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方诚[1]（2021）在《棚户区改造方式对于房价与居民消费的作用》文中研究指明棚户区改造是针对城市里存在历史存留的危旧住房以及公共设施难以匹配,有明显安全隐患的旧村旧城,本着解决群众出行、住房安全、生产宽敞、生活便利、公共安全能够应急保障和环境卫生可以保洁等城市农村历史顽疾,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优化生产生活环境,解决一大批困难家庭住房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等问题,是一项民心工程。改善棚户区项目周围的道路,广场,教育和商业等基础设施,提高居住环境中的知名度,在改造棚户区的同时促进整体城市环境的改善,并促进生产、生活、就业和养老服务该解决方案产生了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综合效果。棚户区改造工程始于东北。2005年以后逐渐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2009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的数量已超过200万套。从2014年到2017年,棚户区改造的数量也超过了 600万套。2018年,棚户区翻新总数为580万套。根据之前的计划并平均分配,然后在2019-2020年应平均完成460万套。近十年以来,我们棚改数量总计在4400万套以上,如果以每户3个人估算,那么至少提升了上亿人口的住房水平。2014年以前,我国主要采用实物安置政策,实物安置占总安置数量的90%以上。实物安置即指政府向棚户区居民分配安置性住房。由于居民不参加商品房体系,因此棚改安置房改革体系和商品房体系是相不干涉的。然而,实物安置通常安置周期漫长（一般至少3-5年）,安置选址众口难调,建筑质量难以控制,拆迁户的多样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虽然便于宏观调控,但微观配置效率低下。2014-2015年,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为实现房地产去库存,并化解地方政府、银行和开发商间的债务风险等原因,棚户区改造显然倾向于货币化安置,在一些城市,货币化安置的比例甚至达到100%。货币安置的主要形式是纯货币补偿,即所谓的“拿钱走人”。在获得补偿后,被拆迁的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房屋。安置时间缩短到不到一年,并且微观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但转为货币化安置后,政府把被拆迁棚户区居民的购房需求引导到了商品房体系的分配当中,即让拆迁户产生了购房需求。短期内,由于货币化安置可以产生大量购房刚需,在房地产市场中出现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进一步拉动房价快速上升。房价的高低影响着每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高房价让越来越多的房屋刚需这抱怨不已,本文将深入探讨棚户区改造对房价的影响以及棚改通过影响房价如何去改变拆迁户的消费习惯。首先,本文将从整理棚户区改造的历史入手,并简要介绍棚户区改造的历史背景。然后从政策角度出发,介绍2005年到2018年与棚户区改造有关的重大政策文件,从政策中解析政府部门对于棚户区改造的态度变化过程。同时,将对三种主要的棚户区改造模型进行比较,并尝试从理论角度分析不同安置模型对房价的影响。其次,传统的棚户区改造安置方法是实物安置,微观配置效率低。2015年在去库存压力下,国家开始推进货币化安置,微观效率提高,但伴随着房价较快上涨。由于目前对于货币化安置影响房价的研究仍局限于固定省份或部分大中城市,缺少在全国层面上的研究,故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取了 21个省份217个地级市从2015年至2017年的数据,包含的变量主要有棚户区改造规模、货币化安置率、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土地价格等。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证实棚户区改造方式之一的货币化安置对于房价的上涨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再次,本文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在此期间,以安庆为代表的少数城市实施了棚改安置的第三种方式,由政府向拆迁户发放“房票”（购买安置房屋的资金凭证）,再由拆迁户向参与房票结算的房地产商购买住房。房票安置的微观效率较高,且由于政府深度参与安置,便于稳定房价。使用回归控制法的反事实分析发现,安庆的房票安置具有明显的房价抑制效应,兼顾了微观效率与宏观调控的需要。最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和城市自身的高速发展,征地棚改项目不断增加,规模越来越大,由拆迁引起的社会纠纷屡见报端,棚户区改造后的消费波动备受民众和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对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使用多元回归控制法和平均处理效应法,得出拆迁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同时还得出拆迁户消费的增加在不同方便的增减是不同的。如果本身是靠租房维持生活,那么拆迁反而会使拆迁户支出减少。如果拆迁户本身就拥有多套住房,那么拆迁这个冲击将极大的增加该家庭的支出。本文一共有八大章,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路线进行研究。各章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重点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对国外国内棚户区改造的提出、发展过程、现状进行了梳理,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得出启示,确定研究方向。第三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对棚改和房价的有关定义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和梳理。同时,详细地介绍了面板模型和回归控制法的主要形式、优点和特征,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撑。第四章,分析了棚户区改造的多种模式。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首先比较不同棚户区改造的安置模型、主导模式和融资渠道,然后在安置补偿模型中讨论实物安置和货币化安置对住房供求的影响,通过将货币化安置与实物安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货币安置可能对于房价波动的影响更强烈。第五章,基于我国地级市棚户区货币化改造对于住房价格影响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本章节是从影响住房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去选取回归模型的有关变量的。显然,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是各地级市的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模型中选择了棚户区改造规模、货币化安置率、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地区生产总值、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土地价格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共同构成了空间面板模型。对2015年到2017年的21省份217个地级市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棚户区货币化改造对住房价格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六章为棚户区房票政策对住房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棚户区传统改造安置方式为实物安置,微观配置效率低下。2015年在去库存压力下,推进货币化安置,微观效率提高,但伴随着房价较快上涨。以安庆为代表的少数城市实施了棚改安置的第三种方式,由政府向拆迁户发放“房票”,再由拆迁户向参与房票结算的房地产商购买住房。房票安置的微观效率较高,且政府深度参与安置,便于稳定房价。使用回归控制法分析发现,安庆的房票安置具有明显的房价抑制效应,兼顾了微观效率与宏观调控的需要。第七章为棚户区是否通过房价影响居民的总财富,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的实证研究。当下,棚户区改造已经成为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十分重要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棚户区改造会对家庭的经济行为产生如何的影响是值得学界重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使用多元回归控制法和平均处理效应法,得出拆迁可以促进居民的消费,同时还得出拆迁户消费的增加在不同方便的增减是不同的。如果本身是靠租房维持生活,那么拆迁反而会使拆迁户支出减少。如果拆迁户本身就拥有多套住房,那么拆迁这个冲击将极大的增加该家庭的支出。第八章为结论与展望。本章节将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相互验证和总结,得到以下结论:（1）棚户区货币化改造对房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房价飞涨的主要推力之一是棚改货币化安置;（3）房票安置方式是一种兼顾微观效率与宏观调控的中间道路,具有一定的研究与推广价值,应引起学界与政界更多地关注。（4）经历棚户区改造的家庭消费比没经历的家庭要多,但是消费的支出是有异质性的,不同的家庭在受到拆迁的影响时,内部的差距也十分巨大。最后,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理论政策研究层面,本文对棚改政策从启动到高峰期进行了仔细地梳理分析,从棚改的实物安置开始进行分析,随后对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进行分析。更进一步,通过供需平衡的关系解释了棚改不同安置方式对于房价的影响。