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孩子们的可爱和天真

一、只为那孩子们的可爱与天真（论文文献综述）

郭艺^[1]（2020）在《《小说月报》（1921-1931）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研究》文中提出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时代,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随着“人”的发现,作为人的独特生命阶段的“儿童”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①五四儿童文学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在发生期的儿童文学中,《小说月报》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它既是新文学的重要阵地、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是许多五四文学大师发表创作的园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小说月报》具有路标意义、指导意义;又是译介域外儿童文学,倡导、引领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阵地;众多关注现代儿童文学的新文学作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不能忘记《小说月报》。“儿童文学”在概念界定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对“儿童文学”采用了更为宽泛的界定。狭义上的“儿童文学”是指成人作者定位于儿童读者阅读需求,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而广义上的“儿童文学”,则涵盖了“童话、寓言、神话、民间故事以及儿童爱听和喜欢读的其他东西。”②本文所讨论的作品,涵盖了《小说月报》（1921-1931）“儿童文学”专栏中的作品,同时也包含了一部分以儿童为描述对象、以回忆童年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散文、诗歌。这些作品尽管不是专为儿童读者所写,却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小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后来陆续被研究者收集、整理、出版,作为五四儿童文学建设的成果加以留存。本文也选取了《小说月报》中被收录到浦曼汀、方卫平等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中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以1921年至1931年《小说月报》关于儿童文学的译介、论说和创作为对象,聚焦于这些关于儿童文学的译着对于儿童文学发生期的贡献和影响,讨论《小说月报》儿童文学的译介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以及对于今天儿童文学发展的借鉴意义。论文共三章。第一章《<小说月报>域外儿童文学译介的贡献》,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运用对比研究,结合童话心理学,论述《小说月报》域外儿童文学在形象和主题层面对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本章第一节,从形象层面总结了《小说月报》译介的域外儿童文学经典中的三种典型的儿童形象:“苦难儿童”、“天使儿童”、“顽童”形象,并论述了“苦难儿童”、“天使儿童”、“顽童”形象对初创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可贵的艺术范式意义。经过研究,论文认为“苦儿”、“天使儿童”、“顽童”形象彰显了独立、活泼、自主的个性,是服务于现代社会人生的艺术形象。本章第二节梳理了《小说月报》域外儿童文学中的“师者型”父亲形象和“恶母”形象的译介情况,指出它们对于五四时期“弑父”和“母性神话”单一性成人形象世界的补充意义。论文认为,“师者型”现代父亲形象体现了“平等”的现代意识,恶母形象则是亲子精神离乳的独特表现形式。本章第三节,通过整理发现《小说月报》域外儿童文学包含着丰富的动物文学体裁,如童话、寓言、动物小说等。论文指出,译介者们对“儿童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开拓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主题空间。