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创新

一、梁启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廖珍珍^[1]（2021）在《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文中指出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与史学新旧转型的要求下,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以培养新式国民成为时代急务。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域外教科书到改编再到独立编写的过程,逐步实现近代化和本土化。罗元鲲在20世纪三十年代编纂出版了三部历史教科书,涉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与中国通史诸领域。《史学概要》是一部史学通论性质的授课讲稿,既对中西、新旧史学有所介绍与区分,又论述了史学理论与方法,而后者是主要的。《中国近百年史》编撰起自乾隆朝晚期至1933年《塘沽协定》的签订止,尽量清晰完整地展现了近代社会事变的历程。《高中本国史》出版于1934年,将远古到20世纪三十年代“新生活运动”时期的历史叙述详明。三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体例都是章节体,并对史学史与历史发展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脉络清晰。罗元鲲的教科书,以民族史、政治史与外交史为叙事重点。他通过勾勒我国多源民族经过长期的同化、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来建构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政治史方面,罗氏尤重历代治乱兴衰与政治改革的得失,以为其时社会改革之资鉴。他还着力梳理我国古代的中西交通与近代的外交失败过程,加深国民对世界形势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了解。虽然侧重不同,但都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经世致用,体现了“君史”与“民史”的调和。罗元鲲还广泛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比事物的异同,凸显其本质。在论述过程中,秉持“切戒偏激”的史论原则,反映了他对于史德的理解。罗元鲲的三部历史教科书涉及范围广、包含的内容庞大,对其教科书的编纂活动进行研究,有利于丰富对近代史学史的认识。

孙洁^[2]（2021）在《杜维运史学史研究方法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杜维运先生耕耘史学界数十载,着述丰富。仅史学史研究方面就着有《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史学方法论》《清代史学与史家》《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学术与世变》《比较史学的困境》《历史的两个境界》等。在史学研究中,杜先生又十分重视对史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与实践。一方面,他将史学方法视为一门学术,在构建研究方法过程中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弘扬,又有对国外史学（方法）的批评与借鉴。另一方面,杜维运先生尤其善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既有国内史学研究的比较,亦有中外史学研究的比较,甚至视“比较史学”为一门新学问。再者,注重贯通的研究也是杜维运史学方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具体表现在史学史研究中对“纵通”“横通”“会通”的自觉追求。通过对杜维运先生的史学着述与论断作系统梳理与分析,一方面对杜维运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方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杜维运先生及其学术成就亦有裨益。

尹鹏^[3]（2021）在《王树民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树民（1911-2004）,字逸民,号曙庵,笔名立人,直隶武清人（今天津武清区）。王树民是我国近现代着名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及历史教学作长达六十余年。其人生历经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阶段,学术上涉猎了古史、民俗学、甘青地方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历史教学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卓有建树,为学界所称道。王树民的史学研究,既能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又能与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相结合,以多学科为视角,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在古史辨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突破传统具体问题研究,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更宝贵的是王树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历史人才,并主动分享治学经验,为不少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借鉴和帮助。文章通过对王树民在各个领域述文章的研究,以及王树民师友们的采访,深入剖析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成果,并上升到治史方法、思想的高度,从中汲取积极的成分为之学习。文章在充分回顾王树民史学的基础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方面是王树民的学术之路。王树民青年时期便入顾颉刚门下,追随顾颉刚奔波甘、青、川、陕等地,两人师生交往四十余年,可谓学界一段佳话。中年时期则由于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在学术成果上建树不多,更多的是在学术积淀。而待花甲之年后厚积薄发,声名鹊起,着述频出。第二方面是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首先指出王树民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古史领域,王树民在“国家民族名号”“五帝”、“有虞”等问题上独成一家之言;在民俗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并在甘青地方史研究中保存不少史料;在历史文献学上,王树民点校、编校了《廿二史札记校证》、《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不少成果至今还是历史研究者的工具必备书,王树民还针对古籍整理的方法、特点、内涵等理论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在史学史领域,王树民既能着眼于史学史发展全局,对史学史分期、特点、内容等理论有所探讨。又能深入到明清史学史中,对具体问题作出细致性探讨;在史学教育上,培养了秦进才、王昕、董文武等学生,为史学界培育了一批人才。其次指出王树民在各领域研究中具体方法和理论。譬如王树民运用“历史演进”、“层累地剖析”等去探讨古史、民俗学等问题,并在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等领域强调“纵横会通”等理论的重要性。再者指出王树民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古史研究中较少使用考古资料,又如王树民在对中国史学史特点研究时,出现了特点与内容混淆的错误。最后,联系当今史学研究现状,对王树民在各领域的史学研究作出公允的评价。第三方面是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这一方面以王树民对自己的治学总结为依托,去探讨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王树民立足“胸怀全局,行守本位”的治学思想,秉着求真求实的治史风格,以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研究历史,为当今的史学研究者提供不少治史借鉴。