关于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房价效应,目前严格的计量分析还十分稀少,大多只集中在部分地区和大中城市。本文从全国范围内选取了数据可得的所有的地级市,并根据地域划分进一步进行了空间计量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印证了货币化安置与商品房价格之间的正相关性,这是第一次涵盖了全国所有地级市的关于货币化安置与房价的研究,同时发现了货币化安置在不同地域对于房价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第二,棚户区改造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的民生问题。拆迁户的获得感是棚户区改造的最终检验,所以应从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本文通过对房票政策介绍和解读,说明了房票安置政策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中间道路。相比于实物安置,房票安置赋予了拆迁户一定范围内的自由选择权,其微观配置效率显然更高;而由于政府深度参与安置,且房票限制了购房的范围,起到了稳定房价的作用,便于宏观调控。房票安置是一种新型的可供各地政府参考的新思路,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和推广价值。第三,使用回归控制法利用面板数据的截面相关,以35个大中城市为控制组,对安庆市的房票政策进行“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个体（在此为城市）间的横截面相关,以未受政策干预的控制组城市,来预测处理组的安庆市如果未实施房票安置会怎么样的“反事实结果（counterfactual outcome）”,并以此估计房票政策对安庆的处理效应。具体而言,回归控制法认为经济中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commonfactors）驱动着个体,使得不同个体之间存在截面相关性。例如,样本中的城市均受到我国宏观经济周期以及政府限购限贷政策的影响。自从回归控制法提出以来,该方法在“区域政策评估”（regional policy evaluation）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地应用,特别适用于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受到政策处理的情形。通过回归控制法分析,房票政策可以抑制房价上涨效应。目前回归控制法在我国政策效应研究中使用还十分稀少,本文为研究类似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计量方法。研究拆迁户的消费会受到棚改区改造的如何影响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合适的棚改政策。故本文使用了最新的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将棚户区改造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大小和途径做实证分析,试图检验预防性储蓄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在住房拆迁领域的适用性,其中预防性储蓄假说中关于社会地位升级的作用机理,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二元化对立,为提高居民消费提高新的思路。
黄姝[2]（2019）在《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及其完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采用的是公务用车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方便政府工作人员外出办公的需要,从而明显的提高单位的工作效率。现今,我国经济以及社会各行各业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市场结构逐步完善,经济体制不断健全的同时,全国各个行业企业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但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制度存在诸多漏洞,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健康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新时代背景下,公务用车制度的不合理性导致各种违规用车现象充斥着人们的事业,不少司法机关干部甚至霸占了公务用车的权利,使其成为个人的专属用车、特权用车。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还为国家财政管理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并逐渐成为培育腐败思想和行为的温床,改革公务用车制度势在必行。本次研究对武汉市目前公务用车改革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并且依据理论知识展开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武汉市公车改革,通过对武汉市市级参改单位和各区改革政策的实证分析、调查问卷和数据分析,指出货币化车改模式的必然性、优势以及不足之处。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对公车改革的目标、方法等进行了全面讨论。论文首先介绍了武汉市在该领域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包括武汉市公车改革政策的目标和责任、主要的政策措施、政策的支持和保证机制;然后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政策的发展现状,并以此为根基找寻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外,从而提出可行性改进意见和对策建议。本次的研究显示,公车货币化改革在经济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社会效应却非常有限,主要是大众对于这种模式的认可度不高。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补贴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改革的进程没有公开以及缺乏社会监督体制。因此,在实施公车货币化改革的过程中,对于社会效应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提高改革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效益。本次研究提出的建议有,在进行公车货币改革时,必须公开改革过程,制定科学合理的补贴标准,并且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监督体制,提高改革带来的社会效应;同时在完善相关配套的前提下,充分结合实际情况,促进改革的顺利完成。
秦珺[3]（2019）在《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实施效果研究》文中提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了方便政府部门公职人员公务出行,为各级政府部门等配备了公务车辆。而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务车辆的购置、管理以及使用等环节出现了例如车辆超范围使用、车辆编制数额控制不严、运行管理成本偏高、公车私用等诸多突出矛盾,使得公车改革工作势在必行。追溯公务用车制度的改革探索工作在我国开展已有近三十年,在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中,各级党政机关以及相关车辆管理主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渐摸索出不同的改革方式,货币化车改政策应运而生。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产生之初,以其便捷的可操作性以及对利益主体低影响度等优势,逐渐被全国众多省市借鉴采用。随着公车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与推进,货币化车改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时效性,以及是否还能适应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背景,是否还能满足新一轮车改下国家和社会对改革主体与对象的要求,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本文在全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探索工作的大背景之下,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车改革过程中货币化政策执行效果为研究对象,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政府管理绩效以及政府成本控制的相关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开展研究。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法对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的降低行政成本、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升政府运行效率等既定目标进行分析,找出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存在问题,透过收集的数据资料侧重的对所存在问题进行分析,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现行问题的合理意见与建议,提出更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车改方式,不仅使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的施行对于全国其他省市的车改起到借鉴作用,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号召。
