完成土改分配后,进行纠正错划、漏划阶级成分,少收、漏收土地及其他问题;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合法拥有土地。第三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平乐专区土地改革的成效与特点。土地改革后的平乐专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消灭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平乐专区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平乐专区的土地改革具有三个显着的特点,即:采取循序渐进的土地改革策略;宣传动员农民群众形式的多样化;对地主阶级采取分化瓦解的斗争策略。第四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平乐专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及启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平乐专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为平乐专区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平乐专区土地改革的实践为当今乡村振兴提供了如下历史启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对农民的宣传动员工作,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同时,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锻造一支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公务员队伍。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刘天增^[3]（2020）在《冀鲁豫边区粮食争夺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冀鲁豫边区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自然气候条件十分优越,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所以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基地。但是在1940年代,冀鲁豫边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粮食问题。面对缺粮的情况,中共和地主、国民党、日伪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共对地主的粮食斗争方式是非暴力的,通过动员把群众组织起来同地主进行说理,实质上带有某种强迫的意味。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地主借出粮食之后,中共又会进行安抚,明确这次借出的粮食可以抵扣以后缴纳的公粮。在大灾荒中,许多农民为了换取粮食就把自己的土地抵押给了地主,为了赎回农民的土地,保持边区社会的稳定,中共还组织群众向地主赎回自己的土地,回地运动的方法同借粮的方法相同;中共与国民党方面的粮食争夺主要采取武力对抗的形式,但是在抗战时期双方名义上是合作关系,所以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与日伪之间的粮食斗争主要表现在武装冲突上。每到粮食收获的季节,日伪就会进行扫荡,扫荡的实质就是抢粮。面对抢粮,中共方面一般会采取武装护粮的措施打击日伪的抢粮。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保护粮食的方法,那就是藏粮。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在藏粮问题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如藏粮地址的选择、藏粮窖洞的挖掘、粮食的保护与支取等。这些措施很好的保护了粮食的安全。在粮食贸易与金融财政方面,冀鲁豫边区实行一系列针对性的策略。在贸易方面实行粮食专卖和粮食出口的政策,粮食专卖保证了边区的粮食不会被敌人通过经济手段掠夺;粮食出口可以换取边区急需的其它物资。在金融方面采取了统一货币和实行粮票制度的策略,统一货币可以防止敌人滥发假钞扰乱边区的粮食市场;推行严格的粮票制度是为了纠正边区粮食工作上的混乱状况,减少粮食战线上的浪费和贪污。

易万臣^[4]（2020）在《新中国建立初期（1950-1953）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研究》文中指出钦州地区濒临北部湾,面向东南亚,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隔海相望,陆地与越南接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钦州地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建国初期的钦州地区,匪患严重,国民党残余军队依托十万大山负隅顽抗,地方封建残余势力不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双方相互勾结起来,在钦州各地制造暴乱,残杀解放军干部战士;同时,钦州地区地方封建宗族势力强大,他们嚣张跋扈,地主、恶霸横行乡里等,这是钦州地区土地改革前所遇到的严重问题。1950年前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积极准备解放海南岛,人民解放军驻守钦州地区的武装力量薄弱,无法在短期内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恶霸势力,这些土匪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活动,严重影响了钦州地区的社会秩序,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中央和中共广西省委高度重视钦州地区的剿匪工作,抽调精干武装力量到钦州地区帮助剿匪反霸,经过艰苦的斗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钦州地区土匪迅速被剿灭,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反霸工作。清匪反霸工作的完成,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稳定了钦州地区的社会秩序,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此以后,钦州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扎实深入开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需要通过采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措施,加强政权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既是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和深入,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运动,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解决了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土地的问题。在推进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清除和改变钦州地区乡村中存在的封建剥削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了钦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基层政权建设。