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对部分单位建立和实行谈话提醒制度的情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杨德江[1](2021)在《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的优化策略研究 ——以广西DL职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指出:“加强内涵建设,解决‘自身质量不高’问题,整体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要不断改进人才培养和评价模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业预警作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被广泛运用于高校学生学业管理工作中,在促进学生学业质量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前高校实施的学业预警普遍存在“重警示,轻帮扶”和事前预防不足等缺陷,对于学习基础薄弱、自我管理意识偏低的高职学生而言,学业预警效果还不够理想。本文对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业预警机制进行优化改进,契合高职院校管理实际,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广西DL职院为主要调查院校,对高职院校学业预警实施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发现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学业预警定位不准确、学业预警时效性不强、学业帮扶措施不够精准、学业帮扶力量薄弱、学业预警过程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本文以广西DL职院为例,探讨“事前预防”和“事后帮扶”相结合的学业预警模式,从学业预警的前端和后端两个维度,提出学业预警机制的优化策略:一是在学业预警前端,通过开展多层次预防教育和建立逐级预警机制,构建学生学业预警预防体系,进一步丰富学业问题的预防措施。二是在学业预警后端,针对学生学业预警的不同原因,重点从思想引导、心理疏导、生涯辅导、学业指导等方面构建学业预警学生帮扶指导体系,进一步充实学业帮扶指导内容和形式。在预警管理上从协同帮扶、闭环管理和考核激励等方面构建学业预警帮扶管理体系,进一步规范了学业帮扶管理,促进学业预警学生的成功转化。最后,笔者以该校东校区三个教学系为例,对优化后的学业预警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对学业预警效果进行了评估。通过数据比对分析发现,本文所提出的学业预警机制的优化策略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侯恩宾[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李燕岑[3](2021)在《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落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着眼于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深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自统一管理改革后,此次自上而下的派驻机构改革又一次将派驻监督这一重要党内监督方式推向深入。近年来,Y市市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围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聚焦主业主责,强化政治监督,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也仍存在不少问题。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派驻机构如何按照党中央要求,聚焦主责主业,落实落细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助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需要进行思考和研究。本文围绕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落实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通过对我国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落实监督责任现状,具体阐述了Y市派驻机构当前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监督权限、派驻模式等基本情况以及与其他监督主体的工作关系,并归纳总结落实监督责任的具体做法。通过梳理发现,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在落实监督责任中存在主体职能发挥不充分、沟通协作不紧密、能力不强、支持保障有欠缺等问题,并从监督意识、协作机制、队伍建设、监督体制等方面分析原因,进而提出做深做实监督第一职责、畅通各类监督主体的沟通配合、加强派驻机构干部队伍建设、完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等对策,力求全面提升地级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效能,真正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推动新时代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宋子昕[4](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提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包海波[5](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冯麒颖[6](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文中提出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表明,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将纪律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法治化,并开展相应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来指导党内具体的纪律建设实践。多次查处的大案表明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此外,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靠铁的纪律。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着标识,同时也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将其发展为党保持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纪律建设提升到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了纪律建设在党建过程中的紧迫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党的执政地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以极大政治魄力革新党的纪律,勇于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亮剑”,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取得了令国内外高度赞赏的成绩。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积极探索治党的新方法,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彰显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绪论部分,通过阐释研究源起及意义、文献综述等交代清楚立题依据。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所用的核心概念,如党的纪律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党的纪律类型、构成及各部分之间的逻辑体系以及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重点阐述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关于无产阶级建设的主要理论,由此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阐释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党的纪律建设从无到有经历了革命、建设及改革三个阶段,百年历史积淀积累了丰富的治党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规律。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探索阶段,并最终迎来了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时代。第四章,重点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的新成就。