谭春波[4]（2018）在《马克思的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的着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正义思想,这些正义思想却是隐而未显的,而且从表面上来看,马克思对正义的态度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着作中,一直把“公平”、“正义”、“平等”等道德观念视为意识形态,并且对这些意识形态观念持有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人们在阅读马克思着作的时候又会有一种直接的感受,那就是在这些作品中饱含着对资本主义的强烈道德愤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让人们产生了疑问,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回答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坚定追求公平正义的信念,就要从学理上为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就有必要深入文本来研究马克思的正义观,从马克思的正义观那里寻找学理上的依据。二是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公平正义问题,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有必要对马克思的正义观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为我们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提供理论资源。第一章对马克思的正义观进行了概述。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从西方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西方正义观包括古代正义观和近代正义观。西方古代的正义观主要蕴含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柏拉图的《理相国》把个人德性正义论发展到了城邦制度正义论。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对正义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在近代政治哲学中,正义观演变成了资本主义正义观,而且在诸多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努力下,资本主义正义观已经趋于完备。在马克思的正义观中,正义主要有三种涵义。一是正义有自由的涵义,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是以人为中心的、体现为感性活动的、社会化的自由。二是正义有平等的涵义,马克思所理解的平等是人之作为人本身的自由个性之间的平等。三是正义有效率的含义,马克思所理解的效率其实也就是生产力本身。马克思正义观实现了对西方正义观的创新性发展,一是深化了正义的内涵;二是拓展了正义的主题;三是创新了正义的实现方式。第二章梳理了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包括萌芽、转变、形成和成熟四个时期。马克思的正义观萌芽于博士论文时期,莱茵报期间仍然坚持着博士论文时期的正义观,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正义观类似于自然法正义观。在莱茵报期间的经历,尤其是物质利益难题,动摇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基础,促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转变。马克思正义观转变的第一篇文献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做了理论准备。而第二篇重要文献就是《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法权的批判,论述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初步揭示出人类解放的关键所在不是政治国家而是市民社会。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入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结构,通过异化概念批判了市民社会的正义性。马克思正义观是以新世界观为基础形成的,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重新构建了其正义观的逻辑起点,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奠定了其正义观的理论基础,这标志着马克思正义观的根基已经扎下。《共产党宣言》则标志着马克思正义观的正式确立,其正义观初步形成。马克思成熟期的正义观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根源就在于其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性,其矛盾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正义观彻底形成。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针对拉萨尔的错误观点,提出了适应于未来社会的建构性正义观,重申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本质,这标志着马克思的正义观真正走向成熟。第三章归纳了马克思正义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正义观包括批判性的正义观和建构性的正义观。马克思批判性的正义观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经济层面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效率性;二是政治层面展开的对资本主义法权的正义性批判,马克思认为国家法权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因此法权仅仅表现为形式上的正义;三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对资本主义正义观的批判,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诸种正义性价值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正义观具有虚幻的意识形态特征。马克思建构性的正义观以人类解放为正义目标,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解放是社会化的人类解放,必然要求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绝不是通过道德批判就能实现的,而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性决定了正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马克思还认为人类解放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然过程”,人类实践推动了正义社会的实现,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人类能动实践结果,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研究都是为了给人类实践指明真正的革命对象。第四章分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特征。马克思的正义观具有三大理论特征。一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具有科学性的理论特征。其科学性是指马克思的正义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认为任何正义观都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反映,这与资本主义的正义观产生了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正义观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不主张追求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盲目正义。二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具有超越性的理论特征。马克思的正义观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基础,认为只要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就不可能真正推翻资本主义;还颠覆了劳动所有权原则,马克思揭示劳动所有权会转向它的反面;最终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反对在分配正义上作文章,认为分配是被资本主义正产方式所决定的东西,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三是革命性特征,其革命性特征首先是指马克思的正义观贯彻了辩证法的思想,从来不崇拜任何东西。另外,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纯粹书斋里的理论,必然要转化为能动的实践,并以之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正义观还是坚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正义观,认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和未来社会的开创者。第五章论述了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理论价值。马克思的正义观有三种理论价值。一是有利于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深刻的认识是信仰的前提,马克思的正义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二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随着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正义问题的出现,人们对社会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产生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义理论的迫切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正义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观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的理论源泉。