李少兵^[4]（2020）在《论嵇文甫对清代北方学术的研究》文中指出嵇文甫是我国近现代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不仅对阳明学、船山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更是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清代北方学术中,并在该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嵇文甫学术思想主要受到传统旧学、河南近代学人以及北大求学期间新学影响,从而形成了“中西兼容”的学术特点。而河南教育实践以及苏联留学经历使嵇文甫形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研究学术的特点。嵇文甫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研究清学史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方法、路径进行创新。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构建了清代北方学术史研究的整体框架,并分述孙奇逢学派、颜李学派发展脉络,从而发掘其内在关系。嵇文甫通过对清代北方学术史研究的初步尝试,对孙奇逢、颜元、李塨关系的初步梳理,也进一步深化了理学史研究。嵇文甫之所以能在清代北方学术领域取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因为其深厚的旧学功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优势以及“整体史”的研究思路。正因其具有“中西兼容”的深厚学术底蕴加之他对新方法的灵活运用,嵇文甫才能在清代北学领域取得突出贡献,并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为清代北方学术系统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框架与方案。

胡湛^[5]（2020）在《李大钊《史学要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回响》文中提出《史学要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已被奉为开山之作,这并非只是由于后来者的确认,而主要是基于它在民国史学界已经产生广泛且深刻的学术影响。《史学要论》撰写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这得益于北大历史系对史学理论课程的重视和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在未出版之前,《史学要论》的部分内容便以讲义的形式在课堂上传播,同时李大钊又在上海多所学校进行了以“史学概论”为主题的演讲,其内容大致构成了《史学要论》的主体。1924年、1926年商务印书馆两次出版《史学要论》,何炳松作为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对《史学要论》的出版持积极的态度。此后,不断有学者注意到《史学要论》的理论价值,开始在着作中对其进行引用。卢绍稷、齐思和等人较早关注了《史学要论》;郑鹤声《史学通论》讲义也对《史学要论》进行了引用;黄维荣的《史学》从章节到内容都深深地留下了《史学要论》的痕迹。但在《史学要论》的传播初期,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刘静白对《史学要论》的接受颇具史学史的意义,他强调了李大钊“革命家”的身份和阶级属性,充分反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影响。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朱谦之对《史学要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并认为其有抄袭之嫌。尽管这一时期关于《史学要论》存在着接受与质疑的二重声音,但观其大体,仍足以反映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渐由边缘走向了理论的中央舞台。

张巍^[6]（2020）在《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启超在维新时期、旅日时期、民国期间撰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李鸿章传》是其中的代表作。梁启超以李鸿章为代表来展现晚清四十年之历史,文中体现着梁启超“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的撰述旨趣,通过对李鸿章一生之行事的叙述来表现出晚清军事、洋务、外交三方面的大事记,故不同于旧史将历史描绘成“人物之画像”,可视为其新史学思想在人物传中的体现。《李鸿章传》的表现形式是以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加以呈现,并附有“序例”“绪论”“结论”,从而显示出与“中国旧文体”的不同,开启了中国近代评传体的先河。在撰述特点上亦有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举重明轻”的采择方法,择取最能体现李鸿章洋务外交活动的奏议公文及与李鸿章“关系极繁杂”湘军人物群体来叙述晚清中外交涉之历史和展现“当时之形势”。其二,知人论世与古今中外比较的评价方法,梁氏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去认清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来评判李鸿章之功过,重在分析时势背景对人物活动之影响,从而对李鸿章得出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李鸿章传》的撰述旨趣和撰述特点不仅在梁氏以后传记作品中运用广泛,更对梁启超人物研究方法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梁启超在此传中所用的书写方法,多为后世学者为李鸿章作传时加以借鉴,使得此传成为梁启超人物传记作品中的代表。