梳理了党的纪律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建设思路、制度设计和理论创新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方面做出了突破性成就,并在反腐倡廉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在制度设计、运行体制、规范体系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呈现出完整的制度逻辑,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格局。第五章,阐释了当前党的纪律建设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及存在问题。党的纪律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时代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时代境遇,但也带来诸多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挑战,如理想信念不牢固、政治不坚定等。第六章,阐释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体系的构建,具体包含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关系,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基本原则,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等内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将政治纪律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两学一做”深入开展党的纪律建设,并深化监督执纪各种形式,巩固党的反腐败成果,充分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功能。第七章,阐释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对策,如加强党内纪律教育;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加强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加强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等。总之,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着力深化和拓展与纪律建设相关的学术研究。相对而言,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党的纪律建设需要以问题为中心深入开展理论与实践层面研究,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无规矩,不成方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建设工作,并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将其上升至关乎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战略层次,充分表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情况,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纪律建设,以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才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进而凸显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党的纪律建设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可靠保障,“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纪律和规矩是党内法规的主体内容,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就是要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树立各种高标准和严要求的行为规范,并将这些规矩内化为全体党员的政治认同,以实际行动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管党中央坚决与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且在重大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党的纪律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依然任重而道远。
黄璐瑶[7](2020)在《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监察委的挂牌成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纪检监察工作全方位覆盖,反腐败工作常态化正逐步迈入正轨,这表明党和国家对于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始终不变。从监察体制改革一年多来的实践情况来看,纪委和监委的监督执纪过程中还存在着定位不准、方法不多、监督实效不强等方面的问题。基于此,如何强化纪委监委的监督执纪工作,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以福州市纪委监委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纪委监委监督理论,探索切实强化监督执纪工作的方式方法,对于规范党员干部行权行为、推动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综合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文章根据实际全面梳理整合了国内外相关信息,依照权利监督理论与双因素理论,探索研究“纪检”与“监察”等基本概念,对纪检监察部门体制改革的环境开展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对体制改革前后关于监督执纪职责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同时论述了目前福州市纪委监委在履行监督职责方面所做的主要探索,通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主要研究方法,对前期收集整理的调查问卷、访谈信息和相关的统计数据等进行对比分析,揭示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执纪过程中存在的监督时效较低、手段不多、力度不足、效果不佳、同级监督乏力等突出问题;并且明确了监督意识匮乏、监督队伍力量能力不足、“三转”不够到位、部分领域监督机制存在漏洞、监督合力发挥不充分、与职能部门协作缺乏有效体系等方面的原因;最后,针对当前福州市级纪委监委履行监督执纪职责方面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紧盯重点人重点事,依规依纪依法监督,打造高质量、高水准的纪检干部队伍,全面优化队伍结构,充分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增强监督执纪工作的实效性,规范监督执纪体系并强化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等对策建议。本文所提出的相应思路和设想对新形势下强化市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林定串[8](2020)在《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微腐败是近年来新进入民众视野的一个词,但却不是新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中国反腐败整体的高压态势下,严重腐败问题暂时被遏制,从而使一些原本掩藏在严重腐败下的微腐败问题突显而出,并因其贴近群众生产生活、隐蔽性强、传染性强而引起人们关注。农村县域作为我国治理体系中职权较为完备的最基层单元,其担负着实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涉及资金多且细微,是微腐败容易滋生之处,也是与微腐败斗争的第一线。本文以福建省H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整理其2015年至2019年近五年间的反腐败数据、通过问卷调查民众对该县微腐败治理的看法和微腐败认知,客观描述了该县近五年来微腐败治理的情况。基于福建省H县近五年微腐败治理现状和问卷调查结果,查摆该县的微腐败治理中存在查处震慑力不足、部分微权力缺乏有效监管、干部和民众法纪意识淡薄等问题,并深入剖析其产生原因,认为该县微腐败治理问题主要是由于微腐败查处内动力不足、权力制约机制失灵、全民反腐败教育匮乏等因素导致的。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考虑具备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县镇村多级联动强化微腐败查处、深化制度建设和执行、营造全民反腐败的社会大环境等治理微腐败的策略和路径。