三是对当代西方正义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正义观直接影响了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也有力地驳斥了诺奇克的自由至上主义正义论,还对社群主义正义论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覆盖了西方当代正义观的视野,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六章探讨了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实践价值。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实践价值有三点。一是为人们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实践的正义性提供了坐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当代中国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人们对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正义性也就有了不同的认识,马克思的正义观作为一种理论坐标,为我们认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正义性提供了判断标准,既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公平正义问题,还有利于让人们树立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二是指导当代中国建设正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今时代很多人对今后中国改革开放应当向何处去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正义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到当今社会稳定和今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现实问题,而马克思的正义观对指引中国今后改革开放实践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三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有着重大的批判性意义,虽然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对资本主义政治国家、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态问题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和深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从总体上超出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范围。
黄敏[5]（2017）在《“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规范化存在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务接待是各级党政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为公务人员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管理和服务,从而使各项公务活动有序、安全、顺畅、高效地完成。由于公务接待有的方面尚未规范化,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中共十八大以后,对公务接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央“八项规定”等相继出台,对于公务接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本次的公务接待改革中,通过完善规章制度、监督手段和公务接待费用报销流程等方式,使得公务接待次数减少、公务接待活动更加规范、流程更加明确、公务接待费用递减等,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现阶段的公务接待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如何把公务接待改革得更规范,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A省直机关及部分省市的公务接待为例,调查机关干部对于本次公务接待改革所带来的改变,以及公务接待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对于本次改革,由于制度尚需未完善、监督还未到位、规范化的观念尚未形成等原因,导致公务接待尚未规范化的问题突出。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制度规范、监督规范、社会化规范、货币化规范和机关内部建设规范等方面,对于在新环境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务接待规范化进行思考,提出对策,为今后的公务接待改革提供参考。
彭蕴茹[6]（2016）在《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广、系统性强、程序复杂的改革,一直以来备受社会的关注。从1994年至今,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已经徘徊二十余年。2014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两个关于全面启动公务用车改革的文件,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推行货币化改革模式。一般公务用车的取消,大规模压缩公务用车的总量,遏制了车轮上的浪费,有效防止“车轮上腐败”,使得公务用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当前中央层面已经基本完成公务用车的货币化改革,但货币化模式在地方省市推行过程却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包括如何打破传统体制下的官本位思想,协调不同行政级别货币化补贴的公平性问题,如何融合搭配使用不同模式的改革模式以及货币化模式在边远和较低层级地区的适用难题等等,可见,针对地方货币化改革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达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改善政府和公务员形象,优化行政生态的目的,这对完善我国公务用车改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葛欢欢[7]（2016）在《地方政府公务用车改革研究 ——以鹿城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产物,是一种实物供给制度,其初衷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公务活动顺利开展。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出现了公车成本费用居高不下、公车私用屡禁不止、公车腐败侵蚀公众利益等问题,被社会公众称作“车轮上的腐败”,是政府负面形象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势在必行。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这两项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探索多年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将再次全面启动。本文以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依据,在概述了公务用车相关概念和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问题之后,总结了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中出现的货币化车改、市场化车改、集中化管理车改这三种模式,并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利弊分析,得出货币化公车改革是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向的结论。本文以温州市鹿城区为例,整理收集了鹿城区2012年公车制度改革的相关资料,归纳概括了其具体措施和初步成效,进一步剖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车改过程不够公开、交通补贴“一刀切”发放、公车使用监管不够严格等。通过对鹿城区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的阐述,可以给地方政府公车改革提供几点启示。同时,针对国外一些先进的公务用车管理模式进行了归类总结,地方政府可以扬长避短,结合当地实际合理利用。最后,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公车改革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实施,包括提高车改认同度、合理确定改革范围、科学制定车贴标准、妥善安置驾驶员以及引入市场化机制。此外,还需要加强公车使用的监管,完善法律和财政体制等相关制度建设。地方政府公车改革只有符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等大环境要求,才能真正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王杨[8]（2016）在《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公务员过度的职务消费既增加了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提高了政府的运行成本,还造成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缺失,即所谓的信任危机,破坏了某些领域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另外,这一问题甚至被人民群众看作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破坏了良好的政治风气,造成官员腐化堕落。