论文第二章《<小说月报>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贡献》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心理学、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等相关理论,探索《小说月报》中儿童文学作品独特的美学风格和思想意蕴,勾勒了《小说月报》中儿童文学发展的线索,并以《小说月报》为样本,管窥1920年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章试图讨论20年代以《小说月报》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所蕴含的精神传统:它的开放性、复杂的现代性、扎根中国社会现代的、民族的、民间土壤的地气。儿童文学作家纳故融新,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放眼世界,积极拿来,创作出了风格多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儿童文学观的碰撞、合鸣。论文第三章《从对话的视角看:<小说月报>的儿童文学在当代》,主要透过《小说月报》,从审美、思想、情感之维总结五四儿童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针对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创作取向,论述五四儿童文学在当代的价值。重新研究和总结五四儿童文学作家努力为时代儿童言说的“现实关怀”、连接儿童与人类文化的广阔视野的文学实践,对于新世纪儿童文学呈现的“娱乐化”、“浅阅读”趋向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同时,五四儿童文学对爱的深情言说,对“同情、理解、宽容、悲悯、善良”等人类永恒价值的追寻与扞卫,对于阶级、民族、国家的超越,成为了五四儿童文学的精神传统。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总结,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丰富和阐释,提供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背景。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的博爱,十七年时期的爱恨分明,到新世纪文学中的“无力说爱”……这些呼唤着我们重回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重新阐释、确证儿童文学种种书写的现代意义、现代价值,构建中国儿童文学最珍贵的精神遗产。本论文主要创新在于:研究《小说月报》的域外儿童文学影响,在资料的梳理外,从“形象”和“主题”的角度研究,考察《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儿童形象、成人形象谱系、自然主题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影响,研究角度具有创新性。同时在阐述这些形象和主题的现代性方面有一定见解。第二,讨论《小说月报》的儿童文学创作时,不简单作价值肯定和否定,尝试从历史的眼光讨论《小说月报》中儿童文学创作的内在张力,试图阐明,五四儿童文学传统是丰富而具有多重面相的存在,论述五四儿童文学传统具有的包容性、多样性、复杂性。同时,运用心理学的视角,来阐释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中的价值。从第一手材料出发,来发现“神话”在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性,以“成长”为落点,考察儿童文学与促进儿童精神内里成长的关联性。本论文力图分析五四儿童文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精神坐标的原因。以历史的、美学的、人文的立场,以开放、包容的视角,回溯纵探五四儿童文学、十七年儿童文学、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在五四儿童文学、十七年文学、新世纪儿童文学之间展开历史对话和对勘,从十七年、新世纪儿童文学看五四,发现各个时期儿童文学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并从“人的理想的多维度”层面出发,去阐述和总结各个时期的儿童文学,人的理想既面向民族、国家,亦面向世界、人类,这些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搭建了一个更为宏阔的、多元的价值平台,期待其能够对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有所裨益。