李全平[9](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陈辉[10](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指出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二、关于对部分单位建立和实行谈话提醒制度的情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对部分单位建立和实行谈话提醒制度的情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的优化策略研究 ——以广西DL职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1.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2.国外研究述评 |
3.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4.国内研究述评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框图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框图 |
(五)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问卷调查法 |
3.访谈法 |
4.实证研究法 |
二、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1.学业预警学生 |
2.学业预警机制 |
(二)理论基础 |
1.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2.人本主义教育理论 |
三、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1.调查目的 |
2.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设计 |
3.调查时间和调查对象选择 |
(二)问卷调查过程 |
(三)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1.学生对学校学业预警制度存在认知不足 |
2.学生对待学业重视不够 |
3.教师对预警学生的关心指导不够 |
4.学业预警帮扶成效有待提高 |
(四)访谈实施过程和结果 |
(五)学业预警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 |
1.学业预警的总体运行状况 |
2.学业预警取得的初步成效 |
3.学业预警存在的问题 |
(六)影响学生学业预警成效的因素分析 |
1.社会价值多元化和就业形势认识偏差 |
2.学校重视不足和学业预警管理机制不完善 |
3.家庭疏于教育管理和家校联动乏力 |
4.学生重视不够和存在补考依赖 |
四、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的优化策略 |
(一)构建学业预警预防体系 |
1.开展多层次预防教育 |
2.建立学业预警逐级预防机制 |
(二)构建学业预警学生帮扶指导体系 |
1.明确学业帮扶重点 |
2.细化学业帮扶任务 |
(三)构建学业预警学生帮扶管理体系 |
1.建立学业帮扶协同机制 |
2.优化学业预警学生帮扶管理 |
3.建立学业帮扶考核激励机制 |
五、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的优化效果评估 |
(一)学业预警效果评估设计 |
1.针对全体学生的学业预警效果评估 |
2.针对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业预警效果评估 |
3.学生学业预警状态变化情况分析 |
4.学生学籍异动数据情况分析 |
(二)学业预警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
1.学校生源质量分析 |
2.学生考试情况的统计分析 |
3.学生学业预警数据的统计分析 |
4.学业预警状态变化数据的统计分析 |
5.学生学籍异动数据的统计分析 |
(三)学业预警机制的运行效果评估 |
六、研究总结 |
(一)研究结论 |
(二)不足之处 |
(三)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优化策略的调查(学生卷) |
附录二: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优化策略的访谈提纲 |
附录三: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优化策略的访谈提纲(非样本院校)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一) 论文创新点 |
(二) 论文难点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统一战线 |
二、民营经济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二、“看一看”方针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二、“两个始终”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落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 |
1.选题的背景 |
2.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1.国外研究现状 |
2.国内研究现状 |
3.国内外研究评述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1.文献分析法 |
2.实证研究法 |
(四)研究的内容、创新和不足 |
1.研究的内容 |
2.研究的创新点 |
3.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1.纪检监察派驻机构 |
2.监督责任 |
3.派驻机构监督责任与驻在部门主体责任的关系 |
(二)理论基础 |
1.权力监督制约理论 |
2.党内监督理论 |
二、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落实监督责任的基本情况 |
(一)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基本情况 |
1.机构设置 |
2.工作职责 |
3.监督权限 |
4.派驻模式 |
(二)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工作关系 |
1.派驻机构与派出机关的关系 |
2.派驻机构与驻在单位党组(党委)的关系 |
3.派驻机构与派出机关监督检查室的关系 |
4.派驻机构与巡察机构的关系 |
(三)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落实监督责任的具体做法 |
1.突出政治监督 |
2.压实主体责任 |
3.做实日常监督 |
4.规范线索处置 |
5.抓实自身建设 |
三、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落实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存在问题 |
1.责任落实的主体职能发挥不充分 |
2.责任落实的沟通协作不紧密 |
3.责任落实的能力不强 |
4.责任落实的支持保障有欠缺 |
(二)原因分析 |
1.监督意识仍比较薄弱 |
2.监督的协作机制未形成 |
3.监督队伍建设不足 |
4.监督体制仍不够健全 |
四、健全落实地级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的对策 |
(一)做深做实监督第一职责 |
1.强化政治监督 |
2.善于发现问题 |
3.精准处置问题 |
4.监督整改问题 |
(二)畅通各类监督主体的沟通配合 |
1.抓“派驻协同” |
2.抓“内部联合” |
3.抓“对外联动” |
4.抓“横向协作” |
(三)加强派驻机构干部队伍建设 |
1.强化政治引领,提升政治能力 |
2.加强组织建设,激发队伍活力 |
3.注重教育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
4.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发挥干部考核“指挥棒”作用 |
(四)完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 |
1.完善派驻机构领导体制 |
2.探索实行派驻机构负责人不进驻在部门党组 |
3.落细落实“三为主一报告”制度 |
4.健全完善派驻机构重要情况报告制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二、学术回顾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小结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一、电力与通讯 |
二、毛巾与肥皂 |
三、燃料 |
四、自来水 |
五、铺底与房租 |
六、纳税与认捐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小结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小结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小结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一、晕堂 |
二、火灾与触电 |
三、建筑安全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小结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一、选题缘由 |
二、问题意识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一、大众疾病观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结论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参考文献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起源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文献述评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及逻辑体系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 |