俨然成为当前群众关注的焦点,党风廉政建设的难点,这一问题始终如疥癣之疾难以彻底去除。针对公务员职务消费过度这一问题,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屡次三令五申,提倡各级政府带头厉行节俭,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即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尤其是在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改进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勤俭节约、廉洁从政的八项规定,中国廉政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些地方政府努力探索了公务员职务消费问题的改革路径,同时学术界对此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建树性地解决对策,但由于这些问题离彻底解决尚有一段距离,并未从源头上得以根除。因此,从源头治理公务员职务消费,保证政府廉洁高效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梳理,并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基础之上,从公务员职务消费这一范畴入手,对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揭示了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不规范,公务员职务消费界定不明晰、内容纷繁复杂、标准混乱、成分分担社会化、透明度较低,职务消费管理有漏洞,报销审核制存在弊端,公务消费带有比较强的隐秘性等问题。并从当前的管理体制、财政预算制度、监督机制、行政伦理以及公务员职务消费界限等方面,阐述了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最后,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五点可行性对策,即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育廉洁的职务消费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健全法律制度,促进依法监管;构建职务消费监督机制,强化监督实效;加大职务消费信息透明度,堵住职务消费漏洞。
柯健娣[9]（2015）在《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在日常执行公务过程中,公务人员因为出行的这一需求,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用车消费,这一消费就是俗称的公务用车消费。从古至今,公务用车消费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而考究中国目前的公务用车制度,可以看到公务人员因为公事出行产生的费用,其最终将形成一种行政成本。但因为公务用车制度并未纳入法制化且缺乏有力的监督,操作过程容易出现不规范的行为,而这一灰色地带最容易滋生腐败。公务用车泛滥等属于车轮上的腐败问题就不可避免了。而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影响了政府部门的执政形象,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大大下降；更有甚至,会加大中央乃至地方行政成本的负荷,严重违背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厉行节约的这一思想。为了有效地遏制住这种不良形势的恣意蔓延,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需求,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20世纪90年代起,全国不少城市的党政机关开始摸索解决公务出行这一问题。各地方党政机关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当地已有的公务用车制度,探索式地推行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本文结合公务用车改革的必要性这一实际,立足于广东省公务用车改革的调研成果,以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作为研究的依归,采用文献分析与描述性案例分析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剖析惠东县公务用车的现状,从根本上去挖掘惠东县以逐步实现公务用车货币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这一改革目标。通过研究指出惠东县通过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而实现降低行政成本、体现厉行节约和减少公务车辆、推行环保概念的双赢局面。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惠东县推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制度的年限并不久远,很多措施和规章制度的建设仍在摸索过程中,所以难以避免会因为制度的不成熟而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会有所侧重地从这些问题切入进行研究探讨,透过大量地搜集数据和资料,分析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制度所存在的漏洞。针对性地提出财政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后续管理等解决措施对惠东县公务用车改革存在的漏洞和缺陷提出建议,从而能更好地完善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制度,让该制度的优越性完整得体现出来,让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走在全国公务用车改革的前列,展现其示范性意义的一面。
高伟斌[10]（2015）在《江西公务用车改革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以X单位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江西经济快速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完善,社会化交通服务逐步改善以及私家车的日益普及。另一方面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的发展,领导挪用公款甚至扶贫款购置车辆、公车私用等现象屡遭曝光,人民称这是“车轮上的腐败”,而且反映强烈,“公车不公”引发的呼声已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了当前的公务用车制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格格不入,特别是配置、购买、使用和管理公务用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政府的形象,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可以说不利于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基于此,本文以江西省X单位为典型样本,着重分析上面若干问题的表征、原因,并借鉴国内外公务员用车改革中总结的先进经验,结合江西省的实际情况,提出江西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完善对策。本论题涵括六个部分,即主体部分的四章和结束语。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本部分主要是一个研究的总体性介绍,具体包含了研究背景的介绍,研究目的的提出,研究意义的阐述;另外,还对国内外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并对文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总体性的阐述。第二部分是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了公务用车的概念及分类;公务用车的相关理论及我国公务用车制度变迁的历程。第三部分是以X单位为例分析江西省公务用车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完善江西省公务用车改革的建议与措施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展望,对江西省公务用车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研究中的创新点及不足作了阐述。
二、关于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棚户区改造方式对于房价与居民消费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安排 |
| 1.3 创新点和不足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贫民窟改造的研究 |
| 2.1.2 城市更新方面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我国棚户区改造安置方式的研究 |
| 2.2.2 研究棚户区改造安置与城市商品房价格 |
| 2.2.3 棚户区改造的房票安置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3.1 棚户区改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3.1.1 棚户区概述 |
| 3.1.2 棚户区改造概述 |
| 3.1.3 社会保障制度概述 |
| 3.1.4 住房保障制度概述 |
| 3.2 住房价格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3.2.1 住房及住房价格的内涵 |
| 3.2.2 住房价格的特点 |
| 3.2.3 住宅市场的供需理论 |
| 3.3 面板模型 |
| 3.3.1 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 |