周爱勇^[2]（2020）在《“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风景书写是作家思考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重视风景书写的当属废名。废名风景叙事的核心是表达其独特的审美理想,作者对“美”怀有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美”的推崇如同“朝圣”。废名推崇的“美”包括自然之美、人物之美、情感之美、文化之美等等美好事物,而他呈现这一切神圣之美时不可或缺、极度倚重的就是风景书写。风景叙事之于废名,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表达。惟此,论文选择从风景叙事角度对废名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全文分为上下两篇,除去绪论、结语共有六章。绪论主要梳理国内外风景叙事研究现状及废名小说研究中有关风景叙事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论题,概括出论文的创新之处。上篇题为“美的‘三位一体’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形象问题,为第一、二、三章,分别从儿童、女性、自然三个角度深入,透视废名通过风景叙事表达“美的‘三位一体’”审美观念,即儿童的纯真之美、女性的人性之美与自然的风景之美合一的审美理想。下篇题为“审美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塑造问题,为第四、五、六章,探讨废名文体观、语言观、艺术观与风景书写的关系。结语总结本文重要观点,指出废名小说风景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意义。各章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题为“儿童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审美理想如何通过“风景儿童化”表达。废名小说的儿童之美常与风景之美、女性之美并存,表现出和谐共生的景象。废名小说的风景儿童化叙事,通过风景陌生化、风景去道德化等,表现儿童眼中之景的“纯真新奇之美”,让人重拾自然与人性的美好。为凸显儿童眼中风景之奇特,废名小说中出现“视角越界”等违背叙事常规的现象。废名风景儿童化叙事往往给读者带去愉悦、轻松与暖意,但有些作品也会让人感到伤感、沉重与寒意,短篇代表作《桃园》便呈现出这样的“哀伤之美”。第二章题为“女性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如何通过“女性风景化”叙事表达其审美理想。女性风景化叙事是废名小说表达的重要方式,主要表现为将女性自然化、物化、诗画化和神圣化。在乡土题材小说中,废名多采用女性自然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与风景之美的融合讴歌乡土之美;在都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则多采用女性物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的坍塌、风景之美在都市的隐匿,讽刺都市之恶。女性之美和风景之美的合一,是废名审美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将女性“诗画化”的风景叙事手法,营造女性与风景一体、人事与意境合一的“诗意世界”。废名还将女性之美提升到宗教高度,通过女性神圣化风景叙事,建构由圣洁女性与纯净风景合成的“人间圣境”,作为人生苦难的诗意救赎和世俗人生的审美超度。废名的女性风景化叙事,体现了女性崇拜思想。第三章题为“自然之美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小说中的风景叙事如何表达废名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死观。废名认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物象存在,人类的情感意识投射其上,自然世界才能被感知和生发出意义。基于这种带有唯心色彩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废名小说通过风景书写,体现出境由心生、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流露出追求内在真实与心灵之美的唯美倾向。为表达渴求美之永恒的“乌托邦”愿望,废名小说推崇静止时间观,在生死观上体现出歌颂死亡、以死亡来凝固留存美的极致唯美倾向。第四章题为“文体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废名小说文体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来表达。废名认为“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牠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他的小说文体观是“要有文辞没有意思”,所以与文辞密切相关的风景描写就成为他文体实验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废名被公认的小说诗化、散文化文体特征,其实是频繁使用风景比拟、风景象征、风景想象、风景典故等媒介营造意境和叙述故事的结果。大量风景书写的加入,淡化了小说情节,松散了叙事结构,冲击了传统小说讲故事方式,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界线,体现出废名的小说文体创新与自觉,也反映出古典文学对废名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第五章题为“语言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的是废名语言文字观和风景叙事的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同时语言文字又有“言不及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困境,废名小说通过风景叙事这种极具包容度和申延性的方式进行突围。其具体描写模式体现为:意欲言说——无法言说——风景出场“立像以尽言”——人景合一“得意而忘言”。废名小说语言还呈现出文白夹杂、汉英杂陈的文字形态,这不仅是求学经历和创作个性的外在显露,也是作者表达策略的自主选择。而当这种杂陈的语言形态用于风景叙事时,则往往是作者“澄明自由”心境的率性流露。废名对文字极为苛求,不仅要精炼而且要精美,对自己的小说反复修改,从篇章句段的增删到字词标点的调整,无不体现“求美增美”的追求。这种修改过程,在小说的风景书写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第六章题为“艺术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废名的艺术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表达。对于艺术追求的真善美,废名认为应追求情感之“真”而非事实之“真”,而“美”的感情一定是“真”的和“善”的,由此他的艺术观和道德观就统一在“美”之上。面对“真而不美、美而不真”的困境,废名倡导用想象构筑艺术的“白日梦”去弥补,所以作者小说中的风景更多的是由当下风景引发的想象风景（“心景”）。这种独特的“心景”,体现出废名追求主观真实之想象之美、情感之美的艺术观。面对“善而不美、美而不善”的困境,废名借用“投身饲虎”典故,表达愿为美而献身,阐明自己“趋美从善”的审美取向和道德选择。在废名小说中,隐晦的思想、细腻的情感、抽象的理念、复杂的心理活动,大多借助风景书写来表现,对废名而言,几乎是无风景不小说的。废名小说的风景叙事,已成为废名独特文体的重要标识。从风景叙事这个窗口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废名小说的独特价值和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