钦州地区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获得一批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钦州地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本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首先是绪论部分,通过大量查阅前人已经出版的土地改革资料,综合分析土地改革的共性,同时通过深入探究钦州地区的史实材料分析其特有的个性,并归纳本次论文写作的重难点。第一部分:新中国建立初期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的国内外背景。20世纪5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比较复杂,新生的国家政权国内面临土匪和反革命分子作乱、民生急需稳定、土地改革开展迫在眉睫的局面,国际上出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朝鲜战争爆发等复杂形势。第二部分:新中国建立初期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经过及策略。对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的前期准备、全面展开阶段和土地改革复查完成的各个环节进行研究,并在最后总结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钦州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策略。第三部分:新中国建立初期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的特点及成效,对此次运动的评析,总结出在濒临海洋的钦州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特点。首先,在钦州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其次是要紧密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再次是在工作方法上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秩序地完成土地改革。最后是在工作步骤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方针指示。第四部分:新中国建立初期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总结得出坚持中共国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建国初期钦州地区土地改革能够顺利完成的关键,还要做到紧密团结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务必以地方的具体情况为依据灵活调整方针政策等经验。学习有效可行的土地改革经验,启迪当代农民合理高效地运用土地进行生产活动,探索出一条符合钦州地区土地流转的新道路。

刘向^[5]（2020）在《国民政府“围剿”鄂豫皖苏区政策与措施研究》文中指出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国民政府大肆的搜捕共产党人,国共关系紧张。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在进行较量,双方斗争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鄂豫皖苏区作为中共建立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国民政府对其非常重视,为了消灭这一地区中共的红军力量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国民政府向鄂豫皖发动的前三次“围剿”都被中共粉碎了,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发展壮大了,1932年鄂豫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围剿”政策,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上,蒋介石清查户口,建立保甲,举办团练,严密封锁,进行公路建设,重视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以争取民众的力量;在军事上,进行防御作战,改变了以往进行主力决战的作战方针,对其进行封锁包围,步步为营,打消耗战、持久战;在经济上,实行屯田,整理土地,减免田赋,成立农村金融救济处,并开展农村救济工作,进行经济善后;在文化上,推行特种教育,进行反共宣传,已达到动摇民心,抹黑中共形象,进而瓦解中共民众支持基础的目的。国民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部署,以配合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进攻鄂豫皖苏区。再加之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占主导,面对国民政府的第四次“围剿”,决策失误,直接导致中共反“围剿”失利,最后以鄂豫皖红军被迫退出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结束。以往研究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基于在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当时中共党内张国焘的“左倾”问题是造成反“围剿”失利的决定性原因。这样的话往往会忽视很多其他方面的诸多因素。国民政府为“围剿”鄂豫皖苏区所制定的政策与措施也是影响这一时期两党军事斗争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国民政府的研究视角出发来看国民政府是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制定“围剿”政策,部署“围剿”鄂豫皖苏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认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失利的深层原因,扩宽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促进鄂豫皖苏区军事斗争相关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张凌轩^[6]（2020）在《建国初期陕坝镇土地改革研究（1951-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没收征收了地主阶级土地,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缓解了我国严峻的经济状况。研究陕坝镇的土地改革可以让我们看到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政策与土改工作的成熟以及土地改革运动对基层人民政权构建的重要作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距今已远,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给我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却可以为现在农村的改革提供帮助。本文的绪论部分阐明了研究陕坝镇土地改革的意义、现阶段国内对土地改革研究的现状、完成论文所做的准备和运用的主要史料。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陕坝镇土地改革的背景,也就是全国土地改革运动与绥远省土地改革的开展,以及当时绥西陕坝地区的土地关系和社会状况。第二部分是陕坝镇土地改革的过程,通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等准备,土改工作组深入各行政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其具体阶段有宣传政策、划分阶级斗争地主、没收征收与再分配、土地改革复查这几个阶段。第三部分对陕坝镇土地改革进行了评价,废除旧的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加强了基层政权的建设,以及在土改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从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以来的土地改革历史,看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政策的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随着地方实际、所处的时代进行了灵活的调整和发展。这才有各地方土地改革的不同方案,不同时期的土地改革任务,也才会日后的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回顾陕坝镇乃至全国的土地改革,它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让农村绝大多数的人解放了生产力、恢复了国民经济、建设和巩固了国家基层政权,让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深入到了中国的每一个乡村。这些足以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进行是成功且非常必要的。