一、纪律 |
二、党的纪律 |
三、党的纪律建设 |
第二节 党的纪律的类型与构成 |
一、党的纪律类型 |
二、党的纪律构成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逻辑体系 |
一、党的纪律建设逻辑 |
二、党的纪律建设体系 |
第二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有关论述 |
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理论认识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内容和原则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基本形式 |
第二节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一、党的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课题 |
二、铁的意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根本特点 |
三、平等性和彻底性是执行党的纪律根本要求 |
第三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一、中共建党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初探期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发展期 |
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成熟期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一、建国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创立及实践 |
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以前党的纪律建设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拨乱反正 |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 |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发展 |
第四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党面临的形势越严峻就越要坚守党的纪律 |
二、明确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遵循和执纪形态 |
三、优化党的纪律建设的惩戒方式与执行结构 |
四、彰显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治理功能 |
第四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成就 |
第一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 |
一、“纪律处分条例”修订概况 |
二、“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原则 |
三、“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目标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一、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
二、“惩-教”结合的纪律建设实践新模式 |
第五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
一、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二、党的纪律建设根本要旨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的环境挑战 |
一、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环境挑战 |
二、市场利益化带来的立场矛盾 |
三、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思想迷失 |
四、党情复杂化带来的内在困境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思想堕落动摇党的理想信念 |
二、不讲党的纪律损害党的政治权威 |
三、纪律松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
四、不讲规矩污染党内政治生态 |
第六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关系、原则和目标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要处理的主要关系 |
一、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 |
二、纪律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 |
三、党的纪律与党的组织建设的关系 |
四、纪律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关系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 |
一、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
二、扞卫党的领导地位 |
三、永葆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进性 |
第七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加强党内纪律教育 |
一、坚定理想信念,突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纪律教育 |
二、抓好“关键少数”,强调以党内法规为根本的党内纪律教育 |
三、严明政治纪律,夯实以落实主体责任为内涵的党内纪律教育 |
第二节 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 |
一、传统培训方法与创新教育手段相结合的教育法 |
二、“零距离”警示教育与党性教育基地建设相结合的教育法 |
三、解决思想政治问题与个人问题相结合的教育法 |
第三节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 |
一、完善制度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 |
二、强化纪律执行,守住法规纪律底线 |
第四节 完善党的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 |
一、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内在动力机制 |
二、构建党内与党外两种纪律监督机制 |
三、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考核评价机制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本研究的创新与特色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纪检”和“监察” |
2.1.2 监督职责 |
2.2 理论基础 |
2.2.1 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2.2.2 双因素理论 |
3 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的现状和成效 |
3.1 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执纪机构及人员情况 |
3.1.1 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机构的设置与工作职责 |
3.1.2 福州市纪委监委履行监督执纪职责人员的情况 |
3.2 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执纪的举措及成效 |
4 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现存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
4.1 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中现存的主要问题 |
4.1.1 同级监督乏力且对关键少数的监督不到位 |
4.1.2 监督执纪的手段不丰富且效率不高 |
4.1.3 监督执纪的时效较低且精准度不强 |
4.1.4 监督执纪的检查力度不足且效果不佳 |
4.2 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
4.2.1 “三转”不够到位,对“一把手”的监督未有效落实 |
4.2.2 监督执纪的机制不健全,监督队伍力量不足 |
4.2.3 监督执纪过程中对于科技手段的运用不够充分 |
4.2.4 监督执纪的合力发挥不充分 |
5 进一步强化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作的建议 |
5.1 紧盯重点人、重点事,依规依纪依法监督 |
5.2 强化队伍建设,优化干部队伍 |
5.3 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监督执纪的效率 |