| 3.3.2 面板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 |
| 3.4 回归控制模型和方法 |
| 3.4.1 回归控制法的主要思想 |
| 3.4.2 回归控制法的理论模型 |
| 第4章 棚户区改造对房价的影响分析 |
| 4.1 棚户区改造的主要模式分析 |
| 4.1.1 棚户区改造的安置补偿模式 |
| 4.1.2 棚户区改造的开发模式 |
| 4.1.3 棚户区改造的融资模式 |
| 4.2 实物安置对房价的影响分析 |
| 4.2.1 实物安置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货币安置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房票对房价的影响 |
| 第5章 棚户区货币化改造对住房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5.1.1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Hausman检验 |
| 5.2.2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
| 5.2.3 进一步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房票政策对住房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6.3 回归控制法的反事实分析 |
| 6.3.1 回归控制法简介 |
| 6.3.2 回归控制法的估计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使用BIC信息准则选择最优子集 |
| 6.4.2 使用AICC信息准则选择最优子集 |
| 6.4.3 使用后Lasso-OLS估计量 |
| 6.4.4 将政策冲击开始时间改为2015年10月 |
| 6.4.5 去掉控制组的其他安徽城市 |
| 6.4.6 将处理时间进行延长 |
| 6.5 研究结论 |
| 第7章 房屋拆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数据分类与统计性描述 |
| 7.2.1 数据介绍 |
| 7.2.2 样本筛选 |
| 7.2.3 数据分类和描述性统计 |
| 7.2.4 计量模型 |
| 7.2.5 多元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ATE分析 |
| 7.3.3 拆迁家庭异质性的深入分析 |
| 7.3.4 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回归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及其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可能创新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公务用车 |
| 二、公务用车改革及其三种车改模式 |
| 第二节 当前公车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权力理论 |
| 二、产权理论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武汉市实施货币化公车改革政策的必要性 |
| 一、武汉市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二、武汉市选择货币化车改模式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武汉市公车改革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武汉市公车改革的责任主体 |
| 二、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政策的目标 |
| 第三节 实现货币化公车改革的主要政策措施 |
| 一、交通补贴标准及发放办法 |
| 二、公车拍卖办法 |
| 三、司机安置办法 |
| 第四节 货币化公车改革的政策支持和保障机制 |
| 第三章 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政策实施效果 |
| 第一节 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的经济效果评价 |
| 第二节 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的社会效果评价 |
| 一、调查方法和内容 |
| 二、调查结果分析 |
| 三、对社会效果的综合评价 |
| 第四章 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货币化公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公务用车的运行成本依然偏高 |
| 二、公务用车管理不规范 |
| 三、对货币化改革的认识差距问题 |
| 四、消费标准不合理性 |
| 五、社会监督体制缺乏 |
| 第二节 实施公务用车货币化制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
| 一、加强公务用车成本控制 |
| 二、促进公务用车规范管理 |
| 三、提高改革的透明度和认知度 |
| 四、确定合理的货币化补贴标准 |
| 五、积极引入合理的社会监督体制 |
| 结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武汉市公务车体制改革问卷调查表 |
| 致谢 |
（3）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实施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研究框架、方法与创新处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处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公务用车 |
| 2.1.2 公车改革 |
| 2.1.3 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 |
| 2.2 理论基础概述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政府绩效管理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的实施概况及效果分析 |
| 3.1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实施历程 |
| 3.2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预期目标 |
| 3.3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
| 第四章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及实施过程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
| 4.1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及实施过程存在问题 |
| 4.1.1 车补标准制定依据违背公平合理 |
| 4.1.2 利益失衡,补贴与实际需要不匹配 |
| 4.1.3 实施过程缺少客观有效的管理绩效评估 |
| 4.1.4 法规内容薄弱,政策整体流程存在缺陷 |
| 4.2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及实施过程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官本位思想影响,行政角色错位 |
| 4.2.2 绩效管理理念薄弱,指标体系建立存在难度 |
| 4.2.3 市场化不充分,无有效竞争机制 |
| 4.2.4 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督制度不健全 |
| 第五章 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及实施过程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
| 5.1 加强立法保障与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
| 5.2 明确科学合理的交通补助方法与标准 |
| 5.3 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增加公众参与性 |
| 5.4 推广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马克思的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的创新点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相关概述 |
| 一、西方的正义观 |
| (一)西方古代的正义观 |
| (二)西方近代的正义观 |
| 二、马克思正义观的涵义 |
| (一)马克思正义观的自由涵义 |
| (二)马克思正义观的平等涵义 |
| (三)马克思正义观的效率涵义 |
| 三、马克思正义观对西方正义观的发展 |
| (一)拓展了正义概念的内涵 |
| (二)深化了正义的主要论题 |
| (三)创新了正义的实现方式 |
| 第二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过程 |
| 一、马克思正义观的起源 |
| (一)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 |
| (二)《莱茵报》期间的正义思想 |
| 二、马克思正义观的转变 |
|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正义”的世界观基础 |
| (二)《论犹太人问题》——对政治国家正义性的批判 |
| (三)《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市民社会正义性的批判 |
| 三、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 |
|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构建马克思正义观的逻辑起点 |
|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基础 |
| (三)《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正义观的确立 |
| 四、马克思正义观的成熟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义性批判 |
| (二)《哥达纲领批判》——对未来正义社会的积极设想 |