王莉楠^[7]（2019）在《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初期,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史学运动,意在以新史学为指导,进行社会变革。其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提出写民史、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一系列新主张,使史学得以摆脱传统史学的故道,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了史学的近代化,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陈黻宸、蔡元培、何炳松、刘节、陈训慈五位近现代浙东史家,作为新史学的引路人或追随者,通过各自的史学活动对新史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分别对五位近现代浙东史家在新史学方面的主要史学思想和史学活动作了介绍:陈黻宸主张用进化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历史,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提倡史学关注民生和经世致用,并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何炳松积极译介西方新史学派着作,努力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历史教育中践行新史学的主张,并且发明了一套通史理论和研究方法;蔡元培提出文化史观,并主张利用相关学科做研究和强调史学对文化的作用;刘节提出编纂史书的新方法,对史学功能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稿》;陈训慈提倡综合史观,强调史学价值,对浙东史学潜心研究。他们的这些史学思想和活动,一方面使新史学得到广泛传播,扩大了新史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丰富了新史学的研究内容,明确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使得新史学更加具有科学性。上述五位史家与浙东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他们都是浙东人;其次,他们推崇浙东史学,其中几位史家学宗浙东史学的大家,还有几位史家对浙东史学做过研究。基于此,本文还分析了他们与浙东史学共同的特点,认为他们继承了浙东史学。结语部分笔者试图由此来建构起近现代浙东史学,从而能够说明近现代浙东史学对新史学的贡献,这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最终目的所在。

方啸天^[8]（2019）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执牛耳者,在历史类书籍的出版上拥有丰硕成果,直接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这些成果更反映出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的出版业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联,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能在其中觅得线索。然而,学界涉及多零星碎语,不成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整理近代商务印书馆在历史类出版物上的重要成绩,发掘其中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和影响,从而彰显商务印书馆的史学贡献以及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全文除绪言、结语外,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章。第一章论述在近代主客观因素驱动下,商务印书馆具有盎然生命力与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探讨近代史学在历史叙事方式上的发展需求和商务印书馆应对这种需求所做的有效实践。第二章通过阐述张元济与王云五各自领导的史籍出版道路,总结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史籍方面的成绩,并讨论这些史籍成果与近代史家间的互动反馈。第三章依据近代中西史学交汇的文化背景,叙述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外国史着作的变化,以及出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的新突破,并着重论述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类书籍上所作的贡献。第四章根据近代历史学分科分工的特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与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以及两种丛书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第五章从多元出版的角度出发,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代表的工具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

邓燕^[9]（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杜雷^[10]（2019）在《许冠三史学研究》文中提出许冠三是香港地区少数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史学家。1942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1946年毕业,1949年初到达中国台北,当年末转赴香港,此后数十年一直在香港从事社会活动和史学理论研究。1974年至198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退休后旅居美国。许冠三一生着述丰厚,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翻译、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尤以历史学为多,偏重于史学理论研究。1958-1959年,许冠三在借鉴西方分析哲学、梁启超“新史学”的基础上,撰成《史学与史学方法》,以逻辑分析研究史学理论,名噪一时。1960至1970年代,许冠三游学美英,史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从逻辑分析变而为推崇中国传统史学,撰出《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等多部古代史学理论着作。《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专门研究刘知几的“实录”精神,是该领域的重要着作。1986年、1988年又先后出版《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从学派角度建构“新史学”系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近代史学史着作。在史学方法领域,许冠三一生致力于“多元史络分析法”的研究与完善,直到1996年的《大（活）史学答问》方有定论。该法经历三次变化,最终将史学置于所有人文科学之中,又希望这些人文科学为史学所用,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作用,不啻为跨学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对许冠三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港台史学、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的不断进步,有一定的价值。

二、梁启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梁启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2）杜维运史学史研究方法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3）王树民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嵇文甫对清代北方学术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李大钊《史学要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回响（论文提纲范文）

（6）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9）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10）许冠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梁启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D]. 廖珍珍.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杜维运史学史研究方法探析[D]. 孙洁. 云南师范大学, 2021(11)
• [3]王树民史学研究[D]. 尹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论嵇文甫对清代北方学术的研究[D]. 李少兵.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李大钊《史学要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的回响[D]. 胡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6]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D]. 张巍. 兰州大学, 2020(01)
• [7]近现代浙东史家对新史学的贡献研究[D]. 王莉楠.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8]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D]. 方啸天. 扬州大学, 2019(02)
• [9]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许冠三史学研究[D]. 杜雷.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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