5.4 规范监督执纪体系,强化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不足之处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调查问卷 |
附录 B 访谈提纲 |
致谢 |
(8)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村组织 |
2.1.2 基层干部 |
2.1.3 微腐败 |
2.1.4 腐败黑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选择理论 |
2.2.2 边际成本效应理论 |
2.2.3 政治资源诅咒理论 |
3 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现状及成效 |
3.1 福建省H县简介及数据概况 |
3.1.1 福建省H县县情简介 |
3.1.2 数据来源 |
3.1.3 描述性统计 |
3.2 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现状 |
3.2.1 查处与惩戒 |
3.2.2 预防与规范 |
3.2.3 引导与宣教 |
3.3 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成效 |
3.3.1 微腐败增量锐减 |
3.3.2 微腐败危害性降低 |
4 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存在的问题 |
4.1.1 “不敢腐”:微腐败查处震慑力渐弱 |
4.1.2 “不能腐”:部分微权力缺乏有效监管 |
4.1.3 “不想腐”:干部和民众的法纪意识淡薄 |
4.2 福建省H县干部微腐败治理问题产生原因分析 |
4.2.1 “不敢腐”:微腐败查处内动力不足 |
4.2.2 “不能腐”:权力制约机制失灵 |
4.2.3 “不想腐”:全民的反腐败教育仍显匮乏 |
5 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路径 |
5.1 “不敢腐”:县镇村多级联动强化微腐败查处 |
5.1.1 加大微腐败治理资源倾斜力度 |
5.1.2 合理调整微腐败惩戒力度 |
5.1.3 打造反腐败“热炉效应” |
5.2 “不能腐”:深化制度构建与执行 |
5.2.1 探索“竞争式”微腐败利益遏制机制 |
5.2.2 强化专业性人才引进政策 |
5.2.3 发展“互联网+”三务公开 |
5.3 “不想腐”:营造全民反腐败的社会大环境 |
5.3.1 着重强化村(社区)干部反腐败教育 |
5.3.2 多管齐下增强民众反腐败意识 |
6 结论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关于福建省H县微腐败治理情况调查问卷 |
附录二 关于福建省H县微腐败治理情况访谈提纲 |
致谢 |
(9)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概念、类型与原则 |
第一节 处置权的概念界定 |
一、处置权的意涵 |
二、处置权的地位 |
三、处置权的双重属性解析 |
第二节 处置权的主要类型 |
一、处置权类型划分的依据与标准 |
二、三种基本处置类型概述 |
三、处置权类型化的意义 |
第三节 处置权的运行原则 |
一、职权法定 |
二、正当程序 |
三、监察独立 |
四、处置协同 |
第二章 人大体制下监委会处置权的宪法地位关系 |
第一节 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 |
一、监委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关系界定 |
二、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 |
三、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协调机制 |
第二节 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及与处置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 |
二、监委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界定 |
三、监委会与检察院的职权衔接 |
第三节 审判中心主义下处置权与审判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一、监察体制改革下审判中心主义的宪法意义 |
二、监委会对审判人员实施监督的边界 |
三、审判机关监督处置权的方式与限度 |
第四节 监察独立原则下处置权与执法部门的配合制约关系 |
一、监察独立原则下“执法部门”的意涵及地位 |
二、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关系界定 |
三、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衔接机制 |
第三章 建议型处置权的类型、范围与制度完善 |
第一节 监察建议的效力、范围及适用条件 |
一、监察建议的强制效力及与其他监察“建议”的区分 |
二、监察建议适用事由的合理限定 |
三、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范围 |
第二节 问责建议的定位、问题及法制完善 |
一、监察问责制度的基本定位 |
二、监察问责制度的供给不足及其问题 |
三、问责建议制度法制完善的具体路径 |
第三节 从宽处罚建议的定位、边界及司法审查 |
一、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宪法意义 |
二、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
三、从宽处罚建议的范围 |
四、从宽处罚建议的制度整合与司法审查 |
第四章 处分型处置权的主体、范围与程序 |
第一节 双轨制处分体制下的处分决定主体及其关系 |
一、“政务处分—行政惩戒”之双轨体制的确立 |
二、双轨处分体制存在的问题 |
三、双轨处分体制下处分决定主体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的适用范围 |
一、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概念阐释 |
二、“违法”作为政务处分事由的法理基础 |
三、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范围界定 |
第三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程序的构造 |
一、政务处分程序的功能与特征 |
二、政务处分的一般程序 |
三、政务处分的特别程序 |
四、政务处分的救济程序 |
第四节 问责决定的特征、功能及运行边界 |
一、问责决定的非独立性特征 |
二、问责决定的功能界定: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
三、问责决定的运行边界 |
第五章 移送型处置权的范围、程序及规制路径 |
第一节 移送审查起诉的范围界定与构成要件 |
一、移送审查起诉的内涵、价值及范围界分 |
二、移送审查起诉的构成要件 |
第二节 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 |
一、监察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阶段的立案衔接 |
二、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 |
三、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证据衔接 |
第三节 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的内部规制 |
一、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内部规制的必要性 |
二、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 |
三、强化层级审批程序的监督功能 |
四、完善监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体系 |
第四节 检察院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 |
一、检察院对移送案件审查的价值诉求 |
二、监察规范在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可适用性 |
三、检察院对移送案件予以审查的内容及后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四、关于对部分单位建立和实行谈话提醒制度的情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职院校学生学业预警机制的优化策略研究 ——以广西DL职院为例[D]. 杨德江.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3]Y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责任落实研究[D]. 李燕岑.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4]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D]. 冯麒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7]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研究[D]. 黄璐瑶.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6)
- [8]福建省H县农村县域干部微腐败治理研究[D]. 林定串.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6)
- [9]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10]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