| 第三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
| 一、马克思批判性的正义观 |
| (一)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效率性 |
| (二)剖析了资本主义国家法权的局限性 |
| (三)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 |
| 二、马克思建构性的正义观 |
| (一)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最终目标 |
| (二)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性使人类解放成为必然 |
| (三)实践推动了正义社会的实现 |
| 第四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特征 |
| 一、马克思正义观的科学性 |
| (一)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 |
| (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为现实根基 |
| (三)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二、马克思正义观的超越性 |
| (一)颠覆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 |
| (二)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劳动所有权原则 |
| (三)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
| 三、马克思正义观的革命性 |
| (一)贯彻了辩证法的批判精神 |
| (二)推动了改变世界的能动实践 |
| (三)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 |
| 第五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理论价值 |
| 一、有利于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
| (一)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认识 |
| (二)加强人们对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认同 |
| (三)巩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
| 二、对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具有推动作用 |
| (一)政治领域的法权正义理论 |
| (二)经济领域的契约正义理论 |
| (三)社会领域的分配正义理论 |
| (四)环境领域的生态正义理论 |
| 三、对当代西方正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
| (一)对罗尔斯公平正义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 (二)有力批判了自由至上主义正义论 |
| (三)对社群主义正义论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
| 第六章 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实践价值 |
| 一、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实践的正义性提供了坐标 |
| (一)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实践在实现社会正义中的作用 |
| (二)指导人们理性看待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
| (三)帮助树立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追求 |
| 二、对当代中国建设正义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 (一)推动公平正义在政治领域的实现 |
| (三)维护公平正义的市场经济秩序 |
| (四)塑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 |
| (五)建立体现正义原则的生态制度 |
| 三、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批判力 |
| (一)当今资本主义政治国家的主要职能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
| (二)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改变 |
| (三)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普世价值”还是虚幻的意识形态 |
| (四)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规范化存在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理论基础 |
| 1.5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6 研究方法 |
| 2“八项规定”颁布前后公务接待改革的背景及主要措施 |
| 2.1 政府公务接待规范化的一般内容 |
| 2.2“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改革的原因 |
| 2.3“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改革的主要措施 |
| 2.4“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 |
| 3“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存在的规范化问题 |
| 3.1 公务接待没有完整规范的制度体系 |
| 3.2 对于公务接待的规范化监督存在问题 |
| 3.3 公务用车和用餐实施货币化的过程中存在问题 |
| 3.4 公务接待活动在内部流程中依然存在违规行为 |
| 3.5 公务接待活动在社会化中存在的问题 |
| 4“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存在规范化问题的原因 |
| 4.1 接待制度规范化欠缺的原因：相关规章制度的缺位 |
| 4.2 接待监督规范化欠缺的原因：现行监督机制存在不足 |
| 4.3 公务接待货币化欠缺的原因：标准和范围难以界定 |
| 4.4 机关内部建设规范化欠缺的原因：对公务接待缺乏价值引导 |
| 4.5 公务接待社会化规范欠缺的原因：服务质量难保证 |
| 5 新环境下进一步完善公务接待规范化的对策思考 |
| 5.1 加强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公务接待的法律规章制度 |
| 5.2 落实监督规范：完善公务接待的监督机制 |
| 5.3 实施货币化规范：推进公务接待货币化制度 |
| 5.4 增强内部流程规范：完善机关公务接待流程与队伍建设 |
| 5.5 推进社会化规范：优先实施公务接待市场化运作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附录 3 |
| 致谢 |
（6）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公务用车改革问题相关概念解析 |
| 第一节 公务用车概念解析 |
| 第二节 公务用车改革的理论依据 |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 二、公共权力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历程 |
| 第四节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基本模式 |
| 一、货币化公务用车改革模式 |
| 二、半货币化公务用车改革模式 |
| 三、管理规范化公务用车改革模式 |
| 第二章 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及补贴标准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现状 |
| 第二节 公务用车货币化补贴标准的影响因素 |
| 一、机构外部影响因素 |
| 二、机构内部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面临的难题 |
| 第一节 传统“官本位”思想下的特权意识 |
| 第二节 不同行政级别公务员之间补贴标准的公平性有待协调 |
| 第三节 货币化改革未必适用于边远或者较低层级地区 |
| 第四节 市场化和规范化管理模式如何在货币化改革中有效运用 |
| 第四章 进一步推进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改变传统公务用车观念 |
| 第二节 权衡车改补贴差异,提高公平性 |
| 第三节 结合实际注重边远和低层级地区车改进程 |
| 第四节 融合发展不同车改模式,加强政府信息化建设 |
| 第五节 平衡不同利益集团,强化监督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地方政府公务用车改革研究 ——以鹿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公务用车概念与相关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公务用车的相关概念 |
| 一、公务用车概念 |
| 二、公务用车制度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公务用车的相关理论分析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车改模式概述 |
| 第一节 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 |
| 一、杭州市公车改革 |
| 二、货币化车改模式的优缺点 |
| 第二节 市场化公车改革模式 |
| 一、昆明市公车改革 |
| 二、市场化车改模式的优缺点 |
| 第三节 集中化管理公车改革模式 |
| 一、泰安市公车改革 |
| 二、集中化管理车改模式的优缺点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车改的模式选择 |
| 一、公车改革的方向 |
| 二、货币化车改模式的难点 |
| 第三章 鹿城区车改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改革方案 |
| 一、车改范围 |
| 二、车改政策 |
| 第二节 成效和问题 |