池莉^[3]（2019）在《大树小虫》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章人物表以及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1.俞思语俞思语足月出生。分娩之前医院找了熟人,不料还是呛到羊水吸入胎粪,出生时没了呼吸,窒息十分钟,住进重症监护室。都以为她不行了,傍晚她却有了自主呼吸。次日又发烧、呕吐、四肢僵硬、哭声拉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俞思语支气管与肺,都相当脆弱,只要伤风感冒,必久咳不愈,有时还会咯血,粉红色带泡沫痰那种,多年查无因,中西医皆难治愈,对空气要求高,易气短,常需深呼吸。

朱天一^[4]（2019）在《《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文中指出《文学周报》（1921-1929）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文艺刊物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机关刊物,对其进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近百年后重返历史现场,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心理状态、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文化总体体认情况进行了解,这一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既成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的有机补充。《文学周报》中广泛、高频率出现着的“黑暗书写”（作为概念、氛围、重要意象,社会状态判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一扇窗口。（黑暗这一在特定时期的稳定概念）既包含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之物,影响之深、作用之广的总体描摹和负面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性想象,历史断代上,对某一社会阶段混乱、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现象持存延宕的负面判断;更是落实到具体人类生命质量、精神状态逐渐低下,并走向消灭的判断;还是文艺与审美范畴内,与作为正面性的“光明与解放”相对立的,伦理向度的价值范畴。而涉及以上几个层次之“黑暗”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文章均可纳入“黑暗书写”的讨论范畴。序章,对“黑暗”这一中文词语,及其意义内涵在历史脉络内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枚举古代典籍和近代报刊传媒中的相关用法,厘清其意义承载,对“黑暗”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进行揭示。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而后将《文学周报》中涉及黑暗书写的文本大体分为文学创作类文本和观点论说类文本。论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书写;第三、四章则分析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第五章在综合前文讨论基础上做反思性总结。第一章,呈现具体的黑暗书写内容。突出文学性,由构成创作类文本黑暗情境的文学因素入手,展开探究。由局部到整体,对传达黑暗心理体验的集群意象、空间、时间、人事、场景构设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抒情和叙事两类创作类文本内在黑暗情境的指谓进行分析,揭示作者群体预设的“憎厌、刺激、悲悯”这三大文学主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暴力、杀戮、等罪恶的批判与喝止;对于社会变革,走向光明的期待,对于恶浊现实世界的整体憎厌。第二章,进一步通过对创作类文本中黑暗书写频繁出现的情境构设和雷同叙事功能单位的归并,归纳总结创作类文本黑暗书写的结构模式,呈现“受害者、同情者、加害者、反抗者”等多个行动圈的组合关系。黑暗由此成为了一种被表象的世界图像,作者群体同时也借“同情者”视角的乏力感,表达面对这种黑暗世界图像的深深悲观。模式化黑暗书写反映出现代人“占有欲”驱使下“血的横肆”、“泪的匮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作者群体落实到个人的“万方多难”的黑暗经验对应着文本中黑暗形象的生成。而在“观念”与“事实”的张力中,作者群体生成了“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两歧并置的心理结构。而“众生”与“我”最终打破了二元界限,在“人之复性”的普世伦理诉求中走向调和。第三章,论说类文本又可以分为“就着立论”（文学作品评论）、“造论析理”（随感而生的论说文和社会评论）两种。剥离了文学的形象性,论说类文本直面军阀战乱、兵匪纷扰、出版界乱象、生活中的烦闷等等构成黑暗心理体验、黑暗社会判断的现实问题,可与创作类文本的形象化呈现做“镜内镜外”的两相印证。同时揭示作者群体对黑暗深广程度判断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分析“丧乱之世”这种理想阶段性想象的复杂生成原因。而透过对其他作品不同程度的推介赞赏或针砭批判。在对以“德性为美之表征”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将黑暗与光明等概念均纳入审美体系之中。第四章,跳出文学周报的狭窄范围,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反应等层次探讨其指涉黑暗的论说文本。透过同名异质的黑暗书写,我们看到,在社会、传媒广角中《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与《礼拜六》作者群体、《学衡》作者群体和创造社的交锋、错位,互相误读中,暴露了彼等伦理层面,“有限道德追求”和“无限道德追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以及文学谱系中“常与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垒。并揭示《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本身也存在某种遮蔽性、包含着由“现代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盲目自信。第五章,综合前四章对两大类文体的讨论。在特定历史场域内,作者群体的创作类文本廓清了黑暗的“外延”（怎样）,而论说类文本则直接确定了黑暗的“内涵”（何为）。而两大类黑暗书写中始终存在着集中不变因素:“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受者—观者;作者—读者;）“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双向互动、写作主体“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这些不变因素反映着黑暗书写内在的总体价值、文化取向,《文学周报》作者群体黑暗书写的形成,既源于五四落潮后集体性的消沉心理（近因）,更深层次上又与佛教的“无明”（远因）、基督教的“原罪”,以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历史进程对“文明”与“文化”（外因）的取舍关联密切。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黑暗书写本身的不稳定性,其中存在着多组两歧性的对立,在“路径”、“内涵”、“外延”、“目的”等多个方面的内在断裂、岔开,瓦解着同一性的营垒叙述。《文学周报》作者群体既充当着引领方向的“执光者”,同时又怀着仅见“微光”的焦虑,本身也是在黑暗中探索社会、人生道路的“寻光者”。