董虹廷^[7]（2020）在《环境史视野下民国时期辽宁水旱灾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灾害问题归根结底是环境问题,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干预会导致自然灾害日趋严重和频繁,进而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辽宁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曾一度为关内移民之首选。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辽宁地区的环境遭到人类活动的过度干预,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水旱灾害频现。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将灾荒史学与统计学、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环境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法归纳整理后发现:民国时期辽宁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几乎年年有灾;时空分布不平衡,季节性、区域性特征明显;旱灾持续时间较水灾更具连续性,水灾波及地域较旱灾更具广泛性。民国时期辽宁地区水旱灾害频发的成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辽宁地区季风气候、“凹”字型地形、幅合状水系以及草甸土和砂性土壤等自然地理因素构成的孕灾环境;二是森林锐减、过度农垦以及工矿业的勃兴等人为因素导致的自然环境退化。在水旱灾害面前,一系列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环保法令和措施先后出台,如设立环保方面的相关管理机构、颁布环保法令、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和实施护林造林及兴修水利等规避水旱灾害的措施。这些调适法令和措施日渐成熟,然而战争和日本殖民却影响了其稳定推行,导致调适效果欠佳。从民国时期辽宁地区水旱灾害的成因及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可知:人类与自然和自然灾害共生共存,对自然过度利用,必会遭到自然的回击。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但是,战争和殖民严重阻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因此,维护和平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黎华斌^[8]（2020）在《南宁市虎邱村宗族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的宗族是基于父系血缘关系形成并由一系列的宗法制度来维系的一种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宗族文化是同宗或同族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及习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经社会文化变革之后,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宗族文化发生一定的变迁,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南宁市兴宁区虎邱村的宗族文化进行民族志调查,具体调查其外显性宗族文化,如宗祠、祖坟、族谱、族田等物质性宗族文化,以及内隐性宗族文化,如祖先观念、族训族规、婚育观念、夫权与夫权等宗法宗族制观念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现状。发现该村的宗族文化具有其文化重构内容具有不平衡性、血缘认同向地域性认同转变、具有较强的功利性的特征,总体呈现强外延、弱内涵的特点。并从权力结构、实践及能动性等分析视角探讨宗族文化在当前政府制约的社会环境中所呈现的适应性。

梁艳艳^[9]（2019）在《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丰富了对都市满族的民族志研究,主要田野点开封里城大院是一个位于中原古都开封的满族、蒙古族聚居社区,拥有着从八旗驻防城到1949年后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延续三百年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通过对开封满族生命经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描述,运用历史记忆理论与族群认同理论,追溯社区“有关血统与共同起源的观念”,论证满族族群认同的历史连续性,同时指出满族族群认同具有明显的符号性与建构性。清代八旗制度下旗人群体的文化遗存记忆,民国艰难经历导致满族群体普遍的结构性失忆与谱系性失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政策对于满族人身份的承认,长达三百年的共同特殊经历成为满族族群共享的有别于其他族群的集体历史记忆,从而形塑了满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回顾开封满族的文献、口述与行为的基础上,本研究注重观念在家庭与社区中的传递,以及口述与行动的重要性。从“历史实践”概念出发,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用文字实践“历史”,对于大众记忆而言,更要重视用口述、行动实践“历史”,这都是主体性的体现。清朝结束、民国境遇、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持续一百余年的社会转型,导致满族没有外在显见文化特点,与汉文化的交融是满族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理性选择,选择性遗忘是他们普遍的集体性记忆。结构性失忆、谱系性失忆与集体性记忆共同凝聚为满族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族群认同主要是主观性认同,与族群性相关的历史记忆“文化遗存”在家庭与社区中传递,具有隐秘性与持久性,形成民族社区的“地方性知识”。满族族群的根记忆、根认同在共同体中被世代传承,关于族群认同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族群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族群认同的核心是有关血统与共同起源的主观信念。在大众中,关于族群性的历史记忆往往会浓缩为根记忆、根认同,简约地解释“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族源性问题,族群认同就是共享对于根记忆、根认同的文化解释。通过满与汉的族群认同建构的互鉴,本文认为寻根问祖的文化解释是中华民族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下的普遍文化现象,尊重与承认各族群的族群认同具有现实意义。