| 一、取得的成效 |
| 二、存在的问题 |
| 三、问题产生的根源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公务用车管理的国外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公车管理经验 |
| 一、法国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 |
| 二、美国制定严格的公车管理制度 |
| 三、德国严格控制公车数量和范围 |
| 四、日本向社会购买租车服务 |
| 第二节 对我国公车改革的启示 |
| 一、制定公车使用管理的法律法规 |
| 二、完善公车使用管理机制 |
| 三、健全公车使用监管机制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公车改革的建议 |
| 第一节 公车改革原则 |
| 一、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
| 二、坚持循序渐进原则 |
| 第二节 公车改革具体措施 |
| 一、提高车改认同度 |
| 二、合理确定改革范围 |
| 三、科学制定车贴标准 |
| 四、妥善安置驾驶员 |
| 五、引入市场化机制 |
| 第三节 完善配套机制建设 |
| 一、注重法制建设 |
| 二、加强财政体制改革 |
| 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
| 四、加强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公务员职务消费综述 |
| 2.1 公务员职务消费的含义 |
| 2.2 公务员职务消费的特征 |
| 2.3 公务员职务消费的有关理论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职务消费不规范 |
| 3.2 职务消费管理有漏洞 |
| 3.3 职务消费成分分担社会化 |
| 第四章 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1 行政伦理失范 |
| 4.2 相关制度的不完善 |
| 4.3 监督机制不健全 |
| 第五章 规范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的对策 |
| 5.1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育廉洁的职务消费观 |
| 5.2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 |
| 5.3 健全法律制度，促进依法监督 |
| 5.4 构建职务消费监督机制，强化监督实效 |
| 5.5 加大职务消费信息透明度，堵住职务消费漏洞 |
| 第六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国内外公务用车制度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公务用车制度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公务用车制度的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可能的创新 |
| 1.4.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内外公务用车制度及其改革概况 |
| 2.1 我国公务用车制度的基本情况 |
| 2.1.1 我国目前公务用车制度存在问题 |
| 2.1.2 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
| 2.2 国内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概况 |
| 2.3 国外公务用车制度概况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基本情况 |
| 3.1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概况 |
| 3.1.1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举措 |
| 3.1.2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历程 |
| 3.2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成效 |
| 3.2.1 公车消费明显较少 |
| 3.2.2 公车私用现象得以抑制 |
| 3.2.3 公职人员观念转变 |
| 3.3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
| 3.4 造成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困局的成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公务用车制度的借鉴 |
| 4.1 国外公务用车制度的借鉴 |
| 4.2 国内公务用车改革制度的借鉴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
| 5.1 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5.2 解决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难点问题的对策建议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10）江西公务用车改革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以X单位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理论 |
| 2.1 公务用车的概念与分类 |
| 2.1.1 何谓公务用车? |
| 2.1.2 我国公务用车的分类 |
| 2.2 我国公务用车制度变迁 |
| 2.2.1 权限下放阶段(1982-1992) |
| 2.2.2 规范管理阶段(1993-2009) |
| 2.2.3 专项治理阶段(2010-2012) |
| 2.2.4 制度改革阶段(2013-今) |
| 2.3 公务用车的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权力理论 |
| 2.3.2 寻租理论 |
| 2.3.3 交易费用理论 |
| 第3章 江西省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基于X单位的分析 |
| 3.1 江西省X单位公务用车改革的现状 |
| 3.1.1 X单位概况 |
| 3.1.2 X单位公务用车情况 |
| 3.1.3 X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历程 |
| 3.1.4 X单位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做法 |
| 3.2 江西省X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
| 3.2.1 X单位公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2 X单位公车改革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4章 国内外公务用车管理的成功经验及借鉴 |
| 4.1 美国公务用车管理做法与启示 |
| 4.1.1 买车:预算很“抠门” |
| 4.1.2 用车:“严打”公车私用 |
| 4.1.3 管理:信息透明,细致入微 |
| 4.1.4 美国公务用车管理的启示 |
| 4.2 惠州市的公务车改革 |
| 4.2.1 惠州市的公务车改革历程 |
| 4.2.2 惠州市的公务车改革主要做法 |
| 4.2.3 惠州市的公务车改革效果 |
| 4.2.4 惠州市公务用车改革的启示 |
| 第5章 完善江西省公务用车制度的若干建议——对X单位公车改革效果巩固策略的反思 |
| 5.1 建设刚性的公务用车改革制度 |
| 5.1.1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 |
| 5.1.2 制定合理的货币化方案 |
| 5.1.3 严密监督规范改革运行 |
| 5.2 完善公务用车改革的配套制度 |
| 5.2.1 使公务用车改革法制化 |
| 5.2.2 完善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 |
| 5.2.3 进行公务员工资体制改革 |
| 5.2.4 鼓励和支持发展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行业发展 |
| 5.2.5 加快实现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本文的创新点 |
| 6.3 本文研究限度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关于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棚户区改造方式对于房价与居民消费的作用[D]. 方诚. 山东大学, 2021(11)
- [2]武汉市货币化公车改革及其完善研究[D]. 黄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3]南宁市公车改革货币化政策实施效果研究[D]. 秦珺. 广西大学, 2019(01)
- [4]马克思的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谭春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5]“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公务接待规范化存在问题的研究[D]. 黄敏. 暨南大学, 2017(02)
- [6]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研究[D]. 彭蕴茹.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7]地方政府公务用车改革研究 ——以鹿城区为例[D]. 葛欢欢. 华东政法大学, 2016(11)
- [8]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问题研究[D]. 王杨. 长春工业大学, 2016(11)
- [9]惠东县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研究[D]. 柯健娣. 华南理工大学, 2015(04)
- [10]江西公务用车改革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以X单位为例[D]. 高伟斌. 南昌大学, 2015(01)
标签：公务用车论文; 棚户区论文;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