董晓霞^[5]（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丁冬梅^[6]（2019）在《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电影诞生起,儿童就作为一个重要表现对象参与其中。更要的是,儿童思维与电影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异曲同工,儿童的表达与艺术的表现都以具体和抽象、间接和直接的形式展现人类的反应,这种共同性凝聚于儿童电影中。令人失望的是,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儿童电影面临题材匮乏、表达方式单一、思想观念陈旧、儿童思维不足等创作困境。进入新世纪,部分创作者开始积极探索儿童电影的发展之路,影片创作虽有所改观,但仍面临诸多问题。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创作体现出艺术工作者的探索意识,在儿童电影的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叙事手段、视听处理几个方面进行有效探索,为儿童观众提供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创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童年生活的记忆,对传统文化的怀旧蕴含在儿童电影之中。影片对儿童物质生活与精神上的展现,对儿童天真与成人经验碰撞的诉说,体现出创作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反思。新世纪创作者有意回避以往模式化的儿童形象,塑造出活泼可爱的“玩”童形象,但又因创作思维的局限,塑造出不符合真实儿童的“小大人”形象,最终因无法兼顾文本内容和形式而造成儿童形象单一、匮乏的局面。新世纪创作者尝试站在儿童观众的角度,考虑儿童观众的理解能力,影片故事情节多为顺叙结构、单线叙事,淡化情节,体现出儿童真实和电影真实,但也缺乏观赏性。叙事空间上迎合儿童思维,以真实空间和虚幻空间（梦境和幻想）交替出现,从而符合儿童爱幻想的天性。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在视听语言上开始挖掘符合童心童趣的影像画面,增添动画元素,探索充满童趣的声音,但大多影片以缓慢的节奏把控镜头语言的手法不免造成影片视觉单一、枯燥。总之,新世纪儿童电影的创作较之以往有一些改革与创新,但与国外经典儿童电影相比仍有缺陷。儿童电影创作不够贴近儿童思维和儿童情感,创作手法相对单一,题材不够丰富,故事缺少一定的观赏性。因此,中国儿童电影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未真正发展成成熟的儿童电影观念,仍需要创作者不断努力,不断创新。

何文婷^[7]（2019）在《生态美学视域下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后工业文明的子民,我们在充分享受现代性带来的一切便利的同时,也深感被文化所豢养的束缚,日渐觉得“世界的失去”。然而,在迟子建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一个“鸢飞鱼跃”、“万物共生共荣”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在她蓄满温情的文字里,我们咂辨出生命的绿、爱的红和纯洁的白。迟子建作为大兴安岭的女儿,她带着一股山林的生鲜之气而来,不攀附不献媚不附和于大流,以她的文字将这些现代文明的弊病一一揭露,用她独特的整体性观念、生态美学眼光观照世界,用她特有的温情呼吁人们对社会对自然和谐生态的关注。本文以生态美学为视角,分析迟子建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从中探寻作家整体性世界观,生态美学视野,以及作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忧思,对生命的无限温情与救渡。本文除绪论外分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为总论部分。首先厘清生态美学理论的源流,从世界观及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其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其次从生平经历、访谈及作品中,探寻迟子建生态美学思想的来源。最后探讨（自然、伦理、制度）三种生态对于儿童成长的影响。第二、三、四章分别从自然生态、伦理生态、制度生态等向度切入,从这三个向度下分类出的更具体的生态环境中以生态美学理论分析迟子建小说中的儿童形象,表现出她在作品中对自然界事物的青睐、对现代文明进程的担忧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曾铮^[8]（2018）在《四月在愚人船》文中研究指明1.愚人船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四月对自己婴孩时代的经历知之甚少。自记事以来,他便没有离开过愚人船。愚人船是他的家,而他对于愚人船的印象,则始终浸渍在疯子制造的喧闹与恶臭里。那时,父亲仍活着,舱室里也尚未住满流浪艺人,四月与其他孩童一道玩耍,从甲板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仰望崖壁上起飞的信天翁,直至它们消失于海天相连的地

