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学与中国资本主义

一、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周兴^[1]（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解梦娜^[2]（2018）在《顾炎武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顾炎武被称为清学之祖,他一反宋明理学的空谈性理,注重学术的经世致用,一生致力于思考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本着“探索国家兴衰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抱着“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的“明道救世”情怀,他提出了很多有别于宋明理学的国家治理之道,对于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顾炎武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明亡清兴。国家的灭亡促使他反思民族生存之道、国家长治久安之法,追求国家富强、国泰民安也是他国家治理思想的目标。明末内忧外患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中西文化思潮的激荡为他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和丰富内涵。顾炎武国家治理思想的针对性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如民族矛盾、经济的巨大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等,我们可以从其思想中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顾炎武的国家治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如夷夏之辨的外交思想、先正人心的复兴思想、众治天下的政治思想、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文须有益的教育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等,都贯穿了两个核心理念,即“行己有耻”的内在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外在要求。“行己有耻”是顾炎武对个人提出的内在要求,他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国家每一个人的道德,只有个人做到“行己有耻”才能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基础。顾炎武认为个人的道德素质既离不开社会现实,又必须为现实服务,因此,他强调国家治理也要注重外在的“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的实质就是理论需联系实际,学术需有益于社会。这两大核心理念贯穿于顾炎武国家治理思想的具体内容中,其中呈现了强烈的爱国意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思想的目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复杂且多元的全球局势下,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激荡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带来了挑战。国内又恰逢社会转型,面临着治理方案的抉择、民众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和教育理念上的功利主义等各方面的现实挑战。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借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实现国家治理和能力的现代化。反观顾炎武的国家治理思想,其中“行己有耻”的内在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外在要求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德治法治、文化建设等众多问题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我们要将顾炎武所说的“行己有耻”内化于心,“经世致用”外化于行。这同时也启示我们,中国梦单单靠国家政策或个人道德都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将两者统一,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赵美媛^[3]（2017）在《中国实学话语的形成及其前景检讨》文中指出中日韩三国虽然共同关注实学研究,但由于国情不同,各自关注点并不相同,甚至有冲突之处。韩国延世大学赵美媛教授此文,体现了韩国学者的宽广视野,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特收录以促进学术交流,并不代表本书编委会全部赞同文章观点。

高婷^[4]（2015）在《儒家教育目的观的嬗变》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国内各个方面的改革开放,有关教育目的转型、演变的研究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理清教育目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对儒家教育目的观由古至今的演变做了系统的梳理,分析每一时期的教育目的观,探讨其形成及内在发展的规律,最后进行归因、总结和反思,得到有益的启示。全文共分为以下八章,第一章绪论部分,在总结大量有关文献的基础之上阐释了本研究的缘起、意义和基础,界定了教育目的观这一核心概念。第二章介绍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的教育目的观。我们将特别关注,同其它相同时期的教育文明相比较,同诸子百家中其它学派的主张相比较,儒家教育目的观有什么特点?第三章站两汉时期儒家教育目的观在何种意义上主导了政府的教育实践。第四章研究科举制度对儒家教育目的观的影响。第五章研究西学东传对儒家教育目的观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实学思潮对儒家教育目的观的影响。第七章研究新文化运动如何最终将儒家教育目的观赶下历史的舞台。第八章,也就是结语部分,通过总结儒家教育目的观在近现代所发生的改变得出对当今教育的启示。自民国之后到现在,中国教育目的观呈现一片既不能全盘西化,又否定自身传统的尴尬局面,重新审视儒家的教育目的观,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启示,是本研究的初衷。一言以蔽之,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儒家教育目的观的演变进行一次科学的梳理和总结,期望能为当今教育研究者注重挖掘时代留下来的优良“基因”提供有利参考。

周建标^[5]（2011）在《明清实学是通往近代西学的中介和桥梁》文中研究表明明清实学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舍利言义"的陈腐说教,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舍虚就实"的时代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学风,引导领近代资产阶级将视线投向现实社会,救亡图存;明清科学家所开辟的学术路线和治学方法,是中国古典科学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中介与桥梁。

赵美媛^[6]（2011）在《中国实学话语的形成以及其前景检讨》文中指出一、引子——作为新生话语的"中国实学"与其发展1990年5月,自第1届学术会议在首尔开展以来,隔年举行的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今年迎来了第11届。二十多年来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持续到现在,韩中日三国力求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确立"东亚实学"概念。"东亚实学"概念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对应因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化以及全球性资本主义风波而导致的价值和立地有所缩小的如今人文学术的危机状况,为积极制定理论解决方案而作为东亚知识界共同的学术议题以及学术性实践战略的实行工具。因为一般对于"实学"或者"实学派",都铺垫着西洋历史上并未存在的传统时期东亚固有的叫做″批判现实面向实践的知性们的思想和学术″的隐含概念性动议。可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国共同开展研究时的宗旨和对共同研究所能带来的学术性成果的期待相反,三国对实学的理解和构成方式存在着内在差异,进而各国内部对实