族群认同的意义之网在不断地变迁,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平等观念逐渐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度性民族认同建构对满族族群产生影响,编织入满族族群认同的意义之网。改革开放以来,都市民族社区经历着制度性安排缺失的转变,以及面临着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空间被城市规划取代的困境。外部变化激发了开封里城大院社区重建宗庙、树立牌坊、办祭祖仪式、策划民族特色旅游等一系列“历史实践”行动,这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是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理性选择。这一个案反映出,历史记忆与聚居生活在族群认同建构上发挥着重要的根基性作用,但族群互动、民族精英及经济能力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建议保护城市少数民族活态历史记忆社区空间,留住“乡愁”与“族愁”,在城市规划中保留族群历史文化多样性,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有历史的地方、有历史的人、可以通过文化自觉建构实践历史与文化的民族社区的可能性。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应当重视将少数民族符号资本、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使得各民族共享旅游规划的政策红利,各民族的共生互补是促进民族团结之道。

张兴^[10]（2019）在《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地政建设是民国时期政府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陕西省地政建设兴起于全面抗战时期,当时陕西的土地问题十分严峻,如土地从未整理、地籍混乱、田界不明和土地纠纷迭起等诸多问题,加之抗战的爆发,使得地政建设迫在眉睫。由此开始成立地政机关,制定相关计划,选择试点,通过兴办各项地政业务,希图实现民生主义于西北。通过施行这些措施,陕西地政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间接地支援了抗战建国。本文以抗战时期的陕西地政建设为主线,通过对其研究,探讨陕西地政建设的意义与不足。本文在结构上,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四章。第一章介绍了抗战前的全国土地问题日益严峻,必须通过兴办地政来解决土地问题,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为纲领,推行土地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择点进行了地政实验,各地的地政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抗战前陕西农村的状况,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农村危机,陕西当局开始兴办地政,并选取了部分县先行试办,为抗战时期陕西地政建设的全面开展做了一定的准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陕西地政建设和业务活动。首先,对地政机关、人才培养、资金和技术上的进一步完善作了介绍。而后,对逐渐开展的土地陈报、土地测量、土地登记、规定地价、扶植自耕农和开垦荒地等具体业务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主要是对陕西地政建设的认识。首先,分析了取得成绩的原因在于:地政工作人员的努力、坚持既定的办事原则以及政府的支持;其次,分析了陕西地政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计划不合理、推行业务活动存在较多问题、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装备缺乏和人才匮乏等。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导致整个地政建设工作无法提高效率,从而限制了地政建设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抗战时期陕西当局十分重视地政建设,通过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得政府掌握了准确的土地资料,为其他建设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缺乏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陕西省地政建设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陕西地政建设事业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问题,尽管如此,它对于此时期整个国家的地政事业发展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领导 认真进行土地志编纂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领导 认真进行土地志编纂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平乐专区的土地改革研究（1950-1953）（论文提纲范文）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3）冀鲁豫边区粮食争夺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建立初期（1950-1953）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民政府“围剿”鄂豫皖苏区政策与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建国初期陕坝镇土地改革研究（1951-1952）（论文提纲范文）

（7）环境史视野下民国时期辽宁水旱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南宁市虎邱村宗族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强领导 认真进行土地志编纂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平乐专区的土地改革研究（1950-1953）[D]. 赖俊雅.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冀鲁豫边区粮食争夺战研究[D]. 刘天增. 山东大学, 2020(10)
• [4]新中国建立初期（1950-1953）钦州地区土地改革研究[D]. 易万臣.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国民政府“围剿”鄂豫皖苏区政策与措施研究[D]. 刘向. 河南大学, 2020(02)
• [6]建国初期陕坝镇土地改革研究（1951-1952）[D]. 张凌轩.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7]环境史视野下民国时期辽宁水旱灾害研究[D]. 董虹廷. 渤海大学, 2020(12)
• [8]南宁市虎邱村宗族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研究[D]. 黎华斌.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9)
• [9]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河南开封里城大院的个案研究[D]. 梁艳艳.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8)
• [10]抗战时期陕西地政研究（1937-1945）[D]. 张兴.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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