杨晟^[9]（2017）在《外国人在华拍摄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949-1976）》文中认为外国尤其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传播中占有明显的传媒优势,这使得西方在国际政治风云中占据主动,左右着公共外交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大陆拍摄了一系列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对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展示和评价,对中国形象进行了表述,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渠道,是外国人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间段外国人来华拍摄的纪录片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西方话语空间下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分析隐含在其中的话语权力问题,以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像对话实践。本研究主体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外国在华拍摄的纪实影像作了梳理,主要分为三个时段即建国初期（1949-1956年）、十年建设时期（1956-1966年）、文革期间（1966-1976年）来把握外国人在华拍摄纪录片的大致情况,及其生产机制。第二部分,分析探讨了这些外国纪录片的中国形象的呈现方式。外国纪录片对中国形象的呈现主要是从符号体系、叙事体系以及中国形象形态三个方面来体现的。第三部分,分析外国纪录片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主要是运用授权话语和他者化的话语建构方式,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化两种他者化的话语形式纠结在一起,中国永远是作为他者出现在他们的话语体系当中。外国纪录片中建构的中国形象就是一种话语权力关系运作的结果。第四部分,指出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建国以来至文革结束,外国纪录片在建构中国形象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借鉴之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国内外形势和政策等原因,导致了在那个时段里外国人来华拍摄的纪录片相当少,这些为数不多的纪录片的拍摄一般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批,或由中国官方邀请。他们在纪录片中是以他者化的话语方式建构中国形象,大都是乌托邦化、正面的形象塑造中国,当然也有不少意识形态化的、负面的形象建构。而这正是中国官方话语与西方话语相互争夺话语权力的结果。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从纪录片的视角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形象问题,而且是截取了特殊年代（毛泽东时代）的外国在华拍摄的纪录片来探讨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

乔洪涛^[10]（2016）在《大地笔记》文中研究指明春部:种瓜种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李绅《悯农》立春正如多年来我对那一条名叫瓦河的河流热情持续地追踪探索一样,为了倾听大地的隐语,记录土地一年四季的变化,观察土地上生存的那些植物和动物们的快乐或忧伤的时光,譬如一棵败节草从生到死的匆忙岁月,譬如一

二、只为那孩子们的可爱与天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只为那孩子们的可爱与天真（论文提纲范文）

（1）《小说月报》（1921-1931）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树小虫（论文提纲范文）

（4）《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态美学视域下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四月在愚人船（论文提纲范文）

（9）外国人在华拍摄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四、只为那孩子们的可爱与天真（论文参考文献）

• [1]《小说月报》（1921-1931）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研究[D]. 郭艺. 苏州大学, 2020(03)
• [2]“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D]. 周爱勇.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3]大树小虫[J]. 池莉.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9(06)
• [4]《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D]. 朱天一. 广西大学, 2019(01)
• [5]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6]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创作研究[D]. 丁冬梅.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
• [7]生态美学视域下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形象研究[D]. 何文婷. 温州大学, 2019(01)
• [8]四月在愚人船[J]. 曾铮. 作家, 2018(03)
• [9]外国人在华拍摄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949-1976）[D]. 杨晟. 暨南大学, 2017(01)
• [10]大地笔记[J]. 乔洪涛. 时代文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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