张浩波^[7]（2010）在《颜元反理学实学思想探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学”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潮。颜元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实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与宋明理学的衰落并行的。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有进步思想的哲人开始反省自身,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宋明理学,颜元正是其中的主角。他看透了宋明理学玄虚空谈,不求实用的弊端,从而高举反理学的旗帜,倡导“实学”。颜元的实学思想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可以说是一声惊雷。为了把颜元的这一反理学“实学”思想论述清楚,本文将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颜元与“明清实学”。在本章节中,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对“明清实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进行论述,其中最直接的根源是思想文化根源；其次,对“明清实学”流派的形成进行概述。用“实学”来概括明朝中后期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夕这一阶段的思潮,在学术界是存有争论的,但最终学界求同存异,以“实学”来概括这一阶段的思潮；再次,对“明清实学”思潮所包涵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论述；最后,对颜元的生平及其反理学实学思想的形成进行了论述。颜元身处明清实学的大潮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颜元的成长过程,也就是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从其生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思想的形成脉络。第二,颜元反理学的实学思想。这一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颜元反理学的“实学”思想都反映在本章节之中。本文以颜元对理学空虚无用的批判为主线,分别从三个方面对颜元反理学的实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首先,颜元对理学本质的批判,提出崇实、习动的主张。颜元看透了宋明理学的玄虚空谈和静坐修养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并对其进行了猛烈批判,从而提出了崇实、习动的主张；其次,颜元对理学崇尚“浮文”的批判,提出重视“六艺”和“教”与“养”相辅相成的主张。理学空虚、好静的本质致使人们在教育上只知好弄纸笔的空谈,从而造成人们的知识范围极其狭窄,无益于社稷民生。于是,颜元提出重视“六艺”和“教”与“养”相结合的主张。在这里,“教”是指教育,“养”是指社会生产。“教”可以促进“养”的发展,“养”也可以为“教”提供物质财富,从而可以使“教”与“养”得到共同发展。所以,颜元提出,在教育中尤其要重视孔门“六艺”,并且把其这一思想付诸于实践。最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提出“经世致用”的义利观。宋明理学家们羞于谈到任何功利,并且把任何欲望比作“洪水”、“猛兽”。颜元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都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玄虚之谈,这些只会使社会衰落和腐败,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经世致用”的义利观,更加鲜明地吹响了反对理学空疏无用的号角。第三,颜元反理学实学思想的评价。首先,本章节对颜元实学思想的学术定位进行了论述。颜元反对理学空虚无用的“实学”思想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以“习行”为手段,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崭新的学术派别。其次,从颜元“实学”思想的利与弊两个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详细论述,以求达到客观公正的评价。颜元的“实学”思想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并且也展现出一定的现代精神。颜元的实学思想经过其弟子的继承和发展,达到了顶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覃小放^[8]（2009）在《明清实学与西学东渐的相互影响》文中认为明清之际,基督教传入我国并带来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传教士把实学当成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实现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实学家从批判理学空疏无用出发,理性地对待基督教,有效地吸收了传教士介绍来的各方面知识,推动了实学的发展。明清实学与西学东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对我们今天对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吴松,黄海涛^[9]（2007）在《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嬗变》文中研究指明明清实学经济伦理具有思想近代性和社会近代化的双重趋向,按照中国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明清实学经济伦理具有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近代特征,它揭开了中国科技近代化序幕。随着历史变迁,其历史连续性中的普遍价值得到应有的发挥,成为当今“东亚价值”重要的思想源泉。

周立升^[10]（2006）在《论明清实学的近代走向——以黄宗羲实学思想为例》文中指出明清实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本文以黄宗羲的实学思想为例,对之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论述。就时代思潮而言,明清实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所作的批判和总结,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全面反思的结果。这种批判、总结和反思,客观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现实,表现出鲜明的近代走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顾炎武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儒家教育目的观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实学是通往近代西学的中介和桥梁（论文提纲范文）

（7）颜元反理学实学思想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实学与西学东渐的相互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
• [2]顾炎武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解梦娜. 武汉轻工大学, 2018(01)
• [3]中国实学话语的形成及其前景检讨[A]. 赵美媛. 实学文化丛书——传统实学与现代新实学文化（一）, 2017
• [4]儒家教育目的观的嬗变[D]. 高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5(03)
• [5]明清实学是通往近代西学的中介和桥梁[J]. 周建标. 鸡西大学学报, 2011(08)
• [6]中国实学话语的形成以及其前景检讨[A]. 赵美媛. 实学研究第一辑, 2011
• [7]颜元反理学实学思想探微[D]. 张浩波. 西南大学, 2010(08)
• [8]明清实学与西学东渐的相互影响[J]. 覃小放.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6)
• [9]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嬗变[J]. 吴松,黄海涛.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7(01)
• [10]论明清实学的近代走向——以黄宗羲实学思想为例[J]. 周立升.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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